上海七情六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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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日，他们的存在一定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
　　真的是凄凉的报道，但它不会发表在1984年，1984年，李虹们充满了欲望，充满了欲望满足之后的成功感觉。
　　
费翔的蓝眼中没有崔健们的愤怒（1）
1985年至1989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四年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取上海时尚、消费、欲望的历史这样一个视角，这四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985年。这个年份距离“麦克·哈里斯”到达上海已有7、8年之久；这个年份距离穿着让中国大吃一惊的喇叭裤而在“红色中国”掀起一阵猛烈旋风的科恩来到上海更有15年之遥；这个年份，在最宽泛的时尚层面上，这样几件东西值得人们深刻记取，它们便是：足球与春节晚会。
　　到了1989年，时尚之物已如雨后春笋般地蔚然成风，其中最重要之一的可用“摇滚”一词加以说明，当然，崔健亦成为那个年份的时尚代名词，虽说这个傲慢的北京人对这样的评价将彻底地嗤之以鼻。
　　足球来到上海并对上海人民有所触动的正确时间可以上溯四年。那时，上海的青春男女在家中12寸黑白电视机前完成了足球的最初洗礼。是马拉多纳，是他在高速电视镜头前魔鬼般的随心所欲的带球动作，让人们感到时间竟然能以这样抒情的速度缓慢行进，而他左右晃动仿佛克服了地心引力的身子竟然做到了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方能做的事情。
　　依然要感谢电视机这个“伟大怪物”，在1986年，当它在上海度过最初的成长期后，上海市民纷纷将他们的“9寸黑白”换成了“12寸黑白”甚至“14寸黑白”，上海市民再也不用如同当年那样，一早聚集在狭窄的里弄中苦苦等待，他们舒坦地放松在自己也许依然狭小的亭子间、后厢房、三层阁楼，在夜晚七点或八点的时候，开始目睹足球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体育运动。他们中也许鲜有人具备这种超前智慧，可以预见足球将成为未来上海的时尚，能够想像到这个情景：为了这个在南宋王朝让一个小人得以千古留名的玩艺儿，上海一部分市民竟然会分裂成两大阵营，他们中最激烈的男女甚至不惜与对方球迷作一次“欧根·涅金式”的决斗。
　　1986年上海没有足球帮派，1986年上海也没有“德比”这个词语，1986年上海更不会想像到后来乱轰轰的“中超”更其乱轰轰的“罢踢”等等球场黑幕，在电视机前，上海男女非常单纯地为十七届世界足球杯的精彩屏住呼吸：巴西值得他们叹息。由贝利代表的巴西足球曾在纸质媒体上让他们审美窒息，现在，苏格拉底率领的巴西队在屏幕上让他们审美休克。然而，就是这样一支不可思议的巴西队，却不幸地倒在法国堡垒之下；法国值得他们悲哀。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视象层面上一睹“铁三角”的英姿，也是第一次目击伟大如巴西足球队也照样被法国所击倒。遗憾的是，由普拉蒂尼、吉雷瑟、蒂加纳组成的仿佛不可阻挡的战车，却被另外一个更加强大的“敌手”所毁灭；阿根廷值得他们欢呼。尽管，马拉多纳那只肮脏的“上帝之手”让他们有点不以为然，不过，有一点倒是肯定的，对英国人“超技巧”的打击，不仅让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有了一个完美的平衡，也让在十九世纪两次中英之战时候中华民族被侮辱的情感通过阿根廷的“上帝之手”得到一次快意的释放。
　　通过电视上的不同影像，上海在1986年受到了一次真正的足球培训，这次培训所获得的种子将在未来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上海不同阶层的男女，注定在未来的时候扑向足球这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时尚，
　　依然借助于电视机，春节晚会这个特殊的空间以及在这个空间中诞生的艺术样式，在1986年对上海人民产生了压倒性的影响，从而构成一个文化事件并成为一种城市时尚。
　　开始的时候还要更早。
　　1984年，身材着实有些问题的张明敏，一身白衣白裤地登上了春节晚会的舞台，那时的他，通过电视传播，以一首并不怎么样的《我的中国心》而一夜红透中国，当然也包括上海。张明敏不同于张行，《我的中国心》也不同于《阿里巴巴》，但张明敏和他的歌曲由于对应了“解冻”的时代氛围，对应了《霍元甲》电视剧播放后在民间社会激发的那股大中国情绪，理所当然地由当年中国蓝领阶级的一员一跃而为1984年最红的歌星。
　　上海象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从1984年开始关注起春节晚会，关注起张明敏等人带来的那股无与伦比的清新。到了1986年，这种关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顺便说一下，1987年的春节晚会由于出现了气质非凡的费翔和他的《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把》同样广受关注。这个1米93的中美混血儿，他的蔚兰色眼睛迷倒了多少上海女子，“狩猎者”曾不止一次通过自己的耳朵和朋友们的转述惊讶得知，那些平日温文尔雅的上海女子，此刻突然变得如癫如狂，她们疯狂地想像着能为这个蓝眼睛中国人宽衣解带，对费翔，她们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肉体成为一座位“不设防的罗马城市”。
　　1989年，又一个歌手来到我们的身边，但他并不借助电视机，他甚至拒绝电视机，拒绝春节晚会这个俗烂的大众空间。他就是崔健，一个真正影响了未来中国青年精神世界的歌手，一个如同美国鲍勃·迪伦那样的歌手。
　　这个年度，这个其貌不扬的青年登上了远离上海一千三百公里的北京展览馆的舞台，和他的伙伴开始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冲着这个世界愤怒地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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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翔的蓝眼中没有崔健们的愤怒（2）
我曾经对你问个不休，你这就跟我走，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今天，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不蒂是反城市有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支尖利的号角，对日益泛滥开来的浮华、美艳、奢侈、香软、绮丽、自鸣得意的城市生活，崔健以荒芜的北方大地、北方河流、北方天空的名义给了一个干脆的“呸”，就象20年以前那些人类文化的“强硬叛徒”通过电视摄像机镜头，用中指向他们恶心的美国作了一个同样恶心的手势。
　　1989年，中国的左翼激进主义者赞赏着崔健，赞赏着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们在他的摇滚歌曲中感受到了一种激荡，理解了深藏其中的那份炽热情感，明了在时代的冰山底下有一股真正的熔岩在奔腾。
　　因此，无论崔健意味的是破坏性还是建设性，他都是这个时代的旗手。也因此，尽管由崔健所代表的中国摇滚从来不是地上时尚，但它发出的激越呼喊，经由北方而震荡了南方、震荡了上海。当上海部分女性正对蓝眼睛费翔作着她们无需伟大的弗洛伊德解析的“白日梦”，上海的部分男性则沉迷于摇滚乐的煽情性、鼓动性和歇斯蒂里之中。摇滚乐成了上海青年的帮派边界，在极端的上海摇滚青年眼里，一切不能摇滚的人们不是一些生命力尽丧的家伙，就是对人类音乐的理解有着致命的缺陷。他们要求所有热爱音乐的人在摇滚面前作出选择：是做一个风花雪月、但勃起却十分艰难的伪男人，还是做一个能够在音乐中寻找自己追求的真理，并对一切腐朽文化作出反抗的理想主义者？
　　有意思的是，这些极端的上海摇滚青年，不久以后，也在他们热爱的音乐里面兑上了水份，他们很快就与世俗的人们拉近了距离，进而变得完全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将摇滚当成了一种时尚，一种可以任意玩赏的城市时尚。
　　
“性”登堂入室，还有三毛、邱岳峰的浪漫
1985年至1989年，文化继续以它的力量对上海青年施加着影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本土文化的份量在不断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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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上海的青春男女通过《芙蓉镇》影片，目睹了姜文与刘晓庆那次长达4分23秒的接吻，当然，上海的青春男女不再为这个接吻而失魂落魄而心猿意马，早在60年代末，他们曾在阿尔巴尼亚影片《沧桑》和《广阔地平线》前表现得毫无风度，他们也曾在《列宁在1918》的那条俄罗斯美腿面前一如一条丧家之犬。
　　1987年，上海的青春男女在电影《老井》中看见了张艺谋先生钻进寡妇被子这个镜头，这回，他们多少有点兴奋，是性兴奋；到了1987年，《疯狂的代价》在上海上映，上海的青春男女在中国影片首次出现的强奸镜头面前是否热血贲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当中国政治进一步清明，当意识形态那块天鹅绒般沉重的幕布进一步掀开，逻辑地，对性和泛性的描写因此就进入了各种影视剧，不过，与其说它们在挑逗什么，还不如说它们在公开什么。对上海这座开埠于1843年的城市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她的热情持久地保持，热情之后常常是见多不怪的无动于衷，1989年油画人体大展在上海丧失了全部的轰动效果，就是这座城市高雅的冷漠的必然结果，相比一千三百公里之外北京人在油画人体大展上所生发的“肾上腺暴动”，上海的冷静就更加耐人寻味。
　　这个时段，琼瑶出尽了风头，仅1986年，至少２０个以上的出版社同时出版了这位台湾女作家的言情小说，而后根据她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在各地录像厅里几乎场场爆棚。这时，在低级的商品化社会中乐此不疲的人们已经抛弃了以卢新华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和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文学”，但他们的泪腺还在工作，现在为一个叫琼瑶的女人工作。他们心驰神荡于这个女人提供的所谓的浪漫故事中，泪水长流地想像自己就是秦汉那样的白马王子或林青霞那样的小家碧玉。
　　与琼瑶在同一时段招摇过市的女子叫作三毛。
　　这是另外一种浪漫，她提供的不是城市男女渴望的光鲜情感（在这种光鲜情感背后，其实是普通的城市男女对软香温玉生活的不死的追求）。三毛将她的爱情放在远离城市的所在，放在严酷地考验人类生存的不毛之地。谁也没有对三毛设置的场景和细节提出疑问，这就如同很少有人对琼瑶的故事和影视剧给予“伪浪漫”的置疑。在1986年到1989年，两个女人和她们各自炮制的文化成了最动情的时尚，人们吮吸着她们硕大乳房中流淌的时尚之水，人们在这样的吮吸中因此而眩晕。
　　在另外一个层面，有一个人，不仅成为上海的时尚，而且，对部分上海的青春男女起着深刻的影响。在这个人离开城市二十多年之后，曾受他影响的人之一，上海东方电台节目主持人晓林每每在饭桌上，都会以一段对他唯妙唯肖的模仿而将时光再次拨回：
　　好吧，拿去吧，真不愧是巴黎的女儿。你看，爱尔小姐，你们女人总是这样的估价我。去吧，去那里过瘾吧。你在观察我，爱尔小姐，我漂亮吗？
　　邱岳峰，一个以他的才华而让上海怦然心动的男人，他和他的伙伴对上海的影响不仅具有文化的意义，还有着时尚的要素。
　　可以这么说，假如没有邱岳峰，那么，英国电影《简爱》就不会有如此魅力，而那个傲慢、高贵的罗切斯特先生也不会如此地引人入胜；同理，假如没有童自荣，那么法国电影《佐罗》就不会如此地吸引我们，而戴着面罩的大侠也就不会具备如此的神秘性。
　　在上海许多地方，上海的青春男女压低着嗓音或摆出各种口型，努力地模仿着邱岳峰、童自荣、杨成纯、毕克、乔榛、刘广宁、李梓、丁建华，他们希望拥有或华丽或浑厚或明澈或飘逸的声音，尽管，他们中最傲慢的人也不敢期望自己能够拥有邱岳峰的声音，对他们来说，邱是这样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注定没有人可以攀登。他们最大的乐趣是学着伟大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嗓音强有力地说道：
　　回去告诉派你来的人，不是后台也是可以的。苏维埃政权要存在，我们存在一天，就要向你们要粮，你们不给，我们就强迫你们给，你们要想反抗，我们就消灭你们。这就是我给你的真理，也是真正的工人和农民的真理。
　　他们还有的乐趣便是学着那个德国国防军军官的嗓音飘逸地说道：
　　我们的装甲部队从撒洛尼克出发，经过斯克布里、乌日策、维谢克拉特，到达萨拉勒窝。“劳弗尔行动”计划的目的，就是把从萨拉勒窝的燃料运往维谢克拉特。
　　党卫军上校冯·迪特里斯已经到达萨拉勒窝。
　　或者：
　　彼索夫，愿上帝保佑追击者，或保佑被追击者　。
　　保佑被追击者？我不明白。
　　不过，他们在模仿德国国防军军官声音的时候，忘却了一个基本事实：他们理应站在深受纳粹迫害的南部斯拉夫人一边，而党卫军上校其实应该是他们信仰和理想的敌人。这就是时尚的力量，它消解了意识形态分歧，消解了正义与罪恶的界线，在1986年到1989年这个时段，以伟大的邱岳峰为代表的上海译制天才们，带给上海一种特别的声音，它不是音乐，但有着音乐的特质，它不是轰鸣，但比轰鸣更动人心弦。这种如同音乐一般的声音表达着从英俊的党卫军军官到忧伤的英国北部山地女孩的情感和情绪，还表达着语调的流畅、抑扬顿挫，语言的机智、幽默以及内在的逻辑力量。
　　
G30收录机中的肉体如此香艳（1）
上海某老石库门群落，1987年夏季的晚上。
　　上海最寻常的一个家庭，家庭男主人是某中学的数学教师，他的太太则工作在区防疫站。
　　他们已经结婚多年，他们的孩子已经是某重点小学的三年级学生。他们的家庭结构十分稳定，在逐渐风行起来的“婚外情”大潮中他们两人既没有“婚外情”显然也没有“第四种情感”，因此，他们之间的稳定结构显然还将天长地久地保持下去。
　　问题在于将近十年的婚期加上将近十年的作爱另他们双方都有点意兴寡然，都有点激情丧失。他们已经有一阵子放弃作爱了，那些快乐无比的床地之欢似乎变成了往日回忆，甚至，肌肤相亲也成了多余。
　　男主人决定改变这种状况，而他的朋友们的建议让他毅然决然地用3500元购买了一台G30东芝录相机，
　　这个夜晚，他从朋友处偷偷摸摸地借来一盘“黄带”，邀请太太一同观看。
　　在1987年，他的这个动作是对既成秩序和既定的社会公德的一种挑战。因此，观看之前，他们将门窗紧闭，那怕没有空调的屋子闷热得如同一个蒸笼。
　　那是一次非常的体会和非常的经验，在反复拷贝因而相当模糊的图像上，他们认识了另外一个女人，另外一个一丝不挂的身体。那窈窕的体态，那细腻、光滑如玉的肌肤，那对鼓突而浑圆的乳房，都让他们灵魂出窍。男主人甚至来不及询问女主人的感受，激动已经让他无法自持，只在刹那之间，他与太太便纠缠成了一团。
　　在香港三级片明星的鼓励下，他们暂时地又回到了最初相爱的日子里，尽管，是身体而不是心灵的孤独回去。男主人在16年之后这样对“狩猎者”说道：“毕竟，我们再次回去了。”


　　上述情景可以作为1987年的录相机时尚狂潮的一个最猛烈的说明。这次时尚狂潮来势之凶猛可以媲美三洋单喇叭收录机（俗称“独眼龙”）和黑白电视机对上海的冲击，亦可以媲美今天以索尼爱立信906为代表的彩信、摄像、无线上网手机对城市的青春男女的扫荡。
　　那时，上海凡稍有底子的家庭，都被卷入了这拨时尚大潮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八十年代中后期，G30录像机的价位着实有些恐怖，除了已经走完“万元户”征途或正走在“万元户”征途大半的人们，更多的男女把玩这个时尚是需要绝对的勇气。然而，“狩猎者”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不少上海家庭的战略储备与购买东芝G30完全不成匹配，但人们依然毅然决然地投入这次时尚大潮，那是因为他们需要主流媒体之外的信息，尤其是性的信息。在社会秩序之外的隐秘层面，在社会公德把握不住的地下角落，人们瞪大双眼，贪婪地捕捉着录像带上的放纵图像随后获得那份极度的性快感。
　　在阳光下的城市空间中，1987年6月8日，上海男人获得了他们自己的香水：伯龙。
　　可以把它看成是时代发出的一个信号。只是信号，不是时尚。恶俗的上海小市民习气加上传统粗糙文化的双重压迫，使得上海男人完全体会不到香水对塑造一个高雅男人是多么的重要。即使今天，穿着睡衣裤上街的小市民依然体会不到涂抹乔奇·阿玛尼香水的男人的某种格调；而那些深受传统粗鄙文化毒害，或者说深受北方粗笨文化毒害的男人们，依然将“鲍斯”或“巴伯莱”香水看成男人的精神毒品。
　　在上海男人有了自己的香水之后，9月30日，上海服装首次出现男装女式化。
　　它依然不是时尚，而只是社会生活的一点另类萌动。首先，所谓的“男装女式化”指的并不是后来生活中提供的中性服装，如同今天那个让我有点恶心的男性理发师所穿的裙子那样的中性服装。它只是颜色有点偏向女性而已，昔日为女性专有的粉红、大红等等色彩而今也出现在上海男性的身上。世界因此变得缤纷，上海因此变得多样。
　　只有一样东西可以配得上时尚这词，那就是在这个年份潮水一般淹没整个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牛仔裤。
　　牛仔裤最初的命运并不美妙。从八十年代初期起，经由港澳同胞、西方游客的身体力行，它来到上海，但身份一直有些可疑，有点类似麦克·哈里斯的墨镜、邓丽君小姐的《何日君再来》以及充分暴露出女人美腿的超短裙。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个重大的变化来临，中国高层也穿起了牛仔裤，这样，那些始终寻找着意识形态敌手的左派布尔什维克们才如梦初醒才就此罢休，原来牛仔裤里并没有埋伏着西方敌手试图颠覆红色中国的阴谋诡计，它其实是西方蓝领的标准着装，其实是老卡尔梦寐以求的世界大同的一个标志。
　　于是，上海被牛仔裤彻底淹没。在上海的华亭路、柳林路、九江路等等出售反叛、前卫、非主流服装的街道上，我们看见成千上万条牛仔裤生气勃勃地垂挂着，质地从石磨兰到水洗布，应有尽有。众多上海的青春男女来到这里，他们将不同的牛仔裤带回家中，他们在这条紧紧包裹着自己臀部的裤子中体会着时尚变化的种种细节，体会着城市生活变化的种种微妙。
　　也有很多的上海人前往广东、福建一带，寻找他们愿望的牛仔裤，所谓的愿望，也就是价位更便宜一点、风格更纯正一点。这时，品牌意识还比较模糊的人们对牛仔裤的品牌渴求暂时地停留在“苹果牌”上面。“李维斯”品牌还放在某个渴望征服中国市场的西方商人的口袋里；而后来让时髦男女心向神往的“开尔文·克莱尔”品牌上海男女此刻对其还一无所知。
　　
G30收录机中的肉体如此香艳（2）
配合疯狂牛仔的是同样疯狂的皮夹克。
　　1989年，当伟大的摇滚歌手崔健在北方干旱而贫瘠的土地上，卷起他的裤脚管吼叫着“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上海人民中的一部分，正用自然保护主义者深恶痛绝的皮质包裹着他们娇嫩的身子。
　　与牛仔裤稍有不同，皮夹克的价位远远不是普通男女可以承受的。寻常一件皮夹克的要价是500元，名贵一点则在四位数以上，这个价格是当时人们月工资的一倍或数倍，由此，这拨时尚狂潮淹没的只是这座城市的一个部分。尽管这样，极度高烧的时尚分子，他们依然富于勇气地穿着“金羊”、“金照”、“雪豹”等等品牌的皮夹克努力姿态优雅地走进上海刚刚展开的空间：HOTEL。这些人们将是立刻将要到来的高消费社会的拥护者，在1989年末，他们也将在上海的时尚空间庆祝一个与他们完全无关的节日：圣诞节。
　　而这些都是那个年份最大的时尚。
　　
神秘的HOTEL、快乐的圣诞大餐（1）
由于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其它种种原因，上海主流媒体在1988年还只能羞羞答答的报道：上海在1988年12月24日这天，开始正式过起圣诞节。
　　圣诞节的狂热就这样开始了，这份狂热一直持续了整整十年。推动这股时尚的力量多种多样，其中之一便是一个特殊的空间：HOTEL。
　　1984年，某种意义上，它是上海新旧城市生活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城市诞生了1949年之后的第一个HOTEL，它就是高度首次突破国际饭店的上海宾馆，它带来的东西其中之一便是上海最早的迪斯科舞厅：“观云阁”。随后，具有国际意义的华亭宾馆诞生在1987年，在它的二楼，有着中国最写实的摄影家对中国土地、人民和文化的不堪入目但真实无比的写照。同年12月11日，一幢银灰色大楼，拔地而起于上海最好的地段华山路与延安西路之间，它就是希尔顿，它给上海带来了超豪华的格调、一杯咖啡50FEC的高消费、以及当年的男装世界第一品牌“杰尼亚”。它同时带来了上海第一代的似乎永远处于幽暗、暧昧状态的酒吧，它们云集于希尔顿四周，分别是“樱”、“红”、“山羊”、“杰姆斯”、“拿破仑”、“曼克顿”等等等等，在这些酒吧中，经常会产生出城市的离奇人物、离奇行为和离奇故事，在这里呆着的男女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希尔顿的标房。
　　HOTEL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全心的感官体验和全新的生活方式。上海的青春男女十分惊讶地看着上海宾馆自动开启的玻璃门，在这扇新奇大门背后所正在进行的一切华丽生活是他们闻所未闻的；他们十分贪婪地捕捉着华亭宾馆立面玻璃里面呈现的莲花般的流水状，那种水晶宫般璀灿的世界是他们平庸的生活难以企及的；还有气度非凡的静安希尔顿，暴露在幕墙外的、自由升降的电梯，它不仅显示着有产者所要求的格调还让无产者产生了望而生畏的感觉。
　　由于接待四方宾客的需要，由于HOTEL自我认同的功能，这里成了上海对圣诞节最为敏感的地方，也成了上海人最渴望在这里度过圣诞节的地方。
　　上海旅游报记者单苏在当年采访HOTEL时如此惊叹道：这里就是真正的城市伊甸园啊。
　　1988年与1989年的圣诞时刻，寻常的蓝领青年只能用疯狂地互送圣诞卡作为加入时尚之潮的一种象征；等而上之的则在某个公共空间中拉上一串白炽灯泡或枝型闪灯，再在桌子上堆积一些红肠、方腿作为对这股时尚大潮的回应；只有那些在财富层面上已经率先在城市生活中登顶的男女，身着这个年份最时尚“金羊”、“金照”、“雪豹”或从“第一西比利亚”出品的皮夹克，脚蹬这个年份最时髦的“老人头”皮鞋或“地爱多娜”、“阿迪达斯”网球鞋，一一进入上海绝无仅有的几个HOTEL。他们在摆开圣诞大餐的餐桌前坐下，并不熟练地摆放着洁白的餐布、使用着刀叉，在小口小口呷着红酒的时候，将自己想像成正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港边遐想什么的有品味男女。
　　他们完全无知圣诞节对西方文化的重大意义，不能体会即使这个节日现在已经变得如此世俗之后依然存在着的那份永恒的价值。作为上海第一时间进入HOTEL的男女，他们中的大部分社会地位极其可疑，他们的修养和认知水平也只能达到将圣诞节当作又一次“大快朵颐”的机会。
　　在1989年年末的圣诞烛光中还闪烁着一个重要的时尚现象，这是任何一部城市欲望、消费和时尚编年史都不能遗漏的一个章节，它就是卡拉OK。
　　不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是无法充分理解、想像这个来自岛国日本的电声玩艺儿曾经掀起的滔天巨浪，在上海，有个城市空间详尽地注解了这个时尚现象。
　　长乐路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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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院子，有着2000平方的阔大空间，种着许多不同种类的蔬菜。小楼前面，有着一个雅致的庭院，在1989年的那些夏季的夜晚，庭院中置放着多顶遮阳伞，遮阳伞下是一张张白色的桌子、椅子，头上星光迷离，假如你刚好坐在这里，要上一杯“琴汤尼克”，打量着这个比星光更为迷离的社会是十分逍遥快意的。
　　你当然会看见一个男人，一个有些驼背的男人。你可以把他称为G。G是长乐路60号的常客。谁也不知道他的正式职业是什么，但他不那么正式的职业则可以称为上海歌舞厅中的穴头。他帮助未成名的女歌手尽快红火，帮助已红火的女歌星尽快找到她们的如意郎君。曾经有个来自加拿大的男子，想在上海找一个中意的女人，G为此而大显身手，让这个加拿大男子在“电影文艺沙龙”听歌中力捧一个未成名的女歌手，一个晚上送了100枝鲜花，每枝花的价值为10元至38元不等。
　　G通常在夜晚十二点左右的时候来到长乐路60号，他的身边通常总是围拢着一帮艳丽的女子，这都是一些未成名的歌手，来自“沧海”、“新都“、“友谊酒家”和“电影文艺沙龙”等等当年上海滩的几个歌舞厅。G很少在庭院的白色椅子上落座，他总是直接进入庭院左手的房子。
　　那里，没有后来的LD、也没有后来的蕾射，只有录像带通过东芝录相机放出着画面，但原始的卡拉OK已经出现在了上海。
　　人们耐心地等待着，他们中包括着“皮条G”与“狩猎者”王唯铭这样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城市男子。等待是平等的，一个夜晚，你只能轮上三次、至多四次。在摇曳的烛光中，在妖冶女子的眼神中，在暴富的男女和港澳来客的手势中，你等待着齐秦以今天不可想象的激情而“狂流”而“大约在冬季”；等待着姜育恒用今天最为缺乏的真情而“驿动的心”而“跟往事干杯”；等待着钟镇涛温情脉脉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以及等待着王杰十分凄美地“安妮”和“一场游戏一场梦”。
　　
神秘的HOTEL、快乐的圣诞大餐（2）
那时，贫穷的“狩猎者”和他相对富裕的大哥曹忠铨，为了他们在这个晚上各自的三个歌曲，常常从夜晚九点进入这里，随后在第二天五点左右时分，在城市黎明的曙光中，带着一身懊热气息回到家中。
　　长乐路60号的这个地方叫作“桃园酒家”，它是其时上海仅有的三个卡拉OK之一（上海第一家卡拉OK叫“黄楼”），在这里，它培养了上海第一代卡拉OK的发烧友，培养者为林文如小姐。
　　在1989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你可以放弃写作（因为你本无写作的天份），你可以拒绝“阿迪达斯”（因为你本无那么多人民币），但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