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回七九当农民-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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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女队回来了，杜仨儿气喘吁吁过来通报消息：“女队大捷！第一名是北京朝阳中学的杨秀风，第二名是大兴县的桂淑铃，第三名是石景山的董玉梅，一个女鬼子也没进前十名。哥们，就瞧你们的了。咱大老爷们可不能输给娘们，咱可是站着撒尿的。”他的一番话，把旁边的几个男队员激得嗷嗷叫起来。还别说，杜仨儿的话听起来挺糙的，可用来激将还很管用，你瞧那几个哥们，现在要是有把大刀，也能向那些鬼子头上砍去。
　　十点半，比赛大会主持人通过大喇叭通知：“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男子一万三千米比赛准备开始，运动员到起跑线上作好准备。”
　　参加比赛的男运动员有近两千人，都挤成一堆，站在起跑线后，我和小龙几个过去，把十二个日本队员围在中间，那个高个运动员看见我，朝我笑了笑。我没搭理他，心想：现在才来示好了，侵略中国的时候怎那么狠，虽说没你们的什么错，是你老子们干的，事情也过去多少年了，可连个战争赔偿也不给，就一个道歉那么简单，也太不要脸了吧！日本政府太远，咱够不着，就冲你撒气吧，谁让你是他***的子民。我对小龙他们几个竖了竖大拇指，他们会意地点了点头。
　　“乒”发令员一声枪响，近两千名运动员一窝蜂地涌出去。我们几个夹着小日本的运动员，让他们起步就慢了一拍。天安门广场观看比赛的群众也有上万人，都在为运动员们加油、呐喊、助威。
　　跑出两千米以后，一窝蜂的队伍就变成了一条线，那些日本人开始加速向队伍的前头跑去，小龙一马当先抢在了领头鬼子的前面，我们几个仍不紧不慢跟在他们的后面。高保平、杜仨儿他们十几个人骑车一路护行，隔着沿路围观的群众不住提醒着：“哥们、悠着点，路还远呢，有一个人前面压着就行。”
　　到了八千米的时候，一条线的队伍就变成了前、中、后三个梯队，开始断线。小龙因为前面体力消耗过大，已到了第二梯队。那四个大使馆的日本鬼子已不见人影，估计甩到后面了。我和小龙介绍的四个队员，还有那八个鬼子仍留在第一梯队的三十多个人里。现在由我压在领头鬼子的前面。近一年的绑沙袋负重锻练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起码路程过半速度也不次专业运动员多少，身上也不觉得有多少累，就是觉得口干的要命，头有点发紧，估计是到了我的运动极限了。我知道只要能咬紧牙再坚持一会，过了这个坎就好了，毕竟我平时跑步，也没有用这么快的速度跑这么长的路程。高保平和杜仨他们还紧跟着第一梯队，不停地给我们打气：“再坚持一会，鬼子也熬不住了。你看丫的腿都软了，快爬下喽。坚持就是胜利。”又有几个人干脆唱起了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开头只是几个人唱，后来路两边观看比赛的人群中不少人也跟着唱起来，整条路上充溢着一种肃穆的气氛。第一梯队的中国运动员们也精神一振，脸上的疲惫一扫而光，有点拖拉的步伐又变得矫健起来。
　　一万米的时候，第一梯队只剩十几个人，与第二梯队拉开了一百多米的距离。我和那个高个小鬼子还在里面，两人距离紧靠着。这时我的运动极限已过，脱了棉裤的两条腿很轻松地向前跑着。呀，不错，这绒裤就比那老棉裤好，既保暖又轻便，还是有钱好啊！再斜眼瞥一下小日本，这小子也挺强的，一万米下来脸上基本没变色。不行，得调动、调动他，耗一下他的体力，不能让他这么轻松。想到这儿，我猛的提速，向前面冲去。
　　这小鬼子和我相跟了一路，见我始终和他不即不离，也把我当成了劲敌。我突然提速，他以为距离不远了，我已经开始冲刺，连忙加速紧紧跟上。
　　一千多米后他才觉得不对，可已经有些晚了：突然的长距离冲刺，已消耗了他一多半的体力，只能面色苍白、步履蹒跚地慢跑起来，一家伙就和我拉下了几十米。看来这小鬼子也到了他的运动极限了。我心中暗喜，放慢了节奏，后面的几个中国运动员也陆续追了上来。小鬼子是彻底没戏了，歇菜去吧您！！
　　到了最后五百米的时候，小龙也慢慢赶了上来，这体院的学生就是不一样。他冲我喊了一声：“就剩四五百米了，该准备冲刺了。”
　　我提起精神、调匀呼吸，逐步加速向前冲去。反正没鬼子了，只要是中国人得第一谁得不是得，我也就显得不那么卖力了，但该跑还得快跑，这也是一种体育精神嘛！
　　最后一百米，我使尽全身力气跑着，脑海里什么意识也没有，只看见前面系着红布条的绳子。五十米、三十米、十米。。。。。。终于冲过了终点！！！
　　最后我以四十二分三十秒的成绩，夺得男子环城比赛一万三千米的冠军，小龙获第七名。小鬼子前十名内一个也没有！！
　　随后是发奖。一等奖是一至十名，每人奖状一张、绒衣裤一套。二等奖是十一至五十名，奖品是线衣裤一套。三等奖是五十一至一百名，奖品是短袖运动衣一件。
　　正文　44。日本人犯贱？？
　　比赛发奖完毕已快接近十二点，我把那套奖给我的绒衣裤塞给高保平：“这给你，让你也分享一下胜利的战果！”
　　“我又不缺衣服，还是你自己留者吧。”高保平坚决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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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是吴永成同志？”就在我们俩为一套衣服推来推去的时候，我的身后有人问话了。扭头一看，是一个挂着比赛工作人员标志的年轻人，后面跟着一位我刚认识的熟人——那个日本高个运动员。没等我俩开口，那个日本人径直走到我面前深深鞠了一躬，嘴里用日语叽里咕噜了一通，我只能大概听懂几句。旁边的工作人员翻译：“他说他叫佐腾健二，今年二十六岁，来自日本东京长跑队。他说你跑的太好了，希望和你做个朋友。”那个佐腾又给我来了个九十度的鞠躬，嘴里嘟囔了一句日本话。这句我懂，请多关照。
　　我用不太熟练的日语结结巴巴跟他说：“吴永成，北京外贸学院的，十八岁。至于做个朋友嘛，那就得看缘分了。”然后又用中文说了一遍。
　　哪个工作人员一听急了，连翻译也顾不上了：“你这同志怎么说话呢，日本友人大老远来表示友好，和你交个朋友，你却说要看缘分。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吭气。侵略的记忆是不能那么轻易抹去的！！日本人可以做到，国家为了大局也可以不计前嫌；我却不能。当然这些只能在心里想，没必要说出去，要不就拿你不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说点事，麻烦就不少。我可不想因为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自讨苦吃。
　　佐腾也大致明白了我的意思，又咕噜了一串日语。
　　翻译又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们：“佐腾先生说他明白你的意思，过去的战争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灾难，虽然是他父辈们干的，他也愿意再次向中国人民请罪。中国有句古话‘有缘千里来相会’，你们俩既然有缘相识，他相信你们会成为朋友的。他听见你的日语不太熟练，愿意在以后的通信中教你日语，你同意吗？”
　　我考虑了一下，这倒不错。要学好日语，有个日本人来教是最好的事，没必要在这上体现所谓的爱国情结和仇日情结。再说，以后想在经济上向日本鬼子讨还血债，有个内应也挺好的。这想法虽然卑鄙，但用在日本鬼子身上，一点也不过分。想到这儿，我朝佐腾点了点头。
　　佐腾高兴得伸出手和我握住一个劲地说：“吆西、吆西”。然后互通了联系地址。临走佐腾健二非要邀请我和他们几个运动员一起进餐，被我婉言谢绝。吃饭就免了，看见你们的那些生鱼片之类的没做熟的东西就反胃，那是给牲口吃的。
　　回家的路上，高保平不解地问：“那个鬼子干吗要和你一个劲套近乎，真发贱！你也是的，还给他留下地址。这不给自己找事吗？小心闹你个里通外国，还是个日本鬼子！！对了，还有哪个翻译，一个劲向那鬼子点头哈腰的，典型一个汉奸！！日本鬼子下次打进中国他准第一个叛变，那丫挺的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孙子！！”
　　回到高保平家，白阿姨已做好了饭正等我们呢。听我们说完比赛的情况，高保平又疑惑地问他爸爸：“比赛前我们就骂了他们一顿，跑步他们又输了。后面还屁颠屁颠地跑过来，楞要和吴永成交朋友，像狗皮膏药似的，甩都甩不开。您说他们是不是犯贱？”
　　“你这么看问题，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日本的历史。”高叔叔放下筷子对高保平说：“日本人的性格是挺矛盾的，是典型复杂的两极化特征，一方面极端的自尊排外，另一方面又特别崇拜强者。这与日本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日本自身在的地理条件有关。打个比方，就象一个贫穷了很长时间的爆发户一样。西方有个学者给日本人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称他是“作坊里的民族”————一方面肯定他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一面，一方面也说明了日本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民族。日本人的这种性格，从侵略我们中国那场战争前后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日本人可以在我们国家中杀人不眨眼，也惨无人道把婴儿挑到刺刀上玩；但是日本投降后，大部分日本人滞留在我们的东北（并不象我们电影中演的那样全切腹自杀），当时我们一下子无法安置如此之多的日本兵，便让他们去修马路、机场，日本兵积极肯干毫无怨言，在施工中不小心失火烧毁了老百姓的民房，日本兵竟集体绝食一顿，省下饭费赔偿，倒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觉得有点不忍心。把这些日本兵前后所做所为联系起来，让人都觉得十分不可思议。日本这个民族从根上说，就是中华民族的衍生品，他们从根本上说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没有自己的归属感，所以常常自欺欺人的称自己为大日本帝国，生怕别人小瞧他，这也正说明了他的自卑心理。国土那么小，资源没资源，历史没历史，他实在是没什么可吹的。日本人的这种心里特征决定了他们只服从强者，尊重强者，你不把他们打服、打趴下，他是不会和你站着说话的。”
　　“那今天永成给哪个日本人留下了地址，会不会以后有什么麻烦？”高保平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应该没什么问题，中日两国关系正趋于正常化，以后的来往只能会越来越多。还有刚才咱们说的那些话，也不要在外面说，特别是保平，管好你的那张嘴。”高叔叔警告我们。
　　正文　。45。回家
　　中午吃过饭，我告别了高保平一家。今天已是正月初三，该回鱼湾大队——我的家了。高叔叔、白阿姨也理解我急于归家和父母团聚的心情，没有多挽留，在我临出门时，给我准备了装满北京特色食品的一个大提包让我带回家，给我父母尝尝。我怎么拒绝也没管用。
　　第二天中午，火车到达我家所在的J省省城L市。下火车后给我的舍友郭勇打了个电话。自从我四姐出事那次我来L市后，还没去过郭勇的家。到他家后，我把白阿姨给我收拾的东西留下了一半（我身上只剩下二十多块钱，只好借花献佛了，这还是里面有白阿姨给那我十块的压岁钱），结果第二天回家时，郭勇他妈妈渠阿姨又给我塞进去满满一包省城的特产。哎，人缘好啊，走到哪都落一堆人情。
　　正月初五中午，我搭从省城过来的客车，在我们村头下了车。眼前的山村已不是昔日那破落的面貌，因为春节的来临，人们给她略作打扮，使她也显得充满了一种野性的妩媚，眉宇间带出了一丝喜气：年轻的小伙子从山上采来了松柏枝，搭起了几个彩楼；手巧的姑娘们用红纸剪出了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窗花，糊成了挂在大门上的各种花灯。家家户户大门上贴着的大红对联，驱散了一年来缠绕在村落间的穷气；地上撒着的一层鞭炮屑，意味着一年的霉运已被蹦去。来来往往串门的人脸上都是喜悦，老远就能听见他们欢快的大嗓门打招呼。看来这个年人们过的不错。有几个八、九岁的小孩穿着新衣服，正在村里活蹦乱跳，把鞭炮点燃瞎扔着玩，看见我大喊：“五儿叔回来了，北京上大学的五儿叔回来了。”腿快的两个掉头就朝我家跑去报信了。剩下的几个跑过来，接过我手中的大提包，两个人抬着走，插不上手的则在前面呐喊开道：“我五儿叔回来了”。我纳闷，啥时候我在村里变的这么牛了。
　　刚走到我家坡底，爹妈就从大门出来了，后面跟着俩小“卫兵”。一见我，妈就擦开了眼泪，爹手里拿着旱烟袋，高兴的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
　　一进门，我先打开提包，抓出两把糖打发走了几个小“卫兵”。由于村里呆的时间少，这几个小孩一个我也不认识。小孩们手里拿着来自北京的水果糖，欢天喜地跑出去到处炫耀去了。妈妈给我打了洗脸水，让我先擦把脸。在我洗脸的时候，不住地问：中午吃饭了没有、一路上没出什么事吧、假期学校都没人了在那住、在那吃饭等等等等问题，我洗脸不得空，只能嘴里偶而蹦出几个词。爹在一边听得不耐烦了，旱烟嘴在锅台上敲了几下：“你让五儿洗完脸再问也不迟吗？他还能飞了？没见过你这样的？！”妈笑着连连点头：“对、对、对，我高兴得都糊涂了。”
　　“妈，我四姐去哪了？”洗完脸我见四姐不在窑里。
　　“你四姐吃过早饭就出去了，估计到那三姐那去了。五儿你想吃什，么妈去给你做。”
　　“哪还用问嘛，‘接风饺子送行面’，就吃饺子。不是还有给他留的胡萝卜羊肉馅吗？！”爹点了一锅旱烟不紧不慢地回答。
　　妈在锅台旁一边和面，一边听我和爹拉呱北京城怎么过年，不时还在中间插几句。
　　门外突然出现了拉长嗓子唱秧歌的声音。我们那有一种风俗：过了正月初一讨吃的（乞丐）就出门了，大正月的，到谁家再穷也得打发点，不论东西好歹。这讨吃的有的是上了年纪没人赡养，家里确实是揭不开锅了。有的却是以前乞讨过，养成了习惯，已经成了一种职业了。有的是装出一副穷苦可怜的样子，博取人们同情，有的是能唱一口好秧歌来让人们娱乐换取食物。
　　“呀，李凡来了。今年咋来得怎么迟？”妈急忙把粘着面的手在面盆里搓了搓，去后窑拿打发的东西。
　　李凡，这也是我们这民间的大名人。在我前生只听说他秧歌唱的好，至于怎么好就不太清楚了。因为这方面不感兴趣，光知道人们对他的秧歌津津乐道。这会名人上门了，怎么也得看看。我从炕上急忙跳下来，趿拉着鞋就望外跑。
　　门外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衣服穿着破烂，一手拿个破碗，一手拄着木棍，肩上搭着条破布口袋。这就是李凡？！
　　他见窑里有人出来扯起嗓子唱开了：”新正上月头一回，亲戚们千万不要嫌（当地土音读hai），明里施舍暗里来，谁打发我谁发财。”唱完后脸上不见一点羞涩，坦然地看着我。
　　唱的就是好，我暗叹，我要你给、我吃饱你发财，用后世的话说这叫双赢，打发他的人也挺高兴的。
　　“你能用秧歌介绍一下你自己吗？”我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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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叫李凡我实不凡，范丹老祖把家业传，世上的帐帐我要不完，我不上门人不还。”稍息了片刻，李凡又开口了：“老人家是高门大户家传耕渎，到我手上改换门庭有官不做，手拿上打狗棍周游列国，虽然贫苦活得两天无拘无束。”（范丹是我国东汉时期的杰出学者，给官不做，而将家产全部施舍于饥民，自己却一贫如洗。）
　　“哪现在家里有什么人？你老婆呢？”我对李凡来了兴趣，继续问他。
　　“老婆丑得没人看，跌倒拾不得一分钱，院里好象猪羊圈，家里如同十和殿（土语，脏乱无比的地方）。”
　　“家里有孩子吗？几岁了？”我从家里拿出一合烟，给他递上一支关心地问他。
　　“好烟哪，还是大前门，真是一家好人家。”他点上烟，先美美地吸了一口，然后又开始唱：“最大的孩才十三，最小的还在炕上栓，我一人再怎动弹得欢，还是过不了口
　　正文　46。奇人李凡
　　妈妈从家里拿出两个白面馍，李凡喜笑颜开地接过来。这年头，白面在谁家都是稀罕东西，只有在过年大队才给每人发几斤。给讨吃的白面馍，说明是把他当上客待了。老妈和他说笑了几句，就把打他发走了。
　　回到窑里，我好奇地问爹：“这李凡是个什么人，听他的秧歌很有水平，像个有文化的人。怎么出来讨吃？”
　　爹吸了一口旱烟，慢腾腾地说：“李凡这人不简单，是个奇人哪！别看他是个讨吃的，人们谁也不小看他。上了谁家的门，有好的不给赖的（土语不好的）。”
　　“那他家原来是干什么的？看他还像念过几天书。”我继续问。
　　“他家原来在他们李家村村里，也算个好庄户人家，小时侯他还读过几年私塾，肚肚里很有些墨水。土改时他家的成份给划成富农，几年折腾下来，家业就败了。爹妈死得早，家里就只剩下他，地里活又干不了，穷的只能讨吃，到了三十几也没寻下个婆姨。后来有人见他秧歌成得好，人又欷惶（可怜），就给他说了一个带孩子的寡妇，后来又生了四个小孩，日子就更难过了。前几年不缺劳力的都吃不饱，更不用说他家七口人、一个半劳力，你说他不讨吃，又能有甚办法？！”
　　“说谁家讨吃呢？吆，咱家的大学生回来了。”四姐风风火火从外面跑进来。
　　“正说讨吃的李凡呢。四姐，刚才李凡来唱了几个秧歌，妈给了两个白面蒸馍打发走了。那李凡唱的秧歌挺好的。”
　　“妈，你可真大气，用白面蒸馍打发讨吃的。今年白面多的吃不了了？”四姐讽刺老妈。
　　“四女子，还真让你说对了。今年队里过年每个社员给分了三十斤白面、十斤白菜，猪肉让随便买，比前几年过年，真是天上和地下了，简直不能比。李凡家里有五个小孩，最小的还在炕上爬。他们大队今年每个社员才发了三斤白面，只够看的，能管什么用。真是遭罪呀。苦了几个小孩。给他两个馍馍也让他回去哄哄几个小的。”
　　“奥，李凡呀，今年我刚到公社上班，就听过他的秧歌。可有意思了。”
　　“他还到公社去唱秧歌？”我有些奇怪：“你刚上班，五六月份不逢年、不过节的，他去唱什么秧歌呀？”
　　“那段时间，他家里面没吃的了。跑到公社去要救济。人们一边起哄说：‘唱个秧歌吧，唱得好就给你。’他问唱什么秧歌。众人说就唱你穷吧。李凡一点也不考虑，张口就来：‘炕上不铺个席片片，睡觉枕的是半块砖，灶里不流一点点烟，抬起头就能看见天。’唱得人们心里也发酸。旁边有个人说那天看见他和老婆在灰渣堆里拣兰碳，就再唱一下拣兰碳吧，他接口就来：‘因为没烧的做不熟饭，引上老婆拣兰碳，虽然现象不好看，世上的穷人千千万。’正唱着，任书记进来了，有人就给他出主意，书记爱听你唱秧歌，把你的困难编成秧歌唱了，肯定给你救济。他走到任书记跟前就唱：‘眼看见天暖换不转季，家里无粮缓不过气，老婆得病又没钱治，没办法才求你任书记。’书记一高兴就给他批了二十块钱。”
　　我感叹地说：“这李凡真是个急才，农村里也有大文才。”
　　“这算啥哩，”四姐继续绘声绘色给我讲：“这李凡有了钱，立马就到粮站去买粮。他老婆有病，想吃点小米饭，可咱们现在只供应高粱，只有几个需要特殊照顾的才能买到谷子。李凡知道自己的身份，不敢开口。正碰上站长上厕所，一见就要他唱个秧歌，他赶忙给站长鞠了一个躬，唱：‘五黄六月天气热，高粱糁糁解不了渴，你对穷人不眼黑，照顾让我买成谷。’站长马上领他买了几十斤谷子。这真是给了他天大的面子。”
　　“人穷志短没办法呀，走到哪，都得给人家说好话。没办法，总要活下去呀！”我不禁替李凡唏嘘不已。
　　“他也不是见谁都说好话的人。”爹插话了，“李凡人穷志不短。他出门讨吃碰上不给的人，他也不麻缠，但话还是要说的，他就唱：‘有的人家太小气，见我一来就把门闭，打发我说明咱有情意，不打发也把你讹不地（讹不住）’。有的人笑话李凡秧歌唱得满有才华，为啥还要讨吃要饭？难道这营生洋气（赶时髦）？他马上反驳：‘你说这话太荒唐，秧歌哪能顶口粮，讨吃不是为取洋，要着总比饿着强。’有人说他讨吃丢人，他却说：‘落盘菜、摇壶酒，天南地北到处走，盘龙大棍挽在手，打遍天下咬人狗。’、‘一无愁、二无忧，沿门乞讨度春秋，韩信孤母要过粥，康熙王吃过‘到口酥’（用米糠做的窝窝头）。’。有一年，他的小孩得病死了一个，人们安慰他不要伤心。他反倒唱了个秧歌自我安慰：‘养的个孩子很聪明，如今也比大人能，李凡虽然家贫穷，我孩是贵人生寒门。干一口、湿一口，一家人家手倒手，拖上转、背上走，亲着亲着喂了狗。时不顺、运不通，我没本事婆姨疯，抓屎弄尿一场空，命薄福不住（土语容不下）文曲星’。”
　　我默默不语。还是一个“穷”字把老百姓整成这样。像李凡这样一个本来很有才华的民间歌手，为了全家七口人的生存，把自己的才华沦为乞讨的工具。可悲呀！！现在的农村是越生的多，越穷！越穷，就越生的多，成了恶性循环。也难怪当时人们只顾肚子了，也没有别的娱乐活动。白天动弹一天累得要命，晚上一吹灯，成年男女也只剩下那点乐趣了，不生孩子再干啥？就像他们自己总结的：“耕地靠牛（没机械），叫人靠吼（没电话），照明靠油（没电灯），娱乐靠求（别的娱乐活动也没有啊）。”
　　正文　47。“正月初七补大年”
　　开饭了，是羊肉胡萝卜馅的饺子。正吃饭间，三姐听到我回来的消息，就跑过来了，后面跟着三姐夫马柳平。一进门，他们就申明已经吃过饭了，只是过来坐坐。
　　三姐一坐下，就咋呼开了：“五儿，你在咱村里现在威信可高了。有多一半人家靠你的蚯蚓喂鸡发了财，大家都把你当财神看呢！你知道村里的人怎么教训小孩？”她放粗嗓子装做男人样：“好好学你五儿叔，人家又能考上大学，又知道怎么挣钱，别一天老是傻吃、傻喝，像个呆子似的。你三姐夫也跟着沾了你的光，先是代理大队长，马上又入了党。也抖起来了，当了官了，我说的话，他现在有时也敢吱吱唔唔的。胆子变大了！”三姐夫白了她一眼，大家看见都笑了。我马上就想起村头的一幕，哑然一笑。
　　我问妈：“大姐和二姐正月里来过没？”
　　“腊月里她们都来过。我告诉她们，你过年不回来，让她们到了初七，一家人再都过来。”
　　“正月初七补大年”。初七，在我们这的习惯中仅次于正月初一和十五，也算比较重要的。这一天，大姐和二姐全家都到：大姐家五口人；二姐家四口人。吃饭时，按照我们这的老规矩，女人和小孩是不能上桌的，无论你这个女人在外面地位怎么样。我、爹和三个姐夫盘腿坐在炕上的小饭桌旁，桌上是四凉、四热、四个碗十二个菜，代表一年四季，酒是老白汾。我看着丰盛的酒菜，心里暗暗高兴，这近一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家里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啊。
　　酒至半酣，开始闲拉呱起来。我问三个姐夫：“过了年，姐夫们有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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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夫叫刘珠，三十岁。他先开口：“去年光喂鸡和猪就挣了三、四千块。咱有钱了。过了年，先修上一院三间的新砖窑，赶秋里住进去，美美的活上几天，让你大姐也享享福。她跟上我尽受罪了。吃没、吃穿，净动弹一天还得管那三个孩，受死罪哩。”
　　二姐夫叫马林，二十八岁。他的意思和大姐夫一样，先修一院砖窑再说。有钱了，先享受了再说其他的。
　　三姐夫的意思简单，听我三姐的，他怎也行。老大、老二一起骂他滑头，就会讨好老婆。
　　我考虑了一下，说：“修一院房子也挺好的，你们看能不能就修到鱼湾这村来，交通也方便，比你们住山上要好多了。大家在一起，有什么事也能互相照应着点。”
　　我知道一个农民有了钱，最大的愿望就是置房、买地，这也是老祖宗们多少辈总结出来的经验。置房买地既说明自己发了，又能给子孙留下一份家业，同时地里还能年年有收入。现在地是国有的，不让买卖。就只剩下置房了，至于以后怎么扩大再生产，就不管那么多了。要不怎么叫小农意识。这也是多少年历史的局限束缚了他们。只能慢慢引导，一时半会是无济于事的。再说现在修一院房也就是一千多块钱，只占他们去年所挣的四分之一，有条件住好为什么不呢？况且国家这会的政策连个人开小饭店都不让，更别说办公司了，有钱你也没地方去投资。
　　“我是这么想的，”我继续说，“修房最大的开销就是砖，如果我们在一个村子，自己开一个砖窑，这砖上的开销就少了许多，以后人们收入多了，家家户户修房的也多。也都得用砖啊，说不定这砖窑上也能挣不少钱呢！还有就是，几家到了一块，这各家的鸡和猪就可以集中起来喂养，既能节省不少劳力，也可以形成一个规模，让人家收鸡蛋和收猪的就不用多跑路，价钱也能多买点。”几个姐夫点了点头，“我们回去先商量一下。”
　　进入八十年代，国家百废待兴，各地各种建筑需要大量的建材，水泥、钢筋、砖等首当其冲。水泥、钢筋咱是插不上手，不让你办厂啊，这砖老百姓自己用，国家是还允许办砖窑的，前提是不许雇工，但一两年后政策就放开了，咱们先占个地、创个牌子，等待时机。要搞个队办企业生产水泥、钢筋也没那么多资金，暂时是不行的。得想其他路，个人有政策限制不能发展，咱就先把大队的集体经济搞上去。作为一个先知先觉近二十年的人，心胸要放得广一点，不能老惦记自己的几个亲朋好友，那就太小气了，也成了典型的小农意识。
　　“三姐夫，你现在也是咱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了，咱们现在有什么队办企业？今年准备怎么发展。”我问三姐夫，得摸摸底。
　　“嘿，咱大队能有什么企业，就喂几头大牲口。去年队里光景好一点，年底分红后帐上还余一万多块钱。就这在全公社也是一流的大队。李家村去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