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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远东狂人-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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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之后，总司令带着那几个洋人到江南边的兴国洲查看地形去了，那几个洋人说了，那地方以前是个湖泊，是蓄洪用的，可是后来被百姓围湖造田，湖泊消失了，虽然那地方现在是鱼米之乡，可一旦长江发了洪水，那地方第一个遭殃，所以啊，总司令是想未雨绸缪，将那地方的百姓迁移到地势高的地方去，可是百姓们不干，总司令只好取下策，领着当地的保甲长挨门挨户的点壮丁，让他们在村外修筑一道土堤，好歹抵挡一下。昨天早上我被一条土狗给咬了后脚根，只好回来修养，现在总司令还在兴国洲，说不好啥时候才回来。”
田劲夫边说边拉起裤脚，露出脚上的绷带，邹廷弼和黄瀚丞这才明白他为何走路一瘸一拐。
“总司令心系百姓，实为我辈楷模。长江的水患虽让人担心，但和那淮河一比，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邹廷弼连连叹息。
“是啊，总司令也说了，淮河才是中原百姓的大患，但这说到底，还是黄河的问题，当年要不是元朝皇帝乱修运河，黄河也不会夺淮入海，要说这鞑子皇帝就是蠢，不管是元朝的还是清朝的。”田劲夫一本正经的点着头。
“那几位洋人看了这一路，有没有出谋划策？今年长江是否有大汛？”黄瀚丞急忙问道，虽然他经营拆货业，可同时也是大地主，不仅在家乡咸宁拥有数百亩良田，其它各县也拥有不少田产，这些良田很多都在长江边，收成、田租都与长江息息相关，不得不多留心这方面的信息。
田劲夫说道：“洋人又不是神仙，怎么这么快就能说长江发不发汛？洋人判断汛期就是依靠观测，什么温度、湿度、降水量、气候带，这些洋人的玩意咱们现在基本上一样都没有，就靠洋人技师带来的那些机器，根本就说不好长江发不发汛。再说了，长江几千里长，沿江省份不止湖北一省，这长江的防汛不是一个省能干得好的，只有等将来全国政令统一之后，才说得上治理。不过洋人倒是建议在长江上游修筑堤坝，一则蓄洪，二则发电，一举两得，总司令也很赞赏此议，总司令说了，等将来中国有了资金、技术，咱们就在宜昌那里修建一座大型水电站，将来国家安定了，那里发的电就能点亮华中好几个省的灯泡了，黄河上也要修建堤坝，那样一来，不惟黄河水患消除，就连淮河也能伏帖下来，中原百姓的日子才会安定。不过现在军政府财政困难，民间资金也不好筹集，所以这大型水电站短时间是建不起来的，只能先从小水电站开始建，现在四川那边正在勘探，总司令打算先在四川建几座小型水电站，一旦建好，既能发电供给工厂，也能蓄洪防洪，还能灌溉农田，都是利国利民的事业。”
“修水电站治水患？倒是别出心裁。”邹廷弼赞叹道。“前些日子，鄙人拜会张季老，得知他也有修治淮河造福百姓的夙愿，只是一直无人主持，如今袁大总统坐镇北方，邀张季老北上辅政，若是顺利的话，或许淮河修治为期不远。”
“袁世凯？”田劲夫苦笑。
“袁世凯是指望不上的，那个人现在正忙着算计怎么收拾南方革命派呢，不打仗就谢天谢地了，指望他出钱出力修治水利？那还真不如指望风调雨顺，海龙王不来捣乱呢。”
田劲夫说得大大咧咧，邹廷弼与黄瀚丞只能唯唯诺诺几句，袁世凯的坏话他们是不敢说的，要说，也只有这些手里拿枪、背后拖炮的武夫敢说。
袁世凯要裁撤南方军队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虽然正式的命令尚未下达，但只要是有点学识的人都明白，任何一个强势人物上台之后，必然要大肆剪除异己力量，扶植嫡系势力，现在是袁世凯做总统，所以要裁撤南方军队，如果换了南方革命党人做总统，只怕被裁撤的就是北洋军了。
说到底，就是南北两派势力的争权夺利，百姓夹在中间，也就瞧个热闹算了，除此之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祈祷战争不要在自己身边爆发。
袁世凯对共和军还是格外“大方”的，给了共和军两个师的编制，甚至连兵种都没限制，不过目前共和军仅正规部队就有七个师，如果按照袁世凯的裁撤计划，那就得缩编一半以上兵力，这还不算那些革命卫队。
可另一方面，北洋军却在大肆扩充兵力，据说已从以前的六个镇扩充至了近十个师，虽说时间紧迫，滥竽充数，可总比南方那些由会党演变的革命军强些。
凡事都要讲个公平，中国人向来讲究“不患寡，患不均”，袁世凯如此明目张胆的厚此薄彼，也难怪南方军人有意见，士兵要吃饭，军官要升迁，都离不开军队，离开了军队他们什么都不是，甚至连在租界混日子的会党都不如，如此，谁能没有怨言？
所以，这裁撤军队的风声一出，南方革命党人顿时群情汹汹，哗变也闹了几场，虽然很快被弹压下去，但这局势却是越来越紧张，由于洋人拒绝将海关收入余款拨给南方各省，也不许本国商人向革命党人提供贷款，无论是同盟会武装还是光复会武装，都面临着日益紧迫的军饷问题，为了筹集军饷，南方一些省已开始向商人征收各种名目的捐税，什么“光复捐”、“建国捐”、“灶捐”、“锅捐”，甚至连乡农进城挑粪，路过城门口的时候还要交纳“粪捐”，比前清时候的捐税还多，可以说，能够想到的名堂各地的“都督”、“司令”都已想到了，古人所谓“涸泽而渔”，便是这种景象。
在这种沉重的压榨下，各地商民的心态开始发生微妙变化，革命之后的兴奋感渐渐消失，内心里都有些巴望着袁世凯早点将南方军队裁撤，免得这些丘八土皇帝赖在当地不走，所以，从民心民意上来说，南方军政府有些失分。
为了防止那些都督、司令勒索到自己头上，上海的商会已经召集了会议，主动邀请北洋军开进上海，至于上海光复的功臣张士珩，则已经调到北方任职了，“北洋之龙”王士珍以江北提督的名义兼任上海市长，原本以“援申”名义开进闸北和南市的闽军也被“请”出了上海，灰溜溜的开回了福建。
作为报答，上海商界踊跃购买北洋政府“公债”，短短数日工夫，已为袁世凯筹集到了近百万银圆的巨款，这些款项毫无意外的变成了日本的步枪和大炮，继续增强着北洋军的实力。
南方的革命党人也看到了危机，但若想叫这些提着脑袋造反的人束手就擒，却也是缘木求鱼，为了摆脱危机，革命党人一面加紧清理财政，杜绝军队私自派捐，一面加强与湖北共和军方面的联系，试图向财政较为宽裕的共和军政府请些协饷，解决燃眉之急，同时积极筹备联合政党，准备用国会斗争手段维持南北力量平衡。
北方咄咄逼人，南方步步为营，如果双方都不肯妥协，那么南北之间迟早一战，这是所有激进人士的共同看法，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由谁来打第一枪？
时局纷乱啊。
邹廷弼只能在心里哀叹，北方的袁世凯是棵大树，可偏偏这棵大树瞧不上他这个小人物，共和军虽然瞧得上他，可就是实力不如袁世凯的北洋集团，目前还无法号令全国。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共和军无法号令全国，北洋集团现在也同样无法号令全国，现在南北虽然名义上统一了政令，可实际上还是各自畛域，袁世凯名义上是全国领袖，可实际上他的影响力也只局限在北方，在南方只能控制江苏一带地方，南方实力派基本上都以共和军为榜样，以种种借口阻挠中枢政令在地方上的实施，都是自行其事。
应该说，在这个中枢与地方的权力较量中，共和军总司令赵北隐然已成南方实力派的“精神导师”，他怎么干，那帮地方实力派也就跟着起哄，他打着“蕲州惨案”的幌子拒绝向中枢拨付地方税款，南方各地实力派也有样学样，拒绝将控制在手里的地方税款交给袁世凯，而且也是打着同样的爱国旗号，袁世凯偏偏无可指责，也没有办法，只能通过控制在洋人手里的总税务司截留关税，以牙还牙，虽然很有效果，可是此举却进一步加剧了南北之间的摩擦。
在袁世凯和他的幕僚们看来，赵北的举动就是“跋扈”，可是在另一些人眼里，这却是一种野心、雄心，一种不甘屈居人下的蓬勃朝气，这种蓬勃朝气恰恰正是乱世之中崛起于群雄的必要条件，无论你是奸雄也好，无论你是英雄也罢，缺少了这种蓬勃朝气，你就永远不可能问鼎天下。
总司令就拥有这种蓬勃朝气，共和军也拥有这种蓬勃朝气。
在这种蓬勃朝气的激荡下，问鼎天下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梦。
第262章 时局纷乱（下）
邹廷弼看到了总司令这种蓬勃朝气，也看到了共和军的这种蓬勃朝气，所以，当投靠北洋集团的行动失败后，他毅然决然的倒向了总司令，并为此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
说到底，邹廷弼就是在投机、在赌，赌共和军最终会取代北洋集团统治中国。
邹廷弼是个谨慎的人，没有一定的把握他是不会将赌注押在共和军这一边的，而给他信心的就是共和军那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民族、国家主义倾向，在这样一个列强横行的后进国家，国民太需要这种新兴力量了，它不仅会给国民带来自信，也能为这个国家的实业发展保驾护航，从那些由各地络绎前往武汉的革命青年的热情来看，共和军显然已经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保护者，一个新兴力量要想问鼎天下，不过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而已，这三样已被共和军全占，进取中原、制霸天下恐怕不仅仅只是一个梦，三样制霸利器中，又以“人和”最为重要，相比之下，袁世凯就落了下风，共和军激化的对日冲突却要由袁世凯来善后，可偏偏北洋集团毫无信心与日本针锋相对，软弱的外交必然会激怒激进的青年，失去了这些青年的支持，任何一个势力都不可能保持进取精神，没有进取精神的支撑，这个势力只能走向僵化和衰落。
但这个赌注实在太大了，邹廷弼是犹豫了很久才下定决心的，袁世凯有英国、日本支持，可共和军呢？目前尚未看到有任何列强给予他们强力支持，没有列强的支持，共和军问鼎天下的路或许会很长，而且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和他们绑在一起，没有一些勇气是不行的。
这份勇气是梁士诒给的，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就委任梁士诒做了交通银行督办，这家银行成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与比利时财团进行交涉，谈判收回京汉铁路管理经营权，只是由于“戊申革命”的爆发，谈判中止，直到共和成立，袁世凯才委托梁士诒牵头，与比利时财团继续谈判。新官上任三把火，梁士诒就任交通银行督办后大刀阔斧的整顿财政、人事，很短的时间内就使交通银行涣然一新，为了扩充股本，解决北洋军的军费问题，梁士诒派人到处拉拢、威胁私营小银行，要他们限期并入交通银行，邹廷弼的信诚银行自然也遭到威胁，迫不得已，他只好破釜沉舟，与交通系硬扛到底了。
于是就有了此次武汉之行，和北洋集团对抗，背后没有实力派的支持是不行的，共和军就是邹廷弼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在赌，赌赵北和袁世凯貌合神离，赌赵北有足够的野心制霸天下，赌共和军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足够的活力和蓬勃的朝气。
田劲夫与黄瀚丞大谈拆货业经营理念的时候，邹廷弼却是神弛万里，为了信诚银行的事业，他是豁出去了，为了防止有人暗箭伤人，他已将家人和财产转移到了上海法租界，这一次的投机是他平生所做的最大一次投机，成，就是将来的中国金融霸主，败，就只能去租界做寓公了。
等邹廷弼收敛心神之后，才发觉田劲夫已不在屋里。
“田长官呢？”邹廷弼问道。
“刚出去，说是总司令来了电报。”黄瀚丞心不在焉的说道，手里拿着杆铅笔，在一张藤纸上艰难的记着什么。
邹廷弼坐过去一看，却见那纸上写着些希奇古怪的名词，什么“超级市场”、“无仓库中转”，总之是看得莫名其妙。
“此是何物？”邹廷弼忍不住问道。
“这个是田长官转述总司令的话，说是什么‘现代零售企业’，田长官没有经营过拆货业，自己也是一头雾水，讲得颠三倒四，不过我倒是听明白了，这洋人的拆货业就是千方百计降低成本，由此可见，这无论中外，拆货业都是一个道理，想办法便宜进货、便宜出货，尽量少占货栈，讲究薄利多销，而且洋人可比咱们狠多了，连这店里的伙计都不肯多请，叫客人自己去货架挑货，挑完了货再拿到打秤台打秤给价，真是抠门到了极点。”黄瀚丞边说边摇头。
邹廷弼惊讶道：“叫客人自己拿货？这是怎么个拿法？我在洋行里也呆过段日子，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洋人这么经营商业的。若是客人拿了货跑了，岂不是店家吃亏？大件货物还好说，若是那芝麻、咸鱼，往袖子里塞，谁又能看得出来？那些能够直接入口的干果又该如何陈列？”
“所以啊，这办法在咱们这里行不通，若是因偷货引起纠纷，少不了要去官府打嘴仗，若是拿了赃还好说，若是偷到手就吃下去，那店家只能自认倒霉，而且这讲得是零售，于小商小贩也不适用，不过么，这减少中间商的盘剥倒是有些意思，直接从工厂、农户进货，只要计算准确，合理安排货物进出，那么就连备用的仓库、货栈都可以不要，真是另辟蹊径，让人叹为观止。”黄瀚丞击节赞道。
“这个……似乎对运输要求苛刻，而且，似乎要随时掌握当地行情，不然的话，那就是一锅粥。”
邹廷弼摇了摇头，想想租界的马路，再想想无锡的土路，他并不看好这种经营方式。
“这个离不开电报，至于运输么，一条汉水，一条长江，两条大江航运便利，支流众多，西可去四川，南可去洞庭湖，而航运中枢就是这九省通衢的汉口，不需车辆，直接用船运输就行了，北可达豫南、陕南，南可通岳州、长沙，陕西的皮货、河南的芝麻、湖南的鞭炮、上海的洋货，都可以用船运到汉口，省时省力，而且船只就是仓库。如此算来，这种经营方式倒是值得试一试的。”
“那这样一来，和那些洋行又有何区别？”邹廷弼问道。
“洋行只批发，不零售，咱们这可是既批发又零售，而且，直接从工厂、农户收购，也不必再受人宰割，这价格自然降了下去，洋货再便宜，总是便宜不过土货，那些农户出售土产，本就只是补贴家用，没指望赚多少银子，只要能收上门去，那价格简直就跟捡来的一样便宜，其实关键还是这个运输事宜，想赚银子就得自己兴办航运公司。刚才田长官说了，总司令打算就在湖北境内兴办一家造船厂，先造小船、驳船，去这家造船厂买船，军政府有补贴，按吨位计算，如此算来的话，在那里购船远比向洋商购船便宜，只是，目前黄志成周转不灵，想自己买船经营，却是力不从心。”
说到这里，黄瀚丞抬头看了邹廷弼一眼，问道：“邹先生，有没有兴趣合伙做这买卖？早年我也办过航运公司，只是因为洋商排挤、官府压榨才半途而废，如今共和军政府扶持华商，或许值得一试。”
邹廷弼捋了捋短须，说道：“鄙人于航运业不熟，不敢擅涉此道。不过，若黄先生真有兴趣，我可以多给你拆借些银子，不过要拿黄志成老店抵押。”
“老店已抵给江浙商帮了，我在江夏有些田产，你有无兴趣？”
“地契一到，拆借即成。”邹廷弼笑着拱了拱手。
黄瀚丞站起，也拱了拱手，但还没等他说话，却听田劲夫在屋外喊道：“邹先生，总司令刚才拍来电报，他不会回警备队了，直接回武汉。你若赶着去武汉，我带上你，和黄先生坐炮舰去，你们若是有随身的行李，我派人去客船上取。”
两人走出屋外，见田劲夫正提着个背包一瘸一拐往这边走，邹廷弼迎上几步问道：“总司令为何突然要回武汉？”
“总司令不坐船么？”黄瀚丞也走了过来。
田劲夫看了两人一眼，又抬头望望远处，说道：“反正也不是什么军事机密，报纸上肯定会有消息的，现在告诉二位也没什么。湖南的军政府内斗，两帮人互殴，昨天长沙巷战，今天贵州也闹腾起来了，一帮君宪派遗老遗少策动兵变，共进会的贵州都督叫人杀了，湖南、贵州局势不稳，共进会拍电报向总司令求援，总司令是赶去武汉坐镇的。总司令现在正从兴国洲往长江边赶，现在炮舰已在装煤，马上就起锚，咱们上了船往西走，总司令在西边等着，所以啊，二位不用到武汉就能见到总司令了。”
邹廷弼不无担忧的说道：“总司令随行带了多少兵？这当口，谁是敌谁是友分不清啊。湖南、湖北相邻，似应稳妥为上。”
田劲夫说道：“这个倒不必担心，总司令出行总是带着几百个卫兵的，装备精良。另外，咱们共和军在湘北岳州一直驻扎着一个师呢，还有湘北革命军辅佐，湖南的场子还是镇得住的。当初共进会还想把咱们共和军的部队赶出湖南，现在倒是忙不迭的发电报请总司令调遣共和军南下长沙了。嘿嘿，我早就知道，共进会那帮人眼高手低，成不了大事业的，吞了湖南、贵州还不满意，还想吞云南、广西，这可不就是蛇吞象么？咱们总司令也没那么大胃口啊。”
邹廷弼与黄瀚丞面面相觑，虽然不清楚湖南政情，可是他们也明白，在这种时候南方内讧，最开心的只能是袁世凯。
时局纷乱啊。
两人都在心里叹息，下意识的向西边望去。
湖南的局势到底怎么样了呢？
第263章 湘黔事变（上）
湖南的局势相当严重。
“戊申革命”爆发后，湖南是继湖北之后第二个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省份，“建国战争”中又积极配合共和军西征四川，为革命事业鞍前马后，立下汗马功劳，虽比不得湖北这个革命的“策源地”，但在南方革命各省中也算是翘楚了。
但和湖北比较起来，湖南的革命基础是相当脆弱的，因为那根本就是一个军绅政权，由革命军人和当地缙绅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
说起湖南，除了大米、鞭炮这些土特产之外，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湖南的绅权。
湖南的绅权崛起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曾国藩就任团练大臣以及湘军的组建，几乎从那时起，湖南的缙绅集团就拥有了生杀大权，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审判局就是缙绅们手中最便利的杀人工具，死在这把刀下的湖南农民、游民不计其数，而被当做炮灰送上前线与太平军厮杀的农民人数也相当可观，可以说，湖南乡绅将“以民御民”的统治技巧做到了极致，若不是清廷统治者“以臣制臣”的手段更高明的话，恐怕取代清朝的就不会是革命党人了。
湖南的绅权并未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而结束，十多年的战争状态已使缙绅们攫取了全部地方政务，在湖南，“缙绅”已经不是一个名词概念，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统治文化，在这里，所有的事务都离不开缙绅集团，从赋税的征收到胥吏的任免，从新政的推行到宗族的纠纷调解，都能够看到缙绅集团的影子，就连堂堂湖南巡抚也必须借助缙绅力量才能维持权威，缙绅对于湖南封疆大吏的影响也远比其它省份强烈，当年“戊戌变法”时湖南之所以走在维新前列，与此不无关系。
虽然古代中国讲究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士大夫们希望皇权至县为止，县以下的乡村应该完全交给缙绅们管理，但是这仅仅只是理想状态，在王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君权始终压制着绅权，只有当乱世到来的时候，才是绅权蚕食君权的时候。
清末的湖南就真正做到了“君臣共治”，在这里，绅权就是缩小了的君权，而君权也通常被缙绅们看做是放大了的绅权，在这里，往往缙绅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当地草民的生死荣辱。
在这样一个省份进行革命，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极高超的技巧，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赵北没有在第一时间吞并湖南的原因之一。
绅权的无限扩大，必然导致小民权利的无限缩小，湖南之所以成为会党势力最盛的省份，与这种绅权的狂暴不无关系，草民对抗强权的唯一武器就是会党。不过，由于缙绅集团掌握了全部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要想依靠一群草民组织的会党翻身，基本上是在做梦，而且，不少有眼光的缙绅出于利益考虑，在拉拢官府的同时也与革命势力眉来眼去，将自己打扮成“开明”绅士，这种伎俩很能迷惑一部分革命者。
清末新政之后，大批湖南乡绅投身实业，造就了一批新兴力量，这些人就是“立宪派”，他们是绅权进一步蚕食君权的结果，这些人希望从皇室手里分享更多权力，所以，从表面来看他们是革命的天然盟友，但是，他们骨子里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他们看好的国体是君主立宪，准确的讲是“缙绅立宪”，对他们来说，过于暴力的革命就意味着他们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作为革命大时代的一员，湖南就是这个时代最顽固的守旧派堡垒，要想攻克这个堡垒，不是几万人枪、几十门大炮就可以奏功的。
共进会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短视的错误，所以，湖南乱套了。
作为湖北的南方屏障，湖南一直是赵北关注的重点方向，虽然他以前并不打算在短期内直接介入湖南事务，但是他也不止一次提醒过共进会的领导层注意湖南缙绅动向，可偏偏有人把他的善意提醒当作了耳旁风，结果导致湖南革命形势骤然一变，并牵连贵州发生政变。
贵州政变是两天前发生的，驻扎省城贵阳的黔军因为闹饷而哗变，聚攻军政府和都督府，共进会方面的贵州都督焦达峰被杀，副都督钟玉山下落不明，共进会嫡系部队“革命联军”连遭黔军伏击，损失惨重，已退往湘黔边界，现在的贵州军政府已落入立宪派手中，省内倾向南方革命党的军政要员要么被杀，要么落荒而逃，几乎一夜工夫，象征革命的十八星红旗就在贵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耆老会”政府。
湖南的乱局要早于贵州，由于共进会主力部队南征云南，省垣兵力空虚，在贵阳兵变前一天，长沙城外的原清军巡防营数千人同时哗变，随即拖炮进攻长沙，与驻扎城内的共进会嫡系部队激烈交火，战斗持续了一天，共进会虽有会党武装协助，但因火药库被内奸炸毁，弹药全失，最终只能放弃长沙，分兵两路，一路往南退守醴陵，一路往北撤向湘阴，同时派人向驻守湘北岳州的共和军第五师求援。
共和军第五师师长是吴振汉，虽然他是共和军副总司令，但作为客军统帅，他没有权力直接调兵干涉湖南省政，只能再向总司令赵北拍发电报，将湘变详细经过禀明，请示处置办法。
赵北的回电很简单：固守岳州，等候命令。
吴振汉不敢怠慢，立即下令第五师进入战备状态，在岳州城外加筑了两道防线，两天后几艘蒸汽船拖着一批武器弹药从武汉赶来，蔡柳林的独立炮兵旅也随船同时到达，岳州人心始定。
赵北接到吴振汉的电报时正在湖北东部视察防汛工作，电报一到，他当即决定立即返回武汉坐镇，虽然路上没敢耽搁，但代用小炮舰的蒸汽机故障不断，走走停停，等他回到武汉时已是湘变之后的第三天了。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短短三天时间里，湖南局势进一步恶化，共进会退守醴陵的那支部队没能坚守住阵地，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缺乏弹药的“革命联军”只好继续向东撤退，进入江西境内，本打算退往萍乡，与阎锡山、李烈钧部革命军取得联系，但进军途中突遭控制在立宪派手里的赣南巡防营精锐部队伏击，伤亡一千多人后被迫放下武器投降，几名将领随即被赣军以“会匪”罪名枪决，余部均被遣散。
退守湘阴的共进会部队也遭到进攻，虽然敌军攻势不猛，但军心一度发生动摇，如果不是蔡柳林的独立炮兵旅及时赶到并投入战斗的话，恐怕湘阴也是守不住的。湘阴和醴陵比起来有一个优势，这里紧靠洞庭湖，又赶上长江汛期，水位较高，共和军的小炮舰可以直接开到岸边，以猛烈的炮火支援守军，而且这里离岳州不远，湖北军政府的休养生息政策也影响到了这里，百姓负担较轻，革命热情较高，能够主动为革命武装传递消息。
赵北回到武汉时共和军第五师的副师长潘康时已经赶到武汉，他是吴振汉派回的联络员，负责向总司令汇报湘变详情。
在总参谋部的小会议室里，赵北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并没有立即部署军事反击事宜，只是询问了一下湖南局势。
“长沙陷落后，君宪派遗老遗少弹冠相庆，组建了所谓的‘宪政自治会’，发出通电，说共进会是会匪武装，不是革命军队，首领也不是湖南人，君宪派以此为借口宣布接管全省军政事务，推举省议院议长、前清湖南巡抚岑春蓂为湖南都督，宪政名士谭延辏Ы尤我槌ぶ埃稳赵揽⑼ǖ纾峡闪艘槌ぃ窬隽硕级饺搜。蚊斩级教阑隙级剑⒎⒈砬昂峡笪褡芫种新纷馨旎浦液莆险蚴厥梗乘婢！�
潘康时拿着一份简报，将最近几天的湖南政情简略介绍。
赵北拿手指叩了叩桌子，问道：“这个黄忠浩是不是就是原来那个巡防营统领？”
“正是此人。记得孙武回湖南之前，总司令就特意点到过这个黄忠浩，说此人反对革命，要共进会小心此人。现在看来，总司令真有先见之明，此次长沙兵变，正是此人一手挑起，参与兵变的巡防营也是他的老部下。”潘康时点了点头。
赵北只能苦笑，历史已因他的到来而变得面目全非，这个黄忠浩在辛亥革命中是死于革命军之手的，但是现在，此人不仅没死，反而被袁世凯任命为湖南镇守使，倒真是有些讽刺。
“汤化龙做湖南都督，袁世凯打得什么主意？”赵北琢磨着。
汤化龙是湖北人，也是著名的立宪派，革命之后应黎元洪之邀做了湖北议院副议长，后来参加南北议和，做了南方总代表，随即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江苏都督，椅子都还没坐热，就赶上了湘变。
潘康时见赵北半天没说话，于是说道：“袁氏电报一到，湖南遗老遗少就吵翻了天，一些人叫嚣‘湘人治湘’，不过最后还是同意让汤化龙上任，现在汤化龙正坐船往岳州赶呢，还往武汉拍了电报，不知总司令是否已看过那份电报？”
赵北说道：“没回武汉的时候黎黄陂就把那电报转拍给我了，我看过电报，不过是些场面话，这个汤济武倒是圆滑，知道湖南都督不好当，他一个书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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