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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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伯庸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
出版时间：2019年1月
内容简介
★　马伯庸全新历史纪实作品，一本值得收藏的明朝历史书
★　六件罕为人知的明代档案，六个尘封已久的民生往事
★　生动的基层治政手册，于细微处读懂真正的古代中国
★　这本书娓娓道来，用笔绵密细致。读者读来也可以从一个又一个细节当中，编织起一个复杂的大明帝国。——张宏杰
本书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
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它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狡黠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胥吏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
作者简介
马伯庸：作家。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银河奖得主，有“文字鬼才”之誉。被评为沿袭“‘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文字风格充满奇趣”。代表作：《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草原动物园》
序　言
开门见山，先澄清一下读者看完书后可能会产生的两个误会：
这本书不是小说，是历史纪实；
我不是专业的明史学者，我是个作家。
那么一个以虚构为业的作家，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么一本非虚构的历史纪实？
这完全是机缘巧合。
2014年我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她讲到万历年间徽州有一桩民间税案骚乱，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听完讲述，我意犹未尽，去搜寻了一番资料，发现关于这桩案件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编纂成了一本合集，叫作《丝绢全书》。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地方性事件能够保存下来如此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
这桩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却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但如果把《丝绢全书》里的细节加入其中，整个事件就立刻变得鲜活起来。里面的钩心斗角，里面的人心百态，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篇篇生动细腻的故事。

这种史学意义上的“起死人，肉白骨”，已具备了文学上的美感。

兴奋之余，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别人分享这个发现。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阅读原始史料太过困难，无法自行提炼出故事。我自己动手，把这桩丝绢案整理出来，用一种不那么“学术”的方式转述给大众，遂有了《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

是文最初发表于我自己的微博，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读者们的热情程度让我始料未及。我好奇地问他们，这篇文章到底什么地方最吸引人？他们纷纷表示，这些沉寂于历史中的细节太迷人了。

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

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往往会被史书忽略。即使提及，也只是诸如“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之类的高度概括，很少会细致入微地描写。

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为什么名扬千古？因为他没有泛泛地感慨一句“苛政猛于虎”，而是先细致地勾勒出了一个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抓到了蛇，便弛然而卧；抓不到，就要被悍吏骚扰。读者们看到这些细节，自然就能明白为何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抓蛇，从而理解作者的深意。

《丝绢全书》的价值，也正在此。从官修实录的视角来看，徽州税案只是一句简单的记载，记下有这么个事就够了。可这起案子如何而起，如何演变，如何激化成民变，又如何收场，详尽过程还得看《丝绢全书》才能了然于胸。

具体到每一笔银子怎么分摊，具体到每一封状书怎么撰写，具体到民众闹事、官员开会的种种手段，具体到各个利益集团的辩论技巧，一应在目，恍如亲临。

写完徽州丝绢案，我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随后又相继写了《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等几篇纪实。

几篇纪实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在《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项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如何在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下发生变化；《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讲的是歙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的案子，通过几个平民的视角，见证了明代司法体系在基层的奥妙运作；《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讲的是婺源县一条龙脉引发的持续争议，我们可以看到县级官员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利害；《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讲的是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毁灭的全过程，从中探讨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

这些事件和徽州丝绢案的风格如出一辙，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考察某一个切片、某一个维度。这些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但恰恰从这些“小”中，我们才能真切地见到“大”的意义。它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

这就是为什么我给这本书起名叫《显微镜下的大明》。我相信，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张立宪在评论著名纪实文学《巴黎烧了吗？》的两位作者时说：“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快乐留给读者，这一点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也做到了。”我对这句话心有戚戚焉，因此也效仿先贤，在这几篇文章里，尽量不去下什么结论，而是忠实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现出来，交给读者自己去判断。

另外，再次重申，我不是专业学者。

在研读这些资料时，我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比如说，明代采用两京制，南京同样设有六部，但徒有虚名而无实权。在丝绢案初稿里，相关人等要去户部上告，我下意识地认为是去北京户部。后来在他人提醒后才知道，南京户部要负责江南税收，颇有实权。再比如说，在《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里，我算错了一位县令的年龄，以为他是个少年才俊，后来经人提醒才发现自己犯了计算错误。

要搞清这些问题，确保细节无误，你别无选择，只能去阅读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论文。

这些论文旁征博引，推论严谨，运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每一篇论文，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正好能回答我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独特的创见。让你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在研读过程中，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他们彼此支援、借鉴与启发，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环环相扣，众人拾柴，最终堆起了一团醒目的学术火焰。

其实很多我们觉得惊艳或罕有的历史再发现，在学术界早就不新鲜了。比如徽州丝绢案，研究它的学者很多，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突破。只可惜学术与大众之间有高大的藩篱，彼此不通，这才让如此生动的故事被冷落良久。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只是一个转述者、一个翻译官。我的职责，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诸多学者的成果总结出来，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分享给大众。

所以这本书的诞生，首先要归功于这些可敬的学者。

在《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中，我参考最多的是秦庆涛、章亚鹏、李义琼、廖华生几位老师的研究专著。其中秦庆涛将《丝绢全书》全书做了点校注释，是整篇文章的基础；章亚鹏、李义琼两位把徽州丝绢案放到整个明代税收史中去，并从财政学角度进行了深入解析；廖华生从更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层政治生态。

其中李义琼老师还花了宝贵时间，帮我推敲文章中表述不严谨或疏漏之处。她是这样说的：“希望你能用妙笔，写出更加丰富的故事来，给大众普及极富故事性的历史知识，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这，也是我的心愿。”

廖华生老师更是提供给我更多的素材，他的学生佘伟先生点校了婺源《保龙全书》这本基础史料，这才有了后续的《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一文。

在撰写《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时，特别要感谢的是社科院的阿风老师。他不仅提供给我一系列基本材料，还与我讨论很久，使我获益匪浅。

《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的主要参考书是《后湖志》，这要归功于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将深藏故纸堆中的《后湖志》整理点校出来，实在令人钦佩。《后湖志》版本稀少，存本质量差，里面还有大量俗字、错字、漏字，逐一校对是件极辛苦的工作。像这种冷门史料，即使校对出来，也鲜有人问津，做这件事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吴老先生在导读里如此说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钱财，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只要有益于世，便于愿足矣。”

除去他们之外，我还参考了海量的论文，篇幅所限，不能尽列。总之，我只是站在学者们的肩上，没有他们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本书。


第一卷

学霸必须死

—徽州丝绢案始末

引言

大明万历年间，徽州府爆发了一场民间骚乱。

这场骚乱规模不算大，动静却不小，前后持续时间将近十年，将当地百姓、乡绅乡宦、一府六县官员、应天巡按、应天巡抚乃至户部尚书与当朝首辅都裹挟了进去。从中枢到地方、从官僚到平民的诸多利益集团各怀心思，彼此攻讦、算计、妥协。大明朝廷的决策如何出炉，地方执行如何落实，官场规则如何运作，利益集团之间如何博弈，在这个案子里真的是纤毫毕现。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骚乱的起因，既不是天灾，也不是盗匪，追根溯源，竟是一位学霸做数学题闹出来的。

第一章

都是学霸惹的祸

这个故事，要从徽州府下辖的歙县说起。

大明共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以及一南一北两个直隶，咱们可以把它们粗略地理解为省份。

南直隶下辖有一个徽州府，历来人杰地灵，无论官场还是商场都是英才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其时徽州府一共统辖六县：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同时它还是附郭县——也就是说，徽州府治设在县内，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

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就存放在县城的阁架之上，以便随时调取勘合。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重要，关乎一县之兴衰，可又超级无聊，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所以它们长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隆庆三年（1569年），有一个歙县人忽然对这些档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人叫帅嘉谟，字禹臣。严格来说，他没有歙县户口，不算当地居民，而是个祖籍江夏的军户，隶属于徽州府境内的新安卫。军户是大明特有的一种户籍，世代都是军人，归属于各地卫所——类似于军分区——不过这出身没什么不好，朝中此时有个叫张居正的大人物，也是军户出身，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注释】

徽州府与新安卫：根据《明史·地理志》与《明史·兵志》的记载，明代的整个疆土管理分别隶属于两大系统，即六部、布政使司、府、县这一行政系统，与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这一军事系统。明初，徽州府直属中书省，后改属南直隶，下辖歙、黟、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歙县为附郭。新安卫，直隶于中军都督府，虽设于徽州府辖区，其守备衙署亦在歙县，却不受徽州府管辖。



图一·1《徽州府山阜水源总图》（来自弘治《徽州府志》）

军户：据《大明会典·户部》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管理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记录人户之名字、年龄、居住地等信息，户帖发给百姓，户籍上交户部，作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的根据。明代人户分军、民、医、匠、阴阳等多种类型，除优免差役者外，其他人必须承担不同的差役，不允许变籍，所担差役亦世袭。其中，军户便是世袭供应军差义务的特定人户，负担沉重，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故明人一般以脱离军户为幸。明代诸多著名阁臣如李东阳、万安、刘吉、梁储、高拱、张居正、叶向高等人，皆出自军户。

帅嘉谟在文武两道的表现都很一般，注定仕途无望。他只有一个特长：对数字天生敏感，擅长算学，是个学霸级的数学天才。

可惜在大明，可没多少领域能让这位理科生一展才华。最好的就业方向，就是去当个管钱粮的小官吏。而这个岗位，要求对钱粮税赋的计算很熟悉，需要做大量的应用题来练习。

当时没有教辅和习题集，帅嘉谟一腔做数学题的欲望无处发泄。好在这个苦恼没持续很久，他便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题库：歙县架阁库。

徽州府历年的税粮账册，都存在歙县库房里。大明税赋结构很是繁复，徽州又是纳税大户，账册涉及大量加减折算、书算钱粮，这正是绝佳的应用题题例。磨炼好了这门手艺，以后就业便有保障了。

于是在隆庆三年的某一天，帅嘉谟设法接触这些官府账册。一个学霸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开始做起数学题来。

做着做着，帅嘉谟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凭借着对数字的高度敏感，他注意到徽州的历年税赋里有一个疑点：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作“人丁丝绢”，须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

帅嘉谟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发现徽州府下辖六县，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么一笔支出，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记录，数字与徽州府上缴南京承运库的等同。

换句话说，徽州府每年8780匹生绢的这笔税支，是由歙县单独负担的。

帅嘉谟大为骇异，这可不是小数。为了确保自己没犯错，他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会典》。

【注释】

《大明会典》：明代官修的记载典章制度的大全。有明一代于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先后编修、续修和重修《会典》。弘治年间，徐溥、刘健等奉敕修成《大明会典》180卷，至孝宗死，未及颁行。正德年间，李东阳等奉敕重加校订后由司礼监刻印颁行，是为正德本。嘉靖年间续修的《会典》并未刊行。万历年间，大学士申时行等奉敕重修《会典》成228卷，为万历本。文中帅嘉谟所阅者应为正德本《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是一本官方发布的资料集，里面收录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级政府税赋资料、行政法规，从弘治朝开始，每代都会进行修订，算是政府法令的一个汇编，亦勉强可以当作年鉴来用，权威性很高。

帅嘉谟在《大明会典》里的徽州府条目下，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更重要的是，《大明会典》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歙县独自承担。

按道理，徽州府的这一笔“人丁丝绢”税目，应该是六县均摊，怎么只压在歙县一处呢？虽然歙县的体量比其他五县都要大，可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哪。

帅嘉谟心想，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必须挖个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学霸一样，帅嘉谟看到眼前出现了难题，不惊反喜，兴高采烈地继续深入挖掘。最终，他在《徽州府志》里找到一条看似无关的古早线索。

【注释】

《徽州府志》：现存明代《徽州府志》有两个版本，一为彭泽、汪舜民等人编修的弘治《徽州府志》12卷，一为汪尚宁等人编修的嘉靖《徽州府志》22卷。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汪尚宁为歙县人，曾官至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退休归里，组织一帮人员重修了《徽州府志》，后来亦被卷入学霸帅嘉谟引起的这场争论。

徽州这个地方，归附于洪武爷的时间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称吴王之后，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税，称为“甲辰法制”。结果年底核查，行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搞了一次“乙巳改科”，对很多科目的税额重新做了调整。

【注释】

乙巳改科：据《徽州府志·食货志》记载，吴元年（1364年），明太祖朱元璋重新修订了徽州府的赋税旧制，将六县的“夏税生丝”折麦征收。第二年，即乙巳年，行中书省核查徽州府赋税时发现，该府吴元年的田赋增减额存在问题，派人将府、县所属官吏羁押至省，在严密监督之下，重新更定了徽州府的田赋数额，岁史称“乙巳改科”，其中特别指出了歙县亏欠原额夏麦9000余石。



图一·2　嘉靖《徽州府志》书影

在这次改制中，朝廷发现歙县的夏麦数量有问题，与去年同比差了9700石，于是对歙县的3646顷轻租田，每亩各加征“夏税生丝”四钱，以弥补夏麦缺额。

【注释】

石：古人把石块凿孔成凹行，用于称量粮食，“石”因此成为容量单位，音（dàn）。《说苑·辨物》载：“十斗为一石”。古代的容量单位有：勺、合（gě）、升、斗、石，为10进制。出自《淮南子·缪称训》的“以升量石”，比喻以肤浅的理解力难以推测深奥道理。出自明人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的“朝升暮合”则用以形容生活的艰难。日常生活中，石与合因其过大或过小而较少被使用，人们常用的是升和斗，故有升斗小民、日进斗金、不为五斗米折腰等说法。

这个“补欠夏税”年代太过久远，看起来和“人丁丝绢”全无关系。帅嘉谟凭着天才般的直觉，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于是拿起笔来，粗粗算了一下。

歙县补的9700石夏麦，按照隆庆时的官方换算标准，每石折银3钱，9700石粮食折算成银子，是2910两。而每年“人丁丝绢”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每匹7钱，所以8780匹折银6146两。嗯，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联。

【注释】

折率：明初所定的赋税，本是建立在实物财政的原则之上，政府根据需要的物品来确定征收的物品种类，百姓根据各地土产的特点缴纳不同的物品。但是，各地的出产与政府的需要总有不一致的时候，就需要用其他的物品来代替。或者，在政府实物储备充足的情况下，改征当时具有一般等价物职能的物品作为财政储备，这时就需要有一定的换算比例，即折率。明中叶赋税改革，逐渐以白银作为衡量标准，折率也就主要是折银率了，这一比率主要是由税物要送往的仓库与用途等因素决定。如据嘉靖《徽州府志》可知，嘉靖年间，徽州府夏麦征收，征入当地永丰仓每石征银4。5钱，送往京库（北京）每石征银2。5钱，运往南京光禄寺每石征银6钱。

帅嘉谟到底是个学霸，脑子转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县彼此相邻，一个县夏麦歉收，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他再一追查，发现在同一时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是10；780石，可折银3234两。

2910＋3234=6144。

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2两。

帅嘉谟很快得出了结论：在国初，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20；480石，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之，折8780匹生绢。按说这笔钱是由六县共同承担的，不知为何，却变成了歙县单独缴纳。

更可怕的是：徽州并不养蚕，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子，拿银子去买生丝，再缴给官府。周转两次，负担更重。

如果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科”开始算起，到隆庆三年，这笔冤枉税足足交了两百多年！

歙县简直倒霉透了。

帅嘉谟做事很谨慎，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而是在歙县摸了一圈底。结果他发现，自己并不是最早发觉有问题的，早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已有两个歙县人——程鹏、王相发现这个“人丁丝绢”有问题。

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而是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而且还不止一次！

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这两个官职的管辖范围可不只有应天府一个地方，而是涵盖了除凤阳、庐州、淮安、扬州四府之外的整个南直隶地区，其中徽州府也受其辖制。

在具体的分工上，应天巡抚协调各府州县，以赋役为主，也兼管司法、治安；巡按以监察为主，但也插手民政、司法、军事。勉强用现在做对比的话，一个是省长兼军区司令，一个是省高级法院院长兼纪委，找他们两位，算是拜对了衙门。

市里不管，难道省里还不管吗？

第一次接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巡按宋茂熙，两位很快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彻查。可是他们很快便升迁转走，没人再去追问。接任的巡抚欧阳铎、巡按游居敬，接到了同样的呈文，也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结果负责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县出身，敷衍塞责，推诿拖延。

在来回拖延之中，王相、程鹏先后莫名去世，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查到这里，帅嘉谟推开账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第三次呈文，为歙县讨一个公平！

到底是正义感和乡土情结使然，还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史料不全，不好妄自揣测他的动机。

无论如何，他决定冒着触动利益集团的巨大风险，开始采取行动。

隆庆四年（1570年）的年初，帅嘉谟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提交给了当时的应天府巡按御史刘世会。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玩了一个心眼，在讲述缘由时加了这么一句话：“缘本府递年奉户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绢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额六县均输，府志可证。”

大概意思是，我说的这个问题，在《徽州府志》里也提到了，这是铁证。

《徽州府志》是徽州府出面编撰的地方志，可信度很高。可是，府志里其实只是含糊地记载了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县均输”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的夏麦联系到一起。

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方便行事——殊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一个关键焦点，这个后头再说。

除了偷改了原文，帅嘉谟还发动了情感攻势。他动情地说：

“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20；190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区，才缴纳8501匹；应天（等）十三府，只要缴2905匹。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8780匹。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还能勉强忍受，可现在是歙县一县承担——这一县之税，比浙江、湖广两司都高，根本不合理啊！”

【注释】

细查帅嘉谟所引用之《大明会典》可知，浙江、湖广的各布政司、府、州运往南京户部承运库的夏税丝绢数分别为3509匹、4992匹，二者共计8501匹。应天等十三府为：应天府、常州府、镇江府、太平府、庐州府、安庆府、宁国府、苏州府、淮安府、松江府、凤阳府、扬州府与池州府。上述各处所缴为丝绵折绢或农桑丝折绢，唯有徽州府缴纳的税项有些不同，乃是人丁丝折绢，有8779匹，与帅嘉谟所说的8780匹稍有出入。

这是帅嘉谟玩的一个统计学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当时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只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会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130；000匹，湖广的总额27；000匹，都远超歙县。

帅嘉谟是这么个逻辑：不谈总数，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做比较，主要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

这个手段的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全经得起查证，只是在统计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卓然效果——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但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变得简直惨绝人寰，读之触目惊心。

【注释】

大明税制：帅嘉谟引用《大明会典》所载各司、府送往南京户部承运库的丝绢税额，来哭诉歙县独自承担的徽州府丝绢税额比浙江、湖广两司的总额还多，实在太失公平。他如此计算，隐含着一个前提，即认定南京承运库记载的税额，就是各布政司、府所纳丝绢税额的全部。但实际上，这样的假设完全站不住脚。因着两京制度，明代的承运库有南、北之分，帅嘉谟引用数据并未将北京承运库算入。并且，地方上交中央的丝绢税并非都送往承运库，部分折银可能送至太仓银库，部分丝绢可能送至丙字库。所以，南京承运库所收纳的，仅是丝绢税额的一部分而已。如下页图表所示，若给《万历会计录》所记载的嘉靖、万历时期各布政司、府、县的丝绢税的总额做个排名，可以发现，徽州府的丝绢税在全国诸府中名列第九，歙县则在诸县中名列第六，都比较靠前，却也与名列第一的严州府、淳安县有相当大的差距，更不能与浙江、湖广二司共计167；544匹的总额相比。

这真是只有学霸才能玩出的手段。



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帅嘉谟还准备了第三张牌：政治牌。

他呈文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

【注释】

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普天之下，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均平，故遇见不均不平之事，必须发声抗议，维护公道！歙县独自承担如此沉重的赋税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