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红星传奇(豫西)-第5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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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主力这一整编，泰沂中心根据地的战斗部队全都抽走了，没有看家的部队了。

这些问题，都需要再进一步研究。

正好，雷鸣和袁国平找来了，刘一民可以好好和他们说道说道。

刘一民亲自给二人倒了水，然后就询问教四旅、新四旅补充的怎么样了。

日军重兵扫荡的时候，新四旅随刘一民到外线作战，为了保卫泰沂中心根据地、鲁中和鲁东南根据地，雷鸣指挥教四旅、鲁中警备旅和地方武装对抗日军北线重兵集团，无日不战，伤亡很大。

在山东部队原旅一级军事主官中，雷鸣属于典型的虎将，求战意识极强。正因为如此，每一次部队扩编、整编，雷鸣都能赶上趟，属于刘一民内心里十分喜欢的将领。

雷鸣报告说，教四旅和鲁中警备旅尚未完成补充，就又投入了除夕之战，现在部队撤回防地，正在休整，补充仍未完成。不过，这次和新四旅合编为第四纵队，相对压力小一点，因为新四旅前段作战中基本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兵力充足，可以直接弥补教四旅的战损。但是，因为教四旅前段时间的损失，加上没有完成补充，第四纵队要想满编，还得一段时间。

刘一民听后，半天默然不语，因为山东部队中，教四旅的老红军成分最高。这支部队伤亡大，就意味着老红军骨干损失大。这是最大的损失！

教四旅是这样，教五旅、新五旅和鲁东南支队的情况会更差一点。恐怕清河警备旅、济南警备旅、胶东警备旅、泰西警备旅的日子更难过，他们可是在日军重兵包围圈中打转转，伤亡大、物资损耗大。看来，自己有点乐观了，只看到了外线作战部队战损小、战果大，忽视了内线作战部队的重大牺牲。看来，部队扩军整编换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走！

刘一民告诉雷鸣和袁国平，鲁中军区暂时由第四纵队兼，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完成主力补充，可以直接成建制地升格地方武装补充主力，留下干部架子继续发展地方武装。主力完成整补后，立即开展群众性的大练兵活动，保证主力恢复战斗力，而且还要再上个台阶。主力整补完成后，从第四纵队各部队中抽调一个团的兵力，以鲁中地方武装为基础，组建鲁中军区。至于袁国平的编练司令部工作，暂时兼顾，很快就会任命新的编练司令部司令和政委。

送走雷鸣和袁国平，新任第十一纵队司令许世友的电报到了，询问十一纵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保卫部长和炮兵团何时到位。

宣布扩军整编方案会议参加人员仅限于在鲁中南地区各部队领导，其它地区部队领导不可能赶回来参加。许世友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是看到电报后知道自己当了十一纵队司令，而且鲁西警备旅和胶东警备旅合编后的十一纵队整编地点和防区都在胶东，等不及进一步的干部任命命令，就火急火燎地发电催促了。因为胶东路途远，鲁西警备旅又都是步兵，光是长途行军都得走好长时间呢！

刘一民回电答复说调整的干部随后赶到胶东与十一纵队汇合，至于炮兵团问题，驻守胶东的日军第二十九师团有一个完整的炮兵联队，那就是十一纵队的炮兵团。

发完电报，刘一民对罗荣桓说：“政委，发电告诉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这四个纵队的司令员，不要给我要大炮，我给番号给编制，大炮他们自己去搞，炮弹他们自己去搞。八路军能当纵队司令的人多了去了，弄不来炮团装备就让贤。谁能弄来炮团让谁当！少拿这些屁事儿烦我！”

罗荣华一下就笑了：“堂堂山东军区司令员，说话竟然如此无赖！不过，这话也确实有道理，我军这么多大炮，哪一门是中央和总部给的？不都是我们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么？”

刘一民也笑了。笑完，刘一民对罗荣桓说：“政委，让你和蔡主任两个拿干部调配名单，到现在还没有拿出来。这不行，时间不等人，越快越好。这次是扩军整编，不同于战役行动中的临时调整。战役行动中我们使用干部临机决断，情有可原，过后上报中央和总部就是。象这样充分准备的大扩军，又牵涉这么多的旅级干部、团级干部，必须上报中央和八路军总政治部批准。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不能擅权。”

罗荣桓答应后走了出去。

刘一民刚要坐下来思考一下当前的局势，后勤司令部政委杨至诚和司令员吴征就在门外喊开了报告。

吴征和杨至诚两个一脸的郁闷，不用说，是来请示后勤支队调走后后勤基地的安全保卫问题的。

进屋坐下后，吴征先汇报了兵工生产最新进展，说是最近集中力量生产武器，已经生产了1000支半自动步枪和200支八一自动步枪，火箭炮组装生产也很顺利，三月底前，应该能够生产出一个营的火箭炮。但是，倪华从美国带回来的原材料数量有限，生产最多可以维持到上半年。接下来，就得靠我们自己找钢铁、铜、铅这些生产武器弹药的材料了。

刘一民想了想，说道：“1928年到1930年间，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每月就可生产轻重炮35门，迫击炮100门，步枪3000支，机枪15挺，冲锋枪900支，炮弹1。5万发，迫击炮弹9000发，子弹420万发。阎锡山当年能把晋绥军扩大到30万人，靠的就是太原兵工厂强大的生产能力。我们扩军后的部队规模要比阎锡山的晋绥军大的多，作战频率也要高的多。兵工厂现在的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这不行，必须大力开矿、炼钢铁，满足军工需要。”

杨至诚疑惑地问：“司令员，这沂蒙山里有没有铁矿、铜矿啊？”

刘一民马上就批评杨至诚工作不深入，没有细致研究沂蒙山的地质资料。沂蒙山就是一座宝山，啥没有？不要说铁矿、铜矿、铅矿了，还有金矿呢。而且，一般都是铁矿石半生铜、金、铅。我们军工生产需要的这里都有。

杨至诚嘟囔道：“也没见这里过去开过什么像样的矿么！”

刘一民打断了他，说是他抽时间去后勤司令部调研，领着同志们找矿，秘密开采冶炼，彻底解决军工生产需要的原料问题。

陕西的矿主要都是刘一民给找出来的，他说沂蒙山有矿，那就一定有金属矿。这一点，吴征和杨至诚深信不疑。

吴征马上就热切地询问司令员什么时候去？

刘一民想了一下，说是等扩军整编的事情告一段落，就去。

吴征这才报告说：“司令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后勤支队调走后，哪支部队负责保卫后勤基地安全？第二个问题是由谁率领后勤支队到济宁地区去？”

刘一民回答的很干脆，说是后勤基地有上万名工人，要把这些工人武装起来，边训练边工作。完成训练后，按照部队编制编组，承担后勤基地的安全保卫任务。至于谁率后勤支队到济宁去的问题，刘一民说济宁军区政委拟由后勤司令部副政委林波担任，司令员、参谋长将从主力部队抽调骨干干部担任。

吴征和杨至诚都有点跃跃欲试，主动请缨，说是他们愿意率后勤支队到济宁去，创建济宁军区。

刘一民笑了，指着两个人说：“是不是后勤工作压力大了，干不了了，想撂挑子啊？想得美，老老实实给我抓好兵工生产，这比什么都光荣、都重要。再说了，你们两个虽然都是山东我军的高级领导，但不是军事长才。济宁周围是日军在山东的统治核心区域，斗争很残酷，你们指挥部队打仗，我不放心。就算你们要去，也应该到主力纵队当政委，就那还是降级使用了。好了，这个问题不要提，我是不会动你们的，好好干吧！”

最后，刘一民要求兵工厂抓紧生产，把倪华从美国带回来的钢材全部用上，按每月3000支的产量组织生产，一定要争取在六月底前生产出12000支半自动步枪、1000支八一自动步枪，200门火箭筒，列装部队。年底前，要将第一纵队和骑兵旅全部换装。

吴征、杨至诚刚走，李昌就来了。

刘一民笑着说：“我说李昌，你是不是想当官想迷了，怎么，在会场上放炮还不行，打上门来了？”

李昌知道自己是司令员的爱将，说话根本就不避讳，开门见山地说：“司令员，不是我老李想当官，是你早就给我许愿了么！”

说着，李昌从兜里摸出一个笔记本，翻了几页，就念到：“某月某日，首长对李昌说，缴获一个营的大炮你就当炮兵营长，缴获一个团的大炮你就当炮兵团长，缴获一个旅的大炮你就当炮兵旅长。李昌问，那要是缴获一个军的大炮呢？首长明确答复：你就当炮兵军长。首长还补充说，将来我军发展壮大了，我还指望着你当炮兵司令，指挥几个军的炮兵轰击敌人阵地。想想万炮齐发的震撼场面吧！李昌记于某年某月某日。”

刘一民笑着说：“我没有忘啊？这些话确实是我说的，而且一定会实现。我不是在会议上说的很清楚了么？现在就扩编炮兵纵队影响太大，树大招风。蒋介石要是知道我们有一个炮兵纵队，恐怕搞摩擦搞的就更起劲了。还有，我们现在的炮弹生产主要是依靠复装，满足不了更大规模的炮兵部队需要。这一点炮兵旅的同志们应该很清楚啊？这个事情不要再说了，回去好好抓部队寻训练，我还忙，不和你多谈了。”

见刘一民赶他走，李昌就笑嘻嘻地说：“司令员，你不会是想赖账吧！咱老李也不是为自己，我是怕影响部队的情绪，影响干部们的积极性。”

刘一民一下就恼了，脸上的笑容倏然退去，手往桌子上用力一拍，吼道：“好你个李昌，翅膀硬了不是？敢和领导讲价钱了不是？我告诉你，别给我讲价钱，我不吃这一套！”

李昌想不到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刘一民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吓得慌忙站起来立正敬礼，两眼直直地盯着刘一民，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刘一民继续吼道：“大军扩编，最重要的就是纪律。我军从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成军开始，靠的就是钢铁般的纪律。扩军在即，必须令行禁止，容不得你说三道四，给老子讲价钱。亏你还是老红军，还是长征路上给我一起走过来的，这点觉悟都没有？我已经讲的很清楚了，你还敢再来找我谈，是不是认为我这个司令员是软豆腐？你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来人！”

门外的警卫团副政委、警卫一营教导员胡昌宝和一营长李小帅双双推门而入，双脚一并，大声吼道：“到！”

刘一民喝道：“把李昌押到保卫部去，关禁闭三天！什么时候想通了再带他来见我！”

可怜的李昌，在刘一民的虎威下连敢再辩驳一声都不敢，乖乖地向刘一民敬礼，转身随着胡昌宝和李小帅向保卫部走去。

李昌这家伙，干什么事情都和别人不一样。从中央警卫师到红七军团、再到教导师、直到今天的山东军区，保卫部什么时候关押过红军出身的干部啊？李昌算是开了先例了，象他这样级别的将领真要是被押到保卫部关三天禁闭，那可真是全军最大的新闻了。

刘一民的办公室位于司令部最后一进七间上房的东头，罗荣桓的办公室在西头。刘一民的吼声罗荣桓听的清清楚楚，不过他想不到刘一民会关李昌的禁闭。这一见胡昌宝和李小帅押着李昌往外走，就知道遭了，李昌倒霉了。赶紧出来喝住了胡昌宝和李小帅，自己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刘一民办公室，对刘一民说道：“我知道扩军整编纪律第一，也知道你是想让李昌正确认识。但是，李昌毕竟是炮兵司令、炮兵旅长，关禁闭影响不好。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和他谈谈，要他向你检讨，认识自己的错误。”

刘一民脸一下子就扬了起来，两眼利剑一样刺向罗荣桓：“政委，我是山东局书记、山东军区党委书记、司令员。我的命令全军上下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没有讨价还价地余地。怎么着，不就是暂时没有扩编么？用得着这样一说再说么？我们的干部要都是这样，如果陷进鬼子包围圈，让谁去撕口子、让谁去殿后呢？那都是必死的任务，谁愿意去死呢？”

罗荣桓抿着厚厚的嘴唇，不再说话，转身出了刘一民办公室，挥挥手让胡昌宝和李小帅把李昌带走。

倒霉的李昌，硬是被刘一民关了三天禁闭。三天后，李昌老老实实地向刘一民做了深刻的检讨，主要内容是自己骄傲自满，不顾大局，影响了扩军整编进程，愿意接受司令员任何处罚。

李昌被关禁闭的消息刮风一样传遍了山东军区各部队，再也没有人给司令员、政委打电报要干部、要大炮、要补给物资了，接下来的整编就进行的无比顺利了。

远在西安的毛泽东也听说了李昌被关禁闭的事情，竟然连说三声好。说完，就说刘一民不愧大将之才，原来还担心他心软，需要进一步锻炼钢铁般的意志，现在看来担心是多余的。

到了3月2日，山东局、山东军区再次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军区政治部提交的各纵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保卫部长、各旅、团新任首长和各军区首长人选名单。会议通过后，政治部当即以山东局、山东军区名义上报中央批准。

仅仅过了两天，中央的命令就到了。山东军区的扩军整编工作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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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0三五章沐猴而冠

第一0三五章沐猴而冠

1940年初的形势称得上是变幻莫测，就象万花筒一样，晃得人眼花。

就在刘一民指挥山东我军对日军发动除夕攻击前后，冀察战区部队在二月初分三路进攻我太行根据地。冀察战区副总司令、政治部主任兼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攻击态势积极，矛头指向了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八路军第129师主力和南下增援的独立师、115师部队在3月初发起磁武涉林战役，短短几天时间，把朱怀冰打了个稀里哗啦，活捉了朱怀冰。蒋介石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不得不授意阎锡山、卫立煌出面和八路军谈判，划分防地。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算是彻底划上了句号。

桂南前线，日军攻占南宁后，在昆仑关留下一个大队守备，主力返回南宁。国军趁机调动20多万大军发动全线反击，动用第五军血战昆仑关，以国军头等精锐第五军丧失战斗力为代价，夺回了昆仑关、威胁南宁。

眼见中国军队攻势凶猛、第五师团和台湾独立旅团势单力孤，又被歼灭危险，日军紧急调集近卫第一师团、第六师团船运南下增援，采取两路分进合击的战法，集中主力迂回包抄中国军队主力。偏偏这个时候桂南前线头等主力第五军因伤亡过大撤回后方补充休整，负责前线指挥的小诸葛白崇禧又误判敌情，没有察觉日军的战略企图，指挥部队迎了上去。等到日军主力迂回包抄部队突然出现在国军后方，整个南线国军就乱了，再次上演了一幕溃逃闹剧。昆仑关也重新陷落。蒋介石一怒之下撤销了桂林行营，命令张发奎率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移驻桂林，统一指挥两广战事。

就在中日双方军队打的难分难解、国共双方内讧不断之时，汪精卫之流成立伪中华民国中央政fu的丑剧的大幕拉开了。

梅思平和张里元一样，都是北大政治系毕业的，文学学士学位。只不过梅思平比张里元混的好，当了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国民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属于汪精卫的亲信。

就在梅思平跟在汪精卫屁股后面卖国求荣、干的热火朝天的时候，他的13岁的女儿梅爱文在《浙瓯日报》上刊登了一篇800字的文章，题目是《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文章里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紧接着，紧接着，《浙瓯日报》又连续3天刊出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和两个异母妹妹鹤邻、鹤春与之脱离一切关系的《启事》，称其“附逆作贼，害国辱祖。”一时间，梅思平成了臭狗屎。

这个时候，汪精卫和日本人关于成立伪中央政fu的谈判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负责谈判的还是以周佛海为主任的谈判小组，成员是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痒。这个谈判小组从去年10月份都开始和日本特务影佐祯昭多次进行谈判了。

这个时候，日本兴亚院已经于1939年10月份制定了一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里面把中国分解为东北、内蒙、华北、华中、华南五大块区域。日方就以这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为基础，与汪精卫进行谈判。

汪精卫实际上就是个异想天开的书呆子，是一个当了汉奸还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汉奸的货，也就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骨子里已经成了卖国求荣的头号汉奸，最里面还喊着和平解决中日争端。这样的人，无论是在朋友还是敌人的心目中，都是不可靠的。

日本人就是这样，现在既急于让汪精卫成立伪中华民国中央政fu，又对他不信任。毕竟汪精卫不是梁鸿志和王克敏，有一定危险性。

日本人的态度强硬，除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外，还有八个附件，核心内容就是彻底肢解中国。

汪精卫一看日本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里规定把满洲国彻底划出中国版图，把长城以北化为蒙疆地区，实行在中国主权名义下的独立自治，把华北定义为日满华高度结合地带，并且华北仅仅包括山西、河北、山东，实行日军驻兵防共办法，华中华南重要港口、岛屿由日军驻军，脑子登时就懵了。因为日本人仅仅是想在华中、华南实现和平，而且也没有说什么时候撤兵，这与汪精卫代表原来与日本谈判的和平条件差距太大了。

汪精卫虽然是个异想天开的书呆子，但他不傻，知道这一趟卖国卖的不值。要是按照日本人的条件，他的和平运动就是赤裸裸的灭亡中国运动，没有人会相信他是为国为民的了。

关键时候，汪精卫使出了自以为是杀手锏的招数，向影佐祯昭提出结束和平运动，他本人避居上海租界的私宅。这家伙想以进为退，威胁日本人。

影佐祯昭是老狐狸，当着汪精卫的面掉了几点眼泪，说了几句同情汪精卫、批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是对《重光堂密约》的倒退之类的鬼话，并表示返回日本向陆相汇报。

小日本哪里会照顾汪精卫的情绪？影佐祯昭通知汪精卫的是必须按照《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原则签约。只不过日本人现在需要汪精卫这条狗，答应和汪精卫在协议书上签一个《绝密谅解事项》，加进一些汪精卫提出的无关大局的要求。其中，日军答应不向汪政fu派中央政治顾问，改为聘请军事顾问。另一条就是日本把在驻军分为防共驻军和治安驻军两大类，防共驻军驻扎正太路以北地区和胶济路沿线。治安驻军另行协定。其它地区驻军在恢复和平两年后撤走。

什么时间算是恢复和平？汪精卫没提、日本人没说。

汪精卫就是以这样的条件、打着反共救国的名义把中国给卖了。不过，汪精卫自己也说了，中国不是他能够卖得了的，他所能出卖的就是他自己。

梅思平闹的臭名远扬，日、汪秘密协定刚刚签订，身为汪精卫对日谈判的委员高宗武、陶希圣又演绎出了“高陶事件”。

高宗武这人啊，自负聪明，一心要施展外交才华创造奇迹，想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日本人停止侵华战争。他也不想想，那能行么？因此，当蒋介石看透日本人意图命令他停止与日本人谈判的时候，他转而投向了汪精卫，背着蒋介石和日本人谈判。最后干脆跟着汪精卫跑了。

陶希圣严格意义上讲是个教书先生，由于和汪精卫相交日久，成了莫逆，也被世人视为汪派文人。后来就跟着汪精卫逃离重庆，成了汪精卫的骨干。

这两个人天性未泯。

高宗武代表汪精卫前往日本谈判时遇到了避居长崎的民国名人黄溯初，黄是高宗武父亲的挚友，视高宗武如子侄，高宗武对他非常敬重。结果，黄溯初正色警告高宗武“你要救国；必先从自救开始；你跟汪精卫走是绝对错误的。”

现在，谈判来谈判去，最后竟然谈出了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高宗武总算是明白自己干了件多麽愚蠢的事情。可惜，无论他怎么劝汪精卫不要在协定上签字，汪精卫都置之不理。于是，高宗武决心回头是岸了。用高宗武的话说，就是比如饮酒，发现是毒酒，他喝了一半不喝了，而汪精卫非要把整满杯毒酒喝完不可。

高宗武决心反正，黄溯初也随后赶到上海救他。考虑到高宗武想离开上海的困难很大，黄溯初找到中央银行常务理事、青帮大亨杜月笙和浙江财阀在上海的高级代表徐寄庼，请求帮助。

徐寄庼是金融界的传奇人士，脑袋灵光，一听就知道这事必须得请杜月笙帮忙。于是，徐寄庼写了个“高决反正；请向渝速洽”的字条，找到杜月笙的驻沪代表徐采丞，要他立即转达远在香港的杜老板。

杜月笙接到字条马上就飞往桂林，面见正在桂林指挥作战的蒋介石，蒋介石大喜，只是杜月笙秘密营救高宗武。

杜月笙返回香港后，黄溯初赶往香港去见他，把日汪密约要点说了个一清二楚。杜月笙又带着黄溯初乘飞机飞往重庆，面见蒋介石，详细报告。蒋介石对黄溯初慰勉有加。

这下，高宗武得到了军统驻上海人员和杜月笙在上海的大弟子万墨林的帮助。

陶希圣情况和高宗武不同，他的夫人万冰如是个识事明理的女人，如何能愿意丈夫当汉奸？天天以泪洗面，逼陶希圣回头。其实，陶希圣此时肠子都悔青了，他是大文人，透过纸面就知道日本人要的是从黑龙江一直到海南岛的领土，以及地上地下的物产，知道签这样的协定就是标标准准的投降和卖国，根本就不是什么孤僻的和平运动。可惜，任凭他怎么劝说，汪精卫铁了心要当汉奸。

结果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1939年12月30日日汪签订密约的时候，提前已经将密约全部内容秘密拍照的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故没有参加。

1940年元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在军统和万墨林的掩护下，分头化装躲过七十六号特务的监视，登上美国游轮“胡佛总统号”，扬长而去。

高、陶二人的突然失踪，让汪精卫大惊失色，但是，陶希圣是孤身一人走的，妻子和儿女都还在上海，汪精卫不怕，决定静观其变，仍然按照他费墨登场的时间表往下走。

这个时候，这群狗汉奸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历史耻辱柱了，反而象群狗抢骨头一样，开始争权夺利，演出了一幕幕丑剧。

这中间最精彩的丑剧是“七十六号”两个特务头子丁默邨、李士群的争斗。

李士群在日本特务支持下建立七十六号的时候，想利用丁默邨在中统的声望，便于他快速发展特务队伍。结果，丁默邨搭上了周佛海，把能捞钱的、能当大官的活儿全揽到了自己身上，没有李士群什么事了。而且，丁默邨把一批中统特务引进了七十六号，这帮人根本不买李士群的帐。现在，又面临着谁当伪警政部长的问题，丁默邨和李士群矛盾就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两只恶狗争来争去，最后李士群将丁默邨一脚踢出了“七十六号”，自居特工总部主任。但警政部长一席，却变成了“敲破狗食盘，大家吃不成”，由周佛海以伪特务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兼任，李士群任政务次长。丁默邨只捞到了一个伪中央社会部部长，到处发泄不满情绪。

争抢一番后，汪伪中央人事安排总算尘埃落定。

3月20日，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中山北路“国际联欢社大会堂”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除汪精卫外，国民党的十名代表是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梅思平、丁默邨、曾醒、刘郁芬、李圣五、叶蓬；伪中华民国临时政fu五名，他们是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朱深、殷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fu代表五名，他们是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高冠吾；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贤达八名，他们是：诸青来、李祖虞、赵毓松、张英华、赵正平、杨毓珣、岑德广、赵尊岳；伪蒙疆自治政fu代表二名，他们是：卓特巴札布、陈玉铭；另有二名列席代表，他们是伪湖北政fu代表何佩瑢、伪广东维持会代表彭东原。

汪精卫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再次鼓吹和平建国，用“结束训政、实现宪政”的谎言，掩盖其投放卖国的罪行。

这群汉奸卖国贼，还真把自己当成了代表，装模作样地讨论通过了伪中央政fu树立大纲，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及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伪国民政fu及五院组织法，伪五院所属各部会组织法，伪国府委员、五院正、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府文官长、各军长的人选案，伪政院各部会长及秘书长、立法院立法委员、司法院所属的最高法院、行政法院院长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选案，伪监察院监察使、监察委员和审计部长人选案，伪考试院所属铨叙部部长及考选委员会委员长人选案等提案。

同时，根据伪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之指导机关”。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设六名当然委员、四名列席委员、十九名指定委员、十一名延聘委员。其中，六名当然委员由伪政fu五院院长及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担任；四名列席委员由除立法院外的四院副院长充任；十九名指定委员由汪精卫指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充任；十一名延聘委员由所谓“合法”选举人士及社会知名人士充任：

主席：汪精卫

当然委员：汪精卫、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王克敏。

列席委员：褚民谊、朱履龢、顾忠深、江亢虎。

指定委员：周佛海、褚民谊、陈壁君、梅思平、陈群、林柏生、刘郁芬、任援道、焦莹、陈君慧、陈耀祖、李圣五、叶蓬、丁默邨、傅式说、鲍文樾、萧叔萱、李士群、杨揆一。

延聘委员齐燮元朱深赵毓松赵尊岳诸青来岑德广赵正平缨斌卓特巴札布殷同高冠吾

伪中央政治委员会还根据该会组织条例，决定了正副秘书长、各专门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

汪精卫这狗汉奸，也不嫌寒碜人，竟然遥尊国民政fu主席林森老人为伪国民政fu主席，自己当了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让陈公博当了立法院长，温宗尧当了司法院长，梁鸿志当了监察院长，王揖唐当了考试院长，唐蟒二当了参军长，又任命了一大帮部长、政务次长、常务次长，成立了军事委员会。

汪精卫之所以把伪国民政fu主席一职让给远在重庆的林森老人，是要标榜“还都南京”。目的是要让国人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