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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豪杰去抗日-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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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派工、官员安排、枪支摊派、县里的好事多少，常常争吵不休，来县里互相说对方的不是，争夺最大的利益。
河北派的大绅士有姜瑞五、姜次敏、姜益轩（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庆锡（城关保安团团长），河南派的有蔡如清、雷殿霆、民团团长王老七。他们两派都有自己的武装，都企图左右县政权，让县政府顺从他们的意图。河北派因为是近水楼台，所以频繁地来县政府纠缠不休，河南派则是紧紧地盯住县政府不放，不让北派分享了他们的权力，逮住你是死缠烂打。
这不，刘庆锡来找管大同说：“管县长啊，这一阵子，县城一带土匪活动猖獗，请求管县长派我们城关保安团前去剿匪。”
管大同知道这几天并没有土匪前来捣乱，刘庆锡所谓的前去剿匪，也不过是前来要几个钱而已，只得说：“剿匪好啊，不过匪在哪里，有多少人，得需要多少人前去，花费大约多少。”
刘庆锡乱说一通，然后递上了一个账单说：“这是我们需要的花费，请管县长过目。”
管大同接过账单一看，又是枪炮子弹、又是军用服装、又是粮食铺草，最后需要花费一千五百块大洋。
管大同皱着眉头说：“县政府确实穷啊，上哪里弄这么些钱去。据我所知，这些天来，没听到土匪的什么动静啊！”
刘庆锡一听说是管县长对他的剿匪计划提出了质疑，当时就耷拉下了脸子。
正在这时候，河南派的王老七团长又来了，听说了剿匪的这个事情，马上插嘴说：“管县长啊，剿匪的任务给我们吧，我们一千块钱就能完成剿匪大业。”
刘庆锡一听王老七的话就火了：“我说王团长啊，你捣什么乱。我们剿匪是我们城关附近的事情，关你什么屁事，你还是自扫门前雪，把你那边的事儿办利索了再来说话！”
王老七当然不服气，说道：“这话怎么讲，这土匪窜过来窜过去的，说不定从你这里又窜到我那里去了。你一千五百块能办成的事儿，我一千块就能办成，这不是给县政府省了钱了吗。碍着你哪根筋疼了，我不和你废话啊！”
刘庆锡大骂道：“你不和我废话，我还不和你废话呢！真是离了你这个臭鸡蛋，还做不成鸡蛋糕来。”
于是，两个人大吵一通。当然，剿匪的经费，哪一派也没有给他们。
这两个人什么事儿也没有办成，当然都窝了一肚子的气，只能回去给他们的狐朋狗友绅士们诉苦去了。
别看对剿匪有利的事情，他们挺热心，可是对他们应该需要做的事情，他们可就横加推诿了。
当时，有国民党的军队、六专区的部队，还有政府的各种人员从寿张县境内过往，他们需要房舍、铺草、粮秣、茶水等物，按照惯例，这些都由各区的区公所筹措，然后造册报销。然而，这些乡绅们觉得从县里捞不到什么好处，就在这些事上借故要挟。部队、公务人员来过往了，什么也不给预备。
管大同催促他们办理，他们就发牢骚说：“不好办呀，区公所穷呀！哪里有钱有粮啊。”“要不，县里先拨出一部分钱来，我们再办理。”“县里不给钱，什么事也不好办。”
这些没被伺候好的“大爷”们，鼻子底下可有个嘴，就到处乱说，“这个寿张县什么也不行。”“对过往的部队不管不问，故意刁难。”“管大同不行，这个县长他当不了。”
对此，管县长气得了不的，跺着脚骂道：“这些区公所、乡绅们太混蛋，非毙他几个不行。”可是生气归生气，真要是撤了他们，时机还不成熟，他们掌握着区乡的一些实权，背靠国民党，既有武装又有钱，实力太雄厚。
县里要取消集市上的一些非法苛捐杂税，这样对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有好处，可这下子似乎又戳到了这些乡绅们的痛处，对这些事千方百计地抵制，就是不办。管大同打电话问他们时，他们却说：“管县长啊，清水养不住鱼，区公所就这么点儿好处，把这些都取消了，来来往往的这些费用从哪里出呀！”“管县长啊，这点儿小事你就不要管了吧，再管的话，我们的区公所里就没人干了。”
县政府感觉到，虽然掌握了县印，但是如果没有枪杆子，就无法压制他们嚣张的气焰，就没法顺利推行我们的政令。
当时寿张城关的武装有两部分，一支是县警察队，有百十来人，一支是城关保安大队，有两百几十人。在名义上两部分人都隶属县政府，听县政府指挥，其实不然。警察局长陈义勋是专署参谋长王金祥推荐来的，他自认为有王金祥为后台，所以根本就不把寿张的县政府放在眼里。而保安大队长刘庆锡则根本就是当地士绅的爪牙，处处听从绅士们的意见，对县政府则是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冒。
管大同和同志们认为，这两股力量根本就不是县政府所能掌握的，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保证政令的执行，于是决定建立“寿张县政府特务大队”，队员公开招募，也由地方党和政训处从各方面物色选拔一部分，人员是很快募齐了。
但是枪支呢？寿张县政府本来有政务警用的一百多条枪，但是在旧县长齐思元逃走后，这些枪支被城关保安队的刘庆锡拿走了。当县政府向他们提出要把这一部分枪支归还县政府后，刘庆锡在地主绅士的支持下却百般抵赖，先是说：“那是原有的枪支已不能辨认。”又说：“我们可以派团丁进驻县府，任凭县长随时调遣，何必要那些枪呢？”
同他们谈判，他们软磨硬顶，拖延搪塞，就是不交枪。
直到二月底，经寿张县政府的请求，聊城政训处派来了一支武装来到了寿张县。这支部队的队长是红军来的廖云山，是**掌握的10支队。这一招真灵，廖队一开到，那些绅士们就乖乖地把枪给送来了。县特务大队的战士有了枪，专区政训处又派了红军营长金维国来任大队长，县政训处姜维扬任政治指导员，**就算真正掌握了这支小小的队伍。
当寿张的政治建设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莘县、朝城、观城三县也在进行着同样一场争夺抗日政权的斗争。
第18回 吕世隆就任抗日县长
莘县的国民党县长逃跑了，为了填补权力的真空，范筑先委任**员吕世隆为抗日县长，同来的还有县府秘书刘泮溪、政训处干事张炳元等。他们多是平津流亡学生，经历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有的人还是运动的负责人，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加入了**。
吕世隆，193年上半年入党，泰安城西李家庄村人，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张炳元，天津胜芳镇人，1936年入党，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他们随平津流亡学生于193年夏天到达济南，考入了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到达聊城工作。
193年12月，正是滴水成冰的时候，吕世隆于29日骑着一头小毛驴，冒着刺骨的寒风到达了莘县县城，他唯一的行李就是一床薄薄的棉被和一件棉大衣，张炳元等人也随后到达了莘县。天寒地冻，挡不住他们火热的心，稍作安顿，立刻派服务员苏群去冯海村接来了地下党员冯子华，他的工作地点原来是在冠县。
冯子华顶着一身雪花进来，各自介绍了一下身份后，张炳元向冯子华传达了**鲁西特委的指示：“你不要到冠县去了，就在莘县做党的工作。”又指了指身旁的吕世隆说：“莘县党的工作由我们三人负责。”
就在这间破败的小屋里，莘县党委的三人小组成立了。
为了便于工作，冯子华和县里的部分党员、进步青年进入了县政训处，以此为掩护。大家齐心协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吕世隆恢复了县政府，各区也恢复建立了区公所，教育科长苏群、财政科长曹大成都是**员。全县的混乱局面初步安定下来，抗日政令得以推广实行。
1938年春节，鞭炮声不时地划过节日的空中，许多农民正忙着走亲串友，庆贺这一年中最快乐的节日。在城里政训处驻地，却正在召开一个秘密的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炳元、吕世隆、李集安、冯子华等，他们表情严肃，等待着一个重大的宣布。
张炳元站起来，向大家严肃地宣告：“我正式宣布，莘县**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大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个个神情激动。
张炳元又宣布：“书记张炳元、委员吕世隆、李集安。组织部长白雪亮、宣传部长冯子华，群工部长王惠卿。”
大家集体鼓掌通过，表示热烈支持。
会上，大家就当前形势和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决定：1、大批培养干部。根据两个月的工作，大家感到最迫切的问题是缺少干部。靠聊城要干部已经不现实，必须采取措施培养。会上决定了培养干部的途径和方法。2、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要求抗日的青年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尽快建立各区区委。3、组织抗日武装。建立莘县支队及区基干自卫队、村不脱产自卫队。决定了莘县支队的领导人选。4、迅速建立工、农、青、妇抗日群众组织。
会后，各同志按照县委的统一布署，展开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首先是建立抗日武装，吕世隆把莘县民团和原县警察局人员及枪支收容起来，建立了莘县支队。吕世隆兼任大队长，**员晁苏民为副大队长，郭鲁为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连，负责守城、巡逻、维持治安等任务。
吕世隆还亲率莘县支队去城南张洼、城北燕店一带去讨伐土匪。后来莘县支队改名为莘县保安大队，县委向各连队派了政治指导员。这支队伍在剿灭土匪，稳定局势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1938年月，一支队伍突然开到了南关外，要求进城。莘县支队以为这是大股土匪，坚决不开城门。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68军的敌后挺进军，到河北去的途中经过莘县。吕世隆担心该部进城后骚扰百姓，仍令不开城门。
双方相持了三天，该军声言如不让进城，就炮轰城门，强行入城。最后，吕世隆令郭鲁随该部北上，担任向导，才将事件平息。
在建立莘县支队的同时，各区亦相继建立30人到0人的基干自卫队，村建立了不脱产的自卫队。城西孙怀玉的民团，被范筑先收编为独立十四团，莘县的局面进一步安定下来。
莘县抗日政府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大批培养干部和抗日骨干。在城内东街第一高小内，先后举办了两期农会干部短训班。每期十多天，由张炳元、吕世隆、冯子华、王惠卿等授课，讲解抗日形势和今后的任务，怎样组织农会，农会干部的工作方法等。农会干部培训班之后，还选拔优秀青年赴延安和南宫八路军一二九师驻地及聊城政治干校、军事教育团学习、受训。
县政府又建立了抗日群众团体组织。1938年4月，建立了莘县抗日动委会，吕世隆兼任主任。农训班的学员结业回村后，随即发动农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抗日救国运动。农民纷纷加入农会，各区农会长在县城召开联席会议，建立了莘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选举王惠卿为会长，白雪亮为副会长。
农会会员也进行了一些基本的操练，枪支被自卫队占用了，农会会员就用红缨枪、大刀、棍棒及常用的农具铁锨、锄头进行训练。1938年秋后的一天，艳阳高照，莘县万余农民从四面八方涌进县城，齐集于城内东北角的广场。在简陋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白布红纸写的横幅“莘县农民阅兵大会”。台下万头攒动，红缨枪的枪尖闪闪发亮，红缨子和各类纸旗迎风摆动，口号声此起彼伏。
县长吕世隆、农会会长王惠卿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随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人群至夜方散。这次检阅和游行，展示了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力量，为进一步全面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奠定了基础。
莘县政府推行战时的经济政策，当时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吕世隆在推行县政过程中，根据莘县地广民穷的情况，把农业所得税改为累进税，也就是财富越多，税率越高，减轻了广大贫下中农的负担。减轻其它捐税，严禁高利贷，强制地主富户纳粮，救济贫苦农民，号召恢复家庭手工业，加强集市贸易的管理，严惩不法商人等措施，使濒临绝境的莘县经济出现了生机。
为了支持抗战，莘县一次向第六专署解款4万元，为其它各县所不及。
县政府还实行抗日的文化教育，在财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专款恢复教育，在全县新增高级小学2处，初级小学80余所，小学教师增加了一百多人。吕世隆还命令教育科长苏群把原有学田收归教育科，以弥补教育经费之不足。在文化工作方面，县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到乡下街头演出，刷写抗日标语，组织各校学生演唱抗日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歌曲和节目，激发了许多农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在全县形成了浓厚的抗日气氛。
范筑先高度评价了莘县的抗日救亡工作，称赞吕世隆是抗日模范县长，号召其他各县向莘县学习。
然而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朝城县，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朝城，地处中国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鲁西平原上，地势平坦，气候宜人，直到196年才被撤销，现在划为山东省的莘县。
范筑先原来任命的县长是张守忠，此人是国民学顽固分子，属于参谋长王金祥的人。张守忠对抗日并不积极，但在整个第六区积极抗日的大趋势下，也不得不作出抗日的高姿态。他组建了动委会，通过考试选拔了一些青年进入聊城政治干校、军事教育团学习，建立了县大队和区队。但在张守忠的抵制下，聊城政训处向朝城县派不进政训工作人员，直到1938年月，才勉强接受黑伯理为政训处干事。
张守忠对政训处工作不支持，对黑伯理千方百计地排挤，只给他安排了个动委会宣传组长的职务，动委会主任由张守忠自己兼任。
黑伯理在朝城城里无法开展工作，不得已，只得深入到鲁西北最大的回民聚集地张鲁集，组织回民抗日运动。由于黑伯理也是回民，又有文化，很快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迅速组织起了抗日救国会。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部分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建立了张鲁支部，杨见远为支部书记。在黑伯理、杨见远的领导下，张鲁集的抗日救国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然而，张守忠却诬陷黑伯理组织回救会是“企图颠覆政府”，要范筑先查办。这时，恰巧**鲁西北特委另有任务，借此机会将黑伯理撤出朝城完事。
在观城县的情况更为复杂，观城县196年划归范县为观城区，1964年划归莘县仍为观城区。
范筑先先是派了一个叫王广增的人来当县长，由于当地群众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王广增到王家庙讲话时，一不随当地老百姓的意，老百姓的组织红枪会群起而攻之，王广增被扎成了重伤，带的两个警卫员也被扎死。
其后，范筑先又派了姜鸿元来当县长。这个姜鸿元是王庆祥的嫡系，国民党的顽固分子。此人又性情暴戾，处事野蛮，别看对抗日救亡运动不热心，对搜刮民财却很内行，人送外号“姜二虎”。
有一次，十王庙村由于未及时上交所要的钱粮，姜鸿元把里长李舟前一枪打死，并把头割下来，悬头于城内三天，以警示那些不交钱粮的人。此事闹得观城县民众怨气沸腾，群情激奋。
当姜鸿元再次向十王庙征粮时，十王庙附近的民众联合起来，以将军寨为首的红枪会员将其团团包围，吓得姜鸿元大喊：“乡亲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这是执行公务。谁要是妨碍执行公务，李舟前就是下场。”
姜鸿元不喊不要紧，这一喊，更是火上浇油。民众中不知谁大喊一声：“杀呀，杀死这些当官的。”有的人就附和着喊：“官逼民反，反正是没有活路了，杀呀——”一时红枪会蜂拥而至，见到了官兵只是乱捅乱戳，后面的推前面，前面的往前冲，一浪高过一浪。
姜鸿元本来还要喊：“开枪，立刻开枪。”可是，他的喊声早就被红枪会们淹没了，哪里还有人听得见。官兵们被挤在中间，高举着枪，连拉枪栓的空间也没有，哪里还能推膛、上弹，一下子就被愤怒已极的红枪会杀死了二十多人。
姜鸿元被贴身的护卫保护着总算没有被扎死，此时早就没了咒念，只得脚底下抹油——赶紧逃命。后面的红枪会紧紧追赶，一边追赶着一边还大声地吼叫，那声音真如山呼海啸一般。
姜鸿元是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没命地逃回了县城，红枪会也追到了县城，把县城团团地包围起来。吓得姜鸿元是四门紧闭，派上所有的重兵把守城门，然后赶紧向范专员求救。红枪会把县城包围了三天，这三天姜鸿元真是眼睛也熬红了，饭也吃不下，人是整整瘦了一圈，总会是体会到了欺压民众的严重后果。
三天后，范筑先带兵来才解了围，把姜鸿元大骂了一顿，本来想撤职查办，但是王金祥一个劲地说情。范筑先看到王金祥的面子，勉强同意把秉鸿元调到濮县当县长，观县城呢，再派张舒礼来当县长。
张舒礼是著名**员张郁光的弟弟，他来到了观城县后，立刻把莘县吕世隆的那一些办法搬了过来，使观城县的抗日工作蓬勃地开展了起来。聊城政训处又在观城设了办事处，有二十多位从聊城军事教育团、政治干校毕业的**员、民先队员到达观城工作，给予了观城县很大的支持。观城县的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党员的人数成倍增长，有些国民党的顽固分子惊呼：“如今的观城，简直成了**的地盘。”
1938年上半年的这段时间，第六专区在范筑先的领导下，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第六专区从南到北，形成了浓厚的抗日氛围。但是，在这种大好形势的背后，却隐藏着种种的危机……
第19回 徐大胡同遭报复 一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韩行跟随徐玉山来到了徐大胡同村，看到这里地处徒骇河西岸，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特别是鲁西地区大部分是沙土地、盐碱地，而这里却是难有的红土地。沙土地漏肥、漏水，盐碱地寸草不长，而红土地就不一样了，既保肥又保水。
徐玉山家的世世代代就在这里耕耘、居住，生活成长。徐玉山的爷爷原来是一个雇农，跟着东家开坊。这鲁西北盛产棉花，收来的连棉花带籽叫皮棉，用机器把棉花拔去，就剩下了一些棉籽，这棉籽呢，就送到了油坊里用传统的土制方法榨油。榨出的油黑黑的，浓浓的，又香又卡嗓子，不过炒出来的菜却挺香，就是菜里有一层黑黑的棉油色。如果再细致一点儿，把黑棉油熬开了，放上火碱，火碱遇到了棉油就起了化学变化，黑黑的一层渣子沉下去了，表面上一层清亮亮的，这就叫卫生油。
有钱的才能吃上卫生油，而一般的老农民就只能吃黑棉油了。
徐玉山的爷爷跟东家学会了这开油坊的手艺，借了点儿钱，自己开了油坊。这开油坊可是个辛苦活，先是对棉籽进行碾压，这碾压就是修了一个水泥圆台，水泥圆台上放上棉籽，赶上牲口，一圈一圈地压，把棉籽压得扁扁的，既不能压碎，还得方便出油。牲口得长时间地靠，长时间地拉套，人也得长时间靠，既得防止牲口偷吃棉饼，还得不断地扫着压好的棉籽，再放入新的棉籽。
在长时间的劳作中，徐玉山的爷爷腰累弯了，靠成了中农。
出棉油，那就得讲究点儿热度和力气了。首先是烘烤棉籽，有一个土炉子，通常炉子里都是点麦秸，这麦秸起火快，温度好控制。炉子上面放着一个大铁鏊子，鏊子上就放着烘烤的扁棉籽。棉籽经过加热后，再放入一个个的蒲包打捆，打好捆的蒲包就放到榨床上。榨床上能一溜入上十五六个蒲包。一边是一尺半长的枣木楔子，一边是等待接油的油桶，中间底下是一溜铁板，好保护棉油的流动。
最惊心动魄的时候来到了，那就是打油锤。这油锤黑黑的，圆不圆，方不方的，油光锃亮，一个油锤有五十多斤重，没有力气是举不起来的。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三伏天，油坊工人都是一丝不挂，赤身**，一是因为屋里热，二是也没法穿衣服，油烟障气的，衣服很快就变成油布了。
徐玉山的爷爷已经举不起油锤了，只能静静地在烧着棉饼炉子，这油锤只能由徐玉山的爹爹接过来再举。浑身一条条肌肉疙瘩的徐玉山年轻的爹举起了油锤，呼喊了一声：“举起了油锤——哎哟喂！”随着一道优美的弧线一划，“梆”地一声，油锤重重地打在了一尺半尺的枣木楔子上，楔子下去了一大截。油被挤压了，滴出了几滴。
徐玉山的叔叔也举起了油锤，呼喊了一声：“出油了哎——哎哟喂！”“梆！”
“努力打哟——哎哟喂！”“梆！”
“挣家业哟——哎哟喂！”“梆！”
“使使劲哟——哎哟喂！”“梆！”
“再挣两亩地哟——哎哟喂！”“梆”
油锤越打越急，楔子越锲越深，口号越喊越急，蒲包越来越扁，棉籽流出了金黄色的液体，铁板上流出的油由滴到线，由线到缕，由缕到哗哗地响，哗哗地流进了油桶……
在高亢、激昂的打油锤歌声中，徐玉山的爷爷倒下去了，徐家也因此熬成了富农。
当徐玉山的爹爹也到了父辈那样年龄的时候，徐家已经成了大地主，有了近0多间房屋，近几百亩耕地，还和别人经营了一个油坊。徐家还人丁兴旺，徐玉山是兄长，下有六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全家共有19口人。
少年时的徐玉山就读于博平小学，他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品质良好，并且富于正义感。他从小耳闻目睹了农村广大农民贫困的生活现状和贪官污吏的罪恶事实，为勤劳反而吃不饱饭的农民鸣不平，对官府豪绅的奢侈豪华深恶痛绝。他待人热情，肯帮助贫苦农民，又主持正义，深得乡亲们的拥戴。所以，1936年在选联庄会长的时候，徐玉山被推选为徐大胡同村附近28个村子的联庄会的大乡长。
“联庄会”是怎么回事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被占领的消息传到鲁西北后，徐玉山象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一样，为中国的命运深深地担忧。以后，鲁西北逐渐陷入了混乱状态，溃兵劫掠，土匪蜂起，民不聊生，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徐玉山目睹国破家亡的悲惨局面，悲愤之情油然而生。
1934年初，韩复榘为了扩大实力，挖掘兵源，以省政府名义令全省举办联庄会，并颁布了《山东省各县联庄会暂行规程》，其大意是：以增进自卫能力，辅助军警维持治安为宗旨。凡20岁以上40岁以下男子（除残废外），均有充当会员之义务。会员有警听调，无事各营本业。各级联庄会执行任务以不出境为原则，但边境各庄镇与邻县毗连之联庄会有协助之责。
茌平、博平1934年成立联庄会组织，县长兼总会长，设立县联庄会训练处，下设2至3个大队。本来，徐玉山已在家主管家务，当了联庄会长后，他将家事交于二弟打理，自己组织群众保家防匪，专务公事。
联庄会以大队、中队为训练单位，全县一次调200人左右集训，训期3个月。参训会员按经济情况分配名额，一般是每4亩地出1丁。要求户主亲自受训，不得雇人代替，会员参训时必须携带步枪1支（由乡镇解决）。课程主要是《联庄会须知》平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武术等，结业前举行一次实弹射击。
训练期间无薪饷，仅供伙食，发蓝色制服1套（由县地方款支）。结业返乡仍营本业，但编入所属乡镇后备队，归乡镇长（兼队长）、甲长指挥，担负地方治安。每隔3个月由队长召集会操1次。
茌平的二区广平马明智，三区卅里堡，博平的徐大胡同、贾寨等经常组织演习。通过这样的训练，平日里散漫无序的民众，渐渐成数为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武装组织，到193年10月，博平县参加训练的人数达1000…1200人。
南镇一战，这些最初抗击日寇的武装军事力量，除了保安团以外，就是联庄会，这并不是说，老百姓拿了枪就能打仗，他们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军事训练，初步显示了一定的战斗能力，所以南镇能打败凶恶的日本鬼子，也并不是侥幸取胜。
韩行作为一个现代人，对于地主阶级又进行了自己的思考。
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农村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现状。而土地，在当时的中国来说，又是主要的生存手段。说到地主，都认为是很坏、很恶霸的，韩行从资料中查知，这也是有所误解。就和任何地方都有左、中、右一样，地主也有开明绅士和恶霸地主之分，更多的则是土财主，也就是指望省吃俭用，一辈一辈积累的财产，而过得比较富裕。
然而鬼子一来，把这一切都打乱了。鬼子不但要地主们的财产，还要地主们的性命，这不能不引起地主阶级的强烈反抗。也亏着当时根据地的政策是减租减息，这和鬼子既要财也要命比起来，还是处于能够承受的程度，所以不少的地主宁愿减租减息，也不能向鬼子低头。
别看这个阶级，他们虽然人少，可是掌握着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和绝大部分的财产，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如果这个阶级发起威来，那能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所以说，鬼子来的时候，一切阶级，一切民族，都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实际上，大部分的民间抗日武装，都掌握在一些大地主手里。
所以，徐玉山成为联庄会的大乡长也就不足为怪了。
南镇一仗，太肥联队长全军复没，新来支援的木村中队长本来是想和太肥联队共同并肩作战的，最起码是把请求支援的太肥联队接回高唐，没想到来得晚点了。
他们首先在南镇大开杀戒，只要没能跑了能喘气的中国人，统统杀个精光。他们又窜到了周老庄，见人就杀，见女人就奸，又杀了1人。
他们又向徐大胡同气势汹汹地扑来，要不怎么说汉奸可恶呢，早就有汉奸徐小亮报告说，徐大胡同是28个村联庄会司令徐玉山的家乡，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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