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迷抗日记-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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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来的上海人中，还多了一些人，他们是前清官僚的后人、上海的没落贵族这个圈子的，例如李鸿章的后人。

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联系王亚樵杀了赵铁桥，蒋中才大怒，但没有什么证据，对王亚樵又没有办法。最后派宋子文对招商局查账，发现一些问题，正式通过法院，以擅自出卖国家土地（李国杰以码头为抵押，向银行借款）、虚报价款、欺蒙政府（这两条确有其事），判了李国杰八年徒刑。王亚樵还是念这个老乡情，让财迷有机会捞他一把。而李家的人通过王亚樵的关系，也来共济会走动，也向财迷“捐抗日款给抗五军”，数额也可以，要知道，这时李家只是个“瘦死的骆驼”了。于是，当年前宋子文来提福建事件的事时，才弥先生提了一句“听说李国杰在狱中身体不太好”，第二天，李国杰就被通知“你被才弥先生保外就医了”。

他这一放出来，也要到科辉医院住两天调理一下。他家里人更加是要到才弥先生这儿来感谢一下。“物以类聚”，李家与在上海的类似家族，如盛宣怀的后人、上海道台聂缉规的后代，也是有联系的、有亲戚关系的。他们的前辈是搞洋务的，当过官也有不少钱，在上海也有一些实业，如聂家的恒丰纱厂等。但他们与江浙一帮搞实业的生意人又不一样，在他们眼里，这帮实业家属于“暴发户”，没什么教养、没什么根底。

当年宋子文拼命追求盛家七小姐（宋当时被聘为盛四公子的英文秘书，见到七小姐后，主动要求当她的英文教师，随后又拼命追她），盛家以宋家的门户太低，一致反对！盛七小姐本人倒是对宋子文有意，但宋子文去广东给孙大总统姐夫帮忙后，遇上他人娶了，负了他南下前对盛七小姐的山盟海誓。

相对而言，这一个圈子的人当然更加看不上一些靠流氓手段上来的黄金荣、杜月笙之流了，而洪门龙头大哥才弥先生，最多比这些流氓排得高一点，算入江浙暴发户一类吧。

不过，他们的企业要做生意，要贷款、要运输，所以还是要与共济会打交道的。现在例如李国杰之类的事，也是要与才弥先生打交道的，几次接触下来，发现才弥先生他们与杜月笙他们确实不一样，特别是才弥先生本人，与他们想像中的帮会头子不一样。

才弥先生对各个民族企事业都蛮照顾，而不是像这个时候的有些风气，只照顾自己的同乡、关系户，打击不是自己圈子的人。只要华人已经有的企业，财迷就不再投资兴建，避免自相残杀（财迷对另一时空中，各地中国企业自己竞争压价非常不以为然，什么产品只要有几家中国企业生产，那就一定要把这产品压到没有利润为止！这本事可真是利害！）。共济会的运输、商业网点等，已经有垄断企业的样子，但从来不因此把利润率搞得太高，也不压制同类小企业。当然，在这些官僚后代看来，不特别照顾某一个地方的人，是因为共济会已经发展到了全国多数地方了。

这个松散的没落贵族圈子，内部也有争斗、有矛盾，但毕竟气味相投，通婚也往往在这个圈子内，在上海也形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圈子。这帮官僚子弟中，不能说没有人希望傅仪再当皇帝，让他们家再兴起。但有这样想法的人绝对没有要我国富强进步的人多，特别是他们的第三代以后的年青人。

财迷与他们有接触后，发现这些人并不都是像李国杰这样，为了争资产、争权利就不择手段的。这些家庭中的子弟，以“华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的最多，也有个别玩世不恭、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但这些家族的后人更多是在商业、实业、工程技术和艺术上有成就的。他们也学了一些家传的国学，也接受了一些国外的文化，家庭正在没落，但他们中觉得国家应该改革、应该进步的年青人不少。

这么说，他们也有些认同共济会的一些做法的，向抗五军捐款，也不完全是巴结共济会。在现在已经是抗五军老战士、九一八后到东北去的“上海青年抗日团”中，也有几个是这些家族的年青人。

奇怪的是，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人对当官并不是特别热衷的。例如聂家的家规就是让后人不许当官！而另一些家族至少也有什么不许加入任何帮派团体之类的家规。这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家族可都是靠当官起家的！因为这样，这些人与共济会的人挺熟了以后，仍旧不加入共济会，只能算是共济会的朋友吧。

而一些上海的实业家，对这个圈子的人又有点不以为然（你们挣钱的本事没我们大，还摆什么臭架子？），但在好多地方，比如生活方式等，却要去学这些人的样子。老上海独特的地方味道（海派？），受这个圈子的人的影响不小。一个地方风土人情的形成，总是与这个地方的历史、经济有关系的。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二章　傅仪称帝

冬天过去了，春天到来，东北的抗日义勇军的活动又开始多了起来。

现在，辽宁、吉林、黑龙江都说有十几万抗日义勇军，也经常有与日伪军的大小战斗。但报道战斗最多的是热河的抗战。

大家不知道热河有多少抗五军战士，但袭击鬼子最频繁、打死鬼子最多的是抗五军。

实际上在热河的抗五军还是只有六万人左右，最后在河北的抗五军一个师，虽然后勤补给已经到位，但是没有进入热河，而是穿上中央军的军装，算是五十五军最后保留的那个三十六师了。这长城南面给了他们一段防线，他们要守，这样也方便关内、关外的联系。现在大部队的行动，以及大队的军用物资运输，还是要从热河北面绕路，但是以小队的人员往来、少量的物资、民用物资等，都可以从长城直接进入热河了。一些商品，通过热河后，还进入东三省；而东三省的一些商品，也通过这条路线进入关内。抗五军、李际春的“抗日救国军”都从这些通商中得了点税，东北的百姓、各支抗日义勇军的一些经济，也因此好过一点。不过，日军用这个通道，进出一些间谍，也是正常的。不过，中央政府从来没对日军宣战过，东洋人现在要出入天津、上海等地，可是方便得很！

不过热河除了抗五军正规部队外，还有共济会民兵十多万人。热河的鬼子有七万来人，加上三万来伪军，集中驻守在承德、平泉和朝阳等热河与辽宁接近的城市，以及在这几个城市之间的交通线上设了几个据点；在开鲁驻扎的就有一万多人，是承德之外驻军最多的城市，原因很简单，这个城市有点孤立无援，周围都是抗日根据地、游击区。热河的中部和西北部，都在抗五军手里，抗五军的纵队司令部就放在了赤峰市。农村不用说，是抗五军的游击区，包括与辽宁接壤的地区。

说起来，在东北的日军现在一共四十多万，而在热河这么不大的省份，还只守卫半个省的情况下，有七万来人算是密度很高了。

但热河的南部地区是个打游击占的好地方，山区多，除承德附近外，人口密度比较小。所以现在这些日军据点还是常常受袭击，抗五军游击队把据点上站岗的人当靶子打。如果出据点去追打，人少了不行，很可能让抗五军打埋伏。可人多了，一般也得不到便宜：抗五军一下子就进了山，边打边走，依次掩护；到了夜里，又派几个人来用手榴弹袭击。

而日军学习抗五军的样子，开展的游击战，在我根据地军民有了警惕后，效果就差多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日军这种游击战应该叫做特种部队战或者特务作战才是。他们不光要带上弹药，还要带上粮食，才能深入到我根据地深处。时间不长后，粮食没了，要不就回据点，要不就去打老百姓，但后者容易暴露目标。加上他们的电台被我侦察到后，这种小股部队常被我军民包围歼灭。

在几股派出的“特别作战部队”被歼灭后（主要是他们的电台暴露了目标，不过日军自己还不知道），由于牺牲太大，日军已经不敢再进行这样的活动了。现在只有离他们自己据点不远的游击区，他们还敢派一点“特种部队”，与我军游击队对打。深入我根据地的事，只有派几个人的间谍式活动，其他的已经停止了。

这说明，长期的游击战争，得到当地民众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日军对我民众使用野蛮的手段，激起了民众的愤慨，民众警惕性也提高，组织起来，保卫乡村，主动为抗五军报告情况。鬼子连想要学土匪，以深山为窝点，都不行，让百姓发现了，就会报告共济会。这种间谍式的“游击战”，促进了热河根据地的民兵建设。

…………………………

随着天气的转暖，日军在热河的损失也又开始上升，每个月要死上个二百多、三百人，还得不到热河的什么物资，实在是得不偿失！

对于这个局面，日喷方面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他们又面临一次决择：军部的多数人，包括田中曾男，说不如让关东军退出热河，把热河让给抗五军。可是关东军的人不肯，已经死了这么多人打下的地方，怎么能放弃？撤退的话，不光白白便宜抗五军，还会助长华人的抗日气焰！现在抗五军是抗日义勇军中最顽强的部队，是大华关心抗日的人们心中最引以为荣的部队，所以，别的义勇军可以松一下，但这抗五军要重点的打！

热河日军制订了一个扫荡计划，需要至少四个师团加一些伪军十三万人以上，对抗五军围剿。因为承德和平泉、朝阳等一线至少要一个师团的兵驻守，另外二个半师团去包围抗五军主力，逼他们在阵地上面对面决战！开鲁一个师团防止抗五军北窜并作为预备队。

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大部队过去，抗五军就走了，碰到的只是一些地雷和零星骚扰。而后面空虚的地方却又挨打了，据点又被拔了，大部队只好回去。

为了改变这么被动的局面，他们对军部立下军令状，说给他们加一个师团，他们自己从东三省抽调一个师团和一些伪军，一定可以用一个月，扫平抗五军！

日军采用了两个办法，双管齐下：一是集中兵力，专门攻打热河的抗五军；二是提高伪满傅仪的地位和作用，希望他们能完成一些多组织伪军、为日军多收集东北资源的任务。

为了集中力量打抗五军，在黑龙江等三省，日军采取收缩到城市防守，并扩大伪军的作用，把日常治安更多交给伪警察和伪军。为了使伪警察等更加卖力，他们还答应了傅仪要当皇帝的要求。

傅仪想当皇帝，是从伪“满州国”成立前就提出来的，但这么做一方面不利于日军宣传“满州国是因为满州人民强烈要求而成立的民主国家”，回复帝制毕竟是开历史倒车的事，有独裁的意思。第二方面，日军确实是要让“满州国”低日喷一头，傅仪怎么能作为皇帝，有与天皇接近的地位呢？所以开始时没有答应傅仪，只让他当了个“执政”。

而且从“满州国”成立后，日军就与之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就是日喷方在“满州国”有许多特权，而“满州国”的防务、经济、外交等都由日喷负责。这些东西，赤裸裸地把傅仪定位于一个傀儡的位置。

其实不管怎么说，傅仪就是一个傀儡。但这样明显地做，让傅仪和他的一些汉奸手下很没面子，心里很不痛快。这些人中，特别是傅仪自己，还是有复辟的梦想。傅仪就自己出钱，养了一支“大内卫队”，梦想有一天靠这些忠于自己的三、四百人，打出一个皇朝来。

对这些做法，日军是不高兴的。就以这支“大内卫队”为例，日军就曾派了军中的一些“柔道高手”，穿了便服，对十多个上街的“大内高手”挑衅。“大内高手”们平时练的是中华武艺，把这群“柔道高手”们打得落花流水。观战的日军发现情况不妙，放出几条狼狗来助战，“大内高手”们才知道遇上的是日军的人，在打死了几条狼狗后撤走了。

这时的日军正要打压傅仪，就派日军宪兵跑到“满州执政”那儿去要这几个卫队成员，说他们是“抗日分子”。傅仪他们当然没胆量、没能力保护他的卫队，只好把这几个卫队成员交给了日军，结果这几个人都在日军宪兵队里死于酷刑下。

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傅仪当时的地位和处境。他们这帮汉奸们也就没什么事做，整天发点牢骚而已。（嘘！这可是要悄悄地，不能让东洋主子知道！）

由于这两年下来，日军在满州的形势很不理想，现在日军想让傅仪他们伪政府多出点力，以应付抗日烽火，所以就来给傅仪他们一点“肉骨头”啃啃了。反正这皇帝什么的，不就是一个名份罢了！

日军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就宣布，傅仪将在三月登基，当“满州国”皇帝。日军说，他们为傅仪“扶上马，再送一阵”；现在东北的警备部队在他们的训练下粗具规模，日军准备松一下手了。傅仪和一些遗老遗少们高兴了，他们“终于胜利”了！而下面一些汉奸们，也有了当汉奸的理由了：“咱可不是给东洋人干事，咱是为皇上当差！”

…………………………

日军提前两个月就宣布三月份傅仪要登基的消息，正在东北的王亚樵听到这个事，还能坐视不理？他马上策划、指挥敢死大队组织行动，准备为傅仪的登基送一份大礼！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三章　城市游击队

在一九三四年，经过一年半的实践，东北的城市中，抗五军的敢死队也比较成熟了。

在一九三二年下半年，王亚樵在北平训练的一些敢死队员，有的只训练了几个月，就迫不及待地进入东北了。他们与三龙收集情报为主的那一支队伍有点联系，但又有不同。王亚樵训练的人主要就是干去刺杀汉奸和杀鬼子、烧敌人军火仓库等事情。而三龙他们情报队一支就要长期潜伏，以刺探情报为主。

王亚樵的手下进入东北后，在长春、沈阳等城市里杀了一些汉奸和日军的宪兵等。敢死队的人并不多，但把这些城市搞得枪声四起，鬼子汉奸人人自危。

敢死队因为人数很少就可以制造很大动静，所以，连日军视作他们后花园的关东州的大连、旅顺，敢死队都派了人去，他们发展了当地的码头工人，在旅顺两次放火烧了鬼子的仓库。由于用的都是“香火延时放火法”，敌人都找不到是谁干的。

敢死队的活动，让老百姓都很高兴，而汉奸们就害了怕。鬼子对一些有名的大汉奸，例如伪满州国的部长之类的，加强了警卫。而一些小汉奸，就只好自已天天烧香，不知道是求天照大神保佑呢？还是求菩萨保佑？

不过日军宪兵队也不是光吃干饭的。他们在城市里推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让老百姓都去办什么“良民证”。又遍布暗哨，让特务悄悄地在各处查寻；加强对重要目标和大汉奸的保护。

一些日军占领的城市开始宵禁，晚上不许百姓出门，路上还派了一些巡逻队巡逻。可是这也没有能阻止敢死队的行动，反而是有些鬼子巡逻队被打死了。鬼子巡逻队一般只有五个人，从黑暗中藏着三个拿带消音器手枪的人，一下子就能把他们消灭了。

不过，鬼子也马上改变了宵禁的控制办法，第一是加多了巡逻队的人数，十几个人一队，甚至二十多人，队伍拉得长长的，敢死队员人少，一般不能随便袭击了。

日军的第二招是在一些比较高的地方或者隐蔽的地方设置了暗哨，看到夜里有出除了巡逻队之外的人走动，马上就开枪打死。这一招，比巡逻队还让敢死队头痛。有些敢死队员就死伤在这样的黑枪下。

日军有时还故意放出一些消息，说有什么重要目标人物要到什么地方，实际上是个圈套；开始时敢死队员比较心急，还真的上了当，也因此有些牺牲。后来知道敌人有这样的阴谋，就慢慢对消息进行鉴别，行动也谨慎起来，敌人的圈套难以奏效了。

后来，日军还用一些大汉奸或者军用物资作为诱饵，让敢死队去袭击，以这些诱饵的牺牲来换取敢死队员的生命。不过，敢死队也在鲜血和生命付出中不断总结经验，除了可靠的消息来源，一般都是自己主动找目标、定计划，尽量既消灭目标，又不损失自己。

…………………………

杨志国现在就是在长春市的抗五军敢死队员之一。

杨志国的家在长春城郊，家里开个杂货店。杨志国的父亲开始时挑个货郎担走街穿巷，后来才开了这个店，他基本靠自学，识点字，也会算点账。家里兄弟三个，杨志国是老大，他读书成绩最好，考上了沈阳的冯庸大学读书。在九一八日军入侵事件发生后，杨志国随同老师同学一起，撤退到了北平。

开始时他也与一些同学一样，想当兵打回东北老家去；但同学中能如愿的很少，更别说杨志国了。这是因为杨志国的个子太小。

一般的东北人个子都比较高大，但杨志国他们家人的个子都不高，特别是杨志国，只有一米六三，所以抗日义勇军根本不要他。当时抗五军的招兵策略是，尽量叫这些大学生都去读书。这时大学生占国民数的比例还是很少的，当兵实在是太可惜了。

于是，他与多数老师同学一起，随后又到了上海，并入科辉学校一起学习。他在上海学了一年，并加入了共济会，这时，音讯隔绝一年多的家里终于有消息来了，但这是一个噩耗：他父亲被日本鬼子打死已经有半年多了。

杨志国早就订了亲，未婚妻桃红是他家的邻居，青梅竹马的，要不是他到沈阳去读书，应该已经成了亲。在日军占领长春后的一天，桃红在街上碰上了几个鬼子，这几个鬼子见她长得漂亮，“花姑娘、花姑娘”的就要拉走。桃红的父亲先去拉鬼子，杨志国的父亲看到了也上去帮忙。结果桃红姑娘是乘乱逃走开了，但鬼子们把气出在二位老人的身上：杨志国的父亲被打死，桃红的父亲被打成重伤。

杨志国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不肯再读书了，一定要参加抗五军敢死队。

他在与共济会招收敢死队的人谈话恳求，申请加入的时候，正好王亚樵过来，听了他家里的事情，九爷马上决定收下他，并把他到北平，插班加入北平的特别训练队。身高有什么关系？王亚樵本人身高就不高！

杨志国报仇心切，训练非常刻苦，加上在冯庸大学时有一定基础，才训练了六个月，正好敢死队要派一些人进东北，他就要求在这一批去。由于他各项训练成绩及格了，九爷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一批进入长春的一共是十二个人，算是一个排。他们分为三个班，每班四个人，有行动一般都是四个人来干，二人一组，一组人动手，另一组人掩护。有大的行动，就一个排的人都上，甚至有更多的人参与。

他们是第三批进入长春的敢死队员，已经在长春的还有六名第二批进入的队员。这第二批队员本来是十个，在前一个半月的一次行动中，有一个队员牺牲，三个队员负伤，这三个伤员已经在情报队的帮助下，撤退到游击根据地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四章　敢死队在行动

第一批进入长春的敢死队员八个人一起住在一个大院里，大院的主人是共济会员，开了个饭馆，所以他们都算是饭馆的伙计。这个大院里面也有秘密地窖，住的人都是共济会的人或者他们的亲戚。而街上的饭馆就是共济会的一个联络点。

住在这个大院里开始还有“情报队”的人，也就是徐三少爷那一边的人，他们内部叫做“干巧活的”，因为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搞到日军的军事、经济情报，汇报到上海的总部。虽然知道院子里都是自己人，但敢死队的人只能猜测可能谁是情报员、谁是交通员，而不能知道究竟谁是谁。

…………………………

这支敢死队在抗五军编制中的正式名称是“长春市城市游击队”或者“长春特别行动队”，他们自称是“干硬活的”，行动目的就是刺杀汉奸和消灭鬼子的头目，什么鬼子的翻译、伪政府的官员等等。还有放火烧鬼子的军火仓库。当然，有时候没什么干的，也打一下鬼子的哨兵练一下手。

后来，情报队的人觉得这么多人住在一起不好，有点危险，就另外找地方搬走了。

果然，敢死队员在展开行动后，杀了一些鬼子汉奸，引起日军高度重视后，他们被怀疑，并被特务盯上；在他们进入长春刚过半年的一次行动中，中了日军宪兵队的埋伏，牺牲了两个战士，其余有六个战士暴露了，也只能撤出了长春。而这个院子和饭馆的人员和群众在得到情报组人的通知，都被转移出长春，才逃过一劫。此后的一个多月，长春这类刺杀活动少了些，鬼子汉奸得意忘形，以为以前的案子都破了。

但他们错了，敢死队又派了特别行动队进入长春，派去的人比以前更多了，只不过行动更加谨慎了一点。与情报队的配合也多一点，情报队已经在城里立下了根，发展了一些共济会员和一些基本群众，敢死队员们就被分散安排在可靠的群众中。行动往往也由情报队提供信息，他们才行动。

不过就算是敢死队的队长，也只认识情报队的一个通讯员。情报队内部一般每人都只与两个人互相联系，敢死队员暴露的可能性比情报队员要大得多，所以情报队与他们联系时是非常小心的。

后来进去的敢死队员训练时间长，又有了以前老队员的经验教训，各方面更成熟了。

像杨志国他们进去，就分散住下，他与他组里的那个队员一起住得比较近，但平时装成不认识的样子。另一组队员住得也不远，但也是互相装成不认识。平时见了面，只是以手势来联系一下，在没有旁人时，才悄悄交谈。

他定了亲的桃红姑娘与他结了婚，她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还支持和配合他的行动。敢死队的结婚，是要经过批准的；也不过就是由组织从侧面对队员的对象进行一下审查，只要不会是敌人的阴谋就行了。至于是不是把自己的身份告诉家属，侧由队员自己决定。

像桃红这样以前就订了亲的，就基本上不用审查了。在杨志国告诉她身份后，她也成了共济会的帮手，帮助送个信、放个哨什么的。只要能打鬼子，有不少百姓都愿意帮忙的，更别说是抗五军敢死队的家属。

杨志国他们班的第一次行动是刺杀一个在伪政府里当税务局“局长”的东洋鬼子和当“课长”的汉奸。

这两个月，敢死队的活动少了一点，长春的宵禁又停止了。鬼子和汉奸都喜欢在晚上出来，喝点酒，上妓院。这两个“课长”位居“肥水衙门”，有了钱就要出来享受的，就常到一个酒店去喝酒。虽然说特别行动队的活动少了，但他们到什么地方都要带几个鬼子兵的，这天晚上来喝酒也带了四个日军士兵。

第一次行动，班长带一个人实施对目标的刺杀；杨志国算组长，带一个组员掩护前一组。这次行动很顺利：二个目标与二个陪酒的女人在一张桌子上喝酒，叫了不少好菜。而带去的四个兵在离他们五米左右的另一张桌子坐着，这四个士兵只有茶喝，没有酒，还有一点瓜子花生之类的。由于鬼子搞的是等级森严的那一套，两个课长这样对部下算是非常好的了，也是他们的钱比较多，花一点在士兵身上是无所谓的。

行动小组装成喝酒顾客，等他们已经二天，头天两个目标都没去。现在，班长看到班里四个成员都已经到了预先计划的位置上，他就站起来，走到离目标只有二米远的地方，背向鬼子抽出装了消音器的上海产“八连子”手枪，一转身，对两个目标的脑袋每人一枪。行动干净利索，绝对没有财迷在另一时空看到的电视剧中那样，要说一大通：“我是抗日义勇军敢死队，今天我代表国家、代表……”之类的话。

所以，当他把两个汉奸都打死后，两个陪酒的女人大声叫了起来，四个鬼子士兵才有反应。这两个女人尖叫的声音，确实比无声手枪的声音还要大。

不过这四个鬼子只来得及抓起放在身边的三八枪，有两个站起了身，另两个连站起的时间都没有，与班长同一组的组员打死了他们中的三个，班长也打死了一个，这四个人都完蛋了。

这时，整个酒店大乱，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到了班长他们俩人身上，他们俩迅速走向大门，准备离开。

在酒馆的另一个角落，有二个穿便衣的东洋人，实际上是特务。他们看到两个抗日敢死队员打死人后就要走，没注意到他们，就拨出腰里的手枪，准备向敢死队员射击。但他们不知道，杨志国早就注意到他们俩了。特务刚拨出手枪，在他们后面的杨志国又是两枪，都打在特务的脑袋瓜上，然后他也马上往外走。这时，他的同组成员在人群中叫：抗五军敢死队打死人了，大家快走啊！酒馆的人都乱成一团，大家都往外涌。他们四个队员就在混在他们的中间，溜回了家。

这样的行动，是敢死队杀鬼子的行动中最典型的案例。行动的一般只有两个人，但暗中掩护的还有几个，如果目标被打死后，行动的人顺利撤走了，掩护的人就与边上的群众一样走了，别人都不知道他们是敢死队员。这个规律也让鬼子汉奸知道了，所以，一些汉奸都在传授经验：看到有敢死队杀鬼子或者别的汉奸，就要老老实实地冲墙站着，双手放在屁股上，千万不敢去摸武器！谁知道边上的哪个也是敢死队的？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五章　给傅仪的礼物

长春的这一任宪兵队长山本，非常卖力抓“抗日分子”，这并不是说他对“帝国事业”非常忠诚、非常热情。他抓的人中，一般都是有钱人，只要家里人通过宪兵队的翻译官送点钱，被抓的人就能放出来。如果没钱，对不起，你就是抗日分子了。打死也行，更多的是送到矿山去干活。由于这矿山都是这样的“犯人”干活，所以看守的日军对他们特别残酷，一般人干上几个月就被拖死了。靠这样，他搞了不少钱，更是残害了许多长春老百姓，真是血债累累。

杨志国他们到长春后，干掉三个汉奸后，就接到命令，准备干掉这个山本队长。

不过，在他们进入长春、又开始锄奸行动后，日军也又开始了夜里的宵禁。而且这个山本队长又特别怕死，到哪儿都带了一大群鬼子。不过敢死队员还是想出了对付他的办法。

山本队长在长春养了两个东洋女人，他把这俩女人养在同一个小院里，这个小院比较偏僻，在一个死巷子里，巷子不大也不深，

但这样的死巷子倒挺容易守卫的：山本队长带的十几个士兵，就留在这不宽的巷子里喝西北风，他到里面风流快活。这样，一个苍蝇也难进出这个院子了。

敢死队就在这儿动了脑筋，办法并不复杂，因为这个巷子平时并没有特别警戒的，抗五军就在巷子口放了一个地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