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迷抗日记-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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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才的事，现在还是先对付日军，壮大自己的力量。

但陈铭枢他们成立反蒋政府这事，干的动静比较大，戴笠他们知道了。蒋中才立即派人去福建活动，让他们不要搞这个事，并拉拢他们中的人。这下子，陈铭枢他们反而决定马上成立这个政府。

黄琪翔和王亚樵与这个政府的要人都是好朋友，不过他们十一月二十日召开“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大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时候，黄琪翔还在赤峰地区指挥抗五军，只有王亚樵还是从北平去到了福州。

结果，黄琪翔被任命为这个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还兼了个经济委员会委员。（这个经济委员会委员，是不是原来给才弥先生准备的位置？）黄琪翔确实表示以个人名义支持他们的行动，但人还在热河抗日，任命了什么职务都由他们了。黄琪翔作为抗日义勇军的总参谋长和抗五军的总参谋长，声望虽然比才弥先生低一点，但也是灸手可热。

而王亚樵，抗五军敢死大队的大队长，也是赫赫有名；被新政府任命为中将，不过手下没什么兵，主要让管情报、安全工作。算是“师长级待遇”的连长吧，除了他自己带去的十多个徒弟，派去当他手下的人，不够一个排的数量。而王亚樵对福建政府这么怕日军不满意；光之老弟说的，搞这个联邦制不利于抗日，对九哥也是有影响的。

王亚樵的好朋友，抗四军的军长方振武，也去到了福州，不过没带什么兵去。一南一北的，时间又这么急，自己带了几个人能赶到就相当不错了。他在新政府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上将军长。只是他的军还在北方，他在福州也就是“军长级”的排长而已。

这时，福州等地是允许日军驻一些海军陆战队的。为了向福建政府施压，日军借口要加强对福建日侨的，从台湾增派部队到福州，同时也加强了在福州的间谍活动。

由于离台湾近，在福建的东洋人是比较多，福州也有黑龙会这样的组织。他们可没有像上海的这种组织，受到共济会的教训，还是一付高人一等的样子（就是上海的东洋浪人，也还是一付鼻孔朝天的样子）。他们这些台湾过来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也没被我抗日武装打痛过，又听了关东军的一些宣传，所以气焰嚣张得很。日军的间谍活动，也是很活跃的。

日军对这个福建政府，抱有矛盾的心理：能让大华有更多的政府，实行联邦制等等，都是日军所希望的；但第十九路军是以抗日著名的部队，日后恐怕也是要提抗日的。所以，日喷政客中有人说要打压这个新政府，有人说要支持这个新政府。福建政府态度也暧昧，既不提要抗日，更不会提不抗日。

福建的部队为了备战，就以十九路军为主体，加上地方保安部队，还扩招了一些新兵，组成新的部队。

日军既然对十九路军要防一手，就派了间谍去刺探这些部队的情报。可他们也不想一想，现在负责安全保卫的是谁！

王亚樵他们虽然到福州没几天，但已经上任。两个属于黑龙会的探子，穿上十九路军的军官服装，闯入了十九路军军部大院。这俩家伙是浪人，东洋鬼子的动作特征太明显了，一下子就让王亚樵的手下看出来了。

两个家伙到大院后，分开行动，探头探脑的想进办公室看。后面王亚樵的人跟上后，一下子就把他们擒拿住。问了他们是什么部队的，三句话问下去，东洋间谍就露出马脚。

但这俩家伙进来时，在院子外面还有同伙在观察他们，准备接应。看到他们一下子被几个大汉拿下了，赶紧回去报告。

日喷在福州的领事知道了，就跑到新政府的外交部门，说十九路军的人抓了他们的无辜侨民，要新政府立即释放他们，并陪礼道歉！

新政府在目前定的政策就是绝对不去招惹日军，所以，马上派人领了这领事馆的人到王亚樵处，让他们放人。王亚樵说，这明明是间谍，证据确凿，怎么能放呢？可外交部门的人又找了陈铭枢，打电话让王亚樵放人。

东洋人就这样给放了，王亚樵也生气了。这个样子，我这安全工作没法做了！你们另请高明吧！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抗日，在这儿，还不如进入东北去，痛快地杀鬼子！于是，他又带了十几个徒弟，回北平了！又准备进东北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八章　少帅回国

这个福建新政府一出台，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自然就放到他们身上了。双方都拉拢一些中间势力，广西、四川的都拉了，东北军、西北军的，也都要做工作。共济会的才弥先生，福建政府拉了，这中央政府当然也要拉。现在共济会、抗五军，实力不小，在全国的影响更大。

于是，吴铁城、杜月笙等先来找了财迷。讲友情，吹捧才弥先生的爱国热情、丰功伟绩。

蒋中才蒋委员长对才弥先生是非常仰慕的，以前发青天白日勋章给他，现在让他担任上将参议，都是器重先生的表现。虽然因为他身在职位的原因不能公开多表扬才弥先生，但心里清楚知道才弥先生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知道要不是抗五军在东北的抗日，就没有关内人民的安宁日子。现在希望才弥先生一如既往，继续顾全大局、支持政府，不要去支持分裂国家的行动；继续撑起抗日的半壁江山，发展经济，为我民族奋起、人民生活安康，再作贡献。

这个时候，中央政府与关东军的一些谈判还在进行中，例如谈一些“为了民生，先与关东通邮”的问题。中央政府确实希望能经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不过让日军撤出热河和东北的事，关东军是回避与你们谈的。而现在中央政府的谈判代表口气也不软，与“承认伪满州国”沾点边的，都是不与日喷谈的。

所以，中央政府这个时候是很避免公开说支持抗日的话的，对抗五军等抗日义勇军，是当作“东北民众自发的反对日军占领的运动”这样处理的，以表示政府是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而对长城抗战、以前的上海抗战，是中央政府参加和领导的，这些战功，是可以表扬的。

再后来，宋子文也来找了光之老弟。他就讲得比较实际，他说，他是不赞成蒋中才对抗五军的一些做法的，也不完全赞同中央政府的抗日政策的；他觉得就算不能明着给抗五军以支援，至少暗地里要给帮助，更不能反而影响共济会的经济收入。不过他的那个姐夫说怕东洋人掌握他们给抗五军支持的情报，影响与日军的谈判，甚至再起战事（好象东北现在没有战争了？），所以有些事宋子文也没办法。

对撤消五十五军的事，宋子文也是反对的，不过为进关抗日的军队再发饷，日军知道了又是一个闹事借口（他们要闹事，还愁找不到借口？），只好另想办法补上。这不，现在宋子文就送来了一张支票，一百万大洋。这点钱，对一个军的部队来说，算是多的，这也是知道财迷对比较少的钱根本不会放在眼里，才多给了点。

对于银行政策的调整，宋子文说不是针对大华联合银行的。这是政府正规化的需要，也是政府控制金融体制的需要。

不过，蒋中才开出最让财迷动心的条件，是让共济会的人当马鞍山和芜湖的市长、保安司令。也就是把这两个市名正言顺地让共济会管，尽管现在这些地方实际上已经是共济会的天下了，但现在让当地的保安部队也公开成了共济会控制的部队了。

财迷乘机又提了对大华联合银行在各地的发展要提供优惠政策，以及让王亚樵的同乡、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出狱的事。宋子文请示后，这些条件马上得到上面的同意。宋子文还让科辉的路桥工程公司承包江浙鲁皖等一些地方修筑公路、桥梁的工程。

这时，王亚樵也已经离开福州；财迷就表态答应，说共济会的武装绝对不参与任何内战，他支持福建政府的某些政治诉求，希望中央政府能予以改进，但反对一切内战；希望国内各方通过商谈和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政治分歧。他本人愿意为两派协商、避免内战，作出努力。实际上，财迷本来就准备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这件事的，现在正好给了宋子文一个面子。

蒋中才在徐光之身上花的代价虽然高了一点，但他看来是值得的。现在不光共济会本身势力不小，另外还有不少人是看着共济会的态度来对待像福建事件这样的大事的，其中还包括宋哲元、傅作义这样一些实力人物。

蒋中才在争取各派支持这方面的活动看来相当有成效，连原来已经与福建政府联络好的广西等人物，现在都没有表示参加这个新政府，让福建政府非常失望。实际上，广西等实力派不光是观望这福建和中央的对立，希望他们两败俱伤；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实力在福建政府之上，你们算全国政府的领导，我们支持你们的话，我们算是副手？算是地方领导？

财迷提出要求各方协商、避免内战的呼吁没有什么用；南京和福州双方都要对方的“非法”政府解散，让位给“能代表人民意愿的”他们自己掌权。这一点上不让步，双方只好兵刃相见了，还是以实力说话吧。双方的军事准备都很迅速，十二月中旬就开打了。

一九三四年就在这东北进行着抗日游击战争，南方是中央军与福建政府部队的战斗的枪炮声中到来。

…………………………

一九三四年到了。冬天到了，东北的战事少了点，大雪开始封山，游击队的行动不方便了。而且有了雪，鬼子追踪起来比较容易，游击队行动后还得注意消除痕迹。

但南方蒋中才的部队倒挺积极，元旦也不休息，积极攻打福建的部队，最后完成了对福建政府的打击，要是打鬼子也这么积极就好了。

由于陈铭枢之前联系的广西等各地实权人物没有来参加、支持福建政府，福建在军事上就处于劣势。再加上福建、浙江边境上的卢兴邦部被收买，福建政府军很快就打了几个败仗。

…………………………

到欧洲考察了大半年的张学亮，也终于在元旦后回了国。

蒋中才邀请他到政府任要职。这事本来与东洋鬼子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但东洋人竟然说绝不允许张学亮到华北任职，而蒋中才就真的不敢让他到华北复职，而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这个位置是不是有安慰奖的意思？这三省中的部队都不是东北军，张学亮去了能干什么？所以，一开始张说情愿跟在蒋大哥身边，要多学习，没去上任。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九章　十九路军

在没去上任的三个月中，张学亮就在上海和南京住，与财迷、宋子文他们交往比较多。虽然三个人有相当大的差别，但又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三人目前没什么利害冲突，至少互相不会那么勾心斗角，如果说是搞政治阴谋，少帅恐怕比另二位还高明一点。所以，三个人相处得挺好。

别以为宋子文只会搞财政，他可能受了财迷和少帅的影响，他也要搞军队，还是他的“税警总队”。还是德国教官、德国装备为主。

现在希特勒在德国当了总理，但还不是总统，不过德国对大华的军事方面还是支持的。而中央军也在采用德国的一套，有了点钱不是用于民生，而是搞军队的德国化、正规化。宋子文说，蒋中才这样做是为抗日而作准备，他这个姐夫从九一八时就知道日喷的野心很大，不光要我东北，还要侵吞我全国，所以，他要加强军备，尽快统一中央的集权领导，以便将来在列强的支持下抗日。不过财迷看到的只是他要统一全国归他集权领导。

这时，西方经济大萧条正在回暖中，其中恢复最快的国家中有德国和意大利。少帅这次出国在意大利耽了不少时间，中了墨索尼里的毒害，好像觉得墨索尼里的一套政治手段适合我国的快速崛起。

而对此，宋子文和徐光之都是反对的。这种利用人们对经济危机的恐慌，以独裁的方式来暂时取得国内的安定和经济复苏，最终是要发动对外战争的东西，怎么也可以去学呢？

不过宋子文提出的全盘西化，学美国一套，在这个时空的我国形势下，也是不可能的，徐辉也是反对的。

而他们俩问光之老弟，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你说说怎么才行？财迷也不知道，只是说，要因地制宜、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实施下来只要有利于民众的利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民众能够接受和支持的，就是好的政策。财迷自己到了这个时空后干的许多事情，也都是在顺其自然的情况下，稍微加以引导，有时候，还是别人或者是形势推动着他干的。

这两个“大哥”就说财迷：原来你搞的是老子的“顺其自然”这一套！这样是不行的，发展速度太慢，现在列强已经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了！你还与他们打太极拳？

可边上徐三少爷说了一句话，让他们没什么话讲了：现在还不是我们抗五军的“太极拳”，让日军大吃苦头？

二龙也在边上，但他是不会这么没礼貌地说话的，他替弟弟对二位伯伯道了歉。（没关系、没关系，三龙讲的有道理，哈哈！）不过二龙还说，阿爸说过，我们要学现代的科学技术，但也要保留我们祖宗留下的优秀精神传统。

这话是因为二龙比较喜欢看一些四书五经之类的（不就是小时候上了二年私塾？有这么大影响？），而三龙是最不喜欢读这种东西的，就说现在都在反封建，打倒孔家店，你不去看科学书，还看这种东西？结果财迷说了上面的话。

实际上，财迷读书读到大学毕业也没学过什么“老庄学说”，现在被人说成是搞老子的一套，不知道是受了传统的影响还是性格使然？说到什么孔孟之道之类的，就是不识字的叶大娘，都比财迷知道得多。叶大娘不知是怎么学了这些东西的，其中确实夹杂了好些封建迷信的东西，这就需要人们分析研究，把其中好的东西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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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到调节这种聚会中气氛最拿手的，当然是小凤这种小机灵鬼，小大人样，或者说是小交际花样子，张学亮和宋子文都对她喜欢得不得了。看了她调节气氛的样子，财迷都觉得是不是娶一个交际花当老婆算了？这个时空风气严谨，敢半真半假地、比较明确地表示对才弥先生爱慕之意的，也就是交际花了。

少帅到光之老弟这儿也不只是来喝喝咖啡、聊聊天的，也是来了解一下年前抗五军在东北抗日的情况。他还利用共济会的情报，侧面地了解了他离开后，四大块东北军将领和部队的情况。

当然，这些将领也都来晋见少帅，或派员到上海与少帅联系，都欢迎少帅回部队指挥。

不过，蒋中才不知道是不是看出什么，对少帅说了，东北军四大块部队，他从来没去插手过，现在就交给少帅管理。后来（三月份），少帅就服从了安排，去担任什么剿匪副司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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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才的政策就是，政府的力量，还是要用在“安内”上。对“福建革命政府”，他们立即派了二十万大军杀过去，另外又花了点钱去收买一些新政府的将领。福建的电报密码技术很低，让戴笠他们破译了，所以福建方面在军事上也很被动。

一月二十日，第十九路军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张炎、区寿年被中央军收买，在泉州通电拥护中央。这一下，等于宣布了福建政府的垮台。一些官员纷纷离开福州。

福建新政府这些人这次准备得太差，起事太仓促。只用了二个多月，没得到更多人响应的福建政府就被蒋中才的中央政府压下去了。一些起事的主要领导人，都逃到香港，方振武也先经香港，以后才又设法去到多伦。抗四军由于内部对南下打中央军的指示有分岐（据说第十九路军内部对这次起事也有分岐的），加上中央军也对他们有所准备，结果还没有实际的南下动作，福建政府已经垮台了。

在福建一些被打散的十九路军，与当地的共济会联系，要求加入抗五军。最后的一部分十九路军被蔡廷锴带到广东，他们也与黄琪翔、王亚樵以及广东的共济会洽谈，说愿意加入抗五军。这下子，中央也与他们谈判，说不追剿他们了，还让他们保留部队（一个师），在湖南驻扎。中央虽然对十九路军他们也不太放心，但是共济会在这次已经收编了近万名十九路军的官兵去当“开路先锋”，可不能让抗五军发展得太大了！

看来中央政府要摆平衡也不容易：如果让这些士兵散落在地方，是不行的，有可能变成匪；中央来收编，人家又不愿意；现在分别落在中央军（收买的部队）、抗五军两家，并保留一点十九路军，也许是最好的结果了。

这样，第十九路军这支光荣的部队，避免了另一时空被撤销番号、残部被广西军队接收的结果。

蔡廷锴他们也知道这是中央在摆平衡，但能保留十九路军番号，保留一个师（这时，一个军有四个师的，但也有只有一个师的），也就可以了。只好对黄琪翔和才弥先生他们说抱歉，不能说是利用了共济会，只能算是沾了共济会的光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章　新生活运动

年底前，福建政府正在诉说南京政府的不好，两个政府正在打得你死我活的，而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也登了一些抨击中央政府的激进文章。这不是有与福建政府相呼应的嫌疑？特别是在这敏感时刻。“中央政府”今年不光对经济控制严格了，对宣传舆论控制也严厉了，例如对广播电台发牌照的控制就严了。像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如果扣上一顶“红帽子”，人给抓起来关了、杀了，都是很正常的！（你说，这样的政府，能不让文化青年和广大群众抨击吗？）虽然，邹韬奋和《生活》周刊是有点背景的，才能办了这么些日子。但这次他们终于下手了，不过有杜重远等人的背景，杜重远后面还有共济会！所以没有抓人，只是查封了周刊，邹韬奋后来就跑到香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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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迷作为共济会会长、抗五军军长，谁都对他客气三分。不过越是这样，有些事越要谨慎些，因为他的话会变成“指示”的。财迷在上海，军事、经济的事都不太管，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水平没有像外面传说的那么利害，技术方面除了化工机械外，也只是凭另一时空的一点见识，参与一下“指导”。就是这一时空德国、美国和日军都已经有了的潜水艇，他也只能与研究院的人一起商讨着研发，可见这个时空最高技术水平已经比他的高多了。

不过以生活水平来说，在这个时空他是过得很不错；论地位他自己都觉得太高了一点，心情也不错。他是国内最有钱的老板，并不是包括共济会的钱，光是科辉的股份、在大华联合银行的股份的收益，他也是全国最有钱的人了，如果他自己用，怎么用都用不完了。他的孩子们也挺会赚钱，财迷把这些孩子们的钱也折成一些自己企业的股份，这样，孩子名下的钱也更多了。

现在，搞技术设计是他的爱好，而不是为了生活、为了糊口。不过，在上海的应酬也特别多，特别是到了圣诞节、年底。他可不光与像张学亮、宋子文这样的人交往，还要与像蒋百里等人讨论一下，与电影界、文艺界的人一起参加活动（还有小凤），与交际花们一起出席一些宴会，与三教九流的人都应酬一下。

这儿，接触比较多的还有一位，是二十九军驻京代表，萧振瀛先生。

萧振瀛字仙阁，1890年5月2日生于吉林省扶余县四马架村。祖籍是山东省文登县大张村。祖父逃荒闯了关东，落户于松花江畔。

萧振瀛青年时以法政大学学生投军，历任东北军孙烈臣部营长、参谋、军法官、吉林田赋局局长，以及参议院议员等。虽然当了官，这人还是个热血青年，看不惯时弊，出来指责吉林省政，并成立民治会，不容于吉林省省长王树翰，而离开东北。

些后经李鸣锺介绍，参加了西北军。历任绥远省临河县、五原县县长，包临道尹，西安市长，军法处长等职。并以西北军代表去罗苏工作过一时期。西北军大小头目都是互拜兄弟，以相拉拢。萧振瀛年纪比宋哲远他们大一点，所以在西北军中被称“萧大哥”，为人正直，得到大家信赖。

本来他与冯大帅的关系也不错，不然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升迁，但后来两人闹反了。萧和冯二人反目，始于1927、1928年，冯受蒋中才的影响，由联苏变为反苏，在西北“清党”时，滥肆捕杀。萧时以军法处长之位，出于义愤和人道释放了被捕中的三千余名青年。

冯以萧违犯军令并怀疑萧在苏时期与苏有勾结，欲杀萧。萧得宋哲元、马鸿宾、门致中、冯治安等支持及闻承烈、张树声从中说项而了。二人从此结怨。

冯大帅在“联苏反苏”、“投蒋倒蒋”、“联阎打阎”中一再失策，部队各将领纷纷倒戈，中原大战后垮台，冯的部队解体。张学亮由东北进驻北平，主持华北军政。中央命令给西北军残部一个军（二个师）的编制。萧以东北的渊源并请万福麟、刘哲、莫德惠三人帮助，张遂将此二师一军的编制交萧组织。萧与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等合议，组成二十九军。宋任军长，萧任总参议，冯、张任师长。萧以二十九军军代表的身份常在南京，可以说，萧振瀛是二十九军的主要组建者。后来西北军刘汝明等人及不少队伍又都去到二十九军，人实在太多，经过活动，又得以增加一个师的编制。现在，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打得出色，旅长赵登禹带伤奋战，立了功，于是，又增编了一个师，赵登禹为师长。二十九军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财迷的经济支持和萧振瀛的活动都功不可没。

萧也很敬重才弥先生所作所为，宋哲元也是个感恩的人，对才弥先生也很感谢。萧作为二十九军的代表，当然是常来与才弥先生联络一下了。例如对福建政府的态度上，二十九军就来问一下才弥先生的意思，然后采取了相同的态度。

据萧振瀛说，冯大帅到泰山隐居后，一直不甘寂寞，伺机欲起。当萧在有了权后，冯藉萧母办寿，特派闻承烈持其亲笔信及贺礼向萧联络，而萧则仍一再排斥冯推荐之人员，拒冯介入，冯大帅对此很不满意，两人的裂痕变得更大了。

不过，不想让冯大帅介入他们，不光是萧一个人，恐怕还有宋哲远等冯的好多老部下的意思，只不过由萧出面当了个“黑脸角色”。至于为什么老部下都不想接受冯的领导，这需要冯大帅自己找一下原因了。在财迷看来，宋和萧等人还是蛮讲义气、知恩图报的。不过，给人恩惠的人也不能总指望人家“涌泉相报”的。你培养的、提拨的人，你也不能老是觉得自己是家长，把他们当自己小孩看待的。

萧振瀛是东北人，与少帅也有点关系，又与二十九军有这种关系，与中央也有点关系，人脉蛮广的。

傅作义的绥远省在京（南京）也有办事处的，不过他们的代表与财迷直接交往比较少。这不是说傅作义与才弥先生的联系少，而是傅作义身边有个副官，就是共济会的代表。通过他直接与三龙他们联系，傅的任何事情，这个副官都可以知道；这联络副官与共济会的联系，不受任何限制。有重大事情，双方都互通信息，互相讨论。过年过节，倒不一定有互相送礼，财迷知道傅作义部队缺少什么武器，就提供一点；傅作义就必然要回赠一些绥远的牛、马什么的，有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觉。相对而言，财迷挺喜欢这种关系的：悄悄的，少花时间，有实效，双方有情意相通的感觉。

…………………………

每年的新年，共济会总要做个总结文件，讲一下去年共济会取得的成绩，鼓励一下大家，并讲一下对今年的一些要求。这些东西，都是屈国良他们在搞的，然后让才弥先生看一下，就可以发表了。对今年的要求，屈国良他们写得不少，要求会员们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学文化、学军事什么的，与去年也差不多。财迷把这些改为要“讲民主、讲科学、讲学习、讲纪律；组织化、合作化、军事化。”这“四讲三化”，让会员们好记一点。

结果在二月份，福建的事才告个段落，蒋中才提出了一个“新生活运动”，说要以传统的“礼、义、廉、耻”为主导思想，具体要“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还塞进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的内容。这不会以对群众进行教育为名，来推行他的“绝对领导”理论，并与共济会的“四讲三化”宣传抗衡吧？

不过财迷根本没把什么“新生活运动”当一会事，他对共济会中自己的什么“四讲三化”也并没当什么事。作为另一时空的年青人，财迷总是很小看这类群众宣传活动的作用。再说，二月份，经济上有点事要他处理。

西方的经济危机，对东南亚也有相当的影响，一些橡胶企业受影响比较大。二月份，新加坡的陈嘉庚之橡胶公司由于生橡胶积压，资金短缺，要准备破产了。陈嘉庚先生对国内的抗战作了不少捐助，也是科辉橡胶厂的供货商。这事让财迷知道了，他马上汇款过去，多买了好多橡胶。这时，大华联合银行的危机已经过去，所以，财迷让大华联合银行对东南亚的一些华人企业发放货款。华侨们如此爱国，如此殷切希望祖国强大，现在他们有困难，共济会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陈嘉庚先生等人，对此也非常感激（陈嘉庚的企业避免了另一时空破产的结果）。

而杜重远对《生活》周刊被查封耿耿于怀，于二月份就又创建了一份《新生》周刊。本来想命名为《新生活》的，现在蒋中才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就改为《新生》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一章　春节应酬

这次春节可是财迷难得在家里过的，过得很热闹。老的熟人、经济界、文艺界、共济会的人，都欢聚一堂，就不提了。老关系户，西北军、十九路军、绥远军、东北军的，礼尚往来，也不用说了。一些南洋的洪门兄弟、四川的袍哥之类的，也都来凑热闹，也是要应酬的。

今年又加了杜月笙、吴铁城等人，他们以为才弥先生听从了他们的劝说，没有参加福建的事件，给了面子了；中央从共济会的一些事情看，发现才弥先生是可以争取的，这过年就人来礼往的，想进一步联络感情。而财迷对他们怎么也要应付一下的，让这些人更觉得为蒋中才争取才弥先生的事，还是有希望的。

今年春节来的上海人中，还多了一些人，他们是前清官僚的后人、上海的没落贵族这个圈子的，例如李鸿章的后人。

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联系王亚樵杀了赵铁桥，蒋中才大怒，但没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