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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迷抗日记-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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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汤玉麟拒绝抗四军过境，在舆论上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这时，上海已经停战，蒋中才也想压一下东北的抗日，以与日喷继续谈判，与上海问题一样，解决东北问题。
所以蒋中才指使一些他控制的舆论，支持汤大帅的行动，说抗四军不要进入东北，以免挑起更大战火，有碍华日谈判。并让察哈尔等地的政府不要给抗四军提供方便。所有力量，都要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政府的指挥行动嘛！
…………………………
我国这些年外忧内患，好多人在探索各种方面的出路。一般都从别国的经验中找方向，学习西方国家，也有学东洋的，还有人就觉得我国要学意大利墨索尼里独裁统治的经验，要全国服从一个领袖的指挥，这样我国才能快速变强，这些人基本都是黄埔军校生，他们成立了一个小团体。
自从上海抗战以来，共济会的名气可更大了，而且连共济会里面还有“读书社”社员作为核心这样的秘密，外面也知道了。当然，共济会的发展也更快了。
据说本来蒋中才是强调过反对国大党中再立党立派的，但当他知道了这些黄埔学生组成的把他当成唯一领袖的小团体后，不知道是不是学共济会的样？他也支持这个学习意大利墨索尼里法西斯方法的组织。也可能是他自己就是觉得我国也要独裁统治才对？在蒋中才的支持下，三月一日，这个叫做什么励行社的团体正式成立。由于有政府资源的支持，这个组织后来也搞得挺有名，外面人称之为“蓝衣社”。
再后来，青帮的一些组织里，也又组建了一些“核心组织”，叫做什么“仁社”、“义社”之类的，不过多半只是他们的头目为多收点钱而搞出来的名堂。
………………………………
中央政府当然很害怕抗五军也像抗四军一样，大张旗鼓地去东北。可是报纸舆论上认为，北上抗日是徐辉总司令带领的抗五军，现在唯一应该做的事！
政府就派了吴铁城来见了财迷，要共济会会员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国大党，抗五军可以整编为国军，共同为党国的事业奋斗。对徐辉将军，开出的条件是“中将师长”（如果抗五军接受整编的话），或者“中将高参”（如果抗五军解散的话）。
财迷对此一笑了之。不过财迷还是给吴铁城他们面子的，答应抗五军不会在上海驻留（留在上海的都叫保安队），缩编后的队伍会去到东北抗日。还答应会悄悄地去东北，不会大张旗鼓，以“配合中央政府的谈判”。
财迷还对吴铁城说，东北抗日武装抵抗越激烈，对政府的谈判不是更有利吗？没人反抗，日军把东北占领稳固了，东洋人还可能与你谈？
而且这时大家都知道，抗五军已经有队伍在东北了，还搞了一个刺杀傅仪的大事件。
第四卷 1932年 第一百一十章 刺杀傅仪
一九三十二年三月三日上海停战后，最大的抗日事件，就是抗五军于三月九日在东北又“点了一个大炮仗”，炸了伪“满州国”成立大会，引起了又一场轰动。这件事是王亚樵干的。
新年以后，日军在东北继续打下了辽宁的锦州，和黑龙江的一些城市。这样，就算是占领了东三省的主要城市和交通干道了。虽然各地的抗日义勇军还在袭击日军，但日军觉得成立伪满州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希望伪政府的成立，能迷惑一些民众，让这些东北民众武装不再反抗了。
他们收买了一批汉奸，又把废皇帝傅仪拉到长春，三月九日，在长春开了个“满州国成立典礼”，傅仪任“满州国临时执政”。据说在天津时，日军特务是答应让傅仪当“皇帝”，“满州国”是帝制的“满州帝国”。可真正成立时，不知道是为了让人觉得这个政府是东北民众选择成立的“民主国家”；还是为了让傅仪清楚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要服从日军的安排？反正就反口了，不同意成立“满州帝国”，傅仪也只好当“临时执政”了。
他们在紧锣密鼓筹办这个事时，动静不小，正在东北布置情报网的王亚樵他们当然知道了。于是，王亚樵带人来到长春，希望能刺杀汉奸傅仪。
可日军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风声，或者是谨慎？他们三月八日才把傅仪从旅顺接到长春，而且保卫严密，根本没机会让王亚樵他们下手。
于是，王亚樵只好把希望放在三月九日的大会上了。可等他们几天前知道这个大会是在长春的道台衙门举行时，这个道台衙门已经被日军严密守卫起来，一般人根本不能靠近。
道台衙门不是很大，占地面积二万五千平方米左右，所以参加“典礼”的人也定得不多，都是一些日军的人和汉奸。不过对王亚樵比较有利的条件是这个地方处于闹市区，北面是日喷“南满铁”的地盘，但南面都是华人地盘。
首先想到的是傅仪经过的路上动手。但从铁路到这个道台衙门，只要穿过“南满铁”地盘就行，在这个地盘里，都是东洋人，现在有华人进去都让日喷人侧目。
那就只好对这道台衙门想办法了。人进不去，能不能用远攻？这时，长春共济会情报人员说，正好有一门迫击炮可以用。
这门迫击炮是抗二军的。
抗二军中有一支王德林领导的部队。王德林以前是东北军的营长，九一八后拉起队伍，在敦化、蛟河一带活动。他可是积极抗日，主动攻击日军的部队，打了几个胜仗，据说部队发展到近二万人。
王德林队伍里的重武器，是三门60迫击炮。可其中一门炮坏了，王德林让炮兵连长郝金植带了这炮，到长春找工人修。郝金植通过关系找到了修炮的工人，这几个工人是长春的共济会会员。这些共济会会员还搞到二发60迫击炮炮弹，所以，王亚樵就把这门炮借了，还把郝连长也给借了，来实施这次行动。
………………………………
三月八日，王亚樵他们在离道台衙门约二千米处找到一个僻静的小院，把这六0迫击炮和二枚炮弹运了进去。
这一天，道台衙门前的道路虽然有日军岗哨，但还让人过。从道台衙门门口经过就可以看到日军在院子里布置会场。
回到他们租下的小院，派人爬到屋顶上，可以看到道台衙门中树起的旗杆顶。由屋顶上的人指挥，郝连长把迫击炮对准了方向，又调了距离。
第二天就是九日，连他们小院外的道路上也布了日军的岗哨，道台衙门前面更是戒严了。王亚樵他们也不知道那边的典礼什么时候开，等了一会儿，屋顶上趴着的人说，有个旗正在从旗杆上升起！王亚樵一挥手，“打！”
几个人什么也不管，把二颗炮弹连续打掉。屋顶上观察的人很高兴，因为二发炮弹都在这道台衙门内爆炸了！只不过只能看到烟雾升起，不知道炸到了什么。
这时他们也顾不上究竟炸了什么，迫击炮也不要了，开了院门就要往外冲。可郝金植非要带他的炮走，外面都是日军，带了这炮还怎么可能走得了？最后王亚樵说回头保证另外给你一门迫击炮，才把他给拉走了。路上的日军哨兵还没反应过来，就让他们见一个打死一个，几分钟后，他们就混在乱哄哄的人群中，逃走了。
袭击的结果只能从鬼子汉奸发表报道中知道了。“天佑满州国执政，傅仪毫发无伤！”，“执政吉人天相，暴徒袭击落空”。这二炮还真的没有伤到傅仪，只不过让他吓得病倒几天。
一发炮弹落在了会场边上警戒的日军边上，另一发落在了“观礼”的人群中。没能“吉人天相”的是五个日军士兵和三个前朝“遗老”，另有十来人受伤，这还没算上在逃避中扭了脚的“日皇代表”。
而华方报纸是另一番报道。“抗五军敢死队袭击，伪满‘典礼’成丧礼！”，“王亚樵会场送双弹，傅仪登时屁滚尿流！”，“伪满的开场就预示了日伪汉奸的下场！”。
同时，“抗五军已经进军东北，誓死打败日军侵略”的报道也出来了。抗五军敢死大队在水上中队扬威全国后，再次名声大噪。
傅仪只在这“道台衙门”住了二十四天，就搬离了这不祥之地。
………………………………
等王亚樵等十二个人好不容易逃出长春，这郝连长就向他们要炮了。王亚樵说给他一万元钱，足够买一门炮了。可郝连长是个死心眼的人，他不要钱，他就要炮。
没办法，刚逃脱日军追捕的王亚樵一行，只好又进入到另一个城市，吉林市去。因为那儿也有共济会的情报人员，看看能不能搞到炮。
等他们进入吉林市时，他们在长春干的事已经天下皆知了，日军正在通缉他们。不过他们的化妆还是可以的，都挺像东北本地人，只要不说话，并不容易被发现什么问题。
就这样，他们仨仨俩俩地走，前后隔一定距离，走进了吉林市。
到共济会在吉林市的联络点，要经过松花江上一座桥。这桥头上有二个鬼子在站岗，日军规定，经过的华人百姓一定要向站岗的鬼子鞠躬行礼方可经过。占领者嘛，不表示高人一等怎么行呢？
过桥的人蛮多，他们也排在百姓一起。一伙人中排在最前面的牛安如，本来也想对鬼子点一下头就算了。可这个站岗的鬼子非要找死：他觉得牛安如鞠躬不够低，竟一面大骂，一面要用枪托来打他。排在后面的宣济民马上拨出枪来，当、当二声，二个鬼子哨兵都趴在地上，向他们和百姓行“五体投地”大礼了。
在远处还有几个日军特务，看到这事了，开始往桥这儿开枪，并冲向这儿。可王亚樵这儿的人枪法比他们好得多，几枪过去，冲在前面的二个特务又倒在地上了。在后面的特务更加拼命地冲，只不过方向立即变了一百八十度。
这下，有抗日武装进入吉林市就让鬼子们知道了。而王亚樵他们人生地不熟的，就跟着郝连长跑，毕竟他是东北人。谁知道这郝连长对吉林市也不熟，也是瞎跑。最后跑进了一个小巷中的院子，王亚樵他们问郝连长，这是什么地方？可郝连长反问他们这是什么地方？说他是看王亚樵他们在后面跟着，以为这就是他们要来的地方。
从好的一方面讲，他们后面没有鬼子追。院子里没有人，而且二边二排房子的门也都紧闭。所以他们先关上院子门，歇一口气。只让牛安如在门后面，从门缝往外看。其余人就在院墙下坐下，商量怎么办。
这时，一个房子的门打开了，里面走出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人，问他们：你们是外地人？是不是安徽人？王亚樵就说是。他们一讲话，谁都知道他们是外地人了。这老人马上请他们进屋，并叫院子里其他家人都出来。
老人姓陈，是个生意人，年青时也到关内跑过，后来开了一个杂货铺，现在让儿子在打理。所以他一下听出了他们是安徽人。
这时，外面的鬼子和伪军在附近几条街，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搜查过来了。陈老汉让王亚樵他们进入他屋子里的一个夹墙里。这个夹墙以前是防土匪建的，鬼子前几次来搜查什么的，他们家就让姑娘、小媳妇躲在里面。
夹墙很小。他们十二个人挤进去后，这老汉家的姑娘、小媳妇就进不去了。
几个鬼子汉奸进了院子，翻箱倒柜搜值钱的东西，还有就是对大姑娘、小媳妇搜身、凌辱，对男的就打。折腾完了，才到别处去。
第四卷 1932年 第一百十一章 城市游击队
王亚樵他们等陈老汉叫了，出了夹墙，看到了这家里被搞得乱七八糟，老人、小孩被日军打得鼻青脸肿，女的还在那儿哭。
王亚樵要拿钱给老人，陈老汉说什么也不要。老人问他们是不是打了长春日伪的抗五军敢死队？王亚樵承认了，还说他就是王亚樵。陈老汉那个高兴，叫家里人去做好吃的，去杂货铺叫回儿子，顺便拿酒来。
只要几位英雄没事，今天就是我这把老骨头让小鬼子剁了，也是值了！谢我老汉？应该是我们谢你们哪！来来来，今天我老汉敬几位英雄。今天能遇上几位英雄，是我老汉的福气啊！
王亚樵他们是感谢不尽！别小看了这样掩护他们的行动：万一让鬼子发现了，全家的性命都可能丢失！要不是把他们当成自己人，谁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
从陈老汉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东北人民是多么痛恨日军的侵略，多么支持我们的抗日武装！
知道他们在长春干的事这么受老百姓拥戴，郝金植这时想通了，说不要炮了，回去干不了炮兵就干步兵吧。原来他们部队一共就三门迫击炮，成立了一个炮营！他的连就这一门炮，一共六个人！难怪这炮对他那么重要。
可王亚樵不干了。不管能不能搞到炮，都要对吉林市的小鬼子干一下！不然对不起陈老汉一家。
王亚樵与当地的共济会情报员接上了头，知道了这儿日伪的情况。
吉林市驻有一个日军大队，另有一个营的伪军，是原来于芷山的部下。还有一个日军宪兵队、一些伪警察，火车站还有一个日军装甲列车小队。
这个日军大队军营在市区的南边，但派出有一个小队五十多士兵，专门看守火车站旁边一个仓库。王亚樵决定对这个小队的日军下手。
这是王亚樵他们进入吉林市的第五天夜里，才九点时分，但街上已经没什么行人了。有两个穿着日军军装的人从日军仓库边上走过。日军仓库前面有两个哨兵，看到路过的日军其中一个穿了少尉军服，下意识地把腰杆挺得更直一点。他们的动作得到了回报，这个少尉对他们一个微笑，手里举起一支枪管又粗又长的手枪。只听轻轻地啪啪两下，这两个哨兵的额头上都多了一个眼。
紧接着，黑暗中窜出十多个人，来到了仓库前面。仓库前面的院子就是日军小队的宿营营房，这时士兵都已经睡下。这十多个人进去，又是用刀，又是用无声手枪，用了不到十分钟，五十四个鬼子全部歼灭。
郝金植看着牛安如他们用匕首杀鬼子，一刀下去，脖子里的血往外喷，喷到了郝连长的脸上。牛安如马上用被子把这鬼子的头一裹，摁上几秒，感觉这鬼子不动了，才去干下一个。这郝连长抹去了脸上的血，觉得步兵可不好当，还是干炮兵干净。
可是这鬼子也挺穷，这个小队的装备里没有迫击炮，不过有掷弹筒三个，机枪三支。撬开里面的仓库，也不过是一些弹药和服装、粮食。
十几个人，把武器和仓库里的东西尽可能的拿了，剩下的东西他们搞了一个延时放火：把煤油浇在仓库，又点了一支香烟立在地板上，等十来分钟香烟烧到地板上的煤油，就会着火。这一招，王亚樵他们还是从三龙他们的特别大队学到的。等他们走出相当远了，这个仓库才起火，日军都往那个仓库去救火时，他们带了东西出了城。他们连夜赶路，当天夜里就与情报人员告别，十二个人离开了市区一段路后，在一个村庄里找了两辆大车，就往蛟河方向走。
蛟河有支共济会的游击队，是傅家兄弟的老朋友戴立群带队的。他知道王亚樵一行要过去，就带了人来接应。
在蛟河，郝连长与王亚樵他们分了手，戴立群派人送他回去。郝金植带回去三支掷弹筒，一挺歪把子机枪，和不少弹药，让王德林很高兴。这些东西比一架60迫击炮要强多！60迫击炮的炮弹快要用光了，倒是掷弹筒的炮弹容易从日军那儿缴获。
而鬼子就以为在吉林市里面有一支城市游击队，派了一个大队去增援，在市区又是搜捕、又是封锁，折腾了半个月，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倒是让“抗五军敢死队城市游击队”的名字传开了，人们还传说东北的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抗五军城市游击队，专门打鬼子汉奸。
王亚樵等十一人也从蛟河南下，直接回北平。现在鬼子的力量只够他们守卫主要城市和交通线，所以只要不进城市，一般都没什么问题。沿途乡村又有一些共济会的接应，而王亚樵他们本身是对付追捕的老手了，一路有惊无险地到达了北平。
………………………………
王亚樵在长春和吉林市放了这么两个大炮仗后，他自己与抗五军敢死大队一样，名气更大了。名人干的事引起的哄动就是大。如果吉林市的事是别的游击队干的，杀了一个小队的日军，烧了一个军火仓库，虽然也能宣传一番，但不会有太大的哄动。在眼下的东北，这个规模的战斗平均每月都有几起的。
但现在这事是王亚樵干的，而且是与长春的战斗连在一起的，于是被人们传说得很神了。说是王亚樵带了几个徒弟，都会飞檐走壁，出入鬼子营地如入无人之境，现在还在东北各大城市，专门杀鬼子汉奸。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传说的缘故，王亚樵不肯按财迷的要求到上海主持全国情报工作，而要在北平组织抗五军敢死大队东北中队。人家是瞎传说有什么城市游击队，他就真的要训练这样一些弟子，派这样一些人进去，专门在城市里打鬼子汉奸。
王亚樵招收了一些东北流亡入关的大、中学生，让财迷从上海特别大队训练的教官，派了一些去当老师，例如无线电报技术人员，建立了一个敢死队员北平训练队。其它各地的情报工作，交给了罗庆生和三龙负责。
在上海的特别大队训练队也进了不少新队员，与北平的那个训练队比，质量应该更高一点，只是东北人没有北平那边的多，只有少量如冯庸大学的学生，所以，也从北平招了一些东北人去上海，让南北队员一起互相学习。
…………………………
鬼子被击毁的装甲车，全部被共济会拖回工厂。只留了用反坦克枪打坏的那一辆公开展出，供记者和市民参观，其余的拆拆拼拼，修好了三辆。不过财迷看了，觉得这样的东西没什么用，装甲很薄，重机枪都可以打穿；火力弱，只有一挺重机枪。剩下的就都拆了，拆拼出十二台汽油内燃机，和二十一挺重机枪。
他们刚拆完这些装甲车，拍新闻电影的来了，说这么好的战利品，还没拍电影就拆散太可惜了，工人只好又把拆下的烂钢板，再大概堆起来堆成几个装甲车的样子，让他们各个角度再拍一下。因为小凤的原因，上海拍电影的人与才弥先生关系好，现在还有不少人加入了共济会。等三架装甲车拼凑起来修好了，能开了，拍电影的又在这三辆车上面花费了不少胶卷。看来这三辆装甲车的主要作用也就是当电影厂的道具了。
十九路军很想要抗五军的“反坦克枪”，可财迷知道他们就要调去福建打内战时，就不想把火箭筒给他们；而且财迷还想对火箭筒这种秘密武器继续保密。
财迷以他们就要去东北抗日，更需要反坦克枪为理由，只给十九路军五支自己仿制的“毛瑟”反坦克枪，和一些普通子弹，穿甲弹价格太贵了。十九路军得了这五支仿造枪，也比较满意了，试打日军的“装甲车”钢板是可以打穿的。
财迷现在的火箭筒并不是很多，他觉得应该优先提供给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现在一些在东北的共济会员组成义勇军，还只有大刀长矛，别说碰上装甲车就毫无办法，就是一般打仗都吃亏。
…………………………
五月五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停战后，财迷最想做的事，是生产有动力的潜艇！另外，一定要想到打飞机的方法，否则我国军队太被动了！
要生产有动力的潜艇，就要从生产基地开始。财迷把这个基地选在了安徽马鞍山。有了潜艇的话，长江中上游就比较安全了，不会像另一时空那么容易被日军占领了。
为了发展工业，也为了对潜艇基地有个掩护，财迷还决定在马鞍山建一个钢铁厂和一个内燃机厂。由于全球华人的支持，抗五军收到的捐款，比他们在上海战争消耗的军费，加上招收新部队的装备费用，还要多。财迷又赚了！
打了上海一战，连十九路军的经济状况好多了。他们也收到不少捐款，一度中央政府还说要把各界人士捐给十九路军的钱收到国库，“统一支配使用”。后来才全国的舆论压力下，才“批准”他们自己处理，他们之前的欠饷都解决了。
而抗五军收到的钱更多，所以现在手里的钱还是比较富裕的。所以完全可以建设马鞍山基地了。
第四卷 1932年 第一百十二章 收音机行动
建设马鞍山基地是挺重要，可是，现在的舆论都是要徐辉将军带抗五军北上，消灭东北日军，收复失地，活捉傅仪！众望所归，不去是不行了。
不过财迷又一次发挥了商人本色，以自己要去东北抗日，让工商管理专家卢作孚和杜重远来帮助他的科辉企业。卢作孚同意在管理他自己的企业同时，还抽空帮大龙和二龙等人管理部分马鞍山工业基地建设的事。而杜重远先生也答应等他帮忙把沈阳兵工厂在保定的重建工作完成，就到上海帮忙。
财迷是商人，当然知道广告和宣传的力量，所以他无论如何也要顺应民意，亲自带部队去东北。因为自从上海之战的后期，不光有几个新闻记者老是在抗五军当战地记者，上海电影公司还组成一支电影拍摄队，要拍抗日义勇军战斗的记录片。说好了要随他们部队北上，要把从抗一军到抗五军的战斗情形都拍下来。徐辉将军现在是抗日大明星，怎能不出场？
………………………………
少帅也要财迷和抗五军北上，因为现在日军比较多，抗日义勇军在东北战况不是很好。所以，对财迷向他要杜重远，少帅也答应了。少帅主要是为抗三军担心！马占山还是喜欢打阻击战、阵地战，名气打得响，轰轰烈烈，但部队牺牲也大。要不是鬼子的后勤线太长，而且运输常常受到抗五军、抗二军、抗一军的袭击，日军的进攻只好时断时续。否则的话，抗三军的损失还要大。
但财迷觉得实际上最应该担心的还是抗四军，他们大张旗鼓地进军，所以日军完全掌握了他们的行踪。他们还在行军的途中收了一些年青人入伍，这些人没有武器、缺乏训练，只是使队伍看上去人数多了，实际的战斗力没什么增加。
这样大张旗鼓地去东北，对鼓舞自己的士气可能有作用，但也引起日军的重视。等抗四军走近内蒙与黑龙江的边境，日军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们了。抗四军进进退退的打了几仗，都没能摆脱日军。这几仗中，武器占优的日军损失比抗四军要小一点，所以抗四军很希望其它的义勇军能与他们协同作战。
除了为抗三军、抗四军解围，抗五军进东北还有几件事：
第一是送武器给在东北的共济会武装。共济会在东北发展很快，特别是在三月份以后。一些原来的大刀会、红枪会，都被共济会“共济”了。他们也成立了一些武装队伍，但武器装备不行，都是大刀等，要送枪去。
还有一件要解决的事是抗日义勇军的通讯和指挥问题。现在几支抗日义勇军中，只有冯占海、黄显声、李杜等少量部队有电报机，下面的许多“支队”都是没有电报通讯的。传递消息都是靠人力，速度慢，又不可靠。
给这么多大大小小的队伍都装备电报和电讯技术人员，是不可能的。财迷想了一个办法，生产了一批短波半导体收音机，又准备到北平和保定一带去设立短波广播电台，让这些游击队能收听到这个广播。有什么秘密命令，也可以用广播电台读密电码，收听人再去译码。
所以这次行动被叫做“收音机”行动。
财迷把生产潜艇的任务交给了邓中复和二龙。整编了在上海的部队，络绎北上。急着要北上的随军记者和新闻电影队，也都与较早走的部队一起北上了。他们剪辑的上海抗战的记录片，在全国放映后，相当哄动，观看的人比看故事片的还多！
抗五军要北上，不是没部队、没人，要参加部队的人太多了。
在上海战争后期，特别是抗五军炸沉日军航空母舰的消息传出后，各地的青年都往上海来，要参加抗五军！财迷把好多共济会的会员们劝了回去，发给武器，让他们先在原地加强练兵，以后再带他们去打日军。但总是有一些人要收下的，光上海又多收编了有五个新大队，另外一个教导队，共一万六千多人。
要参加抗五军的人特别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这次上海之战中，各参战军队杀敌与自己牺牲人数的比例，抗五军简直是高得出奇！因为他们把水上敢死中队打死的鬼子、小港村战斗中淹死的鬼子都算上去了，而自己的伤亡就相对微乎其微了。所以外面都说抗五军的医务技术高（才弥先生的特长嘛）、指挥得好，牺牲的可能性小。
第二个原因是，抗五军对牺牲的战士抚恤金多，对烈士家属特别照顾。对伤员的安置工作也做得好！在南方和北方的科辉农场这么多，里面搞几个荣军院，是很容易的。现在抗五军致残的伤兵一共没几个，更是得到特别看待。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抗五军敢死队的名气。很多有梦想的热血青年对于牺牲后怎么样、受伤后怎么样都不是很关心的，他们的梦想是成为像王亚樵、徐二龙这样的大英雄！像这样轰轰烈烈地干一下，死了也算在青史留名了，值了！
因为第一条、第二条原因而参军的多半是共济会员、农民等人，而因为第三条要参军的，多数是知识分子，是青年学生。当然，综合考虑这三条，要参加抗五军的人当然多了。
开始时，抗五军的宣传就比较多，例如陈阿毛烈士的事迹。共济会自己就有电台，与电影、文化界的关系也比较密切，近水楼台嘛。共济会也想鼓一下自己会员的气，并多争取一占民众的支持，就多用点人做了一些配合，像新闻发言人。
而后来，打了几个大胜仗后，就不用自己去宣传了，各个报纸、电台，包括国外的媒体，都在包围抗五军的宣传人员，都想尽快、尽多拿到一点抗五军的消息。而对抗五军牺牲人员的宣传，当然也比别的部队烈士要多，这对一些年青人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另外，外面的民间传说中，总对共济会的会长才弥先生有点神化：没到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的水平，至少也是料事如神、英勇神武。不懂科学的，说是才弥先生有“法宝”，能指挥炸弹、水雷往敌军那儿飞；懂科学的，就说才弥先生制造了许多新发明的武器；从科辉企业的一些先进产品，和抗五军打鬼子的手段就可以猜到，他们是用这些新武器打的仗。
而正规军因为给人留下打仗不如抗日义勇军的无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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