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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年代-第2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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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行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进,特再驰电速驾!
……
第六百一十九章 邀请(二)
袁大总统步步紧逼,剑锋仍指着李大帅,对黎副总统的出马并不应战。
袁大总统在10日之内,给李大帅连发了三封电报,而且电报内容“情真意切”。单从表面现象来看,袁世凯要和国民党“和谈”的态度不可谓不诚,要和李大帅“共商国家大计”的心情不可谓不迫切。
袁大总统追求的就是这种表面效果,也正是他自认为此番表演的过人之处。因为他和他的幕僚都百分之二百的认为李疯子不会来北京进行谈判。如果按预料的李疯子真的不来北京,就可以把不愿和平的屎盆子扣在国民党的头上,袁世凯发动内战就有了理由,就可以争得国内国际上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退一步讲,如果李疯子来了北京,也正好利用谈判的时间,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有实力主动对国民党实际的魁首“诚挚”相邀,先声夺人,把球首先踢给李想,不管结果怎样,对北洋政府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这只是有实力的一厢情愿罢了。
欧战刚刚开始,北京就给武汉发去“和谈”的邀请电。这一阴谋的突然性,也着实出乎以李想为首的鄂区国民党人的意料。
但是,袁世凯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李想一清二楚,犹如洞中观火。但国民党怎么审时度势,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来球再踢回去,达到后发制人,这是需要智慧、胆略和气魄的。
如前所述,袁世凯发动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即使如此,如果李想不去北京谈判,有实力就会把不愿和平的责任推给国民党,对国民党是不利的。因为李想一直站在道义的至高点,凝聚着民心士气。
北洋军需要时间,国民党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也同样需要时间。
朱而典把处理中国问题的重心放在北洋袁世凯身上,不赞成打内战,希望在中国维护袁世凯统一领导下的中央政府,这对国民党也是有一定压力的。
对于袁世凯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李想的判断是:
袁世凯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刚经过战乱而看到民国的成立,渴望和平的到来,以便重建家园。在国际上,参战欧战的各大国从各自利益出发,也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那么袁世凯为什么一反常态地接二连三地给李想发电报要求和平谈判呢?其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精锐部队德械军师或半德械军师仍远在直隶、河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尚需时间。
对于这一点,有实力的英国盟友朱而典大使曾再清楚不过地作了说明,他说:“袁世凯的权力只及于北方一隅,中南和西北仍被国民革命军占领着,江西战场的是失败,导致长江以南则连任何一种北洋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有实力甚至连再完全占领中原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中原,他就必须同国民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国民党人及英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完全控制中原。
袁世凯邀请李想赴京“共定大计”,其实质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
随着欧战爆发,袁世凯为尽快恢复对全国的专制统治,恨不得在一个早上就实现这一梦想。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在政治上捞到了一笔政治资本。袁世凯自以为可以通过内战,一举荡平中共和一切民主进步力量。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不仅保存了自己的反革命力量,而且意外地抢到了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大桃子”,加上英国的承诺,这就使之觉得国民党无论如何无法同他比试,他可以在3—6个月内轻而易举地解决国民党问题。
但是,由于战后世界和平民主潮流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强烈,北洋内部反袁世凯,反内战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国统区经济上的严重困难,特别是人民革命力量的空前壮大和袁世凯的内战兵力远在北方难于短时间部署到位等客观事实,同其既定的“内战”方针相对立,这又使得袁世凯顾虑重重。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的矛盾心理驱使袁世凯一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反革命策略。因此在重庆谈判开始,他曾确定。……政治上极度宽容,军事上不稍迁就的谈判方针。
此次,袁世凯邀请李想赴北京参加和平谈判,他的如意算盘是企图利用和谈来达到两个目的:
一是有利于嫁祸内战责任于国民党。如果李想不来重庆,就可以给国民党安上个拒绝和谈、蓄意内战的罪名,将战争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政治地位(有实力自信李疯子本人是不敢冒险赴京的);如果袁世凯真的冒险来了,就让给国民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其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剿灭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就易如反掌。二是有利于赢得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时间。如果李疯子赴京和谈,可以用谈判来取得调兵遣将的必需时间,而这些时间对于军力远远超出国民党军队的北洋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
朱而典决定飞往武汉,察看动静。行前同袁世凯密商道:“如果连我去都不能把李想请来,大总统便可以对外宣布,说国民党对和平没有诚意,应用军令、政令加以讨伐。但如果李想来了,那大总统千万要告诫部下,不得胡来。否则徒逞一时之快,反惹起全世界舆论的抨击,或者更使国民党和革命军愤激,那我们太不合算了。”
“你放心。”袁世凯道:“朱而典大使,我懂得。”
朱而典满意的点点头。
“如果李想肯来,”袁世凯想了一下,又道:“你一定要早点通知我们,以便我们早做准备。”
……
一架带有英军标志的飞机在龟蛇锁大江的武汉三镇的上空盘旋。
武汉的机场绝对是远东数一数二的规模,驾驶飞机的英军飞行员很快就发现了那个“机场”,并且迅速地俯冲下去。
英军飞行员此刻的行动如同一次氛围奇特的飞行表演。
林动正好在机场,准备回江西。当他得知走下飞机的外国人是朱而典时,立即招来一个步兵连作为临时仪仗队。六十一岁的朱而典“伸直身子,挺起胸膛”接受步兵连的检阅,“像一个得意洋洋的小伙子那样高叫印第安人的战争口号”。这一情景令急忙赶来欢迎他的国民党的领导人不禁“瞠目结舌”。
武汉,已从一个普通的地名,变成了一个含义复杂的政治词汇。武汉指挥的武装力量遍布整个中国,人数已达六十三万之众。――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里就是一个“国家”,尽管袁世凯从来没有承认过其合法性。
中外记者们发现,国民党人在这片土地上所创造的一切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意外和新奇纷至沓来。
李大帅宴请了他们,并和他们一起欣赏了艺术家们演唱的《同盟国进行曲》和《义勇军进行曲》。
被北洋军御用报刊描绘成“匪首”的鄂区国民党领袖李想性情温和,除了不断地吸烟之外,这个拿破仑个子短头发的南方人,举止从容不迫、神态安然自得。在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南北是选择战争还是和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李想说,国民党人和人民的选择不是内战,而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
中外记者们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认识了李想。――“在武汉,李想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栽种有法国梧桐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朱而典率领的五国代表观察组虽然被武汉的一个《义勇军进行曲》弄得心惊肉跳,但是《人民日报》刊发的题为《欢迎英法等国观察组的朋友们》的社论,还是让外国人十分高兴。社论不但说朱而典率领的观察组到达武汉“是民国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而且据说社论标题中的“朋友们”三个字,是李大帅亲自加上的。
李大帅对随行的英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因为北洋政府依靠英国的大量援助,所以在中国防止内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英国的影响。由于担心一旦欧战结束,北洋军会立即发动内战。
受到友好接待的观察组吃上了武汉生产的面包,而李大帅和武汉军民则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观察组带来的电影。――汽油发电机轰轰作响,银幕上是一个永远走着鸭子步的落魄的美国流浪汉,在流浪汉的身后,是那个距离武汉十分遥远的国度闪闪烁烁的摩登时代。
第六百二十章 邀请(三)
第一次会谈,面对李想等人,基本上是朱而典一个人在滔滔不绝。他再次强调自己到武汉来是得到北洋政府批准的,袁大总统不但愿意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且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同时正在考虑以某种形式吸收革命党人从新参加北京的国会。
朱而典拿出一份名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亲自为鄂区国民党领导人朗读起来: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重建中国。
二、中国国民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大总统府最高统率部的命令。
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三民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
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政府和一个军队。国民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国民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李想问朱而典:“这份文件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
朱而典解释说道:“这是南北谈判的基础,不带有任何强迫性。”
李想又解释道:“我想知道的是,您刚才说的是袁世凯的意见还是您自己的意见。”
朱而典犹豫了一下说道:“原来是我自己的意见,后来袁先生作了若干修改。”
午饭之后,接着会谈。
李大帅不再给朱而典滔滔不绝的机会。
“中国的事情很难办。”李想语气中透着警告,之后,李想着重谈了两个问题,即政党内阁问题和改组军队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二次革命战争爆发前,南北之间始终无法妥协的最主要的问题。
李想说道:“民国以来,我们从不妨碍北洋,而北洋却来妨碍我们,北洋一共九十五万军队,有七十七万五千人来包围我们。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拥护北洋政府袁世凯,以打击蒙藏之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我们战斗在西北的十三万军队和二千万人民,守护了大西北的统一。如果没有这个力量在维护国家的西北边疆,中国早就四分五裂了。军队是需要改组,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国民革命军!”
“不不不,”朱而典认为李想的话不公平,他说:“这些年,是他周围的腐败分子利用了他。但是我依旧认为,关于我带来的这份文件是有沟通的可能的,请李大帅亲自修改文件上的条款。”
李想说道:“我是赞成第一条,可以把把第三条放在第二条之前,并建议加上联合政府的条款。”“什么联合政府?”
“现在的北洋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民主党派及无党无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同时,大总统府最高统率部改组为包含所有地方军队代表的联合统帅部。”
李想强调:“增加的这一条款意味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北洋系和国民党只是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中与其他党派平等的一员。”
朱而典以他对中国极其有限的了解,显然无法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我看是不要紧的,”朱而典保证道:“只要你们把军队交出来,袁世凯也放心了,――如果你们不放心,可以把军队交给三人委员会指挥。这个三人委员会由英国人充当统帅,国、共双方各派一个代表组成。”
“你们如果再不放心,那我还可以向他要交换条件,例如袁世凯的让步,例如承认你们国民党为合法,例如你们可以派出若干人在袁世凯的政府中行政院里担任什么委员。”
“你们是开明的、进步的,”朱而典作悲天悯人状:“你们中国国民党是得人心的,我知道。袁世凯是无可救药了,我也很清楚。你们国民党都是爱国分子,只要参加政府,便能大有可为。你们想、你们说,这不很好吗?”
李想听朱而典这样说,不禁笑道:“朱而典先生,有一点是要请你弄清楚的,我们的目的并非在于参加袁世凯政府做官,我们只是希望成立联合政府。”
朱而典满以为运用这个障眼法便可以大功告成,一个劲儿劝道:“你们也该想想,我的办法是太好了。原先,你们中国国民党是在挨打局面、饱受围剿之中过日子的,我一调解,你们至少可以――”
“朱而典先生,”李想解释道:“袁大总统今后是不是还要‘围剿’,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段祺瑞和冯国璋的军队任务未变,全国各地的集中营照样开着,各地爱国人民,国民党人以及进步分子照旧被逮捕,遭谋杀――”
朱而典也打断对方的话道:“这个我可以担保,只要你们把军队交出来,交给他或者交给三人小组,都可以。到那时候,你们都参加政府了,并且还可以得到英国的救济与合作,你们的前途是很好很好的。”
“谢谢朱而典先生。”李想答道:“一个不为私人、专为大众的政党,它的前途没有问题,是很好很好的。不过在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之前,就把军队交出来,连生命都没安全,假如朱而典先生设身处地想一想,会不会这样做呢?”
朱而典脱口而出道:“我会这样做。”他放低声音:“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上了台,以你们的廉洁、勇敢、公正、智慧,你们一定可以取袁世凯而代之,为什么不这样做?”
李想微叹道:“朱而典先生,你是外国人,你不清楚袁世凯的做法。我们国民党人,这许多年来,上他大当的地方,也真太多了。死在他手里的同志们、朋友们,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在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之前,我们绝对不愿意放弃军队,因为这样做,后果是万分可虑的。”
“错了!”朱而典极力劝道:“你们把军队交出来,我在旁边看着;万一出了毛病,一方面天下的人都会骂他,另一面英国也不会答应他!”
李想无法谈下去,告辞道:“赫朱而典先生,请相信国民党的诚意,这个诚意已经写在五点协议上面。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了,请你赶快请袁大总统也拿出诚意,立即成立联合政府。”
“这个很可惜。”朱而典道:“那末,让我再作努力吧。希望你们再想想,接受我的调解。”
“你的调解成就是联合政府,”李想说:“只有成立联合政府,其他才可以顺利解决。”
朱而典发现谈成僵局了。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朱而典表示:“我将尽一切力量使袁大总统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他甚至表示:“如果李大帅愿意,我可以陪同您去见袁世凯,并以‘英国的国格’担保您在与袁世凯见面后能安全地回到武汉。”
李想的回答是:“我很愿意和袁大总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朱而典阁下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袁大总统见面。”
可以肯定地说,李想对经过修改的方案在袁世凯那里获得认可,持严重的怀疑态度。因此,他问朱而典道:“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袁大总统是否会同意?”
“有我和协约国代表见证,如果袁大总统拒不签字,我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伦敦,我们认为很公平的协议,‘李同意了,袁不同意’。”
“不过,”这时,朱而典提出一个看似十分尖锐的问题:“我要再证实一下,您是否愿意和袁大总统合作,由他当政府大总统?”
李想的回答是:“他当政府大总统。”
朱而典变得十分乐观了。他问李想:“与袁大总统见面的地点如果不在北京,那么应该选在别的什么地方?”
李想说道:“当然在北京。”
毋庸讳言,英国政府做出的主动接近的姿态,确实给中国国民党人带来了某种希望,即希望美国可以成为中国对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的调解人。尽管李想终生都对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强国抱有极大的警惕。
李想发出致袁世凯的第三封复电,电文如下:
袁世凯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黎副总统元洪立即赴京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李想敬
经过反复权衡,认为目前北京方面形势是人心思定,袁世凯虽然每时每刻都梦想吃掉国民党,但目前尚不能明目张胆地大打出手。去北京谈判,争取一段时间的和平,对国民党的发展有利。鄂区政治局最终决定同意李想去北京。并于同日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表明了鄂区国民党的基本立场。
第六百二十一章 针锋相对(一)
当李想准备赴京与袁世凯谈判的消息被一些鄂区部队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得知后,尤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地区的国民党政军负责人便纷纷给武昌和李想发来了“十万火急!”的电报。在这些电报中指出:
“袁世凯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又请李大帅去北京谈判,这里面一定有个大阴谋!”
“请李大帅不要去北京,顶多黎副总统去就行了……”
“……黎副总统现在也不能去,武汉任何领导同志都不能去……”
看完这些电报后,汤化龙还告知李想:“不仅党的高级干部对赴京和谈感到担心,就连鄂区人民的心也像系了一块巨石一般,感到万分的沉重。许多群众还聚集在落迦山别墅的住宅前,请求你不要去北京。”
李想已是决心已定,不为所动。
汤化龙看着这个劳神在在的“未来女婿”是铁了心的要赴“鸿门宴”,急着又道:“有人甚至说:‘谈判自然可以,但是李大帅不能去。要谈判,请袁世凯到武汉来,咱们保证让袁世凯有来有去’。”
“袁世凯可没有这个胆子。”李想冷笑道。
“还有一些人激动地说,‘袁世凯最不讲信义,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他却高喊和平,电邀大帅谈判,更是心怀叵测,而大帅你竟然不曾三思,贸然前去,莫非是要学宋江的样子,接受朝廷的招安不成。’。”汤化龙又说道。
听到这段议论后,李想说道:“我们赴京与宋江不同。宋江本来就是朝廷的小官吏,只是在官场中混不下去才造反的,后来朝廷又许了他大官做,宋江受招安就不足为怪了。而我们国民党人则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决不会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而出卖广大的人民群众。”
“唉!”汤化龙叹息一声。一位从武昌首义开始就跟随你南征北战的老同志说:“武昌首义,血战汉阳……李大帅总是和我们在一起。现在,却要去北京和袁世凯谈判,万一有个闪失,给党的事业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听了这个反映后,李想神情立刻严峻起来,他沉吟道:“如此看来,我们有必要向武汉和鄂区的广大军民,分析一下欧洲爆发以后两个星期内中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一下国民党鄂区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以及在谈判中准备作出的某些让步,连同对谈判结果的两种可能情况和对策。总而言之,我们既要告诉广大军民没有必要为我们的安全担心,也要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袁世凯的警惕和斗争。”
这一天,武汉再次举行政治局会议。李大帅在会上报告了25日整夜讨论的意见,并且宣布了自己准备亲赴北京谈判的决心。
李大帅说道:“可以去,必须去!……”标志性的手势,高高挥起又落下,“……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李大帅还说道:“由于我们有力量、全国的人心、袁世凯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至于去重庆谈判会不会形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李想说道:“我也有充分的考虑。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
李想说道:“我早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即: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是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
掌声!如雷鸣一般的掌声!
国民党鄂区政治局的成员们被他的演说说服了,最后同意了李大帅的意见,并于当天向党内正式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通报,以统一全党对南北北京谈判的认识。国民党鄂区决定“派李想、黎元洪、汤化龙三同志赴京和袁世凯商量团结建国大计”。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党内通知。它说明了争取和平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给鄂区军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通知》指出:“现在英、法、美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通知》指出:“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袁世凯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袁世凯及北洋系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通知》还告诫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袁世凯及北洋系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
出自李大帅亲笔的党内通知,已将国民党鄂区军民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表述得很清楚了。
一此后,李想与冯小戥等留守武汉的心腹军政要员进行了彻夜长谈,详细商量了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李想说道:“我这次,送黎元洪先行,又带走汤化龙,你们应该知道我的用意。所以,我在北京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袁世凯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袁世凯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袁大总统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应当说,为了更好地贯彻我们国民党争取和平的方针,是促使我亲赴北京谈判的最重要的原因。”
李想又说道:“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
冯小戥连连点头。
李想熟练的拿出雪茄烟点上,继续说道:“‘针锋相对’,要看形势。”
……
袁世凯派出段祺瑞作代表,与已经在武汉的英国驻华大使朱而典一同,以迎接李想、汤化龙等人来渝。朱而典还专门在武汉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称:
余赴武汉,曾获袁大总统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国民党鄂区总理李想之邀请,余将陪同李氏及其随员来京。并在京与袁大总统以及北洋政府作直接商谈。余现在武汉,至感愉快,吾人曾在辛亥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中国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甚多,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依赖,此实为吾人感觉愉快之来源。
……
对于朱而典公使的声明和其本人的即将来到,李大帅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他还在两个月前,就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的闭幕词《愚公移山》里说过,朱而典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国民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鄂区去乱跑呢?
当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段祺瑞乘座的用于接送李大帅去北京的法国沙麦式飞机降落在远东最豪华最先进最大规模的民用机场的武汉机场上。
段祺瑞一行旋即被接往武汉的国民党交际处休息。
这个惊人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武汉全城。
由于武汉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尚不知道国民党鄂区党总部在昨日作出的重大决策,因此都在纷纷猜测着,英国大鼻子刚来武汉,这个北洋的上将军陆军总长又来武汉干什么?
其间,大部分国民党干部都听了关于李大帅将与袁世凯谈判的文件传达。但许多人的脑筋一时仍转不过弯来。人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袁世凯的和谈诚意到底有多少确实是值得怀疑的。李大帅的安全更是让人担忧的问题。历史证明,袁世凯曾经采取过各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其政敌,并且每每得手。张振武,宋教仁等就是最悲催的几个人。
显然,李大帅已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有胆有识,不畏艰险,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危险是有的,然而最重要的是,鄂区国民党自己力量的空前壮大,人民已空前的觉醒,世界各国都在注视着中国,袁世凯不敢贸然冒天下之大不违加害于他。
第六百二十二章 针锋相对(二)
李大帅最后决定去北京谈判,又把球踢给了袁世凯。不论谈判有无结果,国民党已在政治上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
临行前,仍有一些军队高级将领担心李想的安全。
李大帅一脸的刚毅:“在这个紧迫关头,谁都帮不了我们,我们也不能依靠别人的帮助。中国自己的事情还要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认为,在当前的局面下,袁世凯还不会发动大规模内战,但国民党要得到本应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胜利果实,没有斗争是难以取得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双方很可能会“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袁世凯才能逼他让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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