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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报仇看电影-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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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栈》、《客栈2》的故事发生在捷克，电影中，布拉格附近的小镇成了旅行者的地狱；《断头气》的故事发生在匈牙利，度假变成了梦魇。而且，仅仅把故事放在一个地方，显然不能让制片者满意，穿梭东欧各国间的火车于是担起地域背景大串联的重任：《横穿西伯利亚》的故事发生在穿越西伯利亚大陆的火车上；《暗夜列车》的对白里，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地名不时地蹦出来；而血腥程度一点不输于《客栈》系列的《恐怖列车》一开始，去东欧参加比赛的美国体育健儿，就在售票窗口直勾勾地报出目的地“敖德萨”。
共同地域之外，别的相似之处也非常多。《客栈》和《恐怖列车》中的杀人者，都有军方背景；《断头气》中的被杀者，是国际军火公司的职员，杀人魔则是退役军人。至于主人公们，则一律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恐怖列车》中的女主人公，浑身是血地狂呼着，穿过坐满旅客的火车，遭遇的却是冷漠木然的目光，更没有一个人帮助她。那是在冷战时期的电影里，经常能见到的场面。
网友小苏苏说得好：“像任何一种恐怖主义一样，我相信极端的行为并非诞生自特定民族和文化，而诞生自这一民族和文化的处境。”东欧的处境如何？这些恐怖片给出了答案：满怀焦虑的接近，心有余悸的打量。
有没有动机
《卡里古拉》一九七九年
朋友上传的电影资源被删除了，他愤怒地发言了，并严肃地正告管理员：那是著名导演拉斯·冯·提尔的新片，曾经入选戛纳电影节，是一部向塔可夫斯基致敬的作品！
当然，如果那是松岛枫或者苍井空弃暗投明之前的作品，他是不敢这么张扬的，他的底气，来自拉斯·冯·提尔，来自戛纳，尽管那部电影在尺度上并不比成人电影逊色，甚至因为张弛有度，比成人电影更刺激，但它永远不会被归入成人电影领域，原因并不仅仅是戛纳和塔可夫斯基，而是因为，它为主人公的一系列行为提供了动机：孩子的丧生。
是否给出动机，是否给出观看的道德理由，是一部有着成人电影尺度的电影能否获得赦免，能否站进艺术片行列的分界线。荒淫如《感官世界》，给出了动机，不分晨昏的肉搏之后，男主人公走在街道上，迎面突然走来一队兵，步伐整齐，面无表情，手中捧着阵亡士兵的骨灰盒，男主人公默默地退到檐下，等待军人走过去。在这里，大岛渚给出了动机，是大时代的残暴，促使他们退到房子里去昼夜贪欢；狂暴如法国版《悲情城市》，给出了动机，虽然是成人女星出演，虽然影像粗糙尺度大胆，但全片有复仇作为动机，有社会谴责作为理由；丁度·巴拉斯的《卡里古拉》也给出了动机，尽管是隐蔽的动机，是的，所有的荒淫场面，是为了鞭挞卡里古拉的残暴的，他最后被杀，也是这个动机的一部分；邵氏风月片，也都是给出动机的，片尾通常都会像警世恒言一般，让贪欢的主人公落难或者被人嘲笑。
要使一部电影获得色情感，最好的办法是适当地抛弃动机。区丁平导演的电影《群莺乱舞》，是以上世纪三十年代香港的塘西风月为主题的，虽然裸露的尺度有限，但其中一些段落，有种特别的香艳。比如，关之琳和利智扮演的妓女正在前厅应酬着，镜头突然一转，穿插一位没有名字的姑娘和恩客欢爱的片段，并配以混沌的音乐，随后，她酥胸半掩地站起来，然后，镜头又回到了主人公那里。那些段落，就完全没有来由。
安伯托·艾柯的《色情电影之真谛》中有段话非常著名：“你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如果角色从A点到B点花费的时间超出你愿意接受的程度，那么你看的那部电影就是一部色情片。”其实，使色情片成为色情片的，是它们不给色情提供动机和观看的理由。
给不给动机，是成人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分野，是东欧的地下虐杀电影和被视为经典的暴力电影的分野。给大众看的东西，上台面的东西，都得是安排好动机的，得给出“他们何以如此”的理由。人们承受不了没有动机、毫无理由的色情与暴力，也找不到观看时的道德理由。
电影的叙事部分，或许就是给合理地、适度地观赏色情和暴力所寻找的一个动机。艺术家，或许就是《索多玛120天》里，在暴行发生时，在一边弹钢琴的那个女琴师，用艺术使乖戾的世界显得柔和。
伍 黄色黑条练功服
黄色黑条练功服
《死亡游戏》一九七八年
李小龙在拍摄电影《死亡游戏》时，为剧中的自己设计了一身黄色黑条的连体练功服，据说，黄黑搭配象征的是黄皮肤黑头发，后来，这件衣服还出现在了各种版本的《死亡游戏》和它的翻拍版《新死亡游戏》、《英雄泣血》里。
此后，向李小龙致敬，多半得穿上一件黄色黑条的连体练功服，《鼠胆龙威》、《新精武门》、《漫画威龙》、《雀圣》、《杀死比尔》，都是这么做的，《夕阳天使》的宣传海报上，三位女主人公也是这身黄黑配，甚至连《冒险岛》里的宠物狗，也穿着一身相似的衣服，惹得李小龙迷老大不高兴。获得同等待遇的还有李小龙在《盲人追凶》里穿的暗红色带白条的运动服，网上的仿制品，一直卖得如火如荼。
黄色而且连体而且练功服，对身材要求极为严格，普通人穿起来多半非常搞笑，比如《雀圣》里的元秋，《鼠胆龙威》里的张学友，两个人还故意穿出一种圆滚滚的效果，还要被人在空中抡来抡去，配以滑稽的声效。但所有的片子里，黄色黑条练功服都出现在决战的时刻，一旦主人公穿上这身衣服，最终必然获得胜利，显然，李小龙穿过它之后，它已成为征衣、铠甲、圣衣，穿上它，就等于获得了力量与信心。
向别处借点力量和勇气，是人类的传统。弗雷泽的《金枝》里，原始部落的人用各种办法摄取动物的勇气和生命力：有的靠吃动物肉，凶猛的、跑得快的动物的肉给战士吃，温顺的、行动迟缓的动物的肉给老人和女人吃；有的靠穿，有的部落相信，穿鼬鼠皮，可以获得鼬鼠的生命力，在斗篷里缝一块青蛙皮，便可以像青蛙一样身体光滑易逃脱。
对动物的力与勇的崇拜，很快倾注到人类的战士身上，穿上他们的铠甲和征衣，成为获取力与勇的快捷方式。古希腊神话里的阿喀琉斯，英勇善战，令特洛伊人胆战心惊，他就有一身几乎成为商标的铠甲，阿喀琉斯的朋友帕特罗克洛斯打算跟特洛伊人作战，首先想到的，就是得穿上阿喀琉斯的铠甲。《尼伯龙根之歌》里的侏儒亚伯力，则偷窃了众神之王沃顿兄弟铸造的一顶宝盔，这宝盔可以使人隐形和变形——这类物件是战士铠甲的升级版，也是后来无数玄幻小说和游戏的灵感源泉。
电影《圣战骑士》继承的就是这个神话传统，主人公出身贫寒，只能当骑士的侍从，结果他的主人突然死去，他穿上主人的铠甲，赢得了长枪比赛，并开始了连串冒险——当事人再神勇，还得有一身来自别人的铠甲作为起点。
当然是种自我暗示，即便在神话里，也对这种暗示有立有破。古希腊神话中，神魔的血液中，有种令他们长生的物质，但普通人溅到这种物质，则必死无疑，而偷了阿喀琉斯铠甲的帕特罗克洛斯，很快被特洛伊人识破和杀死。
现代人的铠甲和圣衣则是昂贵的衣服。我的朋友效仿明星穿着，斥巨资买了一身奢侈的衣服，尽管穿着的效果堪称骇人，但显而易见的是，她立刻显得信心满满，而且对人空前地和气，所以谁都不打算告诉她真实的观感了。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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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的那身衣服
《薄暮之光》二零零六年
作为一个制服控，制服在我眼里，总能获得比普通服装更高的评价，但我唯独不喜欢保安的衣服，在所有的制服里，保安的那身衣服，是最难看的。
贾樟柯电影《世界》里成泰扮演的男主人公是大型主题公园的保安，他和他的同事所穿的制服，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种保安服，青灰色，宽肩，大裆，肥裤腿，并配以硬壳大檐帽，整套服装臃肿、显不出身形。《好奇害死猫》中，廖凡扮演的保安所穿的制服，大概是为了和整个电影的时尚气息配套，略显精心，藏蓝色的裤子，蓝灰色的衬衣，有肩章有领带有饰带，整套服装努力向警服靠拢，但那身衣服并不具现实性，现实中的保安服，还是以《世界》中的式样居多。
芬兰电影大师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薄暮之光》中的主人公也是保安，是最弱、最容易被忽略的那群人中的一个，他租住在地下室，去银行贷款也被拒绝，并遭到银行经理无情的羞辱，他的衣服，也非常难看，深色，松松垮垮，有很多不必要的口袋，腰身和臀部的设计都不合理，非常不合身——保安的衣服也难得合身，薪水微薄，流动性大，今天穿在你身上，明天或许就要穿在他身上，永远不会合身，更别奢望有什么美感。
仅凭一件事物的美感，我们就可以轻易判断出它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美也是依照等级进行不公平分配的，在这个等级金字塔上，越往下，所分配到的美感资源越少。尽管，以较少的成本，也可以实现某种简单朴素的美，但整个世界更愿意以稍高的成本实现丑，并把它强加于人，以赋予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丑陋外壳的方式，框定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位置，其中的潜台词是：你只配享用这种程度的美感。经济适用房、保安服、校服都是欠缺美感的样板。
我曾在一座号称全城第二高的大厦上班，大厦的保安，月收入四百五十元，没有保险，没有假期，他们所穿的，就是《世界》中那种款式的保安服。对这身衣服，他们并无好感，从不清洗，更别提熨烫，对这份工作，他们也并不看重，其中一位，时常埋首在自学考试本科段的教材里（他说他已取得了大专的证书），时刻准备离开，尽管四年过去了，他还是没能走掉。有天我在街上遇到他，几乎没能认出他来，他脱掉了保安服，穿着牛仔裤和浅色的T恤，骑着摩托车，怎么看，都还是一个比较精神的男人，我相信他也懂得美，对美也有需求，但他所得到的，他所分配到的，是丑陋的保安服。
所以我希望他能突破他现在的境况，尽力向上走，当然，突破自己所在的层次，向上走一层，很难，比这更难的，是获取上一层的美感，因为那需要在稍高的层次滞留得够久。
情迷白恤
《世界》二零零四年
《欲望号街车》一九五一年
《飞车党》一九五三年
维多利亚穿着白T恤，搭配昂贵的铂金包，身边是白T恤搭牛仔裤的贝克汉姆，林赛·罗翰、玛莉亚·凯莉穿着白T恤，再罩上一件薄薄的毛线罩衫，乔治亚·阿玛尼则说：“我每天起床第一件穿上的是白T恤，每天夜里最后一件脱下的也是白T恤。”
但七十年前，白T恤还只是海军和工人的衣服。让它成为可以随意穿着的服装的，让它成了时尚的，是电影。
十七世纪码头卸茶叶的工人穿的短袖衬衣，被当做T恤的前身，人们顺手从“Tea”里发展出它的名字。然后是1913年，美国海军用白棉布制作了圆领短袖内衣发给船舰上的水手，为的是遮掩他们胸口的胸毛——那不但有失体统，更被视为引发水手间同性之爱的导火索。1942年，正是二战导致的物资紧张时期，为着节省，英国贸易协会推出“标准化实用服装”，为短袖衣服正名——从此，短袖衣服可以被士兵们当做外套穿了。美国海军则在这一年推出改良后的白色圆领T恤衫，作为海军的制服，同年穿着写有“空军射击学校”的白T恤望着天空。
按照时尚的法则，制服，最终都得成为欲望的制服，从士兵、工人、消防员身上，转移到那些格外需要强调男子气的人们——男同志/男明星身上，然后再向着人群蔓延。白T恤格外适合这条传播链，它一半是内衣——别提这多么富于暗示了，它是紧身的——宽而肥的T恤的出现，是六十年代之后的事了，它以衣服之名，行皮肤之实，在合情和不合理之间，在越界和保守之间，辟出一块暧昧的领地。
上世纪五十年代，白T恤（确切一点说，是紧身白T恤）的地位也比较暧昧，美国设计师汤米·希尔费格曾因穿T恤衫上学而被遣送回家中，理由是“他只穿了一件内衣”。这件轶事让我惊讶，就像在《换子疑云》里看到五十年前美国的司法腐败一样让人惊讶，不过五十年，许多事，已经像是史前的事了。
就在这关头，男明星们率先穿着它在电影中露面了。1950年，约翰·韦恩在《硫磺岛浴血战》中穿出了白T恤。1951年，马龙·白兰度在《欲望号街车》里，也穿着一件紧绷出肌肉线条的白T恤。欧阳应霁这样描绘：“《欲望号街车》电影版，年轻力壮的马龙·白兰度一身肌肉，白T恤裹身，胸口明显有汗，一如压抑不住的南方的潮湿的夜。”
这次加上了大翻领黑色皮夹克、黑手套、水军帽、长靴，以及庞大的凯旋摩托车。然后是1955年，詹姆斯·迪恩在《无因的反抗》里，1961年，保罗·纽曼在《江湖浪子》里，纷纷穿出白T恤。与男演员呼应的，是男歌手，猫王的那些名曲，有许多是身穿白T恤唱出来的。
它从此成为普通人也敢于穿在外面的衣服，甚至成为时尚。整个五十年代，美国的T恤衫产量达到了1。8亿件。
不过，现在看来，白T恤的最佳代言人，仍是马龙·白兰度。他是性感的、粗暴的、阴郁的、轻微淫邪的，正好和白T恤的单纯简单相互映衬。六十年代，三岛由纪夫曾模仿马龙·白兰度在《飞车党》中的装扮，拍摄了一张著名的照片，而2008年的电影《夺宝奇兵4：水晶头骨》中，希安·拉博夫第一次出场时的装扮，同样是在向《飞车党》致敬：白T恤、水军帽、皮革、摩托车。
白T恤，尤其是紧身白T恤，不但是对身材要求异常严格的衣服，而且，也是时代开放度的最好试纸。内地直到九十年代后半期，才遮遮掩掩地出现了紧身白T恤，我在少数几家专卖店看到，简直一惊，一口气买了半打回来。¨wén rén shū wū¨但为了把那些白T恤穿出型来，我先进了健身房，幸好夏装总是提前在春季上市，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去锤炼身型。终于穿上紧身白T恤那天，跟朋友去迪厅，一进门，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蓝紫的灯光下，都是穿紧身白T恤的青年，一簇一簇，场面蔚为壮观。
大概正因为这样，1975年的《ELLE》杂志才会发出预言，认为T恤“永不会走出时尚”。只要人还没进化成一缕电波，只要肉身还在，未来的青年们，或许还将在白T恤（包括它那犷悍的代言人）的感召下，前赴后继走进健身房，只为在夏季，在闪动的灯光下，秀出这第二层皮肤。
老板娘
《新龙门客栈》一九九二年
“老板娘，永远的老板娘。老板娘，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老－板－娘：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老。板。娘。”
——如果有人发起一项活动，给电影中的角色写情书，必然有一大批情书是写给众多古装片老板娘们的，金镶玉、佟湘玉、秋若兰。。老板娘，已经成了电影里一个固定的形象框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胜过女护士、空姐、OL等等带有职业色彩的欲望投射对象，完全当得起这样一封《洛丽塔》风格的肉麻情书。
老板娘形象源远流长。但，为古装电影的老板娘形象定妆的，大概要数胡金铨在1973年拍的《迎春阁之风波》，李丽华扮的老板娘“万人迷”，梳发髻、插簪子、穿花衣，噱头十足地率领着四个女跑堂搞个体经营，还勾搭了一个当地官员作为靠山，既长袖善舞，也重情重义，既世事练达，也深明大义，性格十分立体。此后，古装片中的老板娘，从着装到性格，都沿袭这个路数。有了这样一个成功的形象作为标杆之后，别的古装武侠片，或者生生地加入一个老板娘，或者把老板娘的戏份努力放大。
古龙小说《流星·蝴蝶·剑》中，快活林老板娘高老大并不是最重要的角色，一旦改编成电影之后，高老大却升任女主角，胡金铨的《龙门客栈》里，老板本是男性，但徐克的《新龙门客栈》里，却借用“万人迷”形象，缔造出一个金镶玉，至于楚原电影《爱奴》里的春姨，《莲花争霸》里的秋若兰，《武林外传》里的佟湘玉，甚至《三枪拍案惊奇》中的老板娘，基本都是“万人迷”的直系亲属。
令人难忘的老板娘，还有那么多，《风月奇谭》里的瓷器店老板娘，《新白娘子传奇》里的白娘子，《大宅门》中的白文氏。。古装片之外，老板娘也熠熠生辉，《沙家浜》中的阿庆嫂、《雪野》里的方青卓、《生活秀》中的陶红，组成老板娘形象史上的现实主义支流。而电影之外呢？——搜索“老板娘”，首先出现的，是一大批以老板娘为意淫对象的情色小说。
老板娘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欲望的对象，以及一种固定的文艺形象？大概因为，女性的职业史并不长，几千年来，可供女性选择的工作，范围很窄，始终在女佣、女堂倌、女艺人、妓女这几项里打转，若实在要从这些因为职业原因抛头露面的女人中选择一个欲望投射对象，妓女显然过于直接，艺人又过于凄惨，女仆丫鬟之类，连自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只有老板娘，比那些飘浪之女稳妥，又比普通的良家妇女自由，迎来送往之间，挥洒风情也理直气壮。
更重要的是，她身份属性里的那个“娘”字，最能激发母性的联想。她是温暖的、独立的、能够自己做主的，又是容易摆脱的、有伤自己疗的。老板娘代表了一种世俗的理想女性形象，在所有有她出现的电影里，像一个温暖的巢、一碗暖汤、一个包着绒布的秤砣，给人以安全感。
把老板娘嫁给老板
当电影中用爱或感动，作为一件事的解决办法的时候，说明它在现实中的真身已经难获解决之道了。
电影《电子情书》就是用爱来解决矛盾的。电影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守着一间母亲留下的、已有四十年历史的“转角”书店，与几个伙计平静度日，但糟糕的是，大型连锁书店却把魔爪伸到了这条街上，并在“转角”附近开了一家庞大的店，低折扣及店堂里舒适的沙发和饮品蛋糕，将“转角”逼上末路，使凯瑟琳最终在店门上挂上了告别的牌子。所幸的是，凯瑟琳与大书店的老板乔，于互不知对方身份的情况下，在网络上结识，并且每日互诉衷肠，最后，对手成了情人，在紫罗兰花盛开的公园里见面及拥吻，乔的那条大狗，在一旁嫉妒地扯着主人的衣襟。
《电子情书》屡屡被提起，是因为几个著名的小书店的关张，2008年现，而在此之前，青文书屋已经结业，书籍都被搬到货仓，出事地点，就是那间货仓。随后，是上海的犀牛书店，2007年10月1日开业，2008年9月可惜《电子情书》是十三年前的电影，十三年后的情况又有变化，书业面临的问题，不是大的连锁书店对小书店的压制，而是网络书店对所有传统书店的冲击，以及纸质书的日渐消亡，更大的背景，还有全球经济的衰退。《电子情书》如果在今天拍摄，即便它还有一个梅格·瑞恩那样明丽的女主人公，又能嫁给谁呢？又能以什么方式实现她对书店老板娘（电影中凯瑟琳的网名叫“老板娘”）这一身份的热爱呢？
但我们的面对现实的态度却并没有变化。《电子情书》中，让小书店生存下去的方式，是抗议、上电视、发动舆论攻势，而十年后，小书店的求生之道依然是，上报纸，上电视，反复强调书店作为文化地标的存在意义。其实，自从小书店出现在电影里，并且要把老板娘嫁给大书店的老板的那天起，就已经走上了死亡之路。自从我们要以爱和感动来解决书业的问题的时候，也已经宣判了它在现实中的死亡。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言情电影，在男女身份差异过大的时候，通常安排主人公在紧要关头慷慨陈词，打动所有的反对派，促成他们的姻缘；好莱坞的法庭电影，在无辜者成为被告，并且证据确凿的时候，也让律师打出最后一张牌，用大段煽情的台词感动陪审团，促使他们作出完全不合常理的判决；以明清为背景的电影，在主人公的冤屈已经无法辩白的时候，通常安排一个钦差大臣；《知音》杂志上，歹徒举起屠刀的时候，通常安排一个机智的女大学生。爱或感动或奇迹成为解决之道的时候，说明它们完全没有解决的可能，也没有解决的传统，更没有解决的制度。
在那些关于爱和感动的消息里，有我们世界的真实进展。那些关于白血病儿获得爱心捐款的新闻要告诉我们的其实是：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还十分缓慢。爱被当做了解决的制度。
假若杰克和露丝未曾生别离
《革命之路》二零零八年
当年看《泰坦尼克号》，意犹未尽地想，如果杰克和露丝没有分开，而是最终生活在了一起，会怎样？
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丝莱特主演的电影《革命之路》在2008年底上映，两人扮演一对上世纪五十年代郊区小区里的年轻夫妻，旁人眼里的他们，是神仙眷侣，是榜样，是洗衣粉广告里牙齿“zeng——”地闪着亮的完美家庭，其实他们整日争吵、互相指责，射向对方的每一句话，都像血滴子，务必取人首级而后快，简直像刘震云小说《一地鸡毛》里的两口子，本来一个是“静静的、眉清目秀的姑娘。打扮不时髦，却很干净。头发长长的”，另一个是曾经挑灯夜读的有志青年。生活在一起没几年，一个变成“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另一个成天为调动工作、家乡来人、孩子进幼儿园诸事奔命。当然，电影里的夫妻俩远没有这么寒酸，但杰克和露丝若没分开，下场不外如此。
为什么？因为，当日在泰坦尼克号上，他们中间有个天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开始是门第差异，是“君知妾有夫”，后来甚至扩大到生与死，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这一堆无法逾越的障碍上，全部精力，都用来克服这些麻烦。障碍像外来的病毒，激起了免疫觉醒，爱因此来得格外狂热，这艰辛的过程转移了当事人对彼此的审视，促使本来陌生的当事人迅速结成同盟，克服障碍所付出的劳动，更使得这爱增值，是障碍使他们爱上了对方，甚至有可能，他们只是爱上了障碍。而在那恬静的“革命之路”小区里，障碍不存，爱将焉附？当外在的障碍全部消失，彼此就成了障碍，起初的热情纷纷剥落后，只剩一地鸡毛。
视野里的例子，实在太多。当年，初出道的林忆莲和陈辉虹热恋，他们中间的障碍，是各自的追求者、未曾成就的事业，以及自身那没有耗尽的欲望，二十年后他们再聚首，本可毫无功利目的、毫无瓜葛、毫无障碍，清楚透亮地谈谈恋爱，结果，不出几个月，他们就分了手，陈辉虹闪电一般跟别人结了婚。我有个朋友，已婚，与已婚女恋爱，而且两人不在同一个地方，两个人分别用了四年时间，辞职、离婚、扔下孩子、在房价起涨之时卖掉房子、去第三地、找新工作、买新房子、结婚——他们在四个月后分手。
障碍比通畅更能激发狂热。“受挫——克服障碍——再受挫——再克服障碍”这个过程，会不断提高当事人的心理阈值，让热情愈发蓬勃。所以，总要提出一个几乎无法实现的远大目标，实现这种目标，注定障碍重重，注定路途迢迢，而群众的注意力和抱怨，全部消弭在破除障碍的过程中，因此收回了打量自身的目光。
爱情故事，真得在障碍宣告克服的最高潮结束。当然，在别的事情上，也还是一样——我说的是什么，你懂的。
命运的手段
张国立一九八四年
曾有成都中年女子亮出多年前捡到的张国立照片，希望借此与张国立取得联系，因正赶上张国立新片《第601个电话》开拍，照片又被媒体称为“裸照”，面对这送上门来的材料，张国立与张默乐得一次再次出来说明，他们是清白的，照片不是裸照，自己不是炒作。
起初应当不是炒作吧，不过是一次巧合，是那女子多年的青春余梦，正好在这个春天发作。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银幕上的面孔不过那么几张，难得看到一两张稍微暴露点的照片，而那中年女士当时还是少女，偶然捡到这样来历不明的照片，照片上的男子年轻俊俏，穿得又那样少，用照片来寄托萌动春情，似乎正好，而这情意异常珍贵，一旦时过境迁就难再续，二十年来，她把照片压着箱底，偶然翻出来，当时的迷乱、惊喜似乎就一一重来，yesterday就会once more，而如今，那余绪已将耗尽，她也经历生活必经历程，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将过去作个了结。而张国立既是艺人，当然也时时有新作问世，新作又与隐私题材有关，多年前埋下的线索撞上门来，正好借题发挥。
一张画像或者照片引起命运动荡，或者引发青春迷思，从古至今屡见不鲜，王昭君因一张肖像画改变了命运，柳梦梅因杜丽娘的画像魂魄齐飞，终令她起死回生，来历不明的画中人，远比实实在在的身边人更具魅惑的效果。艺术家对此心知肚明，一再用一两张画像引发一场爱情血案，让书生或者莽汉为一张画像走遍茫茫天涯路，甚或人间与鬼域，例如《倩女幽魂》、《魔画情》、《侠女》，再比如徐小明的《海市蜃楼》，虽然与画像无关，但海市蜃楼中稍纵即逝的美女，与画中人异曲同工。所以，吴昊在《胡金铨的电影空间美学》里，称肖像画为“命运的手段”。
但这手段实在是阴森，当然，所有的命运的手段，都是阴森的。《珍妮的画像》就是一部阴森的电影，里面的女子，面目十分模糊，是画家的描画让她清晰起来，让她渐渐成长，但最后，她所经历的劫难，还要重演，那黑色礁石和扑天浊浪，是阴阳分界线。好莱坞难得这么阴森，所以我一直记得，并且每每到了相似的场景，都会想起那种阴森。
张国立因何故将照片遗失已不可考，那女子因何机缘在那一年、那一天，漫步到九眼桥边，弯下腰来捡起不明来历的信封也已不可考，冥冥中，必有一只手，在操纵这一切，让一个女子的生活中，从此多了一条神秘的线索，那“来历不明”必然时时引发生命深处的焦渴。而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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