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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报仇看电影-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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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影片公司的女主角，也永远不会给第二家影片公司挖去了”。
在今天我们这些局外人看来，这一切简直匪夷所思，一个公司，竟然要靠姻亲关系来维系么？实际上，演艺业虽然一直在进化，从琴师买个孤女来培育成卖唱女，或者戏班班主买了穷人家的孩子作为养女兼员工，一路进化到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公司，直到今天那些庄严堂皇的经纪公司和艺人，样式变了，但内里最原始的人身关系模式并没改变，控制和被控制的斗争始终存在，务必要使艺人听话，不能轻易被挖角或者跳槽，而契约也好，情感也罢，都是实施控制的手段，契约的控制力不够，就用情感作为补充条款。所以，琼瑶夫妇经营电影公司那些年，常常要把旗下女明星认为干女儿。温馨感人的场面之外，有着并不温馨的考虑。
当然，这样实施控制和笼络，成本也实在太高了，即便那只是情感成本，特别是在经纪公司或者电影公司的规模比较大的情形之下。肉体关系于是成为更为常见的控制手段，从荒莽时期的好莱坞到现在，一直作为隐蔽的契约存在。所以，老板和男女艺员之间的潜规则，并不完全为的是肉体的欢愉，对于艺员来说，那是表白忠心的一种方式，对于老板来讲，那是实施控制的另一种手段，纸张上的合约之外，必须还得有肉体上的契约，后者可能还更可靠。有朝一日，当事双方万一因为利益成为对手，也多少会因为顾念旧欢或者顾忌隐私曝光，而不会动辄变身为杀气腾腾的黑寡妇。
那些怀着职业理想投身演艺圈的男女，不知道有没有将这种近距离人身关系中的依附、控制与被控制考虑进去？不过，别处就好些么？“你就是剃了头发当姑子去，化个缘罢，也还是尘缘——离不了人！”张爱玲这么说。
性剥削
《舞台姐妹》一九六四年
如果把那些关于艺人境遇的电影，按照接近现实的程度排列一下，可以分为“较为天真的”、“较为接近现实的”、“更为接近现实的”。
通常所见的那些场景，都可以列在“较为天真的”行列里：辗转各地讨生活的戏子或者卖唱女子，毫无意外地遭遇恶霸欺凌，在恶少的扇子尖挑住弱女子的下巴，并淫笑着说出“给大爷笑一个”的时候，旁边有侠客跳出来了，弱女子的贞洁于是以极低的成本得以保全。
谢晋的《舞台姐妹》算是“较为接近现实的”，电影中的“阳春舞台”戏班在绍兴演出，豪绅倪三看中了邢月红，遭到拒绝，于是勾结警察陷害他们，春花为保护月红，被绑在桥头示众，他们的父亲邢师傅则被警察打死。可以想见，不管是“阳春舞台”还是春花和月红，从此都别想在绍兴地界露面，他们只好解散戏班，流落上海，反抗成本非常昂贵。
这样惨痛，为什么还只是“较为接近现实的”？因为，女主角只要正气凛然，就能保全贞洁。倒是邵氏电影《故都春梦》（根据张恨水小说《啼笑姻缘》改编）更接近现实，张大帅看中了唱大鼓书的沈凤仙，就借口唱堂会，将她留在了大帅府，成了金丝雀，就连去救她的侠女绣珠，也被张大帅压在了床上。既付出了反抗的成本，还受到了更多的凌辱。可以看出，一部关于艺人的电影的现实程度，是按照女主角保全贞洁的程度来排列的，因为，真实的情况是，艺人在受到金钱的剥削之外，还得忍受性剥削，戏班班主或者琴师，每到一地，都要领着艺人去拜码头，送钱送礼的同时，还得陪酒陪睡，才能获得安全演出的机会。所以，在社会等级排列中，艺人始终被排在最下层，因为，他们的职业就是被人看见、成为欲望的目标，他们或许可以在一个时间一个地方躲过一次性剥削，却没有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地点躲过所有的压榨。“抛头露面”背后隐含的，就是对这种性剥削的恐惧和蔑视。
现今明星的境遇如何呢？天真的人，会当他们是“玉女玉男”，而重庆发生的事，显然是最现实的：“但凡有女明星、女歌星到重庆走穴演出，只要能想到办法搞定她们，包括用钱买、利用女星的隐私恐吓她们等，他都要和这些明星睡一觉。”
人们津津乐道、以淫猥的口吻讨论她是谁、以“包养”定义女明星和那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为了模糊其中的性剥削色彩，获得安全感，实际上，我们的女儿被他看到了，一样逃不脱。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具有延续性的时间空间里，我们假装是现代人，似乎与“古代”割裂了，却终究免不了又要和“古代”迎头相撞。那种理直气壮、隔岸观火的安全感，多少有点令人诧异。
但那也不尽是中国的事，大卫·林奇的电影《蓝丝绒》，是艺人处境的美国现代版——黑道男挟持了流浪女歌手的丈夫，从而获得她的性屈服，这和重庆故事也并无不同。看来，对艺人的性剥削，是发生在所有的时间地点的事，所以，每每看到家长主动送孩子进入娱乐圈，总是让我惊诧。
苍井空波段
苍井空
苍井空已经成了一个象征。她刚在推特开了微博，就有人发出线报，中文推特界随之沸腾，于是造就了2010年4月11日的“苍井空之夜”，网络大佬们连夜振臂高呼，网友连夜翻墙加关注，她的关注者在几天内迅速从两千人增加到几万人，她做出要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件穿回来的表示，久游网旗下网游《勇士OL》便要她当代言人，邀请她参加《勇士OL》发布会，刚刚改版开播的青海卫视打算邀请她上节目，谈论女性情感。总之，大家都在“想起苍井空”——香港歌手李嘉强的歌，甚至高高兴兴地称她为“苍老师”。
苍井空的好处在哪里？童颜巨乳只是寻常，她还妙在轻盈。宫部美雪的社会派推理小说《火车》，讲述日本泡沫经济崩盘之后，欠债家庭女性的最后下落，她们或者抛弃从前的身份四处逃亡，或者在风月场下海。AV达人“一剑浣春秋”的博客，也在印证这种惨境，每每说起女优下海拍AV的因由，“还债”总是频频出现。苍井空没有这么苦大仇深，她起初不过是贪一点零花钱，在成人电影星探遍布各种车站的日本，这点小贪恋，马上就会被发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诱惑。这个行当如果一定需要一个代言人，就得是这种身世素白轻盈的，以配合这个行业的日益非罪化——以前是法律上的，现在是心理上的。Mew这样的女优就不行，她的资质平常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她来自一个崩溃的富豪之家，从前，她家的玄关和客厅之间，甚至有条小河，现在，她是面目模糊的企划女优，这种时运不济，被人世惩罚的女性，显然太“重”了，而人都喜欢“轻”。
当然，日本硬色情电影的身份，也在变“轻”。上世纪八十年代，从粉红电影（pinkeigafilms）、罗曼情色电影（romanpornofilms）撑大的空间里，AV豁然跃出，三十年时间，AV的口味越来越重，身份却越来越轻，这得归功于日本AV对欲望精微之处的剖解，片长，是一场性事或者自渎的长度，光与影与场景，有平常生活的涩与杂乱，过程，处处照顾观者的心理感受，起兴、癫狂，和事后的感伤失落全都不缺，而在此基础上，又分出明媚、阴郁或者污秽的类别，应有尽有。一件事物，美起来了，自然就合法了，美感，是合法性的前提。
那背后，是日本色情业的精工细作，在美国摄影师琼·辛克莱（JoanSinclair）笔下，东京的色情俱乐部“实在是太令人惊奇了”，“那里有火车俱乐部，你可以随便摸里面的任何一个女乘务员。还有假医院，在那里客人可以躺在床上接受没穿内裤的护士们的‘招待’。还有‘性骚扰’办公室，在那里男人们可以把丝袜从他们的女秘书身上扯下来”。欲望，被最大限度地照顾了，所以有人说，日本的色情业，是在“向人类致敬”。
但对我们来说，苍井空所在的那个行当，根本就不存在。《勇士OL》发布会的新闻通稿里，苍井空被称为“日本影星”，发言人一再强调她形象的健康正面。苍井优的粉丝，看到这条新闻，恐怕会更不高兴了，他们和苍井空的粉丝的互相攻击，已经有些时日了，都因为，他们的偶像，都是各自领域里的“女神”，而且都叫“苍井”，现在，苍井空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日本影星”，这还了得。
我们甚至愿意假装欲望是不存在的，我们奉行的，是克林顿针对军中同性恋的“不许问、不许说”政策，看了，但却不见，知道它占据了我们生活的空间，但却齐心协力地忽视它。就像爱尔兰作家伯纳德·麦克莱沃蒂（BernardMacLaverty）说的，尽管北爱尔兰乱象纷生，却鲜见报纸有报道，“因为所有人都已司空见惯，就好比自己屋里有头大象，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你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但是，大家却都异常默契，从不谈论它，一起漠视它，很快就习惯了它的这种存在”。而我们的屋子里那些被我们视而不见的大象中，有一头是粉红色的。
不存在的事物，自然不能对它有所要求，尤其是不能要求它有美感。《性书大亨》中，拉里·弗林特有这样的认识：“使性爱性感迷人是一项十亿元的大产业”，这个产业，得建立在精工细作的基础上，处处照顾精微而娇嫩的身心感受。我们那些以偷拍流出、隐私外泄流传于世的影像，甚或“青岛小琴”、“工行女”、“兽兽视频”，以及那部由三线明星出演的《农民伯伯乡下妹》，显然做不到这点，它们之所以不美，是因为它没经过“文化的调节与塑造”，有种久经压抑之后的粗鄙，它的来历和传播方式，也使观者背负罪责感。对苍井空的那种夸大了的向往和热情，就是对这种粗鄙的鄙视，和对这种罪责感的逃离，以及对欲望被正视被正名的渴望。显然，距离美和“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救之道
在那部以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生平拍摄的电影《弗里达》里，我忽略了作为影片主干的那些情事——她和画家里维拉持续终生的爱情，对托洛斯基那种近乎膜拜的爱恋（传记里还能提供更多让她被当做荡妇的恋情或者性事），也忽略了她最得意的时刻——穿着艳丽的衣裙，躺在担架上出现在她画展的现场，我只是紧紧盯着她作画的那些场面，手指都快要抠进椅子的扶手里去。
她十八岁那年遭遇了一场车祸，使她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十一处骨折，病痛从此就成为高悬在她头上的利剑，时不时召她回去接收警讯，她一生中大约经历了三十次手术，到1954年离世，始终被疼痛困扰，她一直带着疼痛作画，躺着画、半侧着画、趴着画、把画框悬挂在头顶上画，以各种能够使疼痛减轻一点的姿势画。
同样的感受，还发生在叶凡去世的时候，我紧紧盯着新闻里这样的字句：“住院期间她到澳门、广西等地演出六七次，最后一次是11月11日在石家庄演出，当时已高烧四十摄氏度，但坚持完成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演出”，“演出之前她发高烧，上台前我们用酒精给她强制退烧，她还是完整地唱完了一首歌，然后就烧得不行了，以致病情转入危急”。
已经扩散到了肝、肺、骨头、腰椎，即便打上杜冷丁，也痛得让人发狂，可她还要打扮停当，在北方十一月的天气里，穿上晚礼服上台去唱歌。普通人会怎么想？不可理喻？争当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模范？
不画不唱可以吗？不，不画，不唱，她们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终于找到突围之路，就要紧紧抓住。疾病已经不可能逆转，生命的终点遥遥在望，此身既不能化为淡青色的山脉，呜咽也不能唤起松涛的合唱，谁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为亿，让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却有时间流走的声音如此惊心。创造，是唯一的自救之道。甚至那些发生在弗里达身上的，近乎癫狂的性事也是。
就好像凡·高一定要画，临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张作品，肺结核肆虐时期的音乐家一定要写，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加速燃烧，三五年的作品总量超过后世音乐家半生所为。就好像，伊迪斯·皮亚芙一定要唱，她说“不唱，我就活不下去了”，还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后，抓紧时间开始巡回演唱，就好像，路遥一定要吐着黑血写作，不写，他就更加活不下去了。就好像，我的表叔，一定要在癌症的末期，挣扎着站上讲台讲课——他有个曾经震动华夏的名字，叫蒋焦影（甘肃模范教师，带病上课，累死讲台）。
若非身临其境，你一定当那是种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态。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让剩下的时间尽量丰盛起来，让生命的密度尽量瓷实一些，是唯一的自救之道，是对抗人生终极问题“人生意义”的唯一方法，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渺小感觉的唯一路径。
席慕蓉写过，她向别人请教如何能让花开得更加茂盛，得到的回答是：“在根部砍上几刀，再在伤口撒上几把盐”，她这么做了，那个夏天，花开得近乎疯狂。任何物种，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繁衍，竭力开花结果。要对抗冰雪，就用花朵，对抗刀斧熔浆，就用花朵，对抗时间，就用花朵。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唯有开花结果。尽管他们告诉我，宇宙生灭轮回，不留痕迹，一切华美都是浪费。
真要仰天长谢，所幸所幸，我们还有这样一条自救之道。就如尤瑟纳尔在《东方故事集》里写下的那个故事——《王佛保命之道》，画家王佛，在即将被皇帝砍头的时候，开始描绘大海，并乘着一叶扁舟从画出的碧海中从容离去。
那是神话现实里的保命之道，却也是更为玄妙的人类自救之道。甚至是唯一的自救之道。
爱是最好的唤醒
《明亮的星》二零零九年
简·坎皮恩的新片《明亮的星》，讲的是英国大诗人约翰·济慈和芳妮·勃劳恩的故事，确切地说，是他们互相将对方唤醒的故事。
那是1818年3月，患了肺结核的济慈搬到朋友布朗位于汉普斯泰德的一所房子里休养，在那里，他遇到了芳妮·勃劳恩，两人迅速滋生出了感情，但这段感情遭到芳妮家庭的阻止，两人随后私订终身，芳妮戴上了济慈的婚戒。只是，没过多久，济慈因为肺结核去世，终年二十六岁。
这段感情最重要的作用，是激起了他们的生命激情，将他们唤醒。对于济慈，这段时期，成了他创作的“奇迹时期”，他最重要的诗歌都写于这段时期。而对芳妮来说，这段相处，唤醒了她最深沉的感情，使她成了一个传奇。
她生于富家，当时不过十八岁，对文学并无兴趣，对济慈投入全部身心的诗歌也没有太多感应，她的爱好是服装设计，并时常流连舞厅，但与济慈相遇后，她开始学习读诗写诗，在济慈去世后，这个被人视为轻佻的女子，却异常悲痛，身心俱陷于崩溃，很长时间才复原。此后三年，她一直穿着黑衣为济慈守丧，尽管他们并没正式成婚。她和济慈的姐姐住在一起，终日沉浸在回忆中，翻阅那些书信，在他们去过的地方徘徊。思念一直蔓延了十二年才稍稍平息，1833年，芳妮嫁给了一个银行家，但她始终没有摘下济慈求婚时候送给她的戒指，也从未向她的丈夫透露她的过去。不论济慈，还是芳妮，都是通过这段感情，开始醒觉，进而认识自己，并向世界扎下根须，成为自己最终成为的那个人。
是的，人一落地，就会睁开眼，但未必就会真正醒来，许多人都要经历漫长的心理上的昏睡期，心智是懵懂的，感受力处于混沌之中，自我的形状朦胧不清，反射弧长得令人忍无可忍，虽然一样行走江湖，但始终和周遭的一切有隔膜。有的人终生都不会醒来，有的人醒得很慢，而有的人，却会被一个机遇骤然惊醒，加速进入成长期，开始让自我成型。对多数人来说，那个最好的唤醒机遇，来自爱情。
我有个表弟，是标准版理工男，一方面，理工男该有的优点，他全都有，成绩优秀，性格敦厚，另一方面，理工男身上常见的缺点也都不缺，比如为人处世之懵懂之混沌。最离奇的一次，众亲戚去他家为他奶奶祝寿，时至中午，他才穿着短裤T恤从自己的屋子里出来，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无视屋子里坐着的至少十五个活人，穿堂而去，让所有人面面相觑。但他奶奶并不觉得这有多么出格，淡淡地说：“好好谈一场恋爱就好了。”
恋爱和处世和性格有什么关系？一年后，他遇到了一个女孩子，开始认真地谈恋爱，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他，简直判若两人，不但行事周全，眼睛有神，而且连发型着装都变了，效果直逼报纸上的减肥前后和整容前后对照图。所有人不得不佩服，还是老人最洞明最有智慧。
弗洛姆认为，爱是一项积极的行动，“是一个人身体、精神、思想、心灵全面协作共同协作的结果，是丰盈的生命感和意志感的展现”，意味着责任心、自觉的行动，是“对另一个生命表达出来或尚未表达出来的愿望的答复”。
说的就是爱的唤醒功能——爱会促成一个人的自我觉醒，让人和世界发生深度接触，是触及灵魂的试炼，从这个角度再看《睡美人》童话，就会发现其中深刻的隐喻，被纯白世界庇护的公主，仅仅是遭遇诅咒经历磨难，还不足以使她成为一个完整的、清醒的人，一定要被另一个人吻过，她才会醒来。
对那些懵懂的人，我们不妨开出药方：“好好爱一次就好了”。当然，前提是，那是一场好的、正面的爱，这样的爱，才会拂去迷雾，让一个人的轮廓清晰显现。
传奇性
《日落大道》一九五零年
明星死了，紧跟着的就是不死传言。迈克尔·杰克逊去世后，一个说法是，他根本没有死，不过是为演唱会造个噱头，到时候演唱会照开，他原地满血复活。其实连这传言都是多余，他怎么会死？明星都是不死的。何况在他的MV里，他扮的都是神仙皇帝。
死不了的还有玛丽莲·梦露，至今还有人报告说，某地有酷似她的老妇在院子里剪玫瑰，还有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不断有目击者称他去他歌迷的店里买过汉堡，只是因为老年痴呆症，完全记不起从前的事。大洋这边的不死鸟有三毛，她的一生都是她编导的戏，甚至连死亡也是，黄家驹，则是由歌迷替死，帮他躲过黑道的追杀，张国荣是在六年前，搭上了去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轮——也有目击者，连他带的行李都有描绘。所以，2010年11月的某天，当几位微博大佬为了验证自己的影响力，在微博上发布消息，称第二天将有毁灭整个香港娱乐圈的大事被揭露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竟然还是张国荣不死。
不让他们死，因为他们是拴住往日时光的柱子，这柱子断了，往日时光就被宇宙归了档，再也没重回的可能。况且，他们的康复能力、重塑能力也着实惊人。林青霞因为拍《新龙门客栈》差点失明了，捂了没多久的纱布，就摘掉了；胡慧中差点被火烧毁容了，用了郑明明的护肤品，又可以见人了；张柏芝差点瘫痪了，躺了没有两个月，又站起来了；谢霆锋遇上车祸，被诊断为“脑积水”，顶着护颈套就出院了；林芳兵为演杨贵妃，增肥成那样，又瘦下去了；更不要说成龙、李连杰受的伤数都数不过来，住进医院和出院的速度，却都同样惊人。保险公司分析说，明星遇到伤害的几率是常人的三倍，但他们复原的速度，又何止是常人的三倍。
人们跟他们要的就是传奇性，不老，不死，不败，都是传奇性的一部分。或者，死而复生，伤而速愈，败而重生。SONY唱片去年投入上亿美元押在布兰妮复出上，筹码就是群体心理中的传奇性渴求：“因为一个完美的娱乐公式是‘从无底洞里升上来’。”
玄幻小说常常用“那是个人神混居的时代”来开头，而尼尔·盖曼《美国众神》中提出“神”的新概念，神拥有凡间的身份，混在我们中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星承担的是扮巫扮神的任务，他们以半神的身份混居我们中间，偶尔露点厉害给我们瞧瞧。
但，最不好是当事人自己也相信了。《日落大道》中，年华老去的女演员说：“明星是不会老的！”比利·怀尔德晚年的另一出电影《费多拉》里，女明星整容失败，便唤来自己的私生女假扮自己，继续演出及领取奥斯卡奖，创造不老神话。
神都是惯出来的，惯着惯着，就开始自己惯自己。所以老去、濒死、败落对于习惯了传奇性的人，都是重创，早夭反而成了一种奖赏。话说，2009年春天，香港影人对周星驰进行了一次总清算，王晶和“中国星”负责人陈岚炮轰周星驰难以合作，历数他的罪状后，周星驰的许多陈年旧事都被翻出来，比如动不动在片场发威啦，对员工非常苛刻啦，老合作伙伴怎么和他反目啦，连朱茵都趁势在《志云饭局》里眉飞色舞地讲了他劈腿的往事。这可真是一张壮观的倒戈名单，老拍档、老朋友、旧情人，全部翻脸，这种阵容，古往今来都着实少见。文隽写了篇题为《周星驰时代，宣告结束》的文章，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为人孤傲所致，特别是在他久无新作问世的情况下，连最后的利用价值也欠奉，于是导致老板和投资人都加入了倒戈阵营。
与此相映成趣的，却是内地媒体的大力声援，评论普遍认为，为人处世只是小节，他们之所以和周星驰反目，是因为他自组公司，掌控力也越来越强，并设法剔除了“周星驰产业”里试图施加控制的那些依附者。
有用的人总被原谅
罗曼·波兰斯基
总之，内地人都视那些基本事实于不顾——这么多人和他反目，他肯定是有问题的，却心甘情愿为了他放弃了一向紧抓不放的道德立场。香港人如果看到这一切，恐怕会大跌眼镜，他们大概想不到，香港影人在内地的热度是延后发生的，在香港人已经冷眼看他的时候，内地观众对他仍然有期待，他仍然是个有用的人。而有用的人，总会被原谅。
与此相近的另一个例子，是罗曼·波兰斯基。1978年2月1日，因诱奸十三岁少女犯事的波兰斯基，为躲避牢狱之灾，从美国跑路去了法国，从此成了著名的通缉犯，但是，三十年后的2008年，女导演玛莲娜·泽诺维奇却拍了一个轰动一时的纪录片来为他开脱，这部题为《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的纪录片，完全放弃了纪录片应有的立场，先竭力渲染波兰斯基的经历（当然没有放过童年阴影和妻子被邪教分子的谋杀），为他加上同情分，然后摧毁受害者的形象，将受害少女和她的母亲塑造成名利场中别有用心的追逐者，最后还集中火力攻击所谓的司法不公，将主审法官里特邦德塑造成一个自恋的、飘摇不定的、热衷于取悦媒体的人，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波兰斯基之所以被判刑，完全是法官和媒体的合谋。
这还不算最荒谬，最荒谬的开脱理由竟然是，关押波兰斯基的监狱，关的可都是重罪犯，他们肯定会骚扰波兰斯基，会伤害他；监狱，“是一个灰暗的地方”！
与周星驰事件一样，波兰斯基也获得了极为壮观的、来自内地媒体和影评人的声援，声援的理由，也多半是模糊不清的、感情用事的，只差没把“艺术家的性特权”明着提出来。总之，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触犯了当地法律这个基本的事实，也被忽略了。一切只因为，波兰斯基的电影在前几年获得过奥斯卡奖，他也是个有用的人。
其实不只文艺家有这种特权，“有用”的范围实在很广。有一次，一个杀死多人的凶犯上了法庭，第二天的媒体一片惋惜之声，因为，他实在是个大帅哥，他的相貌把凶案的残忍色彩都给遮掩了。所以，当年指控杰克逊对孩子进行了性骚扰的那个男人，后来饮弹自杀了，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不堪良心的折磨，因愧疚而自杀，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在饱受歌迷的骚扰恐吓以及媒体的大肆征伐之后发现，和人们心目中的“有用的人”迎头遭遇，是多么痛苦的事。
作为演员的三岛由纪夫
三岛由纪夫
现代社会，作家多少会和电影电视发生点联系，但像三岛由纪夫那么爱演电影的，在全世界的作家里，也都少见。
盆洗手的前黑帮分子朝比奈武夫，他是整部电影绝对的主角，镜头始终对准他，他躲避跟踪，他藏在墙角的阴影里。。他甚至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歌作词并亲自演唱。第二次担任主角，是在1966年，他将自己的小说《忧国》改编为电影，在这部只有二十九分钟的黑白电影里，他同时是编剧、导演、主演，整部电影，和细江英公以及筱山纪信为他拍的那些写真集一样，只为展示他的裸体和雄健。
此后的两部电影里，这种自恋稍稍收敛了点。1968年的《黑蜥蜴》和三岛由纪夫再一次成为电影的主角，则是1985年的事了，美国导演保罗·施拉德为他拍摄了传记片《三岛由纪夫传》，只是，这一次不能由他自己出演了，男演员绪形拳被委以重任，在外形差别很大的情况下，扮演了三岛由纪夫。
他一直在镜头前，因此始终以一个演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身体，拍裸体写真集，每次行动都深思熟虑，公开露面都经过精心设计——包括最后的切腹自杀。
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要以最佳的姿态出现，务必要好看，周围的一切，都要衬托出他的刚毅和雄性气质，寻找婚姻对象的时候，他列出五个苛刻的择偶条件，比如，因为他的个子不高，这个女人就是穿上高跟鞋，也绝对不能高过他，还得是圆脸且要可爱，还要照顾家庭，要孝敬，不能打扰他的工作——在现在家用电器的广告里，还能听到类似的标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是杉山瑶子，身高一米五二，比他矮五厘米。他和瑶子结婚时，杂志做调查，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有50％认为自己宁可自杀也不嫁给他。
他始终饥渴地注视着自己的影子，在电影里、照片上、别人的瞳仁里，像希腊神话里的美少年纳西索斯（Narcissus），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影子，最后郁郁而终，化为水边的水仙花，可以永远低下头注视自己的影子，自恋（narcissism）这个带点精神病理色彩的词，就是从该美少年的名字发展而来。而纳西索斯情结，是三岛由纪夫创造的动力，也是他那有点邪异世界的核心部分。
师奶杀手
裴勇俊
汤姆·汉克斯曾演过一出名叫The Lady killers的电影，剧中的他，率领一伙盗贼，打算挖一条隧道到金库去取钱，为此，他们租了一个黑人老太太的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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