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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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当时就非常了不起了。

8。恋爱？

在恋爱婚姻的问题上，老一辈人和我们当时的年青一代有很大不同。五四的那一辈人一方面是维新的，比如钱玄同，他的名字就是“疑古玄同”之意，对古代根本是怀疑的，可另一方面，他们的旧学根底都非常深，其中也包括了旧的思想。所以他们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包办，后来又讲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对家庭包办的婚姻不满意，就另外找人结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胡适。胡适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虽然后来也另外有人，除了韦莲司可能还有别人，但他不愿意伤他母亲的心，始终保持着和江冬秀的婚姻。这是中国旧的伦理传统，郭沫若、鲁迅都是这样，虽然在外面又有了新的婚姻，原来包办的夫人还在，算是家庭成员。

到了我们那一代，学校里没有规定学生不可以结婚，不过事实上不可能结婚。书还没念完，自己生活不能自立，怎么维持家庭？“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之至神至圣。”（郭沫若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序言）但我们那时候真正闹恋爱的人毕竟是少数，结婚的更是少有，总以为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一般都是参加了工作，到二十五六岁，甚至三十多岁才结婚而且很少有人在毕业以前就谈恋爱，女同学结婚的就更少了，或者结婚了就中断学业，做家庭主妇了。

50年代末有一本小说很流行，叫《青春之歌》，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至少我觉得那本书写得很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小说写“一二·九”运动，写北大的女生，那时候北大女生才四五十人，就在马神庙的北大五斋，我两个姐姐都住在那里，我去过好多次，所以那四五十个女生我至少认识一半以上，可是没听说谁是结过婚的。男同学里也很少有人结婚，除非是从偏远地区或农村里来的，城市里长大的大都没结婚。可是书里写林道静不但结婚了，还和人同居，而且还换了人，那在当时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哪有女同学随便跟人同居的？后来我在联大见到有学生同居，大都是东北的。那时候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国破家亡，那些同学流亡在关内，自己没有安身的地方，所以两个人就找一个公寓住下来。可这是很少有的，一般的都不这样。一个人写小说，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经验写在里边，所以那些情节就显得太虚假，完全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观转变

我做研究生第一年读的哲学，可是不久得《：文：》了肺病，一犯起来《：人：》就吐血，身体非《：书：》常虚弱。那时候《：屋：》肺病非常普遍，大概很多人都有，不过没有检查出来，因为不犯病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如果我不吐血，我也不会知道自己有肺病，也许是别人传染给我的，也许我还传染别人，这都不知道，没有隔离，也没有药，等于自生自灭。后来我才知道，吐血好像也并不那么严重。细菌把血管咬破了，所以就吐血，如果一个人失血不很多的话，没那么严重，吐血而死往往并不是因为失血，一般都是因为窒息，血出来的时候把气管给堵住了，那时是非常难过的，我很有体会。而且我得肺病还有个特殊经验，只要天气一变，比如忽然风雷交作，我就感到气闷压迫，开始吐血。有位同学跟我开玩笑，说：“你这是‘天人交感’。”《资治通鉴》里有一段故事，武则天的时候屡兴大狱，抓起人来就用酷刑。有一个人在监狱里受了很重的刑，结果出来以后能够预报天气。别人问他：“怎么会这么灵？”他说不是他灵，而是他的伤一变天就立刻有预感，所以预言非常准确。我想这是对的，我当时也是这种经验，天一变就能感觉到。

我的遭遇还算不错，终于挺过来了，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物理系一个同学叫张崇域，他物理念得是最好的，后来还做了研究生。我相信如果他一直活下来的话，现在也该是物理学大家了，也会是诺贝尔级的，可是不幸后来得了肺病，毕业不久就死了，非常可惜。化学系有个小胖子叫陆钟荣，也是读得非常优秀，我们一起上过德文，毕业的时候得了肺病，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后来死了，实在太可惜了。他们那么年轻有才，如果给一个条件能够活下来的话，我想一定非常有成绩，可惜很早就去世了。

毕业以后我念了三年研究生，起先受王浩的影响一起念了哲学，不过我没有念完，一是因为生病，半年没有上课，二是又受王浩的影响，放弃了哲学。王浩本科是学数学的，哲学念得也非常好，他认为，学哲学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从自然科学入手，特别是从数理科学入手，不然只能走伦理说教的路，比如孔孟之道，仁者爱人，但这些不是哲学，真正讲哲学一定要从自然科学入手。另一条路，就是得到一点哲学的熏陶，从哲学的背景改行搞文学。他这一点说得非常有理，西方的大哲学家大都科学家出身，像近代的笛卡尔、莱布尼茨，当代的怀特海、罗素，还有列宁批判过的马赫、彭加勒，都是第一流的科学家。王浩是学数学的，当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学”，我没自然科学的基础，念了一年工科远远不够，心想还是不要学哲学了，学也学不好的。那时我正病重，于是找来一些文学书排遣，特别是英国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西方的诗歌和中国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往往都是长篇大论，一首诗就是一小本书，发挥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这在中国诗里很少见。英国19世纪有两个重要诗人，Browning（勃朗宁）和Tennyson（丁尼生），一般的评价是Browning比Tennyson更高明，可我当时的感受是，Browning的诗歌虽然气势雄浑，但缺少人生境界的深度，在这一点上，Tennyson似乎更胜一筹，也更加让我着迷。Tennyson中年的时候写了一首长诗《怀念》（InMemoriam），怀念他死去的朋友，写得非常感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以及宗教信仰，而他之打动我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讲，就是“畅论天人之际”。再比如，Tennyson八十三岁去世，他的最后一首诗CrossingtheBar几乎每个选本上都有，诗的大意是，那天早上他出港的时候赶上大雾，船出不去，直到中午雾气散尽才驶离港口，Tennyson联想到自己八十多岁了，人生快要走到尽头，驶离此岸的港湾，跨过人生的界线，之后，就可以见到“我的舵手”（即上帝），“IhopetoseemypilotfacetofacewhenIhavecrostthebar”。这些诗我读过之后非常感动，而且非常欣赏这种人生观，觉得这才符合我的胃口，所以第二年又转到外文系念文学去了。

我在外文系的第一位导师是吴宓先生，后来他去四川了，由美国人RobertWinter做我的导师。不过后来我也没有念好，因为我主要的兴趣不是文学研究，只是那些诗对我的思想有启发，觉着非常有会于心。我一直都这样认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比如念这个对我没多大用处，拿不到博士，也找不着好工作，那我就不干了。当然这样想也不算错，但那是另外一种作风。从中学开始，很多年我都不大用功，这大概与我自由散漫的习惯有关系，也可以说跟自己的人生观有关系。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种世俗的荣誉。假如不是很有兴趣，又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我觉得犯不上，或者说，太功利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偿失。

1945－46年，正是我做研究生第三年，“一二·一”民主运动非常热烈，课也停了，学校里也乱，静不下心来读书写论文。1946年联大宣告结束，清华、北大回北京，本来我应该跟着回北京再写一篇论文，我想写一篇论叔本华，因为叔本华虽然是哲学家，可他走的是文学的路，我很有感触。可是姐姐写信说母亲随她在台湾病得厉害，以为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来的时候内战又打了起来，北上无望，所以研究生念了三年，最后也没有拿到学位。

几个难忘的人

1。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一个人的性格或者思想大多初步觉醒于十二三岁，等到二十四五岁思想定型，形成比较成熟、确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此后或许能有纵深的发展或者细节上的改变，但是不是还可以有本质的改变，我想是非常罕见的。闻一多先生早年追求纯粹的美，后来成为民主斗士，旁人看来似乎有非常巨大而彻底的思想转变，但我以为那不过是一些表面的变化。在这一点上，我同意RobertWinter先生的话。Winter先生是闻先生多年的好友，1945年民主运动的时候，他的当代文学批评课只有我和徐钟尧学长两个人上。一次Winter先生和我们谈起闻先生，说：“他（闻一多）就是一包热情。”接着又摇摇头，“不过搞政治可不能单凭一包热情啊。”言下似有惋惜之意。

Winter先生的这句评价非常中肯。闻先生是个热情的人，早年追求唯美是一团热情，后来和梁实秋、罗隆基参加右派组织，搞国家主义，其实也是一团热情。西安事变爆发后，闻先生拥蒋反对张学良，在教授会上痛斥：“怎么能够劫持统帅？！”当时很多人都有那种感觉，如果真杀了蒋介石，肯定要发生内战，岂不给日本制造了机会？所以西安事变的时候很多人都指责张学良，称之为“劫持统帅”，等到他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当天的《世界日报》——当时北京最大的报纸，头版大标题就是“委座出险，举国欢忭”。第二天，北京的右派学生还举行了游行，也是声势浩大的，成立了一个“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叫“新学联”，区别于“一二·九”时成立的左派学联，并且发出邀请，希望能合并成一个学联。至于是否真正联合，我不记得了，不过至少抗战刚开头的时候，左派、右派间并不是很尖锐的。及至40年代，生活艰苦了，闻先生亲身感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黑暗，又满腔热忱地投入民主运动。闻先生晚年讲诗（其实那时候他还不到五十岁），有一首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特别欣赏，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当然这首诗写得的确很美，我也非常欣赏，不过除了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味道，好像和他民主斗士的形象不大合拍。所以我以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至终都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其实同样可以问：如果闻一多活着会怎么样？仅凭一包热情，恐怕也不会畅行无阻，我这么想。

闻先生那一辈人的旧学根底非常之好，可他同时又是极端反传统的。社会转型时期，有的人唯恐中国的旧文化不存在了，拼命维护，还有一种人，认为传统的东西束缚中国人太久了，中国要进入新的时代，就要彻底抛弃，全面创造新文化，闻先生、鲁迅、胡适都属于这种人。鲁迅激烈反对中国的旧文化，甚至提出不看中国书，《狂人日记》里宣称：什么“仁义道德”，满书都写着血淋淋的“吃人”两个字。闻先生在这一点上跟鲁迅非常相像。在搞民主运动的时候，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你们是从外面打进来，我从里边杀出去，我们另外合应，把传统的腐朽文化推翻！”意思是说：青年学子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毒害，所以你们须从外部推翻它；我是受过这个教育的，所以我现在要反对它，从里边杀出来与你们合作。我想这代表他当时真实的思想情况，虽然他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并不赞成。

另外还有一点我要保留意见。现在很多文章总是特别强调闻先生生活穷困的一面，比如＇文＇联大时期＇人＇闻先生给＇书＇别人刻图＇屋＇章，现在都说成是他生活所迫，不得已，我觉得也不单是这样。闻先生早年是搞美术的，又会绘画，又会雕刻，现在北大西门一进门的地方有座西南联大纪念碑，上面的篆字就是闻一多写的，落款“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写得非常好，而且只有公认的大手笔才有资格题这个篆额。所以，搞美术乃是闻先生的本行，写字、篆刻都是他的专业。当然他也是因为贫困，挣点钱补贴家用，但如果过分强调生活所迫的一面，刻字竟成了他不务正业的谋生手段，不免有些过分渲染的味道。

2。民主人士张奚若

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总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学术永远不可能脱离政治，政治也永远不能脱离学术，甚至希特勒独霸世界还得有一套思想理论的基础，所以学术和政治永远有它们相结合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学术和政治又不能完全划等号，关键在于如何把两者的关系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不要东风压倒西风，也不要西风压倒东风，否则就没有学术可言了。

在历史所的时候，有一次和年轻的同志聊天，他说：“解放前能看《共产党宣言》吗？”我说：“从前我做学生的时候就看过，而且的确很受感动，还手抄了一遍，没事就拿出来看看，挺珍贵它的。”那个同志听了觉得奇怪，说：“怎么那时候就能看这种书呢？”其实那时候学校里的自由度相当大，借书几乎没什么限制，何况还是张奚若先生指定的必读书，哪能不读？张奚若先生讲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指定几本书必读，其中就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当然都是英译本，到图书馆随便就可以借出来阅读。

张奚若先生把马克思作为一门学术来研究，不过我觉得他本人当时的倾向是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旧社会的政治学界很大一部分都是受自由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清华、北大的教师，大多受拉斯基（J。H。Laski）的影响。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暴力革命，可是英国几百年都是和平改良，最不赞成暴力革命。拉斯基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主张改良，虽然他也承认军队、警察等等国家要害部门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很难取得政权，暴力也许是必需经过的，可他又说：如果不事先通过民主竞选，“youarenotjustified（你就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说，还得先礼后兵，先通过竞选争取，竞选不成功，再采取其他的方法，不能一上来就暴力革命。这是拉斯基的观点。张奚若先生也认为共产党未必不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所以应该先试着采取竞选的手段。而且，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时期，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选票非常之高，都排在第二，似乎并不见得永远不能竞选成功，不过后来受苏联的影响，又不行了。

有一个现象很奇怪，按理说，马克思主义代表先进的工人阶级思想，应该是在工人阶级数量最多的国家里最流行，共产党也应该在这种国家最有力量，可是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最薄弱的地方反而是英美这些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那里共产党的力量也最小。美国的共产党始终不成气候，好几次总统大选都有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的，可是共产党连竞选的力量都没有。英国也是这样。相反，越是在落后的非工业化地区，或者说，在工人阶级最少、资本主义成分最少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反而流行。这一点似乎很值得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另外，我们所说的专政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一点很大的不同，马克思所说的专政是政治意义上的，是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而我们则是所谓思想专政，“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的专政”，这与马克思的原意似乎不吻合。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也可以说是大大背离了。马克思本人对资产阶级的学者、艺术家、诗人、文学家往往有很高的评价，引用了那么多莎士比亚的著作，对黑格尔非常欣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对文艺复兴的资产阶级文化巨人的评价也非常之高，并没有在思想上专政的意思。《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对1870年的巴黎公社高度赞扬，视为无产阶级第一次的实践行动。实际上，巴黎公社的成员要么是布朗基主义者，要么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无政府主义占了绝大部分，总之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从来不认为这些人是反动派，相反，他热情地赞美，说巴黎公社是最早的无产阶级专政。假如放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巴黎公社那些人恐怕都得挨整，谁敢站出来承认：“我是无政府主义。”结果会怎样？

张先生教课喜欢杂着英文讲，他有一个发音我现在都记得，hu应该发＇hju：＇，他是陕西人，老说成＇xju：＇，比如human让他念就成了“休曼”，不过我们都习惯了。第一年上西洋政治思想史，从古希腊讲到18世纪的卢梭，第二年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想本来应该介绍整个19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可是张先生并不全讲，只谈他特别注重的几家。上学期只讲了黑格尔、马克思两个人，下学期讲T。H。Green、F。H。Bradley和Bosanquet，三个人都属新黑格尔派。其实这三个人不足以包括现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他们仅仅是19世纪末英国唯心论的一派，可张先生就这么讲。好在当时有这个自由，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发挥，解放后这样讲就不可能了。

和其他一些老师的课一样，张先生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比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life？！”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我们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因为1941年《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其实课上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由发挥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这是书本里学不来的。另外还有吴之椿先生，那时候总有五十多岁了，比一般的老师都老，也是讲西洋政治思想史，其实主要就是讲19世纪后半叶英国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思潮。吴先生的课讲得非常深刻，谈到斯宾塞以降的英国政治思潮，真是如数家珍。不过和张奚若先生一样，都没写过大文章，要按现在的标准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时候都知道他们是大学者，学问非常好。吴之椿先生偶尔写文章，也不是纯学术性的，我倒是对他的文章很欣赏，有一段我现在都记得，他说：人类的关系有一种是权威的关系，一种是圣洁的关系。比如政治上是权威的关系，你是我的下属，你就得服从，可是夫妻间就是纯粹的圣洁的关系，夫妻双方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一方命令你什么你就得听他的。吴先生说：“可惜中国人的事情权威的成分多，而圣洁的观念少。”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张先生是民主人士。1945年底，在重庆召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召集各党派、无党派的代表人士总共三十八人来参加，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九人、青年党五人，其中，天津永利公司的李烛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家，学者傅斯年、张奚若，他们都是无党派的代表。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张奚若的代表名额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国民党说：张奚若是本党党员，不能由你们提。后来张奚若还有个声明，说：我不是贵党党员。张奚若是老同盟会的，本来拥护国民党，但在1941年的民主运动中转向，而且反得很厉害，并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党员。

解放后，张先生做过教育部长和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的会长。因为那时候我们只和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跟广大的世界（或者说广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先进的、落后的）都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可是中国毕竟要在各个方面和外面世界联系，于是成立了一个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和其他国家进行民间交往，张奚若先生做会长。1957年张先生几乎被打成右派，因为他总结了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刘少奇批判他说：我们的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好八亿人民之大，喜八亿人民之功，这有什么不好？但因为总要保护些有名的人，所以后来还是保护了他，虽然有些话说得过了头，也没有太受冲击。

现在回想起来，张奚若先生总结的那十六个字还是有道理的。我们是有些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其实有些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随随便便就否定了。比如红灯的波长最长，看得最远，所以红灯停、绿灯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得按信号灯走，可是文革的时候就有人提出：红色代表革命，所以红灯应该走，绿灯应该停止。那不乱套了？那时候太简单化了，以为旧的都要不得，新的都是好的。其实新的事物在开始的时候总是不成熟的，应该逐步地让实践来检验，不能一声令下就一哄而上，那就太盲目，太不切实际了。

3。战国派雷海宗

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我上过他三年的专业必修课。在我的印象中，雷先生不但非常博学，而且记忆力非常了不起，上课没有底稿，也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一个纸片，可是一提起历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他全都是脱口而出，简直是神奇。或许正因为雷先生有这个天赋条件，所以他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并不执着于某个偏僻的小题目，而是放眼世界，注重宏观历史理论的研究，这是很难做到的，而在当时考据盛行的气氛下尤其难得。何炳棣回忆录里说陈寅恪看不起雷先生，曾说：“有人还教中国通史。”意思好像中国通史不能教。雷先生不但教中国通史，还教西洋史和史学方法，什么都能教，这和汤用彤先生有些相似。汤先生是北大哲学系主任，讲印度哲学，讲佛教，也讲魏晋玄学、讲西方哲学，不但在当时，就是现在也很少有人能中、印、西三种哲学都讲。汤先生好比哲学系里的历史学家，而雷先生则仿佛是历史系里的哲学家了。

雷先生受斯宾格勒的影响而酝酿出一套自己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文明和人的成长一样，也有一个生命周期：列国时期、战国时期、大一统帝国、蛮族入侵、文明灭亡，例如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莫不如此，现在，西方的文明已经快要到了它的没落时期。这种学说被称为文化形态学，雷先生基本接受这一学说的论点，他的中国史、西洋史都有一套与众不同的理论体系。但雷先生又把这种理论发展了，认为中国的文明经历了两个周期：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北方蛮族打进来，汉族退到江南，从此开始南北朝的时期，这是第一个周期的结束，也是第二个周期的开始。

雷先生讲课十分动人。巴金的爱人萧珊那时候叫陈蕴珍，比我高一班，她也上雷先生的课，有一次我听见她跟一个同学说：“雷先生讲课真有意思，好像说故事一样。”雷先生很会讲故事，有的就像是他亲眼看见了一样，不过讲者动情、听者动容，并不等于可信。而且文化形态学的理论我也觉得有几分牵强，甚至可以说是武断的。有人说，斯宾格勒并不希望西方文明没落，这一点我相信，不过按照他的理论，西方文明非得没落不可，这是他理论的一个必然，所以我年轻时就不太能接受这种论点。文明毕竟是人类共同的创造，是不是能把个体生命的生物学规律硬搬到人类的历史文化上来，这一点很难肯定。比如中国的文字，从甲骨文一直到今天的简化字，这是几千年积累演化而来的结果，也许有一天它会消失，不过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周期。

雷先生和林同济先生是好友，1939年秋天，林先生在西南联大做过一次讲演，题目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把当时的国际形势比作新的战国时代。林先生口才非常好，讲得确实动人，所以那天非常叫座，大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总有个两百人的样子，我也去听了。记得有个同学提问：“马克思讲过，人类社会的进化最终要进入共产主义，没有战争，实现世界大同，是不是这样？”林先生回答说：“马克思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是聪明人的话未必都是正确的。人类社会今后是不是这样，还要看事实的演变，不是事先可以预言的。”后来雷先生、林先生，还有外文系的陈铨、云南大学政治系的何永佶等几个人物办了一份杂志《战国策》，别人称他们作“战国派”，在抗战期间算是一个重要的学派。

1941年的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英美打了个措手不及，最初的那一个月把整个远东都席卷了。越南是此前早就被占领的，这次又把缅甸、新加坡一直到印尼、菲律宾一网打尽，速度之快非常惊人。《大公报》的“星期评论”上每周都请名人写文章，这时公孙震发表了《新加坡失守以后的盟国战略问题》，文章写得确实大气磅礴，据说“公孙震”即是林先生的化名。文中似是责备英美对中国仅仅停留在援助上，未能在生死关头全力以赴的投入。那篇文章当时颇为轰动，而且博得了很多赞美。不过按我现在的理解，战国派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即它并没有真正能从人文的高度，而仅仅是技术的层面看问题，这一点倒是吻合了“战国策”的名字，完全是从战争的策略上去考虑。二战以后，雷先生写过几篇关于世界政治格局的文章，也都是从技术角度着眼，比如空军在军事上已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了，旧大陆、新大陆之间应以走北极为捷径，所以一定要在阿拉斯加或者挪威的斯皮兹贝尔根（Spitzbergen）建立空军基地等等。当然这些也应该考虑，不过其中总欠缺一些更深层次的人文底蕴。而且，因为他们是右派理论了——虽然技术是中性的，但毕竟总有一个意识形态的依托，所以也有很多人攻击，还出了一份叫《荡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