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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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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进入AOL时代的时代华纳集团来讲，它似乎已经无法容忍一本这样的杂志了。他们需要把金钱投入到更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中，比如即将创刊的epany。当然，在自以为是地分析了这么长之后，我可能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我像历史上不断涌现出的软弱的伤感主义者一样，把一桩简单的事件，夸张成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可能，《生活》的停刊，仅仅是一件无需宣扬的商业事件，它与我们的生活无关。而Inter也并未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可怕的转变，而旧媒体也并未消亡，Time不是正要出另一个版本吗？我突然意识到，对于整桩事件唯一应该感到痛苦的只应该是亨利·鲁斯三世，因为那是他爸的杂志。但说不定，亨利·鲁斯三世也没我表现得这么大惊小怪。
抒情的陷阱
心灵的枯燥掩盖在感情洋溢的风格背后。
——弗兰茨·卡夫卡
很长时间以来，我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的阴影中。诗歌的断片、音乐的断片还有他人回忆的断片，经常让我陷入对80年代大学校园的无限冥想之中。“那是个白衣飘飘的年代。”80年代的过来人这样无限感慨道。对于诗歌的热爱、对于艺术的热爱、对于理想的执著、对于世界的广泛热情、对于爱情与酒的激情……这些提炼出来的80年代精髓曾经让90年代后期进人大学的我们神往不已。我们在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与《北大往事》的陪伴下，不断地试图在幻想中重温那个年代……
毕业这一年，在我重新检讨大学生活时，开始隐隐地感觉到对80年代一厢情愿的向往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让我混淆了激情与矫情、无知与单纯、激情与褊狭之间的界线。紧接着，我在社会上不断遭遇到的80年代毕业生的顾影自怜、滥情与狭隘，让最初的隐隐之感逐渐鲜明起来。让人愈来愈无法容忍的是，这些已近中年的人，不断对当下环境进行着无休止的批判，他们不断地通过回忆隐藏到历史的空间之中，并不断地愤怒与哭泣。
当我在阅读米兰·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时，无意中捕捉到卡夫卡评价狄更斯的一句话“心灵的枯燥掩盖在感情洋溢的风格背后”，我的感觉终于在瞬间变得清晰起来。昆德拉在引用了这句话之后继续写道：“对‘感情化的这种批评’所针对的不仅是狄更斯，而且也是广泛指向浪漫主义，指向它的继承者们……并且，它指向崇尚心灵的神圣教会……”
80年代是一个感情化的年代，校园里与大街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抒情诗人。这也是那一代人最引以为傲的一点。他们在回忆中不断地强调着，他们如何将生活浪漫化、激情化、诗歌化，他们在泪水与笑声中歌唱。
但在重新检点80年代的诗作时，我们发现了可怕的苍白。除了极少数的精品外，滥情作品构成主流。在那个年代，诗歌被当成了一种通向名声、爱情与自我怜悯的最直接手段。（在此，我无意否定青年人将诗歌视作抒发情感的行为，我所否定的只是，这些当年的青年在多年之后依旧沉溺于此的状态。）
当然，我需要将时间推回至20年前的中国社会。那是人们情感极度荒芜的年代，连《班主任》与《伤痕》这样的蹩脚小说也可以走红的年代。这样的小说其实也为80年代的精神生活定下了某种基调——情感大于理智。如果我们看得再远一点，这种情感型诉求也正是中国文化核心所在。中国文人的一切文化表现莫不在于对情、对景、对物的无原则抒情。而在50年代之后，抒情被推向了极致，并深深地刻入中国人思维的DNA之中。也就是说，在面对一种事物时，我们已经忘记了用理智来分析，而习惯性地用情感进行抒发。而80年代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延续，只不过青年们寻找到一件看起来更光鲜的武器——诗歌。于是，我们看到那么多年轻的面孔在诗歌中呐喊、哭泣、精神失常……这些看起来惊天动地的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如此简单——自怜与爱情，或者渴望成名。
尽管80年代并非只有诗歌，但80年代一切让今天的人们无比怀念的情感都带有一位业余的情感诗人所必有的素质——抒情乃至煽情。就像我在文章最初提到的，80年代的标志性符号让今天的我们欷殻Р灰选２还苁锹薮笥印⒋藿。蛘摺渡桔曛械闹泄酚搿逗娱洹罚故切厍芭宕餍；盏穆诿褡逦蠢吹那嗄瓴趴∶牵歉说挠∠蠖际羌で榇笥诶硇浴Ｋ呛苋菀兹萌讼萑朐菔毙缘脑窝Ｗ刺校谄渲形颐峭橇巳绾稳险娴厮伎肌�
我并非在否定激情，我努力强调的是，仅有激情是不够的，甚至是危险的。在如此不满地对80年代完成片断式叙述之后，我终于搞清楚自己到底要表达怎样的观点。我所坚持的是：作为具有成熟思考能力的人，我们必须对复杂的世界具有更全面的了解，我们必须努力让我们眼前的事物清晰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富建设性的意见。而80年代所代表的气质与这种愿望有着清晰的裂痕，对于情感的过分强调往往会掩盖事实的真相。在一种过度的抒情之中，世界变得更加模糊，局部遮住了整体。
我并非否认情感的重要性。我想再次声明的是，80年代与其一脉相传的中国文人式情感与博大的情感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一种绝对的以个人喜好为中心的，它带有强烈的褊狭色彩；而后者更多的是一种悲悯情怀，它覆盖着更广阔的范围。
那么，我用卡夫卡评价狄更斯的这句话来形容80年代是有其恰当之处了。而80年代青年在今天的表现又不断做着验证与补充。这是前所未有的号称“怀旧”的一代人。在他们成长的历程中，除了几百年前的只言片语外，他们对于现代西方世界缺乏基本的了解。而文人式的情怀，让他们对于现代技术与商业规则心生厌恶。那么，在这个全球化与互联网成为主宰的时候，当他们真正与世界体系进行接轨时，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不适应。所以，他们高举着“怀旧”乃至“人文精神”这样的旗帜。
显然，首先他们误读了“人文精神”，他们将一种软弱自怜与敢于哭泣叫喊的勇气视作人文精神，将自己的无能视作一种不合时宜的高风亮节。在高晓松的纪念集的文案上，这位80年代末的代表人物不断重复着“流泪”、“白衣飘飘”乃至鼓足最后的勇气不过是将录音机的声音放得大一些……
高晓松有效地挑逗起两代人最脆弱之处。80年代的年轻人在自己愈发苍老时，而且在青年时的知识结构与个人情怀愈发被置于时代边缘时，只能通过怀旧来让自己回到青春而强大的年代。而90年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强说愁”的年纪决定了他们对此不可抑制的亲和力。在我们为高晓松及他所代表的80年代情结感动时，却忘记了这种情感的幼稚与褊狭。
当然，你可以反驳说，只要感动就足够了，感动本身也是一种勇气。如果你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也始终拒绝体验更深刻与广阔的情感，你当然可以这样说。无知的感动与有知的感动是有区别的，就像幼稚与单纯有区别一样。尽管有些残忍，但我依然讲80年代情结中充斥了相当的无知与幼稚。
我已经说了太多80年代的坏话。像每一个曾经深陷80年代情结的人一样，我与长大了的80年代青年一起误读了那个时代。我们用夸张的情感来掩饰其实枯燥而干燥的内心世界。现在，是到了走出这个误区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学会狭隘的自我情感，转而来拥抱更广阔的空间。我们需要了解更多，体验更多，毕竟，我们无法永远生活于无知而快乐之中。
写作的第三条道路
倘若我们认定人类的智慧现在应该停滞，不再发展，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才应该使用大众的语言。否则情况理应相反：大众应该用文学的语言说话。
——约瑟夫·布罗茨基
叔本华在一篇论及如何写作的文章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像伟人一样思考，像普通人一样说话。”这句话促成了我对于媒体写作的初步理解。长期以来，我们目睹文字被两种倾向支配：一种是经院式写作，他们摒弃语言本身的美感，用一种缺乏弹性与韵味的术语进行科学式描述，这种写作是封闭的，拒绝门外人参与；另一种是完全民间式的写作，或者滥情，或者用粗暴的论断将语言与思想彻底稀释，这种写作很容易挑起我们的激动，但是这种激动是如此廉价与短暂。
叔本华的话为我指出了写作的第三条道路。这种写作方式是开放的、鲜活的，同时又有其核心所在。它既清晰地传达自己意见，又尽量避免这种意见的粗暴与随意性。像伟人一样思考，保证了写作者对事件本身的超然与旁观者的立场；而像普通人一样说话，则拒绝让写作成为少数人的私密游戏。这两点正是媒体写作的原则所在。
首先需要澄清媒体写作长期所遭受的玷污。媒体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所在，在世界变得如此纷乱与庞杂的今天，在一个被尼采称作“读报取代了每日祈祷”的现代社会，媒体成了人们感知世界的唯一方式。不管你如何唾弃大众媒体给你带来的“表象的世界”，你必须承认你已经生存于一个媒体渲染出的社会氛围当中。
媒体成了这个时代的教堂，媒体写作者是这个时代的牧师。媒体写作者肩负起构造现代人精神殿堂的重任。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指望大众通过¨wén rén shū wū¨阅读《红与黑》来获得人性感悟，通过阅读《希腊罗马名人传》来获得崇高感，通过阅读《国富论》来了解经济学的基础……媒体写作成了连接人类文化中最崇高的情感、最令人惊叹的智慧与现实大众的唯一纽带，他们可能正在努力阐述现代社会的定义与意义。
让我们重新回到写作方式的问题。我承认学院化写作有其存在的充分理由，这种深受题材及背景知识结构限制的写作注定是冷漠与孤僻的，要求其体现“介入”精神不但不合情理，也缺乏可行性。因此，这种写作基本上可以排除在媒体写作之外。在这里，我需要着重评述的是后一种民间式的写作。因为它比“学院化”更深广地介入大众意识，因此对于大众的智力状态与情感所造成的危害也极大。
首先，我反对武断、以快感为主导的写作。这样的作者常会高举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伟大旗帜，把乔治·奥威尔、索尔仁尼琴等视为同道。他们攻击的是那些早已竖立在那里、人人皆知的标靶，不厌其烦地用各种例证准确无误地击中靶心，然后为整个行动贴上“常识性写作”的美丽标签。
当我们仔细分析他们所攻击的对象，比如“专制”，我们会发现隐藏在这个正确词语背后的，是作者对于世界的简单与粗暴的理解。就像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那种情形，极权制度所做的一切努力，在于缩减词汇，减少人的智力活动，用单调的宣传口号取代一切。而当我们仔细观察奥威尔及其忠诚的追随者时，我们一样会看到，出于急于争取受众的心态，他们采取了和批判对象同样的方式。他们的写作充斥着清晰却单调、简明却重复、刺激却粗暴的词汇，这样的载体已经决定了思想的平面与肤浅。写作在他们手中变成了另一种宣传。我们反对“专制”、“极权”、“宣传”的原因，是我们渴望更丰富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而非为了反对而反对。
与这种宣道式写作往往并肩战斗、相辅相成的是滥情式写作。这种写作者常常让自己与读者陷入一种感动的状态，希望感受所谓的“灵魂的荡涤”。他们习惯列举一些惨痛的场景，希望读者因此而感受到写作者悲悯的情怀。但是，他们或许忘记了这一点，真正的悲悯常常是带着笑容出现的。当写作不能够超越苦难本身，而仅仅成为一种苦难的状态与细节呈现，这种所谓的感动，不可能有更多的价值。面对不幸而产生感动是一种自然情感，但是当你把这种个人化的感动无限制地夸大，甚至固定成一种抒情式的写作模式，这种感动的目的无法不令人怀疑。这种抒情，可能正危险地滑向滥情。
除了苦难式的滥情，我们最常遭遇的还有小资产阶式的滥情。这些因生活过于安逸而渴望感动的家伙们，人为地制造了那么多符号。当他们遭遇到这些符号时，他们强行让自己陷入某种渴望让外人看到的情绪当中，就像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人头攒动的罗大佑演唱会。这种抒情和前者一样，因为过于强烈的表演性而可悲地贬值。
在刻薄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终于回到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谈一谈对《书城》的感受。我喜欢这本杂志，是因为它最接近于第三条道路。那些正值青春期，或者青春期过（W//RS/HU）长的家伙们将这本杂志视作他们重要的精神生活来源。他们在这里看到了比一般杂志更宽阔的文化、艺术视野，也比较喜欢它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它成了生活于90年代末的中国青年的一本重要启蒙性杂志。我的写作风格也伴随着这本杂志的成长而变化。
今天，这本杂志终于完成目前这种形态上的使命。我为很多即将来到的孩子惋惜，因为他们可能错过了一些美妙的东西。但我更希望，这本杂志的转型能够为那些正在招惹滥情的小资读者们提供某种警示。因为，今天的《书城》正在缓慢地滑向一个温柔但危险的陷阱。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它上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随意的文字与浅薄的情感，它好像已经有些抵挡不住柔软的诱惑，它最初的智性正在被情感淹没，它很可能变成一代年轻人的情感寄生地——一种自怨自艾的情感。
这里，我必须再次强调第三条道路的重要性，并将这条道路的开辟寄望于中国日渐成熟的媒体。当中国最终出现了《大西洋月刊》、《纽约书评》、《纽约客》这样的媒体时，我会觉得此时的中国人的写作才最终具有明确的意义与希望。当然，那时我们会回忆起年轻时阅读过的《书城》，是它为我们展开了最初的心智之旅。
从代沟到世纪沟
人是如此迷恋于为历史下定义。
——席勒
1656年，荷兰天文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做成了第一架摆钟。惠更斯可能无法预见，他的发明将给人类历史带来怎样深刻的变化。这个迅速渗透到人类生活每个领域的发明，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将我们引诱入了一个由时间构筑边界的封闭环境之中。而发生于18世纪后半叶的启蒙运动，则为我们打开了眼界，观察到世界的庞杂。在这种庞杂面前，精确的时间表现出其无比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必须依靠它安排我们日趋复杂快速的生活。现代历史学家很愿意承认，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进入现代历史的入口。从它开始，技术与经济的进步成为历史的主线，而且这条线索的方向已经不可逆转，并呈加速度。有了惠更斯的发明与启蒙运动带来的历史影响，我们便很容易地进入“代沟”与“世纪沟”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都是人类在面对无法全面理解与掌握的世界时，我们渴望用强制手段来人为地划分历史。把自己归入这个世代或者那个世纪，这样我们的目光就可以相对集中。
第一次出现明确的“世纪沟”概念，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一种强烈的忧郁与不信任感是当时欧洲的普遍情绪。在这种情绪背后，是人们对于新技术理性的反动，他们模模糊糊地预感到，新的世纪所推动的技术进步将让人性无处安身。不管是尼采的呐喊、王尔德的唯美追求、柏格森对于非理性哲学的推崇，还是弗洛伊德对于潜意识的探索，都是对于这条横亘于两个世纪间的沟道的诠释。
也几乎于此时开始，时间的观念开始有力地影响到我们的意识。时间不再是一个中立的事物，它不仅记录我们的生活，也改变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本能地将一百年划分成一个世纪时，在我们的头脑中就下意识地认为，这两个世纪间有着特别的区分，就像那位死于1900年的著名浪子奥斯卡·王尔德在面对新世纪叫喊的“世界完蛋了”。这句话在一个世纪后，被《新闻周刊》用来形容千年虫对我们的危害。就是说，我们总是面临相同的对未来的恐惧。
至于“代沟”，它显然产生于20世纪。尽管，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总可以看到，青年一代对于上一代的不理解乃至背叛。我们可以同样把这个萌芽视作法国革命的产物。因为，在这场流血的激情事变中，以及接踵而来的对于新世界的探险中，支配人类漫长历史的经验开始贬值了。新事物出现得越来越快，而老年人抱守过去的陈旧，开始成为新事物成熟的阻碍。于是，我们会看到拜伦、雪莱对于议院的激烈抨击，也看到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的激烈冲突……但是，代的概念在19世纪依然模糊，也没有出现所谓的有着共同的成长背景与经验世界的一代人的概念。因为，大众媒体与新的通信工具还没有出现，空间距离就足以使相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属性。
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代的概念才开始真正突显出来。20年代，大众文化开始成为世界的主流，流行杂志、电影工业、电话与电报的勃兴为新一代的成长构筑了类似的精神世界。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广阔影响，则让一代青年陷入绝望。于是，那位叫格鲁特·斯泰因的女士指着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啊。”本雅明则把这一代青年称作“经验贫乏”的一代。历史变迁与技术进步，第一次赋予了一个群体“代”的概念。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众文化已经席卷世界，技术发展将世界改造一新。经验在这个时代愈发贬值。而婴儿潮对此推波助澜，终于将“代沟”概念第一次锐利地呈现出来。因为对于60年代的青年与成人之间，的确已经横亘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双方面对面的观望乃至谩骂，无法理解对方。
而到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顾这两个概念时，历史已经发生了更深刻的改变。在最近的一期《外交季刊》中，弗兰西斯·福山再次强调了他轰动一时的概念——历史的终结。因为，在面对全球化、信息革命这样的趋势时，我们习惯的一切历史、政治形态必然走向终结。不管这种论调是否过于夸张，但有一点我们应该承认，新技术革命正在让“代沟”的概念失去意义，因为高速变化与多元的文化粉碎了一代人可能产生的共同经验世界，而大众文化不可抑制地更新换代，则几乎让每一年都迅速成为历史而遗弃。
当失去了“代沟”这样的称谓后，所谓的世纪之间的变迁可能要被我们夸大。人类太热爱利用完整的数字大做文章了。我们当然很容易寻找到某些论点证明世纪之间的巨大变化。上个世纪初，我们找到了《梦的解析》，找到了尼采的死亡，甚至找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死亡，这些符号性的标志，有力地证明了新世纪必然不同于旧世纪。当然，这种符号化的观点，很容易忽略历史背后的延续性。因为变化其实一直在进行，比如尼采的预言早在1887年就已出现，而弗洛伊德的探索也是1895年就已经产生成果。只是我们喜欢赋予一个关键时刻某种伟大的意义。同样，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纪开始时，宣布伟大的变迁：历史已经终结，信息技术消除了代与民族的概念，这个世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这些宣称，在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幼稚与可笑也同样明显。
但是，不管怎么说，上帝都可以被尼采宣称死亡。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个新世纪来临时，底气充足地宣称一下：世纪之间的变迁已经到来，其他一切就让我们遗忘吧！你不要笑我的轻狂，如果一定要怪，那就去怪荷兰那位叫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的家伙吧……
公民德拉吉
托马斯·杰斐逊教导我们说，不时地来一点小小的反叛并非坏事。反叛经常是刺耳和令人不安的，不合礼节和粗野的。
——罗德福·斯莫勒（美国宪法学教授）
当阿尔·戈尔与乔治·布什陷入令人难堪的竞选僵局时，好奇者蜂拥而入一个叫做“德拉吉报告”（drudgereport。）网站，寻找CNN与《纽约时报》可能不予以报道的有关大选的小道消息。
将近三年以来，这个设计简陋、只由一位未受过任何新闻训练的人控制的网站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新闻源之一，并不断在突发新闻报道上无情地击败了ABC、CNN与《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但是这种成功又掺杂着太多令人不安的成分，因为这家网站所依靠的不过是一些永远都不会消亡的谣言。当《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新闻需要通过五位编辑才能见报时，它从不核查谣言的真实性，为了追求耸人听闻的效应，它随时准备着公布任何绯闻。而这家网站的建造者与唯一的新闻编辑麦特·德拉吉（Matt Drudge）注定要同时进入美国新闻史上最著名的革新者与最臭名昭著的小报记者的双重行列。更重要的是，这个35岁、一副西部牛仔式嬉皮打扮的人已经部分改变了美国政治、新闻与历史的轨迹。他的新闻哲学（就像他最新出版的著作《德拉吉的杰作》）引发出的后果与无法了结的争论，让我们迷惑不已……
让我们回到1994年。这一年，这个叫麦特·德拉吉的高中辍学生在厌倦了7…Eleven便利店的工作后，搬到洛杉矶，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礼品店的店员。在那里，他开始阅读Variety这样的娱乐杂志。这一年秋天，德拉吉收到了父亲赠与的一台计算机。德拉吉被计算机提供的交流模式征服了，出没于聊天室成了他的主要乐趣，并开始将一些娱乐与政治消息贴到网上，其中一些来源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废弃的新闻稿。1995年初，他的电子邮件式的新闻公告吸引了一批人的注意。4月，他建立了德拉吉报告网站。由于率先报道了NBC与微软共同建立MSNBC这样的事件，德拉吉报告开始引人注意。但是，真正将德拉吉推向焦点的是，源于他从1997年开始对围绕克林顿与白宫丑闻的报道。
先是1997年7月，德拉吉通过一个私人聊天室获知《新闻周刊》的迈克尔·伊斯科夫正在写一篇白宫绯闻的报告。由于据传克林顿曾对之有过性要求的凯瑟琳·苇利拒绝提供证明，《新闻周刊》放弃了这篇报道。德拉吉的网站迅速揭露了这一未经证实的新闻。一天后，哥伦比亚新闻对此事件做出反应。尽管包括紧接着的琳达·特里普与保罗·琼斯在内的一系列与白宫有关的丑闻最终都不了了之，但它们都成了当年媒体最热门的话题，而德拉吉则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始作俑者。德拉吉神话开始隐隐出现——一个人引导了整个主流媒体的报道方向。
1998年1月17日星期六，德拉吉报告上贴出了一条新闻：“在最后一分钟，《新闻周刊》枪毙了一篇必将动摇政府政治基础的故事：一位白宫实习生与美国总统有染！”这则新闻快速传播，引人震惊，但大部分媒体不作反应。直到星期天晚上，德拉吉终于将那个实习生的名字贴到网上——莫妮卡·莱温斯基。
德拉吉依然是从一个隐秘的消息源获知这一新闻的，他同时还知道那位迈克尔·伊斯科夫在调查凯瑟琳·苇利时就曾提到莫妮卡·莱温斯基这个名字。而《新闻周刊》因为缺乏更明确的证据，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惊天的新闻。接着，德拉吉报告再次贴出这样的标题：“水门事件，1998”，声称发现克林顿有残余的精液留在莱温斯基的外衣上，莱将永远不洗它。
再往后的事实无须陈述。尽管被克林顿轻蔑地称作“污泥”（Sludge），德拉吉还是促成了20世纪结束前世界上最大的闹剧：斯塔尔报告、总统弹劾案、公众对于丑闻的热衷，还有互联网新闻业的抬头……让我们回到1998年6月2日。此时的德拉吉已经成为一个备受争议但是绝对耀眼的明星。他在NBC的辩论节目中，被《洛杉矶时报》的资深记者杰克·尼尔森指责为“从不关注事实正确与否的家伙”；马文·卡柏，一位哈佛新闻学者说，他根本就是谣言的传输带；在线杂志Slate。杰出的编辑迈克尔·金斯利称之为“横亘于互联网与公众之间的最大麻烦”。但同时，又有一些人坚持他（就像他自己说的）是与鲍勃·伍得沃德与卡尔·伯恩斯坦（报道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一样伟大的记者。新闻节目在介绍德拉吉的出场时讲道：“他是一位稳健的揭露者、互联网告密者、公民记者。每个人都渴望知道他下次要说什么。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德拉吉。”
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上，面对那些受过哈佛、哥伦比亚这样名校训练的《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与CNN的记者，这位以肆无忌惮著称的小子讲道：“这一代人已经不再依靠阅读报纸或者看电视来获取新闻了，他们喜欢电脑屏幕。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还不习惯这个家伙，但我认为互联网可以让新闻业重新焕发青春。我的读者会说他们的意见被主流媒体所控制，这些大机构令人生畏。我觉得自己呈现了另一种可能，在我的网站上，每一项工作都印有我个人的痕迹。我是寻求真理的游击队员，我喜欢去那些散发出臭气的地方。我是个扒粪者……”
2000年10月出版的《麦特·德拉吉的杰作》，由德拉吉的一些缺乏组织、充满惊栗的媒体批评片段、非连续的日记、无目的的笔记组成，其中贯穿了一股“垮掉一代”的节奏。这本书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德拉吉的主要想法：1。媒体巨人控制了公众，他的任务是单枪匹马地与这些媒体巨人搏斗，传达给公众另一种声音；2。印刷术死了，电影死了，电视死了，互联网将取代一切；3。新闻将不再受大机构控制，永远也不再会，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是记者；4。媒体无需检测新闻的正确性，公众自然会鉴定。
所以，有关德拉吉的争论已经不仅仅是关乎一个丑闻记者是否有资格进入新闻界。四个问题尖锐地突显在其拥护者与反对者面前：1。新闻业的责任到底是什么？2。公众的趣味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如何？3。我们的文化倾向是什么？4。互联网代表的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关系如何？普利策先生制定了新闻的最初模式，在林肯·斯蒂芬与门肯等人完善下，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新闻记者必须不顾一切地揭露社会的黑暗，它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守卫者，是第四权力，是林肯·斯蒂芬所谓的“扒粪者”。也因此，早期的新闻记者大多未受过正规教育，他们更需要敏锐与勇敢。这也是新闻业最重要的原则，媒体是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它给予公众知晓权。
如果仅仅从这个层面上说，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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