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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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成为海明威的垫脚石，前者比后者更加迷惘。

许晖讲的没有错，他们的确是过渡的一代，新出的那本《“60年代”气质》中无处不在的忧伤与被牺牲感不断地强调着这一点。但谁又不身处过渡之中呢？而对于中国来讲，海明威那一代何时才会出现呢？从1890年到1920年，整整30年间，那一代青年同样是过渡，在等待辉煌。

距离1997年的秋天已将近4年了。我对于80年代大学校园的憧憬情感在1998年的《北大往事》后开始褪色。所以，《“60年代”气质》这样书令我感慨，却不再感动。我渴望这些已过而立之年的青年们，除了回忆与欷嘘之外，能让人看到一些更富建设性的作品。他们像考利一样编辑过《我们》、《今天》等形形色色的杂志，他们也在贫穷与喧嚣还有醉酒中庆祝自己的青春与写作，而现在我渴望看到他们的《太阳照样升起》与《流放者归来》。

这样的渴望显得残忍与粗暴。毕竟，他们缺乏时间与机遇。他们也没能“到欧洲去”、“到美国去”，去那些国家的中国青年学习的更多是技术而非写作。

对于沉浸于20年代美国情绪中的我来说，我很愿意把自己想象成迈克尔·考利。生于60年代的青年不喜欢技术与商业，认为它们毁灭了我们的心灵。但我更愿意将20年代美国作家的成功分给当时美国的技术与商业革命。正是福特的努力、正是留声机与广播这样的发明让美国人生活得更富裕，资讯更发达，他们开始有时间与精力阅读了。像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的作品都是先成为时尚，然后才成为经典的。

那么今天的我呢？一个生于1976年的青年，就像我最初写到的，在我进入大学这一年，以互联网为主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席卷全球，从1995年到今天，技术革命对普通中国人的影响比起从前的政治更为巨大。当我在鄙薄了90年代中期平庸的校园之后，我必须承认，那些在新技术影响下、于1998年后入学的青年的确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也并非像我过去认为的那样没有头脑、没有感情，新资讯革命让他们的知识层次更丰富，也更加独立、强调个人主义。而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全球化现象，则让他们真的与巴黎、纽约生活在一起。他们或许快乐多于忧伤，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说不忧伤就是缺乏人文关怀。

好了，我已经在青春的时空中穿梭了一个世纪了，并且不无自恋地让自己回到了1997年，那个脸上长满粉刺的青年时代。我不断地提及历史，又不断地否认过去。我知道我无法看清楚未来，但是我越来越清晰地听到召唤的声音。这声音令我的情绪再次激昂，它提醒我不管身在何处，我都必须不懈地学习。尽管，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像1890年代那批美国青年那样最终被淹没，还是像菲茨杰拉德一样留下痕迹。但有一点很清楚，我必须不断地吸收世界上最杰出的思想文化，它比自我回忆更有建设性，即使是过渡的一代，我也希望这种过渡更加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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