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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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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无意中已经渲染了“肉欲主义”，但是普通的纵欲者其实仅仅是一种更深层的无能，他们仅仅是让自己投入一种数量之中，甚至让自己产生了麻木。而真正的爱，或者说真正的肉欲主义者，应该是对于质上的无限追求，每一次身体的颤抖都直通向幸福的宫殿，那耀眼的眩晕——正如杜拉斯所说：“每次我有欲望，我就有爱情。”
杜拉斯所渴望的“叫声”，正是对于福柯观点的回应。这位哲学家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性的欲望已经被工业机器所压迫殆尽，三百年来，我们始终处于无法高声尖叫的压抑之中。没有比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论述更让人辛酸的了，这个墨西哥诗人说，在20世纪的各项伟大起义中，爱情是缺席的，爱情与性被政治所歪曲，它已经不是激情，而仅仅是一种权利。而到了马尔库塞那里，爱情与性甚至变成了一项消费品，快感成为工业机器的一部分。以至于弗洛姆要大声疾呼：“爱，是一种能力。”我们是否可以解放自己。我们学者们不是正在鼓吹一种全新的文明“信息文明”正在到来，人类将被从机器中解脱出来，那么我们的性呢？结果我们失望地看到，性在信息文明的代表工具互联网上泛滥着。我们肆无忌惮地谈论着它，把潜藏的欲望变本加厉地诉说出来。但是，我们的对象只是显示器后虚幻的对象，我们在无情地欺骗自己。我们甚至让自己的本能陷入一种不真实，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无能呢？
天哪，我们正在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身上最原始的激情的消失，我们变得如此麻木，或许可能无法逃脱杜拉斯的蔑视“我们什么也体验不到！”由于缺失，我为电影《玛戈皇后》中的场景激动不已。玛戈与他的情人在街头初次相遇的片段。两颗陌生的灵魂在黎明的街头相逢，真正的爱是不需要语言的，他们靠在巴黎街头的墙壁进行生命中最本质的交流。那墙壁一定冰冷吧，同时又是粗糙与生硬的吧。但是，玛戈那张如此沉醉的脸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们的爱是不需要那些间接的方式来传达的。而在苏格兰女王玛丽亚·斯图亚特遭遇她的情人斯博韦利时，这位平日狂傲的女王让自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疯狂之中，深刻洞悉人性的茨威格用饱含着激情的笔触来描写这个被情感所征服的女人，在不能自已的情欲面前，女王的身份消失了，她是一个赤裸裸的女人在等待着男人。而这位斯博韦利爵士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精神层面丰富的家伙，他有的是他狂暴的欲望和一个雄性动物的征服欲。
一百年前，埃米利·狄金森在一首名叫《我啜饮过生活的芳醇》中写道：“我啜饮过生活的芳醇／付出了什么，告诉你吧／不多不少，整整一生／他们说，这是市价。／他们称了我的分量／锱铢必计，毫厘不爽，然后给了我我的生命所值／一滴，幸福的琼浆！”我宁愿相信，这一滴芳醇是杜拉斯所说的“欲望的声音”、“肉体的狂热”、“身体绝对服从欲望的感觉”，是惠特曼歌唱的“那带电的身体”，而这是我们之所以生活在世间的最重要原因，也只有它能够证明我们曾经作为人而生活过。
行动者海明威
1951年，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街头第一次见到欧内斯特·海明威时，这个28岁的新闻记者根本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他远远地扯着嗓门用拉丁美洲味道的西班牙语喊道：“大师！”这个词几乎概括了几代青年对于这个用全部生命来历险的人的绝对崇拜的情感。海明威那张宽宽的脸绽放着孩子气的笑容，似乎永远倔强的胡子乱乱地堆在他的脸上，一张温暖却坚毅的面孔，那上面记满了酗酒、斗牛、打猎、追求女人的痕迹。它们几乎完美地混合在一起，让这副面孔充满了蛊惑人心的魅力。这是本世纪最著名的符号之一，它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广告画面中，几乎就意味着那个单词——作家。
尽管不断有学者在质疑海明威的真实性，他们认为，海明威在用那支无与伦比的笔营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这个人是在炮火中救助战友的英雄，是不怕死的斗牛士，是无畏的记者，一位酒精爱好者，当然最重要还有——一位在女性世界中无艰不摧的人物……传记作家肯尼斯·S。林恩把这原因归结于海明威幼年所受的心理伤害，于是成年后的海明威为了躲避这种自我恐惧，“他只好写故事，以创造和虚构相同情况的方式来努力克服内心世界的混乱……他比任何人都更习惯于借助艺术来再造他的生活……”
但是，对于大多数年轻的心灵来讲，这种弗洛伊德式的分析简直是多余。不管是否是源于自我恐惧，海明威的确曾经出现在前线，游荡于巴黎的夜幕下，在西班牙的斗牛场里呐喊，还有非洲丛林中的狩猎，他的身边不断变换着美丽的女人……在那些作品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位害怕生命在平凡中轻易流逝的男人，他努力在寻找生命中最核心的东西——本能的力量。冒险、酒精、性的刺激无疑通往生命核心的最直接的途径，在这种高强度的体验中，海明威让自己触摸到了生命。而我们则通过那些已经被压缩成平面的文字，同样感到了那种生命激情，我们在阅读中让自己激动得颤抖。海明威是文学史上最具生命真实感的作家，当一个人写出这样的句子：“人生不是用来被击败的。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击败。”他怎么可能是虚假的呢？
比起后来的学者，我更愿意相信同代人菲茨杰拉德所描述的海明威：“一个身材魁梧、浑身是力的农民。如水牛般健壮，是一个地道的运动员。他随时都可以过他笔下所描述的那种生活。如果他的身体条件不允许他过那种生活，那么他就决不会去描写那种生活。”
对于这个身材魁梧的、生活肮脏邋遢的农民来讲，本能的满足意味着生命的全部意义，这也是他的最动人之处。在《永别了，武器》中，海明威借弗雷德里克感慨道：“我生下来不是为了去思想。我生下来就是为了吃。是的，上帝，就是为了同凯瑟琳一块吃饭，一块喝酒，一块睡觉。”比起那些苍白的思想者，行动的海明威更体现了黑格尔的论断：“人的真正存在是他的行为……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个符号，而是事情自身。行为就是这个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人。”我们热爱海明威那些简洁的句式，但我们更热爱的是海明威那些行动本身。
乏味的大学
47楼可能是中国目前最著名的学生宿舍楼了，孔庆东在十年之后，在一面泛黄的纸上描述了那时候的北大的故事。打动我们的是什么？是那些生命种最珍贵的趣味性。尽管一位青年批评家在那里高姿态地说道：“那些笑容背后是苦涩。”但是，在这里苦涩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陪衬，只有趣味才是最穿人我们心肺的。
趣味的前提是存在的事物的多样和丰富。十年前的北大存在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们有着迥然的风格，并且执著地按照自己的生存状态存在。并且他们的环境还是宽松，他们没有太统一的目标去追逐什么，于是在悠闲之中，他们很自然地展示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北大往事》里描述了太多的这样的故事，那些今天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故事散发出来的味道具有某种诡异的魅力，激发起我内心深处潜藏的不安分的欲望。我走在世纪末的北大里，呼吸着北京日渐污浊的空气，痛楚地看着我身旁那些和当年的孔庆东们一样年轻的生命已经不再“好玩”。一位师姐曾经感慨道：“现在的校园不比从前，放眼一望，学子们个个山清水秀，走在一起分不出赵钱孙李，很像是批量生产出来的，花色品种变也变不到哪里去……”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同样的产品，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分数、出国、赚钱，现在的学生的道路似乎被限制到如此狭窄。他们日益繁忙，却不知道为何繁忙，我们过多的把大学看成一个学习知识的地方，死亡的知识拥挤了我们充满活力的心灵。大学也越来越变成一个学习机构，我们在这里寻找到生存的技巧而不是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以我们越来越被要求去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保持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让自己有趣味。趣味需要的是自由，而这种自由和趣味又可以增加个人本身的抵御力。所以，当年那些纵情声色的宿舍里的脏小子如今也出落得楚楚动人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使人变形的社会里依旧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的本色，这是作为一个人存在的根本。
大学本来应该成为这样发挥个人独特性的场所，在这里年轻但是充满激情活力的生命不会遭受太多的损害。读牛津剑桥大学的校园文章常令人心驰神往，那些未来的达观显贵此时都是恶作剧的高手，这些绅士们想方设法地取乐。“光干工作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剑桥大学的莘莘学子以对待科学研究同等认真的精神来玩耍，甚至是胡闹、放肆的程度。科研圣殿三一学院的门楼上，站着创建者亨利八世的雕像，左手托球，右手握节杖。50年代在一次学院的晚会上，闹疯了的学生大概为了抒发对亨利八世曾砍掉剑桥大学校长费雪脑袋一事的愤慨，想出了一个荒唐无比的恶作剧；竟然爬上了“伟大之门”把皇帝老子的节杖扔掉，换上一截破椅子的木腿。从此，满脸庄严的万岁爷便拿着破椅子的木腿站着，一站就是几十年。这种自由甚至疯狂的氛围其实是每一所推崇“独立健全人格”的大学的共识。但是这种气氛在目前的中国大学极度欠缺。“现在的校园气氛一点也不好玩，学生都挺傻的。”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位学生在闲聊中说道。在他的记忆中，9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越来越像中学生，除了脸上的稚气未脱，在思维上也呈现出幼稚的倾向。他所怀念的时光是90级以前的学生，那时候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尤其是在圣诞化妆晚会上，每个人像疯了一样地折腾，在人与人之间似乎根本不存在隔膜这一个词。而现在的学生什么都玩不起来，他最怀念的传统是每一届毕业生在离校之前，都要恶作剧地把校园内的一座土墙推倒，这几乎成了毕业班的一个传统，虽然不比剑桥，但也相当有趣。可是这种传统消失了。更为有趣的是，燕京大学的一位早期的女学生的回忆，如今她是一位北大学生的奶奶。这位当初聆听了冰心的课程的女才子回忆那时候燕大的一个伟大的传统是将新生骗到未名湖边，然后像一项仪式一样将他们扔入未名湖中。现在的未名湖已经不会再有这等趣事了，依旧残存的灵气似乎也来自那时候穿着长袍的燕大新生荡起的涟漪。
功利主义的盛行使得校园日益变得枯燥，物化的需求和各种压力冲淡了学生本来应该“务虚”的青春。没有理想，不会胡闹，不会浪漫，在这个最应该放肆的年纪，我们的心灵却自觉地禁锢起来。生命力的活跃是大于任何实用知识的掌握的，因为我们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或许我真的就该纵情声色之中，就如拜伦勋爵多年前在剑桥的荒唐一样。
浪漫主义毒素的酿造者
夏多布里昂是个值得在街头回忆的家伙。走在喧闹的中关村，每当即将陷入烦躁不安时，我都会想起他。这个文弱的法国青年黏滞着我的思维，并有效而舒适地让我陷入一种冥想。此时，喧闹与燥热有效地隐藏起来，我开始误以为自己行走在19世纪的巴黎街道上。
1788年，20岁的夏多布里昂独自生活在巴黎。对于这个体内躁动不安的年轻人来讲，这是个寂寞的秋天。他白天躲避进荷马的世界，而夜晚来临时，他的激情开始无处宣泄了。这是个内心太狂热而实际又太腼腆的孩子只能在幻想中获得安慰。他想起了1606年的一位著名的法国元帅拜访一位20岁的美丽洗衣女郎的故事。于是，他顺着元帅曾经走过的路，穿过小桥，穿过菜市场，沿着圣德尼街直到熊街……但是，没有洗衣女郎等着他。
20年后，夏多布里昂在《墓畔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这段幻想：“您也会赞赏我年轻时在巴黎的贞洁和节制的：在这座首都，我很容易胡作非为……我只跟一个216岁的妓女来往过……”216岁的老妓女，这个意象让夏多布里昂的形象如此柔弱与鲜明地突显出来——这是个永远沉浸在幻觉中的人。而按照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观点，这个热爱幻想并且似乎只会幻想的人，可能是新世纪文学的第一个表率人物，他把19世纪初的欧洲拖入一场浪漫与厌倦的情绪之中。
的确，那时的欧洲，夏多布里昂这个名字是神秘与才华的代名词，当拿破仑用武力占领欧洲的领土时，他则利用浪漫与梦幻征服了欧洲人的心灵。雨果少年时的豪言准确地道明了这点：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
1764年，这个没落贵族的儿子诞生了。（同一年，拿破仑亦来到人世。）这是个对文字极度敏感的孩子。到了青春期，由于他学会了如何在诗、小说中寻找女人的意象，被姐姐认为是“善于把词句搅和在一起、炮制出春药和魔法的巫师”。在文字、欲望与幻想之间穿梭，后来成了这个总是陷入忧伤的少年一生的生活方式。
最初看来他是个没出息的家伙。因为厌恶纪律，他没有参加海军；因为惧怕克制的生活，他没能成为教士；他曾经短期成为洋洋得意的中尉军官，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终止了他这个地位；为了逃避国内的动荡，23岁的夏多布里昂登上一条可怜的帆船，他要去新大陆寻找机会。这块依旧蒙昧的大陆，让他那原本就习惯想入非非的大脑寻到了寄托之处。深受卢梭影响的夏多布里昂迷恋于原始风情，并与一位当地姑娘产生了某种戛然而止的恋情。回法国后，他开始酝酿小说《阿拉达》的写作。1800年，这本描写北美洲原始森林中发生的激情的薄薄小说让夏多布里昂一扫年轻时的晦气，书中原始社会的简单与部落姑娘单纯的激情，经由作者语言的雕琢，让读者如痴如狂。各个书店都挂着此书的招贴画，而其中的人物已被塑成了蜡人。面对公众的欢呼，这个一直渴望别人承认的36岁的人意识到，软弱无力的忧伤与没有阻碍的幻想也同样具有力量。
接着他又出版了同样色彩的《勒内》与宗教著作《基督教真谛》。这些著作无一不掺杂了浓郁的个人情感，不可遏制的激情通行无阻地畅行其中。对于笼罩在血腥的革命阴影下战战兢兢的法国与欧洲人民来讲，伏尔泰式的理性显然无法抚慰脆弱的情感。而他们却可以躲入夏多布里昂营造的神秘空间之中，那里有葱郁的森林与美丽的姑娘，而宗教情感亦弥漫其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休息呢？
“夜晚真是美妙。精灵抖动着它们的蓝法，那上面浸染了松树的芳香……”今天看来，这些语句矫揉造作。但在当时，它的确煽起了人们心中压抑了太久的温柔。但从开始，这种情感就表现出炽热而不稳定的特征，这隐藏于作者本人软弱易变的性格中。
勃兰兑斯看出了这种煽情主义的虚伪，他在《19世纪文学主流》中不无刻薄地写道：“他出生得太晚，接受教育的环境又那样奇特，以致他对革命和对革命起了部分诱发作用的18世纪哲学思想都不能信赖。他又没能出生得晚一点来熟悉19世纪的科学，从中取得新的信仰和新的观点……”尽管夏多布里昂注定成为新旧时代过渡期尴尬的旁观者，或者说是一个永远无法坚定与成熟的孩子，但这个从来不安于寂寞的人对于名声、爱情、异性的肉体实在过于饥渴，当他偶然间发现可以通过抒情来获得这一切时，他开始获得某种虚弱的信心。他通过《基督教真谛》来取悦教皇，通过写作来帮助拿破仑。当这一切收到回馈时，这个孩子开始自我膨胀，以至于希望人们将之与拿破仑并列，比如他会这样写道：“未来，人们将这样提及，执政官，诗人。”而当回馈消失时，他立刻陷入了无边的忧伤与痛苦。他厚颜无耻地追逐女人，毫不吝惜地挥洒用文字与情感制作的春药与魔法。就像他自己说的，“我爱所有的女人”，也像莫洛亚在其传记中所写的，“在虔诚的正经的大作家下面，生活着一个嬉皮笑脸、谈吐随便、神态放荡的夏多布里昂”。
1809年，夏多布里昂开始了《墓畔回忆录》的写作。这本不断中断又不断开始、绵延了40年的回忆录成为他最杰出的著作。做过旅行者、士兵、文学家与活动家的夏多布里昂在回忆中再次舒展开他的浪漫，他在1831年的一封信中这样评价老年生活：“坟墓那边的未来是白发老人的青年时代，我要比利用第一个青年时代稍好一点利用这第二个青年时代。”所以，他一面写作回忆录，一面致信给一位英国姑娘：“你所见到的是一个年迈的老好人，满头白发，只是还有一颗骑士的心。”回忆与爱情，成了他苍老却永不安分的心的庇护所。1848年，在巴黎公社的革命声中，夏多布里昂说完“我要去”，就再也不说话了。
莫洛亚在《夏多布里昂传》中，将之描述为一位情感上的浪漫主义与理智上的现实主义者的矛盾结合。然而，对于通过《墓畔回忆录》来认识夏多布里昂的后来者来讲，他的政治立场或是经历已经不再重要，他已经被浓缩成浪漫主义开创者的代名词。他的软弱、激情或是滥情、幻想、好名、不合时宜的性格特征，成了浪漫主义这个词语背后的真正注解。也因此，在接下来的时代中，浪漫主义在不断被一些人追逐的同时，也饱受诟病。就像我因为幻想416年前的老妓女，而目光呆滞地走在中关村的街头上时，喜欢我的姑娘会说，这个孩子好喜欢幻想，他的内心世界一定很丰富，他是个充满趣味与思想的人；而讨厌我的姑娘却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个家伙呆头呆脑的，走路也不看着点，有时间不好好背背GRE单词，发什么愣……
好了，就到这里吧，我的倾向性已经相当明显了，借着叙述夏多布里昂，我逐渐将自己暴露无遗了。最后，我希望再次引用勃兰兑斯对于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描述，这段话一针挑明了浪漫主义的根源：“（在新旧秩序交替时，所有人都参与到争夺新秩序王冠的斗争中。）有些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感到自己和旧秩序联系在一起，有些性格比较细腻、脸皮比较薄，有些人爱梦想而不善于实干，这些人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外。他们不是靠边站就是流亡国外，他们变得孤独起来，而且越是陷入冥想就越发变得以个人为中心，因而越发变得容易苦恼。最苦闷的人是那些脑子最发达的人。”
卡萨诺瓦——浪荡的精髓
由于不受羁绊，没有固定的目标，不必瞻前顾后，因而（卡萨诺瓦）可以特立独行，其步调不必与凡夫俗子保持一致。凡夫俗子身负道德包袱，带有伦理目标，要受到社会责任的束缚……
——斯蒂芬·茨威格《卡萨诺瓦》
我热爱夜晚的北京三里屯，我让自己淹没于绰约的灯光、喧嚣的人群，还有那些浓妆艳抹的姑娘。这时候，我陷入了一种放松与焦虑交替的矛盾情感中。我的欲望被这暧昧的光线与晃动的吊带裙引诱出来，然而我缺乏付诸行动的勇气。我的心灵上已经承载了太多的谨慎与对未知的惧怕。即使，我暂时性放肆地想象了，我与擦肩而过的某条让人迷离的吊带裙发生了某种令人又惊又喜的关联。很快的，一种隐隐的恐惧就会驱走那暂时的快乐，我担心自己会进入吊带裙所设置的圈套，担心明天是否可以正常起床工作，担心我充满鲜花与光环的未来……我再一次面对诱惑退缩了。
我用理性与成熟来安慰自己。可是，这没有效果。我再次怯懦地躲入卡萨诺瓦（Cassanova）的世界，我要和这个18世纪的浪荡子一起闯荡欧洲，踏平那些姑娘与妇人的心。在同样的夜晚，卡萨诺瓦出现在豪华的歌剧院之中，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勋爵，然后厚颜无耻地开始以流利的法语与意大利语炫耀自己的一知半解的哲学与所虚构的贵族王宫。无疑，他赢得了周围贵族的好奇与尊敬，然后，将顺利地进入社交圈，并易如反掌地选择一位贵妇与他共度良宵。
后来的历史学家与作家把这个出生于1725年，死于1798年的花花公子视作充斥于18世纪后半世纪的冒险精神的典型代表。在其流传于世的14卷的《我的生命史》中，我们看到一个试图抓住生命中稍纵即逝的快乐的人，如何周旋于赌场、醇酒、美妇，怎样被决斗、监狱与梅毒困顿，而最终又如何藐视这些成功与失败，而不断让自己再次投入生命的欢乐之中……青年茨威格曾经被卡萨诺瓦的著作激动。他以一种矛盾情感将之描述为一位冒险家，因为他的野心是把世界当作轮盘赌；一位勇气可嘉的人，他的一切决定，都像是任意射出的枪弹，一时心血来潮，就想逃避单调的生活；一位雅致的二流哲学家，他时常把贺拉斯挂在嘴边，并与伏尔泰与孟德斯鸠通信；一位杰出的肉体情人，他尽一切可能取悦每一个不管美丑的女人，并宣称自己的快乐五分之四源于对方的快乐；一位彻底的人本主义者，“人的一生，幸福与否，走运与否，都只能享有一次，谁不热爱生活，谁就不配生活”。
茨威格将卡萨诺瓦的纯粹享乐主义趋向归结于其缺乏任何规范与道德束缚，讲得再彻底一些，这是一个毫无灵魂的家伙。在他神经丰富而发达的大脑中，没有任何神圣的精神之地。卡萨诺瓦就像一片漂浮于世俗海洋的叶子，随着波浪时上时下，却永远可以准确地把握住漂浮的快乐。
轻逸的力量，在阅读了卡尔维诺的《未来文学千年备忘录》之后，我终于理解了卡萨诺瓦的迷人所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认为，轻逸是我们认知世界的最有效的途径，因为只有一个小说家具有轻逸的能力，他才可能把任何日常世俗之物视作不可企及的探索。那么对于卡尔维诺来讲，不管是在歌剧院中的趾高气扬，牌局上的惊人狂热，也不管是宫廷贵妇还是街头卖花女郎一视同仁式的投入，都变成了一种生命快乐的极致追求。在卡萨诺瓦眼中，快乐是没有高雅与粗俗之分的，女人是没有漂亮与丑陋区别的，而生命本身是没有逆境与顺利的不同的，他可以在一切情境中忘情地攫取到欢乐。
在此，我顺便谈及“浪荡”一词的最初含义。在西班牙语中，浪荡子（libertino）最初的意思为“一个自由人的儿子”，而在法语里，17世纪时，这个词的意义与“慷慨的”（liberal）和“大方的”（liberality）相近，即慷慨和利他主义。卡萨诺瓦无疑体现了这种浪荡精神。茨威格说，卡萨诺瓦与唐璜的区别在于，前者永远将女人的快乐视作自己最大的快乐。不管对方美丑与否，卡萨诺瓦都毫无怨言地投入，让其获得快乐。而为了获得这种暂时的快乐，卡萨诺瓦可以藐视一切可能的风险。其回忆录中记述了太多这样的故事，他常常为了一声没有露面的女人的哀怨叹息，就放弃了去往伦敦的船票，然后毫不犹豫地进入一场冒险之中。而据茨威格推测，所有进入卡萨诺瓦世界的女人，都极度感激这位情人，因为他慷慨地付出了其获取欢乐的能力。
我们已经让自己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沉重与自私之中，每次我在三里屯陷入冥想时都有这种不祥之感。我们的头脑中已有了太多的人为划分的区域，哪里是不可触及的，哪里是应该回避的……而这种划分的前提是，我们将生命本身功能化了。我们作茧自缚地设计了生命之路，预先规定了快乐的含义、成功的指标，还有生命的目标。在这样的束缚之下，我们会自觉地提醒自己，冒着危险接受诱惑是不值得的，只应该与身高170厘米的姑娘睡觉，偶尔放纵可以，但绝不能影响正常生活。而今天，浪荡这个词早已失去了最初的意义。在充满规范与束缚的今天，浪荡者转换成对数量的追逐，而非对生命无限可能性的探索，更失去了慷慨大方的美誉，变成了一种纯粹自私自利的行径。
最后，我把目光投向了网络世界。网络世界无疑具有卡尔维诺所追求的轻逸。一方面，在这个空间中，万物是由简单而没有重量的0与1组成的，它们随时可以被打破与重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充分隐匿其间，无须任何责任与信誉。借此，我们的确获得了某种轻逸的力量，无法否认，在黑暗而神秘的网络空间中，游荡着一群卡萨诺瓦。他们变换着不同的名字，与不同的异性与同性进行着交流。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了这群伪卡萨诺瓦们的虚弱之处。他们缺乏基本的勇气与真正的自由。他们躲在屏幕背后，他们唯一的关注点仅仅是形式单一的网络调情。而真正的卡萨诺瓦是四处出击的，是激情投入的，是可以通过丰富变化的手段来获得欢乐的。卡尔维诺在《未来文学千年备忘录》中还强调了一点，轻逸分两种，一种是像树叶一样的轻逸，而另一种则像飞翔的鸟。他所说的轻逸倾向于后一种。有了卡尔维诺的区分，我开始怀疑斯蒂芬·茨威格并没有理解卡萨诺瓦的真正伟大之处，卡萨诺瓦并非是没有灵魂的轻逸，他的一切行为都直指欢乐。他像一只鸟一样腾挪转闪，忽高忽低，但他在哪里都可以寻到更多的快乐，他的灵魂即是欢乐。而网络世界的卡萨诺瓦们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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