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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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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与狄安的每小时90英里的快车也相去甚远。这或许是中国版本的在路上吧。
很显然，主人公狄安是一个注定的流浪者，他的父母在颠簸的车上让他降临到世间，而接着成为一个年轻的囚徒，他必须凭借不断地奔波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的人。狄安的野性与自我无疑是打破平静生活的尖刀，令人感到无比畅快——“狄安的智慧……更能给人启发，也更为完整，绝不故作斯文，令人乏味。他那种越轨的‘劣迹’甚至也并不招致愤懑，被人鄙视。那是美国式的欢乐对人生持肯定态度是情感的疯狂发泄，具有西部特征，犹如西部吹来的狂风，发自西部草原的一曲赞美诗，令人感到清新……”而“我”，萨尔，一个作家，一个在内心深处潜藏着躁动不安气质的家伙，狄安的出现则将这种躁动不可阻挡地激发了出来——于是我们上路了，带着无限的憧憬。那些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姑娘，陌生的性，未知的冒险，这些或许可以给厌倦的灵魂提供归宿——“在旅途某处，我知道会碰到姑娘，也伴随着幻想，会发生一切的一切；可在途中，我准会大有所获。”
从东部到西部，再从西部到东部，拦住那些呼啸而过的货车、卡车、轿车还有公共汽车。尽管我身无分文，但是我一定要去一个地方，我有体力可以付出。迫不及待地寻找途中的姑娘，或许我们可以相互慰藉，性是如此让人着迷，不是吗？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朋友们，我们莫名其妙地碰到了一起，我们都热爱漂泊，因为我们不愿意被束缚起来。丢掉一切无聊的担心，让本能的需要占据我们的心——“迎着社会现实冲刺，渴望面包爱情，不要因为这事或那事而顾虑、担心。”
这极端的放任主义让青年读者欣喜不已，而疯狂似乎正是战后一代寻求精神安慰的最佳途径，极端的感官刺激不正是帮助我们逃离现实的残酷的最棒的东西吗？这似乎比萨特的悲观论调更来劲。当1957年，《在路上》出版后，《纽约时报》称之为“垮掉一代”的圣经，而凯鲁亚克则是他们的代言人。
凯鲁亚克在替谁发言？早在1952年，《纽约时报》就对这一代做了描述：“‘垮掉一代’成员个性异常鲜明……他们是在一个令所有人极度不安的糟透了的经济萧条期长大成人的……他们的青春伴随着战争的混乱……他们既有情绪最低沉的时刻，也有情绪最振奋的体验……他们渴望自由，渴望能在和平中生存，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战争而破灭，他们不得不混迹于黑市交易，沉溺于爵士乐、吸毒、性放纵、打零工，醉心于萨特作品。”
追求放纵感官是萨尔们逃避社会不幸的方法。不管是狄安还是萨尔，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对纯真美好事物的向往。我喜欢萨尔和那个姑娘的相爱过程中的纯真，萨尔还会不断地问那些萍水相逢的姑娘：“你想在生活中得到什么？”萨尔接下来的想法让我感动不已：“美国的青年男女一旦有机会在一起时他们真的很悲哀，他们得故作老练，无须在行事前进行任何恰当的交谈就立即沉溺于性爱中。没有温存的交谈——真正发自内心震撼灵魂的绵绵情话，就匆忙做爱了。要知道，生命是神圣的，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弥足珍贵……我渴望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寻找我的生命之星。”
当然这些美妙的感觉被在那些路上的冒险所掩盖。他们似乎在通过这些接连不断的性与历险来掩盖这些对生命的追问。在很多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行为甚至感到动摇，萨尔会说：“他们并不快乐，因为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他们是这样的，仿佛在阴森的石头地窖中生活，现在正走上地面，是卑劣的美国嬉皮士、新出现的垮掉的一代。”而未来呢？真的是“倒霉的日子终将到来，你们攀着的气球，再好也不会不往下落，何况那还是一只莫须有的气球。你们会飘到西海岸，可回来时，就得他妈的狼狈不堪，自讨苦吃”。外表的放荡与内心世界的脆弱就这样奇妙地混合在一起，这或许也是“垮掉一代”最动人之所在。对于生命希望的渴求，让他们不断地在路上。
尽管《在路上》已经与30年前那一代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它肯定还触及了之后一代代青年们共通的情感。即使像我这样的社会主义好青年，我还没有机会成为物欲横流的一代，对于爵士乐也没有多大的兴趣，至今也还不会开车，更没有魄力去打破现实社会的枷锁。但是，狄安、萨尔、邓克尔，这些家伙让我心驰神往，他们体现了反抗生活设置的勇敢，对于希望的追求。而这一点似乎也正是我们所最缺乏的。但同时，我们也是一群虚伪的崇拜者。在路上，除了要蔑视外界给你设定的规范外，还必须勇敢地挣脱内心世界的软弱与安逸。当我和朋友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书中的章节时，却谁也没有勇气真正体验在路上的感受。我们身上的中庸性，妨碍了我们对自由、对生命的极端享受。我们驯化的教育背景，我们生命意志的软弱已经注定了，我们只能在对“在路上”的憧憬中度过青春时光。
放纵的确需要勇气。或许偶尔我们可以在梦中看到自己，在一辆超过一百英里的车上，与一个面部模糊的姑娘疯狂做爱，直到第二天需要洗床单为止……当然，我希望在梦醒之后，扪心自问：“我到底需要什么？”
惊恐的转移
在新书《无知者无畏》的招贴画上，王朔被尴尬地悬挂在那里，除了那张著名的表明不屑的脸以外，他的整个身躯被简化成了一件单薄的T恤衫。这是一本令人失望的书，尽管王朔在其中仍然表现出令伪善的中国人汗颜的勇敢，但这勇敢却被太多的嘲讽与不恭稀释了。我在阅读这本书时，常常面有难色，我吃惊地意识到，我已经不能再接受那种姿态了。这一点给我带来的冲击远远盖过了王朔给我带来的失望。
那种姿态曾经那么打动过我。高中时，我们最热爱的活动之一就是模仿《顽主》里的场景。比如，耳朵眼胡同，比如“哥们就爱俗的”……快乐而且过瘾，这是王朔曾经给我的主要印象，他对年少的我是如此亲切。所以，当1995年，那场著名的“人文精神”讨论时，我模糊不清却坚定不移地站到了王朔这一边，我粗暴地认为那些学院派知识分子是一种故作清高。尽管，我从来没有认真读过王朔的任何一部小说。我本能喜欢的，是他的诚实。
五年时间里，我由少年成长为青年，时间给我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我开始觉得快乐和过瘾并非是生命的关键。生命中应该有一条更为宽广与缓慢的河流，它的源头联结着历史的深处，缓缓地穿越我的一生，并流向下一个年代。这条河流中蕴含着人类一些永恒的情感。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讲，这条河流曾经被污染过，它曾经被一种虚假的情感所充斥着。而王朔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勇敢地指出了这种污染。很可惜，他的方法在杀伤力极强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法忽视的副作用。
我成长的历史，也正是不断地发现这种副作用的历史。我越来越无法容忍王朔语气中的嘲讽与故作的不正经。当越来越多的人以一种王朔用腻的腔调来呼吁王朔不要假正经时，我希望王朔正经起来。不管是《我看金庸》还是《我看王朔》，王朔的真诚与严肃，都被过于玩世的语言所削弱。而当我目睹了参与这场混战的人群的素质之低时，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需要的已经不再是嘲讽，而是深沉的建设了。
至少，我想先建设自己。从1995年到今天，我的身体膨胀了10公分，也因此，我越发清晰地感受到，我体内精神资源的稀缺，体内那条河流的狭窄。所以，我开始阅读一直忽略的古典作品。那些严肃而深沉的文字与情感在我23岁这一年，突然变得亲切无比。它们给我提供了一个如此广阔的境界，它们没有给我带来笑声，却不断地让我投人到一种心灵的激情之中……《无知者无畏》让我清晰地感受到我欣赏趣味的逆转。两种说法可以解释我的现状，一种是，我在变得保守，变得自以为是的崇高；另一种说法是，我正在度过青春的浮躁期，我达到了一种更高的情感层次。我选择了后者，尽管这要冒被别人嘲笑的危险。
高贵的厌倦
“忧愁的态度不能算是优雅；你需要的是一种厌倦的神情。若是你发愁，那是因为你有欠缺，在某些事情上失败了。这是表现自己的低下。反过来如果仅是厌倦，低下的却是徒然讨你欢心的那个人了。”在《红与黑》中，柯哈莎夫王子这样教导失恋的家庭教师于连。
于是，于连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游戏，他通过追逐恋人的朋友来刺激其恋人，以达到最终的效果。这一段喜剧残酷的描写迷住了我。“厌倦的神情”，我总是不自觉地陷入对这种表情的猜想。当这个叫于连的年轻人，走进充满嘈杂的贵族沙龙时，他脸上该是一副什么样子，那里面有自尊，有不屑，有自卑，还有永远无法消失的羞涩与虚荣。这副面孔曾经安在卢梭的身上，依靠这种充满矛盾与高傲的表情，卢梭征服了宫廷的贵妇们。于连则彻底打败了自以为是的德拉木尔小姐。
我曾经坚信，厌倦充满着穿透人心的力量，是一种贵族式的情绪。因为，只有你有能力睥睨一切时，你才具有厌倦的能力。所以，拜伦比于连更早地打动过我。这个旷世奇才在《唐璜》中，让自己以怎样的一种厌倦形象出现的。年轻的我，曾经为他如此轻易又如此众多地征服女人而心潮澎湃。是厌倦使拜伦获得了这样的能力。
然而，不管是于连还是拜伦，他们却似乎没有通过这种征服获得过幸福。于连迅速厌倦了贵小姐；而拜伦拥有过无数女人，却从来没有真正的爱情，他似乎必须通过不断地给予肉体以刺激，才能勉强说服自己生存下去。比起拜伦，于连与卢梭仅仅是浅层的厌倦者，他们只是用冷酷来掩藏自己的怯懦，用厌倦来隐瞒自己的欲望……而拜伦的深层厌倦，则似乎只有通过死亡来治疗，因为这个天才根本无法容忍自己仅仅作为一个人而存在。
对于厌倦的迷恋，在我21岁那年，达到了顶峰。我幻想自己从宿舍楼上笔直地跃起，并以美妙的姿势在空中划一道圆满的弧线，因为死亡可能比仅仅作为一个学生活着更惊心动魄。这种想法，在两年后的今天成为遥远的回忆。我不知该为自己悲哀还是庆幸。我想说服自己，那是青春虚幻症的典型代表，对于自己无法拥有的品质，具有无限的憧憬，或者更直接地说，那叫幼稚；但我同时又无法避免地责备自己，我已经失去了追求更高峰的生活品质的愿望，我越来越容易对生活表现得满足，我的精神正在变得平庸，只有平庸的人才容易满足现状……或许这种内心的争执，意味着我依然在成长，依然厌倦着。
水样的春愁
郁达夫在他13岁那年，考取了杭州的学堂，因此他要离开小镇那个刚刚开始熟悉的漂亮姑娘了。多情甚至滥情的郁达夫经历了沉沦的青年之后，开始了对少年的回忆。《水样的春愁》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文字之一，那种单纯而洁净的少年情怀，掺杂了明显的羞涩和恰到好处的忧伤。
比起少年维特的矫情，这个东方少年更舒畅地进入了我的心灵。阅读这篇文字时，我14岁，似乎也正处于类似的情感中。我找来杭州的地图，看那条弯曲的富春江如何蜿蜒地流过那个叫富阳的小城。我拼命地将自己的身份转化成那个羞涩的13岁少年，在北京凛冽并掺杂着大量黄沙的春风里，我幻想着自己流淌在缓慢的富春江水里，也幻想着那个赵姓的姑娘。不知为什么，我还固执地认为，那个女孩脸上一定点缀着浅浅的雀斑。尽管整篇文章的叙述是那么缓慢，它在结尾处还是给了我一个极大的刺激。
在临走前的晚上，喝了少量酒的郁达夫走进了姑娘的家，正好家里没人。蜡烛在这时灭了，只有月光溜进了屋内。少年趁着酒神对于他的挑逗，大胆地握住了姑娘纤弱的手。经过犹豫或者说象征性的拒绝后，少女的手安静地躺在少年的手中。
这两只手的纠缠，也纠缠了我的心。这个简单的动作，蕴涵了怎样的惊心动魄。在三个少年人心中同样激起了一场巨大风暴。两个当事人被一种极度的喜悦与刺激所左右着，而作为阅读者的我，似乎同样参与了这场重大的阴谋，当然，在阅读的紧张之时，我还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失落感——为什么我不是那个少年。
在很长时间里，我陷入了水样的春愁。我被一种紧张与忧伤包围着。我时刻在期待着，出现那只让我盈握的小手，在偶尔晴朗的月空下，想象着那个细微却惊险的动作。今天看来，这个动作已经对我的成长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我的整个成长被蒙上了现实的羞涩与内心世界渴望激情的双重幕布。
距离郁达夫的春愁将近一个世纪了。那种纯净的情感，被今天的现实映衬得更加可贵。这是一个少年们拒绝含蓄的时代，同样十三四岁的孩子们早已不满足仅仅是拉一下手，更不会理解那个简单的动作蕴涵着怎样的惊险与快乐。当然，我并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我只是无限地怀念那忧伤与羞涩，它是我们心灵依旧敏感而非麻木的标志。
电子时代的阅读
你们还会读书吗？这是上一代对我们的忧虑。比起印刷媒体，我们读的更多的是电视与计算机的显示屏。我们阅读的更多的是图像而非文字。我们中的大多数对于所谓泛着油墨香的书籍不感兴趣，甚至觉得那有点脏。梭罗希望我们把清晨的时光献给《伊利亚特》，献给《圣经》。可是每天早晨，我们在努力睁开双眼之后，是打开电脑，去新浪网看一看今天的新闻。这纯粹是浪费时间，这些信息会伴随着早餐的结束而被消化掉。但我们似乎又不能放弃这种徒劳的努力，因为阅读新闻似乎已经成为我们确立自己存在于这个时代的重要方式，我们怕睁眼醒来突然已被这个发疯前进的世界遗忘。
阅读正在发生变化，我们还无法确定它的优劣。印刷品的文字出现速率，铅字对于我们的眼睛与大脑的刺激程度，都证明了它是一种适合思考的，它给予大脑以足够的从容去解构它。电子媒体似乎颠覆了这一切，跳跃的文字，不断出现的画面，它在抑制我们的思考机制吗？一个有关电视的实验，让我们这些被电视哺育大的人忧虑。加拿大的两位科学家讲观看电视的人大脑神经与测试仪器连在一起，得出结论：电视主要是在和我们的身体而不是心智对话。具体来说，人类的心智至少需要半秒钟才能为复杂的刺激提供适当的感觉闭合，而电视拒绝给我们这半秒钟。媒体研究专家克卢格曼早在70年代就认为，书籍是与我们左脑交流，而电视是与我们的右脑交流，而左脑通常是负责理智的部分，电视使我们头脑中理智的部分休眠。因此，对于习惯电视画面的孩子来说，阅读印刷媒体是痛苦的，几乎令人无法忍受，它无法适应我们目光跳动的习惯。
电视使我们肤浅，为了迎合我们短暂的注意力，电视节目必须抛弃深度。一位评论家傲慢的结论无疑正戳中了我们的痛处：“电视正在向我们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有文化修养的精神气质发起挑战，并代之以自身触觉的和集体的口语状态。它威胁到了我们通过读写获得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主权。”
阅读是高贵的，这已经是上千年的传统了。在中世纪，高高的城墙将教士的生活与民众区分开，那些高贵的教士知道如何阅读，如何直接与上帝的训诫沟通。阅读的能力象征着权利。很难说，谷腾堡的发明打破了这一切。经过谷腾堡印刷术印刷出漂亮整洁的《圣经》，打破了教会对于上帝的专一的诠解权。它或许还直接促进了中世纪的结束。但是阅读的高贵性和会阅读者自以为是的特权却保留了下来。无疑这种自以为是的特权传统是重要的，它保持了我们历史中最精华的东西得以流传下来。
如今，电视正对这种传统进行一场几乎是颠覆性的嘲讽，并且大获成功。电视是一种口语化的，是更接近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也是更琐碎的。我们靠着《还珠格格》这样的东西成长，这是一个快乐却令人忧虑的成长过程。而接着呢，计算机将培养我们新的阅读习惯。这是世界上空前强大的，你可以找到各种五花八门的资料。它们参差不齐，同时你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鉴别它。比我们更小的孩子将依靠这些庞杂的资料成长。据说，计算机是对电视的一次逆反，计算机是互动的，它不像电视一样单向的流通信息，它可以让使用者有所反应。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互联网上的阅读是传统意义上阅读的一次真正革命，它融入了参与性。但这一切变化的前提依旧是，我们正从占支配地位的识字文化返回到口语文化。而传播学巨擘马歇尔·麦克卢汉则更加推断，在未来的电子社会中，对于由口语控制的信息体系来说，无知将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因为无知者更具有可塑性，他们不受过去的规范的限制，所以他们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可以更容易地学习新技术。
我们习惯上的阅读可能即将被唾弃。尽管，我们可能依旧在昏黄的灯光下，懒懒地躺在床上，拿着一本印刷精美的书籍，去享受印刷文字的快乐。但是，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这幅动人的图景即将像那些已经消失的古董一样让我们留恋。而我们的那些孩子们呢？我们还可能理直气壮地去指责他们，为什么不好好读书，为什么不读一读古典名著？
美丽的新世界
“但是，我喜欢不舒适的生活。我要上帝，我需要诗歌，我需要真实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变老、变丑，甚至变得性无能的权利，我要犯罪，我要痛苦、忧虑……”
发出这声音的是伯纳德·马克斯，一个生活在“美丽新世界”中却不知满足的人。在这个世界，福特的《我的生活和事业》取代了《圣经》，孩子的儿歌是“福特开着小汽车，世界变得多美好”，这个世界推崇的是“共有、划一、安定”，一切犯罪都彻底从这里消失。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类是通过无性繁殖的。一个叫“中央伦敦孵育暨制约中心”控制着整个国家的人口，它制造着肩负不同任务的人种，阿尔法、贝塔、伽玛、德尔塔和艾普西龙，他们的智力水平逐级下降，如艾普西龙，他是作为国家劳动力的需求而制造的，几乎不需要智力，而中心的这个需求使他的智力程度保持低水平。
由于这个世界是被技术严密设计的，这里的人从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他们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从不会有自发的情感。
这是阿尔多斯·赫胥黎营造的《美丽的新世界》，这个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尽管有个崇拜科学的爷爷托马斯·赫胥黎，但显然他对当时正在流行的“科技崇拜症”抱有明显的不信任感，他似乎同样鄙夷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莫尔的《乌托邦》。于是在1932年，他催生出了这样一个将高度发达的科技与专制主义结合起来的产物。这一年，福特的T型车已经在世界广为流传，而他发明的装配线正在不停歇地上演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而斯大林正在把那些与他理念不同的人驱赶到古拉格群岛，有理由相信，技术至上主义与专制主义正在世界肆无忌惮地展开……
于是秉承着英国人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38岁的赫胥黎以他特有的尖刻词语，冷漠地猜想了这个“美好的未来社会”。然后，借助这个叫伯纳德·马克斯贝塔人种，锐利地撕破了技术时代表面的美丽面纱。故事从参观伦敦中心区繁殖和分类场开始，而这个马克斯先生是由于无形繁殖的流程中的一个不幸的疏忽造成的——他在胎儿期间酒精进入了他的血液循环。于是这位先生显然与幸福的时代不合拍，他甚至用老掉牙的方式爱上了一位莲娜·克罗尼的阿尔法女人，并放弃了“新世界”中流行的性爱游戏规则，而想与她成为那种早已消失的“恋人”。于是，他带着她乘火箭去了新墨西哥的原始保护区。生活在原始保护区的“野人”看起来很痛苦，生活的环境肮脏，女人要忍受分娩的痛苦，他们会得病，会变老，会有让人讨厌的争斗……但是，这一切却让骨子流着酒精的马克斯激动不已，于是他喊出了开头的话。
故事的结局让人悲哀，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元首害怕“野人”来破坏他们统一的思想。像后来的乔治·奥威尔一样，赫胥黎对未来世界是悲观的。只不过奥威尔对于世界的恐惧语言更多的是针对极权主义，而赫胥黎则是技术。这种对技术的恐慌让人想起了施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对于技术的描述：“技术是像我父上帝一样永恒和不可变化的，它像上帝之子一样拯救人类，它像圣灵一样照耀着我们。”
我们对于这个上帝的信服，是因为它能迅速给我们带来现实的快乐，汽车、电话、计算机，而不需要像从前那样整天祈祷是为了缥缈的来生的幸福。¨wén。 rén 。shū 。wū¨技术是一个功利化的见效快的上帝，并且毫不拒绝地让我们纵欲。于是最终，我们必然被技术本身所异化，让自己丢失掉人类最重要的特征，就像《美丽的新世界》中元首所说的：“今天的世界是安定的，人们很快乐，他们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而他们永远也不会要他们得不到的。他们富有，他们安全，他们不惧怕死亡，他们幸运地对激情和老迈一无所知……”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类的快乐永远产生于强烈的对比之中。所以，所有的读者都知道美丽的新世界，美丽得不适合居住。几十年来，没有谁比赫胥黎更成功地对技术进行质疑，于是在克隆羊出现时，这本书被广泛地引用着。我们有理由感谢赫胥黎先生的想象力与阴冷的文风，尽管他营造的世界有点滑稽，离我们依旧遥远，但是，他却以他对于“人”的关注来不断提醒我们，技术给我们带来偏差的可能。
静谧的激情
我在快速地翻阅本雅明的文集时，歌德的一句话从密密麻麻的字符中跳跃出来，准确无误地抓住了我。这个德国老人说道：“在这个躁动的时代，能够躲进静谧的激情深处的人确实是幸福的。”我不知道这句话的语境，但语言的动人正在于它具有穿越历史的力量。
“静谧的激情”，这个短语完美地解释了我心中一直以来隐隐刺痛的原因。对于每一个成长于90年代的少年来讲，不管是“静谧”还是“激情”都是被遗忘的词语。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时代，比起每一代中国青年，我们都获得了一种空前的视野。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任何我们渴望的东西，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我们的青春在一个没有禁区的环境中度过。但是，这种铺面而来的丰富，也一下子让我们年轻的灵魂不知所措。
我们的生活就像网页上永远没有穷尽的链接一样，从这一点到那一点，我们无法把精力集中在任何一点上，而青春与才情就消耗在这没完没了的跳跃过程中。我们的周围是如此喧嚣，我们的偶像是互联网世界风起云涌的惊世富豪们，而后现代主义者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由偶然造成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失去了让自己静谧的能力。我们必须不断让自己置身于吵闹声中，不管这种吵闹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感到安全。因为没有静谧，我们必然也就失去了获得激情的环境。激情是以全部身心的力量，选择狭窄的突破点，才可能实现的。而我们的肉体与心灵上带有了太多的接触点，有了太多的兴奋带，所以，我们最终丧失了激情的可能。我们可能是快乐的，但这种快乐可能也永远是不痛不痒的。
所以，我们快乐，却不幸福。幸福需要一种心灵的力量，它让你如此专注于你的兴趣，它可能是爱情，可能是理想，甚至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玩具。于是，在这个时代，我们最终沦为浮士德。在我们年轻的身体中，充满了各种知识与技能，却唯独没有了灵魂。所以，我们的身体虽然丰满，却没有脊梁来支撑。
欲望的声音
“人们听到肉体的声音，我会说欲望的声音，总之是内心的狂热，听到肉体能叫得这么响，或者能使周围的一切鸦雀无声，过着完整的生活，夜里、白天都这样。如果你没有体验过绝对服从身体的欲望的必要性，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体验过激情，你在生活就什么也体验不到。”那个总是左手拿着烟，在18岁就已经老去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用她特有的黄昏式的口吻这样说着。这个似乎永远陷入欲望中挣扎与绝望的法国女人揭示了本世纪最惊心动魄的主题——对真正的爱的渴望。
三年后（1980年），已经66岁的杜拉斯与小她40多岁的大学生安德烈·扬坠入爱河。无疑，从外表来看，这已经不是那个在湄公河畔、穿着安南服装的15岁少女，也不是《广岛之恋》中的那个迷人的法国女人，66岁的心灵上的巨大起伏与不断酗酒已经让这个女人的脸的确正如她自称的“面容已经被深深的干枯的皱纹撕得四分五裂，皮肤也支离破碎”。她那双躲在宽阔的黑色镜框后面的眼睛还有神采吗？但是，她的心无疑依旧强烈地跳跃着，并随时准备迎接可以击倒一切的剧烈的爱情的到来。
杜拉斯的朋友米歇尔·芒索在记述这段罕见的爱情时写道：“大学生让她把自己带到任何地方，他爱上了一部小说，他遇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强迫他爱她，就像爱她的作品一样。完全爱她，在肉体上爱她……这个身躯在请求，在享受，几乎是在恳求：吻我吧……”无疑，杜拉斯打破了现实与小说的界限，她几乎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情感冒险之中，她不断地体验着内心的狂热，肉体的声音从她的灵魂深处撕心裂肺地传出——“爱要么是激情，要么就什么也不是。”
她的惊世骇俗式而不由反驳的论断，每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为此而陷入忧虑或者喜悦的思考——我们又爱过吗？这个残酷的法国女人已经锐利地刺破了我们生活的虚伪，她几乎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不屑地问我们：“你体验过真正的爱吗。”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爱”的模样了，爱要么像一个美丽的甜品点缀在我们的生活中，它在我们孤独的时候给以慰藉，在快乐的时候提供容器。在经典的描述中，爱情是那些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互相搀扶走过的身影，是所谓的生了锈般岁月的长久“牵手”，是一个被亲情充斥而没有欲望声音的平庸生活，是有着太多的精神上的思念，却排斥了肉体声音的想象的情节……爱，被加入了太多文化的成分，被注入了太多精神意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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