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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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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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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十周年纪念版）》是作者在星巴克咖啡馆里、北大校园的男生宿舍床上、春天的北方城市街道边，一次次遭遇智慧或者青春的完成。初版于2001年，十年以来，比他更年轻的一代，生活在一个物质与信息丰沛、思想却匮乏的时代，个人声音轻易淹没在喧哗的众声中。人们相信体制、资本、统计数字，却不相信个人意志。大部分人要么放弃自己对个人独特性的坚持，要么躲入一个封闭、自溺的小世界。作者期待曾经历的迷惘与焦灼，也对年轻一代有所启发。
作者简介
许知远，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微电子专业。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就职于《生活》与《商业周刊》，也是FT中文网与《亚洲周刊》的专栏作家，他还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已出版的作品包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醒来》、《极权的诱惑》、《祖国的陌生人》等。
十年之后
这本书的生命比我想象的更长。
它的绝大部分篇章，写于1998年夏天到2000年春天。我即将从大学毕业，未来充满希望又暧昧不明。我渴望知识、名声、自由，还有冒险也混乱的爱情。
写作是我赢得这一切，也是释放焦虑的主要方式。从北大东门外的平房到西门暖气不足的公寓楼里，我在一台自行组装的486电脑上，敲下这些杂乱无章的文字。我雄心勃勃，自怜自艾，还愤愤不平。
如果这本书赢得一些读者，一定与这种自我挣扎有关。一个年轻人，如何面对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如何剖析自己的内心，如何确立与社会的关系，怎样寻找自己的历史坐标……它不仅是我个人，也是我这一代，乃至每一代人都面临的问题。时代会变迁，技术日新月异，新制度取代旧制度，这一旅程从不会终止。
在一些时代，这种自我发现可能被暂时遮蔽。现实的压力、群体的盲从、虚假的诱惑，都可能令人放弃这种发现，人们不倾听内心的渴望，回避孤独与焦虑，躲在通行的规则背后。但人们也终究会发现，这种生活其实不值得一过，你越回避自己的内心，越茫然无措。
十年以来，比我更年轻的一代，就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与信息丰沛、思想却匮乏的时代，个人声音轻易淹没在喧哗的众声中。人们相信体制、资本、统计数字，却不相信个人意志。大部分人要么放弃自己对个人独特性的坚持，要么躲入一个封闭、自溺的小世界。我期待我曾经历的迷惘与焦灼，也对他们有所启发。
我从来没想象过，这些文字真的能作为一本书出版。十年过去了，我该向这四位朋友发出迟来却诚挚的感谢：是余杰，当时的中文系研究生，他的黄色封皮的自印文集，鼓舞起我写作的欲望；是王锋，《三联生活周刊》的编辑，暗示我或许有某种才华，并把我带入了新闻业；是于威，她给我无限的鼓励与耐心，明确地告诉我应该成为一名作家；是野夫，他容忍了一个年轻人脆弱的骄傲，最终出版了这本书。
承蒙“理想国”朋友们的厚爱，这一版本以精装本的形态出现。它令我喜悦又感伤，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也在提醒我青春不再，开始享受一名中老年作家的待遇。比起从前的两个版本，它的文字保持旧貌，但增添两篇旧文，都是关于大学同学的素描。还要感谢95级微电子的同学们提供的老照片，看着十多年前的风物与面孔，不胜欷嘘。
许知远
2011年4月1日
五年之后
在发表那些散漫篇章之后的五年中，我是“匆忙”的俘虏。只有偶尔的夜晚，歌德所说的“静谧的激情”才会从心头泛起。那往往是悲观之时，我对自己创造力的深刻沮丧，暂时遮蔽了截稿时间、对高尚荣誉或浅薄名声的贪婪。
五年前，我相信写作是为生活而存在，它是通往、享受、占有那个丰富世界的途径，是实现光荣与梦想的手段。而现在，我越来越愿意为那一个美妙的段落而放弃整个秋日的下午，明知阳光与微风有多么撩人。一些时候，我非常担心，这笔交易必将为通货膨胀所累，如果才华不再可以横溢而出，我是否心甘继续这种浮士德式的交易。
我没有重读这些作品，再版时它们完全保持了原貌，曾经的热情、生硬与虚妄都流露其中。我在序言中总是故作老成与超然，其实内心仍徒劳地深深期待，这本书能卖得像周杰伦的唱片那么多，而丝毫不会有爱德蒙·威尔逊式的担心，这位我五年前就爱上的批评家曾经觉得他的书——平装本销量太大，“大得足以使一个严肃的作家害臊”。
许知远
2006年9月5日
自序：四十六年之后
这本书的出版对我来说是件重要的事。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1923年，敏感的阿根廷青年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这一年他24岁。46年后，这位双目近乎失明的老人在再版序中这样写道：“我发觉1923年写下这些东西的那位青年本质上已经就是今天或认可或修改这些东西的先生……对我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包容了我后来所写的一切……”
在博尔赫斯的口吻中，我依稀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尽管比起1923年的博尔赫斯，除了年龄相同之外，我们似乎缺乏相似之处。我从来没有把生活搭建成一个由时间的轮回来控制的迷宫的欲望，更缺乏那个阿根廷人坚强而深邃的想象力。但是，我已经预感到，这本书的出版的确已经暗示了我即将踏上的道路。
美国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22岁时骄傲而自以为是地说：“我应该干文学这一行。”能在年轻时就清晰地意识到未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今天的我，正享有这种幸福。在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中，我已经强烈而执著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倾向。尽管从1998年至今，我的文字轨迹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一条线索却愈发清晰起来，我希望利用文字来表明一种生活态度，阐述某种道理，甚至有点粗暴地规定某种道路。更明确地讲，我是一位非文学类作家，是一位喜欢对世界进行广泛发言的知识分子，在我前面遥遥站立着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伯特兰·罗素、埃德蒙·威尔逊、沃尔特·李普曼、让一保尔·萨特……
这可能是某种危险，就像保罗·约翰逊在那本风行一时的著作《知识分子》中近乎歇斯底里强调过的。但是，保罗·约翰逊却混淆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人文知识分子更多的是精神世界的立法者。尽管与立法者的距离遥远，我已经感到了某种危险。因为，每当我严肃地宣称自己是一位知识分子时，嘲笑与不信任就发生了。这时候，我就想起了海明威在巴黎的咖啡馆里一丝不苟地写作的场景。坚守严肃让人尊敬，同时也意味着你有被嘲弄的危险。
锐利的批评家苏珊·桑塔格说，1870年左右是她最向往的年代。因为那段时间，全欧洲都在上演着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这位批评家看来，最杰出的大众文化必须是古典思想与现实的结合，这种混杂产生的文化可以挽救我们日渐庸俗化的世界。
于是，当我毫不迟疑地宣称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时，我也明确了自己的任务。我必须深入人类文明最精要的思想文化之中，探取它们的秘密；我必须与那些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大脑与最动人的灵魂相伴，争取那半点的光辉……然后，我渴望把这些秘密和光辉与周围的人群共同分享。有了这点解释，你就会明了为何在这本书中，充斥着各种伟大的名字与引语，因为我相信引用可能是通往伟大的最简捷途径。而当周围的人群，可能通过那些引用的只言片语而意识到世界远比他们生活的周遭环境辽阔与壮观得多时，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是一个通俗知识分子，是游走在思想的山峰与现实的平地之间的人，我试图在相互孤立的二者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我的序言快要结束了。这里面充斥着让人痛恨的自以为是，以及一个年轻人不知深浅的狂妄。但是，如果你抛弃掉这些表面的不适应，你应该可以看到，这里面充满着海明威初学写作时的认真与坚定。你也应该会依稀看到46年之后的我的样子，那时候我已经苍老，眼睛应该没有失明，可能也拄着拐杖，可能狂妄之气已经淡去，但是肯定依然严肃与认真，依然坚信伟大的思想与灵魂。那时候，我也会缓缓地讲道：“其实我的样子，在2001年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已经尽显出来，那是我的第一本书，那时候我是多么的年轻……”
最后，我想引用歌德的一句话：阅读是读者与作者间的一次合谋。书已经翻开，你已经边缘性地进入这场阴谋，除了主动乃至假装愉快地参与，似乎别无选择……
一条人文主义狗
那些曾经年轻的人啊
一
李敖又露面了，甚至比30年前更风光。他在接受杨澜访问时，依旧毫不掩饰地说：“我只看漂亮的女人。”他在指点台湾地区领导候选人时，依旧是嘴不留情，挖苦对手身上的每一个器官。他的笑声依旧那么爽朗，他的脸似乎也还年轻。但是，这一切已经无法激起我任何感觉了。我惊恐地望着电视上的他和生活中的我自己——是他在衰老，还是我在衰老？是他已经丧失了魅力，还是我已经不可避免地滑入平庸？
我仍旧清晰地记得，16岁的我第一次读到《十三年和十三月》时无法抑制的激动。这已经是90年代，距离李敖的文章写作日期是29年。在文章中，这是一个年轻得如此彻底的年轻人。他说喜欢那些激进作家的锋利，以及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他说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他说不管流弹和棒子怎么多，他还是要走上前去。他引用了一位印度青年诗人的诗句来自勉：“你已经吞下不少苦药，请再勇敢地喝下这杯毒酒吧！”他接着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走到晦暗的十字街头，他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不少苦药。那些观众说：“恐怕药太苦了。”他却回答：“怕什么呢？我吃给你看！我还有一杯毒酒！”这一年李敖27岁，他上过大学，当过兵，他在日月潭边租的狭窄的“四席小屋”中过着贫困不堪的生活，但他依旧笑着，怀抱着对于中国社会弊病深深的忧虑和对于个人未来生活的憧憬。他觉得他还年轻，还是冲一冲吧，为了社会更为了自己。于是他开始给《文星》写稿。《老年人和棒子》、《十三年和十三月》……激情与才情已被压抑得太久的李傲凭借着年轻人特有的锐气，痛快淋漓地释放了。读此时李敖的文字，你不是在那里与历史交流，也不是与那些庞杂的知识交流，你是在与一颗活生生的心灵交流，它坚强有力甚至肆无忌惮地跳动着。
1992年，李敖已经57岁，但我与他相逢时，是一颗还未遭遇激情的16岁的心灵与一颗恰正年轻的27岁的心灵的相逢，李敖激起我们最共同的感想。这是很多人读李敖的感受。李敖说《十三年和十三月》是他收到读者来信最多的一篇文章。“一位初中二年级的小朋友，穷得站在书摊旁边看完它；一位高一肄业的少年人，在金门战地里看完它；一位匿名的中学生，‘激动得连午饭都吃不下’，‘含着泪水，又看了一遍’；一位台大医学院四年级学生，看过后‘激动得整夜不能眠’……”真正感动人的，从来不是思想，而是年轻的勇气。李敖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思想，他只是以一个27岁的青年的身份在说话，他毫不掩饰他的感慨，他的愤怒，他的欲望，他的痛苦，和身处困境中却毫不动摇的勇敢……这一切正触动了所有年轻心灵的神经。
我在事隔30年之后，在几千公里外的北京和那些激动的中学生大学生一样颤抖着，我记得那一夜，我渴望大声地呼喊，渴望在我的小屋里又蹦又跳，渴望对着全班的同学大声地叫：“你们知道李敖吗？”……之后的几年间，我用各种方式寻找李敖的作品，了解李敖其人。李敖说他，说话比文章好，人比说话好。李敖的种种特立独行的故事加剧了我对他的心仪。他会在高三那年，因为厌恶考试机制，就休了学，放心地养浩然正气；他会在考上台大法律系之后，再退学；他会上课不抄笔记，还理直气壮地说，那是中学生才干的事；他会“李敖情书满天飞，是个女孩就想追”地追逐台大的女生；他会在父亲的葬礼，顶着全台中市的白眼……这些最琐碎的事情，却映衬出一个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与思考的年轻人的形象，同时他又是充满了人性的血肉，而不是一具只会思想的尸体。
李敖的大学札记是李敖最动人的文字之一，这个一心要成为巨人的年轻人在札记中不断地叫嚣着，自勉着，痛苦却顽强地面对挫折。读这些札记，仿佛看到一个努力向上爬的年轻人，他满脸的坚毅，同时又带着浅浅的玩世不恭——这是他面对世俗世界的武器。我常常在上课时望着窗外，想象那个整天在校园里穿着长袍，一脸不吝的青年。有时，甚至会冒出两句李敖式的豪言壮语，在平庸的90年代的中学课堂上引起小小的骚乱。
李敖的文字越读越多，也越来越让我失望。尽管，他关于国民党，关于蒋介石，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他的独到之处，也尽管我敬佩他面对牢狱之灾的勇气，以及复出后，在传统下的独白，或者在独白下的传统……但是，这一切都已经不能再打动我，离开了青春的勇气，李敖只是一个学者，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愤世嫉俗者，他不是作为一颗充满无限激情的心灵而存在。
1997年，李敖推出《李敖回忆录》，风行台湾。台湾《商业周刊》评价说，“它激起了整整一代人对于李敖的美好回忆”。这句评价再明显不过了，李敖属于60年代的台湾，那是一个笼罩在白色恐怖下的年代，一个在高压的政治和窒息的传统文化笼罩下的台湾，那个叫李敖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副玩世不恭的文化太保架势地说，“老年人该放下棒子了，该轮到我们登场了”，“文明即梅毒”……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动人心的了吗？他是黑暗中的短暂却刺眼的微光。
但是，今天呢？依旧是“我还年轻”的模样，他的身体也可以保证他在57岁的时候再生个儿子。但是，他确实不再年轻了，脱离那个年纪的李敖的话不能激动人，反而让人觉得滑稽，在电视上看到谈笑风生的他，我觉得他只是一个愤世嫉俗的老年人，他已经60岁了。谁说只要保持心灵的年轻，人就可以不老，我不相信。我甚至宁愿相信，那不是李敖，真正的李敖还活在60年代，还活在我16岁的心里，那是一个如此年轻的李敖。
二
崔健在美国作巡回演出时，依旧对着台下的观众喊道：你们还年轻吗？可是一位观众却这样说：“他明显老了，眼袋明显大了，头发也稀疏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摧毁了崔健有关自己还年轻的一切辩解。他对着在美国随同采访的记者说，他觉得自己还年轻，年轻意味着速度和力量，他觉得这两样东西，他都还有。
尽管他在新专辑中，音乐的力量和强度都在加强，也尽管他可以说，他的听众在退化，已经不能再理解他，崔健还说，他的新作品更多地注入了社会批判意识……但这一切不过是他正在失去青春的一个标志，他应该知道，他曾经激动我们的不是那些批判意识，而是他音乐洋溢的青春精神。
一位走过80年代的中青年会这样回忆起崔健，“走在大街上，我突然被击倒了”。整整一代人被崔健的音乐所击倒，而其原由当然不是那些习惯形而上分析的人所说的深刻性，它只是激起了那一代人始终被压抑的青春的欲望。所谓治疗了一代人“失语症”，正是激发了青春所应该有的放肆叛逆劲。而崔健身上最有利的武器，正是其自身的一副“崔大爷”的撒野气质。在备受争议的赵健伟《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一书前的插页上，崔健四仰八叉地躺在那里，那一副“操你大爷”的表情或许正表现了他音乐的本质——肆无忌惮地表现力量。
而这一切肆无忌惮必须以年轻作为基础。这一点阿城说得极妙，“年轻气盛，年轻自然气盛，元气足。元气足，不免就狂。年轻的时候狂起来还算好看，25岁以后再狂，没人理了”。所以崔健以36岁高龄说自己年轻时，这一切已经不再动人。走过北大学二食堂的旧址时，我总是在想，十几年前在这里演出的崔健该是怎样的元气十足。那时候，崔健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认可。在油腻腻、乱哄哄的学二食堂，北大学生似乎没有对这个中国的“鲍勃·迪伦”表现出什么热情，据说，拌着鱼香肉丝或者大白菜的味道，观众在这里进进出出，掌声寥寥。一年后，崔健再次在大讲堂出现时，只能容纳1500人的空间挤进了3000人。这时候的崔健可能并不需要拼命叫喊“你们还年轻吗？”因为，此时他不需要自我打气。他的年纪本身已经给了他通向那一颗颗热血、躁动的心灵的最短路径。
如今这一切都变了。是当初那些热爱倾听的心灵变得沧桑了，还是为了保持以为的年轻，崔健给自己掺杂了过多的做作？或许两者都是。可能，对于一个漫长的生命来讲，灵魂可以激动的时期本就很短，这是整个暗淡生命中最明亮的时段，或许也是我们之所以存活在世间的主要缘由。不管是崔健还是李敖，他们准确无误而又精彩万分地在充当了这段时间中我们灵魂的导游人，他们是内心深处最热血沸腾的记忆。如今他们老了，我们也老了，像告别了蜜月期的情侣，我们相互指责对方的叛变，同时谁也无法忘记那些最美妙的时光。
一条人文主义狗
史努比是一条富有人文气息的狗，舒尔茨把本应从属于一位热爱幻想的少年的品质，注入了这条狗体内，于是这条狗获得了罕见的生命力。
当查尔斯·舒尔茨决定退休时，一位读者这样写信给《新闻周刊》表明自己的哀痛：“当我的儿子还小时，他因为太喜欢史努比了，以至于决定让自己成为一只小狗。他吃完了所有的狗粮。而且，在好几年内，他坚持每天都学一会儿狗叫。我记得有一天，他被一个他认为是朋友的人伤害了，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世界背叛了他。他看着我，眼里充满泪水。同时说：‘我希望史努比是真的。’”
这个孩子的希望准确地道出那只叫史努比的小狗让我们如痴如醉的关键——它代表着人类永恒的困境——梦想与现实的冲突。这只倔强富有个性的狗，如此坚决地拒绝承认自己作为狗的身份，当它的主人查理·布朗说，你看人家的狗，主人把树枝扔出去，狗就会跑过去把它叼回来。于是，史努比就叼来一个树枝，一下子扔到了远方，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查理·布朗。它常常专注地坐在小房子上，写作它的不朽的小说。尽管小说的开头从未改变过，尽管它从来只收到退稿信。它常常幻想自己是一位勇敢的飞行员，并在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斗英雄……
不管是在舒尔茨生前还是死后，总有批评者坚持认为，在《花生》漫画50年的历史里，除去最初的一段时间，舒尔茨是缺乏创造力的，他是个可耻的自我复制者。这种指责当然有其道理，但是它却低估了舒尔茨利用那条爱幻想的狗和那些不合时宜的孩子所表现出的人性光辉，有了人性这条主线，不管那些连载漫画多么雷同，它已经产生了一种渗透心灵的表现力。史努比是一条富有人文气息的狗，坚持尊严、不安现状、耽于幻想、英雄主义理想——这已经是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作品描绘的主题，也是人文主义者所坚持的“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之一。
20世纪是一个人文精神遭遇空前挑战的世纪，不断发展的技术与不断扩张的物质欲望把人类的心灵挤压得越发干瘪。就像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讥讽的一样，我们正可悲地成为机器流水线上的一部分。我们被迫越来越现实，一点点放弃尊严。
史努比诞生时，人类社会已经习惯了被分配到福特的流水装配线上，物质主义已经开始出现，人们也越来越习惯于被机器或者国家安置。史努比很可能进入20世纪卓越的人文主义者的名单。在这串名单中，茨威格怒斥着极端的民族主义，卓别林控诉着机器时代，乔治·奥威尔则说明了极权主义对于个人的危害……这一切都是为了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是何等重要。史努比以其独特的形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尽管这样类比有点荒谬……
舒尔茨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把人类天性中最美好的成分加入漫画中。但文艺作品从来都是对于现实的反射，即使对于历史并不长的漫画亦是如此。20世纪初的《丁丁历险记》中的那个四处寻求冒险的丁丁，反映了欧洲社会处于扩张时期的雄心勃勃；而在70年代末出现的《加菲猫》中，物欲横流的肥猫则意味着处于消费时代的我们对于自我欲望的纵容。
所以舒尔茨的努力，可能无意中正契合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沙龙》杂志认为，舒尔茨的漫画，象征了在美国战后一代少年中所出现的不安与焦虑感，他们普遍对于自己缺乏自信。这种分析正确却并不全面。对于美国读者来讲，查理·布朗可能是《花生》漫画中的主角，他正是这种分析的代表。但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宽阔，我们会发现，在非美国地区，史努比往往是漫画中的主角。在全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的50年中，《花生》始终能赢得众多观众的关键因素，似乎也是因为这条与众不同的狗。发生在上海、北京的抢购玩具史努比的事件正体现了这一点。
所以，舒尔茨对于我们生活的贡献可能正是，在这个技术与物质不断挤压我们的精神空间的时代里，创造了一条拒绝现实的小狗。这也是史努比可以在无数卡通形象中脱颖而出的最重要的原因，它代表了人类身上脆弱而敏感的一面，这些品质正在消失。于是，在日益现实与享乐的人群中，一条小狗耽于幻想，因为幻想而碰壁，于是它身上也因此而披上了一层永不消失的忧伤气质。幻想与忧伤，这两种气质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是如此的稀罕与动人。作为一个中国读者，你可以在中国的90年代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当然，作为阅读者，我们无需把阅读史努比变成思想的负担。像一切漫画一样，史努比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但我们也发现，史努比给我们带来笑声的同时，也带来了浅浅的忧伤。我们在回味史努比时，也常常会想到自己，我们是否也同样面临着这样尴尬而忧伤的境况。
在刚刚进入21世纪时，舒尔茨宣布中止50年的连载。原因是舒尔茨的身体状况不佳，两个月后，舒尔茨离开了人世。在《新闻周刊》的悼念漫画上，查理·布朗与史努比相拥痛哭：“我们的爸爸死了。”这正常的中断与死亡，似乎也含含糊糊地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在更加物质化与技术化的21世纪，幻想与忧伤更将没有容身之地，所以不合时宜的史努比还是放弃这最后的挣扎吧。”这种推测当然会遭到无数的质疑与不屑，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而无聊的假设，如果把加菲猫与史努比放入同一漫画情节中，结果是什么？我个人的意见是，满身世俗之气的加菲猫将把人文气息的史努比压迫得无处藏身……
当然，我们都会怀念史努比，就像上个世纪的人怀念19世纪的单纯一样。但面对现实的残酷，我们所能做的可能仅仅是怀念。
没有颜色的青春
阿城在《遍地风流》的序言里说，中国没有青春文学，青春总是或多或少与政治掺在一起。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王朔的《动物凶猛》，光名字就够吓人的。阿城主张的青春是嚣张的、更接近于生理本能的，这一点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过精彩的表述。
尽管阿城在抱怨着，但他还是写出了《彼时正年轻》，插队的那段日子里，在荒野山村中涌出的青春骚动时至今日愈发动人。当那些躯体与意识逐渐成熟的时候，欲望在成长过程中充满了迷惘，这时候，你还缺乏基本的判断，对于这个周围环境介乎于理解与不理解之间。本能告诉你，总该反抗些什么，可是面对真实又不知如何是好……这种奇妙的情感该是多么痛苦和美妙啊！
尽管知青的生活里充斥了太多的悲剧和丑恶，陈冲在《天浴》里已经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但是，我对于这种特殊的境遇给青春带来的不寻常颜色还是抱有极大的兴趣。尽管，王小波与阿城一边在大骂那十年的缺乏“常识”，但另一方面还是在文字里频繁地呈现了它，不管它带有怎样的苦涩，但无疑都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脉之中。
有些时候，在疲软的夕阳下，我会猜测起这两个人年轻时的样子，在云南的雨林中，他们该是怎样的意气风发或无精打采……我渐渐了解，对于那种苦难的向往，是对我们目前生活的一种无情的唾弃。由于这种唾弃，我会对于30年前的大洋彼岸的狂乱抱有无限的心驰神往。革命的热情，无所畏惧的自由的性，世界大同的理想，还有鲍勃·迪伦嘶哑的嗓音。于是，我在《阿甘正传》中看到“Berkly”的字样，听到“如果你去旧金山，别忘记在头上……”时激动得心跳超速。于是，当我阅读《在路上》时，我的灵魂已经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有无限延伸的公路，荒凉的沙漠，疲惫却年轻的面孔，还有肆无忌惮的自由，可以无限挥霍的青春……
尽管，那一代的反叛明星们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宰，尽管伴随着热情的衰退，道德保守主义重又回到轨道，尽管社会不可能总处于那种激烈的状态，但是你必须承认，青春必须带上某种疯狂的痕迹，它让你恬不知耻地挑战历史。聪明的萧伯纳说：“如果年轻时不是左派，那么40岁时肯定是个保守分子。”如果一个人在青春期时不具备缥缈的幻想，那么这个人注定是乏味的。
于是很必然，我为自己的出生日期而遗憾，这种遗憾仿若李敖对于自己“早出生了50年”的抱怨。1976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已经意味着我的青春不可避免地滑向平庸。在我的大脑开始比较顺畅的运转前，理想主义情绪高昂的80年代过去了，我通过零星的文字记载来理解那个时代的传奇。文化热、诗歌的写作、人生意义的探索，被压抑得太久的青春在那短短的十年内，以罕见的力量喷涌而出。我热切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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