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心多么顽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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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他渴望情人那怕只是骗他一下也好，理由是对于一个渴望爱情的人来说，假装去爱也并不是什么太大的过错。
“这诗说得多好，老四你知道，人那心呀，有时候真的很顽固。”谢静文充满了感叹说，“当然，如果没有真的爱情，来的假的，也未必就是什么坏事。”
谢静文就是这么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说什么都对，话到了她嘴里，怎么说都行。她天生喜欢唱高调，喜欢强词夺理，喜欢说那些能把你绕糊涂的话。我总是跟不上她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谢静文的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实在太多，你常常弄不明白她究竟想干什么。说老实话，和她在一起，最大的好处是你觉得从来不欠她的情。如果说我们之间玩的并不是什么真的感情游戏，但是我可以肯定，绝对也没有掺杂着什么假的东西，我们之间没有那种虚情假意。谢静文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女人，你和她往来，并不觉得欠她什么，她从来不会死皮赖脸地缠着你，她根本不需要的你的同情，甚至也不需要你的爱。
多少年以后，谢静文和一个金发蓝眼的外国人搂在一起，突然出现在我开的那家小餐馆里。这绝对是一次无意的偶然遭遇，和她一起走进来的外国男人，看上去要比她小好多岁。刚进门的时候，我们相互一怔，很快认出了对方是谁。但是并没有打招呼，我们都有些心照不宣，都假装不认识。一时间，我怀疑自己会不会认错了人，毕竟一晃已经快二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就好像是两股道上跑的火车，我们又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小站上遇到了。这次遭遇的时间其实很短，谢静文和那个外国人坐了下来，大大咧咧点菜，在大家的注视下，叽哩咕噜地和他说着什么。那个外国人很平静地仰着脖子听她说话，一边听，一边点头。谢静文只是在临走的时候，才向我走过来，说你不是老四吗。她好像刚认出我一样，春风满面地说，老四，我没认错人吧。她用英语向旁边的男人介绍，一口气说了半天。谢静文告诉我那外国人是她现在的老公，说她已经是美国一家大学的副教授，然后一阵风一样又突然消失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第三章（一）
　现在已经说不清楚我当初调回南京时的感受。在我绝望的时候，在我觉得完全没有什么出路的时候，在我最自暴自弃的时候，回城的调令突然来了。记得当时我正在干活，车间里机器轰鸣，我满手都是油污，农机厂的一个副厂长跑来找我，笑着报告这个好消息。说老实话，我当时那心情，当然是高兴，但是也谈不上什么特别高兴。大批的知青纷纷回城了，当年一同下乡插队落户的人中，我差不多已属于最后一批。这一天实在是盼得太久了，前前后后，我已在农村整整待了八年，这八年下来，我对重新再做一个城市里的人，已经没什么信心，我早就心灰意懒。那时候，是粉碎四人帮前夕，我的五肝六脏已经麻木了，心灵上已经起老茧。
我和阿妍几乎立刻结婚了，大家都赶来为我们祝贺，都说老四找了个有情有义的好女人。这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在我们当年一起插队的知青中，因为回城先后的不同，许多对恋人都分道扬镳。大家对阿妍的不变心称赞不已，都说像我们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能经受住时间考验，实在太不容易。接二连三地有人过来向我敬酒，我酒量一向不行，别人怎么劝，我也不肯多喝。结果那天喝得大醉的是冯瑞，他小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分配在市商业局，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买烟买酒甚至买酱油都要凭票，因此差不多所有认识冯瑞的人，都讨好巴结他，都拍他的马屁。
冯瑞脚步不稳地走到我们面前，口齿已经不清楚：
“老四，你一定要跟我喝，咱哥俩一定得喝――”
谢静文也端着酒杯过来了，她先我一步回了南京，当时是拿到调令就走人，甚至连招呼也没和我打一个。这是回城以后，我们见过的唯一的一次，她拦住了冯瑞，带着些酒意，面红耳赤地说：
“你小子别仗着自己能喝，来，我陪你喝。”
冯瑞说：“又又不是我们俩结婚，我跟你喝喝什么酒？”
谢静文立刻板脸，说：“别撒酒疯，要喝就喝，不喝滚走！”
“喝，喝，今天谁跟我喝，我都喝。”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和谢静文的关系，反正阿妍是一点戒心都没有。在婚礼上，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谁和谁分手，谁和谁分了手，后来又和好结婚。一起下乡的那批知青中，我和阿妍结婚绝对是属于晚婚，早结婚的孩子已经快上小学了。吃完了是闹新房，人多房间小，只能一批批轮着进去参观，像肉包子塞馅一样，把新房都快挤爆炸了。我们家的居住条件本来就不好，就一间房间，这次为了让我结婚，勉强从大房间里隔出一个小房间来。那时候流行用刨花板作隔墙，薄薄的一层墙，隔着它，外面咳嗽和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干活的木工也是一个知青，做隔墙的时候，他就开玩笑地对我说过：
“以后千万要悠着一点，这刨花板太薄了。”
我不想说我们结婚后的日子幸福的不得了。幸福就是这样，你盼呀盼呀，真到手了，也不过就是这么回事。很多事是预料不到的，很多事并不是原来想象得那样美好。阿妍曾让我是那样入迷，曾让我是那样的如痴如醉。我曾经无数遍地幻想过我们的初夜，但是梦想成真，真到新婚之夜，我却有些不知所措。隔着一层薄薄的刨花板墙壁，外面的鼾声清晰可闻。事情就是这么巧，阿妍身上恰好来了女人的那玩意，她为此也觉得十分歉意。闹新房的人很快就走了，大家都觉得不应该耽误新婚夫妇的大好时光，临走还在说那些带着暗示的玩笑话。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那时候的新婚常常是真正意义的新婚之夜，大家绝对相信我们可能什么也没有干过，他们绝对相信我们还都是生手。
我和阿妍都知道在这日子里不能做那种事。在新婚须知的小手册上，明确无误地写着这么一条。现在，如何度过我们的新婚之夜，已经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阿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简直就是恶作剧，是老天爷故意在与老四开玩笑。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不知所措，终于盼到了这一刻，我们除了互相抚摸之外，干不了别的什么，结果整整一个晚上，我就只能让她握着我的那位小兄弟。阿妍在这方面当然是很无知的，我躺在那胡思乱想，思绪万千，浮想联翩。这时候，想不胡思乱想也不行，想不走火入魔也会走火入魔。我想到了自己的不忠，想到了与谢静文在烈士陵园供桌上干的那些疯狂事，心里一阵阵内疚和歉意。


那时候的人真的是很多事都不懂，阿妍有些害羞，更有些好奇，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小兄弟不肯丢。我们静静地躺在那，根本就无法入睡。我们无能为力，有力气也没地方用，我感到很绝望，很可笑。由于新房与外面只隔了一层薄薄的木板，夜深人静，我们也不敢说什么话。只能静静地听着外面父亲放肆的呼噜，听着我妹妹或者是我母亲在床上翻身的声音。夜深人静，外面有一点点动静，都听得清清楚楚。我那小兄弟像不屈服的战士，无数次地站起来，刚刚要倒下去，又在阿妍的扶持下，突然昂起精神，像纪念碑一样竖起来。
阿妍为我的小兄弟起了个绰号叫“铲刀把”。这是新婚之夜她最精彩的一个发现，她为此很得意自己的想象力。现在已经见不到这老式的铲刀，也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那种老式的木把铲刀已被完全淘汰了。在过去，家家户户炒菜都用这种铲刀，前面的那一块是金属的，后面是一个长长的圆木把子。阿妍把我的小兄弟和圆的木把子联系在了起来。我开玩笑地对阿妍说，“铲刀把”这个比喻并不确切，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小兄弟没有那么长，却比那玩意要粗许多。
阿妍就笑，说长也好，粗也好，都不重要，关键是一种感觉，是情不自禁产生的那种联想。她指的是男人勃起时的模样，她说她一想到这个比喻，有时候正在做菜，手上握着铲刀把，忍不住就会笑出声来。这一晚上，我很难受，毕竟是毫无作为地挺了一夜。这种感觉并不是很舒服，简直称得上是遭罪。第二天，我感到非常累，非常狼狈，比和谢静文在一起度过的疯狂初夜更疲倦。这显然是一种惩罚，我是罪有应得，是对自己错误行为的一个报应。
我和阿妍的上班时间总是冲突，她下班回来，差不多便是我该去上班的时候。而且休息日也不是同一天，我们都在服务行业工作，是轮休制。我被分配在一家很有名的馆子里学厨师，虽然已经三十岁了，刚开始拜师学徒。那时候，最不称心的一件事，是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尽兴。我说的是夫妻之间的那件事，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了合法夫妻，却永远是偷偷摸摸，因为居住的环境实在太差了，实在是太恶劣。
一大家人住在一起的感觉很不好，房子小就更不好。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一家五口人，多少年来，一直住在大约三十多平方的一间房子里，那时候家里没有卫生间，自我懂事起，我母亲，还有我姐姐我妹妹，都当着我的面上马桶。后来我大了，她们就在拐角那里挡一块布，但是常常忘了拉上。在我们家里，永远是阴盛阳衰，永远是女人的气势盛，母亲永远是在埋怨父亲，父亲永远是不吭声。她们大大咧咧地上马桶，坐在马桶上聊天，以此来显示她们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我母亲是个半新半旧的人物，是女中学生，外公是做绸布生意的，在城南开了一个店铺。那时候的女孩子能读完中学已经很不错了，加上母亲嫁给我父亲的时候，是个十足的小美人，她看着自己当时的照片，就忍不住要感叹，忍不住要抱怨，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会那么不称心。母亲结婚的时候，也是我父亲最得意的一段时候，当时，他作为军官学校的武术教练，穿着一身正经八百的军官服，要多神气有多神气。可惜这好日子很快就一去不复返，国民党丢了天下，父亲成了四类分子，成了历史反革命，一切就都改变了。
自小我就与父亲在一张床上睡觉，我们家很长时间里，都是两张床，我与父亲一张床，母亲和姐姐妹妹三个挤一张床。和阿妍结婚以后，我一直在琢磨父亲和母亲的这一辈子。事实上，父母的感情一直不太好，父亲的心思都用在打拳上，母亲一辈子都过得比较压抑。他们不和谐的婚姻给我们做子女的留下了深深阴影。他们是夫妻，又不是夫妻，行同路人，因为虽然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做了五十年夫妻，可他们永远都是分床睡觉。母亲这一生中，与父亲的关系始终若有若无，别人谈到夫妻分居的苦处时，她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她一生中并没有和父亲的分居过，过的却是一种真正的分居生活。　　
　第三章（二）
　当然，并不是说他们之间就没有那种事，三个孩子不可能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我想说的是他们婚姻绝对有很严重的问题，两人的感情异常冷淡，作为子女，我们几乎就没有看到过他们之间有过什么说笑。这个家里没有一个人对父亲有最起码的尊重，我们从来不当面喊他“爸爸”，我们都懒得喊他，他也无所谓。我们甚至都不觉得父亲这辈子有什么冤枉，他后来的历史反革命帽子终于不复存在，得到了什么平反，他的价值好像又被重新发现了，被一所大学聘去当了武术教练，还评上一个副教授头衔，但是我们全家受母亲的影响，加上多少年来养成的习惯，仍然还是不把他当回事。父亲潦倒时，母亲看不起他，不潦倒了，母亲为了表示自己过去的观点不错，仍然看不起他。
其实，不只是对父亲这样，在我们这个家里，谁对谁都谈不上有起码的尊重。阿妍与我结婚的时候，我姐姐早已出嫁，妹妹结过一次婚，不久就离了，又住回家来。我这个妹妹脾气特别坏，从一开始，她就不喜欢阿妍，就喜欢挑衅。每次我急猴猴地想做那件事的时候，阿妍总是低声地在我耳边叮嘱，让我轻一些，不要弄出响声来，以免让外面的我妹妹听见。有一天晚上，我的动作幅度稍稍大了一些，第二天一早，我妹妹板着脸，问我们昨天晚上是不是打架了，声音为什么会那么大。阿妍的脸顿时红了，我装着没听见，这丫头竟然咄咄逼人地又来了一句：
“老四，我问你话？”
“什么事？”
“好呀，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想找到做爱的乐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原来一直觉得，与阿妍结婚以后，日子会过得非常甜蜜，可是真结婚了，两个人真在一起了，一切都是与原来设想的不一样。生活永远也不会像想象得那么好。阿妍好像只是把那件事看作妻子应尽的义务，她觉得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只要能让我满足完事就行了，因此，我常常是白花力气，怎么使劲都没反应，怎么忙都是白忙。我们根本找不到什么感觉，阿妍每次只是希望那件事尽快结束，她像个局外人似的躺在那一动不动，只要有一点点异常的声响，就会轻轻地拍我的背，就会捏我的屁股，警告我不要太放肆。
在做那事的时候，阿妍对我的耳语，不是“轻一点”，就是“快一点”。我们之间的不和谐，当然还不仅仅是指这件事。在经济方面，也经常要闹些小不愉快，这当然不是与我，主要是与我母亲。结婚以后，娘家规定阿妍每月必须要拿出二分之一的钱来贴补家用。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岁出头了，拿的仍然是学徒工资，不得厚着脸皮占父母的光。我们吃住在这边家里，不贴饭钱，我母亲因此觉得太吃亏了，她主要是觉得阿妍吃里扒外，这边一分钱不出，却还要贴补娘家。母亲和我妹妹一样，都是不肯省事的女人，肚子里有些什么小疙瘩，非要说出来才痛快，非要吵一架才过瘾。
说老实话，这些矛盾害得我在双方父母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双方大人显然都对我们的婚姻不满意。人穷志短，人穷了，很多事就一点办法也没有。这要是真说起来，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阿妍娘家虽然不富裕，也不至于穷到那一步，非要已经出嫁的女儿贴补不可，毕竟孩子一个个都长大了，都有了工作，而且老丈人和丈母娘的工资也不是太低。阿妍的父母在铁路上工作，都算是有点文化的人。丈母娘是铁路小学的教师，偏偏对阿妍这个女儿特别苛刻，动不动就把那句“我不能把你白养那么大吧”挂在嘴上。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这个女婿，始终觉得把女儿嫁给我太吃亏了。
我那个丈母娘永远会用两件事来数落阿妍，因为有了这两件事，似乎就有充足的理由让阿妍贴钱。第一件事是她怀阿妍弟弟，快临产的时候，被阿妍吓了一跳。当时阿妍带着两个妹妹在空地上玩，脚底下忽然绊了一下，摔出去很远，丈母娘因此受了惊吓，当天晚上就去医院。她提起这件事就耿耿于怀，认定阿妍从小就算谋害她的用心，丈母娘养了五个女儿，毫不容易才有了这个宝贝儿子，如果因此出了意外，你说这有多严重。另一件事，是最先把阿妍弄回城，当时除了老三阿妍，老四老五都在农村插队，做母亲的，在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情况，先考虑了阿妍，仅此一点以足以说明待阿妍不薄，就足以让阿妍回报她一辈子的情。
阿妍从一开始就明白，把自己弄回城的真实目的，是要让她照顾当时已经瘫痪在床上的外婆。在几个姐妹中，只有阿妍最能吃苦，最会照顾人，很显然，在这一点上，阿妍并没有占什么大便宜，然而她却因为自己先回城，对两个妹妹一直抱有内疚。阿妍永远是那种心里惦记着娘家的女人，天生就有牺牲精神，从一结婚，她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娘家，她母亲即使不是规定她贴钱，她也会主动这么做。当然，我不在乎这个，不在乎她从工资里拿出二分之一来贴补娘家，老四从来就不是那种小鸡肚肠的人，说老实话，我忍受不了的是丈母娘的那种态度，她始终看不起我，不仅看不起我，也顺带看不起阿妍。她因为阿妍嫁的男人最没出息，总是用各种办法来让我难堪，用最不入耳的话来羞辱我。
阿妍最小的那个妹妹结婚，我母亲把别人送我们结婚的两条绸被面拿出来，找了块红纸包上当作贺礼。这事不知道怎么让丈母娘知道了原委，立刻有些不乐意，对阿妍说：
“我跟你说了，那种小市民的家庭，是不能嫁的，哪有这样把东西送过来送过去的。”
如果丈母娘只是在女儿面前抱怨也就罢了，关键是她还要当着我的面，对我喋喋不休：
“老四，这两条绸被面，是算你妈出的份子，还是算你们小两口的。”
阿妍说：“妈，这有什么好计较的，是谁的还不都一样。”
“阿妍，你这丫头难道是真不明白事，怎么会一样呢？”
在这时候，我只能一声不吭。
阿妍嘀咕了一句：“有什么关系！”
“当然没什么关系，”丈母娘又说，“反正也没用过，没把用过的拿出来，已经不错了。真要是这么做了，你又能怎么办，小市民就是小市民。”
这些话当然不会传到我母亲的耳朵里。但是她有感觉，是女人都会有那种直觉，她知道我那个丈母娘看不起她，因此在心里也很有意见。她觉得她太嚣张了，说她自己嫁女儿，怎么也没有见到有什么陪嫁。我母亲忿忿不平地说，哼，说起来还是什么知识分子，动不动就像个大户人家的小姐一样，摆什么阔气，自己该往外拿的时候，却是一毛不拔。我母亲越说越来火，她最受不了别人说她是小市民，为了这句话，她一定要争出个是非来：
“真不知道谁是小市民了，我好歹也是读过书的，要论出身，我比你那个丈母娘不知强多少，你爸爸是不行，说起来是个历史反革命，我哪一点比你丈母娘差了，她凭什么就看不起我，凭什么看不起我们家。”　　
　第三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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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回城以后会有这些麻烦，做梦也不会想到结婚以后会有这些苦恼。有时候我觉得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回城，还不如不结婚。我老四可不是那种没有脾气的人，按照我的血性，阿妍娘家的人全部加起来，也不够我一个人揍。但是，这所有的委屈，我都强忍了下来。我再也不像刚下乡那会血气方刚，我再也不是那个几天不打架就拳头发痒的老四，我已经过了三十岁了，犯不着那样。
一开始，我忍气吞声，完全是因为阿妍，一想到她辛辛苦苦地等了我这么多年，一想到她这么多年没有变心，眼见着她也是三十岁的人了，我受多大的委屈都无所谓。要说忍气吞声，阿妍才是真正的忍气吞声，能和我母亲共处，能和我那宝贝妹妹共处，那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阿妍的处境要比我艰难得多，我赌气可以不去丈母娘家，她却得天天回到这个家里来受罪。阿妍是那种有了委屈都不会觉得委屈的人。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根本就懒得与丈母娘计较。打太极拳讲究以柔克刚，多少年来的拳练下来，我也逐渐悟出了一些修身养性的道理。有很多事是没办法计较的，我知道丈母娘看不起我，看不起也没办法，她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她呢。只要我自己事实上混得并不像丈母娘想得那么差劲就行了。那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赶紧好好地学门手艺。人活在世界上，必须有一门好好的手艺才行，我年龄已经不小，不抓紧不行了。
那时候的人对学手艺根本不看重，大家反正是拿一样的钱，都是三十多块钱。当时的餐饮店都是公家经营，小伙子都喜欢干跑堂，因为这样可以在外面大堂里与女孩子说笑聊天。当时也没什么生意，空闲得很，没有什么公款吃喝这一套，哪像现在这样到处都是馆子。当时大家都穷，手上都没什么钱，吃吃喝喝仍然还有资产阶级的嫌疑，因此也没什么客人。我们这些当过知青的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吃苦耐劳，知青出身的人都不怕苦。怎么也比在农村好，怎么也比当农民强。能吃苦耐劳绝对是件好事，我这人后来再怎么堕落，但是吃苦耐劳的习惯没改变过。当时一起进店的几个年轻人中，只有我肯认真地学习点技术，只有我肯动脑筋，只有我肯虚心学习。
我得到了李延龄师傅的好感，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没有人知道这老头有一手绝活。李延龄那时候什么也不是，他在文革中也下放过，调回来以后，差不多已到退休年龄。他一直遗憾没有人肯跟他学手艺，看我愿意学，就很认真地教我，那真是手把手地教。说老实话，当厨师真没什么难的，只要你肯动脑筋，肯虚心学习，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入门。我很快就学出了一些门道。当然了，能遇上一位好师傅这才是你的运气。李延龄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手艺活的事，认真学，能有个一百来天，就足以蒙人混事，但是你如果要更上层楼，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说你老四悟性不错，千万不要满足一些皮毛，行行出状元，好好干，当厨师照样可以出人头地。
那时候，找我的帮忙人渐渐多起来，那个年头不像现在，办什么事都讲究找个熟人，都要开后门。凡事一定要有熟人关照才靠得住，那些喜欢上馆子的人都希望与我交朋友，我的朋友可以说三教九流，都是些手头有钱的角色，按照李延龄师傅的说法，有能耐的人才会经常上馆子，你多结识一些这样的人，日后自然会有用得着的时候。我跟李延龄学了一年多手艺，他老人家就退休了，当时是真不把他当回事，不像后来，烹饪界动不动就喊他李老，尊他为厨王。
我差不多就算是李延龄的关门弟子了，他退休以后，我常常一本正经地到他家去请教，听他传授经验。说老实话，我还就是喜欢琢磨这菜这么烧才好。李延龄的两个儿子当时都在外地，我便像他的儿子一样照顾他。他老人家生病了，发烧感冒什么的，包括割痔疮，都是我和阿妍陪他上医院。他的房子漏了，我去找房管所的朋友帮忙，将他房子的屋顶拆了重建。有一段时候，我们还差点为他找个老伴，他因此对待我也像儿子一样，什么话都跟我说，什么绝活都不保留。后来我自己开馆子，为了招揽生意，曾经公开打李延龄关门弟子的招牌，他老人家怕我坏了他一世的英名，并不是特别高兴，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我们有过那么一段缘分，毕竟我在他身边为他做过不少事情。
要说李延龄师傅那才是真正见过大世面的人，解放前，许多国民党的大亨，都吃过他做的菜。南京这地方当时是国民党的首都，他曾经是出过大风头的人物。李延龄的观点就是，当厨师首先打出名气，这道理就像今天的馆子一定要有招牌菜一样，名菜名馆名人，作为一名厨师，只有和上层人物打交道才能成名。据说早在解放前，周恩来就知道李延龄的大名，到七十年代初期，周总理陪外宾来南京参观，突然想到了他，兴致勃勃地提出要让他掌勺，说是很怀念他做的菜。一个国家的总理隔了二十多年，居然还能记住他，可见李延龄当年的名声有多响亮。这事一度传为佳话，李延龄也一直引以为自豪，但是说老实话，就算是有过这件事，李延龄刚退休那会，仍然没人把他当回事。
李延龄后来成为厨王，成为南京餐饮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那都是后来的事情。
我那个丈母娘过日子，是再有钱也舍不得用。不过，她很快就发现，我这个没用的女婿偶尔也有用得上的时候。有什么事了，比如丈母娘和老丈人过生日，阿妍的小妹结婚，小弟结婚，就让我去掌勺。七十年代不像现在，那时候办喜事不上馆子，都是在自己家里操办，如果地方不够大，还要借邻居家的地盘，屋檐下院子里，只要是个地方就行。不仅是丈母娘家给我这个露脸机会，她家的亲戚朋友家也纷纷邀请我去。毕竟我是出身名门，人家一听我是什么馆子正经八百的厨师，先从心底里开始佩服了。有一次，我还将我师傅李延龄请出山，由他老人家亲自出面为大家做了几样菜，有一道鱼做得真是绝对有水平。可惜好菜也要有人品，遇上不懂吃的人，也是白花力气。我做的这些事，做了也就做了，仍然还不足以提高我在阿妍家的地位，虽然吃的人赞不绝口，她家的人却从来都不肯说我好。
阿妍那时候卖猪肉也是个很吃香的工作，因为猪肉价格都是统一的，瘦肉肥肉一个价，给多少瘦肉搭多少肥肉，全看卖肉的高兴。很多人为了少搭一些肥肉，拚命讨好巴结卖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卖肉的绝对比知识分子有地位，当时很多有权有势的人都愿意和阿妍交朋友。我们的日子开始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总的来说，日子过得很不错。为了安全起见，我天天骑自行车送阿妍去上班。那时候社会风气并不比今天差，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因为在菜场上班，她天天都是半夜三更地就得赶过去。阿妍并不要我送，她根本就不在乎，我母亲也为这事老跟我犯嘀咕，说你这样，天天要少睡多少觉。我说少睡觉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喜欢去送她，我愿意天天这么送她。
虽然一路上也没什么话可说，但是她坐在我的车后，用手搂着我，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只有在这时候，只有在这黑咕隆咚的夜晚，穿过静静的小巷，骑在大马路上，我才感觉到她真的是我的老婆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感觉甚至比睡在同一张床上都实在，阿妍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人家明明早就是你的老婆了，你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感觉？”
阿妍又说：“我不是你的老婆，是谁的老婆？”
受李延龄师傅的影响，我开始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名流。当时和我来往的人中，有名演员，名中医，名西医，名教授，还有嘴馋的官员。说起来也可笑，我一度还当了票友，正红八百地学唱过几天京剧，唱的是花脸，样板戏中那几段的著名的唱腔，我都能唱，唱得还蛮像回事。当票友之外，我开始养花，玩小鸟，颇有些遗老遗少的味道。那时候，送阿妍上班回来，我便直接去公园打拳。我再也不打陈式太极拳，而是改打杨式太极，有时候是和父亲一起练，他不断地有些新徒弟，我们就在一起练推手。　　
　第三章（四）
　阿妍怀孕的时候，已经三十岁出头了。我没想到会出意外，因为一开始，好像都很正常。我当时有个玩得不错的朋友姓居，是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这家伙要比我大个十岁模样，后来成了著名的妇科专家。我们成为朋友，除了他嘴馋之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也喜欢唱京剧，他是反串，唱青衣，我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