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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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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支流滋润着印度中部和南部，给孟加拉湾东部的植被、动物和人类带来至关重要的生命力。这片地域的年降雨量达29英尺之多。
一头水牛尸体躺在路边，僵直的四肢直挺挺地伸展着。两个男人，中间夹着一头山羊，坐着一辆冒着蓝烟的助动车急驶而过，另一个男人，神秘地推着一辆绑着缝纫机的手推车迎面过来。他尊姓大名？他往哪里去？他做什么职业？工资多少？我应该请他停下来好好问问——他要是会说英语，答案肯定非常有趣。苗条的女人穿着亮闪闪的纱丽，头上顶着看起来又大又沉的柴火或水罐，步履轻盈地在路边疾行，匀称的臀部在纱丽的包裹下诱人地摆动。
阳光在闪耀，成千上万的热带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两头牛拉着车缓缓地从我身边走过。在脑啡肽愉快的催涌下，我舒舒服服地坐在一棵绕着藤蔓的榕树下，背靠着一个驮筐，用印度甜品补充一下能量。尽管印度的交通一度让我不知所措，但自从经历了欧洲那些最捉摸不定的日子之后，我的信心早已增强无数倍。只要自行车不给我找麻烦，并且我身体健康，我对自然界的各种暴行——逆风、山脉、雷雨或沙漠等——全部无所畏惧。
半山腰上，依稀可见几个小小的人影正在地里干活。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20世纪初时西高止山脉上覆盖着的约62000平方英里的热带雨林已经迅速减少到如今的5000平方英里。大片的土地被清理，种上尤加利树、茶叶、咖啡、豆蔻和腰果，还建了公路建筑、矿山和水利发电工程。树木的急剧减少使雨水无法充分吸固，成为洪水泛滥的主要原因。
*
“果阿”这一地名说明该地隶属葡萄牙长达四个半世纪之久，直到1947年印度独立，果阿才得以解放。
尽管我的身体棒极了，晚上睡得很不错，而且也在有规律地补充能量，但从马普萨（Mapusa）向南的公路上，我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表面上，今天去往普里（Pololem）的路程应该比较轻松，因为路程比平常短，我自认为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但事实却大相径庭：天气炎热，山路颠簸曲折。我忍着口渴，骑过了雪白的罗马天主教堂、微微泛光的稻田、招手示意的路人和马路边翠丰集团、生力啤酒的广告牌。我的肾上腺激素水平还没上升到一定状态，如果没有心理上的调整，我很难兴奋起来。
在普里，随处可见背包族和身着宽松围裙，满头缠绕着发辫的嬉皮士。当地的生意人早就开始学着迎合西方口味和需求了。尽管这里到处都有网吧、饭店、旅馆、公共电话厅，以及卖卫生纸、衣服、二手书、工艺品和纪念品的商店，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印度的原生态。顺着广阔的黄金海滩，有茂盛的棕榈树和葱郁的小山，整个画面如同一首美妙的田园诗。我脱去被汗水浸透的衣服，缓缓地跑过两三只停在沙滩上正等待重返大海的小渔船。
*
在果阿的海难边慵懒地逗留了四天后，我继续南行，向卡纳塔克邦（Karnataka）行进。柏油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很是颠簸。在坎普塔（Kampta）一家餐厅喝饮料时的一场对话我依然记忆犹新：
侍者：“Odour Foot（脚臭吗）？”（译注：实际是“order food”，点餐。侍者说话有口音，听起来像“脚臭”）
我：“您说什么？”
侍者：“Odour Foot（脚臭吗）？”
我停顿了一下：“抱歉，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真让人尴尬！他打算给我滑石粉还是一双干净的袜子？我知道我的脚出了很多汗，一天结束后脱掉靴子时可能确实有那么一点儿味道，不过不至于那么浓烈吧，隔着靴子就能闻到？
侍者（面无表情地）：“有的人会先喝水，然后‘Odour Foot’。”
越是往南，天气就越来越闷热，就连早晨的清新空气都已不复存在。从西高止山到阿拉伯海的河流宽阔壮丽，泛着金光，几座大桥横跨两岸。但这会儿可不是欣赏风景的好时候，因为只要我一走神，自行车就会立即塌陷到坑里。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经过印度石油、巴拉特石油和印度斯坦石油的加油站、被撞得底朝天的破卡车和巴士、棕榈树、成片的椰林、成群结队的公牛、光着膀子、肌肉发达、齐膝立于水中的男人，还有深一脚浅一脚的稻田、荒弃的海滩和覆盖着热带雨林的浓密山林。
我又热又渴地穿越芒格洛尔市（Mangalore），喉咙疼极了，于是从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可乐和两个炸蔬菜饺。口齿不清的小贩可以做鲜榨菠萝汁，因此我又买了一杯。和往常一样，那个将信将疑的主人很难相信我是从英国一路骑车来到这里的，而且竟然骑了六个多月。
他问我什么时候打算回家。
“明年九月。”
“您的职业？”
“运输。”我含糊其辞地回答道。
“工资多少？”
“一年大概两万英镑。”
他把英镑换算成卢比，然后问我英国有没有穷人。就像我在发展中国家常常遇到的那样，他也同样没想到欧洲国家的生活成本也很高，还以为我们个个有钱没处花。当我告诉他欧洲也有不少乞丐时，他满脸惊讶。
“你结婚了吗？”他又问。
“要是结了婚，我就不可能这么自由自在地自行车环球旅行了。”
“婚姻给人安全感，却不能提供自由。”他严肃地说道。
临行前，我和他握手道别。
“祝您一路顺风！”他以那种很难模仿的印度方式摆了摆头，这个姿势介乎点头和摇头之间，似乎表示在宇宙的秩序中得到了全然的和谐与满足。
“谢谢！”我答道，“祝你马到成功。”
*
喀拉拉邦（Kerala）是印度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识字率为91％，远远高于全国52％的平均数，其出生率则为全印度次大陆最低。几个世纪以来，阿拉伯、犹太、荷兰和葡萄牙的商人为了占据这个国家的橡胶、柚木、腰果、茶叶、豆蔻香料和胡椒等丰富资源而斗得不可开交，直到1795年恃强凌弱的英国人收紧了绳套。1957年，喀拉拉邦选举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民选政党。在一个上坡道上，透过路边树林的缝隙，我看到绿色波浪般起伏不定的热带树丛远远地向远方伸展而去。一辆运输车紧跟在三个轮子的机动摩托后面，骄傲地显摆自己的四轮驱动装置，而我则轻松自在地拉着它前行，一路脸上笑开了花。
孤身旅行有很多好处。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和预算来旅行，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随时随地停下来。你只需要满足一个人，生活变得简单多了。行驶时，我会完全沉浸在周围的景象和声音里，一天80英里的定额让我只有在旅行间歇休息的时候，才会想念其他人。
我在果阿也曾遇到过一对开心的游伴，是我在伊斯法罕遇到的一对夫妇推荐的。这对开心的英国夫妇很是特立独行，开着一辆老牌的法国雪铁龙2CV满世界跑。瓦卡拉（Varkala）500公里海岸线上耸立着棕红色的悬崖，那里的游客主要是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现在想起来真是觉得古怪，身处这样一个拥挤的海滩，我居然比在沙漠腹地中露宿时更觉孤单。虽然周围到处英国人，而且其中不少人还非常风趣，可我却不知道该如何与人建立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现在竟然非常渴望有人过来问我“是哪国人？”或者“做什么工作？”但毫无疑问，周围这些人也像我一样，不愿贸然侵入别人的空间。
这里的环境的确很浪漫，一段爱情故事恐怕是打发时间的最佳途径了，但有魅力的单身女人通常不会独自旅行。到目前为止，我唯一遇上的只有一位法国女郎。她花了九个月从蒙彼利埃（Montpellie）一路途经埃及、约旦、叙利亚和土耳其，最终到达伊斯法罕。她头天晚上抵达阿梅尔卡比尔（Amir Kabir），我则在第二天一早离开那里。我很喜欢她，但我已经承诺了要在第二天启程，因此没有足够的时间。只好错过这段可能的艳遇。
我曾经收到过一封荷兰车手的邮件，她陪伴艾瑞克和艾玛穿越了东欧，她在邮件中用非常形象的方式强调了女人单身旅行时会遇到的问题。
快到西姆拉（Shimla）时，我遇到了一个恐怖的家伙，这人手指交叉，向我打手势示意我停下。我告诉他我不懂印地语，不明白他的意思，他便跟在我后面开始拉我，我把他推开，想逃走，但路实在是太陡了。他再次冲到我的后面，做了同样的事情。我开始大喊大叫，远远地看见有人走过，他松开手，我怕极了，只好一头扎进最近的一家旅馆。
这就是我的故事。这里的男人对西方女人的想法很愚蠢，他们总是在骚扰你，即便你穿着宽松巨大的衣服，也说你性感，想和你合影。但是我不想让因此而破坏我的旅行，明天我会重新跳上自行车，享受路上看到的一切，这样的经历实在是太棒了。
我是个男人，自然不那么容易受到性骚扰，而且也很少考虑这个问题，但这样的事情也曾经发生过。学生时代搭便车的时候我就遇到过好多次同性恋。这些人让我感到极为尴尬，不过这些事件基本上一闪而过，而且没留下什么伤害。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将一只试探性的手放在我的腿上，而我会立刻坚决挪开，把手推回给它的主人。
有一次在摩洛哥的海滩上，一个大块头的渔夫色迷迷地把我堵到了帐篷里。我一次次地把他推开，他突然变得面目狰狞，眼睛喷出火来。“我杀了你！”他用西班牙脏话威胁道。
没人知道我在哪儿，他确实可以把我杀掉，把我的尸体系在一块大岩石上，扔到海里去，还有比这更聪明的主意吗？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但毫无疑问，那会让我终生被困在恐惧的心理阴影中。我当时能做的只有好言相劝，感谢上帝，这个策略获得了成功。
我随身带了两个护身符，很小很轻：其中一个是只小袜子，是上回我哥来看我时三岁的侄女留下的；另一件是我在离家一周前举行的告别晚会上收到的一份礼物——这是一个标准的急救盒，里面有一副针线、一个古老的三便士硬币、一块折叠起来的口香糖、一点儿胶带、一粒阿司匹林片，还有两张折迭得紧紧的A4纸，纸的正面滑稽地描述了一个办公室的小职员如何被公司派遣，孤身一人骑车踏上了穿越亚洲的调研之路；背面是一份使用说明：盒中不含未经使用的火柴。我们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愚蠢到想孤身骑车走遍半个世界的人，为安全起见，都不应该提供给他未经使用的火柴。
想到多年前摩洛哥帐篷里的经历，我决定带上这个急救盒，以防万一。旅途中每当感觉寂寞的时候，我只需打开这个火柴盒，查看一下里面那几样东西，就可以立刻回到五月份的那个晚宴上，甚至似乎可以听见当时客人们醉醺醺的笑闹声。
我去了一趟网吧，出乎意料地收到了罗夫的邮件。
“噢，噢，噢！哥们儿。
我以为我从奎塔到拉合尔已经跑得够快了，没想到听说你比我还快了两天——就为了看一场乱七八糟的板球赛？真有那么邪乎吗？
不管怎么说，我在10月31日抵达边境线，奥地利猛男已经在那里等我了。我又掉头往曼谷去了（花了350美元），三天后到达。说实话，在中东这个大垃圾箱里扑腾了这几个月之后我才发现，泰国真是个好地方，我真是不虚此行！我在这里过得很放松，悠闲自在。
我在悉尼已经呆了四周，大多数时间在英皇十字区，这恐怕【文】是这片【人】大陆上【书】最不是东【屋】西的地方了！感谢你寄过来的卡片，我在拉合尔也想过离开酒店后找你，不过五分钟后，我就发现单是火车站附近就有两百家旅社……
我肯定错过了印度的很多垃圾（字面意思），好家伙，这样的自行车旅游到哪里算是个头啊！在拉合尔的头几天，上楼梯就简直要了我的命！我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做什么，我会在澳大利亚再待六个星期。祝你一切顺利——不光是在马桶盖上！
——罗夫”
瓦卡拉的大多数旅社和饭店都集中在北部的悬崖上，除此之外还有网吧、二手书店、手工艺品商店、美容院、按摩间、冥想教室、瑜伽教室。旅行社打着各种各样的广告：自行车出租、骑象游、钓鱼历险、漂流、船屋，还有各种打折火车票和飞机票。
圣诞节的晚上，我在崖顶的小路上散步，左边是远处传来的海浪拍击悬崖的声音，右边是熙熙攘攘的集市、耀眼的灯光和热烈的叫卖声。
“晚上好，先生。”
“您好！有事吗？”
“今晚我们提供特殊菜单和（神秘兮兮地放低了声音）特殊饮料……”
新鲜的鲨鱼足有三英尺长，鲷鱼和乌贼被陈列在餐厅外面。我被那份“特殊菜单”、饮料和现场音乐给吸引住了，终于抵不住诱惑坐进了这家“日落餐厅”，并点了一份鲨鱼、薯片和色拉。四周用柱子支起的遮阳篷上挂满了一串串彩灯、彩带和气球。几个烟花冲向天空。现场演奏还没开始，然而，隐匿的音箱里已经传出了雷鬼音乐。鱼块很大，稍稍佐以香料，吃起来有种扒里脊的韧劲，味道鲜美极了。
“请允许我对你们的茶表示赞美。”说罢，我又点了一瓶翠鸟。
侍者露出愉快的笑容：“您喝的是我们特制的茶！”
我又倒了一杯啤酒，满足地看着侍者在过往的游人中灵巧地穿梭，这番功力毫无疑问是多年勤学苦练的结果。两个年老的美国太太戴着圣诞老人的帽子，邻桌的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随身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充气圣诞树。其中一个女人肤色稍黑，显然是个漂亮的混血儿，她身姿绰约，说着一口完美的英语，稍稍带有一点点口音。突然间，我感觉自己很孤独，这种感觉就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我不知道该往哪儿看，那种心满意足的感觉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有些不自在，于是喝干啤酒，付了钱，走出门去。
*
穿过喀拉拉邦沉睡的首府城市特里凡得琅（Thiruvananthapuram）之后，我很快来到印度最南端的省——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天色阴沉，空气显得沉重而湿冷。商店里摆满了西瓜、香蕉、椰子、石榴、菠萝，吧台里陈列着色泽鲜亮的汽水，不断发出诱惑。印度人似乎酷爱噪音，在很多村庄里，印度流行音乐或者奉爱音乐从捆在大树上的大喇叭里传出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五彩缤纷的墙画继续大肆地宣传着各种产品和服务，从背心短衫到水泥到电影制作，应有尽有。
科摩林角（Kanniyakumari）是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栖息在印度大陆这个倒三角的顶端。这里拥有印度最神圣的庙宇。卖胶卷的，卖纪念品的，卖工艺品的，随处可见，朝圣者和度假者成了挨宰的羔羊。我走进一家餐厅，除了带着猜测的眼光扫视我的那两个年轻姑娘，我恐怕是这个镇上唯一的外国人了。在这个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和印度洋神圣汇流的地方，有一片小小的沙滩，许多穿戴完整的朝圣者在水中沐浴。
现在，我又刚刚完整地穿越了一块次大陆，我的旅行电脑上已经积累了将近9000英里，这让我确信无疑：我的旅程已经过半。已经走完的几千英里就像一个稳步累积的储蓄库，证明我的确拥有足够的体力和意志力一路走向海参崴和日本海。
我在绵绵细雨中回到了旅馆。这是自科尔曼与巴姆之间那场壮观的大暴雨后我遇到的第一场雨，它让我内心充满了少有的平静和安宁。
第十二章 远离法国
“水！”我坐在350卢比一天的阁楼里，吃着早餐——香蕉加橘子，突然从天花板上的缝隙里掉下几滴水。
“下雨了！”前台的女士抬头瞟了一下窗外。我把钥匙还给她，拿回550卢比的押金。
穿雨衣太热了，我决定给自己来个雨水浴。西高止山脉南部的山峰盘根错节的绿拳头直插积满雨水的云团，过了一会儿，眼前的风景又变得平坦起来。相对于海岸线来说，这里的树少了，多了一些开阔的空间。在这样的天气里，水鸭和青蛙是如鱼得水；一个小男孩挥舞着长杆，沿路赶着一百来只母鸭，马路旁的水坑里发出聒噪的蛙鸣。
我的汗衫和绑腿很快湿透了。我是个英国人，这种情况当然司空见惯，其实一旦全身湿透，你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感。身处热带，我的衣服经常被汗水湿透，但这次是一种清凉清凉的快感；我不再满脑子想着找水喝，水瓶里的水很新鲜，而且没有塑料的味道。路上的标志看起来有点儿模糊，我不得不摘掉眼镜。雨水渗到了我在果阿买的多音喇叭里了，结果喇叭只发出一个调子，来回重复。我懒得掏小刀打开电池盖，干脆把这个精巧的废物从车把上拧下来，扔到草丛里，随着最后一声怪叫，它正式沉默了。
伊拉克有句谚语：“湿透了的人不怕雨。”但风却是一个更大的难题，上帝撕开天幕，把他的大电扇开到最高档，龇牙咧嘴的西北风呼呼地转动着农场上的大风车。我骑行的每一米路都像是从马路上硬生生地挤出来的，就像从一个干瘪的柠檬上再挤出最后几滴汁水。
大雨倾盆而下，在路边的一家小餐厅里，我一边听雨水不断打在金属铁皮顶上，一边在一张香蕉叶上吃着我的咖喱米饭。在戈维尔伯蒂，人们光着脚踩着飞溅的水花，淌过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水塘。雨还在不断下，我从阿南达旅社出来，到外面探探路，买点儿明天的早餐，再理一下头发。晚上出门吃饭的时候明明已经变成了毛毛细雨，可回到旅社时，又变成了瓢泼大雨。这雨似乎会永远这么继续下去，我新剃的脑袋很光滑，像一粒花生。
*
水汪汪的马杜赖（Madurai）街道上满是等待好运的机会主义者。人们殷勤地过来和我打招呼，欢迎我来到他们的国家，问我从哪个国家远道而来，一切是否顺利。一大堆寒暄之后，我才明白他们是想问我要不要坐三轮，要不要大麻或兑换货币。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激发了我玩世不恭的态度，让我对所有自然而然的邂逅都竖起了屏障。
去吃早餐的路上，我买了一份《印度报》。在“龙卷风势头减弱”的大标题下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席卷泰米尔纳德南部的强低气压继续减弱为低气压并控制喀拉拉南部及周边地区，周四下午五点半钟靠近阿勒皮（Aleppey）地区。暴风雨损毁了杜蒂戈林（Tuticorin）的大片稻田、香蕉园、渔船和房屋。南部地区将持续经历大风降雨天气。
这座城市好比一个敞开的大集市，在这里你可以买到任何东西，从压缩机到新西服，应有尽有。我在一家开着空调的商店里流着口水瞎逛，货架上堆满了牛奶、咖啡豆、巧克力和巧克力威化饼干、玉米片、餐后酒、酥饼、花生酱、香皂、洗发水和除臭剂，还有你在欧洲以外很少能见到的一些好吃的东西，无不贵得惊人。我拿了两块花生巧克力，撞上一个狡猾的乞丐，他巧妙地拨动了我的同情心，我给了他一个卢比。
一群一群的乞丐在辉煌的米娜克西神庙（Shri Meenakshi）庙宇周围“巡逻”，就像一个个移动捐款箱。大象睁着一双温和多情的深棕色眼睛，下垂的皮肤打着厚厚的皱褶，从后面看，就好像穿着一条宽肥的大裤子。你把一枚硬币搁在它长鼻子末端，它就会用长鼻子轻拍你的头，好像教皇在赐福。我光脚淌过积着洪水的庙宇内部，感叹米娜克西神庙与阿姆利则那座静谧而低调的金庙很难相比，它甚至看起来有点儿俗气。50米高的大门上，从头到脚布满了五颜六色的雕刻画和挥舞着无数手臂、袒露着大肚子的众神小雕塑，远远高于周边的街道。
*
哥印拜陀（Coimbatore）让我想起了艾哈迈达巴德，这座城市规模庞大，污染严重，而且到处都有交通灯。我询问两个警察，这条路是否通向乌塔卡蒙德（Ooty），他俩一脸茫然。
“乌塔卡蒙德？这条路通往乌塔卡蒙德吗？”完整的地名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不过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简略的叫法，就连路牌上也大多写着“乌塔卡蒙德”。
“Trichy？”一个人问。
“不是，乌塔卡蒙德！Ooty！”我开始变得沮丧起来，“O…O…T…Y！”
他的伙伴决定出手相助。“您去哪儿？”他问。
我放弃了，我决定以后再也不向印度警察问路了。
过了梅图巴莱亚姆（Mettuppalaiyam），道路逐渐回到山里，肆无忌惮的热带阳光穿透云层照射下来，我换到了低速档上。山上的小站是为印度的英国统治者设立的，好让他们在灼热的平原上能有个避暑的阴凉地，这样的炎热在四五月就更无法忍受了。每年，德里和加尔各答的市政府都会搬迁到西姆拉（Shimla），而在殖民地时期，马德里政府就会迁往乌塔卡蒙德。
当然，我来这些山林并不是为了避暑，而是想要享受登山带给我的挑战和山顶的风景（在登上喀喇昆仑高速公路大干一场之前来点儿小小的预热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注意！山路从这里开始！”一条警告很不吉祥出现在眼前。
“速度仅有两字，死亡也是！”这是另外一个标语，对于我们这种会拼写的人，真是有点儿多此一举。
在我的右边，瀑布沿着高耸入云的崖壁奔流而下，左边则是万丈深渊和汩汩的水声。我被浓浓的热带绿意重重包围，青草、鲜花、灌木丛和树林你争我夺，共享同一片土地与阳光。几只猴子坐在路边的矮墙上，细细地打量着我。
有一次，我停在路边的小摊上休息，喝几口矿泉水，吃上两个香蕉，同时欣赏着山谷的另一边雄奇壮观的瀑布。我向几只猴子扔了几块香蕉皮，想趁机拍几张照，但这些小淘气上蹿下跳，根本停不下来。
四轮驱动的塔塔和马恒达车紧贴着窄窄的马路向前蹭着步子，大巴步履蹒跚地沿着弯道一边往前挪，一边不耐烦地按着喇叭。一只山羊在大巴上发出可怜的叫唤声，旁边是把它带上车的主人，要是我被迫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印度司机，我也会这样大声惨叫的。
“早上好！欢迎来到乌塔卡蒙德！”一辆塔塔车从边上经过，里面传出响亮的问候声。有好几次我不得不从自行车上下来，一边捡起石头向追赶我的狗扔过去，一边狠狠地叫骂，因为我前进的节奏被打断了，这非常让人恼火。
我在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前进，偶尔迎面拂来的清风让人心旷神怡。虽然我非常享受畅快的大下坡，喜欢看标着公里数的石碑从眼前飞驶而过，但我却发现，高度的损失还是让我颇感遗憾。疲劳让我越来越频繁地停在路边。一个摊主送给我三个小蜜橘，一个小姑娘和一个小男孩蹦蹦跳跳地从一辆等候的车上下来，询问我的名字和“哪个国家”。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听见后面有人在鼓掌：一个小伙子正在对我拍手喝彩。我有点儿不知所措，很想向他回礼，却还是向他微笑着表示谢意，而他则回敬我一个翘起的大拇指。
又一次中断行车是为了缓解背部的疼痛，一辆马恒达吉普车也开过来停在我边上。一个中年欧洲人从乘客的座位上冲着我投来好奇的目光。
我首先打破沉默：“你好！”
“嗯，你好！”回答中带着浓重的爱尔兰口音。
他在迪拜一家贸易公司工作，现在趁着假期来看望印度女友的亲戚，顺便旅游。我告诉他我从英国一路骑车来到这里，而且准备继续骑下去，一直骑到大陆的边缘海参崴，直到无路可走为止。最初的怀疑很快变成了敬畏，接着又上升到不加掩饰的钦佩。
“究竟是什么促使你踏上这样的旅程？”他问。
虽然西方人最常问的就是“为什么”，但欧洲以外的人却很少这样问。我觉得，在亚洲，尤其是印度（这里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在路上），人们更容易理解我的行为。朝圣中付出的艰辛越多，之后的回报就越大，有时候我甚至在想，这里的人说不定会认为我也是在朝圣，在为下一世多积累一些德行。
然而，很多西方人看不到旅行中超越艰苦与牺牲之外的东西。他们总是会问“为什么不坐飞机，大巴或者火车呢？”
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你在一家企业上投入得越多，得到的红利就越多。虽然有的是轻松简单的旅行方式，但在体力上和心理上的满足感肯定不会有那么多。我在路上的每一天都是对力量和意志的挑战，尽管有好几次我都想把自行车扔上一辆大巴（或者从最近的悬崖上扔下去），或者去一个最近的国际机场，但到目前为止，我只有一次没有经受住考验——疾病迫使我坐大巴进入科尔曼。而且，我还发现，自我克制带来的回报是无数倍的。如果你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饥饿，那又怎么可能真正地品味美食呢？如果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焦渴是什么，又怎么能感受到冰爽的饮料有多么美好呢？如果你不知道寒冷和潮湿是什么，又怎会了解阳光晒在脊背上时有多么惬意呢？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一点，没有阶段性的动荡和匮乏，就无法享受更大的平静和充裕。每一次艰难的上坡都一定伴随着随之而来的自由滑行（没有高坡就没有滑行），为了这份畅快的自由滑行，我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艰难而上的真正价值。我应当学会欢迎逆境，只有在一段时期的饥荒后，我才能珍惜多日的充裕，只有在灰蒙蒙的天空后，我才能尽情感受蓝天白云。
“我和女友分手了，接着又丢了工作。再这么待下去似乎没什么意义。”我简单地答道。
“你这么做就是为了这个吗？”
“不，只是觉得好玩。”
“你这么做是需要真正的勇气的——去那些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
勇气？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觉得这样做恐怕还是出于绝望。抛弃一份平步青云的职业或许需要一定的勇气，但我这么做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逃离绝望。
“你遇到过麻烦吗？”他继续问。
这是西方人继“为什么”之后最常问的一个问题了。他脑子里浮现的是埋伏、抢劫、绑架、强暴，或是什么来历不明的家伙，满脸胡子，包着头巾，面目狰狞。
旅行者如果对当地的习俗、价格和法律一概不知，便极有可能受到伤害。哪个民族都有一群土狼，窥伺着别人的弱点，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时准备下手。但这个世界是平衡的，我并不觉得在外面遇到的恶行会比在家少，在这个世界上，助他人于危难之中的那种本能无处不在。这个问题让我回想起向我流露自然善意的酒吧老板，在我心急火燎地修补轮胎时与我慷慨分享午餐的希腊加油站经理，当我病倒在沙漠中时向我提供食物、饮料和栖身地的伊朗人，还有那些频繁地主动让我免费搭乘却被我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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