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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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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有多少伊朗人穿短裤的，米罗？”我问。
他还是初衷不改。我觉得他纯粹是在自找麻烦，不过就像他说的，这是他自己的决定。我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话不投机，谈话很快走进死胡同，最后只好结束交流。他毫无幽默感，又不懂得聆听，告诉他八百遍还是记不住我的名字。
“好像我遇到的英国人都很沉默。”他终于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劲了。
“真的？”我打了个呵欠。
*
1973年油价猛涨，伊朗暴富之后，在伊朗国王的统治下，这个国家的汽车数量激增，从1970年到1978年之间私家车的数量翻了两番。因为买汽油可以从政府那里领补助，伊朗成了世界上开车最便宜的地方。大布里士（Tabriz）的大街由低矮的砖头、水泥和灰泥块凌乱地砌成，热气腾腾，空气中弥漫着烟雾和喇叭声。这里的环岛是个谜，谁也闹不清楚到底该从那边绕。这里司机的驾驶技术都很恐怖，这种情况下交通事故还那么少，真的很让人惊叹。人行道上忙忙碌碌地走着没刮胡子的男人，他们穿着松松垮垮的长裤和棉质长袖衫或尼龙衬衫，脖子前面敞着扣——在这儿扎领带会被人耻笑；女人则披着一袭宽大的黑色长袍，看着就像修女。
旅行指南上说整个大布里士唯一能兑换旅行支票的地方是梅利银行分行。我一边走一边看地图，顶着车流在一个单行道上骑了一会儿之后，终于找到了这家银行。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关门了，也许是因为职员都着急回家，换钱很迅速，一眨眼的功夫就完成了。
米罗就没有那么好运了。电子邮件比打电话便宜省事得多，但这老兄拒绝碰计算机，所以我们只好在恼人的酷热中，在混乱不堪的交通里噩梦一般地流窜了三个小时，希望能找地方买张电话卡。每次当我们汗流浃背地停下来问路时，总有一大群人围观，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米罗——此时他已经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短裤——却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很享受这种感觉。每次问路得到的回答都不一样，围观的人好像都不记得附近有卖电话卡的，最后我终于说服他放弃努力，干脆找个旅馆打个电话。
他的短裤终于发挥了作用，我们先后找了两家旅馆，老板都拒绝让他进入——在伊朗这个国家，米罗的做法就等于穿着三角裤在大庭广众招摇过市。对于伊朗人而言，他就是个无礼或滑稽的冒失鬼。但对于我来说，地缝才是最好的庇护所。
*
米罗还在呼呼大睡，散落四处的大鹅卵石在清晨的阳光中投下长长的阴影。我必须得叫醒他了，我已经忍无可忍。我需要目标、动力和截止时间。为了好好利用清晨的凉爽，我甚至会用闹钟。我喜欢一切都有计划。对我而言，自由只是意味着我可以自己设定截止日期，而不用听从别人，但不是随心所欲，一切都得按照时间表运行，没有时间表我就感觉像没穿衣服一样。
双手冰凉，我们开始收拾行囊，五条大狗在附近的山脊上发出轻蔑的叫声，这更令我们加快了速度。这会儿，为了一杯咖啡和巴赫，我完全可以笑着干掉一个人。
在斜射的阳光和长长的阴影里沿着陡峭的山路爬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暖和起来了。我们在警察哨所附近的山口上停下来吃早餐。我打开一罐金枪鱼罐头，抹在面包上——自从不久前小刀丢了之后，这件事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块奶酪很便宜。”米罗一边自鸣得意地嘟囔道，一边从十天前在土耳其买的一块令人毫无食欲的浅黄色砖头上切出一片。“一公斤才50万里拉！”他对自己花一美元买来的伊朗地图自豪不已，而我的是一张大得多的地形图，花了六英镑从基德明斯特（Kidderinster）的书店买来的，它不仅勾画了这个国家的轮廓，而且还以绿、黄、白、灰和淡紫等细腻的色块标明了不同的板块，我不仅可以从中更多了解伊朗的地理特征，而且这幅图本身就是个漂亮的玩意儿。
米罗告诉我，我买那本旅游指南简直是在浪费钱。
上帝！这哥们儿就是那种只知道价格却永远不知道价值的人，我实在忍无可忍，决定反击。我提醒他说，要不是靠这张地图里的街道图，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在银行关门前赶到，也不可能在城市南边的那座山上免费住宿，说不定还要在城里的某家旅馆花上一大笔钱过夜。一本像样的旅游指南可以帮一个人省却大量时间和麻烦，甚至省下一大笔费用。
“六英镑！”他尖叫起来，像是看到了鬼。“那可是九美元呢！”
没错，这我知道。等我回了家，我就会把这张九美元的地图挂在客厅，用圆珠笔标出我的路线，然后我可以向客人们“精确地”指出我是在哪个地方遇到这个让人头疼的斯洛文尼亚人的。
他买了一些浓缩柠檬汁，在路边足足摆弄了一个世纪才把水、糖和柠檬汁按照合适的比例调配成果汁。我们寻找食物的时间似乎和骑车时间一样多，因为他通常得找到会讲英语的店铺（这很不容易），才能弄清楚哪个茄子罐头里会有肉。看热闹的人每分钟都在增加，主要是孩子。这个“穿花衣的风笛手”丝毫不以为意，竟然决定要在附近的喷泉里洗脚。我绝望地远远躲开这群傻呆呆的观众，在烤人的太阳里坐立不安地等待，鼻孔里冒着烟，心里想着，看来伊朗乡下人平时实在缺少娱乐啊。
老朽的大货车、大巴和小汽车紧紧地包围着我们，我们一边顶着风艰难而上，一面在这些黑色或蓝白色肮脏的致癌烟幕里挣扎。我开始想象自己带着健硕的体格和肺癌、喉癌凯旋而归的情景了。正在这时，一声大喊从后面传来，米罗想撒尿。他冲着大马路脱掉裤子，水蛇挥舞，耀武扬威。而我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藏起来，在这样一个对于裸露肉体极端敏感的国家，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看着他没羞没臊的样子，我心里暗暗打定注意，分手的时候到了。
第五章 轻装上路
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摆放着三张矮桌，其中两张被用做睡床，其中一张床上传来无忧无虑的呼噜声。我打开旅游指南，按照最后几页的提示，点了奶酪、果酱、面包、两个鸡蛋和茶。我把鸡蛋、奶酪和果酱卷在分开的薄脆面饼里，味道好极了，而且这样的一顿素食早餐只需一美元。
路边的餐厅和咖啡馆价格便宜得离谱，而且是和当地人接触的理想地点。这里的人谦和友善，完全不受政府那套反西方论调的影响。米罗一直拒绝在咖啡厅和餐厅里吃饭，因为他害怕吃到肉，这会儿，他或许正在哪条马路边，享受着他的冷豆子就生蒜吧。
比起通往德黑兰的公路，通向哈马丹（Hamadan）的路上车少多了。路上到处是拐弯、环道和坑洼。我开始爬坡，穿过一大片多石的平地，准备向远处的群山进发。正在这时，一家人开着丰田越野车在我跟前停下，司机下车递给我一袋葡萄和桃子，然后掉头离去。
干枯的河床在快被烤焦的山间蜿蜒展开，偶尔可见一片片果园、稻田和葡萄园。柴油泵发出“嘎嘎”声，从远处汲来地下水，灌溉了这弥足珍贵的绿色。我在路边的水果摊上又买了一些葡萄，顺便和三个长者聊了一会儿——其中一个穿着一双开着大洞的袜子。
埃瓦吉（Avaj）是个小村子，位处一座漫长而陡峭的山脉中段。我在村里一家小店里畅饮了两瓶Zam…Zam（当地生产的一种橙味或可乐味汽水）。渐渐地，我周围开始聚起一小堆人，他们一边打量我的自行车，一边左一言右一语地提出各种问题。也许，在这条大路上，我依然是一个古怪的外人，是典型的“放纵的”西方人。然而，一旦我让这些人意识到，我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时，他们就会表示出真挚的欢迎。我怀疑，我先前之所以无法忍受当地人的好奇心，完全是因为米罗那条令人恼火的短裤。
人群中有个很开朗的中年男人最爱讲话——但我建议他真该把胡子好好整整，再让牙科大夫好好看看。我问他离山顶还有多远。
“5公里！”他答道，然后是20公里顺畅的下山路，可以轻松滑行。
5公里用了我40分钟，到达山顶后，我在一家餐厅点了一块烤鸡、米饭，还有酸奶，我把酸奶拌到米饭里，这样米饭可以软一些。这地方的餐厅和西方很不一样，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学校或工厂的食堂：几把塑料椅子和胶木桌子散放在棋盘格一样的黑白相间的瓷砖地面上，墙上挂着绿意葱茏的阿尔卑斯山风景画。
伊朗国土面积大约是法国的三倍，印度的一半。这里多山的环境和猛烈的狂风对骑车旅行者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是道路状况却非常良好，是除德国外最好的一段。九月初的天气还很炎热，但为了不引起当地人的注意，我还是决定暂不换上舒服合适的衣服。
下午三点左右，乱石丛生的平原上突然刮起了一阵疾风，看来今天很难继续下面的行程了。我到这会儿已经完成每日80英里的定额，但要寻找一片露营地可真是太难了：在欧洲，我常常藏在树丛里或灌木丛中，但伊朗的植物充其量也就是一片绿洲，还有不请自来的居民、牲畜和狗。只有山才能提供私密的空间，越偏僻荒凉越是好，当然，当高山退向遥不可及的远方时，你就别无选择，只能见机行事了。最后我幸运地发现一幢盖了一半的建筑，看来，这是方圆几英里唯一适合藏身的地方了。
在家里时，要做的事情总是很多，我永远无法在床上或电视机前心安理得地赖上很长时间。但是现在，除了记日记和支起小帐篷，剩下的时间绝对无事可干。我仰面躺在软绵绵的垫子上，下午的阳光慢慢地吹干我身上的汗，我朦胧地沉浸在一种隐隐约约的幸福感中。
太阳下山之前，我还可以毫不内疚地美美睡上四个小时。大脑里超高的“幸福激素”和身体的满足感让我不由飘飘然，根本没心情在脑子里消化这一天发生的事儿。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职业、房子、汽车，还有穿着打扮、生活环境和朋友，共同定义了我们的身份，但我却抛下所有这一切，甚至包括我热爱的音乐，独自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此时，我又该如何定义自己？或者说，我究竟是谁呢？
周围再也没有了熟悉的人和其他一切，那些曾经提醒我、标志我、束缚我的东西都已不复存在，我自由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任何一个人。从任何一个意义上来说，我都在轻装旅行——也许我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做回真正的自己。然而，我的潜意识似乎还没有接受这种新生活。我每天都在做同样的梦，在梦里，我总是摇摇晃晃地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努力保持着平衡，担心随时会掉下来。就在昨天晚上，我还梦见自己爬上了一座50英尺高的落地大摆钟，快爬到顶上的时候突然掉了下来。醒来之后，我的心依然“砰砰”跳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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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精神颓废的西方人”的代表，我本以为伊朗人会对我充满敌意，最好的态度也是漠然，但伊朗人却似乎一直在嘲笑我的预感。他们的热情和慷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在哈马丹郊外，一家快餐店的主人和我寒暄起来，他问我是否已经结婚。为了说明为何还没有结婚，我得费尽口舌地解释上大半天，尽管如此，到最后他们还是会非常惋惜地看着我，让我如坐针毡。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结婚，或者到了30岁还没有孩子（更不要说40了），那就是一个灾难。他们的眼神让我觉得自己非常失败——尽管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单身生活，比方说，我可以随时随地自由旅行。
说完之后，他打开一个已经用整齐的波斯文书写了一半的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然后递给我一支笔。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虽然我肯定他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我还是在上面留下了我的姓名和电子邮箱，以及我这次行程大致的日期和一些简单的细节。当我准备买单时，他拒绝收钱。他的态度非常坚决——除了和他握手言谢，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快到黄昏时，我在高卡尔（Goukar）买了一个西红柿和黄瓜，收银台后面的男孩拒绝接受我的钱，于是我又一次把刚刚打开的钱包放回原地。就连警察都充满着人情味儿。通常而言，我会直接通过很多检查站，但在波鲁杰尔德（Borujerd）附近，有两个警官招手示意我停车。我知道他们所说的“kuda”意思是“哪里”，因为俄语里也有这个词，然后他们又问我“打哪儿来？”“要去哪儿？”当他们打着手势问我在哪里过夜时，我咕哝了几个旅馆和饭店的名字，我感觉这里肯定不会容许我在空旷地带搭帐篷露营。他们点点头表示相信。这次偶遇令人愉快，我立刻获准继续上路。
早餐是在米亚恩达斯特（Miyandast）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吃的，两碗散发着肉桂香的粥，夹着山羊奶酪的薄脆面饼就着三杯甜茶，味道好极了！但此刻我只想舒舒服服地洗个澡，找机会冲洗掉帐篷上的沙土和衣服上过往车辆留下的烟灰味儿。我的衬衫被盐和污垢浸得硬邦邦的，长裤上粘满了尘土，刚刚留起来的胡子让我看起来像个亡命之徒，但是“穆罕默德店主”和他的助手却并不在乎。他们抚弄着自己那看起来有点像恶徒的胡子，友善地看着我狼吞虎咽。
大货车川流不息地经过阿兹纳（Dorud…Azna）和伊斯法罕（Esfahan）之间的双行道，平板拖车上堆放着从山上采石场运下来的大理石板和石块。一辆深绿色的马自达货车鸣着笛，副驾驶座上的人从车窗里探出身来，向我招手致意，我昨天刚和他在餐馆里碰过面。我正以恐怖的速度燃烧着自己的能量，下一顿饭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在路边的餐厅里，司机们拿着鸡肉饭或烤肉串向我微笑招手——从他们的手势来看，他们中大多数人肯定已经见过我多次——但我还是婉言谢绝了他们的邀请。
*
周五是安息日，察哈尔·巴格·阿拜希（Chahar Bagh Abbassi）的路上车很少，人行道上不见人影，店铺前的金属门帘依然紧闭。我沿着宽阔的街道向河滨走去。伊朗正在遭受3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当我穿过这个城市著名的17世纪窄桥到达对岸的银行时，酷热已经变成煎熬了。
霍梅尼广场的一头耸立着辉煌壮观的清真寺，有着蓝瓦门廊和布满纹饰的绿松石圆顶。宽阔的人行道之间，散布着精心照料的花园。这片地方的各个方向都被集市包围了，一排排的拱顶给通道上的商铺提供遮荫，到处都是地毯、手工艺品、纪念品、工具、水果和香料。
来自西方的旅行者每天晚上聚集在阿米尔·卡比尔（Amir Kabir）饭店的阳台上，交流旅行见闻，苦思冥想当地人在空闲时间都做些什么——这里没有舞厅、游泳池、体育馆、酒吧和俱乐部。政府反对下棋、打牌，赌博更是严令禁止。一切囤积、生产、销售和消费酒精都属于严重犯罪行为，葡萄园仅仅是为了生产葡萄和葡萄干。在西方，一场没有酒或音乐的聚会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伊斯法罕有啤酒，我们一定会一饮而尽。
伊斯兰没有娱乐。一天晚上，我顺着狭窄的阶梯来到一家茶馆，在这里可以俯瞰霍梅尼广场，欣赏美轮美奂的清真寺在落日余晖中的壮丽情景。拱形的屋檐上垂着灯笼，墙壁上装饰着挂毯，空气里弥漫着严肃的气息。茶馆是当地人聚集在一起喝茶、抽水烟、闲扯八卦的地方——相当于伊朗人的小酒吧。露台上唯一的一列座位是背对广场的，因此我必须扭着身子才可以看到清真寺的美景——对我而言，与其说它能激起我对万能的主的敬意，还不如说是对建造和设计这座建筑的能工巧匠油然而生的钦佩。
迄今为止，我和伊朗人的交往还仅止于男性。但尽管如此，当两位女士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时，我并不感到意外。其中一位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她们解释说，有个本地男人正在骚扰她们，如果我能提供帮助，她们将不胜感激。我担心这就好像在请求饿狼去看守羊群，因为尽管她一袭黑袍，我依然可以看出她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她叫芭哈尔，是“春天”的意思。她递给我一块蛋糕，问我打哪儿来，接着她压低声音告诉我，她很想离开伊朗，现在正学德语，准备有朝一日移民去德国。我的心里立刻泛上来一丝酸水。她的同伴阿扎·努西则显得不那么自信，要平淡安静得多。我们交换了一下地址和电话，芭哈尔让我明天给她电话。
第二天，我鼓起勇气从饭店给芭哈尔去了一个电话，但是她有德语课，没法出来，而且她下课后就去德黑兰，要在三天后才能回来。
“你打算怎么做？”她问，声音听上去镇静而克制，我很喜欢。
周三拿到签证延期之前，我很难做出任何计划。或许我可以在周四给她打电话，那会儿她已经从德黑兰回来了。
我究竟想要什么？去探索伊朗女性所在的那个神秘而阴暗的世界？这是毫无疑问的。还有别的吗？昨天，她对我的态度非常热情，但是很多伊朗人因为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太久了，很可能只是对外国人好奇而已。这个姑娘自信、聪慧、魅力惊人，肯定不乏追求者，但如果不想跟我交往，她为什么要把电话号码留给我？我挂上电话，很是困惑，真希望我也能和她那样冷静自若。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在饭店院子里摆弄自行车，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重新上油。下午一两点，天上像在下火，大街上和人行道上异常安静。正是午休时间，整个伊斯法罕城在烈日下酣眠。我从一家店铺购买了一些旧车座用的那种泡沫橡胶条。当我正把这些橡胶条往车座上粘贴时，一位名叫罗夫的德国人走了过来，好像对我做的一切很感兴趣。他告诉我，这饭店里还住过另外一个单身骑车手，他五月初从汉诺威（Hanover）离开，也是要去巴基斯坦。
伊朗外交部的网站援引最近发生的三起西方旅行者被绑架事件，“强烈建议”旅行者不要横穿伊朗东南部和俾路支省（Baluchistan），但是要想继续往东，这就是唯一的路了。虽然我发过誓要尽一切可能骑车上路，但自行车手肯定更容易受袭，而我显然并不打算让自己成为人质。一想到那几位被绑架的旅行者，我的脑海里就立刻出现了一幅画面：心急如焚的老爸到处筹集赎金，准备营救把忠告当耳边风的儿子……
然而，罗夫却死心塌地想一路骑车，他还建议我俩结伴而行，共同穿越前面的危险地带。他向我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曾经在以色列遇到过一个反方向骑车穿过这条路线的日本人，没有想象得那么可怕，而且他还举出一些理由指出，像外交部这样的机构就该做“擦屁股”的事儿。
到底该继续骑车，还是要坐大巴呢？我依然举棋不定。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由一系列被算计过的冒险组成的，我打算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多了解一下俾路支省到底有多危险。
第六章 Zam…Zam汽水、蟑螂和《白鲸记》
从伊斯法罕到设拉子（Shiraz）整整四天，300英里，路上我只有一种感觉——似曾相识。热浪、飞尘、逆风、陡坡、山口、小土坯房、灰头土脸的村庄，还有壮观的沙漠景致，自从离开巴扎尔甘（Bazargan）之后，我就一直与高山相伴。
风儿就像一个活生物，变化多端，暴躁易怒，有时还会存心刁难，似乎打定主意要阻止我去想去的地方。路过的司机总是使劲儿摁着喇叭，向我招手示意。山路陡峭，大货车比自行车快不到哪儿去。一个司机从车窗里探出身子，吆喝着给我鼓劲，让我向山顶冲，好像我是赛马场上被相中的一匹马。老旧的马自达大巴上贴着不同程度表达虔诚的口号，比如“美丽大巴”、“穆罕默德”、“真主太奇妙”。大巴车大口大口地从排气管里喷着乌黑浓烟，后备箱敞开，以防止发动机温度过高。
汗水刺痛我双眼，赤日炎炎下，我鼓足劲向下一个山口冲击。夜晚，我的睡眠时断时续，一方面因为鼻子被尘土和白天吸入的废气堵上，呼吸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月光太明亮，让人难以入睡。
每当骑得有些乏味停下来休息时，人们总会友好地过来和我说笑。一次在一个名叫苏麻克（Surmaq）的小村子里，我把车支在一家餐馆门口，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从白色的小车里笑问我从哪里来。他说自己在诺威奇（Norwich）有朋友，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把我带到前方路更好的地方。
一辆豪华大巴停在餐馆门口。
“我感觉这些都是英国人。”我的新朋友小声说道。接着，他突然伸出胳膊，紧紧揽住我肩膀，大声说：“这人是从英国一路骑车过来的。”
这就好像往池塘扔了一块大石头，在聚餐者中激起惊叹的涟漪，向四处扩散。在座的大多数都是老人，所有的目光一下子都聚焦在我身上。对我来说，在这么一个内陆小山村里忽然冒出50个英国老人，真是不同寻常。至于我这么一个来自英国的骑车旅行者，对他们来说，恐怕像是突然现身的鬼怪一样。几个人来到我跟前问起我旅行的事情。还有很多人坚持要和我合影，而且非常亲切地表示要寄给我。一位女士恳切地问我是否有什么需要（可惜她用的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牙膏牌子）。另外一位则送给我一盒超强薄荷糖。他们都对我能完成如此艰难的旅程表示惊讶，而且对我接下来还要走的距离感到不可思议——看来我是非写一本书不可了！
今天已经完成令人自豪的60英里，于是我决定接受新朋友萨珊的邀请，到他在阿巴德（Abadeh）的家中过夜。他曾是伊朗的自行车冠军，若不是革命爆发，他肯定会是1980年奥运会上的一匹黑马。他在苏麻克附近有个农场，种些麦子和葡萄，他还想养几头牛。他目前租住一间小房，准备等到新宅子造好就搬过去。他的妻子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不戴头巾的伊朗女性。他们告诉我，伊朗人在家里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还可以喝葡萄酒呢！
*
为了不错过和罗夫的约会——他走的是一条途经亚兹德（Yazd）的直线——我们约定在科尔曼（Kerman）汇合。于是我在设拉子待了一天就离开了。
城外的马路边有些水果摊在卖石榴，干旱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看见一个枯干的湖泊，里面只剩下浅色的沙子和白色、亮晶晶的盐屑。
当我在伊斯塔本（Estehban）歇脚时，旅行电脑上显示我已经骑了一百多英里，而我也彻底没劲儿了。可问题是，我根本找不到睡觉的地方。大路两边尽是广阔肥沃的平原，虽然也能看见远山的轮廓，但似乎永远够不到。田野里有许多人在劳作，还有孩子们和成群结队的山羊，路边站满了准备搭顺风车或巴士回家的人。
我站立在原地，一边流汗，一边举棋不定。一辆卡车拖着尾部的尘土从附近一条土路上开到我面前“嘎吱”停下。
“要帮忙吗？”司机问。
“我想找个睡觉的地方。”我答道，心里期望他能帮我找个睡觉的地方。
但他却没有说话，于是我问他，我是否可以睡在田野里。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我推着车离开大路，把自行车支在一棵无花果树下，铺开垫子，躺在上面吃葡萄。
几分钟后，三个男人走上来。
见鬼！我本想找份清静的。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位胡子花白、面容枯槁，大约60岁，示意我去他家睡。我迅速整理好东西，跟在他们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松软的泥地里拖着自行车随行。
老人名叫卓哉，他的两个助手一个叫阿克巴，一个叫阿萨德。卓哉的太太、两个女儿和孙子们正在家里等他。借助着旅行指南后面的语言篇（一路就靠它了），我们简单寒暄了一下，接着开始吃饭。饭菜很简单：面包、山羊奶、核桃、黄瓜、甜瓜，还少不了茶。
卓哉一家都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有那么一刻，我迷惑不解地看到这个老人直立着，口里念念有词，像在自言自语。然后他突然双膝跪地，把前额贴在地上，这样重复了两次，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母亲和两个女儿总是隐藏在黑袍里面，她们拒绝照相。
黄昏时分，阿萨德和阿克巴回家了，卓哉和我睡在阳台上，妇女们走进屋子里。空气暖洋洋的，一切都沉浸在美妙无比的寂静中。入夜后满天繁星，远处可以看见扎格罗斯（Zagros）山深沉而朦胧的暗影。
天刚破晓，卓哉生火，煮上泡茶的水。早餐（炒蛋加面包）后，我送给卓哉的女儿法媞玛一些各国钱币做纪念，然后把水壶灌满。该启程了。我和卓哉握了握手，感谢他的热情好客，等我也向法媞玛伸出手时，她惊吓地蜷缩起来：原来我刚刚失礼了，在伊朗，任何和异性陌生人的肌肤接触都绝对禁忌，我刚才对主人家的女儿做出的事情就相当于法国人的亲吻。就算是在相对自由开放的伊朗城市里，异性之间在表达爱慕之情时相互牵手也会让人皱起眉头；但同性成年人手挽手在街上漫步却司空见惯。
*
在刚刚过去的两天里，我一直孤零零地穿行在充满碎石的沙漠里。村庄很少见，餐馆也少多了，偶尔能看到几顶游牧民族居住的黑色帐篷，整个旅程仿佛隔绝于尘世。路上几乎看不到一辆车，而海市蜃楼随时可见，却不见一缕阴影。
一天早晨，太阳出来了，我在侯塞纳巴德（Hoseinabad）城外的沙漠中醒来。我又做了一个恶梦，梦见深不见底的楼梯井、破碎的楼梯扶手，我有点眩晕和隐隐的不祥预感。
我蹲在地上，在坚硬的土地上一阵狂泻。穿衣服这种小事突然变得极其艰难，我实在抵不住重新入睡的诱惑，只得穿着全部衣服重新爬回睡袋。这里没有荫凉，也没有足够的水和食物，真不是生病的地方。20分钟后，我又挣扎着爬起身来。
刚骑不到一个小时，我便不得不停下车来，汗流浃背地喘着粗气。好不容易找到一棵带刺的小树，我勉勉强强地坐在它小小的阴影里，心不在焉地啃着一个苹果。自从成年以来，我大肠上的阀门还是头一次不请自开，泛滥了我的自行车运动短裤（我把它穿在长裤下面）。我赶紧冲到路边，把车靠在大岩石上，使出浑身解数用纸巾和水给自己清理干净。谢天谢地，这地方鸟不拉屎，没人看见我的狼狈相。
一个小时后，我停在路边一间凉亭里，喝了两杯Zam…Zam汽水，脑袋开始晕乎起来。我问店主人我是否可以在凉亭后面的阴影里睡上个把小时。刚开始他不同意，我费劲地说明我生病了，于是他指着凉亭后面的一座砖房，叫我睡到里面去。
房子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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