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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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将自己的都城从罗马迁至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于是将这座城市更名为君士坦丁堡。虽然历经数次战争和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却依然未减，反而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而节节攀升。公元1453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奥特曼军队攻入城中，教堂随即被改成清真寺，城市被重新命名为伊斯坦布尔，自此成为奥特曼帝国的都城。1923年10月2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率领土耳其走向独立，凯末尔也由此被尊称为“现代土耳其之父”。

18年前，当我一路搭车抵达伊斯坦布尔时，这个欧洲最末端的地方就像天涯海角。在畅销书《午夜快车》里，伊斯坦布尔被描绘成一个充满阴谋和危险的地方，只有为数不多的死心塌地的旅游者才敢来到这里。如今，在度假地图上，阿美特苏丹（Sultanahmet）早已被蜂拥而至的背包族和旅游团侵占、驯服了。物价上涨，每个人都会说英语，自助餐馆、肉串店、地毯店、网吧和货币兑换店相拥而居。原本的“布丁店”，现在只是一家不起眼的饭店，卖着平淡无奇的食物，就靠那一点名头——“最早期嬉皮士出没的地方”——来赚钱，真令人大失所望。原本特殊的氛围随那块旅行者留言板一起销声匿迹了——18年前，正是在那块留言板上，瑞典伙伴亨·德瑞克给我留了口信。

虽然凯末尔早已将新共和国的首都迁至安卡拉（Ankara），使其不再轻易遭受海上的威胁，但伊斯坦布尔依然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是最大的海港和文化商业中心。陡长狭窄的街道，纵横交织的巷子，美轮美奂的清真寺，人声鼎沸的大集市，温暖宜人的气候，热情友好的当地人，美味无比的食物，马尔马拉海上停泊的万千海船所呈现的一幅幅浪漫美景……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奇妙地交汇，使得这座城市独一无二。毫无疑问，这样的组合具有无法抵挡的诱惑。

商人们拖着巨大的口袋挤上轮渡。他们年复一年地工作，每周都要在这里打几个来回。对于这些把横跨大陆当成家常便饭的人而言，就好比每天从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到滑铁卢（Waterloo），再返回伦敦城一样，游客眼中的旅游线路成了他们每天的必经之路。

*

我在马路边树荫下的一个草坡上入睡，天亮时，两只因为发现帐篷大战起来的狗叫醒了我。

“滚开，你们这些混蛋！”有人吆喝道。一个光着膀子的轻盈身影从临近帐篷里跳出来，弯腰捡起石子向它俩扔去。这人胡子拉碴，法国腔调，精力充沛，有点儿像《丁丁历险记》里的阿道克船长。

我想在天热起来之前赶路，于是决定立刻起床，大家一起吃早餐。很自然，这对法国夫妇对食物非常上心。于我而言，一个苹果或香蕉就可以让我心满意足地开始一天，而他俩则必须在上路之前饱餐一顿，每晚还要亲自动手做饭。艾瑞克今年28岁，子承父业在巴黎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这份工作让他烦得要死；艾玛30岁，身材苗条，乌黑的头发削成短发，她曾经是个平步青云的物流经理，但办公室里的争权夺利让她厌倦。于是他俩辞去工作，离开了巴黎，准备骑车前往马达加斯加。他们向往乡村简单的生活，兴奋地谈论着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鹅群，再加上一个小小的菜园子，他们甚至打算去开设一片露营地。

他们的行程很松散，每天大约40到50英里就可以了。他们的帐篷很宽敞，足足可躺四个人。不仅如此，帐篷里甚至还有一个额外的小空间，可以煮饭、吃饭、放折叠椅，还有一个晶体管收音机。虽然这个收音机只能接收土耳其电台，但他们一直让它开着，为的是“创造一种气氛”。此外他们还有无数的锅碗瓢盆，甚至还有油盐和胡椒粉。艾玛一直说，他俩喜欢家的温馨，哪怕麻烦些也在所不惜。

艾玛在利兹市（Leeds）生活工作过六年，因此会说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甚至还带有约克郡口音，但艾瑞克就不太敢说英语了。渐渐地，我也去除了羞涩，开始说起法语。沿着死海海岸线上林木葱茏的山间公路悠闲自在地骑行三天之后，我们发现已经可以在这两种语言之间自由转换了。

很快，分手的日子到了。他们将前往叙利亚、约旦、埃及并继续向撒哈拉沙漠以南和赤道、非洲前进；而我却要继续往东，到安纳托利亚高原去，到波斯去，到印度去，只身一人。

我们交换了电子邮箱，互道“祝你好运”和“一路顺风”，然后分开。

离开伦敦之后，我第一次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独。

*

卡伊约贝贾（Kaynarca）和锡诺普（Sinop）之间的海岸线公路绝对是世界上最佳的“山地自行车运动”场所，因为从山这面骑上去就直接从那面冲下来了，中间没有任何平坦的过渡。路面上到处是坑洼和碎石沙砾，根本无法控制速度。整条山路像是被荒弃了，来回走动的牛和驴甚至比车还多。就这样，在炙热的阳光下，我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在山间前行，耳边听到的是母牛脖子上的铃铛发出的乐音、单调不变的蟋蟀声和我自己有规律的呼吸声。

在山里，狗是一种巨大的威胁。由于山路太陡或者路面太糟，人比狗速度慢，我很难甩掉它们。有几回，我甚至不得不求助于驱狗器——这种带电池的装置会发出一种人耳听不见但狗却能听到的超音波，据说你只需对着狗按下按钮，对方就会聪明地掉头而去。

第一次用效果还不错，我一按按钮，讨厌的狗就立刻停了下来，灰溜溜地逃跑了。不过，可能是品种的原因，当我遇到一头巨大的黑色猎犬时，这玩意儿却根本不管用，那条狗对超音波充耳不闻，神态自若，似乎根本不受迷惑。

幸运的是，在偏僻遥远的土耳其北部，对于生人，人比狗显得更友好。很少有外国人会走进这片荒僻的海滩，那些恍若隔世的小村庄给我奉上了珍贵的热情和慷慨。虽然在语言上有障碍，但对足球的狂热还是让我们很快成为了朋友。土耳其人对足球赛可算是心醉神迷，一谈起来，个个都是“足球通”。土耳其是欧洲足联成员，土耳其顶级的足球俱乐部可以和欧洲冠军队的精英和欧洲锦标赛的国家队并驾齐驱。

黑海海岸线和炙烤般的内陆之间隔着重重山脉，比起土耳其的其他地区，这里以气候清凉、湿润闻名。和艾瑞克、艾玛相处的那三天，我们在灰蒙蒙的天空下骑行，到村庄里的迷你市场避雨，偶尔喝一杯香茶，吃几块甜点，你问我答。但自从我们分手后，我便一直生活在炎热之中。每次骑到山村的商店门口，就会有人送来一张椅子。我小坐片刻，解解渴，用巧克力、水果和几块饼干补充能量，等待背部的疼痛消退些，力量重新回到腿上。

记得有一次，在半山腰的一家店铺里，我抖得像一片枯叶。我想要牛奶和水，但这里只有土耳其可乐。于是，我只好喝着甜得要命的汽水，嚼着奶酪饼干和巧克力，恢复一下骤降的血糖。胡子拉碴、满脸沧桑的老绅士们邀请我加入他们，我想把饼干分给他们，但他们礼貌地婉言谢绝了。村里的孩子围着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这个长相古怪的陌生人，好奇里带着怯意。

继续在崎岖的山路和灼人的酷热中挣扎了七个小时之后（不算途中休息的那几站），我精疲力竭，只想找些最简单的食物填饱肚子，连洗澡的念头都懒得动了。晚餐是简单的奶酪、西红柿和香肠三明治，喝的只有水，我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刮胡子了。

我找了个居高临下的山顶，裹着睡袋舒服地躺着，等待星星从暗蓝色的天空中闪现。我想，要是艾瑞克和艾玛在，他们一定会脱得光光的，用他们那个四升的蓄水桶美美地冲个澡。然后他们会熟练地拌上一份洒着油醋汁的色拉，再来一份带着西红柿酱的意大利通心粉　；当然，水果甜品还是少不了的，还有香茶和可乐。

如果一天只需骑上三四个小时，你当然会有许多闲暇和精力。天太热了，让人难以入睡。远处山谷下，有人在举行派对，音乐声、尖叫声伴随着哀号的男中音从山脚下传来，几个小时迟迟不散。

一睁开眼睛，气温已经升高了，可我还没睡够，等待我的又将是艰难的一天。偶尔我会羡慕我在伊斯坦布尔遇到的那对年轻的捷克夫妇，露卡斯和玛尔提娜，他们乘坐大巴和火车去澳大利亚旅行。毫无疑问，他们这会儿没准儿正在德黑兰（Tehran）北部的山上放松呢。阳光肆无忌惮地直射，柏油像是要被烤化了，我汗水哗哗流，浑身散发出强烈的味道，一边爬坡，一边徒劳地赶着团团围攻的苍蝇。

此时此刻，我居然开始向往马路上每分钟一英里的豪华空调大巴，我鼻子里甚至能闻到工作人员身上的古龙香水。

就这样，我用了三天时间，以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从伊莎诺格鲁（Isanoglu）翻山越岭来到了道格里（Doganli）。

继续向东，喇叭声、闪烁的车前灯、招手、叫喊声、口哨声越来越频繁。我讨厌陌生人对我叫喊——在我的家乡，只有疯子和酒鬼才会这么做。

“为什么就不能让我自个儿待一会儿？难道就不能表示一点尊重吗？”生平第一次，我开始体会到短裙子女人听到路边小混混们吹来的口哨声时是什么心情了。

*

从蒂雷博卢（Tirebolu）到居米什哈内（Gumushane）后，我拐进一个山谷，直入内陆。终于把拥挤的海岸线公路抛到后面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就在此时，离开伊斯坦布尔后时不时困扰着我的胯部疼痛又出现了。我试过调整座椅的角度，但这只能改变受压点，向前到阴囊部位，向后到臀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觉得自己就像坐在一片碎玻璃上，颠簸不平的道路简直就是炼狱。

在托鲁尔（Torul），山路再次开始变陡。汗水浸透我头盔的边缘，流到脸上，刺疼了我的眼睛。几辆满载货物的大卡车从对面驶来，刹车时发出尖厉的怪叫。

一辆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在一团尘土中，三个男人跳出车来。其中一个准备卸下后挡板，我明白他们想让我搭车。我费尽口舌向他们解释，虽然我很感激他们的好意，但我还是想一路骑到山顶——我已经发过誓，全程骑车，我必定要做到。最后我们握手道别，他们的车绝尘而去。

经过整整两个小时低速爬坡骑行和几个讨厌的隧道，我终于到了山口，这时我觉得自己拥有一股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我在一家商店买了几块饼干和巧克力，然后在酒吧外的桌子边坐了下来。一个男人跳下一辆四轮旅行车，径直向我走来，脸上舒展着笑容。他一句话没说，只是冲我鼓起了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能猜测。原来他在上山的路上看见过我，于是向我表示祝贺。一个小男孩给我端来一杯茶，怯生生地问我的名字，接着又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做了自我介绍。他最后也和我握了握手，并且决定不收我的茶钱。

土耳其人就是这样，他们对自己敬佩的人总是如此慷慨大方。

*

到了小镇，我向黑海做了最后的告别。就要进入险峻的亚洲地带了，我必须一鼓作气，一刻都不能放松。

通往伊斯皮尔（Ispir）的内陆线要经过卡查尔（Ka？kar）山脉和一条2600米的大通道。在村子里的茶室里，好心的老先生们查看了地图，建议我选择另一条路线。“可恶的大山！”他们痛苦地大叫起来，激动地打着手势试图说服我。

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无法明白，我旅行的目的就是要挑战自我——如果你总是选择快捷方式，那么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呢？我不敢奢望能有力量打败人生的所有困境，但至少我要竭尽全力，我要去触碰自己的底限，把生命延伸到最宽广的边界。

过了伊斯卡戴尔（Iskedere），坡度变得越来越大，公路在两面垂直的绿墙之间蜿蜒延伸。我放慢节奏，频繁地停下来休息、喝水，挤干头盔里吸饱了汗水的软垫，同时在村里的店铺里补充供给品。我用路边的山泉灌满我的水壶，把冰凉的水浇在头上、脖子上和手臂上，驱散炎热。

山泉后面有一个野餐的地方，孩子们在那里玩耍。一个男人出乎意料地用流利的英语向我做自我介绍。他叫萨利，是一名社会工作人员，他今天带妻子和几个孩子出来旅行。肉丸子正在架上烤着，他们给了我一个大肉丸、一份西红柿色拉，还有一杯可乐。我本想付钱，但他摆手拒绝。他告诉我，要沿着这条陡峭的山路再爬17公里，才能到达山口。这真是噩耗！

又往上骑了一会儿，我发现一家小店铺。感谢上帝，角落里居然有一台冰箱！我要了一瓶可乐。老板是一位老人，他示意我坐在椅子上。屋里光线有点暗，阴凉爽快，我们说不了几个对方能听懂的字，只好比画着聊了一会儿。我品味着每一口凉滋滋的冰露，真是奢侈的感受啊！

想起来真难以置信，以前我对可乐这东西从来就没多想过，然而，在这烤人的炙热中劳累了一整天之后，我竟然对这玩意儿产生了类似于尼古丁那样的强烈瘾头。屋子里安静祥和，我昏昏欲睡。主人开心地笑起来了，最后我们长久地握手，像老朋友一样深情告别，我很不情愿地回到了与惰性和重力的对决之中。

十分钟后，一辆车在我身边停住，一位司机向我扬着自己的钱包——在告诉我我把自己的钱包落在店里了。钱包里有信用卡，还有一大笔现金。该死的！我转身冲下山。

十分钟后，我再次向那位品行高尚而富有魅力的老人告别，对于他们的诚实，我无限感激。如果是在英国的酒吧里，这个钱包还能回来？土耳其人天性中充满了慷慨和仗义，这种对陌生人自然流露的热情和礼节在今天的西方似乎已经绝迹了。在这些偏远的山区，道德和诚信幸运地得以留存，并没有被当代社会中那种司空见惯的贪婪侵蚀。正是这些让人们不会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走进任何一家店铺或咖啡店时，我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自行车留在无人看管的地方，因为我清楚地相信，它是安全的。

一天下来，我用了近七个小时骑行了47英里。满天星光下，我一头栽倒在路边一块突出的岩石上。群山环抱，我仿佛置身在一个广阔而静谧的圆形露天剧场。又一天的旅程结束了！

*

黎明到来，空气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显得尤其凉爽清新，最陡峭的攀爬马上就要开始了。半个小时后，我下坡找了点泉水喝，水冰冷冰冷的，弄得我头疼。

几分钟后，一辆小车在这空荡荡的山路上跟了上来，跟我一起往上爬。树木渐渐消失，我身旁只剩下杂草、岩石和碎石子了。

路上的每一次拐弯似乎都在迷惑着我，每次我都觉得该到下坡路了，可一转弯，眼前又是一条同样狭窄的柏油路，曲曲折折地向着更高的地方延伸。

“只有奋斗才能接近星星！”上一次想起学校里学到的这条座右铭时，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从来没有一次，这句话能如此贴切地出现在我生活之中。

曙光终于出现了，前方不远处，一块蓝色的路牌上刻着几个白字：

“OVIT　DAGI山口

海拔2640”

得救了！从早晨到现在，我足足用了一个半小时才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走完这最后的5。5英里。虽然没有人在终点迎接，但我一想到自己在将近一天的时间里，从海平面爬到这个8661英尺（约2640米）的山口，我就有一种醉醺醺的成就感，心里不由得飘飘然起来。

上坡好比在银行里存钱，接下来的自由滑行就像随心所欲的大挥霍，像在尽情享受之前的劳苦换来的果实。一开始我因为不放心路面而使用了刹车，等到后来路面越来越平滑，我就干脆撒开双手，在阳光普照的山坡上尽情滑行，山风呼啸，我感觉自己像鸟儿一般在空中自由飞翔。

*

“为啥不坐飞机呢，克里斯托弗？”

每次想起那个讲求实用主义的朋友略带嘲弄的口吻提出的问题，我就忍不住发笑。坐飞机旅行毫无意义，不仅如此，就连坐大巴和火车的念头于我也最多只是一闪而过，因为你会被一种奢侈麻痹。这个星球的广阔和多样之所以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面前，是因为我选择了现在的这种方式。在自行车上，视觉、声音和气味那么地生动而直接；我的感官不会被音乐、空调和烟味转移注意力，对于一片美妙天地的想象和记忆也就不再仅仅局限于舷窗中那匆匆的一瞥了。

*

尽管天气酷热难当，在土耳其东部这片相对保守的土地上，却没一个人穿短裤。在埃尔祖鲁姆（Erzurum）的两天，我一直把两条腿遮得严严实实，这样就不会在人群中太惹眼。后来我发现，要想真的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我就应该套上棉质的长裤，穿长袖开领衫（棉的和尼龙的都可以），再披上件背心，外加一顶小圆帽。我最好再拔掉几颗牙，几天不刮胡子。

城市宽阔的大道边绿树成荫，热热闹闹地开满了各种餐厅、商店和小卖铺，人行道上的小摊小贩叫嚷着争抢顾客。在土耳其的城市中，提供同种类型商品和服务的商家总喜欢挤到一起，一条治疗忧郁症的小巷子里就挤满了50位医生和药剂师。这里的女人都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还有人包着头巾，穿着长外套。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忍受这里的酷热！

再往北走，铺开在眼前的是东安那托利亚高原，那里土地肥沃，远处是连绵起伏的浅绿色群山（很多山高达三千多米），让人联想起蒙古草原，一眼可以望到几英里之外。阳光洒在远处青翠的山体上，投下一块块深色的影子，与刚刚收割过的金色长方形田地、绿色灰色的牧场和犁过的田野间或交错在一起。

安那托利亚（Anatolia）北部是库尔德人的聚居区，素以贫穷著称。他们的房子通常只有一层，由砌着泥墙的两间茅舍组成，屋顶是凹凸不平的铁板或泥土。牛粪压成的砖头在门口堆成金字塔状，是当地人在痛苦而漫长的冬季里唯一的燃料。这里的冬天气温可以下降到摄氏零下40度。牲畜、鹅群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农庄里大摇大摆地走在土路上。当地的狗体型非常庞大，毛色苍白，极富攻击性。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变成了卡通片《亡命之徒》里的人物。我刚甩掉两条狗，转眼就发现另一条又挡在我前面，呼哧呼哧地试探着空气里的味道。眼看实在躲不开，我干脆心一横，伸手到工具袋里寻找驱狗器。这条狗还在死死地盯着我，好像是在努力弄清我的来头。我慢吞吞地向前蹬着车，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还没等我掏出驱狗器，这家伙居然夹着尾巴开溜了。可能我身上的味道没我想象得好。

宽敞的马路偶尔有挂着土耳其、伊朗或保加利亚牌照的大货车器宇轩昂地列队驶过。当我挣扎着爬上土耳其境内又一条漫长的山道时，我听到一辆重型柴油车从后面开上来。司机减缓车速和我并行，一个笑脸盈盈的乘客从车窗里探出身子，递给我一根黄瓜。我对黄瓜不怎么感兴趣，于是婉言谢绝了，但他一再坚持。我伸手一把抓住黄瓜，好像运动员抓过接力棒一样，货车摁了摁喇叭开走了。这样的友善总能激起我新一轮的斗志，给我疲乏的肌肉注入新的力量。在广阔无垠的天穹下，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我感觉自己如此渺小，风依然使劲地刮着，像是在嘲弄着我微不足道的力量。

*

当我赶到距离伊朗边境仅20英里的多古贝亚兹（Dogubeyazi）时，摆在我面前的是雄伟庄严的自然景观和蓬头垢面的当地人。残破不堪的街道上挤满了一群一群的人，调皮的孩子像鹦鹉学舌一样大喊“哈喽”。

阿勒山（Ararat）据说是诺亚方舟最终的栖息地，因此闻名天下，它海拔5137米，终年积雪，居高临下地傲视着山脚下人类制造的景象。

虽然阿勒山被很多业余旅行者视为禁地，但住在露营地的两名美国人和一名新西兰人仍然坚持要找到那据说埋葬在峰顶附近冰层下的方舟残骸。尽管他们拥有充足的知识和装备，但由于阿勒山是军事敏感地带，所以官方要求必须出示特殊通行证。这三位坚信，宇宙年龄只有6000年，而不是几百万年，人类根本不是进化来的，而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出来的。只要发现诺亚方舟，便能摧毁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上帝的存在。他们都是雄辩的演说家，经常引经据典，而且还搜集了许多强有力的科学证据。

55岁的飞行员理查德早在19年前就尝试登上这座山峰，在过去19年里，他每年夏季都会来到这里，试图登上阿勒山顶峰。

另一位名叫戴维拉森的美国人来自帕萨迪那（Pasadena），45岁，是一位气度不凡的教师。他指出，进化论只是一种理论，而不是科学事实，因为这种现象既无法展示又无法重复。他满怀信心、滔滔不绝地举了几个亲身实例，以此来证明上帝确实存在。如此富有激情的人总是能够吸引我，尽管不能全盘接受他的信仰，但我还是非常喜欢和尊敬他。

他问，如果为我做一段小小的祈祷，我是否介意。

“啊……当然，当然不介意。”

他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低下头。他的祈祷没有让我感到窘迫，相反，却十分打动我心。他从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中获得了那么多力量和安慰，对此，我只能钦羡不已。

第四章　进入伊朗

如今的土耳其，尽管绝大多数人口是穆斯林，但却是一个标准的民主制国家。它和欧洲一衣带水，不仅是北约常任理事国，而且正在申请加入欧盟，所以西方的旅行者在伊斯坦布尔和卡帕多西亚　（Cappadocia）很受欢迎，而且他们喜欢把地中海和爱琴海的海岸线也打包在他们的度假行程中。

然而，伊朗却全然是另一番情景。尘土飞扬、酷热难耐的伊朗边境小镇巴扎尔甘（Bazargan）成了一个巨型货场，而我则像是刚刚从衣柜后面进入了纳尼亚仙境，进入了一个充满了各种异域风情的气味、颜色、味道和声音的地方。人们的举止和穿着都有些特别，他们的语言散发着神秘感。他们吃着我陌生的食物，房屋的设计也很特别，满街都是外形陌生的轿车和货车。

尽管边境旅游问询处接待我的那个小个子男人非常热情友善，但当我骑车沿山坡直奔镇中心时，我的内心依然夹杂着一些紧张——未知的东西往往既美妙又恐怖。

荒凉的山间一条布满尘土的窄道上，七零八落地散落着一些齐至脚踝的矮树丛，成群的山羊、绵羊和牛群正在啃食着这些坚如皮革的食物。群山在玛库（Maku）会合，将小镇挤入一个狭小的山谷里。这儿的人都很友好，店铺的牌子上尽是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点和曲线，像是时刻提醒我身在异域。除了饼干和甜品，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吃，直到一位店主送来一杯茶。

“你们的外交大臣罗宾·库克，是个帅哥！”他笑着说。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帅，看来果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驰出玛库，这次偶遇让我变得更踏实了，我暗想，看来伊朗人和土耳其人也没什么不同。

在遇到了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车手米罗之后，我发现他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他很高兴能有个伴。这个小伙子又高又瘦，金发齐肩，留着一小撮胡子，穿一件灰色T恤，一条牛仔裤用皮带扎着，脚蹬一双拖鞋。他的自行车看起来像是某次大甩卖上淘来的旧车，扎眼的荧光绿车身和紫色的车篮用一根绳子随便连着。据说23岁的他曾经骑车穿越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士，还去过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和新西兰，真算是老牌旅行家了。他想去澳大利亚，准备在那里找份工作，挣足了钱好继续上路，但是澳大利亚人竟然拒签他。

黄昏时分，我们在一个满地石块的山脊后铺开睡袋，他把使馆的拒签信递给我看。

“这事儿不能怪澳大利亚人，只怪那些签证逾期滞留的东欧人，是他们的不负责任给你带来了麻烦。”我说道。可不管我怎么费尽口舌，他还武断地坚持认为澳大利亚人不讲道理。整个晚上，他喋喋不休地谈着签证和各种花费。他从一个德国人手里买进了一辆捷安特自行车，只花了1200马克，跟他相比，我为这次旅行所支出的费用要多得多。这件事让他乐了半天。

“英国人去阿根廷要签证吗？”他问。

“不知道。我想需要。”

第二天，我们依然沿着沙漠和矮树丛组成的宽阔走廊两边向上爬行。路上偶尔会看到一块绿色，这是经灌溉而成的绿洲。深绿色的油罐车扬着烟尘从我们身边嗡嗡而过。这里最常见的车叫“Paykan”，是一种敦厚朴实的四门车。虽然这个型号英国早在30年前就停产了，但今天的伊朗依然在用。

一路上我们骑得很愉快，但伊朗国土面积是法国的三倍，所以这里村镇与村镇之间、从一个配给站到另一个配给站之间的距离常常显得遥不可及。路边摊上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葡萄、西瓜、苹果、西红柿、梨——偶尔能救救我们，但其他一些东西，比如牛奶、巧克力、蛋糕之类在土耳其司空见惯的东西就显得非常罕见了。

路上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寻找面包、新鲜蔬菜和水果，不守规矩的小孩子在我们周围越聚越多。其中一个小孩一直在玩我的变速杆，我让他别乱碰，结果他的手一挪开，自行车就栽倒了。

“天哪，能不能别动我的东西？”我的耐心已经达到极限，终于发出一声怒吼。

“不用那么紧张！”一个大胡子警告我。

“谁紧张啦？”我怒目圆睁，然后立刻扶起自行车出发了。

夜幕降临，我缩进睡袋，今晚的露营地是一个僻静无人的小山沟。夜色越来越浓重，我想仰望星空，好好思考一下，但米罗显然着急地想打破沉默。

“你知道伊朗人差不多去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办签证吗？”

“嗯。”

“你坐卡车到南斯拉夫时需要签证吗？”他丝毫没察觉到我在敷衍他。

“不记得。就算有，也是在边境上买的。”我还清楚记得当时那段经历，就像……唉，大概已经有12年了。

我们昨天碰上了一个只穿短裤的瑞士车手，米罗说，从明天开始，他也只穿短裤。我觉得这种做法很不明智，旅行时我尽量入乡随俗，一方面可以避免得罪人，另一方面也可以躲开不必要的关注。所以我在埃尔祖鲁姆一家店铺买了两件恐怖的直条长袖化纤衬衫——在热的地方穿极不舒服。不仅如此，我还开始留胡子了，这样不仅仅可以节省宝贵的水和痛苦的刮胡过程，还可以帮我冒充伊朗人——似乎没有一个伊朗人有时间或有兴致刮胡子。

“你见过有多少伊朗人穿短裤的，米罗？”我问。

他还是初衷不改。我觉得他纯粹是在自找麻烦，不过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