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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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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果没有了多重选择，想做个英雄肯定要容易得多。我选择了继续步行，但与此同时，我还睁大眼睛支起耳朵，密切关注东行的货车，只要看起来有空间容纳一个人和一辆车的，就立刻招手叫停。
在好几辆满载满乘的庞然大物轰然而过后，我终于等来了一辆装着四十五加仑油桶的货车，还不等我招手已经主动停在我的前方。副驾驶是个瘦高个中国人，他愿意搭我一程。他爬上了油桶，向我示意可以把装满了东西的自行车扔给他，显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东西有多沉。带着遗憾和释然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我首先把篮筐卸下来，递上去，然后把自行车再送上去，最后和他一起坐到车里头。
货车顶着强劲的风力，挂在低速档上，在山路上爬了半个来小时，发动机顶着让我跪地求饶的狂风，拖着二十吨的庞然大物奋力前行。内燃机发动引擎是种相当神奇的发明，虽然对这个说法我早有感受，然而我却从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深有体会并对它欣赏有加。
和往常一样，交流是件难事，但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货车会一路开到兰州，到了兰州，从边境线到北京的距离就算过半了。但是，我的目标依然是尽可能骑车前进，因此能到约一百英里之外的哈密就算是可以了。
过了山脉，地平线再次后退，一眼望去，全是干燥的泥土和砾石所组成的平坦路面，泛着青石板的颜色。我告诉新结交的这两个朋友说，我过去也在英国开货车，然后我又问他们，我们开的这辆车是不是叫“东风”，意思是“东边的风”，这是当地最为人熟知的中文字和中国商品。
我说的没错。
在哈密郊区一家轮胎修理店旁的卡车停靠站，我们各自吃了一碗汤面，并共享了一盘菜。在塔什库尔干第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不得不要了一个勺子，可打那之后，我的技艺日益大涨，不过，在中国人面前用筷子，我还是有些不自然。这两根筷子我已经操作自如，但是在中国人看来，我肯定还是笨拙得很。他俩弓着背，扑在那两碗热气腾腾的面上，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拨着饭菜，像个吸尘器一样吸着面条，发出很大的声音。他们真是豪爽的食客，丝毫不被西方人的“餐桌礼仪”或者什么别的礼仪所限制。
吃完了饭，他们把自行车交还给我，我们交换了地址，握手道别。风似乎是忘记了我，或者是发了威之后暂时饶过了我，在接下来的让人心花怒放的三个小时里，我一直保持在平均每小时15英里的高速，直到这一天的结束。夜晚，我在公路下面找了一个安静的暗沟。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此时的空气还很冷。我决定再等上半个小时，希望那会儿太阳出来后能暖和舒服一些。太阳依然没有出现，但我必须起来了，很不情愿地离开了暖洋洋的睡袋。我在寒风里发抖，于是穿上了羊毛衫和夹克，然后换下通气的印度大长裤，穿上从家里带来的保暖紧身裤。天冷得没法吃东西，我得先骑上自行车，激发一点儿热量。
风持续不变地刮着，很猛烈。“为什么你就不能放一天假呢？”我沮丧地向它喊道。
在过去的两天里，我一直士气不振。如果北京真的还是那么遥远，那么海参崴没准儿是在月球上吧？我真的需要一个仁慈一点儿的环境，好让我重拾信心。狂风是个虐待狂，把我折磨得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个破破烂烂的轮胎店，于是走进去要点儿食物和水。他们给了我一大盘鸡肉和几个土豆。我就着两瓶健力宝一股脑儿都吞到了胃里。健力宝是橘子和蜂蜜味儿的汽水，在这个干渴的地方深得我的喜爱。
我仍然在逆风而行，更残酷的是，公路再次穿过更单调乏味的大片荒漠，开始了又一个漫长的爬坡，我的自行车就好像在糖浆里行走。两个小时的奋力拼搏之后，我从车上下来，太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了。我把自行车靠在另一个公路暗沟旁的矮墙上，今天的行车速度刚刚勉强过了每小时八英里。
我到底在干些什么呀？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机械地一块一块地数着标有公里数的石碑，不时停下来放松一下疼痛的后背。风稍稍缓和了一些，但是没过多久道路又开始上坡了。到了这会儿，我的胯部和脚部也一起发出了大声的抗议。然而，在我抵达星星峡之前，我必须翻过这座大山，希望到了那里之后能有一顿好饭和一张能过夜的床。
虽然更多的艰险在不断地逼近，但对于这些山脉，我还是恨不起来，即便是现在筋疲力尽、腰酸背痛的时候。山脉和特立独行的狂风不一样，它们从来就不会阴晴不定、居心叵测、狡猾虚伪；它们明明白白地标在地图上，通常老远就能看见，只要你愿意，它们随时给你躲避的机会；它们从不出乎意料地改变方向，也不会设下埋伏，把你弄得人仰马翻。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它们明明白白地矗立在那里，只有冷漠却没有恶意，它们是诚实的对手，让你肃然起敬，而不是心怀愤懑。我发现它们的美丽和征服它们的快感简直让人难以抗拒，事实上，整个旅程中我好几次都特意选择了山路。
我精疲力竭地躺在一条暗沟的矮墙上，旁边靠着我的自行车，血液在静脉和动脉中奔腾，我从头到脚都刺痛难忍。长久压抑的怒气已经在疲惫中消失了，代之以困惑：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天空湛蓝湛蓝的，一尘不染，近黄昏时分，太阳让山脉泛起金光。除了偶尔经过的货车，没有任何东西能打破沙漠这种令人敬畏的寂静。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内在平静”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样的平静我并没有在印度拥挤过度的城市和人声鼎沸的平原中遇见过，只曾在孤独的公路上瞥见过它稍纵即逝的身影，再就是伊朗、巴基斯坦北部和中国偏远的沙漠和山地中。也许，神之所以没有对我们说话，是因为我们总在忙着制造各种噪音，根本听不见他的声音。如果说，有那么一刻能让我承认有神的存在，那么这样的转变将发生在一个这样的时刻，一个这样的地方——被无声的沉默所环抱，独自置身在永无谬误的壮丽的自然美景之中，心中充满本能的谦卑。我的心中没有嘈杂，做好了接纳的一切准备，就像一张白纸，等待着被填满。
和维吾尔人不一样，对我而言，沙漠的无声是平和的，并不摄人，认识到这样一片与世隔绝的地方仍然存在于我们的世界，让人心安。然而，类似的地方正在不断减少，当我试图去想象一百年之后的戈壁时，一幅噩梦般的景象突然跃入我的脑海：六车道高速公路在布满了赌场和霓虹灯的水泥娱乐场所之间纵横穿梭，沙漠的宁静被中国新贵们的运动自行车和沙漠越野车在沙子里翻腾时发出的笑闹声所吞噬。这样的念头让人唾弃，简直是在亵渎神明。
我愿平躺在这个神奇的地方，在群山的摇篮中，在漫天星辰下安然入眠。但是，我还需要在星星峡找到食物和水。星星峡位于山脉的另一面，离这里只有六七英里之遥，是新疆和甘肃的分界线。我现在已经完全被生存的基本需要所占据，还有就是那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把我和目的地之间的距离一公里一公里地削减掉。这段非凡的历险过程修剪掉了我生命中的杂念，让我的身与灵完完全全地投入其中，向我揭示了生存与生活两者之间的鸿沟；它给了我思考的时间和一个能容纳真实自我的空间，令我重新找回了自尊和骄傲；它使我从愤世嫉俗中解脱出来，洗刷了我身上的嫉妒。就在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里，那些我的灵魂沐浴在或痛苦或甜蜜的片刻宁静中，或许我与上帝更接近了。
第二十一章 文明世界的尽头
1372年，明朝建立了万里长城最后一个也是最西端的要塞，并在周围驻守大军，保卫城池。对于中国人而言，嘉峪关不仅标志着王国在西部的边界线，而且也是一个文明世界的终点。丝绸之路上的先锋，就像当年欧洲的航海家探索新大陆时一样，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从这里踏上西行之路。
然而，如今的嘉峪关却是一个现代化的绿洲城市，似乎是建筑师们用一大堆三角尺、分度器和计算尺精心设计出来的作品，但是却缺乏想象力和幽默感。夜色中，我从长城塞外混沌而恐怖的荒漠和高山中走出来，蓬头垢面，历经沧桑，在雄关宾馆做了入住登记。
整洁的乡野，干净的小镇和村庄，我很想对眼前的景致感到兴趣盎然，但是这一切对我来说太熟悉了。这就是我选择离开的其中一个原因。我记得自己曾经思考过，这一切是否在某一天也会让我魂牵梦萦呢？
*
中国的天气就是一个十足暴君：当那狂风向你迎面刮来的时候，要想多走出些路程，你得额外多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倘若它哪一回突然大发慈悲，伸出友谊之手把你往前推了一把时，你就会不顾一切地使劲儿蹬车直到骑不动为止，因为你想趁着它的心情还没发生180度大转弯之前，尽可能地多跑些路。这捉摸不定、压倒一切的大风已经把我刺激得软弱无力，我轻而易举地被一种错觉给击倒了：风哪是一种仅仅由气压的起伏变化而引起的气象，它分明已经恨我入骨了，我成了它的眼中钉。从星星峡以来，它就一直在和我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在这个空旷干枯、广袤无垠的戈壁滩上一直潜伏跟踪着我，一直把我逼入与世隔绝的村庄。
令人称奇的是，拉维茨在他的书里居然对风暴只字未提。他是从北向南穿越戈壁的，而我则是自西向东，这么说来，在这片漫无边际的荒漠里，他的脚印和我的车胎印一定会在某个地方交叉。阿洛伊斯曾经说过，过于努力地和狂风抗争就是浪费时间，打那以后，我有无数次机会验证这个出色的男人说过的这句话。在这件事情上他的确是正确的，就像其他所有的事一样（也许除了鳄鱼的那件事以外）。你越奋力地挣扎，你所受到的阻碍就越大——有时整个自行车就好像被拴在了一条巨大的橡皮筋上，你想站在踏板上多增加一点儿力量，但事实上你只不过是把自己变成了更大的目标，暴露在它的面前。我唯一能办到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变速档，试着建立起一定的节奏（狂风肆虐的时候很不容易），还有就是从愤怒中爆发出更多的力量。我再也没有被迫下来推车前进，而且也没有竖过大拇指搭顺风车。偶尔，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一天中长达几个小时的骑行让我筋疲力尽，此时的风会突然缓和下来或者改变方向，于是我便再次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残酷之选：究竟是停下来就地过夜呢，还是赶紧趁着稍好一些的情况，忍着全身的酸疼再骑上一两个小时？
含蓄一点儿的折磨就是地图上标出的那些幽灵一般的村子，实际上这些地方并不存在，结果我只能尽量延长所剩无几的食物和水维持的时间。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我已经对地图和旅行电脑上显示的信息产生了很大的依赖，因此这样的问题很可能发展成非常危险的后果，尤其是在食物和水都很不容易得到的情况下。乡村小店储备了香烟、打火机、碗面、口香糖和啤酒，但是很少有商店销售我所认为的生存必需品，比如面包、新鲜蔬果、果酱、矿泉水和牛奶。我从饭店的保温瓶里倒了一些开水装满我的瓶子，然后又储存了一些巧克力、饼干还有一种装在白色塑料小瓶里出售的甜味饮料。这饮料味道很不错，但愿还算有营养，不过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种东西是什么。这里大部分的食物都封装在塑料的包装袋里，很难辨清是什么东西。
这是难忘的一天，除了难以对付的风之外，我了又添了新对手——两次车胎漏气，一次腹泻。放弃的念头一闪而过，近在咫尺的铁轨线不断地提醒我，还有更省事的旅行方法。
“喀喇喀喇”，挂在包上的两个小木屐晃荡着，发出碰撞的声音。克罗姆佩兹的名字是“Klompen”的简写，是荷兰语中表示木屐的象声词。小木屐肯定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狂风，早在一周以前她就应该已经过了这个地方，此时说不定正舒舒服服地躺在软卧里驶往兰州，或沉沉入睡，或注视着窗外，心里想着，要是能骑车穿过这片荒漠，那真是太棒了。
我的脑海里在自娱自乐：搭个便车去嘉峪关，坐大巴去兰州，再乘火车去北京，最后坐飞机回家，那就再也没有逆风、车胎漏气或者背疼了。尽管我的士气已经降到了最低点，体力也在一点儿一点儿地消退，但是我还在努力地逃避诱惑，比所有的疼痛和沮丧更难以承受的是破碎的骄傲和归家时的复杂心绪——一个机会的失去，一个梦想的夭折，一份半途而废的工作。
所以我没有放弃。要想横穿中国，我所需要的只是不偏不倚的风、没有故障的自行车、健康的身体状况和至少两次延期的签证。你也许会想，我的要求并不高。
*
甘肃和新疆一样，地处偏远，到处是高高低低的沙漠和山脉。河西走廊是一条600英里的狭窄沙漠地带，在高耸入云的山脉中间穿梭奔走，蔚为壮观。绿得刺眼的绿洲常常奇迹般地从沙地中突然显现，于是，空气中会忽然充满布谷鸟的鸣叫声和灌溉渠中的淙淙水声。这水是巍峨雄壮的祁连山脉上融化的雪水，透过远方的雾霭，有时能望见闪亮的山峰若隐若现。在白杨树组成的幕墙后面，有温室和葡萄架，牧羊人正在照看着自己的羊群。接着，几乎是瞬息之间，眼前的翠绿突然被墨黑所替代，沙漠再一次覆盖了一切。这片狭长的土地被挤在祁连山、内蒙古、北部的戈壁滩和南部的西藏高原之间。谁控制了这个要塞，谁就控制了整条丝绸之路，因为这是商队的必经之路，别无选择。
随着我的逐渐东行，大多数的绿洲居民不知不觉中已从维吾尔族人变成了汉族人。就像往常一样，和当地居民打交道往往发生在我需要吃东西的时候。我在安西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这里有美味的食物和舒适的房间，还有两个十来岁的可爱的汉族小姑娘，时常露出羞涩和天真的笑容。在其他的地方，人们会抓住我的地图聚精会神地查看，或者簇拥在我的自行车旁，甚至在我写日记的时候，也从我的肩膀上凑过来看，那种热情和维吾尔族人不相上下。即便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仍然会有人穷追不舍地向我提问。有的时候他们真是有点儿太执著了，有一个戴眼镜的家伙一直不依不饶，就好像再过一会儿，我的嘴里就会突然喷出一连串流利的汉语似的，而他唯一能说的两句英语是“Hello！（你好）”和“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
我现在完全成了聋子、哑巴和文盲，一个字也听不懂，一句话也无法表达，中文菜单更是看不明白。在玉门镇，两个妇女把我请进了她们的餐厅，当她们发现了沟通上的问题后，立刻把我带到了厨房里，给我看都有些什么。正常情况下，我遇到的都是茫然不解的表情，然后是一串笑声，最后递上来一份天书一样的菜单。不管怎样，和当地人的邂逅总的来说是有趣和愉快的。在经历了沙漠那沉思中的漠然和艰难的公路上形影只单的孤独之后，这让我感到释怀。这里的饭菜物美价廉，即便挨宰了，我也意识不到。
中国人是非常善良友好的。嘉峪关电信局里的网吧关了，隔壁办公室的女孩陪我在炎热的林荫路上走了十分钟，把我带到了另一处网吧。或许，最让我惊喜的还是警察的态度了吧。我一直想象他们会非常敌对我，会不断地给我制造麻烦和障碍。可没想到他们根本没管我。星星峡外面的收费站上，两个警察还咧着嘴笑着向我挥手放行呢。
离家一周年后，我坐在文明世界尽头的一家街边小餐厅里吃着肉丸和面条，思考着除了食物之外，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中国和印度次大陆相比，在感觉上如此大相径庭。比起祁连山纵横恣意、白雪皑皑的山峰，嘉峪关显得有点儿相形见绌，它干净整洁、规规矩矩，是规则战胜混乱的象征。房子和大街一律呈90度直角，平平整整。这里的路线都是平行的，宽阔平坦的大街上有宽阔的自行车道，两边都有人行道，传递出一种秩序和空间的感觉。在印度，人行道的特点就是不翼而飞的石板和咧着大口的洞，自行车道根本就是一个摆设，到处混乱不堪。尽管这里也有人力车和三轮车，但小汽车和大巴看起来都很现代，而且这里的车不会拖着长长的黑烟。
宗教渗透在印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个地方却是一个“世俗社会”。这里的公路更安全，因为中国人只相信自己，不信仰上帝。因此，比起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司机，中国司机要自律得多，连喇叭也摁得很节制。不仅如此，中国女人和男人是平起平坐的，她们并不害怕暴露自己的腿和胳膊，或者在公共场合表达对异性的倾慕。
大街上没有流浪狗，也没有奶牛四处闲逛，就连驴车也只能在城市一定的界限之外行走，这么一来，就没有牛粪、驴粪和狗带来的混乱了。人行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垃圾桶，废物都扔在里面。这个城市现在到处充满了白瓷砖混凝土大楼，很难把这个文明得可怕的城市和它浪漫的往昔——军事要塞、丝绸之路上的驿站相提并论。
*
离开嘉峪关的那条公路棒极了，还有猛烈的大风在我背后助我一臂之力。我正以每小时25英里的速度轻而易举地穿越这片巨大的绿洲。经过了过去几周的艰苦奋战之后，我现在感觉尤为幸福，甚至能感觉到当风鼓满了帆时帆板运动员那种乘风破浪的快感。签证处的警察彬彬有礼，迅速地给我办了第一次延期。因此，在这愉快的两个小时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健康的身体、仁慈的顺风、重要的签证延期，还有一辆没有故障的自行车。
当我在一个小村子洒满阳光的广场上喝着可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自行车后胎有点儿软了。我一下子也像车胎一样泄了气，恹恹地把自行车拖到一个阴凉的地方。一群人围在我的身边，看我怎么弄脏手，而我装作没看见他们。
漏气的地方还是内胎上靠近钢圈那一面上的小洞，这和当时在普瑞到德里那段路上让我大为恼火的情况一模一样。而现在我手里只有印度买的补丁，但是我对印度生产的所有东西都缺乏信心。等我收放好工具，打足了气，把东西重新装上自行车后，我发现旁观的人已经给我拿来了一盆水和肥皂粉，以便我把双手和臂膀上的机油和路上的尘垢洗干净。
多可爱的人啊！他们的善良深深触动了我。
“谢谢！再见！”我向人群道别，蹬车远去。
仅仅10分钟后，我就懊恼地发现，车胎还在漏气。我怒气冲冲地把这个可怜的自行车拖进暗沟里，把整个内胎卸了下来。
一个小时之后，我又听到了可怕的漏气声，我简直绝望了。在一片荒漠中，我把自行车颠倒过来放在地上，用印度的补丁修补另外一个靠近钢圈的小洞，我心里很明白，现在做的事情是治标不治本，造成问题的原因还不清楚。我不由想起了在希腊的那些可怕的日子，直到最后我才意识到，没有新车胎，人就到不了伊斯坦布尔。当我想到新车胎和胎垫得寄到如此遥远的兰州时，我简直觉得难以置信。
一天之中第四次破胎之后，我咬牙切齿地对我的自行车说：“你简直就是一堆昂贵的废铜烂铁！”要是手边正好有一把大锤的话，我想我不应该为我的行为负责。
这难道是对我的决心的又一次考验吗？我曾经信心百倍，以为在德里换上的崭新的车胎和胎垫就能宣告痛苦的结束。所幸，胶水和补丁还算充足，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况再这么持续下去，我还能抵御汽车的诱惑多久呢？在我决定到此为止之前，我还得经历多少次破胎呢？一天里四次，肯定是破纪录了，克罗姆佩兹的车胎说是没有我的那么结实耐用，但是整个旅程中也仅仅破了六次而已。
我继续骑往下一个村落，这两英里内车胎没破，已经非常值得庆贺了。我在一家小餐馆要了一份食物。一般情况下，当风转到别处去的时候，我通常会再努力骑上至少一个小时。尽管多骑几英里我并不发怵，但是，我已经没有勇气再补一次车胎了。这里一张床10块钱，我决定接受。
天刚破晓，另外三张床上的五个人还在鼾声雷动，我已经起身出发。风还在犹豫不决，我振作精神，快如闪电地开始了第二天的征程。公路在浅棕色的悬崖峭壁之间陡峭下行，不大一会儿，路就平缓了。告别群山之后，公路沿着铁路线和忧伤的残长城碎片，从一个绿洲奔向另一个绿洲。人们骑着黑色的单速“飞鸽”老爷车，从容不迫地上班去；还有的人早已举着锄头和铲子在附近的田野里挥汗如雨了。这一天，在第一次漏气之前我骑了50多英里。就我现在的心态而言，在我抵达兰州之前，如果每隔50英里只破一次胎的话，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第二天，在离开北京2683公里的地方，风已经恭候我多时。对我来说，从喀什开始，在中国的每一天都会遇上一些麻烦：刚刚忍受完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的身体不适，就遇上了戈壁滩上的飓风，接着就是河西走廊上让人垂头丧气的自行车漏气问题。
*
沙漠和极度干燥的山峦仍然时隐时现，但是我脚下的土地已经变得越来越肥沃。越往东走，人口似乎也越来越多，要想在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露营看来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村庄与村庄相互交错在一起，田野里到处可见骑车、走路和正在干农活的人，那几乎被我熟视无睹的珍贵的自由逐渐被拥挤的交通所剥夺：这条大路再也不属于我一个人了。在空旷无人的喀喇昆仑高地、塔里木盆地和戈壁滩上，那条通往文明的狭窄小路就是安全的象征，是我的救援之手。然而，沙漠最终还是被我抛到了后面，眼前这座大峡谷的每一寸都被用来发展农业了。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密集，生命线最终变成了险地。小汽车和火车响着喇叭飞驰而过，马路的表面被来来往往的重击压得支离破碎，使我行进的速度大大减慢，而平和与宁静的丧失让我感到厌恨。
灰蒙蒙的落日中，我背靠在一堵隐蔽的墙上，把另一块补丁粘到刚刚漏了气的备用车胎上，在附近铺开睡袋。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虽然车胎破了无数次，离开嘉峪关以来，我依然达到了平均每天80英里的速度。最后一次补胎之后，我已经准备认赌服输了，还询问永山一家餐厅的老板去兰州的大巴的情况。当然，他没听懂我的问话。突然间，我对这种语言障碍产生了巨大的感激之情，我立誓，无论我有多泄气，只要每天能完成像样的路程，而且强力胶和补丁还算充足，我就一定要坚决抵御跳上大巴的诱惑。
想把我打倒？没门！
第二十二章 近身理发
我问学生们：“兰州以什么闻名？”
“兰州的污染最有名。”慕勇说，丝毫看不出一点儿讽刺的意思。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难道就没有什么稍微好点儿的——比如说酒或者食品？”
兰州有一个巨型的石化总公司，还有冒着火焰的大烟囱。经过了几英里连绵不绝的工厂和仓库，我终于骑到了市中心。这座城市看起来比实际要大，在这个邻黄河而居的狭窄的山谷中，密集地居住着300万居民。
我们坐在大学校园足球场的草地上，这是一个绿树环抱的巨大的公园，当中有纵横交织的小径，通往简陋的混凝土塔楼。这个城市的某些结构让我想起了法国东南部的城市格勒诺布尔（Grenoble）：多层写字楼和公寓高耸入云，下面是蜘蛛网一般的高架线，供无轨电车来回穿梭，在连绵起伏的高山的衬托下，城市显得很是渺小。除了出了名的污染之外，要说最出名的，那就是牛肉拉面。
我是在一家网吧遇到向慕勇和郭强的。他们来自吉林和乌鲁木齐。他们两人都是研究生，慕勇学习中国历史，郭强学习工程学。慕勇为中国学生写了一本介绍英国人的著作，这本书的确是60年代英国的真实写照：记忆中依稀可见的土地、黑白电视机、蜂巢一样的发型、莫里斯麦那（译注：唱片名）、博比·查尔顿和《天使的喜悦》。“英国警察”和“皮卡迪利马戏团”这样的章节还专门配有黑白照片。如果仅仅作为一本学习语言的指南书，这本书足矣，不过如果说它准确地描绘了新千年之初的英国，那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中国与前苏联完全不同，它成功地实施了经济改革，但却避免了前苏联那样的政治分裂。中国在千禧年的转折点上看上去充满了竞争力，就像所有的西欧国家一样完全投入到了挣钱的“游戏”中。摩天大楼的顶部和侧面都布满了五颜六色的巨幅广告，似乎在劝说人民大众，把挣来的钱都花掉吧。从便宜的街头小店和小餐厅里，花上两块钱就能买到一盘面条；销售饮料、冰淇淋和酸奶的小贩斜倚在冰柜边的椅子上；蘸了香料的土豆和豆腐块用竹签串成串，在火炭盆上烤着吃。我漫步在让人垂涎欲滴的水果摊边，西瓜、香蕉、草莓、杏儿、荔枝、橙子、苹果、桔子，这些新鲜的东西都是我向往已久的，但是在沙漠里的那几个星期根本就看不见。马路边上摆着一长溜的布，上面堆放着计算器、手表、钱夹、指甲刀、梳子、电动剃须刀，还有各种各样的杂货。擦鞋和修鞋的姑娘小伙们耐心地等待着上门来的顾客。车辆、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都混杂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了印度的城市，街道两边则排列着一家家的银行、饭店、超市、百货商店，间或夹杂着小店和咖啡厅。无轨电车在宽阔的林荫大道上行驶，然而开车的却是瘦弱的妇女，显得不很协调。
一天下午，我的中国朋友邀请我去他们的宿舍。他们的寝室比我在大学时候住的单人间大不了多少，还得和另外两位室友共处一室。屋里放着两张双层床，墙上贴着一张美国地图，到处散放着书和小东西，这样的凌乱与其说是个人的懒惰和散漫，还不如说是东西太多、地方太小。四个大男人如何在这么一个斗室里共同生存，这一点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猜想他们一定是习惯了。慕勇和郭都是很认真的小伙子。我们一边喝着茶，一边热烈地讨论着英国和中国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的区别，还有英国从前的殖民地。
*
因为只花了一张床的钱而不是整个房间，这个宿舍里的另外两张床随时可以被人占用。先前是个从德国法兰克福来的背包族，现在换成了西里耳，一个戴着眼镜，敦敦实实的29岁法国理疗医师。他刚刚横跨了敦刻尔克（Dunkirk），从吐鲁番坐火车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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