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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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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事可干吗？”我向他亮着牙齿，好像被占了领地的狗向对手龇牙咧嘴。
领地。空间。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国家待了将近四个月之后，照理我应当对这种情况早已习以为常，但在印度的这几个月里，我的忍耐力也越来越低了。每个人文明的表皮之下，都隐藏着一颗冲动的心，而印度主干道把我这张薄薄的被称为“教养”的表皮撕掉了，冲动的猛兽被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当本能占据上风时，我就像一个私有领地被侵略了的雄性动物，大声咆哮，凶相毕露。
原本希望在印度找到的“内在的平和”算是完了，真正的快乐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以寻觅。或许，我在印度的路程太长了——要是我随便跳上一辆驶往德里的大巴或火车，兴许也不会错过什么，而且还能让我平心静气一些。
我的心情越来越郁闷，只有偶尔突发的愤怒能让它稍稍缓解一下。印度有1。66亿人挤在北部各邦，远远超过印度其他省市，总人口是整个英国的三倍。二十年前，我和两百个同学一起挤在一所大学的礼堂里，这样的经历引发了我内心对自由和清净的渴望，直接促使我每年夏天当上背包族，沿着欧洲大陆的公路寻觅清净之地。然而在北印度，就算在公路上，我也避不开人。从来也没遇到过如此穷追不舍的骑车人，他们频频出现，而且个个坚韧不拔，不仅如此，每当我经过乡村小镇时，迎接我的总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哨声、叫喊声，这也让我感到越来越精疲力竭。每次停下来休息时，我总感觉自己像是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毫无疑问，印度正在以缓慢而稳固的速度将我逼疯。
通往阿格拉（Agra）的道路很颠簸，铺有鹅卵石的街道常常被阻塞。牛车、行人、自行车、人力三轮、拉着满满的砖头、木材和乘客缓缓移动的拖车，还有不停地按着喇叭的摩托、大巴和卡车。小机动三轮和大机动三轮（一种更嘈杂且味道和个头都更大的三轮）常常会出其不意地停下随意上下客；所有车辆的右拐、左拐和掉头事先都没有任何示意；行人看都不看一眼左右就坚定地迈开了脚步，而骑车的人总会走在马路上错误的那一边；车辆频繁地在弥漫的尘土和污染物中紧急刹车。在瓦拉纳西狭窄的街道上，我陷入了人群中，一步都动不了，后面还有人毫无顾忌地推搡我。最后，我只得被迫掉头，不料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法挪动，因为前后都是人，也都停在那里。
疯了！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立刻飞到地广人稀的新疆了！
当我终于站在香提旅社的屋顶上注视着落日余晖掩映下的泰姬陵时，我感觉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我刚刚冲了一个凉，稍稍恢复了一下精神。几只猴子在邻家的屋顶上跳来窜去。泰姬陵是莫卧儿王朝帝王沙·贾汗为纪念他深爱的妻子泰姬所建，其妻在1631年死于难产。这座建筑完美无瑕，具有梦幻般的美丽，简直就是巴赫或莫扎特的乐曲在视觉中的再现。据说国王在爱妃离世后一夜之间青丝变灰发。建筑完成之后，大约有两万名工匠被斩去双手，以保证这座完美的建筑永远独一无二。
旅馆边一家二手书店的店主克里西那是一位身材魁梧、风度翩翩的白发绅士，他拥有让人羡慕的低低的发线和络腮胡，浑圆的肚子在绷紧的衬衫纽扣下面充满活力地前凸着。他把我当成同胞，而不是一个长了三个脑袋、刚刚从外层空间降落地球的外星人。他用非常流利的英语告诉我说，他本人是泰姬陵设计者的第十一代子孙，一个高级手工艺人，专门负责修缮和维护历史遗迹。如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监督工程的进展，并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他人。书店对于他来说只是副业，他名片上的内容令人不可小觑：
阿格拉旅游贸易运动及公益协会副总裁
斯里兰卡康提佛教出版协会理事
色尔瓦斯国际理事会成员
阿格拉地区乒乓球会前总裁
阿格拉青年再就业中心前总裁
Vibhav Nagar青年运动俱乐部创始人
克里西那的妻子去拉贾斯坦邦看亲戚去了，于是他便在充满蚊子的大房子里亲自下厨房做了晚餐。我也买了一瓶印度威士忌作为礼物。他的侄子穆卡西会给人看手相，而且对星相学略知一二，他相信人的命运就像地图一样，早已绘制好了。
对于这样的说法，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相信，尽管我们完全无法控制命运之手，但究竟以何种方式对待它，决定权却全在我们自身。因此，在我看来，对我的生活产生影响的大部分事件都是我过往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而导致的。我之所以现在能坐在这张餐桌前吃饭，一方面是由于我天性喜欢冒险，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今天早上临时决定取消已经计划好了的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古城（Fatehpur Sikri）之旅，并决定把《动物农场》还给克里西那。
我也坚信，如果我对工作也像我对自行车和写作那么义无反顾地投入，那么我绝对会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人物，因此于我而言，失业完全是一种预谋。我从没对工作产生过激情。事实上，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老板承认，对于裁员，我的感受要比其他人轻松得多。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人生故事，它是由亿万个决定造就的，即便最微不足道的决定也可能会使生命的轨迹发生翻天覆地的的变化。我在人生中所做的决定完全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什么命运或神灵；在“我的人生”这部独一无二的戏剧中，我就是编剧、导演和男主角。当然，尽管别人在我的人生剧场里也会扮演一定的角色，但真正决定剧情发展的是我自己。如果一个人只把自己看做某种力量手中的傀儡，只是在扮演早已为他们写就的角色，那么他/她又怎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呢？
克里西那在厨房和餐厅之间来回穿梭，一会儿跟我抬杠，一会儿又放声大笑，一会儿又倒上更多威士忌。他问我是否还要个炒鸡蛋。
“我感觉命运之神刚刚下令，要我今晚再吃个炒蛋！”我回答道。
克里西那哈哈大笑，握了握我的手，又一次消失在厨房里。
当我坐上自动三轮回旅馆时，天色已晚。克里西那的餐厅里放着一个空空的威士忌酒瓶。明天六点我就得起床，然后带着宿醉骑上90英里，因为后天我要和一位荷兰自行车好手在德里会面。
第十五章 完整的圆
37岁的克罗姆佩兹体态修长，来自荷兰西部哈勒姆（Haarlem），当发现我极少清洗自己的自行车时，她感觉大为震惊。她之前当过几年护士，在荷兰邮政局工作了一小段时间，后来辞职做了旅游代理。五月份她和丈夫马丁·万·多恩一起离开荷兰，后来在布达佩斯和伊斯坦布尔又跟艾瑞克与艾玛搭伴同行。
这对荷兰夫妇后来发现两人很不适合一起旅行，于是在巴姆分手。克罗姆佩兹继续和几个瑞士人一起骑车到了加德满都（Kathmandu），休息了六个星期，坐大巴和火车环游印度，然后抵达德里。
两个月前，她发来电子邮件，问我能否结伴同走喀喇昆仑高速路，我小心翼翼地回答说我并不反对有人作伴——当然，前提是我们在德里相处愉快。
她就像电子邮件中表现出来的那样，非常乐观健谈。我向她保证说，自行车看上去越脏，被偷窃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一直害怕她是个女版罗夫，让人做噩梦，现在这种恐惧已经被驱散了。不过，她的体力究竟如何，尤其是中断了那么长时间的自行车旅行后，这还有待考察。喀喇昆仑无疑是整个旅程中最折磨人的一段，塔里木盆地在夏天就像个大火炉，我必须在5月1日中国边境开放之前抵达。
我们俩一致地想要尽快离开德里。这座城市的空气很不干净，你甚至可以用嘴巴“尝”出来，我好不容易才克制自己吐痰的冲动，但挥之不去的肠胃病却让我感到虚弱而疲倦，这个时候我还不想立刻上路。
帕哈岗吉（Pahar Ganj，新德里火车站对面的大集市，背包客的聚集区）有一条条又窄又挤的通道，行人和奶牛交织在一起。小摩托、自行车、人力三轮、机动三轮一边疯狂地响着喇叭和车铃，一边鲁莽地杀开一条通道。商贩、咖啡店店主、机动三轮车车夫和乞丐从四面八方向你扑来。几头奶牛看来和我一样患上了肠胃病，因此走路的时候得千万小心。我们对面的阿贾尔旅社有家德国面包房，里面有各种各样让人垂涎欲滴的西方美食，比如说苹果脆、薄皮苹果卷、柠檬巧克力蛋糕、奶酪糕、羊角面包和百吉饼。
护士出身的克罗姆佩兹根据经验，为我规划了严格的食谱：干吐司面包和土豆泥。于是吃饭成了一件异常乏味的事，我甚至有花250卢比巨款买一小罐马麦酱的冲动。当我费力地咀嚼着堆成小山样的淡而无味的的土豆泥时，她却心安理得地享受一大盘看起来让人直流口水的意大利烤卷子。
“别前功尽弃！”发现我有一丝动摇，她严厉地警告我。
*
3月25日是个星期天，早上七点，在德里待了整整三个星期之后，我们终于骑车出发了。
我们离开过去几周中渐渐熟悉的杂乱无章的长方形小店、商铺、住家和垃圾堆，开始奔向广阔而平坦的平原，颠簸的城市公路被抛到身后，迎接我们的是平坦的双行道。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感觉已经离开印度了。但是，当经过在公共草地上酣然入睡的人群和在村庄边缘若无其事地方便的人时，我们才幡然醒悟——我们还在印度。
肠胃的恢复比预想的要慢得多，我们又被迫延长了一周时间，等待从英国邮寄来的内胎和车圈，因为车圈又出了几个新洞，两次阻止了我的启程。尽管装上了崭新的车胎、内胎和车圈，我还是感觉惴惴不安，没准儿下一刻就会听到那该死的漏气声。
*
尽管哈里亚纳（Haryana）的私家车在数量上依然比不上自行车、小摩托和小型助动车，但从比例上而言，这座城市所拥有的私家车数量却是最多的。大多数私家车都是日本和韩国车，小镇郊区双行道的两边排列着一尘不染的陈列室，里面有闪闪发亮的现代、丰田和塔塔。我停下来看了看看地图，然后例行公事地检查行李，看看钱包是否仍然用拉锁固定在雨衣的口袋里。
让我安心的鼓包不见了！雨衣口袋的拉锁已经被拉开了！我顿时感觉一阵晕眩。我告诉克罗姆佩兹说：“钱包没了！”
“什么？！”
“我钱包不见了！！！”
我隐隐约约痛苦地意识到，我恐怕得骑上12英里几乎徒劳无功的路，回到刚才停下来吃东西的那个街边小店，看看我的钱包是否掉在那里。可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那个黑色塑料袋正趴在旅行箱上，而旅行箱则晃晃悠悠地挂在后架上。我们刚刚骑了将近一个小时，我的钱包就暴露在大风和重力之中（更别提小偷啦），它竟然还在那儿待着！
当我最初踏上行程时，我坚信不疑地相信，终极的成败几乎可以说完全仰赖一些人为因素，比如说意志上的坚定、身体上的健康、准备上的充分和计划上的周密，然而，当我和戴维·拉尔森说起诺尔多斯克（Nordausques）的这段插曲时，他深信不疑，一定是神安排了这一切。
我的钱包栖息在旅行箱上，我骑行了一个小时，它竟然没有滑落，这个事实已经违背了一切自然的因果关系——当一个事件完全有悖常理时，我们很容易把它归因于超自然力。我已经两次在灾难的边缘上得到拯救，第一次是一位法国酒吧侍者，还有一次是土耳其那两位诚实而贫穷的农民。然而，此时此刻究竟是谁，是什么东西介入了呢？命运？安拉？奎师那？我的幸运之星？当我在印度“杀人公路”上死里逃生时，也是同样的力量在保护我吗？
*
我飞速驶入阿姆利则，一面时不时地回头查看克罗姆佩兹是否跟上来，一面在车流中左冲右突，准确无误地寻找阻力最小的地方。要想一直保持前进的势头，就要有一定的诀窍：一步不离地跟在卡车或巴士的侧面或后面，就像领航鱼紧紧贴近鲨鱼，尤其是在主要的交叉路口和环岛上，因为这些道路上的“大老爷”专门喜欢恐吓其他车辆，好让自己先占得先机。体内的肾上腺激素和眼前的横冲直撞激起了我的一些记忆，比如巴黎和米兰的环形公路，还有莫斯科那条恐怖的环形道路，而最重要的原则从古至今都没变过：果断决策，迅速行动，除非万不得已，绝不退让，只要一犹豫，就会迷失，被海浪完全吞没。
结束一上午的骑行后，我们在设拉子（Shiraz）城堡宾馆洒满阳光的后院里用了午餐。我刚刚给这个巨大的环形路封上口，这段印度之旅终于要结束了。我用克罗姆佩兹的荧光笔在印度次大陆地图上标出穿越巴基斯坦并环绕印度的路线。望着这条漫长而散发着荧光的黄色线条，我感觉无比自豪，在那成千上万英里闷热的道路上，我究竟洒了多少汗水啊！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请宾馆老板去帮我俩买来两杯翠鸟啤酒，而我则从附近皇后路上一家面包房里买了奶油蛋糕，一起庆祝我们各自的伟大成就（克罗姆佩兹刚刚骑完了12000公里）。晚上，我们在屋里一边喝着啤酒，嚼着核桃蛋糕（古怪的味道组合），一边看着斯皮尔伯格的《太阳帝国》，屋外电闪雷鸣，滂沱大雨从天而降。
*
皇后大道上的斑马线虽然有些褪色，但依然清晰而醒目。这恐怕是这个国家唯一的斑马线了。我只能猜想，这是英王统治时期留下的遗迹，那个时代的交通一定要正常得多，而且交通法规的执行也会更加严格。当我们尝试着迈开步子准备过马路时，一辆满载锡克教徒的四轮驱动塔塔车立刻冲我们发出了巨大的喇叭声，我们只好迅速撤退。
“这里是人行横道线，你们这帮*****！”我冲着经过的小汽车大吼道。我的火气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我转向克罗姆佩兹：“要是在英国，警察早就抓他们了。”
没错，但这里是印度啊，傻瓜！
虽然我在印度经受了一个又一个体能上的考验，然而，在这个最大的心理考验面前，我却打了败仗。人一辈子养成的习惯层层叠叠，不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就剥落干净。我的心态依然固执地停留在欧洲，实在没办法适应。
克罗姆佩兹和这片次大陆上的人接触不多。她固执地认为，当他们向你喊出“哈喽”时，你就应当有所响应，“否则他们会认为你只不过是一个傲慢无礼的旅客”。
“在英国，如果有人向你说‘哈喽’，你会视而不见吗？”她问。
“不，当然不会。不过，也许你会发现，印度人从来不会互相像这样打招呼。他们之所以喜欢冲我们嚷嚷，只是因为我们长得跟他们不一样。”
“但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只是对你的到来表示欢迎而已。”
“如果觉得他们的问候很真诚，我就会回礼。但是99％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只是想在我的身上激发一点儿反应，或者更糟，只是想在同伴面前瞎炫耀，以博取一些喝彩声。而我希望自己能独自一人，安安静静地旅行。”
“没准儿你真的应该回家了！”
尽管我很不乐意被一个初来印度的人批评，但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告诉我，她的话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去年十一月，当我刚开始从阿姆利则进入印度的时候，我为终于来到了这个国家而兴奋不已，那种激动的心情就和我现在离开印度时一样。当时一切都是新鲜的，陌生的噪音、气味、颜色，一切都让我陶醉。然而，在这个巨大的国家环游了近五个月之后，我对于再三重复的刺激形成了一种免疫力，从前曾经令我沉醉着迷的东西现在我却熟视无睹了。无论是锡克教徒鲜亮夺目的缠头，还是女人五彩缤纷的纱丽，在我的眼中都褪了色，皇后大道上的尿臭味也不再让我大惊小怪了。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污染，对噪音和疯狂的车辆也几乎无动于衷了，甚至当地的茶似乎也是可以入口的。
从各个方面而言，对于一位骑车的旅行者，印度依然是所有亚洲国家之中最友好的。尽管这里的路程如此漫长，在最拥挤的主路上骑车又是如此难以忍受和险象环生，但这里的山丘、热浪和迎头风还都可以应付，食物、饮料和住宿也是充足又便宜。就算肠胃偶尔表示抗议，我却从来没有被真正险恶的细菌打倒过，除了在比哈尔邦（主要也是因为它名声不好，我本人并没有任何糟糕的亲身经历），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威胁。唯一要对付的敌意仅仅来自于我自己。
有人说过，印度永远不会让你感到厌倦，它只会在有的时候让你感到疲倦！
终于，在几个月的挣扎奋斗之后，我的耐心在瓦拉纳西西边的印度主干道上被耗尽了。
这句话太对了。我已经对这里的人群产生了疲倦——也许只是因为这里的人太友好了。
是到了回家的时候吗？不，还没有。只不过，现在真是该离开印度的时候了。
第三篇 印度之后
引言
日日夜夜，为了这个永无餍足的人，我甘为奴仆，忍受风雨，缺衣少食，辗转难眠！
——莱波雷诺（Leporello），莫扎特歌剧《唐璜》
第十六章 重归巴基斯坦
出了阿姆利则的西郊，车辆逐渐变得稀少，印度主干道也走到了头，呈现出一种怪异的宁静。盛气凌人的大货车和长途巴士已经不见踪影，道路穿越一大片无穷尽的平坦的耕地向远方延伸而去，两旁以尤加利树隔开，只有牛车、自行车和偶尔可见的拖拉机。告别了汽车喇叭的嚎叫，肆无忌惮的塔塔车和利兰（编注：印度汽车品牌）汽车上呼出来的臭熏熏的热气，我终于在宁静和相对的安全中再一次享受到骑车的乐趣，这几乎是自加尔各答以来的第一次。
尽管重走同一条路有违我一贯的原则，但是从阿姆利则重返拉合尔却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条长达1800英里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境线上，只有这唯一一条过境通道。印度这一边的阿塔瑞公路几乎已被荒弃，而且这里的官员很友善，对我们也很感兴趣。通常他们会将我们直接引入境内，极少给我们找麻烦。
一群群汗流浃背的苦力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奔走，肩头扛着用雪白棉布包裹着的形状不规则的长圆形物品，看起来非常沉重，这让我联想到瓦拉纳西葬礼中柴堆上的尸体。两辆装有货柜的卡车停靠在边境线上，巴基斯坦这一边的货物正被运送到印度那边的其他货车上，车辆被禁止在两国之间自由穿梭，除了偶尔经过的旅游大巴、小汽车或来自其他国家的疯狂的自行车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一条草率从事的边境线一分为二。我忍不住要把此情此景和德国在战后的分裂做一番对比。然而在这片次大陆上，两国的冷战已经超过了他们在欧洲的老兄，而且似乎完全没有结束的迹象。以宗教为界将印度清晰明了地一分为二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穆斯林最密集的聚居区位于这个国家的另一端，而小型的穆斯林居住区则散落在以印度教徒占主导的地区；反过来也一样，还有的地区则均衡地混杂了两者。在1947年发生于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大隔离中，有近100万穆斯林、印度人和锡克族被屠杀，还有近1700万人沦为难民，但是印度现在的穆斯林总人数却仍然超过巴基斯坦，同时他们的生活与边境线那边的同胞一样糟糕。我不确定，是否因为那些死者和幸存者遭受的这场无法逆转的浩劫，才使他们的子孙后代能享有一个和平而繁荣的未来？
他们的牺牲是徒劳无益的，成千上万的人还在继续无谓地失去生命，为了争夺克什米尔疲惫不堪。虽然从逻辑上来讲，克什米尔的穆斯林理应成为巴基斯坦西部地区的一部分，然而在印度独立之前，统治该邦的是一位印度的国王。1947年10月，一支帕坦军队入侵克什米尔，试图将它变成巴基斯坦的附庸，这位国王立刻决定加入印度一方，与此同时，印度军队从东部大举进入。两国之间的第一场战争以联合国的介入而告终，一条分界线被划定，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实际控制线”。印巴两方都没有把这条分界线当成正式的边境，于是在1965年和1971年又接连爆发了两场战争。零星的战斗使这两个国家相持不下，已经到了第四次爆发战争的边缘，核武器也蓄势待发。
因此，这场大隔离究竟使谁受益？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果真想给这片次大陆上的穆斯林带来幸福吗？或许这仅仅是他个人野心的驱使？大隔离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如果没有这场分裂，情况将会怎样？如果是这样，那么再也不会有这样两个一贫如洗的国家在世界首次核冲突的边缘上风雨飘摇，而是会成就一个更为伟大的印度——一个占据了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国家，拥有更多的金钱可以投资到教育、经济和基础建设之中，它有可能成为亚洲的超级大国，在经济上赶超中国、日本甚至是美国。
没有了试图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操纵并分裂民众的政客，人们通常总能找到与自己的邻人和平共处的方法。对于巴基斯坦和印度沉默的大众而言，个人的富裕和安全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克什米尔的命运。然而，宗教和政治往往被偏执而顽固的少数派所绑架，这些人张着贪婪的口，却关闭了狭隘的心。1989年，大多数沉默的东欧人亲手承担起了解决问题的重任，其结果令人鼓舞。也许，期待着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之间的边界线能有朝一日像铁幕一样彻底消失会有些不合实际，但是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这片次大陆上沉默的千万大众很有可能会执行他们自己的意志，正义最终将会得到传扬，而印度和巴基斯坦将会把彼此的敌意在一个板球场上解决掉，而不是动用子弹和炸弹。
一辆乘坐着伊朗游客的巴士停在巴基斯坦边境旁，海关大厅挤满了乘客和堆成了山的行李。我的心一沉，不知道面对那个好奇的海关官员，应该如何解释包里那个形同未引爆炸弹的小火柴盒里的东西，而且看起来我们似乎得等上很长时间。我们被领入一个更小的房间，一个圆圆胖胖、长着络腮胡子的人把我们护照上的详细内容一一记录下来，他一言不发，但不时地向我们投来微笑，看着很是友善。
幸运的是，开包检查并不是必要的程序，那张和蔼仁慈的面具依旧没变。运送行李的人中间有一个人认出克罗姆佩兹上回来过，于是竭力邀请我们一起喝杯茶。我们离开时，他握着我的手说：“愿上帝祝福你，先生！”他的真诚令人难忘。
接下来是通往拉合尔的一段短途旅行。和印度那边一样，这片平坦的土地绿油油地向远方伸展，使得这条边境线更显得人为造作。太阳无拘无束地透过树林，在马路表面投下斑驳的光影，路面撒着一滩一滩动物的粪便。牛群或在吃草，或被拴着躺在地上。尽管边境这一边的居民统一用旁遮普的语言交流，但是锡克族鲜艳的缠头和妇女的纱丽已经被随处可见的长衫和宽松裤上柔和轻淡的色彩所替代。
在拉合尔一座几乎空无一人的大影院里，我们观看了《明日帝国》。影片开始之前，巴基斯坦国旗出现在屏幕上，在场的所有人都起身而立，高唱国歌。影片播放期间，有个男人举着手电隔段时间就来回巡视一下，我猜想是为了检查有没有人在黑暗的掩护下做一些不当之举，被我们西方人认为无伤大雅的亲密举动在巴基斯坦这样的伊斯兰教国家是严格禁止的。
晨祷的宣礼声在空中回荡。早餐之后，我们沿着教堂路向购物中心散步过去。独立之前，拉合尔的120万人口中大约有一半是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然而这场由大隔离引发的种族大清洗把该人数锐减到不到一千人，随着大批人口消失的似乎还有妇女。
“这座建筑可真够漂亮的！”克罗姆佩兹停下脚步，欣赏起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复兴天主教堂和红砖墙结构的法院。
“当然啦。英国人造的！”
“你越来越自恋了！”
“自恋？我不这么认为，沙文主义（译注：极端、过分的爱国主义）倒有可能。”
“这两个都不好。不管怎样，我相信这里没有一块砖是英国人抬的。他们只不过是设计了这座建筑，然后看着巴基斯坦人把房子建起来而已。”
在这条繁忙的街道上横穿马路，有点儿像在板球比赛里抢一个快球。我估计了一下所在地和对面人行道安全地带之间的距离以及离我们最近的车辆飞驶的速度，快速地做出了决定。
“走，走，走！”我大喊道。
“不，不，不！”克罗姆佩兹尖叫道，使劲儿拉着我的衬衫往后拖。
投球手里只要有一个犹豫不决，两个人中准保有一个得出局。尽管已经没有第二局的机会了，我们还是幸运地保留了我们各自的得分，没有出局，毫发未损。
*
古吉兰瓦拉（Gujranwala）支线上有一座孤零零的餐厅，店主人免费提供一个房间让我们过夜。这样的诱惑还能抵御吗？这里的食物非常美味，人也极其友善。正对房间的楼底下正好有个厨房，新鲜出炉的印度烤薄饼的香味飘上来，让人垂涎欲滴。一只公鸡不断地啼叫着，从附近的双程车道隐隐约约地传来车辆的轰鸣。布莱恩·鲍尔·巴赫（Brian Paul Bach）的书《坐在前座上走印度主干道》我已经看了大约三分之一。让我困惑不解的是，这个美国作家怎么就能用400页的篇幅对这段被我认为是最最枯燥乏味的路程大送溢美之词呢？我肯定错过了什么。
过了古吉兰瓦拉，主干道继续向前延伸，宽阔的四车道高速公路小心翼翼地绕过较大的城镇，比如瓦兹拉巴德（Wazirabad）和古杰拉特（Gujrat）。然而，遇到小一些的社区时，它却毫不妥协，水泥沥青路形成的屏障趾高气扬地把这些地方断然分成东西两半，不论是交通指示灯、横穿马路的行人还是交通环岛，这些“礼遇”都挡不住车辆的涌动。
尽管这样一个国家不幸孕育在政治所造成的恐惧和憎恨中，然而巴基斯坦人却非常彬彬有礼。送奶工在自行车后座的左右两端分别挂上了巨大的金属搅拌桶，蹬车进入了小吃店，送给我们每人一杯牛奶；当我吃完了帕拉塔煎饼和炒鸡蛋，起身去卫生间时，立刻有人为我打亮了电灯 ；稍顷喝茶时，又有一个男人飞快地抱过来两张椅子，放在仅有的几处阴凉地里，邀请我们入座。喝可乐的时候，周围挤过来一大群人。他们其中一位在米兰的商业中心工作，另一位在哥本哈根当大巴司机，两人都趁着假期拜访亲友，等假期结束后再回到欧洲。他们俩热情友好，而且也很健谈。几个面容消瘦、满脸胡子的长者，或包着缠头或戴着无沿便帽，无一例外地穿着宽松肥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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