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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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石器时代的人对生活的总的看法，对于应当是怎么回事和实际是怎么回事的观念——也就是他们的世界观，就其重要性来讲，并不亚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世界观是静止的，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与世隔绝的村社生活。他们把将来看作是最近的过去的翻版。他们从来没想到过，要按某种原则来改变社会，也没想到，要象今天的学校非常自豪地宣称的那样，训练他们的孩子去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在他们眼里，世界过去没发生过变化，将来也还是如此。因此，他们只是培养自己的孩子做他们所做过的一切，就象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先前培养他们时那样。关于这一点，有个名叫克拉欣格·瑟德的温内巴戈人（北美洲印第安人）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证据。他虽然生活在我们时代，但却出生于一个仍处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环境。他在自传中写道，“父亲往往还是守着过去的老习惯，把温内巴戈人的风俗习惯教给我们。他一清早就把我们叫醒，让我们围着火堆坐下，然后开始同我们谈话。…女孩们单独受教育。现在谈谈父亲和我说过的一些话……。”克拉欣格·瑟德在详尽地描述了父亲按照传统用上述方式对他进行教育的情况后，最后写道：
　　　　　　　　　　　　　　这些事都是老年人说的；也是我给你们的劝告。我自己从来不问这些事，但是我父亲，也就是你们的祖父，是很关心的。凡是与人们的行为举止有关的知识，他都想知道。等你们长大了，可决不要让自己落入这样的困境：不知道哪些事是正当的、是应该做的。孩子，要听取长辈的教诲。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必须彻底弄懂的。你们也得弄懂。
　　　　　　　　　　　　　　五、对人口和种族的影响
　　　　　　　　　　　　　　农业革命导致又一次人口爆炸，其规模可与随人类形成而出现的人口爆炸相比。在旧石器时代，正在进化中的人类不断改进工具，使生产率提高，从而使人口相应增加。约100万年以前，猿人的人口数还只有125000，可到了距金1000O年时，以狩猎为生的人类的人口数已上升到532万，约增长42倍（见第二章第四节）。现在，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一定地区的食物供应量比过去更多更可靠，因此，人口数的增长也比过去更迅速。在距今10000年至2000年的8000年中，人类的人口数从532万直线上升到13300万，与旧石器时代
　　　　　　　　　　　　　　100万年中的人口增长数相比，约增长25倍（见图2“世界人口的增长”）。
　　　　　　　　　　　　　　人口的增长不是普遍的，而是有选择性的。正如前文所述，在技术革新中领先的各民族，其人口的增长也遥遥领先。因而，就象从前的人类胜过并取代了他们的原始祖先那样，现在的农人胜过并取代了狩猎者。“胜过”并“取代”的确切过程可能如下：由于实行组放型农业，各村庄很快受到了逐步增长的人口压力。于是，过剩的人口散布到周围新的地区，在那里开垦土地，建立起新的村庄。他们和当地居民的关系因当地环境而异。如果这些地区有一些边沿地带不适宜农业移民们开发，那么当地人就可以把这些地方当作避难所，使自己生存下来。非洲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曾广为分布的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被分别挤到了茂密的丛林地带和荒凉的沙漠地区。北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曾广为分布的操绶绶尼语的印第安食物采集者受普韦布洛农人们的排挤，而不得不离乡背井。（见图4“狩猎者的后撤”和图5“农人的扩张”）。
　　　　　　　　　　　　　　农业移民和当地人之间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关系，即共生关系。迄今仍在刚果森林区盛行的情形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那里过渔猎生活的俾格米人向耕种土地的黑人提供肉类、蜂蜜和其他森林产物，再从黑人那里接受作为报等的谷类和铁制武器。因而，这两个种族能够和平共处，并保持各自的特点。
　　　　　　　　　　　　　　农业移民和当地食物采集者之间最常见的关系是相互通婚，彼此逐渐融合。当人口压力又逐步形成时，新的混血儿居民便又向新的地方迁移，进而又与那里的当地人通婚，逐渐融合。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就这样被传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而在农业最后到达的那些地方出现的人，则成为其种族类型与最早的创始者完全不同的人。因之，尽管小麦、牛、轮子和犁发源于中东，然而把这些东西带入中国北部的移民却是纯粹的蒙古种人。农业由中东向西传入欧洲，由大草原传入非洲南部时，发生了与上述情形类似的迁移和异族通婚。今天存在于赞比亚南部的黑人与布希曼人的混血儿就是对后者的一个证明。
　　　　　　　　　　　　　　一伙又一次的迁移使农业传播到全球各地。迁移的最后结果是，1O000年以前组成全体人类的狩猎者，到公元100O年时，减少到仅占人口的1％。职业的转变转而又导致种族的变动。全球种族分布图表明，10000年以前，高加索种人、蒙古种人、黑人、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这六个种族之间大致是平衡的。（见图3“全球种族分布。’）但到公元1O00年时，这一平衡遭到了剧烈的变动，此变动有利于从事农业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而不利于仍过渔猎采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澳大利亚种人之所以能维持原状，只是由于他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还没有被任何从事农业的人发现。这些岛屿直到18世纪时才被欧洲的探险者发现。当这一发现迟迟地但终于来临时，岛屿上不幸的土著居民遭到了更加悲惨的结局。
　　　　　　　　　　　　　　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东亚表现得最为明显。东亚地区的蒙古种人牺牲散居各地的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的利益来向四面八方扩张，从而为他们今天在人口数量上占居压倒其他所有种族的优势奠定了基础。同样，非洲的黑人享有农业和铁制工具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好处，他们冲出原来居住的大草原，穿过雨林地带，扩张到非洲南部。于是，非洲的黑人、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到公元前4000年还一直保持的相当合理的种族平衡，到公元1000年时，从根本上遭到了有利于黑人的破坏。从整体上综观全球，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是，给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的优势。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1000年）
　　　　　　　　　　　　　　我们从第一编中已知道，农业革命是人类成为真正的人之后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如果太空中的观察员将行星地球置于监视下，定期报道他所注意到的地球上的种种发展情况，他对农业的出现大概会作这样的描述：
　　　　　　　　　　　　　　迄今为止一直靠采集植物和狩猎动物生活的两足人类，现在开始精心地培育某些植物和畜养某些动物，来生产自己的食物。以这种新方式生活的一群群两足人类，其数量的增长是不均衡的。他们正在某些地方定居下来，在那里建造经久耐住的隐蔽所。通常几十个隐蔽所集中在一个地方，这些地方特别适宜种植植物和畜养动物。
　　　　　　　　　　　　　　几千年后，我们想象中的这位观察员也许会注意到，这些居住在地球上的富有进取心的人，有了完全新的发展；在他们中间出现了文明。对此，他大概会作这样的报道：
　　　　　　　　　　　　　　大多数两足人类仍在狩猎动物和采集食物，但是，种植农作物或饲养家畜的两足人类的百分比现正在迅速地上升。某些地区还有了值得注意的新发展；在那些地区，有一些很大的村落，村落的四周围着高墙，两足人类的成员长期地居住在这些村落里。其中有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从事任何职业的工作，而是劝诱或强迫居住在一起的其他人生产剩余粮食和手工艺品，为他们服务。这一小撮人虽然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但是却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这种生活是过去任何人都没有享受过的。
　　　　　　　　　　　　　　如果这些有关人类活动情况的报道能继续进行数千年的话，那么不仅有关人类活动的性质方面的基本变化多半能得到描述，而且其活动范围方面的基本变化也将得到描述。因为文明的成就包括技术的进步，而且，正如第一编导事中所述，技术的进步转而又导致人类活动范围的相应扩大。食物采集者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他们的狩猎场地，新石器时代农人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他们的村落附近，而文明人的活动范围则必须扩大到远离家乡的地方。为了保护灌溉系统的水源，他们向上游地区扩展自己的控制范围；为了千方百计地获取建筑工人所需的木材，冶金家所需的铜和锡，工匠所需的金和银，他们向各地派出士兵和商人。因此，古代文明与史前时期原始公社的情况不同，其活动范围并不限于发源地附近，而是不断地向外扩展，直到最后把整片整片的大河流域，甚至流域周围出产种种原料的地区，也都包括进去。
　　　　　　　　　　　　　　城市的建立，是为了生活，为了能过上好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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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城邦又分为两个城邦：多数穷人的城邦和少数富人的城邦。这两个城邦总是处于交战状态。
　　　　　　　　　　　　　　——柏拉图
　　　　　　　　　　　　　　第四章
　　　　　　　　　　　　　　古代文明的起源
　　　　　　　　　　　　　　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晒、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苏美尔位于过去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的南部，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的、被风乱吹的小平原组成。约公元前3500年时，一些已改进生产技术，正在耕种这片干旱的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过渡。
　　　　　　　　　　　　　　公元前3500年只是个大概的日期，确定这样一个日期仅是为了方便起见。实际上，过渡的时间无论指定为一年、十年还是100年，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知道，从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并不是因为某人偶然想起农业而突然发生的。同样，从部落文化过渡到文明，也不是因为当时有人想象出城市中心和城市文明才发生的。总之，当时发生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过程。本章的目的就是考察这一过程的性质和起源。
　　　　　　　　　　　　　　一、文明的性质
　　　　　　　　　　　　　　文明一词的含义确切地说，究竟是指什么呢？人类学者指出了将文明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别开来的文明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例如：南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埃及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则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但是，这一组特征在确定世界各地各时期的文明的性质时，可用作一般的指南。
　　　　　　　　　　　　　　最终形成的不是同一种文明，而是“类型”极其多样的文明。正如前一章所提到的，较早的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是与各特定的环境相适应的；因此，随着各环境中耕种和畜牧所居的地位的不同，随着各环境中栽培的植物和畜养的动物的种类的不同，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也彼此显著地不同。现在，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各种文明由于各自发展时与世隔绝的程度不等而相应地不同。美洲的玛雅人文明、阿兹特克人文明和印加人文明是独自发展起来的，因而，可以很清楚地将它们与欧亚大陆上较早形成的那些文明区别开来。欧亚大陆上的文明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们的独特性取决于各自的所在地与中东最早的文明中心地相隔之远近。中国与中东之间相隔一片辽阔的、荒漠的地区，并有大山作屏障，因此，从古代最早时候起直至今天，中国文明一直与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彼此相异。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首先要走向文明，尤其是考虑到实行平等主义的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有许多方面是很吸引人的。现代马达加斯加岛的塔纳拉人的经历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塔纳拉人只是最近才过渡到文明阶段，所以人类学者拉尔夫·林顿能把他们的经历全都记载下来。塔纳拉人在过渡到文明之前，是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种植早稻。第一年他们可以得到丰收，但从第二年起产量逐渐下降。因此，每当田地的肥力耗尽时，他们就得迁移，重建村庄。经常的迁移使他们不可能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的所有权归村社掌握。村里的长者尽可能公平地把土地分配给每个同堂家庭。每个同堂家庭都由若干家庭组成，这些家庭一起劳动，然后按需分配产品。这是个典型的实行平等主义的部落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地位方面。都没有任何重大差别。
　　　　　　　　　　　　　　当有些家庭仿效东面的邻居改种水稻时，这一切全都改变了。天然水田的面积很有限，无须投入整个同堂家庭的劳动力，因而这种新型的农业就由某些家庭单独经营。他们一年到头在水稻田里劳动，不再把田归还村庄，重新分配。由于适合种水稻的田地很少，从前无阶级的塔纳拉社会现在分裂了：少数人成为土地所有者阶级，而绝大多数人则没有希望得到这种更能生产粮食的土地。
　　　　　　　　　　　　　　当种植旱稻的农夫被迫定期地向新的地方迁移，而种植水稻的农夫仍留在原来的小块土地上时，这一阶级分裂更为明显了。战争也由于这种新型的经济而受到影响，那些长期定居的村民现在不惜花费时间，努力建造结构复杂的城堡，来阻挡传统的抢劫集团的侵扰；并致力于俘虏那些流民，把他们变成奴隶，因为奴隶正显示出一种新的重要性。早先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经营农业时，奴隶派不上什么用处，但是现在，可以把奴隶派到田里，让他们一年到头地劳动。早先的民主也由新发展起来的社会取代了；在这新社会的顶端是专制国王，国王的下面是贵族，他们拥有国王分给他们的土地，然后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社会的最底层是奴隶，由战俘和他们的后代组成。最后，随着财产成为提高自我的唯一手段，逐渐形成一系列新的社会准则。人类学者拉尔夫·林顿最后写道，“从塔纳拉村落到塔纳拉王国，中间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在经常迁移、自给自足的塔纳拉村落，没有阶级，只有牢固的同堂家庭；而到了中央集权，臣民定居的塔纳拉王国，社会由于经济差别而分裂为阶级，门第有如礼仪，被看作是极为重要的…当一步一步地追溯塔纳拉人的整个转变的来龙去脉时，我们可以发现，转变的每一步都是由种植水稻引起的。”
　　　　　　　　　　　　　　塔纳拉人的转变过程，只是公元前四千纪时瓦解中东的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最终导致城市革命和文明出现的那个转变过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二、美索不达米亚发源地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山峦重叠。在那里，人们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在那里，人们现在又开始第二次伟大的冒险，他们从山区迁移到大河流域，逐步发展起新的、生产率更高的灌溉农业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明的出现。
　　　　　　　　　　　　　　从高地迁移到低地，使新石器时代的农人们遇上了一系列新问题，如：降雨量不足，烈日蒸晒，河水定期泛滥。没有建筑用的石块，等等。但是低地的长处超过了它的短处：那里生长的枣椰树，不仅提供了充裕的食物，而且还提供了大量木材，不过这些木材的质地不太好；那里的芦苇荡里，有各种野禽小兽，还有鱼类，提供了宝贵的食物蛋白质和脂肪；而尤为可贵的是，那里的土壤是极其肥沃的冲积土。这一新环境中蕴藏了很大的潜力，这种潜力就是一种挑战。最早的农人们以适应环境的非凡本领成功地响应了这一挑战。公元前四千纪时，他们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技术进步。
　　　　　　　　　　　　　　在山峦重叠的高地种植农作物时，降雨量还勉强够，但到了地势很低的流域地区，降雨量则非常不足。要耕种这片肥沃的冲积上，就必须实行农业灌溉，所以最早的农人们开掘沟渠，把大河里的水引到田里。结果，农作物的产量较他们早先在多石的山坡上夺得的产量要高得惊人。公元前2500年的文献记载说，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量是播种量的86倍！食物比过去充裕多了，品种也比过去多多样，而且，由于实行农业灌溉，食物的来源也比过去更有保障。食物的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又使更多的灌溉沟渠，更多的新农田，更多的食物成为可能。
　　　　　　　　　　　　　　在灌溉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新兴的冶金术也被逐渐掌握。冶金术对燧石罕见的流域地区的移民们来说，用处特别大。最初，他们把天然金属看作是极其坚韧、可锻的石头，用反复锤打和磨制的方法对其进行冷加工。直到他们学会用熔炼的方法从矿石中提炼金属时，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冶金术。最早提炼的金属大概是铜。后来人们发现，铜经过热处理能成为液体，并能表现为各种容器或模型的形状；而冷却后，铜又变硬。而且其边刃的锋利比得上石头。到公元前3000年时，中东和印度的居民已普遍知道，在铜里面加少量其他金属，可以冶炼出更为经久耐用的合金。最后，他们发现，在冶铜时接进一些锡，效果最理想，由此产生的青铜明显地胜过石头。用青铜制造武器特别受欢迎，因为石头易碎，打仗时不可靠。但是，铜和锡这两种金属不多见，所以青铜在当时是很昂贵的，未能普遍采用，如用来制造工具等。
　　　　　　　　　　　　　　犁的发明在当时同样很重要。最初的犁结构很简单，用一棵小树制成。树上只留一根树枝，在村干的三分之二处，向外突出；树枝上的枝杈全部砍去，头削很尖尖的。村干的上端系在两头牛的身上，下端由把犁人扶着；当牛拉树干时，突出的树枝便入地翻土。这一原始的发明物用来耕犁中东半干旱的沙土时，效率还挺高的。到公元前3000年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已普遍使用，并传入印度；到公元前14O0年时，还传入遥远的中国。牛拉犁的意义就在于，人类首次能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作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犁是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和核分裂反应堆的先驱。
　　　　　　　　　　　　　　公元前3000年时，风也得到了利用，成为人类在某种情况下——如抽水时——可以借用的一种力量。当时已有了制作粗陋的横帆，最先使用的地点大概是波斯湾和尼罗河上。风的利用。横帆的出现，表明人类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人造的力量作动力。早期的帆船很粗糙，但对繁重的交通运输来说，不失为一种比驮驴和牛车远为经济有效的工具。所以，古代文明时期的贸易大多取道水路。
　　　　　　　　　　　　　　车轮的重大发明也是在这富有创造性的一千年间取得的。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和轴牢牢地钉在一起。到公元前3000年时，已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身相连。以后不久，又出现了装有轮辐的车轮。这种原始的手推车虽然笨拙得很，但比从前一直使用的人的肩膀和驮兽（通常是驴子）要好得多。车轮还很早就用于制造战车。这种战车先是用来冲入敌阵，迫使敌人溃散；后来又当作战台使用，战车兵可以站在战车上朝敌人掷标枪，杀死敌人。轮子这一发明物也为和平时期服务，陶轮就是用轮子做的。最简单的陶轮只需一对盘形的车轮，轮盘之间装一根轴，轴直立竖放；陶工一面用脚旋转下面的轮盘，一面用手将柔软的粘土置于上面的轮盘中，塑捏成形。这一装置使陶工能成批地生产人类最早的工艺品——陶器。
　　　　　　　　　　　　　　这些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与相应的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相伴而行。人口的增长使某些村落得以发展为由新的宗教显贵及后来的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统治的城市。城市的出现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农业生产率增长使食物有了剩余，能够供养新产生的祭司阶级、士兵和官吏。这一发展过程不是突然的或单方面的。近来有不少人展开争论：究竟是技术变革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变革？这使人联想起关于人类进化的一个早期阶段的争论：是否先有了人的大脑，然后才创造出人类文化，包括语言和工具制造？现在大家已一致同意，前者与后者相互作用，语言和工具制造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看来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也是如此，先是相互作用，最后促使城市革命和文明到来。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向居统治地位的显贵们提供剩余物品，从而由部落成员转为农民，并不是由于他们从某个时候起同意这样做，或被迫这样做；相反，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密切关联。
　　　　　　　　　　　　　　后起的阶级分化是文明的特征。阶级分化的起源可以从朴素的村社圣祠那里找到；圣词是当时的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不过那时还没有专职的祭司。当村庄发展为城市时，圣祠也发展为寺院。寺院有祭司和仆从他们是最早不必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的生产的人。如果把祭司看作是从前部落巫师的后继者，那么不难理解，他们应是最早的显贵。由于墨守农业的种种仪式（如求雨的仪式）对新石器时代的农人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所以巫师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而现在新出现的祭司，不仅要对传统的各种超自然的现象负责，而且还要负起不断增加的管理社会的各种职责。这些职责对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技术的不断进步，剩余食物的不断增多，使新的祭司集团的出现成为可能；而新出现的祭司集团又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文字就是祭司们出于记事的需要而作出的一大发明。从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来证明，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还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时的情景，这些记载是计算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所必需的。他们还承担极为重要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职责，如：分配水量，负责水坝和沟渠的建造及维修，等等；要让不断发展的灌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这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们还大大促进了各种技艺的发展，因为手工业品的产量不是取决于世俗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寺院的需要。
　　　　　　　　　　　　　　这时，社会的成分已日益多样——宗教的显贵们对此曾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开始破坏宗教显贵们的地位。城市发展得愈大，愈复杂，纯粹的宗教法令愈不具约束力。此时，战争的规模也愈来愈大，而且次数愈益频繁；虽然寺院拥有大量财富，屡遭劫掠，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促成社会混乱的作用，但主要可能还是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农业资源。大规模的、频繁的战争的结果，使祭司们的权力转到了世俗新贵们的手上。
　　　　　　　　　　　　　　早先，当一个公社偶遇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这个公社的成年男子便举行大会，选举一人担任这一非常时期内的战争领导人。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便越来越长，直至成为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当上国王。于是，宫廷开始与寺院相竞争，直到双方逐步结成一个伙伴关系。通常，祭司们仍保留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继续履行他们的宗教职责，而宫廷的官吏们则忙于在城市四周建筑城墙，招募大批的军队，以对抗邻近的城市；后来，这些军队又用于建立帝国。
　　　　　　　　　　　　　　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后，非农业商品的产量大大增加。陶器的成批生产，诸如圆柱形印章和金属器具等物品的普遍使用，以及在某些较坚固的住房内发现的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物品——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中产阶级的新市场。人数渐增的宫廷成员们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各种武器，而且规模空前，不仅需要大量的金属武器和盔甲，而且还需要象战车一类更为完善的军事装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生产已大大不同于从前规模较为有限的生产，因为从前的各种手工业只要能满足寺院的需要就行了。不过，这里应该指出，这一变化几乎只是表现在生产的量上面，而非技术方面。如果要说这是一种新的变化，那仅是就大量生产这一点而言；在生产方式和技术革新方面，并无新的进展。
　　　　　　　　　　　　　　大量生产与外交事务有重大关系。地势很低的流域地区几乎不出产各种矿物和优质木材，大部分手工业的原料要靠从外面运来。例如：铜来自波斯湾南面的阿曼，银和铅来自小亚细亚的托鲁斯山脉冲材来自伊朗的和格罗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为了偿还这些进口原料，各种手工业就必须扩大生产，提供各种出口产品作为交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征服这些原料的产地。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一办法没有被忽视。史诗《好战的国王》描述了萨尔贡为了援助在小亚细亚经商时受当地统治者虐待的阿卡德商人，如何率领他的军队越过无名山关，侵入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最后，萨尔贡的帝国“从下游地区扩张到上游地区”，即从波斯湾扩张到地中海，从而控制了各种金属、石头和木材的产地。史诗《好战的国王》问世后不久，又有另一则史料叙述道，萨尔贡在努力促进商业方面“没有睡大觉”，“停靠船舶的码头上一片生气勃勃的繁忙景象；四方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大大小小的轮船畅通无阻地将各种货物运到苏美尔”。
　　　　　　　　　　　　　　建设军队和建筑宫殿的支出，对早期的城市国家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以致使传统的议会的地位受到破坏。为了应付不断上升的人力物力的支出，苛捐杂税愈益繁重，对此，传统的议会只敢畏畏缩缩地表示反对，结果，日益被永久的、世袭的王权所排挤，最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