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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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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法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因而，伯里克利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与斯巴达人作战而倒下的雅典英雄的葬礼演说中，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称：
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
雅典在希波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导致其最终建立起雅典霸权，而斯巴达由于其固定不变的经济和经常受到希洛人起义的威胁，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雅典带头联合爱琴海各岛及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组成一个同盟；因同盟总部原先设于提洛岛上，故称提洛同盟，同盟的宗旨是防备波斯人有可能进一步发动的进攻，以确保盟邦的共同安全。原则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开全盟例会时，每一加盟城邦各只有一票表决权。但实际上，从一开始起，便由雅典派出将军，掌握行政领导权；没有战舰或不愿提供战舰的盟邦须向雅典交纳贡金。雅典还逐渐加紧对入盟各邦的控制：同盟金库从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铸币成为共同的交换媒介物；入盟各邦不得退盟。因而，到公元前450年，同盟已变成了一个帝国，用欧里庇得兹的话来说，雅典的权力已从爱奥尼亚“向外扩大到大西洋”。
雅典的帝国主义是比较开明、仁慈的，从以下事实中可以看出来：雅典的大部分盟邦一直对雅典保持忠诚，直到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真正结束为止；而且，当它们真的发动叛乱时，煽动反叛的都是些主张寡头政治的不同政见者，因为广大人民通常并不认为雅典的公民大会是压迫者，相反，把它看作是反对他们本国压迫者的保护人。不过，由于雅典不断向外扩张，并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因而，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一方是海上强国，另一方是陆上强国，战争连绵十年之久。斯巴达军队虽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未能突破连接雅典和大海的长城，也不能保证后继物资的供给。而雅典人一方，由于公元前429年遭受到祸害严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连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只能胡乱地攻击伯罗奔尼撒沿岸一带。公元前415年，雅典决定派舰队远征西西里，切断斯巴达的粮食供给，结果以惨败告终。修昔底德写道：“舰队和军队统统从地球表面消灭掉，什么也未能保全下来。”于是，雅典盟邦纷纷叛离，斯巴达人终于击毁长城；而雅典于公元前404年因受到围困、饥饿逼迫，只好宣布投降。雅典仅保留了一个城邦的地位，舰队和帝国统统丧失，甚至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政治也因得胜的斯巴达强加一个短命的贵族寡头政权而失去。
这场毁灭性战争的结果，使整个希腊世界陷入民穷财尽的困境，而存在的问题一个也没得到解决。斯巴达专横跋扈，底比斯和雅典为求相互保护而结成新的联盟。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达人蒙受200年来第一次军事上的惨败，并在以后十年里称霸希腊本土；仅紧接着，血腥的相互争斗又一次盛行，各城邦再一次吞没在由不断变动的联盟和小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之中。这一混乱阶段的存在使外来强国得以征服希腊和用暴力统一希腊。公元前33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大败底比斯和雅典联军。他剥夺了希腊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权，但是，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实行东侵的计划，便于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他的继承人是他那世界闻名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
古典时代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即将开始。在论述希腊化时代之前，我们先停下来考察一下古典时代的文明；一般认为，古典时代的文明是人类智慧和精神的一个伟大胜利。
三、古典时代的文明
“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希腊的奇迹”、“希腊的光荣”——这是人们提到5世纪希腊文明时通常所用的一些夸张的说法。
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一文明有它的缺点，不过，那些过分的赞扬是可以理解的，大半是应得的。这是为什么呢？希腊“天才”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里所说的天才不是字面意义上所指的天才；因为迁移到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印欧人不会恰好在遗传方面优于那些移居中东、印度或西欧的印欧人。所以，只有将希腊人的历史发展与定居欧亚其他地区的印欧人的历史发展作一比较，才能找到答案。
比较的结果，对希腊人的非凡成就提出了两点解释。首先，希腊人住的地方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够从后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处，但是，还没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点的地步。实际上，希波战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战争的结果使希腊人能同时做上述这两件不相容的事而双收其利。
城邦的出现并持久地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成就的第二个因素，因为城邦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证。应该指出，城邦制并不是希腊人独有的制度。例如，在印度，处于较早发展阶段的雅利安移民也在某些地区建立过相当于城邦的组织。约公元前302年希腊塞琉西王国派往华氏城的大使麦加斯梯尼曾承认，在他当过大使的孔雀帝国有一些“自由城市”。但是，这些自由城市最后都给并入开始控制印度半岛的地方君主国。只有希腊人能保持他们的城邦达数世纪之久。
一个原因是，希腊地区山峦重叠，不能提供建立地区性帝国所需的地理政治基础（见本章第一节）。另一原因是，希腊多数城邦都享有直接通达大海的便利，使它们不仅在智力方面受到外来促进，而且能维持并发展自己的经济。确实，希腊人为各自为政的城邦付出了沉重代价：城邦间彼此征战不休，最终导致外部世界强加的统一，先来自马其顿，后来自罗马。但是，作为回报，他们在各自的城邦内享受到好几个世纪的自由；而这，似乎至少是希腊5世纪迸发出巨大创造力的先决条件。
古典希腊文明不是原始文明。它和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大量借用过去的文明——如中东文明。不过，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教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的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旅行时，他们总是保持着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们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都搬到理性的审判台前加以考察。柏拉图在《辩诉篇》中写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为一个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未受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还指出了自由辩论对社会的重要性。他在受审时为自己性命所作的申辩就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他说：
现在，雅典人，我要争辩，可不象你们想的那样，为我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你们。……因为你们要是杀死我的话，就不易找到另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假如允许我用一个可笑的比喻，我就象一只牛虻，总是整天地、到处地钉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我要让你们知道，要是杀死象我这样的人，那么，对你们自己的损害将超过对我的残害。
这种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是希腊人所独有的，至少就其普遍和强烈的程度而言是如此。世俗的人生观也是希腊人所独有的；他们坚信，人活着，最主要的事是完满地表现此时此地人的个性。理性主义和现世主义相结合，使希腊人能够自由地、富有想象力地思考有关人类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在伟大的文学、哲学和艺术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引人注目、有重大意义。
希腊人这些独有的特点在他们的宗教思想和习俗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希腊人把他们的神看作实际上是和他们自己很相似的，区别仅在于神更有力量、更长寿、更美丽。由于信奉这样的神，希腊人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统治的世界里，因而感到无忧无虑、安适自在。希腊人和诸神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平等交换的关系；他们祈祷和献祭的目的，是指望诸神能对他们表示好意。正如希罗多德所说，这种宗教关系是通过“普通的神龛和祭品”而不是通过教会组织和共同的宗教信仰来维系的。尽管荷马的《伊利亚特》和赫西奥德的《神谱》概述了当时流行的宗教思想，但希腊宗教从未系统地提出过共同的宗教教义或编出一部宗教经典。拿希腊宗教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宗教相对比，希腊宗教的这一特点显得非常明显。据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事物起源的解释，人类是主神特地创造出来、为诸神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的。因而，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等责任实际上也就构成人类存在的理由。这与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的观念是多么不同。他说：
人认为，神也是生出来的，会说话，有形体，穿戴和人相同。如果牛、马或狮子也跟人一样，有手，能用手画画，能从事艺术活动，那么，马会把神的模样画得象马，午会把神的模样画得象牛，每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身体描绘得跟自己一样。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是黑皮肤、扁鼻子；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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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希腊的宗教是城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渗透到城部生活的每一方面。它解释了物质世界、日常献祭活动和各种社会制度，也是激起诗人和艺术家创作灵感的一个主要源泉。每一座希腊庙宇都是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中心。有许多人专从事于发展某种特殊的技艺，多少是出于偶然的缘故。最先成为有技术的医生的那些奇迹创造者，就是在科斯岛上在崇拜传说中的医神埃斯科技庇俄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著名的希波克拉底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写的医学论文极度客观，他对每一病例的诊断都以客观观察为根据，避免将疾病的起因或治疗与巫术混为一谈。在论及“圣”病羊癎疯时，他写道：“我觉得，这种被称为圣病的疾病并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神圣。它和其他疾病一样，有自然的原因。人们之所以认为它神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它。……实际上，所有事物在这方面全一样，都有前因可找。”
同样，演员是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先是演戏似地表演崇拜酒神的祭仪，进而渐渐地创作出意义深远的悲剧和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这种文艺只有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才能发展起来，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雅典城每逢宗教节日，便由国家出钱上演剧本，并组织公民集体观看。雅典戏剧发展的平衡和正常状态应归于剧作者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埃斯库罗斯在取得萨拉米斯战役胜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据该战役所改编的《波斯人》一剧。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剧中常常提到诸神，可是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式各样的人——高尚而可钦佩的人、面临自己所不能驾驭的力量的人、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严厉惩罚的人。俄狄浦斯面临大难时勇于受苦的英雄主义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悲剧的实质，它多少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提出了所有人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如果说索福克勒斯对传统的宗教很不感兴趣，那么欧里庇得斯则是持积极怀疑的态度。他毫不留情地刻划诸神的缺点，讽刺那些相信神出人高明的人。他长于批评，是个一心一意为那些不受欢迎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支持奴隶和外国人的权利，极力主张妇女解放，抨击对战争的颂扬。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剧充满对社会的讥讽。他本人是个向往美好的旧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领袖和政策。在《吕西斯忒拉忒》一剧中，他描述了一群妇女，因被没完没了的杀戮吓坏了，拒绝和他们的丈夫同房，直到他们放弃战争为止。在《骑士》一剧里，阿里斯托芬通过一个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民主派的领袖克里昂的职位，嘲讽了民主制度。
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象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
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礼。
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非常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卖香肠的人：老天爷作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
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
希腊艺术也是城邦文明独特的产物。由于神庙成为城邦文化非宗教和宗教的核心，艺术和建筑在神庙上得到最高度的表现。这些神庙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护神的住处，如雅典卫城的圣地帕台浓神庙就是为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筑的侍女，诸神的庙堂均用雕刻加以装饰。雕刻大师如菲迪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不仅在神庙的墙壁和三角墙上进行雕刻，而且也为神庙内部塑造雕像。他们的作品与后来的罗马雕刻的现实主义大不相同，带有综合性，即只是强调表规模型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一个个模型照搬。谈到希腊雕刻；也不应忽视希腊硬币，它们为这一时代的雕刻提供了一些最好的例子。总之，希腊的一切艺术都体现了希腊人平衡、和谐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若将帕台浓神庙与埃及的金字塔、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或者比较原始的希腊雕像和那时以前中东各族的浮夸的雕塑品作一比较，这一点就显得更加明显。
同样的对比也明显地存在于哲学思辨中。在世界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沿海的爱奥尼亚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首先起来向传统的超自然的解释挑战。他们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泰勒斯推测万物始源于水，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始基是火，因为火非常活跃，能转变成万物。阿那克西米尼主张气为万物的始基。他论证说，气稀薄化，便成为火；气逐渐凝聚就决策成为风、云、水、土、石头。据现代科学看来，这些观点似乎是朴素的，但重要的是，他们不求神的帮助，是通过自由地运用理性来提出问题、寻找答案。这一时期的希腊人还以同样方式采用了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天文学方面的观测资料，并将其中的占星术成份加以清除；而且，后者的仍处于经验主义阶段的数学知识，他们也汲取了，并加以发展，使其具有很有条理的逻辑结构。
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随希腊社会的情况日渐复杂，哲学家们将他们的注意中心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人和有关人的各种问题上。就智者派而言，尤其如此。其最杰出的代言人是普罗塔哥拉。他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异，所以，世界上决没有绝对真理可言。对人的强调使智者派遣责奴隶制度和战争，并支持民众的大部分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希腊人，特别是那些保守派，对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很顾忌，担心它会危及社会秩序和道德。苏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当时腐败的政治和没有任何明确的生活准则使他深为忧虑。他永无休止地和朋友们谈话，发展起一套辩证科学，即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见解，直至确立普遍公认的真理。他坚持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有关绝对真理、绝对善或绝对美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与成为个人放纵不羁、公共道德败坏之借口的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大不相同，将为个人行为提供永久性的指导。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374年）出身贵族，他和他的朋友们引雅典为自豪，可对雅典人民并不信任。当雅典民主政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这种不信任加深而为仇恨。因此，柏拉图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可为贫苦阶级接受的社会。他的“理想国”把人分为四等：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和劳动群众。这种等级划分是永久的；柏拉图用一则神话即“高尚的谎言”作为其理论根据，这则神话说，这四个等级是神用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创造出来的。柏拉图曾希望叙拉古的统治者能接受他的学说，付诸实践，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愿，他只好回到雅典，绘一批批弟子讲学，达40年之久。他教导弟子们说，世界上存在的每一样事物都是相应的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所以，整个现实世界是完善的理念世界的不完善的摹本。柏拉图认为，善不是变动不尽的现实世界的知识，而是真实的理念世界的知识。
这一历史时期的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亚里土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他开始时是柏拉图的弟子，但是，老师去世后，他创办了莱森学院。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收集者和理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他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识涉及的知识领域之广泛，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卓越贡献主要在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人文学科诸领域，他实际上是这些学科的创始人。作为一个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寻求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秩序。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最低级的是矿物，位于矿物之上的是植物，位于植物之上的是动物，人类处于最高级。他将人类社会的各个阶级与自然界的各个等级相对应，从而证明，人类划分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他说：
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另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的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
论述古典希腊不能不提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叙述了他们那个时代各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并在叙述过程中，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希罗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沦于波斯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以后来到使波斯人遭到破天荒的惨败的雅典。希罗多德把雅典人的这一重大胜利归因于他们的民主政体，所以，他的《历史》一书是最早讴歌民主政体的一篇伟大的领辞。这部作品隐含的意思可以用他赞同的某希腊人的几句话来说明。那位希腊人在对波斯国王谈及自己的同胞时说：‘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畏惧这位主人甚于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法律的条文始终如一。法律禁止他们临战逃脱，不管遇到的敌人有多少；要求他们作战时坚如磐石，或者战胜敌人，或者死于敌手。”
与希罗多德不同，修音底德撰写的历史是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在这场战争中，雅典经过27年的苦战，最后屈膝投降了。希罗多德颂扬了雅典的胜利和荣耀，而修昔底德则分析了雅典的失败和苦难。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将军，领导过雅典军队。但是，他坚决抑制自己的情感，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实事求是地弄清这场灾难的原因。虽然他从未用过社会科学一词，不过，他的某些话实际上已表明，他正在试图创造一门社会科学。他写道：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自看见的，或是我从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在描述了希腊人在如此众多领域里的非凡成就之后，按照通常的做法，须指出他们的一些缺点。这就是，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奴隶们受到剥削；虽然奴隶和客籍民即居留的外邦人构成居民的大多数，但他们绝无雅典公民权。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但无关大局。评价古典希腊，应该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应该依据现在的做法，或者更糟，按照乌托邦的标准。
在公民权这一问题上，雅典人和其他所有希腊人一样，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大家庭，只有同一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公民，外邦人居留时间再长也不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客籍民都是自愿前来的移民，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离开，但许多人还是长期地居住在雅典，为收养他们的这座城市慷慨地贡献自己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雅典的满意和忠诚。同样，奴隶制度尽管造成许多不好的后果（本章最后一书将予以分析），但并没有象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广泛。绝大多数公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公民——没有奴隶，靠当农民、工匠、店主或水手谋生。常有人说，普通雅典人因有奴隶来养活，能够整天看戏、担任公职、讨论哲学和政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评价古典希腊，不应看它哪些没做到，而应看它做了些什么。如果这条标准可以确立，那么古典希腊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也就极其明显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四、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6…31年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古典希腊文化普及整个中东，形成一个新文明；希腊化时代一词就来源于这一新文明（见第七章第三节）。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承其父亲腓力二世的王位后，首先严厉地镇压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腊城邦只好默认他的统治；接着，于公元前334年，他率领马其顿士兵向东方的波斯人发动进攻。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后，首先侵占小亚细亚，然后攻占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30年，占领大流士的国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个波斯。第二年，征服者继续东进至兴都库什山和大夏，再从那里向印度进发，深入旁遮普。只是由于士兵们拒绝再前进，亚历山大才不得不从印度退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思恶性虐疾病逝，终年33岁。
亚历山大病逝后，他的部将为争夺对大帝国的控制权而长期彼此征战；到公元前3世纪初，形成三个王国。一是马其顿王国，它回复原状，成为一个疆域不大、希腊化的民族王国，虽未能直接统治其南面的希腊诸城邦，但基本上控制了这些地区。另外一个是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它自然资源丰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坚固的屏障，是三个王国中维持最久的一个。最后一个是塞琉四王朝统治下的王国，它由帝国的亚洲诸行省组成，是三个王国中疆域最广的一个。正因为这些王国拥有大量土地物产，它们只得跟周围许多敌人进行连续不断、难以取胜的战争。它们先把在印度的行省割让给印度国王旃陀罗笈多（见第九章第三节），接着又将小亚细亚割与凯尔特族入侵者，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割与帕提亚人。最后，公元前1世纪，罗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旧帝国遗留下来的行省，征服了马其顿和埃及，从而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开始了罗马时代。
虽然亚历山大的帝国是短暂的，但继其而起的诸王国却完整程度不等地生存了三个世纪；在这期间，中东也希腊化了。埃及和亚洲诸行省土地富饶，提供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机会；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教师、专门职业者和雇佣兵受这些机会的吸引，从各自的城邦移居那里。从而，为新的希腊化文明——一个实际上各方面都与其前身古典文明不同的混合创造物——奠定了基础。
由于城邦遭到破坏，日渐衰微，所以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希腊城邦为了生存下去，试行建立同盟。亚该亚同盟包括除斯巴达以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城邦，埃托利亚同盟包括除雅典以外几乎整个希腊中部。虽然它们常给描绘成联邦组织，但实际上只是些中心权力机关没什么权力的同盟。它们过于软弱，建立得也太晚，使诸城邦在罗马军团到来之前，只能在邻近一个或另一个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活动。
就后起诸王国的城市来说，它们与古典时代的城邦完全不同。它们内部由于希腊移民和土著民族间的区别而分裂。而且，它什总是完全从属于一个或另一个帝国。如果城市居民由于暴虐的国君，或者更坏，由于懦弱的国君而遭难，城市无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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