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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碎片-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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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看到纽曼的《大学宣道集》，写信问海伦：“有兴趣买初版的吗？”同时叮嘱店员为她留下来。镜头马上从伦敦切到纽约，海伦对着空气质问：“你有初版的《大学宣道集》，只要六美元，居然还傻傻地问我‘你要吗’？”“亲爱的弗兰克：是的，我要。我本不在乎是不是初版，可这本书的初版！……”
等她收到这本有百年历史的初版书后，写信对他说：“我占有它有一种罪恶感，那么漂亮的封面和烫金，它理应属于某个英语国家的图书馆才对。”
“这是个堕落颓废的年代，他们居然把漂亮的旧书页撕下来当包装纸。上面描述的是一场战役的中段，但我已经看不出是哪场战役了……”海伦在信中抱怨，又该可怜的弗兰克忙活了。
在一家豪宅，弗兰克见到了帮海伦遍寻不着的伊莉莎白一世时期的情诗集，以书店全体员工的名义寄给她。“你们相信它是在我生日那天寄达的吗？这是我拥有的第一本镶金边的书。可惜你们太客气了，将字句写在卡片上，而非扉页上。你们全都是爱书人，惟恐会减损书的价值，其实你们已经为书的主人甚至书未来的主人提升了它的价值。”海伦在回执中兴奋地絮叨。
……
1969年1月8日，海伦收到马克书店通报弗兰克的死讯，那封信的最后一句是：
“你还要我们寻找你所订的书吗？”
该说说海伦和弗兰克之间的事儿了。
海伦的爱人死于二战，她终身未嫁。弗兰克则有妻子和两个女儿。一大两小三个女人会收到海伦寄自美国的尼龙袜，弗兰克的太太也和海伦雅谑几句：“弗兰克给你的照片够难看的，但他狡辩说本人比照片帅多了，我们就让他臭美去吧。”
一切看来都那么正常，正常到两人相识二十年却吝悭一见，正常到两人通信数百封而未涉一个“爱”字。
但是，弗兰克死后，他的太太写信给海伦说：“不怕你见笑，有时候我还会嫉妒你。”
马克书店的店员们把海伦想象成一个“年轻，成熟，时髦”的女人，海伦老实告诉他们，她“和百老汇的乞丐一样时髦”。就是这样一个执拗邋遢的女人，将骄蛮趣致的女性一面全都呈现给弗兰克，她会为一本欺世盗名的书而冲弗兰克发飙，将满腔怨气倾泄到打字机上，然后突然收起霸道，对着空气娇媚地笑了：“弗兰克，你是惟一了解我的人。”
独身的海伦是自由的，而弗兰克眼前连这团自由的空气也没有。他只能努力让自己正常地度过二十年的光阴，只是在某一刻，他会注意到书店中驻足的一个女子，＇奇‘书‘网‘整。理提。供＇大概就是他想象中那个女人的模样？她说她来自美国，他的眼光一下子变得热切，却又不是，他好像习惯了这种失望和等待。电视机里在转播纽约元旦嘉年华的情景，广场上人多如织，他的眼睛在搜寻什么？
只是到了打烊的时候，书店里再没有别人，最柔软的情思才在这一刻展开，他会让自己的眼睛盯住某一处，款款道来。此刻，那个女人正躺在自己的床上，身罩破旧的睡衣，翻看着他抚摩过的书，点燃一支烟，不时发出一声声咳嗽。
弗兰克死后，海伦来到查令十字街84号，站立的地方，正是他深情凝视的所在。
经过了二十年岁月的打磨，他们的眼神都那么一致。
海伦所推崇的英国玄学诗人、散文家多恩（John Donne；片中译成邓恩）有一句话：“全体人类就是一本书。当一个人死亡，这并非有一章被从书中撕去，而是被翻译成一种更好的语言。”
我想，当爱情以另外一种方式展现铺陈时，也并非被撕去，而是翻译成了一种更好的语言。上帝派来的那几个译者，名叫机缘，名叫责任，名叫蕴藉，名叫沉默。
还有一位，名叫怀恋。
不读书主义
关于读书，有一些迥异于社会主流道德的价值判断。比如偷书，在读书人看来并不羞耻，反倒是一种荣光。三七就写过一篇《偷书者说》，文尾说自己“还有些道德上的自责，为了解决良心上的问题，我偷了一些伦理学的书”。
但坦白地说，我尽管干过假冒签名本的事儿，但偷书的义举，并没有足够的胆子参与。只是有一次……
那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由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这绝对是一件盛事，我当然不能错过。但纳闷的是，这套书洋洋七卷，我去的那家书店却只有前三册，不知道是出版社陆续推出，还是由于物流不畅。又过了半年多，才买到后三册，独缺第四。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师弟在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看到全套的《追忆似水年华》，长出一口气，抽出老四，记得还有一本汪荣祖的《史传通说》，一块到付款台交钱。普老四却被服务员甩回，说是不拆开单卖。
“可我原来就是拆开单买的呀。”我急道。
服务员却很文静地对我说，拆开了别人要买整套的可怎么办，也该为书店想想啊。
我的头马上大也，想原是从另两家书店买了普氏六兄弟，那本老四，还不得流落到天涯海角？
这时师弟拉了拉我。我完全知道他的意思：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而大兵——哪怕是横扫伊拉克如卷云的美国大兵，如果遇见中国的售货员，也是有苦难辩的。
走出书店，寒风呼啸，想到从此普氏不团圆，几欲放声一哭。
又走了几步，师弟挤挤我的肩膀，然后掀起自己的军大衣，从里面掏出一本散发着他体温的书。
《索多姆和戈摩尔》——《追忆似水年华》第四卷！
我只觉风也轻柔。
七卷《追忆似水年华》被我庄重地堆在床头，精装，书脊有道道金光，好不体面；挺括，味道如同沤烂的麦秸垛，好不幽香。
有朋自远方来，看到后，做大惊小怪状：“哇，你居然有这种书，一共才印了三千五百七十五套耶。”
我心中暗笑，又来了一个版本学家、印数学家。
他开始炫耀自己的学问：“这可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鼻祖。”
我并没有被他唬住，马上见招拆招：“是的，写得优雅极了，精致极了。这种书在一间充满阳光的屋子里读起来，感觉非常好。”
“对，再放点儿肯德基（25）的萨克斯风《Going home》，真是enjoy。”娘的，他居然吐出了洋字码。
所幸我不是匹诺曹，所以尽管这套书一年多以来只看过前言和六七页正文，但我的鼻子软软的，短短的，一切还正常。
我俩头头是道地谈着，兴高采烈地附和着，相见恨晚地对夸着，寒舍中顿时飘满了高雅无比又虚无缥缈的书卷气。
嗟乎天，嗟乎天！我悲哀地发现，终于让自己生活在一个伸手就能拿到书的地方后，我读书的巅峰状态却已经过去。像《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重体力活，要不趁着年富力强的时候啃下来，就一辈子也看不动了。
原来读书也分青春期和更年期的，一个人要是在青春期不抓紧干活，等到了更年期，就会跟才娶得起媳妇的老光棍一样，对书的那种渴望已经力不从心，纵使有欲望，也显得有些勉强。
我确实地知道，自己老了。
后来看到一个词儿叫“功能性文盲”，意即一个人先期储存的见识往往会成为后来吸收新东西的障碍。那些事情那些人那些书，使你成为现在的你，于是你就有了成见，再读书，就不是一张白纸任意描画，而是顺我者昌逆我者呸了。
是啊，读了这么些年书，也该歇歇啦。
但是，十几年来养成的惯性，已经如同老夫老妻之间培育出的亲情，尽管激情不再，却又实在想不出还能干点儿别的什么，所以还是继续把书买下去，读下去。
这时的我，已经能够比较超脱地看待读书这件骚事了，更愿意用后现代的眼光来消解它，将其视为一桩行为艺术：款哥可以用纯毛地毯原木地板来装修房子，更款的哥可以用鳄鱼的阴茎皮来装修自己的卧室门扶手，穷哥们的屋子也不能闲着啊。而装修我们房子的最合适的材料，就是书。它不仅价廉，而且高雅，还免了一步到位然后日益破败的尴尬，可以时买时新，还可以愈老愈香。套用钱钟书的话，款哥的装修就像女人，老了就不值钱，穷哥们的装修就像酒，越老越值钱。
我开始向周围的猪头灌输我的这一理论，一些从骨子里透着高雅的人对我嗤之以鼻，但我反驳道，你买书就全是为了读并且都能读完？你读完这些书再拉住一个姑娘向人家孔雀开屏不也是一种虚荣？都是为了满足虚荣心，用不着这么精巧的不老实。
是的，就要理直气壮地接受这门学问并付诸实施，哪怕你买回书来束之高阁纯粹就是当成装饰材料来用，也没什么好丢人的。你总比花几千块买身假冒名牌西装的人要务实；你总比花掉几万块公款吃一桌豪门盛筵的人要道德；你总比买一个岁数比他女儿还小的姑娘挎在身边的人要高尚；你至少不像那些在大街上手持大哥大指手划脚的人那样阻塞交通扰人视听——我进行这番辩论的时候，马路边停下自行车打手机的人正大行其道。
确是没什么好丢人的。其实你看看那些广征博引的学问家写的东西，如果你能翻出原著的话，我可以打赌，他们引用的段落绝对不会超出那本书的前六页——没准儿还就是内容提要上的几句话呢。
这种行为艺术进行得最兴奋的时候，我恨不得写一本《书籍装修美学》，和那些美化生活的书摆在一起，肯定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虚荣心的需要。
虽然书没出，但至少，我那点儿少得都发愁怎么花出去的钱有了合适的用武之地。
如果你接受我的观点，请听我絮叨一下我的书籍装修美学六大要点：
一，质地。你大概会说，既然不是为了读，那还不如直接买一些空书皮搁那儿省钱又省事，没准儿你还灵机一动准备印一些俨然摆放整齐的书脊的墙纸来申请专利大发其财。——快收回这个念头吧！聪明往前多走一步，就成了小聪明。真正的贵族一定要用最地道的材料，哪怕在寻找地道材料的征途中累死。你可不能像那些喝杯卡布其诺咖啡就以为自己是上等人的人那样，睡觉前连牙都不刷。
二，高雅。像那些《情书大全》、《如何成为百万富翁》之类，赶快扔掉；像那些他老人家自掏腰包出版的个人文集或诗集，比如见招拆招出的这本《记忆碎片》，赶快扔掉，尽管这些书印数极低堪称孤本，并谦恭地写着让你老人家斧正；像那些色情小说或情色小说，赶快扔掉——不！赶快扔给我，要实在舍不得，也一定要塞到床底下。
三，孤僻。要注意收购一些很难见到又确实不俗的书，印数是你选择的第一参考。看叶兆言的一篇文章，说自己买范烟桥（26）的《茶烟歇》，只印了一千多本，“记得我当时买一本，完全冲着印数低。”说得真老实。别人家看不到的书在你处比比皆是，既能让人惊讶赞叹一番，又可以让一位姑娘有理由向你借书——这个借口是那么充分，因为那些书是那么难得一见。
四，配套。这并不是说你要买那些整套的书，比如一套三十多本的随笔丛书，你若照单全买只能证明你的恶俗，但要是只挑一两本买反倒显得你眼光精到口味奇刁。我所说的配套，是指藏书要成系统，如钱穆黄仁宇唐德刚，他们的著作一开始不是由一家出版社出的，一定要收集个全，包括他们的夫人和弟子的书，包括评价纪念他们的书，这样不仅显得你苦心孤诣学有所成，更可以让那位姑娘有理由经常不断地找你，免得借了一本书便续不上劲。
五，陈旧。要尽可能买一些老版本的书，不仅可以省下一大笔钱——中国的图书涨价的速度比电视机降价的速度还快，难怪那么多人投入了电视的怀抱，而且更能装点门面。假如你手头有一本商务印书馆1974年出版的黑格尔《逻辑学》（精装本定价两元六角），别人看了准会对你赞叹不已：“你三十年前就开始研究老黑了？！”你高深莫测地点点头，尽管那会儿你正呀呀学语。
六，干净。你千万不要有那种在书上勾勾画画的毛病。假如你有一千本书，其实你这种业余选手充其量只能看完六十本，要是涂抹一番，别人马上就能对比出来：“你有这么多书，怎么就看了这么点儿啊？”但如果你的手不至于那么多事的话，你尽可以拿出一本崭新的书说：“写得真他娘好，我都看了六遍！”
就这样，我迈步进入了“新不读书主义”的时代。
《萧十一郎》中，萧十一郎和美女沈璧君看到一个栩栩如生的缩微世界，里面挂着一幅对联：“常未饮酒而醉，以不读书为通”。
写到这里，古龙忍不住赞道：“这是何等意境？何等洒脱！”
是的，不读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于那些拿书混饭吃的人来说，读书没什么可夸耀的。我有个朋友是北大哲学系的博士生，研究维特根斯坦，对我说国内能跟他对上话的人不超过六个，如今他已经负笈远游，去维氏的故乡德国寻找共鸣去了。在我看来，他的读书境界宛如凭力气吃饭的蓝领工人，和飞速准确清点钞票的银行工作人员没什么两样，都是自己的手艺活儿。
不靠书吃饭的人，多是想从书中得到温暖和指点。温暖这一项，我们后面单说，而对于那些想通过读书获得启迪学以致用的人来说，其实人生的道理就那么多，几句话足够，根本不用看什么书。
大学毕业几年后，我的弟弟也考入同一所大学。我送他去学校报到，先在一家韩国烧烤店痛吃一顿。他像所有步入人生旅途的毛头小伙子一样踌躇满志，还向我讨教人生真谛。那天我高兴得喝多了，脑子格外好使，人生的一幕幕情景如电光火石般一一闪过，就对他说：“咱娘经常说，‘力气不用也是闲着’，‘少说两句，别人不会拿你当哑巴卖了’。这两句话，就够用了。”
家母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她活得踏踏实实的，这两句话，也让我们兄弟受用不尽，比别的话都管用。
看许多读书多的人，那一肚子学问，只不过保证了他们说话写文章显得更漂亮更有理有据，做事情更能给自己找借口下台阶。他们的人生道理，并不是用来指导，只是用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事实上许多做出义薄云天之事的人，跟读书多否没什么干系。那些丧尽天良的人，也多不是文盲。
把几本书垫在脚下，确能显得比别人高些。但你真正的高度，还是取决于自己。
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1997年，我离开生活战斗六年之久的石家庄，来到北京，开始了职场漂泊。当时心中是很兴奋的，那种既冲破牢笼又投入熔炉的感觉。
进驻北京后的一段日子新鲜而刺激，干的活经常能传诵一时，口袋里的钱经常是厚厚的一摞，同饭局的吃货经常是名动天下的大佬，真的是既有里子又有面子。
但是，但是，缺了什么呢？
在那三年多的时间里，换了四五处住所，从地下室到合租户，也借宿过别人的办公室，必须在别人上班前离开及人家下班后潜入。这些并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但一个人扛着自己的小包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委实可怜，经常感到是个不完整的自己，像玩具风筝在空中飘来飘去。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里没底儿的感觉呢？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没有陈寅恪先生那样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在读书的过程中，早已将一些思想、记忆、感觉甚至自我转移到了书内，好让脑子不致那么拥挤。那些读过的书也已经成为大脑沟回的延伸、小件行李寄存处、谋生手段的一部分。这时的我，已不单纯是一具身高一米七十体重六十六公斤的肉体，把那些读过的书、写过的字都算进来，才是整个的我。但那一部分，却被丢在了石家庄家里的书架上。
当那些书不在你身边，不能让你随时掰开引证一番时，你的思想是不完整的，记忆是不完整的，灵魂是不完整的，自己也是不完整的。于是那段北漂的日子里，我经常急得一脑门汗，把手伸出去，也是没抓没挠的。有人能身作浮云常傍日，有人能处处无家处处家，有人能将异乡当作故乡，有人能将流放当作远航，但我，却连那一堆书都离不开。
朋友，在我死后，如果是你来处理我的遗像，一定记着，除了这张肉包骨头的脸，还要把我身后的那个书架也取进画框。
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
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
信投进信箱，默默地站一会儿
风中打量着行人，毫无顾忌
留意着霓虹灯闪烁的橱窗
电话间里投进一枚硬币
向桥下钓鱼的老头要支香烟
河上的轮船拉响了空旷的汽笛
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
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
当窗帘隔绝了星海的喧嚣
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
这首诗名叫《日子》，作者北岛，描募的正是我最愿意过的一种生活。当我一往无前地扎到北京怀抱里的时候，却完全没有想到，事实上自己就是在远离那样的状态。
如今流行用许多指数来量化一些东西，如恩格尔指数、GDP什么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指数来统计这样一个时间比重——在你一天醒着的时间里，有多少是为了温饱而奔波？姑且称为“温时指数”吧，我相信这是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城市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北京无疑是全中国“温时指数”最高的城市。
在北京，每天醒着的时间至少有十三个小时——这首先是一个必须要保证的时间数，其中大约有三个小时需要耗在路上，交通问题是北京最可诅咒的地方；大约有三个小时需要安排各种饭局，饭店老板是北京最可羡慕的职业；大约需要跑三个地方来办各种事儿，这里净是些没多大必要但你又不得不办的事儿；大约能接到三个能挣钱的订单，最好一个也别推掉，因为打车吃饭租房喝酒买书看演出都需要钱，别人还羡慕你有这么多挣钱的机会呢；白天跑完了，晚上需要坐在电脑前处理接到的那些订单；一天跑完了，临睡前躺在床上，还需要拿出三分钟把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和要走的路设计好……
坐在马桶上的时间大约是十三分钟，因为这是一天中惟一可以看会儿书的时间；偶尔有点儿闲空，会拿出三秒种的时间同情一下自己，看我像一个蚂蚁一样在骨灰盒般的高楼大厦中穿梭，这里居不易。
北京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但我还是来到了北京，然后继续怀疑这样的生活。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自杀，说是因为他已经被那种文化所化，我也已经被北京文化所化吧。
我为自己抵抗不住这种选择而沮丧。也许，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坚定的人。
如果不是二十八岁那么年轻，我大概就不会选择漂泊北京了。
石家庄那样的中等城市，待着好舒服啊，“温时指数”好低啊。在那里，我发明了许多睡觉的方式，如“头碰头”，即从晚上十一点睡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或“头盖头”，可以从凌晨两点睡到第二天下午四点，直到睡得睡不着为止；兴之所至下，我可以半夜从床上爬起来，溜达到朋友家里找他聊会儿天（那个城市出租车的起步价是五元，两公里，我所需要的路程多在这个里程之内）；在那里生活实在不需要许多钱的，哥几个去吃次火锅，饱得直哼哼，算下账来，七个人花了六十元，我那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交给单位不到六千元就算自己的了……在那样的一个城市里，每天只需拿出几个小时应付一下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温饱，剩下的时间和空间全是自己的：用各种姿势躺在床上看书，跑遍整座城市去寻觅一张影碟，打麻将和拖拉机的战士更是随叫随到……
我们往往是抱着学以致用的态度来看书，在悠闲的地方读书，再去忙碌的城市里施展，被那里吸干你的精血后，然后无聊地老去。我就是这样甘心把自己交给了一个吸血鬼。
像我比较佩服的两个人，李皖（27）和三七。李皖在武汉，当年的一帮媒体精英纷纷到了北京或广州或外国，做成了一些看起来很大的成就，李皖还守望在武汉。这几年过去后，大家升官发财泡妞离婚买车买房，李皖却做成了许多事儿。几个当年的酒友聊起故事，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也只有武汉那种寂寞平静的生活，才能让李皖修炼成那样。
当然，不成就什么事业也行，就像三七那样，请允许我抄录一段写他的旧文：
我们在这世上活一遭，总是需要些证明的，有人用学问，有人用才气，有人用金钱，有人用不金钱，有人用某种级别，有人用某个类别，有人用发表的若干万字，有人用阴茎勃起的若干分钟。
但有一种人，活得很沉默，很市井，很没劲。
因为他实在懒得跟别人说些什么。
因为他实在不需要什么身份来装点门面。
因为他实在是提不起什么劲来跟这世界较真。
也只有在石家庄那样的城市，才能包容三七这样的活法。而在北京，哪怕你的不作为，都像是在作秀。
读书是世界上最不坏的事情
2000年的某一天，我从北京回到石家庄。尽管此前也是频繁往来于这两座城市，但这一次，却是怀揣若干份调动文件，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
下了大巴，再打车往家赶。出租车驰过的地方，育才街那个电线杆子还躺在路边，哥几个曾经穿着大裤衩坐在上面探讨人生，美女一个个地从身边滑过；科技馆礼堂如今改成了家具店，而此前这里周而复始地放着老电影，永远是固定的搭配，《罗马假日》配《鸳梦重温
》，《出水芙蓉》配《魂断蓝桥》，哦，还有我不朽的《野鹅敢死队》；梆子剧院门口烤羊肉串的小摊依然香烟缭绕，盛夏的傍晚，几个人将其包下来，躲在阿凯的吉普车后面，光着膀子，喝着冰凉的啤酒……那真是神仙般的日子。
流浪的脚步何时能停？我分明感到一种惆怅。
档案、户口、工资单、保险、住房公积金……一个个公章盖下来，一张张脸浮现在眼前，一顿酒接着下一顿酒。去保卫处退自行车存车牌（国家事业单位就有这种福利）时，和小李互道珍重。当年单位搬进新办公楼，淘汰下许多旧家具，我瞄上两个书架，就想随风潜入夜，运物细无声。那两个书架是六十年代产物——用《U…571》中美国兵的那句话夸一下它：“德国佬造的东西真他妈结实”，我根本移之不动，就去传达室叫了小李来帮忙（那时还不知道他姓什么），才搬到宿舍里。因为这次监守自盗，小李与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又去阅览室还书，有若干本实在不愿意还了，老着脸说扣我钱吧。钱倒是其次，像《宋诗选注》才七毛三，就是按照规定罚十倍也没多少——其实这本书已经出了新版的，但我一来喜欢那种小三十二便携式开本，二来重印次数多的书字体发虚——我是怕被别的借书人骂。但阅览室的人们说，不用罚钱了，去给我们买些雪糕吧，反正这些书搁回来也没人看。我忙不迭地下楼，心里哼着小曲。
拿着保卫处、总务处、阅览室等一大堆部门盖过的章，表示都结清了账，我才得以将调动手续办完。
再回来，这里也是异乡了。
石家庄有几家书店，几年来，我见证了他们的创业、兴盛或衰败，也与那些老板有了不大不小的交情。这次告别，也包括他们。
青园街一家小店，门脸不大，却颇有品相，老板下一手好围棋，是这个城市里众多读书人的经常光顾之地。几年前，我在这里发生过一段故事。
有天中午，我踱进书店，店中没有几个人。我注意到老板脸上的表情有些异样。注意一看，原来正在选书的顾客中有一个人是这个城市的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我们经常要在电视上见到的。
我挑了两本书，然后去结帐。由于我是常客，所以老板拿出计算器来算一下，要给我打一个折扣。这大概需要一段时间，我便在旁边等着，这时一只手伸过来，将几本书压在老板的计算器上：“来，先给算一下。”
我扭头一看，书记正往书店外面走，结帐的看样子是他的秘书或司机之类。
老板只好将我的帐目先销掉，然后开始打他们的帐。
大概是天热影响情绪，或是出于对秘书这一人种的天生反感，一贯被人加塞惯了的我这次爆脾气发作，用手拍了一下已经挤在我前面的这个人的肩膀：“唉，怎么回事？”
“怎么了？”那人很奇怪地看着我。
“有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样子？”
“老赵有急事。”那人说。书记姓赵。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急事？”我反问。
已经走到外面的书记听到动静，返身走回来，用眼光发出询问。
“该我先结帐。”我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书记对那个人说道。
老板先把我的帐结了。
从那以后，老板给我打的折扣更低，有了好书还先给暖住。我也很得意于他对我的刮目相看，将这段一共进行了六句的对话对周围的知识分子复述了六次。
与老板告别，告诉他以后不用给我留书了，他又提起这段故事。我笑了一下，对他说，如今再有人夸我，我就会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这种话的权利。”
老板大笑。是的，以后我不再拿这种轻飘飘的荣光说事儿了。我确是曾经勇敢过，但也怯懦过，我牛逼过，但也操蛋过。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彷徨、犹豫、分裂和挣扎，连我自己也看不清。
再也没有什么字眼可以概括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就是这么泥沙俱下良莠不齐。
然后，要把这个家搬到北京了。
除了太太的钢琴和我的“黑格尔”电脑，就是那些书。我拿着角尺和计算器，仔细计算了一下这些书的总体积，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要把这些书装在纸箱里迁移，共需要五六十个容积为零点四立方米的纸箱。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几乎走遍城市，终于找到一个纸箱厂。与厂家一番交涉，发现适合我用的纸箱只有一种，箱外印的字是“梦中情人超级保险套”，四百磅黑体字，加粗三级，右倾二十五度，阳字立体，格外有气势，看了就让人性起。
站在高大的厂房里（得有四层楼高），看着一垛垛的纸箱平放着堆到房顶，不得不感慨国人对其需求量之大。我当时脑子飞速地运算了一下，平均每一秒中，这世界上有多少对男女在做爱？天，我居然产生了一些诗意，诗风恰似里尔克（28）。
将六十个纸箱运回家，开始装箱、编号、用胶带封好。战斗了整整一天，排满一堵墙的书架终于空了。当年一起往马桶里撒尿的另两头男人，一个已经离婚，一个已经离了两次婚，他们的书架早不知失散到何处，我家这块最后的风景，也在时间的河中消散了。
清晨，石家庄的一家搬家公司将这些箱子搬到朋友提供的货车上，一路飞奔，到达北京，然后是北京的一家搬家公司守侯在新家的楼下，两位朋友也应召而来。
当那些“梦中情人”的超级纸箱被堆在楼门口时，邻居全侧目相看，过往少妇全饶有兴趣地盯着俺们的裆部，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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