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继承-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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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始人谢幕后的生活（2）

虽然看上去比吴仁宝轻松，徐传化也没有完全脱离传化集团的领导工作：“我每年都有5　000万的销售任务。”他跑销售出身，传化集团产品最初的市场就是他打开的。

“我每天都见不着他。晚上12点多回来，早上6点多就走了，在一起吃饭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徐传化的老伴说。像吴仁宝一样，他们住的还是建于20多年前的老房子，位于厂房的后部，楼门前晒着玉米棒子，院子里养着200多头猪和数量众多的鸡鸭—这些都是为传化集团的食堂饲养的。

徐传化的老伴对他说：“你别搞演出了。”徐传化说：“你别养猪了。”结果，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各得其乐。

每天早上，徐观泉来接叔叔的时候，都会看见他在一份印刷物的空白处“临帖”认字。“我从小苦出身，不识字。”徐传化说。就这么坚持下来，居然报纸也能大致读下来了。

瓜沥镇的这次演出很成功。人们骑着自行车、三轮车、开着摩托前来观看，掌声笑声不断。音箱边上，徐传化对此无动于衷。包括他自己在内，有谁在意他是一个新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呢？他就像是一个零件，安静而有耐性地工作着。

我们不知道更多的企业家退休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吴仁宝和徐传化只代表他们自己：朴实，甚至可能固执；没有退休的失落，没有暮年的死气沉沉，有时候天真烂漫；拥有大量财富，甘于普通人的生活。走在大街上，他们就是两个再平常不过的老头儿。他们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好像现在已与他们无关。

吴仁宝和徐传化都不会说普通话。记者需要翻译才能听懂他们的话。吴仁宝对这种“同声翻译”很习惯，语速、节奏把握得很好。徐传化对中国人说话还要翻译很不理解：“江泽民、吴邦国都能听懂我的话。”他说。

吴仁宝简历

1928年生，大专文化，高级政工师，高级经济师。从22岁起先后做过村支书，乡长，江阴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县人大副主任（其中很长一段时间兼任华西村村支书），1987年回到华西村任大队书记，并出任华西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现任江苏省政协常委，全国小康村研究会会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曾经当选十届、十一届全国党代会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89、1995年两次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并获全国十大扶贫状元、中国十大乡镇企业功勋、全国乡镇企业十大新闻人物，中国农村新闻人物等称号。2003年7月5日退休，其子吴协恩继任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公司董事长。

徐传化简历

1935年生于杭州萧山，1986年10月起创办传化企业，现为传化集团董事局主席，萧山区人大代表，杭州市曲艺协会名誉主席，曾荣获“浙江省乡镇企业创业功臣”、“萧山区劳动模范”等荣誉。2000年3月20日，徐传化创办了传化艺术团。

第四章　富爸爸，好爸爸？

富豪对财富继承者的教育

和全球富豪们比起来，中国富爸爸花在孩子身上的金钱要比时间多。

财富继承者的德、才、学、识是决定家族财富能否发扬光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继承者的品质、精神、观念、气质、体魄等诸多方面，是成长为一个优秀接班人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是一个很注重家庭教育的社会，是否能真正成为优秀的财富继承人？富爸爸们沉甸甸的目光望着每一个欢乐的孩子。望子成龙是每一个父母最大的心愿，而这种心愿在功成名就的富爸爸身上被更加放大。但问题是，虽然富爸爸在经济上给了孩子在教育上所需要的一切，但他们真的就是好爸爸吗？

跟大多数平常家庭比起来，富爸爸花在孩子身上的金钱要比时间多。有一个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人表示由于生意繁忙，没有时间与孩子进行沟通。一个普遍的事实是，他们都有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的想法（很多已经实施），这样可以全心来打理生意，也可以让孩子们逃离中国的应试教育，和国际最高教育水准直接“接轨”，但他们和孩子之间的亲情却被距离隔离。

在一些欧美的名牌大学校园里，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辛酸离别场景：富爸爸把孩子送到了国外，在分别的那一刻，孩子哭了，因为亲人不在身边，陌生的环境让他们感到压力，而父母想到孩子从此“独在异乡为异客”，心里也不禁酸酸的。

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在财富的压力下，富人的孩子更是早当家，虽然看似有“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先天优势，但父辈的名声和财富对这些孩子有强烈的暗示：你必须比别的孩子优秀。天明集团总裁姜明在儿子只有10多岁的时候就跟他讨论接班的事情，甚至在孩子只有两岁的时候就让他参加企业内部为时3个小时的培训，他无时无刻不在给儿子灌输这样一个观念：“儿子，你要成为全世界同龄人中的第一名！”如今，这个只有10来岁的孩子在言行举止上已变得像个小总裁。

富爸爸的财富是把双刃剑，它一面让孩子有机会得到最好的教育，而另一面，孩子在财富的压力下被要求必须变得优秀，代价可能是个性的压抑，以及过早地承担财富责任。

王林祥和上剑桥的女儿

王林祥：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子女：一个女儿年龄：25岁目前教育状况：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在读出国时间：8年子女未来职业规划：光电子研究继承观：孩子来接我的班是完全不可能的，她自己的路就让她自己去走吧。

说起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和他的女儿，正像那句俗语所说：“龙生龙，凤生凤”，父亲做羊绒企业做到了世界第一，女儿上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大学之一—英国剑桥大学。

王林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没能上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鄂尔多斯与日本公司合资，开始做国际贸易，王的公司得以走向世界，但王林祥“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掌握一门外语”，所以在孩子初中一毕业，王林祥就把她送到了伦敦读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伦敦当地有鄂尔多斯的分公司照顾。

王林祥的教育思想是以自己的经历激励孩子，“我建议她尽量要当班长，在这种氛围中她就能追求上进，不甘落后了。让环境成为她前进的压力和成长的动力。”王的女儿在出国之前一直是班长，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是第一名。

王的女儿独立性比较强，刚到英国的时候条件比较苦，女儿怕父母为自己担忧，“自己逼着自己学”，考大学的成绩为3个A，有6所学校同时愿意录取她，最后她选择了剑桥。自己的勤奋和聪颖，加上家庭良好的经济条件（王林祥每年为女儿支付的学费在20万元左右），王的女儿得以一帆风顺地在剑桥上完本科、硕士。

在女儿的眼里，王林祥是一位严厉的父亲。有时候父女俩在一起谈心，父亲建议女儿读经济、国际贸易或者金融，但女儿对工程专业比较感兴趣，她最后选择的专业是光电子。王的女儿今年硕士毕业，计划继续读剑桥的博士，但按照学校规定，必须先工作两年才能读博士。“要找工作，我不管她，我没法帮助她，不会安排她到我的公司里来。”王林祥说。

对于孩子未来的职业规划，王林祥的态度是让女儿自主选择，“她来接我的班是完全不可能的，她自己的路就让她自己去走吧。”不过，这位50多岁的父亲最后说：“对我来说，将来孩子能够回到我的身边会更好一些。”

张杰庭：严厉的富爸爸

张杰庭：锡华企业董事长兼总裁子女：两个女儿年龄：12岁和9岁目前教育状况：小学；幼儿园出国时间：计划将来出国未来职业规划：未定继承观：不会让女儿来接自己的班，这么大的企业会累死她的，我也不想让她受这个罪张杰庭是北京锡华集团的董事长，拥有从幼儿园到大学不同层次的学校，并先后投资了7个多亿在教育上、投资了4亿在包头做房地产、俱乐部，投资了2亿在北京锡华俱乐部上；并且拥有中国第一家民企的机场和飞机，还有一家中央级的旅行社……

张杰庭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二十一世纪学校董事长。在这所有着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校里，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张杰庭都会当着众学生的面给他们鞠躬，以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

张杰庭有两个女儿，一个12岁，一个9岁，都在自己的二十一世纪学校里上小学和幼儿园。张杰庭对两个女儿的要求非常严格，虽然有着上亿元的身家，但很少让孩子有物质上的优越感。大女儿的同学很多都有了手机，张杰庭在不久前才给孩子买了一个小灵通。孩子也很节约，父母给的零花钱都攒着。据张杰庭说，孩子自己花钱一次性从来不超过20元。

“我和夫人对孩子都是很严厉的，别的孩子可能在家里有温存的感觉，我想我的孩子可能不会有。她们觉得不是很快乐，因为我们要求过严，有意识给孩子压力，这种严可能有点苦，将来她们会理解到父母的良苦用心的。”生意繁忙的张杰庭很少有时间跟孩子交流，不过有空的时候也给大女儿辅导功课，或者给小女儿讲讲故事，带她到公园、博物馆去玩一玩。

对于两个年少的女儿，张杰庭希望孩子有平常心态，身体健康，能受好的教育，懂得做人做事，不一定将来培养成什么人。“我们做父母的会为她们提供好的生活条件、学习条件，包括自我生存发展的条件，但不会让女儿来接自己的班，这么大的企业会累死她的，我也不想让她受这个罪。”

刘维志：“亡羊补牢”

刘维志：山东东阿阿胶集团董事长子女：一儿一女年龄：儿子30岁，女儿35岁教育状况：儿子清华研究生毕业；　女儿本科毕业出国时间：不到一年时间职业规划：儿子在汉堡办公司；　女儿在证券行业继承观：子承父业刘维志和夫人都在山东东阿阿胶集团工作，一个担任董事长，一个担任总经理（刘的夫人现在改任总工程师），两口子把一个小厂做成了一家上市公司，并且在国内占70％的市场份额，但繁忙的工作却让他们无暇顾及两个孩子的教育。

两个孩子“完全是一种放任状态”，学习成绩都不太好。女儿很小就由大姑带着，后来跟着四姑，小学在青岛上的，在东阿的刘维志夫妇根本就没有工夫照顾。女儿没能考上大学，后来通过在陕西一家大学上班的姑姑的帮助，才把女儿弄到这所学校，上完了大学。女儿毕业之后去了青岛，在证券公司工作。

刘维志的儿子求学的过程比较曲折。刘的儿子高中念了半年就不想念了，因为学习成绩差，在班上有压力，退学之后去了东阿阿胶干起了维修工，后来又去上夜校。工作半年之后，儿子又想去上学，因为刘维志在山东医药系统有很多关系，就把孩子送到山东一家中专。中专毕业之后刘的儿子去青岛医药站工作了三年，他又有了去上学的愿望。

刘维志觉得这是孩子最后的学习机会，“再不关注他，就把这个孩子给害了。”于是，刘维志把儿子送到了北京海淀走读大学读书。读了两年之后，他又去北京国际语言学校读了一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刘维志碰到了一位大学教授，推荐他儿子去清华大学管理学院读研究生。这个研究生班“进去容易，出去难”，刘维志每次到北京出差就去看孩子，问他的学习情况，孩子也争气，最终拿到了毕业证书。研究生毕业之后，刘的儿子去了上海一家咨询公司工作。

刘维志对孩子亡羊补牢式的教育最终有了一个好的结果。刘的儿子后来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应聘到了父亲的公司，现在去了汉堡，在那里组建东阿阿胶的销售公司。

尹家绪：以身作则

尹家绪：长安汽车集团董事长

子女：一个女儿

年龄：23岁

目前教育状况：英国罗宾汉大学

出国时间：4年

继承观：孩子自己决定

对子女的教育态度：把孩子当成朋友，给她自由，培养孩子独立的学习和生活能力。

长安汽车董事长尹家绪一直把女儿当成朋友看待，父女之间带有好朋友似的某种信任，有时候甚至给对方一种友谊的惊喜。

孩子正在紧张地复习，准备高考，父亲有一天忽然对孩子说，你不用复习了。女儿非常诧异地盯着父亲，觉得不可思议。原来，父亲为女儿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送她去英国读书，在办理签证前一天才告诉她。

在中介公司的安排下，尹家绪的女儿到了英国，住在一个陌生的家庭里，“一个多星期没跟人说话，觉得很孤单”，孩子打电话回来，父亲就安慰她说，你是出来学习的，不是出来享受的。女儿学习很刻苦，很快过了语言关，并考取了罗宾汉大学。

尹家绪自己11岁就失去了父亲，靠着自己的奋斗，从工人一直做到一家汽车公司的董事长。父亲的人生历程对孩子是一种榜样。“孩子离开了父母，照顾不了她，看不了她，都得靠自己。”尹家绪的女儿在英国的生活非常自立，经常去当地的中国餐馆打零工，自己做饭吃，买东西常常货比三家，挑价格便宜的买。学费由父亲定期寄过去，她在存钱的时候也跑好几家银行，选择利率高的银行存款。

父女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有时候甚至让周围的人感动和羡慕。尹家绪去英国看望女儿的时候，那天走在伦敦的一座大桥上，天很冷，父亲就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女儿的身上，女儿一看父亲也会冷，就把这件外套一半搭在父亲身上，一半搭在自己的身上。这副场景让同行的一位重庆市副市长看见了，大赞这副“父女互相关爱图”。福特汽车的一位副总裁看见尹氏父女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场面，非常羡慕，幽默地说看来自己还得再生一个女儿。

“要把孩子要当成朋友，她才愿意跟你说真心话，包括她喜欢哪个男孩子，不喜欢哪个男孩子，她都会像朋友那样跟你交流。孩子被管得太死了，她的逆反心理可能会更严重。所以要尊重孩子，遇事要征求她的意见。”尹家绪在回忆与女儿的往事的时候，脸上洋溢着一脸幸福。

女儿2004年毕业，准备考商科的研究生，将来想回到上海自己去找工作。尹家绪只是希望孩子“早一点成熟，可以真正像一只鸟那样自由飞翔起来”，对于孩子的选择，他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和信任，就像对一个朋友那样。

黄辉堂：一定要和孩子在一起

黄辉堂：股票、期货投资人子女：两个女儿年龄：5岁；7岁目前教育状况：幼儿园；小学出国时间：计划将来出国未来职业规划：无继承观：让孩子自由自在的生活黄辉堂自言自己的身份很难界定，他是一个自由投资人，做股票和期货有10多年，赚了很多钱，黄同时在北京和深圳各有一家公司，自己没有多大兴趣操作，请人在打理。黄辉堂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到全世界各地打高尔夫球上，“自由自在地过一种有品位的生活”，黄说这是他追求的一种生活观。

在子女的教育上，黄辉堂希望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能把这种生活观传给孩子。

黄有两个女儿，都很小，在大女儿5岁的时候，为了孩子读书方便，黄辉堂花了200多万元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深圳分校买了套房子，房子和学校是一体的，黄辉堂举家搬到了新居。

“中国的教育是个大问题，不是素质教育，都是应试教育，所以你没有什么选择，就是名校。”黄辉堂说这两个孩子将来肯定是要出国读书的，但是如果现在就把孩子送出去，得考虑如何照顾孩子，全家可能都要移民了｜奇…_…书^_^网｜。“小孩要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如果一年看不到两次，那养小孩干什么？父母对孩子的言传身教，比她在社会上学到的要多。”

黄辉堂在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场也买了套别墅，有时候周末带孩子过去度假，孩子们玩得很开心。黄辉堂希望孩子能够在潜移默化中还其自然本性。

“我不想要求她们怎么样，这么小就让她们感受到压力，完全没有了小孩在成长过程中生命的快乐，这样不好。生命只有一次，如果生命缺乏生动，完全程序化，那就没有意思。生命的过程应该是精彩的，我希望孩子是这样的一个人生，我也按照这种人生观去要求她们。孩子将来能够达到多大程度的个人成功，这很难定义。如果失去了生活，能算成功吗？”

胡葆森：送辆宝马作女儿生日的礼物

胡葆森：建业集团董事长

子女：1个女儿

年龄：20多岁

目前教育状况：大学

出国时间：10多年

未来职业规划　无

在河南建业集团还没上市之前，对于胡葆森来说，建业永远是一个“一人企业”。“我没有个人的钱财。”—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业集团的资产等同于胡个人的钱财。

1992年，胡葆森带着在香港炒楼花赚到的一两千万元回到河南，和建行合资成立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两年后，国家要求金融机构退出实业经营，胡葆森买下了建行的股份，建业成为香港独资企业，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现在。在建业集团的董事会里，只有董事长兼总裁胡葆森、副总裁单六六和财务总监3人，胡葆森百分之百持有建业股权。

对于47岁的胡葆森来说，他要面临分配的鸡蛋是如此庞大，足够10个亿。他是如何打理的呢？

人们很难相信，这位在河南开发了58万平方米房屋的“房产大佬”只有一处单身蜗居，在郑州城市花园小区的会所中心，胡葆森的办公室、起居室与建业集团的总部办公室在一起。

在胡葆森的理财计划中，消费占其理财额度的10％～30％。“我个人爱好很多，现在打高尔夫，原来的爱好像篮球、排球、游泳、爬山、郊游、书法、音乐、话剧、电影都搁置了。我最喜欢中国字画，当然现在也收藏一些油画，收藏是兴趣所致，兴趣高的时候，可能买一些东西，有时候一忙，就没有时间买。”胡葆森写得一手好字，据说他在收藏上的投入在八位数以上。

在胡葆森理财的记忆中，女儿的教育和成长的支出是一个父亲必须面对的重要事项。胡的女儿6岁时去了香港，9岁的时候去了悉尼读书，初中的时候又回到香港读了3年，高中也在香港读的。现在，女儿在澳大利亚读大学，妻子也在澳大利亚。胡葆森为女儿在澳大利亚买了套房子，今年女儿过生日的时候，胡葆森送了一辆宝马车作为生日礼物。

“在河南那个环境里，很难全身心投入的读书，我想让孩子过非常安定的生活，能够不受干扰。女儿是非常好的女儿，物质条件她很满足，从不大手大脚，从小就很谨慎，一直到现在。”胡葆森每年为女儿支付10～20万元人民币的学费。

胡葆森衣着很朴实，长着一张建筑工人模样的脸。这位郑州大学兼职教授似乎并不在乎这些外表的东西，他理财的最大兴趣在于投资，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这是一个商人的本色。从房地产、物业管理、足球、信息技术到教育，胡葆森乐此不疲。2001年，胡葆森举资2。3亿元拍下了破产清算的郑州亚细亚五彩广场，紧接着与北京华联签下租让合同。当然，胡葆森也有投资失败的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胡葆森在香港炒楼花时所交的整整420万美元的定金全部亏损掉了。

“我不相信我的企业会破产。如果破产是在假设的状况下，我相信自己会过得很好。我对生活的要求是很低的，我可以回沈阳老家农村种地去。现在普通的下岗职工一个月200～300元钱，每个月300～500元人民币的生活我也能适应。

“我（对生活）看得比较淡，下过乡，在事业上吃过很多苦，没有过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让我穿得破破烂烂，吃白菜、咸菜、稀饭，甚至把菜叶子都吃了，也算是一种经历、体验，像现在这个年代的人都没有经历过。

“对于养老，我的要求也很低，有几万元就足够了。当然，人的要求是根据他的状况而变化。人是在不断地变化的，关键是心态，心态要好。”

胡葆森理财的过程，也是自己经营一个企业的过程。这个过程使这个身价10亿的房产商快乐吗？胡葆森承认自己是一个忧患感很重的人，在他一个人主掌的企业里，倍感孤独。“这10年下来，即使不能说是心力交瘁，也是非常非常地累。”

企业家子女教育状况调查

针对企业家子女教育的状况，《中国企业家》杂志在2004年3月份做了一个小范围内的调查，被调查的对象共计十余位，来自北京、内蒙、深圳、重庆、大连、山东、石家庄、郑州等地，所涉及的行业有地产、纺织、软件、养殖、生物制药、硬件、教育、投资等，被调查者的年龄大都在40岁～50岁之间，个人资产规模有的上千万，也有好几位上亿元。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有把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的想法，有的已经送到了国外。他们选择去读书的国家以英国、澳大利亚居多，美国由于签证困难，去的相对要少一些。就读的学校基本上是名校，专业上的选择以金融、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为主。

跟大多数普通家庭比起来，企业家们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要大得多。建业集团老总胡葆森的女儿在澳大利亚读书，胡让自己的妻子过去照顾，还为女儿在澳大利亚买了套房子。前两年女儿过生日的时候，胡葆森送了一辆宝马车作为生日礼物。企业家子女在国外读书的生活条件相对优越一些，他们偶尔也会打些零工，但体验生活的因素多一些，而不是为了生存。

55％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在“精神鼓励”方面的影响最大，40％的人认为自己在“学习方法”上对孩子有帮助。对子女未来职业的设计，90％的人选择“按照孩子的意愿自主发展”，只有5％的选择“可能会让孩子将来接自己的班”。

民营企业的接班人准备

面对即将来临的交接班高峰，民营企业做好准备了吗？

在我们接触到的企业家中，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海外读书的比比皆是，包括李兆会，当年也是被从澳洲的大学急招回来。“我们有这个条件，当然希望他们出去长见识。”斯尔丽集团董事长邵联勤如此解释此种现象在江浙一带企业普遍存在的原因。

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是在为企业的交接班做准备吗？钟朋荣反对这种作法，他认为企业家不是在学校里读出来的，而是在企业里干出来的。“有个国内本科学历就够了，可以在企业实践的过程中随时补习需要的知识。”而受访的多数企业家表示对子承父业不抱太大希望，因而送子女出国读书的目的也并非在做交接班准备。

无论企业家们的真实意图何在，至少在企业内，一种向非家族制公司治理结构过渡的趋势正在形成。职业经理人已经渐渐成为企业经营的主力，更多的家族成员开始像均瑶集团所做的一样，“退回到董事会“。

“家族制在创业初期是好的，大家团结，共渡难关。但企业到了一定程度，公司里面的制度对他们就失去了约束作用。而且，他们可能对赚更多的钱已经失去了兴趣。”亚龙集团董事长张文荣说。王均金与张的看法一致：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管理模式。

亚龙集团在上海建有一所规模很大的学校，其管理模式是：在七八百位学校员工中精选出100多位贡献大的成立经营管理委员会。张文荣是投资的老板，委员会是经营的老板，学校有利润，张会拿出10％来给委员们分。张正在建设“全国最大的电线电缆基地”，工厂的管理模式与学校是一样的。

张今年将近四十岁，有两个儿子，小儿子15岁，正在英国读书。按张的设想，他将让小儿子去美国读硕士和博士，“这样回来做生意的可能性大些。”对于自己股份将来的继承，“我可以肯定地说，小部分留给儿子，大部分去做社会上的事情。不要留很多钱给子女，财富让他们自己去创造。”张的想法是成立一个基金管理公司，交给民政局或者慈善机构，赢利的钱将用来从事公益事业。

万和集团董事长卢楚其也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受益者。他很早就在着力改变家族式经营方式，实现家族所有、社会化经营。万和集团的股份原来集中在卢氏三兄弟和卢楚其的一个徒弟手中，现在集团各个事业部的职业经理人都以“外部参股”的形式取得了一定比例的股权。卢楚其目前的生活相当自由，不用再把自己成天捆绑在企业上，自称只是在大事上把把关即可。

斯尔丽集团董事长邵联勤在企业规模做大后将原来一起创业的兄弟亲戚们都“放”到外地去做分公司老板，集团的中层干部中已没有一个亲戚。邵的总经理原为温州一个税务局的副局长，邵对其非常满意，给了他10％的股份。“要给职业经理人股份，”邵说，“只要他用心，他的下半辈子，我有饭吃他就有饭吃。”邵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老板心胸有多宽，事业就能做多大。职业经理人让他感觉如释重负：“原来我很忙很累，跟员工一起在游泳池里游泳，现在我在上面，站得高，谁游得快谁游得慢看得一清二楚。”邵的朋友们—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等对职业经理人都持与邵相同的态度。

与张文荣一样，42岁的邵联勤也有两个儿子，大的目前在澳大利亚读大学。邵虽然表示没有让儿子接班的想法（“我也很年轻”），但又说将来会让他先去朋友的工厂打工，去学习别人的优势，然后再安排他到公司来。当然，前提是他对企业经营有兴趣。

对于这些年轻的家族企业家们，他们对交接班的问题考虑得很少。王均瑶的英年早逝只是小概率事件，所以他们普遍认为现在还不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代民营企业里家族人员一般较多，所以即使出现突然的变故，在其后代尚小的情况下，企业也通常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而在未来，就像巴龙所预言的，请外人来经营整个公司将在中国出现。那时候，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应该已经成熟。

后记

写书在我们看来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应该焚香沐浴，斋戒七日，然后找一个风景秀美的静谧之地，精雕细凿，历经10年的披星戴月，终成一书。

但没想到的是，“幸福”来得这么突然。2004年11月，我们在做完《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封面文章“中国式继承”之后，在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企业家朋友告诉我们，应该把这个话题做厚，用书的形式来记录中国第一代创业者们在财产继承安排上的智慧，给更多的人们以启发。很快，也陆续有出版社找过来，希望就“中国式继承”这个话题出一本书。

2005年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