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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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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直率、风格质朴的非典型政治人物
柯文哲患有亚斯伯格综合症，属广义自闭症的一种，症状为语言表达和社交障碍，但智力和记忆力超常，历史上曾有著名科学家患此病症。柯文哲自称受此病症影响，从小说话做事直率，不会看人脸色，“是台大医院的流氓”。母亲称他从小不善交际、缺少朋友，谢长廷则形容他“嘴和心的距离很短”。在网络上，火力十足、带有黑色幽默的“柯语录”经过他的学生和网友整理、发布，早在数年前就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关注度。
柯文哲除了批马当局是“自走炮政府”（泛指言行不加控制——编者注）、批台湾媒体是“制造业”、批台大医院体制造就一帮“鸭子教授”，他对于民进党及绿营人士的批评也常常不假辞色，让友军很不舒服。2013年11月，柯文哲对外解释之所以犹豫加入民进党，是因为党内有“两个太阳”（苏贞昌和蔡英文），故而“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招致绿营群起挞伐。不久后，柯文哲又称台湾政坛“有太多律师”，“耍嘴皮”、“辩输赢”、“喊口号”，“让政治变成法庭辩论”，所以“台湾的律师世代应该要结束了”，而“律师世代”即指绿营“美丽岛”世代，一刀扫向苏贞昌、谢长廷、陈水扁等“天王”，引起轩然大波。对于民进党内斗，柯文哲称“绿营就像游牧民族，若没有打下一个地方，可能连吃饭都成问题，因为没有政务官退场机制，导致内部恶斗惨烈”。柯文哲还曾批评蔡英文提出“台湾共识”却搞不懂“内容是什么”，所以是“空心菜”。另外，对于民进党操弄“倒阁”、“连胜文枪伤阴谋论”等问题，柯文哲也是大力抨击，以致绿营上下对其批评、质疑声从未间断。
除了说话方式直率，柯文哲受20余年外科医师经历的影响，也成就了“怪医”质朴、干练的处世风格。柯文哲从医期间工作极为繁忙，几乎全年无休，回家只是睡觉，没有娱乐，他甚至不会开车。外科医师的职业历练又使得他有着极强的决断力，表达和动作简练、明确。他说，“讲得天花乱坠没用，病人死掉什么都没了”，自评“遇到事情后可以瞬间做决定，可以忍受很大的不确定性”。谈到人生感悟，柯文哲表示其特殊岗位让他看惯生死，逐渐懂得“适时放手”，心境淡泊，不易为名利所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作者：周密 字数：4381
2015年1月1日，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正式生效。作为俄白哈关税同盟的升级版，EAEU按照世贸组织（WTO）货物贸易协定第14条和服务贸易协定第5条的规定已于2014年12月向WTO进行了通报。尽管外界认为俄罗斯希望以此恢复苏联时期经济分工模式的猜测不断，但俄罗斯并未认可该说法。在俄已成为WTO成员、且短期内难以获得美欧解除制裁时，EAEU的发展尤其值得关注。中国提出发展“一带一路”的重要倡议，已经获得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寻求共识，重点推进。EAEU成员国和潜在加入国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国家，各方利益存在巨大的互补支撑需求，当然也可能产生摩擦。在对全球各方需求的准确把握下，EAEU可以继续扩大规模和影响力，与其他国家、组织有效协调发展，有望通过中国的积极参与发挥更大作用。
一体化理念具有可行性和吸引力
2011年，俄罗斯时任总理普京提出的欧亚联盟计划是以欧盟为基础的，覆盖独联体和泛东欧地区。欧亚联盟作为相关国家加深经济、政治合作与融合而组建的超国家联盟，其目的是通过消除成员国间的要素流动壁垒，到2025年实现商品、服务、资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形成一个拥有1。7亿人口的统一市场。今年年初，欧亚经贸协定正式成立，给各方带来期待。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申请，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希望通过EAEU实现更有效的分工从而具有可行性，也有较强吸引力。2010年开始的关税同盟阶段，成立了由俄白哈三国按照84∶6∶10的人口比重派出代表组成的欧亚经济委员会，并且各派出一位副总理负责领导委员会，在关税协调政策、竞争规则、能源和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领域的协调上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也涉及政府采购和移民控制领域，为EAEU作用的发挥创造了良好条件。
对于EAEU，不少学者认为其有“重建苏联”的意愿。但实际上，EAEU的环境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即便各方愿意也难以回到从前状态，且区内区外还有非常多的不确定因素。尽管苏联时期经济受较强的计划因素影响，但各地专业化的分工多依据其资源禀赋和传统产业优势，经济整体效率较高，能够保证各加盟共和国市场的需求。苏联解体后，几乎所有的原加盟共和国都经历了长达10～20年的经济衰退，经济产业发展不平衡，使得各国国内生产无法满足需求，需要通过进口完成，而较高的关税壁垒和不畅的物流体系又形成了严重制约。EAEU的建成目前主要仍集中于货物贸易领域，消除三国间商品流动的关税，形成统一的对外关税。这有助于各成员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进行产业分工与配合，大幅降低各方进行产业链配合生产时的成本，也有利于以更低流通成本更好地满足各方消费需求。在原有的产业合作基础上，这种经贸制度安排具有较强吸引力。
按期推进仍然面临较大阻碍因素
不过，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向着其他要素禀赋自由流动转变，依旧面临不少需要克服的障碍因素。无论是内部的成员国还是外部的发展环境，都给EAEU实现其设立目标提出不少挑战。
美欧对俄制裁将对EAEU产生较大压力。图为2014年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的奥巴马与普京，其动作与表情颇耐人寻味。
内部来看，经济主权的让渡需要稳定有效的政治推动，经济下行周期对政府开放政策的压力较大。EAEU的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对出口的依赖较强。尽管在联盟建立时都有着较为稳定的推动力量，但受经济危机的冲击较大，从而扩大优势商品出口、减少外部经济体竞争的压力就较大。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和本国经济的不景气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贸易自由化的理念与政策取向，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政府会面临来自反对党的更大挑战。国内企业也可能对政府的开放政策提出质疑，甚至可能要求增加其在关税、竞争和市场准入政策上的话语权。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情况相似，EAEU中的俄罗斯居于优势地位——不论经济总量、政策话语权还是在国际经贸价值链中的地位；而NAFTA中，美国和加拿大对相对弱势的墨西哥提供了单方面的市场准入等优惠政策，减少了其义务的承担。即便是EAEU的样板欧盟，对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东欧成员也是通过多项政策倾斜提供更大支持。与之相比，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亚美尼亚可能要求一定的“过渡期”或更为优惠的政策，而非完全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外部局势不稳也对EAEU的发展提出挑战。俄罗斯所受美欧的制裁对EAEU也产生较大压力，为了适应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俄罗斯需要联合其他成员国的支持，但这一调整超出了白俄罗斯等国的预期。在俄原油等资源商品出口受阻的情形下，俄政府可以调动的资源大幅降低，若因为必须要承担更大责任而最终进行调整也并不情愿。俄罗斯卢布贬值迅速，造成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显著提升，而进口商业的购买力受到严重削弱，在取消相互间关税的三国之间严重影响贸易平衡的状态。卢布在EAEU范围内被接受的意愿也会受到影响。乌克兰本是EAEU争取的对象。在乌克兰问题短期内难以出现明显转机的情况下，来自美欧等国的压力事实上也会对这些国家的政策决策产生影响，从而增加了EAEU发展的压力，减弱了其他原苏联成员加入的愿望。
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相契合
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已表达了支持。2014年11月，俄总统普京在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高度评价了“一带一路”路线图的作用，认为其将有利于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推进。EAEU的另外两个成员——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早在2012年就提出了“哈萨克斯坦·新丝绸之路”项目；白俄罗斯也以实际行动对“一带一路”进行支持并在2014年12月开始建设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海外工业园。事实上，“一带一路”和EAEU虽然在历史发展、主要原则、覆盖国别等方面差别很大，但实际上二者在理念、地理位置和产业上都有很多相似点，有可能通过配合实现更好的融合。
“一带一路”与EAEU的理念有共同点。都是由一个国家主要推动，希望各方积极参与，通过建立机制和平台，为有效发挥产业优势、满足欧亚国家需求提供支持。两个机制的主导国在进行推动时都较为积极，分别将相关理念作为服务发展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然而，一国主导并不意味着该国强势决定合作模式中的所有内容。两个机制都强调尊重机制下已有或未来可能扩大范围后各成员平等和自愿的权利，注重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共赢，主要通过经济、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协调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两个机制都是开放的，欢迎其他国家参与进来，为未来发展提供更好的路径。
“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从中国沿亚欧大陆向西延伸，穿越EAEU所在的地区。因此，“一带一路”和EAEU在地理上相连接，更有利于有效协同，降低跨境物流的成本。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增加EAEU的覆盖范围，为EAEU提供更有效的物流运输、市场空间和人力资源保障，在基础设施建设打好基础的同时，可以通过经贸协定实现政策联通，更好实现EAEU设定的目标。
“一带一路”与EAEU在产业上也可以更好衔接和配合。尽管当前EAEU已经覆盖了原苏联重要的加盟共和国，但毕竟还有很多国家未覆盖，在资源保障、生产技术和人力支持等方面并不完整，对俄罗斯发展航天等先进制造业来说缺乏国内的配套。相比而言，“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众多，产业更为多元，更容易找到合作的机会，中国制造业的对外投资有助于大幅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同样，EAEU国家在能源资源产业、重工业、某些高科技领域等方面优势明显，市场容量和影响力不容忽视。如果能够将“一带一路”与EAEU形成有效的对接，必然将有效增强EAEU成员国资源配置和产业配合的能力，促进各方在经贸合作中实现更好的互补。
两大区域经济协定存在融合可能
尽管推动“一带一路”与EAEU之间的协同在各国意愿、法律流程、承诺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不少障碍，但中俄两国现有或正在推进的区域经贸协议间的融合可能性值得关注。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的经贸合作平台，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业已完成并启动升级进程，而以东盟为核心、影响更广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进展较快，对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大洋洲经济整合的意义重大。亚太地区是全球经贸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而因其人口总量、经济潜力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地区。在经济危机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背景下，RCEP和EAEU所涉及的国家都在贸易政策上坚持相对开放的理念，希望通过区域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规划有效促进发展。马来西亚贸易部长在2015年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已经进行了18个月的RCEP谈判有望在2015年底前结束谈判。“一带一路”区域内的RCEP与EAEU都是正式的经贸协议，这两大经贸协定都是按照成员方在遵守主要的国际规则的要求下设定议题，明确各方的权责利，在理念、做法上较为相似，融合发展的难度相应较小。
RCEP作为东盟提出的重要协定，其覆盖面广，所涉及经贸议题多，在原有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基础上有望进一步加大在所涉领域的市场开放水平。EAEU尽管目前只涉及商品的流通，但随着其成员国经验的积累和需求的转移，未来并不排除形成更为开放的合作平台，为经贸合作相关资源要素的便利流动创造更为宽广的空间，支持服务贸易、投资、人力资源流动的发展。如果这两大协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势必将形成覆盖巨大地域、众多经济主体和产业的经贸合作安排，其示范性、影响力、经济效果都将十分显著。
除了传统的经贸合作外，RCEP的成员国之间有关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硬件方面的协同也是重要的合作领域，而这些领域的合作是EAEU现有机制中较为欠缺的部分。如果两大平台能够实现融合，势必能够相互促进，有利于两个协议关注度的增加、互联互通水平的提升，对于产业技术标准协调、企业影响力提升、人力资源充分有效流动以发挥更大价值等方面都有利。相反，如果未能就包括铁路轨距标准等基础设施进行有效协商和对接，就可能形成瓶颈从而制约区域发展。沿“一带一路”穿越EAEU的物流运输会付出更高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从而使得陆路运输在与海路运输相比时优势不复存在。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中印之间应尽快消除“交流赤字”
作者：肖宪 字数：1987
2014年11月25日，来自印度泰戈尔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的学生们一起同台演出，交流展现两国文化
印度是中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邻国，但多年来中印两国的关系却是“近而不亲”。中国与印度之间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互信，而缺乏互信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两国间存在着边界争端，二是彼此的了解严重不足。中国有句古话“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印作为各有10多亿人口、有长达约2000公里边界线的邻国，除了政府间的官方交往外，本应有大量的民间交往和人文交流。但从以下几组数字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民间和人文交往严重不足，存在着巨额的“交流赤字”：
一是两国在对方国家留学的人数太少。2012年印度的来华留学生人数为1。1万人，而在印度的中国留学生只有1200人。相比之下，另外几个周边国家与中国互派的留学生人数就多得多，更不用说中国在欧美的留学生人数了。2012年来华留学生人数：韩国6。3万人，日本2。1万人，俄罗斯1。4万人，越南1。3万人；同年在这些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为：日本11万人，韩国5。4万人，俄罗斯2。5万人，越南3000人。
二是中印两国到对方旅游的人数太少。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13年中国前往印度的游客人数是14。5万人次，印度来中国的旅游人数为67。6万人次。而同一年中国前往其他几个周边国家韩国、日本、俄罗斯和越南的游客人数分别是425万人次、183万人次、92万人次和177万人次，这几个国家来华的游客人数分别为397万人次、287万人次、218万人次和136万人次，都是印度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即使是只有300万人口的蒙古国，2013年来华游客数都达到了105万人次，前去的中国游客也达23。6万人次。
三是双方学习和懂得对方语言的人太少。在印度，学习中文和能讲汉语的人不多，同样，在中国，学习和懂得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等印度主要语言的人也少得可怜。中国现已在全世界开办了460多所孔子学院，600多个孔子课堂，但迟迟未能在印度开办孔子学院，直到最近才有了一所。而在中国，开设印地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的院校也是屈指可数。
四是在中国的印度人很少，在印度的华人华侨数量也不多。海外华人华侨是沟通居住国与祖国的重要桥梁。中国人素以吃苦耐劳、适应性强著称，很容易在海外落地生根。但在印度的情况却很不乐观。1949年以前，印度尚有5万～6万华侨华人，现在却不到5000人，而且人数仍在减少。东南亚有2000万华人华侨，欧美有数百万，俄罗斯有10万，日本也有7万。即使在非洲，现在也有20万～30万华人华侨，其中约10万人是近年的新移民。
由于交流不够，中印两国对对方都存在着许多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在中国，一些人既不了解印度，也很看不起印度。一说到印度，就认为它既贫穷落后，又脏乱差、软散懒，要比中国落后几十年。在他们看来，中国只能同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玩，没必要同印度玩。也有些人喜欢把印度当作中国的对手或敌人，什么事都要拿印度来与中国比较一番。但这还算好，表明他们还看得起印度。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既肤浅又危险。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印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一直处于高涨状态。正如新加坡的郑永年教授所说，“如果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印度的民族主义则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作为比中国弱的邻国，印度本来就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戒心。一旦出现边界摩擦、经济纠纷等，印度国内很容易出现针对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
应该说，实现中印友好是有基础、有条件的。如果抛开近几十年的不愉快，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印之间从未发生过冲突。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是天性向善的和平民族，都是具有古老文明的智慧民族。尽管有喜马拉雅山相隔，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仍千年不断，也从未有过兵戎相见的历史。
消除互不信任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强人文交流，它不同于政府间的官方外交，既不涉及领土、主权等敏感话题，也不涉及利益谈判，很容易实现和推进。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增加了，双方的误读、误判自然就会减少，也就能更容易地实现国家关系的改善。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受到印方高规格、热情、隆重的接待。中印达成了具体的中—印文化交流计划，双方将拓展青年、文化、教育、旅游、宗教、媒体等众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我们期待着中印间的“交流赤字”尽快减少，并最终消除。
（作者为云南大学教授、副校长）
南海之外看“丝路”
作者：王庚武 字数：3494
2015年1月18日，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基地铁路专运线试运行。专运线开通运行后，将有效提升连云港作为“一带一路”交汇点门户的辐射能力，连云港港口也将成为哈国通过中国进出口过境运输惟一港口。
“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
我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趣由来已久。1913年，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首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他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陆、海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1954年，我完成了个人的首个研究成果——《南海贸易：南中国海华人早期贸易史研究》。由于当时大多数人认为“丝绸之路”更多指的是“陆上丝绸之路”，学界对“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相关的讨论还不多，因此那时我在论述南海贸易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一术语。1968年，日本学者、艺术史学家三杉隆敏在其出版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他是一名陶瓷专家，因此，我对他为何不把“丝绸之路”称为“陶瓷之路”感到十分好奇。当时他为了研究陶瓷的分布，穿越南中国海从日本一路到达中东，并且追踪陶瓷制作工艺的发展。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他得出一个结论：海上商路正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翻版。三杉隆敏十分着迷于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在其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之前，他已经有了许多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因此，在1968年他将这样一条“陶瓷之路”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多年后，我在访问中国东南亚研究中心期间见到了陈炎教授，后来他成为了我的朋友。当时，他在经过暂停工作数年之后撰写了第一篇从中国视角出发的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章，并将其成书于1981年出版。
真正的全球化始于海洋
“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被提出后，很快被众多中国学者所接受，他们开始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和印度洋之间海上贸易历史的研究课题。随后，学界对郑和的远航也产生了巨大的研究兴趣。鉴于此，我和妻子到印尼的东爪哇岛进行了一次考古旅行，探究满者伯夷帝国（位于东爪哇的中心，靠近泗水）的历史。该帝国的建立与蒙古帝国1292年向爪哇的扩张直接相关，这一事件发生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因此可以表明在郑和之前，中国海军可能已是当时亚洲最具实力的海军了（实际上，这支海军是在宋代发展壮大起来的）。由于蒙古骑兵对于船只知之甚少，因此当忽必烈统治中国、接管这支海军的时候，他们必须依靠汉人的帮助在东南亚开展贸易。
每当回顾“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时，我都会想起这一最为深刻的时代印记，但这并非“海上丝绸之路”特点的全部。在很大程度上，“海上丝绸之路”以贸易为基础，不包含任何暴力和其他的海上军事行动。虽然那一时期的商业竞争与对抗的确包含各种各样的冲突，可是在以商品为基础的贸易时代，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有价值的商品。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正如历史所记，“陆上丝绸之路”随着中亚各帝国的消亡基本走向终结，“海上丝绸之路”取代了它，并且随着欧洲人通过大西洋到印度洋这条与以往不同的路线来到亚洲，又引入了他们与众不同的商品，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延伸。这种延伸甚至蔓延到了太平洋彼岸，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真正的全球化始于海洋。如果仅仅局限于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是不可能实现完全、真正的全球化的。
通过航海探险将世界连接起来，这正是全球化的开始，当今的全球经济正是“丝绸之路”在海洋上的延伸。哥伦布使其从地中海延伸到大西洋，麦哲伦则使其延伸至太平洋。当然，那时用于贸易的商品并不是丝绸和陶瓷，主要是香料、鸦片和茶叶。跟那时相比，今天的贸易商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继续维持“丝绸之路”的想法，仍然是十分有用的观念。
“新海上丝绸之路”“新”在何处
尽管现在大家不断强调“海上丝绸之路”，但是习近平主席同样谈到了“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因此，认识到两条“丝绸之路”的并存是十分必要的。当然，“陆上丝绸之路”不如“海上丝绸之路”那样高效，这是因为海洋是开放的，而陆上除了陆路的基础设施问题外，通道往往还要受限于国家的领土边界，受到国家间各种规则和法律的制约，这些都使得陆上通道变得较为困难。
当前的形势与历史上有何不同？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当前中国不是本地区的惟一的大国。18世纪以前，中国是本地区惟一的大国，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挑战它。彼时中国同其他“丝绸之路”国家的贸易关系始终践行着非常平和的处理方式。工业革命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区域外大国纷纷进入该地区并在长达两三百年的时间里将自身的意愿强加于亚洲各国。在这一时期，全球贸易格局的整体形势被彻底改变。因此，当前面对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在后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时期重建不涉及大国的和平贸易关系。但这又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众所周知，当今亚洲至少存在三个大国：中国、印度、日本，未来还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大国，而这些新兴力量将要完成过去很难实现的资源共享。因此，这对我们思索“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将走向何方是一项挑战。
为什么在面对海上丝绸之路时会对中国产生疑虑
现在一些国家和民众面对中国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有些疑虑。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这是中国一系列反对海上自由航行的应对措施之一。这是荒谬可笑的。中国支持海上自由航行，因此“新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驳斥“中国无论如何都怀疑海上航行自由必要性”的论断，中国不断重申支持海上自由航行是完全正确的。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一旦脱离了航行自由，当下的中国经济将难以生存或只能另辟蹊径。中国人深知这一点，并且我认为他们将永远会支持航行自由。对于只要有威胁海上自由航行的因素就直接联想到中国的看法，我认为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认为中国可能想回归到18世纪之前“海上丝绸之路”时期的地位。我认为这不太可能也不正确。正如我前面所说，中国不再是亚洲地区惟一的大国，还有许多其他地区性大国、竞争者以及包括全球经济复苏等在内应纳入考虑的影响因素。
第三种认为中国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是为了应对被遏制的可能性。虽然美国否认他们试图遏制中国，但它的许多举动已经被中国理解为是某种遏制了。中美之间缺乏说服对方解决这个问题的互信与能力，这使得美国及其盟友不得不接受它们正在遏制中国的想法，中国也的确始终怀疑自身正受到遏制。
第四种观点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一种“推回”战略。什么是“推回”？世界上只有一个作为霸权国的超级大国，而这个超级大国无论在未来做什么，都希望在包括亚洲的世界各个角落被视作超级大国。而未来无限存在的霸权，却是中国领导人不能接受的。
我认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根本性问题应该提出来，那就是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贸易与经济联系”。最近习近平强调的“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就是他的目标，当然是否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解释尚有待观察。尽管如此，我也认为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惠及世界的”理念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做法，但我想补充的是，当今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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