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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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成”的国家统一　
　　也门国内政治四分五裂的情况并非全是“阿拉伯之春”的后果，相当一部分是长期以来没能妥善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现在的也门共和国成立于1990年，由亲西方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与亲苏联的、推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合并而成。南也门虽然面积比北也门大、战略位置更重要、自然资源也更丰富，但由于受到苏联解体的消极影响，在统一后的新国家中被边缘化。在政治权力分配上，政府和国家事务主要由原北部领导人主导。在经济收益分配上，也门的石油和天然气主要集中在南方，但是能源出口的大部分收益被政府索取，南部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另一方面，统一后南也门亚丁湾地区的商业审批权被中央政府收管，致使港口贸易明显衰退，经济环境恶化，引发南部民众不满。1994年也门爆发内战，虽然军事冲突以南方军队失败、国家得以维持形式上的统一而告终，但南北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南部的离心倾向也从未减退。　
　　此外，也门传统部落势力强大，较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通常拥有独立军事力量。胡塞武装自2004年与政府矛盾公开化以来，一直处于与政府军无休止的武装冲突之中；盘踞在南部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自2011年也门局势动荡以来趁机招兵买马，壮大实力，并将影响力向周边国家渗透；也门军方亦有强硬派自立山头，不完全听从政府指挥。这些“割据力量”相互间亦有矛盾，关系错综复杂，但没有哪一方具有压倒性优势，也没有哪一派能够取当前政府而代之，因此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从这一角度看，也门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统一国家，但是国家权力的整合从未真正实现。各派力量并无强烈的国家认同，也缺乏达成政治共识的必要基础，往往为维护或扩大自身利益而轻率地诉诸武力。

　　教派色彩下的权力斗争　
　　作为也门国内冲突的主要参与方，胡塞武装通常被标注以“什叶派”或“叛军”的标签。近几个月来，其势力范围随着军事胜利开始向东部和南部省份扩张，威胁到“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的利益，双方矛盾日益尖锐。这被一些观察家解读为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世纪仇恨”的再次具象化；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国家更是把胡塞武装在也门的“胜利”与伊朗的支持联系起来，伊朗方面也毫不讳言对胡塞武装的赞赏和支持。2014年9月胡塞武装占领萨那之后，有伊朗议员称萨那是“中东地区（继贝鲁特、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后）第四个由什叶派控制的首都”。这引起了沙特等海湾逊尼派国家的高度警觉，担心胡塞武装最终会像黎巴嫩真主党一样在也门北部建立一个由什叶派控制的“国中之国”，遂加大了对南部逊尼派的支持，致使也门冲突更难平息，教派矛盾进一步激化。但事实上，教派分歧与矛盾只是表象，当前无论是胡塞武装与政府的对峙，还是胡塞武装与“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的冲突，或是南方各省分离主义者掀起的示威游行，本质上仍然是世俗的政治权力之争。

2015年1月24日，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首都萨那爆发冲突。

　　首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当前矛盾的焦点在于国家权力如何分配。在2014年9月与哈迪政府签订的停火协议中，胡塞武装要求得到更多的政治权力并参与未来军队的整编和改革；在围绕新宪法草案提出的各种建议中，它支持南北两个联邦的方案，希望能够借此巩固在北方的权力根基并获得更大的空间去经营以萨达省为中心的“大本营”，反对哈迪政府提出的“将也门划分为六个州（北方四个、南方两个）”的计划，因为这一计划会将萨达省纳入首都的管辖范围，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将被严重削弱；在此轮冲突爆发后，它又提出苛刻条件，要求哈迪任命胡塞武装成员担任副总统，同时对总统办公室主任、国家检察总长、中央监督委员会主席、各部委副部长、国家石油公司总经理等重要职位提出要求。虽然哈迪政府明确表示这些条件不可能得到满足，但胡塞武装的政治目的表露无遗：成为也门的合法政治派别并努力在权力分配中占据较大份额。无论胡塞武装的宗教属性如何，也无论其是否受到伊朗的支持与资助，这一立足于现实的目标都不会有较大改变。　
　　其次，胡塞武装与“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的摩擦主要体现为领地与资源争夺。“基地”组织也门分支长期在东南部地区活动，该地区原属南也门管辖，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中央政府控制力薄弱，民众生活水平低，不满情绪普遍蔓延，为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发展提供了机会。2009年，“基地”组织也门分支与沙特分支合并更名为“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后，也门东南部成为其主要活动基地，并依托其地理和资源优势逐渐壮大。一开始，半岛分支与胡塞武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激烈的冲突，且同样持反以色列、反西方的立场，因此甚至有西方国家将二者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恐怖组织。这一说法遭到胡塞武装坚决否认。但后来，随着胡塞武装占领萨那并不断攻城略地、向东南各省扩张，半岛分支为了捍卫势力范围，开始频频发起针对胡塞武装的恐怖袭击，致使也门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
　　其三，南部分离主义运动再度活跃是中央政府“空心化”的必然结果。与胡塞武装相比，南部分离主义运动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都相对较弱，自1994年内战结束以来，也没能再成功发起过影响力较大的运动，更多成为南部民众借以表达不满、向政府施压的一种途径。长期以来，也门政府也乐于夸大分离主义运动的影响力，以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同时强化自身使用国家暴力机器推行高压统治的合法性。如今胡塞武装与政府鹬蚌相争，中央政府控制力削弱、无力维护国家完整与统一，分离主义者趁机再次提出自治乃至独立要求，试图摆脱其在也门“第二等级”的政治地位，控制南部多数油田和天然气生产，并避免被胡塞武装进一步蚕食。

　　阿拉伯半岛的“敏感神经”　
　　也门虽然资源贫乏、国弱民穷，但其地理位置却具有特殊的战略重要性：它紧邻沙特阿拉伯和曼德海峡，这是一条主要的国际石油运输通道，每天从这里通过运往世界各地的石油总量约为340万桶，占全世界石油日供应量的3。5％～4％；此外，它与红海和亚丁湾相接，与非洲之角隔海相望，这一区域也是索马里海盗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可以说，也门局势牵动着阿拉伯半岛、乃至世界的敏感神经。　
　　对于美国来说，也门是重要的地区反恐伙伴，是其全球反恐新战略的一个支点。“基地”组织半岛分支对美国来说是最为危险的恐怖组织之一，在过去几年屡次威胁要发动针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美国在沙特情报机构的配合下，发现并阻止了其中的三起。为了进一步削弱半岛分支，美国利用也门的领土和领空，出动无人机对其实行空中打击，同时训练也门军队进行地面配合。这些都需要也门政府的许可和支持，更需要其配备必要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据统计，2012财政年，美国在也门的各项援助与投入高达3。53亿美元；2013财政年为3。16亿美元；2014财政年则降到了2。21亿美元。美国的军事援助项目主要集中在配备武器、培训作战人员以及增强无人机的空中监测能力等方面。虽然美国国内对也门政策的成效有颇多质疑，但是奥巴马屡次把也门的合作反恐模式称为“成功的样板”。按照其战略构想，随着无人机空袭的常态化和也门本土部队作战能力的提高，美国可以逐步减少在也门的反恐投入，以较小的代价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但是也门政治局势恶化，不仅会使美也合作受到限制，而且会给恐怖组织以更大的生存空间。因此，未来美国或有必要介入也门内政，以稳定局势并保证一个亲美政府的存在；若胡塞武装在政府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美国或不得不考虑与其合作，利用其较显著的地面作战能力打击半岛分支。但这不仅相当于承认了胡塞武装的合法地位，而且会在客观上壮大其力量，必然招致沙特的不满。　
　　对于沙特来说，也门局势动荡带来的最大威胁不在于恐怖组织趁机坐大。沙特是逊尼派掌权的君主国，其国家安全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遏制伊朗的什叶派政权，打击其代理人。而胡塞武装一直被认为与伊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012年，根据沙特的情报，也门政府与美国军舰在也门海域拦截了一艘装满常规武器和爆炸物的船只，种种迹象表明这艘船来自伊朗；同一年，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披露，伊朗的走私者（实际上受到伊朗革命卫队的支持）向胡塞武装运送了AK…47、火箭弹以及其他武器。这些都进一步巩固了沙特坚持的“胡塞是伊朗代理人”的判断。按照这一思路，一旦胡塞武装在也门权力斗争中占据优势，那么就会威胁到沙特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安全。因此不能排除沙特在紧急情况下出兵干涉也门的可能性。　
　　目前，也门危机处于僵持阶段。胡塞武装领导人公开表态“将寻求权力和平过渡”。美国也释放出积极的信号，表示愿意与“也门各反对派”接触。外界猜测，奥巴马虽然没有放弃对哈迪政府的支持，但是一个“空心化”的、失去掌控力的名义上的政府，对于美国来说，或许不如一个拥有较强地面作战能力、同时仇恨“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的地区政治力量更有意义。如果这一猜测成真，那么将会对美国与沙特关系造成严重冲击，进而动摇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石，对中东地区相关国家的内外政策都会产生影响。

　　也门的疑问也是中东的疑问　
　　按照2012年也门前总统萨利赫下台时签订的海合会协议设定的民主进程，也门的政治转型还有关键的几步没有完成：一是新宪法草案尚未最终确定；二是宪法还需要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并获得授权生效；三是依据宪法制定并通过新的选举法；四是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按照当前的局势看，原定于2015年2月的议会和总统选举恐无法如期举行；更有悲观的看法认为，也门的民主转型进程或许还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主转型的步骤即便都能顺利完成，是否就能够确保也门走上繁荣与稳定的发展之路？　
　　其实，也门的疑问也是中东大多数经历过“阿拉伯之春”的国家的疑问。对于一个存在着不同种族、不同教派、不同政见的典型的中东国家来说，对于一个现代政党政治与传统部落势力并存的中东国家来说，对于一个同时面临着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小集团主义威胁的国家来说，西方民主政治究竟是不是惟一的救赎之路？从现实情况看，摆在也门面前的似乎是一个无法破解的困境：推进民主进程，就需要选出一个温和宽容的政府，在民族和解对话的框架下将所有政治派别纳入制度安排，使其按合理的比例共享国家权力，实现民主治理，但温和的政府往往无法有效平衡各派别利益，也无法削减或制衡某一方力量，在缺乏形成政治共识的必要基础的情况下，各派力量自行其是、自护其利，或许会酝酿成新一轮的政局动荡，目前这种风险已经逐步变成了现实；而回归“强人政治”，或许能够暂时压制各派别冲突、部落冲突和宗教冲突，减少内耗，整合资源，集中发展经济，打击极端主义，但从长远看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也不能杜绝以往“强人政治”时代产生的腐败、独裁、利益集团固化、权利分配不均衡等问题。再加上地区内外大国的影响，也门的未来引人深思。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研究人员）


三大特点与三大矛盾

作者：刘中民　字数：3439

2014年7月31日，奥巴马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和国会高级成员讨论对叙利亚政策。

　　2014年的中东地区形势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美国作为在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域外大国，其过去一年的中东战略也是看点多多，值得关注。　
　　美国应对中东主要问题的特点　
　　首先，过去一年奥巴马政府在军事上十分克制，力求将军事干预的风险降到最低，其根本原因是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美国干预中东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均呈现出明显下降的态势。　
　　面对“伊斯兰国”的威胁，美国的反应显然相对迟缓而且有限。从2014年6月“伊斯兰国”宣布建立后的近两个月时间里，美国基本上采取了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的态度，直至8月7日奥巴马才宣布向“伊斯兰国”发动空袭，但同时不断重申不会派地面部队重返伊拉克。9月10日，奥巴马公布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一是扩大美军空袭行动，打击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势力；二是为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人武装提供人力、财力支持，并为叙利亚“温和”反对派提供武器，以加强对“伊斯兰国”的地面打击；三是构建广泛的国际联盟，切断“伊斯兰国”的资金链条；四是继续向受害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当前，打击“伊斯兰国”主要依靠美国的中东盟友和西方盟友，主要方式是空中打击。目前看来这种形式显然很难在短期内根除“伊斯兰国”，美国也坦率地承认根除“伊斯兰国”可能需要三到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在叙利亚问题上，自接受俄罗斯的“化武换和平”安排后，美国已基本上放弃军事打击叙利亚的选择。2014年6月，巴沙尔高调连任总统，美国的反应只是将“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联盟”驻美办事处升级为正式外交使团，同时向国会申请2700万美元用于向叙反对派提供非致命性武器援助。此后，美国并无进一步的强烈反应。　
　　2014年利比亚局势严重恶化，濒临全面内战边缘，但美国似乎对此听之任之。2014年7月26日，美国驻利比亚使馆人员在美空中和地面部队的保护下全部撤往突尼斯，表明美国对深度介入利比亚事务全无兴趣。　
　　其次，更加重视外交谈判在解决中东热点问题中的作用。　
　　美国国务卿克里自上任以来十余次赴中东国家进行外交斡旋，其重要议题就是巴以和谈。2013年7月，巴以和谈总算重启。以色列承诺分四批释放104名《奥斯陆协议》签订前被关押的巴勒斯坦要犯；巴方承诺停止在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宣示主权的活动。但在2014年4月巴民族权力机构与哈马斯达成和解协议后，以色列立即宣布中止巴以和谈。2014年7月，以色列因三名犹太青年遇害对加沙发动持续了50多天的军事打击。加沙战事宣告了美国斡旋巴以和谈的失败。　
　　在伊核问题上，鲁哈尼上台后美伊关系趋缓，伊核谈判也得以重启。2013年11月，伊核谈判达成初步协议，伊朗承诺冻结核计划，西方大国则承诺分步骤减少对伊朗的制裁。但由于分歧重重，达成最终协议的期限两度推迟，目前预定的时限是2015年6月。虽然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但是奥巴马政府通过和谈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决心依然十分坚定，这也表明通过谈判解决伊核问题已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主要政策选择。　
　　第三，更加重视通过多边外交发挥地区盟友和西方盟友的作用，力争减少投入，背后操盘主导中东事务。　
　　为建立打击“伊斯兰国”的地区联盟，在美国的推动下，2014年9月11日沙特、埃及等十个阿拉伯国家发表《吉达公报》，承诺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约旦、阿联酋和巴林空军还不同程度参与了空袭行动。同时在法国召开的“伊拉克和平与安全国际会议”上，美国又积极争取阿盟和欧盟的支持，但仍坚持不向伊拉克派出地面部队，并拒绝与伊朗和叙利亚合作。2014年11月，美国组建由30多个国家组成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200多名军官齐聚美国中央司令部总部商讨如何协调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　
　　在叙利亚问题上，为支持“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美国积极联合土耳其、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和欧洲盟国，促使这些国家向“温和”反对派提供武器装备和后勤援助。2014年美国在沙特设立可训练1万人的军事培训基地，用于培训叙利亚“温和”反对派，美国为该项目向国会申请了5亿美元的经费。　文人小说下载
　　在埃及问题上，尽管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13亿美元援助，但这笔钱对于缓和埃及局势、维护埃及稳定只是杯水车薪。因此，美国积极鼓励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等海湾富国为埃及提供巨额援助。在塞西当选总统后，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国为埃及提供了120多亿美元援助。　
　　当前美国中东战略面临的挑战　
　　在2014年，美国中东战略的总体特征是战略收缩、避乱求稳、慎用武力。在效果上，虽有所收获，但总体效果不佳。未来美国将面临谋求维持中东霸权的战略目标与实力不济、手段有限之间的困境。　
　　第一，中东地区格局剧烈变动与美国中东战略收缩之间的矛盾。过去几年来，中东地区格局变化之巨、变动之快令人瞠舌，但在中东战略总体收缩的情况下，美国仍不得不把精力集中于巴以问题、伊核问题以及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等传统问题上，尤其是收拾小布什政府留下的烂摊子，而对新问题明显存在预判不足、被动应对的严重缺陷。比如，在地区格局问题上，美国已很难在阿拉伯、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四大传统力量和阿拉伯世界内部形成美国主导的平衡结构。又如，在撤军问题和反恐问题的协调上，奥巴马政府试图把结束两场战争作为其外交遗产，但对撤军伊拉克和叙利亚危机叠加导致的“伊斯兰国”崛起问题明显存在误判，其必然结果是当美国仍将打击老牌恐怖势力“基地”组织作为其战略重点时，新型恐怖势力“伊斯兰国”已经横空出世，并对地区安全、全球安全以及美国的中东战略构成严峻挑战。　
　　第二，美国中东战略多重目标之间的矛盾，其中最核心的矛盾是价值观外交与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外交之间的矛盾。当前，尽管美国在中东采取战略收缩，但是其维持美国中东地区霸权的战略目标并未改变。不过，在保护盟友安全、确保能源安全、民主输出、反恐和防扩散、防范地区霸权等具体目标之间，又往往相互制约、相互牵制，进而使美国的中东战略经常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例如，美国一方面极力推动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变革，另一方面又出于维护盟友关系和军事基地安全、遏制伊朗的需要对海湾君主国网开一面，给人以双重标准的口实。又如，在伊核问题上，美国先是以制裁和军事威慑对伊朗施压，并极力争取海湾盟友和以色列的配合；后来又致力于通过谈判解决伊核问题，并极力要求沙特和以色列等盟友国家保持克制，引发盟友的强烈不满。　
　　第三，美国在中东的盟友战略陷入严重危机。盟友战略是美国维持中东霸权的重要手段，但同时也是美国中东战略的沉重包袱，致使美国常常不得不在培育、利用、安抚、抛弃盟友之间进行选择。美国与埃及盟友关系的变化就是美国盟友战略困境的真实写照。在冷战时期，美国出于确保以色列安全和对抗苏联的需要，极力将地区大国埃及培养成自己的盟友，并以巨额的援助维系美埃盟友关系，但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美国先是为了顺应民意和推进民主输出的需要，无情抛弃了穆巴拉克政权，而后又因不满穆兄会上台而默许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招致埃及民众和阿拉伯舆论的强烈批评。与此同时，美国抛弃穆巴拉克又令沙特等国家对美国的信任严重下降，默许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则令土耳其、卡塔尔等支持穆兄会的盟友国家不满。　
　　此外，从美国内政与外交关系的角度看，美国安全与外交政策制定主体的单一性与决策影响因素多元化之间的矛盾，也构成了掣肘美国中东战略的制度困境。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政治日益突出的极化现象、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激烈党争、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更加分裂的利益集团都不同程度制约着美国中东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比如，在巴以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可谓竭尽全力重启和谈，并相对于过去对巴勒斯坦方面有一定的倾斜，但是美国强大的犹太院外集团主导下形成的美以特殊关系，不仅使奥巴马的巴以政策难以付诸实施，而且使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常常有恃无恐。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塞尔维亚：夹缝中求发展

作者：左娅　字数：3340

2014年10月16日，在庆祝贝尔格莱德市解放70周年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塞尔维亚并参加庆祝仪式。

　　提起塞尔维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1914年6月，塞尔维亚青年在萨拉热窝街头刺杀了正在进行访问的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妇，从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进行轰炸，三枚导弹袭击了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夺去三名中国记者的生命……　
　　塞尔维亚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历史上曾是东西方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中心。数百年来塞尔维亚在东西方的夹缝中为实现自身的民族利益奋力抗争。如今，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塞尔维亚由欧洲的火药桶转型成为一个现代的民主法治国家，国家地位不断提升。

　　谁控制了塞尔维亚，谁就控制了巴尔干　
　　自古以来，塞尔维亚一直就是连接东西方的纽带和桥梁，不同的文明、文化、宗教、气候和地貌都在这里交融交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塞尔维亚所在的巴尔干半岛素有连结欧、亚两大洲的陆桥之称，在军事和交通上均占有重要地位。首都贝尔格莱德坐落在多瑙河与萨瓦河的交汇处，是欧洲和近东的重要联络点，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被称为“巴尔干之钥”。从公元纪年开始，这座城市每隔30多年便会遭受某种形式的攻击，共经历了54次，可谓命运多舛。　
　　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来看，塞尔维亚的要冲地位更为突出。东、西罗马两大帝国的分界线曾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边界划过，西部各民族（斯洛文尼亚族和克罗地亚族）受法兰克人及后来的匈牙利人和奥地利人的长期统治，皈依天主教，受罗马天主教会管辖，接受拉丁文化，使用拉丁字母。东部各民族（塞尔维亚族、黑山族和马其顿族）则受拜占庭帝国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的长期统治，信奉东正教，受君士坦丁堡教会管辖，接受拜占庭文化，使用基里尔字母。塞尔维亚因此成为两大帝国对峙的前沿。　
　　曾有人这么说：谁控制了塞尔维亚，谁就控制了巴尔干；谁控制了巴尔干，谁就控制了全世界。因此这个人口不到800万、面积不及中国重庆市的小国，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始终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尤其是自19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西欧各帝国主义列强展开了长期的激烈争夺。南斯拉夫著名作家拉奇基曾说过：“我国人民处于东西方的分界线之间，当早就存在的东西方矛盾激化并向两极发展时，我国人民的全部生活就受到这两股潮流的影响。”塞尔维亚始终在大国角逐中为了自己的命运奋力抗争。　
　　为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压迫和封建军事专制制度，1804年～1817年间塞尔维亚爆发了两次大规模起义，这是塞尔维亚民族意识对奥斯曼帝国统治权力的首次挑战。起义的结果使塞尔维亚成为公国。1878年柏林会议后，塞尔维亚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20世纪初的两次巴尔干战争改变了该地区的政治版图，也造成了巴尔干国家间的分裂，欧洲列强乘虚而入，利用巴尔干国家间的矛盾，挑拨怂恿，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塞尔维亚在同外部势力的不断抗争中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逐渐加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塞尔维亚政府发表《尼什宣言》，宣示了它在战争中要达到的目标是“解放和联合我们的一切未获得自由的兄弟——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斗争”。从战争的结果来看，塞尔维亚实现了其既定目标，建立了以塞尔维亚为中心的“第一南斯拉夫”，成为巴尔干地区强国。

　　“不愿成为利益集团政治交易中的小零头”　
　　由于各民族缺乏共同的国家认同和塞尔维亚的集权统治，“第一南斯拉夫”在二战爆发后迅速解体。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共产党取得了二战的胜利，并成立“第二南斯拉夫”，即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鉴于长期的异族统治和大国角逐的惨痛历史，南斯拉夫格外珍视和坚持国家内政外交上的独立与平等。冷战时期，东西方严重对峙，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上践行了铁托的治国理念——“不愿成为利益集团政治交易中的小零头”。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自主发展机会，南斯拉夫激烈批评杜鲁门主义，坚决抵制马歇尔计划，曾被西方世界视为最亲苏、最反西方和最彻底“共产化”的国家。同时南斯拉夫又是在战后中东欧所有共产党政权中唯一敢于同苏联闹翻的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起，南斯拉夫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日趋成熟，不仅保障了它在不受外来干预下得以独立发展，而且使南斯拉夫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和在国际舞台上享有的声望远超出一个小国所能达到的水平，这一时期也成为南斯拉夫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南斯拉夫与其他中东欧国家一样开始转型。不同的是，南联邦的解体使塞尔维亚除了要完成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双重转型，还需要首先解决国家重建的任务，始于1991年的南斯拉夫战争和国际制裁使塞尔维亚的转型延迟了十年。2000年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倒台成为塞尔维亚发展道路的转折点，此后塞尔维亚逐步摆脱孤立并重返国际舞台。走出战争阴影的塞尔维亚试图强化其作为巴尔干强国的重要战略地位。一方面，把加入欧盟作为外交第一要务，在满足与海牙国际法庭合作、同科索沃签署“关系正常化”条约等一系列条件后，于2014年1月开始入盟谈判。另一方面，继续保持和加强同俄罗斯的密切联系，在关键时刻甚至不顾欧盟方面的压力对俄罗斯予以支持。正如塞尔维亚外长所说：“我们不必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其中寻求某种平衡。

　　2014——“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