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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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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晓波说，雅尔塔对中国外交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隐含了后来中共和苏联之间很多矛盾的潜在线索。中国为什么那么强烈希望独立自主？为什么和苏联“老大哥”短暂蜜月之后迅速反目？我觉得雅尔塔会议和雅尔塔体制是有重大影响的。
李晨认为，雅尔塔的安排对中国国共双方的影响都很大，但是并没有让它们可以完全依赖于某个大国。美国给予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主要还是根据二战期间的《租借法案》，而且非常有限。二战后美国依据《租借法案》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就停止了。美国派出登陆舰船把国民党军队运到东北和华北。这对于国民党军队战后接收主权帮助确实很大，但也刺激了苏联。苏联非常担心美国改变政策，不承认苏联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于是苏联在东北和国民党军政当局合作的意愿也下降了。但美国此时对国民党军也无更多的帮助。
中共面临的情况也类似。苏联出兵东北确实给中共创造了进军东北的机会，但苏联对于中共的援助和支持还是有界限的，毕竟有中苏条约的限制，而且苏联是因为觉得和国民党合作不一定能够保证它在东北的利益，才真正认可中共在东北的存在。但是中共进入东北之后，真正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站稳脚跟，基本上是靠中共自己的努力。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剿匪、土改，发展军工生产和交通，以及逐渐适应在东北的正规作战，实现了从游击队到野战军的转型，这些举措见效之后，中共才真正有能力在东北和国民党进行决战。
于铁军说，按照1947年以前的基本设想，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要支柱是中国国民党政权。但国共内战的结果是共产党取得摧枯拉朽式的胜利，美国因此而“丢失”中国，被迫大幅度修改其东亚战略，逐渐使日本取代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基点。于是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大幅调整。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先后签订，雅尔塔体制的核心架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至此才在东亚有了较为清晰的体现。
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关于战后朝鲜的规划相当模糊，大致是要朝鲜通过托管而最终获得独立。后来美国和苏联出兵占领朝鲜南方和北方，以三八线为界接受日本投降，并分别扶植成立南北朝鲜政府。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953年停战协定签订时，南北朝鲜的界线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三八线。战争的结果说明，南北分立、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并非那么容易改变。直到今天，三八线还横贯朝鲜半岛，成为东亚的柏林墙。也由于朝鲜战争，中美直接交恶，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对峙最终形成。由此可见，中国内战和朝鲜战争实际上把雅尔塔会议时模糊不清的规定明晰化了。
李晨则指出了远东格局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从雅尔塔会议到朝鲜战争爆发，仅有短短五年的时间，远东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欧洲相比，雅尔塔对于远东的规划确实很粗糙。美国在政治上要扶植中国发挥大国作用，但落实到行动，却非常谨慎，尤其是面对国共内战的复杂格局。苏联也只是关心周边地区的势力范围能否维持，以及拓展安全范围，在1949年之前，对于中国内部的政治和军事发展变化，也是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中国内战的确受到雅尔塔国际背景的影响，但是从进程和结果来看，内生的动力作用更大。中国的内生变化自然会影响周边。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合作维持战后亚太秩序的规划落空后，自然会把注意力转向扶植日本。苏联认为，美国默许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没有干涉，那朝鲜半岛“锦上添花”也未尝不可，于是决定改变对朝鲜半岛统一的政策，推动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美国则因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朝鲜战争爆发的震撼，下决心强力介入东亚事务，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出兵遏制中苏，随后又构建军事同盟体系。印度支那方面，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战争原本是游击战，而且是孤军奋战，但到了1950年，就出现了背靠新中国的有利局面。有了中国的支援，游击队可以转化为正规军，能够和法军主力正面交手了。因为有了中国因素，美国对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担忧也就加重了，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美国的直接军事介入。
于铁军说，美苏当时的合作，也都只能是基于当时情况所做的一个大而化之的东西。它们设定了蓝图，想控制战后的局面，但它们能随心所欲吗？它们想控制的那些地方，也有自己的领袖和伟人，有自己的目标和行动，想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这不是少数大国能搞定的。例如中国有毛泽东，朝鲜有金日成，越南有胡志明，在他们的带领下，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冲击着战后的雅尔塔两极体制。
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雅尔塔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东西方亿万民众的命运，但也引起这些地区人民的反弹，它们要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自主地选择在国际社会的定位。在这个意义上，雅尔塔就这样从正反两方面一步步地塑造了战后的局势，在许多国家造成一系列重大变迁，也改变着亿万民众的生活。这种影响并没有因为时光流逝、时代变迁而彻底改变。
雅尔塔体系结束了吗
雅尔塔体系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名词，它毕竟在几十年间决定和影响着东西方的历史进程和人们的生活。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崩溃的是冷战格局或两极格局，而雅尔塔体系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近代以来最能经受实践考验的一个国际体系。雅尔塔体系要保卫的是整个战后的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在这一点上雅尔塔体系基本完成了任务。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通过大国合作来保卫和平与发展的原则，是通过建立联合国以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国间相互制约的和平机制，即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决策”的表决程序来实现的，这一机制在冷战中没有改变，在冷战结束后也没有改变。冷战结束后，大国合作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联合国宪章》认可的五大国仍然是影响乃至主导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
的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主张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也指出绝不能容许日本企图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于铁军说，习近平主席在南京大屠杀公祭日发表的讲话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要牢记历史、毋忘战争、面向未来、珍视和平。现在我们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重要的是要传递正能量，向其他国家表明当今中国是一个文明、自信、繁荣、稳定和热爱和平的国家。
也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美苏两极对立为基本特征的雅尔塔体系在欧洲也就终结了，但在东亚，情况则要复杂些。雅尔塔体制的消解似乎开始得更早，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1945年6月30日，宋子文（右）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左二）迎接。随即中苏展开漫长激烈的谈判，直到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初晓波认为，国际体系的转变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泾渭分明的分割点，机制本身会有连续性，雅尔塔体制非常重要的特征，如军事同盟集团的影响力，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仍然运转灵活。东亚国家目前仍然存在领土争端，对于钓鱼岛争端，我们援引的国际法依据之一就是雅尔塔体制。但是所谓的后冷战时期到底是什么样的秩序？不要说世界范围，只说东亚地区，它实际上是多种秩序的一个复合。比如日本和朝鲜之间，没有完成对殖民问题的清理，没有邦交关系，更没有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日俄之间也没有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从这个意义上说，殖民体系还没有清理干净。再看看区域内日益强化的同盟关系，冷战的遗留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对雅尔塔体制还是应该有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来观察。
李晨从根源上指出了雅尔塔体系在远东与欧洲不同的问题。在远东，从一开始，各方对雅尔塔体系的接受就是勉强的。尤其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美国很快就感到可能不需要苏联对日作战，即使需要，雅尔塔会议的代价也太高了。苏联则担心如果赶不上对日作战的末班车，就无法在远东索取回报。所以苏军在德国一投降就迅速地向远东调兵。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苏在对日投降问题上的竞争已经展开了。从这一点来看，大概雅尔塔体系对远东的安排一做出来之后，它就已经出了问题。
于铁军指出了其后的事态发展。1955年，亚非国家撇开美苏独自举行万隆会议，开了“第三世界”成为国际舞台一支独立力量之先声。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苏分裂，中苏同盟名存实亡，雅尔塔体制中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东亚不复存在。东亚另一个主要角色日本则在美日同盟的庇护下专心发展经济，保持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讲演时，世界大体上仍然处于雅尔塔体制之下，但尼克松已经认为世界形成了美、苏、西欧、中国、日本“五大力量中心”，称它们将确定今后30年世界发展首先是经济的走向。于铁军认为，雅尔塔体系在东亚的消解过程，直到今天似乎也没有结束。因为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中心缔结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泰同盟一直存续到现在，并且仍然是东亚安全体系的核心架构，只是它们针对的主要对象现在变成了中国。
项佐涛认为，即使在欧洲，雅尔塔体系虽然瓦解了，但它的影响没有消除。美欧国家仍旧把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当成是欧洲安全乃至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把俄罗斯文明看作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战者之一。因此才有通过欧盟东扩和北约东扩来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种种举动。双方争夺的对象依旧是位于老牌西欧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地带，只是这次俄罗斯输得很惨，失去了苏联在二战后获得的原属老牌西欧国家势力范围的区域。原本在雅尔塔体系中属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大部分加入了欧盟，剩下的也以加入欧盟为自己首要的目标；原来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也加入欧盟的加入欧盟，加入北约的加入北约，甚至欧盟东扩的火都烧到了俄罗斯老家的跟前。欧洲的政治格局似乎又回到了二战之前。
雅尔塔体系“回归”？
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雅尔塔格局会在欧洲“回归”吗？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一系列事态使许多人不由得产生了种种猜测。
对这个问题，于铁军的回答是，乌克兰事件虽然再度提醒大家俄罗斯的存在以及它与西方的对立，使人回想起冷战时期欧洲的某些特征，但由于俄罗斯在相当长时间内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与整个西方相抗衡的力量，所以乌克兰危机并不预示着欧洲将重新回到两极体制。
孔寒冰也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乌克兰危机都不可能导致雅尔塔体系的复活。乌克兰并不属于西方，事实上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一样，不仅都是斯拉夫人，而且都是东斯拉夫人。乌克兰的不同之处是它处在东西方边界上，历史上曾有一部分被曾经强大的波兰侵占过。但波兰人也是斯拉夫人，与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一样是西斯拉夫人。西欧大国对这些斯拉夫国家缺少根本性的认同。东欧剧变以后，它们回归欧洲、加入欧盟、加入北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苏联了。但是认为东欧国家已经完全回归了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是过于乐观了。想一想，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是谁？是西欧国家。三次瓜分波兰的是谁？是俄普奥三个大国。西欧不会对乌克兰完全认同，也不会为乌克兰与俄罗斯交战。
项佐涛谈到了另一个方面。他说，把欧盟东扩看成是单纯地遏制和打压俄罗斯的举动是偏颇的，但不能排除这种意图。欧盟东扩，从理想主义的角度看是为了一个大欧洲的理想。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在占据了地缘政治优势地位之后，大力在文化上输出自己的价值理念，同时还有在经济上扩大资本、商品市场和获取廉价的劳动力等方面的现实利益。从欧盟扩大的历史看，这两种成分兼而有之，但在不同时期孰重孰轻并不一样。但是，冷战结束后的欧盟东扩，现实主义的考虑似乎超过了理想主义。欧盟通过东扩的确把自己的战略防线进一步东移，更何况中东欧国家为西欧发展所提供的新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也不容忽视。
然而，欧盟和北约是否能够无限制地东扩，雅尔塔体系的结局是否会以俄罗斯的彻底溃败告终？项佐涛的答案是否定的。
从欧盟的核心国家说，它们发展新成员国的意愿在降低，东南欧和东欧国家劳动力整体素质、经济基础比较差，东扩给欧盟的经济贡献会越来越低。同时，东欧有些地区历史上一直被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欧盟和北约如果动了这些地区就会遭到俄罗斯的反抗甚至报复。欧盟和北约东扩时就不敢贸然行事。更何况，长期以来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剪不断、理还乱，是否有必要因为乌克兰激怒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谁对欧盟更重要，这是需要权衡的。
从东南欧和东欧国家对欧盟的认同程度说，它们是想加入欧盟的，但在自己的一些“核心利益”上，如领土主权完整、民族自决度和尊严，不愿意为了加入欧盟而让步。东南欧和东欧与西欧国家的文明差异本身就很大，而其欧洲怀疑主义的色彩更浓厚。欧盟越东扩，对当地国家的撕裂程度会越大，造成的社会动荡也会越多。现在乌克兰国内动荡正是亲欧派和亲俄派矛盾激化的结果。有观察家甚至认为，乌克兰正式加入北约之日，就将是国家分裂之时。
因此，可以说，狭义的雅尔塔体系虽然结束了，但是以欧洲老牌大国为一方、以俄罗斯为另一方争夺中间地带的斗争并不会结束。结束的只是附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的对立，然而，由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再创造出一套对立的意识形态又何尝不无可能？真正变化的是由国家实力的消长而导致的大国势力范围的改变，是俄罗斯自身衰落，战略空间被压缩了。但是，一旦俄罗斯重新崛起，历史会不会再重演呢？
雅尔塔的启示：大国不能任性
雅尔塔体制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初晓波指出，雅尔塔体制并不是按照一种既定的“路线图”规划设定好，然后一步步发展下去的。在雅尔塔体制的不同时期里，两个主要大国之间的相互默契和规则制定不是友好协商的结果，而恰恰是在彼此不断冲突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正是在美苏两国不断的矛盾和摩擦中，双方逐渐地摸清了对方的底牌，形成了一套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游戏规则，最后产生了相对的长期和平。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须未雨绸缪：与美国的关系也好，与日本的关系也好，不太可能是通过几次会谈、通过一个关系定位就皆大欢喜、万事大吉了。中国可能要从雅尔塔体制中得到的一个前瞻或者警示是，新秩序的形成和新规则的诞生，可能不仅仅是通过外交和谈判来产生，要充分做好摩擦和冲突的思想准备。
而于铁军提出的启示是：大国也不能任性。大国在设计雅尔塔体制时是想控制这个世界的，但后来发现大国不是什么都能做得了的。如果控制不了，就要想一想能做什么。一个国家成为大国，要有所作为，但是事先得想好自己能做什么。美国是世界第一超级强国，手握原子武器，但它也控制不了越南的局势。苏联的军事力量一度看上去甚至超过美国，但在阿富汗八年，也被搞得非常狼狈。所以，大国要谦虚，不能因为你是大国你就任性。大国也要讲规矩、讲制度、讲法律。在二战后的新环境下，大国一定要考虑国际制度建设问题。既然战争已不能作为大国解决彼此间问题的最后方式，那么靠什么来解决问题？大国安身立命贵在诚信，贵在言必信、行必果，否则可能就跟大国角色不匹配。雅尔塔体制后来的发展轨迹给我们的启示是，大国也要谦虚谨慎，重视制度，讲究规矩，维护诚信。
李晨认为，雅尔塔体系给当今的大国关系能够提供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做好战略规划。主要大国在欧洲的规划中，明确了新的地缘政治的构架，即使在冷战的整个过程中，对于彼此与之相关的核心利益，也给予了默认。这应该是保持战后大国总体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当今大国之间对于全球、地区和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保持战略对话与沟通非常重要。然而，雅尔塔也告诉后人，地缘政治不是国际关系或者大国关系的全部内容，地缘政治方面的利益容易明确，便于规划，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能够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也比较丰富。但相比之下，很多地区层面和国内层面的内生动力，比如经济与社会变化导致的政治动荡，技术发展对于政治与决策的挑战，是很难提前把握的。雅尔塔的决策者们一定能够感受到二战对于欧亚大陆的经济、社会和地区与国内政治的冲击，但很难拿出一个一揽子的应对方案。冷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主要大国对于战后的社会与经济的剧变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由此产生的焦虑心态与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等问题交织，加重了苏联与西方领导人之间的“战略互疑”。今天的大国关系当中，也面临着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的剧变所产生的冲击，中国面临着深化改革的任务，美国的政治经济也出现了诸多瓶颈需要克服，在地区层面有“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中东变局，债务与金融危机给欧洲政治和社会带来的震荡等。面对这些变化，主要大国应该明确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方向，携手应对，而不能被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所左右，在困难和挑战面前迷茫彷徨，甚至渐行渐远。
中国指出绝不能容许日方企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图为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东京靖国神社。
二是如果从整个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来看，美苏在成为全球大国之后，在彼此交往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冷战中的美苏关系也经历过冷战初期的危机与对抗，由此催生了游戏规则的建立，有利于冷战中期双方走向缓和，直到冷战后期，双方的利益差别与竞争一直存在，但得到了更好的管控，同时不妨碍彼此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开展合作。对于今天的大国关系当中遇到的坎坷，以及大国之间磨合、学习、成长、成熟的过程，各方也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如果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那就不是大国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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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七十年之思
作者：晓岸 字数：4949
抓住历史的主脉
世界历史真正成其为世界历史，是在1945年。这一年，人类有史以来惟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巨战划上句号，战胜国在战争的废墟上搭建新的国际体系的工作进入尾声，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正式宣告了“雅尔塔体系”的诞生。
“雅尔塔体系”的前身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个以“威尔逊之梦”为蓝本的体系因国际联盟的帝国主义分赃协约本质、大西洋彼岸孤立主义的盛行和美苏等大国的缺位而告破产。尽管60多国加入的《非战公约》首次以普遍性国际公约的形式正式宣布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但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真正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国际组织，他们拒绝为世界利益妥协国家利益，又普遍低估战争与冲突的风险。
代之而起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战争旷日持久，在美国向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之后才平静下来。《纽约时报》在广岛遭袭当天发表社论提出问题：“一场科技革命与一场战争革命在同一天发生了……惟有发生一场人类政治观点的变革，人类文明和人类科学才会继续存在下去。在人类文明和人为灾害的竞赛中，人类有可能尽快成熟，进而赢得比赛吗？”《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威廉·夏伊勒记下了这段话并写入他的个人回忆录第三卷《旅人迟归》。
对于已走过上百万年进化史、数千年文明史的人类来说，在20世纪中叶才触摸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和平价值，开始了严肃的战争反思，这一天的确来得太迟，好在终于能够付出集体行动。“雅尔塔体系”以缔造国际社会的普遍安全、确立国家行为的自我约束为目的，首次建起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世界组织，朝寻求人类永久和平迈出了有文明记录以来至为关键的一步。
人们希望联合国能在国际联盟失败之处取得成功。然而事与愿违，“雅尔塔体系”确立后不久，曾经的同盟陷入意识形态的对垒。美国亲手推翻了自己提出的大国协调共治理想，把联合国变作输出自由的私器，娴熟地运用从英国人那里继承的地缘政治天赋，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弱小国家同盟，领导他们反对最强的那个国家。冷战兴起，“雅尔塔体系”式微、分裂为东西两大阵营，“遏制”成了战后国际关系史的关键词，局部热战则从未停止。若不是美苏均拥有发起核打击、确保相互摧毁的能力，新的世界大战恐怕早已爆发。
冷战终结后的历史线索错综复杂。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北约惩罚前苏联继承者的任性东扩使欧亚地缘政治持续紧张，世界一度形成短暂的单极体系，尔后的事实证明，所谓“新秩序”既危险又不稳定，借用基辛格的话讲，“只不过是建立在冷战年代压倒性的强权基础上的旧秩序的残余”。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显著崛起，“非美国化”在金融、贸易等领域发生并向军事安全范畴渗透，美国越来越感到必须面对又一个“平起平坐的竞争者”，世人则担心一旦新的两极或多极秩序形成，大规模对抗冲突将会重演。此外就是，全球市场在急速增加世界财富积累的同时加剧财富过度集中，恐怖、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改变了国际合作议程的排序和形态。
穿越枝缠藤绕的现象丛林，什么才是二战后世界历史的主脉？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其著作《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中的一句话或可带来启发：“欧洲人在两次大战中消耗他们的力量，同时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渐次让老帝国走到了尽头。现在世界期待着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未来，欧洲及其后裔对全球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将会减弱。”放到更宏大的视野中加以审视，自1688年“光荣革命”算起，从荷兰海洋体系、拿破仑大陆体系的破产，到大英帝国全球殖民体系的崩溃，再到国际联盟、“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和终结，世界历史终不再是“白人的领地”，国际秩序正加速告别以西方为中心的时代。
构筑理想的城邦
接下来的事情将会怎样？显而易见，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鲜明的流动性特征，有和平但不稳定、具方向但难确定。“雅尔塔体系”虽已终结，国际秩序仍处在从冷战时期的结构转向尚未定型的新结构的过程之中。
聪明的政治家总是擅于从历史当中汲取教训，总结、推导出具有指向意义的规律性东西，从而制定出相应的战略和政策，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可确定的因素。然而，当战后出生的一代已全面接掌各国领导权，生活在世界上的多数人口对战争并未有切肤之痛后，人们既可以超越种种因创伤而生的仇恨开创更有效的全球治理范式，也可能因忘却过去而对隐藏在身边的危险麻痹大意。
2015年1月26日，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首次发布“慕尼黑安全报告”。这份题为《坍塌的秩序，不情愿的卫士》的报告提出的问题恰如其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究竟是应归因于既有秩序被新崛起的大国打破，还是美国扮演的领导角色走向失败？”令人不感意外地，报告未能就国际秩序中的紧迫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种迷惘、忧伤与彷徨正是人类面对转换所必然要产生的情绪。
在二战终结后的20世纪必须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现实主义的复兴和扩展，它的“嫡亲”正是西方世界的保守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不同，西方多数思想者相信“人性本恶”。他们认为，人类天性自私，知识、智慧、理性都有局限性，每个政治体都试图用自己的优势压倒别人，从而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很容易演变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匡扶正义，根本在于以制度的办法对人和政治体享有的自由进行约束，以免激情无限膨胀为邪恶。
柏拉图可谓现实主义、保守主义的鼻祖，他的政治之思浓缩于古希腊和谐城邦的建构和治理，他的《理想国》以“正义观念”为基础、“控制激情”为主题，借苏格拉底之口讲出了颇具现实主义意味的道理：正义是由在自己干得好的岗位上各司其职的所有人和事物构成的，这样“城邦上下就会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许多城中之城”。我们所处的世界又何尝不是一个大城邦？
美俄对峙在欧亚交汇地带加剧，一场超限、非对称的战争已借乌克兰危机上演。图为乌克兰政府士兵在加强警戒
与现实主义、保守主义相对应的是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这样的思潮虽然同样坚守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理念，但却隐含着绝对主义、激进主义的因子。当一些人把反对对强者进行限制转化成一种强者控制国家后恣意欺凌弱者的“僭主政治”，进而演变为对民族纯粹性“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狂热追求时，没有什么理智的力量能够阻挡它走向摧毁其他和摧毁自我。德国纳粹在欧洲制造的灾难正是把右翼自由主义推向极端的结果。
和平，说到底就是任何国家都可以免受他国控制、免受不正义的激情侵害的自由。二战后、冷战后的世界历史佐证着，即便国际制度与司法取得重大进展，国与国利益交融空前加深，人类文明也还远没有形成制约某个国家滥用无上权力的足够意识和能力，战后国际秩序事实上的领导者美国亦没有修炼出能够确保手中权力依善良轨道发展的足够善德和能量。人类的历史哲学之思需要秉持对经验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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