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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月报-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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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讪讪地弯腰收拾桌上的两双筷子，似乎不愿意让她看见。于国琴盯着桌上的两双筷子，忽然明白了，她能陪他吃一次晚饭，他其实是高兴的。可是今天，她让他失望了，因为她有备而来，连一起吃饭的机会都不肯给他。收拾完毕他缩进了沙发里，看起来突然变得很薄很薄，像一张纸一样贴在那里。她突然之间就在心里生出了一种怜悯，还有一种奇异的得胜感。虽然只有那么细细的一缕，可是已经能够让她心生舒服了，与此同时，她又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很苍凉的安宁正从他们两个人中间冒出来。周围一下就变得安静了，他们两个人一坐一站静静地在暮色中对峙着。然后，她走过去坐在了他对面的沙发上，宽容大度地对他说，我吃过了也可以陪您再吃点。
三
屋里的光线已经开始慢慢转暗了，还没有来得及开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就觉得对方开始面目模糊了。于国琴巴不得他不要开灯，她喜欢黄昏时的光线，暮色给她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荒芜，空旷，但是安全。
他任性地把菜夹在她碗里，说你吃你吃。她心里暗暗笑着，知道他在惩罚她，惩罚她居然先把晚饭吃过了才来。这点小任性使他今晚看起来出奇地柔软和可怜，他在她面前顿时幻化成了一个满脸皱纹戴着花镜的老小孩。她想，这么多年里他一个人过，确实连个可以任性的机会都没有。上了讲台他是教授，下了讲台他还是教授，他只能被高高祭起来，没有人会给他一丝一毫任性的理由，他连想都不用想。
为了补偿他，她还陪他喝了两杯酒。吕梁山上不长别的水果，只有耐旱的红枣和沙棘，秋天的时候家家户户会用吃不掉的红枣酿春烧酒，酒色血红，枣香扑鼻。过年的时候，女人们就着瓜子稍微一喝就能喝下一两斤春烧酒去，像喝水一样。
两杯酒下去，好像身体外面那层最生最硬的壳慢慢被撬开了，两个人便都有了些信马由缰的舒泰和吃饱喝足后的昏昏欲睡。屋里仍然没有开灯，他们任凭它暗下去，暗下去，任凭它掉到最深不见底最不见人烟的地方去，就只剩下他们两个才好。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先是小心地试探着对方，像两只伸出触角接头的蜗牛。渐渐地，渐渐地，两只孤独的蜗牛借助着酒精的力量都缓缓从壳里爬出来了。
他问她，你们吕梁山上最好的吃食是什么？他好像在没话找话。
她说，油糕。
小时候，就是在梦里她也经常会梦到油糕。在吕梁山上，逢年过节最好的吃食就是油糕。吕梁山上的男人们有一句民歌是专门唱给女人们听的，“油炸糕，板鸡鸡，世上两样好东西”。可见山里人对食色的渴望。还有民歌说“死了好，死了好，又吃馍馍又吃糕”。村里如果有老人去世，除了孝子们半真半假的悲痛外，其他人都是丧而不哀的，挤来奔丧其实都是等着吃油糕的。他们一个个袖着手眼巴巴地等着油糕出锅，在死了人的主家面前毫不掩饰盼望吃糕的眼神和心情。山里还有专门的糕匠，婚丧嫁娶时都要请来领军担纲，在村里地位很高。其实糕匠来做活并没有经济报酬，只有事后主家赠送的十个油糕，但在山里这已经是很体面的待遇了。糕面蒸熟后糕匠们赤膊上阵，双手举起熟糕面用力摔在糕案上，这叫摔糕，糕面不摔不好吃。摔糕时响声巨大，方圆十里都听得清清楚楚，幸亏糕案都是用枣木做的，厚有三寸，长约人高，看起来颇像棺材板，经得起摔打。完事之后，糕匠们带着自己的十个糕，再背上棺材板一样的糕案离开，再落脚下一家。
听到这里，廖秋良哈哈笑了起来。她看着他的笑有些微微的安慰，同时又有些无法遏制的厌恶。他让她吃菜，自己又倒了一杯酒，向空中举了一下，喝干了。
她说，廖老师，您为什么每次喝酒的时候都要向空中举一下杯？廖秋良笑着说，自从退休后，每天除了看看书写写东西，唯一的娱乐也就是黄昏时自己和自己喝两杯小酒。可我总觉得一个人喝酒不如两个知音对酌，所以喝酒的时候我就总是假想着我对面正坐着一个人，正陪着我喝酒。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真是老了，独自喝酒的时候我会把过去的事情随便拎出一件来，在脑子里温习一遍，像放电影一样，有时想着想着我会独自笑起来，还会自言自语。我经常坐在这里自己给自己放电影，一个人看的电影。
于国琴有些心酸了，她忽然抬起头看着他问，廖老师，你一个人这么多年就不孤单吗？
廖秋良眼睛看着旁边的那张沙发，说，我妻子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可是我至今仍然会看到她经常就坐在这张沙发上，就像她活着时一样。
于国琴也向那张沙发看了一眼，空的，她一阵不寒而栗。
廖秋良慢慢抽了一口烟，说，孩子，孤独是人最本质的常态，无法改变的。我女儿不到二十岁就离开我出国了，现在她已经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了。她临出国的时候我就告诉她，你要早些离开我，不然如果有一天我突然离开你了，你在这个世界上会更孤独。不过，宇宙间一切有形的东西反而可能是最虚空的，佛家不是说吗，“照见五蕴皆空”。而那些最虚的东西也许就是世界的本质。所以孩子，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过分惧怕孤独。
于国琴静静缩在一团阴影里不动，两个人都静静坐着，半天没动。
下次再到廖秋良家里的时候，于国琴不敢提前吃饭了，她知道廖秋良肯定已经在等着她了，更重要的是，她已经知道，他需要她和他一起吃饭。这次，两个人在吃饭的中间，廖秋良像个慈祥的长者一样又问她，孩子，你家里人都还好吗？
于国琴沉默了半天，神情有些古怪，片刻之后她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抬头看着他，她说，拉偏套您知道吗，这是大山里多么古老的一种营生。为什么叫拉偏套呢？就像一匹马，虽然驾着主辕但也可以拉上偏套，其实就是兼职的意思。
在吕梁山的大山深处，很多女人就是靠做这个养家活口的。大山里的女人们只要结过婚，就一人戴一顶蓝色的帽子，把头发包起来，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头发脏得快，可以少洗几次，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标志，标志着这个女人可以拉偏套了，这样男人才能找上门来。就像妓院门口挂出的做招牌用的红灯笼。如果家里有个女人在拉偏套，那男人就是什么都不做，一家人也基本活得了。男人只管每天白天袖着两只手往路边一戳，扯着祖宗八代以上的闲话，数着来来去去的汽车。一见到有汽车过来，就拼命把自己家的鸡和狗往车轮下赶，逼着家畜们去碰瓷。如果有汽车碾死一只鸡或一只狗就可以讹车主几百块钱，算是有了两个月的花销。男人们晚上就给自己的女人拉皮条，帮自己的女人拉拉客。来光顾的客人有本村的，有外村的，还有从县里特意跑来体验野味的，还有深山里的那些煤矿里的工人领了工钱就定期过来解决一下需要，泄泄火。就是本村来的男人也分光棍和有老婆的，别说是光棍们，就是有老婆的也是正大光明地来再正大光明地去。自己家里睡在炕上的老婆是绝不会说男人们一个字的，她们根本不把这当回事，你爱和谁睡和谁睡去。男人们自然也不会怕老婆，还会数落自己老婆，有本事你也拉偏套去，看看人家一年下来能拉多少，看看人家多能耐。所以在山里人心目中，拉偏套绝不是件见不得人的事情，相反，能拉得了偏套的女人地位很高，就像家里的主劳力一样，自己的男人公婆也得敬着几分。
屋里没有开灯，两个人也都没有去开灯的意思。她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只是感觉到他的目光在暗处分外明亮。
她继续，山里的女人拉的偏套越多地位就越高，因为拉得越多就说明这个女人漂亮，有能耐，体力好，床上功夫也十分了得。其他女人只能望其项背。山里的女人们只要一结婚都恨不得能做这个营生，因为一年到头在地里扒食，最后也收不下几筐土豆和莜面。如果拉了偏套，男人们走的时候有钱的留钱，实在没钱的白面大米大白菜土豆也要留半口袋。而且这活操作简单，技术含量有限，只要往炕上一躺就行，多数女人都干得了。最受女人们欢迎的还是那些矿工们，这些钻在深山里的矿工大多数都是外地人，常年见不到女人，山里这些拉偏套的女人们则帮这些出门在外的矿工们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所以矿工们去找女人都是舍得花钱的，尤其有了长期业务关系的就更多了些人情味，看着女人家里什么活需要做的伸手就做，和女人的男人孩子在一口锅里吃饭，根本不把自己当外人。农忙时节还会主动到女人家的地里帮着干农活，经常是十来个男人不约而同地在同一块地里干活，男人们一边干活一边互相打招呼。几亩莜麦都收好了女人还不知道是谁帮着收的。
听到这里，廖秋良微笑着，异样地轻轻哦了一声。她停住了，看着他。他用手把头发向后拢了拢，迟疑了几秒钟，又抬起头，怯怯地急迫地看着她，然后呢？
她心里什么地方抽搐了一下，但是她继续。山里家家户户都住窑洞，窑洞里都是那种长得上天入地的大土炕，够十几个人在上面打滚，全家男女老少都睡在一张炕上。女人晚上拉偏套的时候，自己的男人和孩子并不回避，该怎么睡还怎么睡，家人和客人都睡在一张炕上。炕这头折腾得天翻地覆，呼爹喊娘，几乎快把炕压塌了，炕那头几个孩子睡得又死又香，自己的男人更是早已经打起了呼噜。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也是夜夜睡在母亲身边听着母亲一声高过一声的叫唤，还未嫁人就对这些事烂熟于心了。只要一嫁人了便也像母亲一样戴起帽子开始拉偏套，所以拉偏套的传统在吕梁山上才会薪火相传。然后女人们把这靠拉偏套赚来的钱供孩子们上学，孝敬公婆，给男人买新衣服买酒，养活一大家子，赢得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尊重。
说到这里她突然又停住了，用一种近于挑衅的目光直直看着他。他与她对视了几秒钟，忽然把目光移开了。但刚才他眼睛里那点明亮像炭火的灰烬一样仍然炙烤着她，使她不能不在心里恐惧和冷笑。她侧着脸眼神锋利地逼视着他的眼睛，您觉得这些女人……可怜吗？语气很静，但两个人都能听得出这层静很薄很脆，这层薄薄的平静让两个人忽然之间都打了个寒战。廖秋良略略迟疑了几秒钟，然后他慢慢说，不，我很尊敬她们。这些独特文化的形成是因为你们那里太封闭，山高路远，不易受外界影响，就像那些独立的大陆板块上能保留一些独特的生物。只要不出大山她们会生活得很好，内心也很平静，在一种独特的文明中有尊严也有价值，她们甚至都很强大。
她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语气迅速急迫，像是在赶路一样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她追着他的眼睛，那您觉得，她们的女儿，那些一直和母亲躺在一张炕上的女孩子们，如果她们长大了有一天离开大山了，她们又会怎么样？廖秋良没有说话，微微有些困惑地看着她。她顿了顿，然后快速地坚硬地狠狠地往下说去，您心里猜得不错，我妈当年也是做这个的。晚上，我们全家七口人就睡在一张炕上，而且，我就睡在离我妈最近的地方……廖秋良只是坐着，半天没有说话，甚至一动都没有动，她只能就着窗外洒进来的灯光看到他一个毛茸茸的轮廓。他的影子看上去安详脆弱还有一点衰老。
她把目光移向了窗外那潭幽深的黑暗，继续说，您还想听吗？我再给您讲讲我的哥哥，我上大学家里不给我一分钱的生活费，难道他不知道吗？我上大学之后他居然好意思几次三番地问我要钱，居然问我一个身无分文的学生要钱，时不时让我给他邮过去一两百块钱说他要急用。还有我妹妹，眼巴巴地说等着我回去回去，你以为她真的就那么想我吗？她只想着让我给她买东西回去。还有我嫂子，我去她家的时候，她居然当着我的面就把桌子上的几块糖收起来锁进了柜子。好像我是个贼，准备偷吃她家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家人。
于国琴像存心自虐一样越说越过瘾，她简直停不下对他的这种倾倒，话越说越多，到最后简直近于癫狂的状态了。大约是因为平时什么都闷在自己心里，生怕被人窥视到，不想，今天反而说了个痛快。她把自己的亲人一个一个从吕梁山里刨了出来，七零八落扔了一地。最后，她终于不再往下说了，麻木而疲惫地坐在那里，看着亲人们的碎片遍地都是。
但她必须承认现在她有一种陌生而奇异的解脱感，这是从未有过的。是的，在这个晚上，她愿意牺牲他们，除了为着她自己的倾诉，大约也是为了让眼前这个老人能对她有一点真心诚意的同情罢。她需要这点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使她接受起他那点施舍来不至于显得无耻。
只不过，母亲成了她的祭品。她的泪忽然下来了，一种罪恶感袭击着她，让她体会着自己的残酷。她怎么能不明白，她之所以要出卖自己的母亲，却是因为，她其实是多么渴望与拉偏套的母亲划清界限啊。
到了这个时候，于国琴忽然迟钝地笑了笑，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对廖秋良说，其实我有什么好装的，我还能装成什么？这年头，是处女的恨不得在额头上刻行字，我可是处女，我还纯着呢，所以我有资格对男人提出更多要求。离过婚的女人恨不得在身上贴上标签，我有车有房有婚史，男人跟着我少奋斗二十年，欢迎入住。谈恋爱都谈伤了还没结成婚的剩女只好说，别人都装处，我装经验丰富算了。人人都会装。其实，和您说句实话，我恨不得装无耻，因为这样我会更容易活下去。可是，我装不出来。原来，连装无耻都是一件艰苦的事情。
她在黑暗中泪光闪闪地看着他。过了许久，他突然对她说了一句话，你是个好孩子。
他们在黑暗中默默地呆坐了不知多久，最后是于国琴先站了起来，起身开灯，低头收拾碗筷。然后她照例洗了碗，收拾了房间，尽职尽责的样子。她借着这个时间让自己平静下来。
从厨房出来时，看到廖秋良正坐在沙发上吃药，她便上去问，廖老师您怎么了？生病了吗？廖秋良抹抹嘴，没事，我心脏不太好，不是什么大事。她说，还是身体要紧，要不我陪您去医院看看吧。廖秋良摆摆手，说，孩子，没事的，死生之间自有机缘，不能强求。说完他就起身把那瓶药放回了写字台最上面的一个抽屉里，她见他没事便不再坚持。
这时候窗外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多数窗户都在黑暗中亮了起来，像浸入了无边的大海。屋子里的两个人顿时都有了一种错觉，觉得他们正乘着一艘小船孤单地漂在海面上。于国琴又一次看看表，说，廖老师，我得走了，下周再来。
就在她准备出门的时候，廖秋良忽然站起来说了一句，好孩子，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听见这话的一瞬间于国琴忽然感到了一种奇怪的紧张，但她还是努力平静地说，您说吧，只要我能做到。廖秋良不再说话了，站起来有些踉跄着找到了他的外套，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卷什么东西，然后走到她跟前把东西递到了她脸前。他说，孩子，你答应我一定要收下。
递到于国琴脸前的是一卷钱。她一愣，没有动。廖秋良说，你来帮我做家务，这是你该得的，不要多想，拿起来，给自己买件衣服。天冷了，你身上的衣服太薄了。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孩子，你真不容易。
在最初的几秒钟里于国琴像是被那卷钱催眠了一样，呆滞着，一动不动，但是接着她突然跳了起来，退后两步躲避着那卷钱。她恐惧地愤怒地跺着脚，手上的书包也跟着她一跳一跳的。由于用的力气太大了，连说话的时候都唾沫四溅。她一边跺脚一边尖叫着说，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给我钱？把我当什么？她不知道自己已经突然把“您”改成了“你”。
廖秋良连同他的那只手却已经生了根，牢牢地长在原地纹丝不动，只有那卷钱硕大无比地向她压了过来。这时候于国琴的脑子里其实是空的，只有她的嘴还在本能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廖秋良忽然笑了，他力大无穷地把钱塞进了她手里，他说，我老了，钱对我来说已经没多少用处了，孩子，你多不容易啊，让自己强大一点，我希望你活得好好的。我对我女儿说，孤独是一种强大，对你我却要说，其实无耻也是一种强大。
这句话突然就让于国琴没有了还手之力。她像是突然看清楚了她原来竟是这么委屈，眼泪哗哗又下来了。最后，哭也哭完了，钱却终究还是收下了。这钱装在身上当然还是让她觉得羞耻和心虚，可是有更多的东西压倒了这羞耻和心虚，她想，是她那穷人的血液使她不得不收下了这一卷钱。推拉终于结束了，两个人像刚从战场上下来一样，颓败地、萧索地面对面站着，彼此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于国琴带着这卷钱逃了出来。她在夜色中一路狂奔回宿舍，进了宿舍楼。站在寂静无人的走廊里她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就着走廊里昏暗的灯光掏出了那卷钱，抖着手数了数。不多不少，整整一千。
她呆呆地在楼道里站了一会，楼道里的灯光从她头上斜照下来，把她的影子拖得长长的。然后她拖着影子，艰难地揉搓着那卷钱无声地装进了口袋。
四
下一次再见到廖秋良的时候，于国琴战战兢兢地许久不敢看廖秋良的眼睛。她不能不胆怯，因为这世上绝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开头已经让她隐隐嗅到危险了，凡事有了开头就会有继续，像播下的种子，只要有一点阳光水分，就会破土而出。
因为愧疚，这以后于国琴像尽义务一样每个周五下午去一趟廖秋良家里，风雨无阻。偶尔廖秋良留她晚一会她便觉得心惊胆战，好在廖秋良从没有对她提出什么要求。时间久了两个人都不再觉得生分，她去他家的时候也渐渐多了些亲切，不再是应付差事，竟有些回自己家的意味了。只是，她还是时不时会暗暗紧张，因为她得提防着他哪天又会突然塞钱给她。每月勤工俭学的一百块钱是学校发给她的，廖秋良没有理由再给她钱。不过她安慰自己，廖秋良塞给她钱除了因为觉得她可怜，大约还因为她能陪他说话，陪他度过周末的几个小时。
不过，她愿意来他这里还因为，每次她来的时候，她都能感觉到他是真心诚意地喜悦着。从小到大，因为自处卑微，她几乎像条狗一样是闻着别人的气味长大的。他的这种喜悦让她觉得放松和安全，让她觉得这里确实是她该来的地方。慢慢地她便把他这里当成了一处巢穴，让她觉得温暖的巢穴。
有时候在她临走前，廖秋良会忽然从柜子里拿出些零食糕点递给她说，这是专门给你买的，拿回去慢慢吃，小孩子嘛，都喜欢吃零食的。于国琴接住了，一边心安理得着，一边却觉得心里某个地方还是隐隐硌得慌。她想知道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一个人要对她这么好。她必得为他做点什么才能心安吧，可是，她能为他做什么呢？
他一直都叫她孩子，他总是说，孩子，多吃点，小孩子要多吃点才好。或者他会说，你看你需要什么就从我这里拿，想拿什么拿什么，因为你是小孩子嘛。他好像蓄意要无限制地纵容她，宠她，真把她当成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后来又有几次他塞给她钱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你就是个小孩子，还在上学，还没有挣钱，干什么都需要用钱，小孩子家就不要多说话了。每次她都是像进行某种仪式一样，恐惧地挣扎一番，却最终还是把钱收下了。
然而比收他的钱更让她惊恐的是，她发现，收下这些钱的时候她分明是一次比一次心安理得了。就像看杀人一样，第一次看的时候心惊肉跳，吓得要死，第二次第三次再看的时候就渐渐麻木了。她像是越来越清晰地看清楚了自己身体里一个晦暗模糊可耻的部分。那是她吗？可是，那不是她又是谁？
但她喜欢他叫她孩子，他这样叫她的时候，她就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慈祥的老人，而她真的还是一个孩子。然后她慢慢发现，她在他面前居然变得越来越天真了，有时她会真觉得自己无辜而柔弱，觉得自己确实是该被怜悯宠爱的。他虽然是一个男人，但已经是一个老去的男人，老得只剩下慈祥了就不算男人了，而是无性别的。这样想的时候她便相信他这里终究是安全可靠的，她可以随时投奔他而来。
可惜的是，这些感觉再怎么浓烈也盖不住最下面那点羞耻感，就像是水果里面一旦腐烂了，味道就怎么也遮不住了。尤其是一天晚上，两个人坐着聊天时，廖秋良忽然问了她一个问题，她是怎么看待人类的肉身的。他说得很严肃，像在探讨一个学术问题。但她没有答话，假装没听见，很快便找了个借口落荒而逃。下次再见时，廖秋良不再提这个话题，他们又风平浪静了。
就这样，一年过去了，廖秋良每个月打到于国琴饭卡里的三百块钱从未间断过，都是在月初就准时打进去。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廖秋良从未在她面前提起过这每个月的三百块钱，就像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一样。经过这么长时间于国琴也基本可以肯定，自己是遇到了好人。她安慰自己，这是她的运气。时间长了，她对廖秋良这里也真的越来越依恋，觉得他像是她在这个城市里唯一的亲人，几天不见就会想念。
在他面前于国琴越来越放松，一进他的家门就像把自己装进了蒸汽室，可以舒展开四肢舒展开身体舒展开语言，她把每一个毛孔都张开，变得身心舒泰恣意任性。她在他这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她受气了就和他说，她看谁不顺眼就和他发牢骚，她问他什么他就回答什么，简直是一本百科全书。他们融洽地站在厨房里，她一边帮他剥葱一边惊叹，您怎么什么都知道？他边切菜边微笑着说，人老了就这样。哦，他在给她一种暗示，他什么都知道只是因为他老了。甚至后来有几次，在聊天时他又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往拉偏套的女人身上引，她心里虽然不快却还是原谅了他。
她从小就没有被人疼过，从小就得在五个兄妹中间抢东西吃，动作稍慢点就抢不到。兄妹中她既不是老大也不是最小的，什么也轮不到她，反正就是没资格被人疼爱。在廖秋良这里，她忽然得到了一种被人疼爱的假设。虽然心里也明白自己终究是在客串，却无奈像上了瘾一样，渐渐有些欲罢不能了。有时候她会觉得自己就像童话中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冰天雪地里老想着在他这里蹭点温暖蹭点光亮。那是多么微弱的光亮啊。
其实她更愿意理解成他们是各取所需。因为她看出他其实比她还要孤单。
每次于国琴进门的时候，他永远是把白发梳得一丝不乱穿着干净的衬衣在等她，她甚至能闻到他脖领子中间散发出的淡淡的香皂味。有时候她去他家晚了一点，他便坐在沙发上呆呆盼望着。他坐在沙发上看上去很瘦很干，像枚风干的标本一样挂在那里。因为焦急，他满头的白发不再纹丝不乱，而是忽然像抽去了筋骨散了架一样蓬得到处都是。 她便想，他真的已经是个老人了啊，剥去一切虚假的表象，他就是一个孤单可怜的老人。这就是他为什么会相中她吧，她也是个孤单的人，在人群中无依无靠，他才会一眼找到她吧。
后来，她对他开始有了一种奇异的心疼。特别是每次见到他穿得整整齐齐地等她的时候，她都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就像一个母亲心疼着自己的儿子。所以每次去他家，她都拼了命似的干活，恨不得把一切都替他做好了。
这种格局平静地持续了一年多。渐渐地，她分明可以感觉到，他们两个人之间，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渐渐长出了血肉联系。
在他面前于国琴越来越感到轻松了。见他毛衣的袖口磨破了，她便省下钱给他买了一件毛衣。买毛衣的时候，她觉得就是在给祖父买衣服，没有什么不妥。她真心希望他穿得暖和点穿得体面点。他试穿那件毛衣的时候，她不敢细看他的表情，找借口躲进厨房里去了。等她出来，他已经穿着新毛衣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等着了。她戴着围裙，用毛巾擦着湿手，像母亲一样微笑着赞赏地看着他。此时的他真像个等人来关心的小孩子啊。
她努力笑着，眼睛却潮湿起来了。有时候她还会想，等到再过两年她毕业了，离开这里了，他一个人怎么办？她相信他已经习惯了她的存在了，就像她已经习惯了他一样。可是，她不可能把他带走，他也不可能把她留下。他们终究是要再次失散的。想着这些时她心里会疼痛，她暗暗希望那天来得慢一点慢一点。她甚至想过，他要是哪天突然死了，她就安葬了他再走，这样她还能走得放心一点罢。当然这话是万万不能告诉他的。
五
寒暑易节，又是夏天。那是个夏天的晚上，于国琴像往常一样正准备回宿舍的时候，廖秋良忽然在背后叫住了她，孩子，我们能再说几句话吗？她回头看了他一眼，突然发现他酒后的脸上有一种奇怪僵硬的肃穆，这让她有些不安，她站住了。廖秋良脸色苍白严肃，把两颊褐色的老年斑愈发衬了出来，在暗红色的沙发背景下他像尊塑像。
他们之间的时间突然卡住不走了，拥堵成了又庞大又空虚的一团。直到她被堵得都有点喘不过气来了，他才终于说，孩子，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对吗？她干着嘴唇点了点头，却是越发紧张了。他的嘴角微微翘起，像是要努力给她一个微笑，他说，那我们就应该赤诚相见，就可以什么话都说，对不对？于国琴听见自己喉咙里很响亮地咽了一声唾沫，咕咚一声。她说，我本来就……什么话都和您说啊……
廖秋良站起来，离她更近了些，她能感觉他的呼吸像蛛网一样粘在了她的脸上。她又一次嗅到危险了，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他站在那里用一种严肃得近于奇怪的语调说，那我们就做这个世界上最赤诚相见的朋友，我们不做一丝一毫的掩饰，好不好？于国琴又后退几步，挣扎着说了一句，可是，我没有掩饰什么啊，我早说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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