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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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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4月1日，中央集团军群所拥有的部队基干为78个师，包括8个装甲类型师。其兵力达到1221000人，装备396辆战车，配备了2732门火炮。此时，中央集团军群的实力远远超过东线另外三个集团军群“A”、南方、北方（兵力自32万到64万不等）。同时，中央集团军群当面的苏军约有143万人，略多于德军。
此后3个月，中央集团军群又得到了很多补充，特别是获得了大量的坦克和强击火炮，这些武器将用来在1943年夏季实施代号为“堡垒”的库尔斯克战役。这是希特勒夺取东线战略主动权的最后一次尝试，为了实现目的将投入德国最新式最强大的武器（特别是新式重型坦克）、最精锐的野战部队和最优秀的指挥官。
与信心爆棚的曼施坦因相比，克卢格和莫德尔对“城堡”的前景并不是那么乐观。实际上，俄国人早就获悉了德军的意图，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7月5日战役开始。在德国空军的积极配合下，莫德尔投入了大量兵力和重型坦克、安装了超长身管88毫米火炮和200毫米重装甲的“菲迪南德”坦克歼击车，企图以凶猛的装甲攻势“撞开”红军防线。可战局的发展证明了克卢格和莫德尔的担忧。德军仅仅取得初步胜利，就逐渐为红军的顽强抵抗所迟滞。不可一世的“菲迪南德”陷入地雷、火炮、坦克、燃烧瓶、强击机的联合攻击而损失惨重。打到7月12日，莫德尔的攻势宣告失败，付出的代价是损失了大概三分之一的步兵、647辆战车。曼施坦因的攻势维持的时间较长一点，可是随着红军投入强大战略预备队，加上整体战略态势与战场形势的恶化，曼施坦因败下阵来。
此时兵力对比于德国人已相当不利。1943年7月20日，中央集团军群有75个师，含8个装甲类型师，总计1251000人，拥有801辆战车和3479门火炮。规模依然是东线最大。德国人判断此时中央集团军群当面的苏军拥有166万人（来自西方、布良斯克、中央方面军等），装备有2266辆战车。实力已经大大超过德军。
“堡垒”战役失败了，德国从此丧失了东线的主动权，不得不在俄国人无休止的追击下步步后退。克卢格的中央集团军群也不例外。斯大林的下一个目标是斯摩棱斯克，为此动用了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经过一番恶战，9月25日，苏军从克卢格手中夺取了斯摩棱斯克。接下来，红军的新目标是夺回白俄罗斯。克卢格针锋相对，他下令中央集团军群停止撤退，死守现有阵地。
1943年秋，叶廖缅科的红军加里宁方面军大举进攻涅韦尔，这是北方、中央两大集团军群接合部上的交通枢纽。守军为中央集团军群的第3装甲集团军，以及北方集团军群的第16集团军。10月6日晨战斗开始。战力低下的德国空军野战师（由空军人员组成的陆战部队）很快就被打垮。当天红军占领了涅韦尔，第二天又切断了连接中央、北方两大集团军群的横向铁路。为了遏制苏军，挽回面子，德国空军投入了600多架飞机和一些高炮部队，陆军投入了1个装甲师和2个重型坦克营以及一些步兵。第3装甲集团军司令莱因哈特主张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攻，以夺回涅韦尔。但克卢格的注意力完全被奥尔沙与莫吉廖夫地区的战斗所牵制，他变得越来越意志消沉。克卢格向希特勒抱怨说中央集团军群缺额达到20万人，新补充的兵员质量也相当低劣。1943年10月14日，中央集团军群兵力人数跌破100万大关，只剩下925000人。不到一个月后的1943年11月1日 ，中央集团军群所辖野战陆军兵力进一步减少到80多万。库尔斯克会战以来的5个月内，中央集团军群损失了近41万人，得到的补充还不到20万人。
战局不利迫使克卢格寻找出路，越来越深地参与反希特勒密谋，可他在10月27日出了车祸。原第16集团军司令布施元帅成为新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与博克和克卢格不同，布施不是军人世家，军事才能并不突出，他只是个忠实执行希特勒命令的传声筒。新司令面临的形势也比前任严峻。红军对德第3装甲集团军的攻势持续到了年底。战斗中险象环生，德军士气空前低落，出现了很多逃亡以及误伤事件。德国人好不容易才在维捷布斯克附近稳住阵脚。此时，中央集团军群与南方集团军群的联系已经被苏军切断。
“巴格拉季昂”击垮中央集团军群
1944年的形势对东线德军极为不利。中央集团军群依然是东线最大的重兵集团，可兵力却在持续减少。这年春季，中央集团军群只剩792000人。 上半年，红军在多个方向攻打中央集团军群，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突破。德军反而赢回了一些地盘。特别是3月25日，中央集团军群在科韦利附近与南方集团军群重新建立起联系。6月1日，中央集团军群总兵力恢复到849000人。中央集团军群的坦克强击火炮总数据说有996辆，但真正的机动部队只有一个很弱的第20装甲师、第501“虎”式重型坦克营，再加上拥有少量坦克的“统帅堂”装甲步兵师。上述单位到6月底一共只有162辆坦克，另外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强击火炮部队。
中央集团军群装甲部队这么少，原因在于德国陆军总部坚信，红军夏季攻势的真正目标将是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前南方集团军群，现在由莫德尔指挥），为此把大量坦克都给了莫德尔。
可德国人完全猜错了。红军的真正目标，恰恰是中央集团军群及其盘踞的白俄罗斯地区，为此集中了空前强大的兵力。到6月22日前，在德国中央集团军群以及北方集团军群、 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各一部当面，红军展开了4个方面军，包括：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白俄罗斯第3、2、1方面军。总计有244万人，装备5200辆坦克自行火炮，36400门火炮，超过5300架作战飞机（不含远程航空兵）。另外在中央集团军群的后方，还有24万人的游击队。
1944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三周年的日子，红军开始了代号为“巴格拉季昂”的白俄罗斯进攻战役。德军防线被撕裂，一败涂地。战至6月27日，德军第9集团军几乎被歼灭，第3装甲集团军也遭到重创。平庸的布施完全应付不了危机，于6月28日被希特勒免职。莫德尔陆军元帅——过去的第9集团军司令，现任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接管了中央集团军群。
虽然希特勒紧急提供了一些援兵，但莫德尔回天乏术。7月3日，苏军攻下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合围了另一个重兵集团——第4集团军的十余万兵力。7月4日，莫德尔报告称在宽达350公里的突破地段上，德军只剩相当于8个师的兵力。却要对付红军的116个步兵师、6个骑兵师、16个机械化步兵旅和42个坦克旅。7月6日中午，希特勒获悉中央集团军群的总损失达28个师，伤亡大约为35万人。
中央集团军群在整个白俄罗斯战役中的损失从未有过精确统计。但德国战后编写的中央集团军群战史估计，仅最初四周时间内就有20万德军死亡（包括10个将军），另有85000人被俘（包括21个将军）。其中57600名德国俘虏，包括18个将军、1200名军官被押往莫斯科游街示众。为了夺取莫斯科而建立的中央集团军群官兵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而俄国人穿越了战前边境线，一举突入波兰，终于在7月下旬兵逼华沙。
莫德尔乘机在华沙城下集中了5个新锐装甲师的重兵，由强有力的空军配合，给予苏军迎头痛击，终于遏制住了俄国人。与此同时，华沙城内爆发了波兰人的起义，但也遭到德军的残酷镇压。到1944年10月2日，华沙起义最终失败。而华沙防线则由重新组建的德国第9集团军防守，形势逐渐趋于平静。
中央集团军群逃出了白俄罗斯，其北邻的北方集团军群却遭到切断。7月底，苏军一举突入里加湾，抵达波罗的海海岸。这意味着北方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的联系被切断，北方集团军群的几十万大军全部被孤立在波罗的海沿岸。希特勒决心倾尽全力挽回危局，于是集中庞大装甲部队，由中央集团军群第3装甲集团军指挥，出动300多辆坦克和强击火炮，在德国海军第2战斗群的重型战舰配合下发动强大反击。一番恶战后，于8月下旬在里加湾打通了一条走廊，恢复了两大集团军群的联系。就在这次反击开始阶段的1944年8月16日，莫德尔被调往西线，由莱茵哈特接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此时，红军已经突入了东普鲁士境内。
毁灭在东普鲁士
1944年10月1日，中央集团军群的兵力恢复到694000人，但是平静是短暂的，其所辖防守东普鲁士的第4集团军（司令为霍斯巴赫将军）在10月遭到了苏联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猛攻。
1944年10月16日，红军5个集团军沿着100公里宽正面展开攻击，很快撕裂了德军防线。尽管德军投入包括第505重坦克营在内的部队加以救援，红军还是前进了60公里进入德国境内。10月21日，红军打到了交通枢纽贡宾嫩，一旦攻克此地，就可能长驱直入，夺取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德军匆忙调来大量援兵，包括第3装甲集团军的“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和第5装甲师，还有“元首”步兵旅。10月22日，德军第4集团军在贡宾嫩附近击败了红军第11近卫集团军和第2近卫坦克军。11月3日，德国第39装甲军（第5装甲师和第50步兵师）又击败了苏联第31集团军，夺回了东普鲁士城市戈乌达普。
当德军在1944年兵败如山倒之际，贡宾嫩反击战的胜利成为少有的亮点。苏军死伤七八万人，丧失了大量坦克。但德国人也未能把俄国人赶出东普鲁士。
1944年12月底，中央集团军群在580公里正面上展开了35个步兵师又1个旅、5个装甲师、3个装甲步兵师。装备有1563辆战车、8200门火炮。集团军群的正规军总兵力达58万人，另有20万被称为国民突击队的德国民兵。与1941年10月的鼎盛时期相比，现在中央集团军群的正规军兵力连当年的三分之一都没有。
1945年1月13日，红军开始了东普鲁士战役。德军虽然顽强抵抗，还是在红军的强大压力下步步后退。1月25日，中央集团军群被改称为北方集团军群（此时，原来的北方集团军群已经被围困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库尔兰半岛，于同一天改称为“库尔兰”集团军群）。德国人在东普鲁士的地盘越来越小，兵力也越来越少。到德国最终投降时，这里的德军只剩10万人。脱离中央集团军群的老牌部队第9集团军，在1945年初的维斯瓦河攻势中再度遭受毁灭性打击，重建后被用以直接防守德国首都柏林的前线地带，最终在柏林战役中被歼灭。至此，人类历史上最大战役集群烟消云散。
沈从文后半生 一个人的突围
作者：黄薇 字数：7064
“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要好好地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这段不乏童趣的对话，发生在1948年夏天，沈从文与11岁的小儿子沈虎雏之间。作家46岁，正当壮年，他在年轻时就曾有过“拿作品到世界上去和世界一流短篇作家或文学史上第一等短篇作品竞赛”的文学野心，也已是名噪一时的京派代表作家。但仅仅一年后情势急转，自杀被救回的沈从文几乎封笔，后半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一头扎进古代文物研究达30多年。
很多人对此感慨不已，疑惑或同情，但在评论家张新颖看来，沈从文的改行既是时代压力所迫，也是内在的主动选择。2002年底，32卷本的《沈从文全集》出版，其中400万字在作者生前未曾刊发，且多为1949年后所写；9卷书信中8卷写于1949年之后，“从数量上讲接近沈从文创作文学作品的总量”。此前流传的数种沈从文传记多侧重传主前半生，对沈从文有近30年阅读史的张新颖，希望借助新材料还原一个完整的沈从文后半生。
张新颖撰写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十六年磨一剑”，甫一出版就为文化界瞩目。整本书表达隐忍克制，大量直接引文，远离文坛恩怨，他说自己更想写出一个温和宽厚的生命中往往被忽略的极端强韧，一个知识分子在大时代洪流中的绝境突围。
“靠拢人民的第一课”
沈从文一向自称“乡下人”，游离于政治党派，主张文学独立于政治，他曾把内战称作“民族自杀的悲剧”。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抢运学人赴台，沈从文拒绝了北大国民党负责人陈雪屏的劝说，但他已然感到时代巨变下的惶惑。
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他写道：“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被迫搁笔”，“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必然结果”。
1948年3月，郭沫若在香港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直指沈从文文学上是“桃红色文学”的代表，政治上“一直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待到1949年1月上旬，沈从文所任教的北京大学，学生们将此文转抄贴上壁报，并在教学楼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这种集体行为，远胜当初郭文对他的打击，沈从文感到自己将遭政治清算。他写信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城，三数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1月中旬即发展成“精神失常”。
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在家中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所幸被来访亲戚发现，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后转入精神病院。
死而后生，遇救后的沈从文平静了下来，自言“从悲剧转入谧静”。他渐能理性地谈论自己的疯狂，“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
出院后沈从文甚至写信给黄永玉，劝他北上：“如果在香港无什么必要，照我看北来学习为合理。这要下决心，从远处看，不以个人得失在意，将工作配合时代。”他还说自己“经过几个月的检讨反省”，悟到“二十年用笔离群，实多错误处”，他的选择是：“改用二十年所蓄积的一点杂史部知识，和对于应用艺术的爱好和理解，来研究工艺美术史”，“作为学习靠拢人民的第一课”。
不合时宜的“杂货铺”
北大已无沈从文的位置，1949年8月，他的人事关系转到了历史博物馆，安排在陈列组。不少人诧异，一位作家对古代文物的专业知识积累竟如此深厚，实则渊源已久。
沈从文小学毕业，即在军队当兵，早年纯靠自学，后成为教授、作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他从小爱好音乐与美术，无从受到专业训练，却有着自发的追求与理解。读书也十分驳杂，遍涉各家，“大多与历史、文物、美术有关”。
十几岁在湘西部队当兵时，沈从文一个月大概可领3块钱的补贴，随身的包袱里却揣着一份“厚重的产业”：一本值6块钱的《云麾碑》，5块钱的《圣教序》，2块钱的《兰亭序》，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后他为“湘西王”陈渠珍作书记，日常事务中一项便是整理保管古书字画、青铜器等，无事可做时就取出一件件鉴赏。他自己说，“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汪曾祺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沈从文书法功底深厚，善书章草，20世纪20年代末，他给一位熟人写了个章草长条贴在壁间，刘半农得见，认定为明朝人所书。
沈从文搞文物研究，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一度也包括家人。在学术上，他同样承受着来自同行的压力。他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叫作“杂文物”，多关注纺织物、马鞍、扇子、酒杯等日常用品，“杂得让人眼花缭乱”。而这些“杂货铺”里的东西，在业内人士的传统眼光来看，能不能算得上文物，有没有研究价值，都大可怀疑。汪曾祺很理解他，称其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
1953年，历史博物馆曾在午门两廊布置了一个内部“反浪费展览”，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比如他从苏州花30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兵事学著作，花4块钱买来的一整匹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的宋代暗花绫子等。主办者还让“当事人”陪同来京开会的博物馆同行们参观，“用意在使我这文物外行丢脸，却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开心”，沈从文不以为意，领着他们参观讨论。
历博的几届领导，都不大重视沈从文，有副馆长说他：“终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文物局长王冶秋认为“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沈从文在历博没有一间办公室，“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他也发过牢骚，甚至感叹“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但抱怨完了，继续干实事，张新颖说这正是沈从文可贵的一面。他一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沈从文常自愿充当展览的解说员，称之为“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汪曾祺亲见他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1953年，军人王第一次到北京，一个人去看历博逛展览。一个穿白衬衫五十来岁的人跟着他边看边讲，讲唐宋的铜镜，一个柜子就讲了两三个小时。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我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地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直到要离开北京了，他终于忍不住请教老先生的名字，“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吃一大惊”。王后来成为考古专家，也是沈从文编撰中国服饰史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沈从文还是很多单位的义务工作员。1957年他到故宫织绣组当顾问，带学生去荣宝斋、珠市口，给他几十元车马费，全买了书存在织绣组的书柜里。他也给中央美院讲课，分文不取，自己掏钱请人绘画，每次租黄包车装了各种实物、绘画作品来上课，以便让学生看明白。
沈从文一直强调文史研究要结合实物，文献和文物互证，他反感只是引书注书，“像一桶水倒来倒去”。周汝昌回忆，1955年注《红楼梦》，当时社会正是对“烦琐考证”批判得十分激烈的时候，而沈从文对启功“下笔极度谨慎”、竭力避免落实详解实物的注释不满，自己写了近五百条送来，“启功先生一见，吓坏了！”最后的结果是“一字不敢采”。凡此种种，可见沈从文之“不合时宜”。
放弃亦是不妥协
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写信通知沈从文，他的作品已陈旧过时，所以他的一切著作的纸型完全销毁。同时台湾也查禁了他的作品，沈从文的名字一时在文学史著作中几近消失。
但他对文学怎能忘情，创作欲望也并非完全寂灭，后半生还是零星写过一些散文与小说。他向大哥感慨：“可惜的还是写短篇的能力，一失去，想找回来，不容易。人难成而易毁。”沈从文曾构思写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在他脑海里久久盘踞的故事：1936年，夫人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被国民党杀害，想以其为原型写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
组织上批准了他的创作假，但这部长篇最终还是没能写出，“三十年中唯一一次最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张兆和谈及原因：“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沈从文想在起伏不定的政治形势下保持自己的创作特色与理念，而坚决不肯尝试《红旗谱》一类“成功”小说的手法。张新颖说他“也只能失败”。
1957年沈从文在一封信中写道：“近来北京正在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很热闹，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为读者极熟习。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地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蛮有意思。”昔日老友如丁玲、茅盾等人，也一度是新政权文艺界的风云人物。1958年气氛松动，周扬请沈从文当北京文联主席，被他婉言回绝。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自甘寂寞，从不妥协，似乎能印证钱锺书的一句评价：“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典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有人用“道家式的生存智慧”来解释沈从文几次在运动中逃过一劫，但张新颖不太赞同。在他看来，有偶然的因素，比如黄永玉写过“鸣放”期间，上海《文汇报》请北京知名人士“向党提意见”，恰好著名京剧演员小翠花的名字跟沈从文相邻，据说他发火了，怎么能跟一个唱戏的摆在一起呢？拒绝签名。后来却得以避过风头。但根本原因是，沈从文“不喜欢这种群众性的、响应号召式的‘鸣放’，他本能地抵触”。
他的写作精力，投入到寄托一生心血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上。1963年冬，周恩来与文化部领导会谈时说，他陪同国宾看戏，发现历史题材的戏装很乱，和情况不符；自己出访，见到很多国家有服装博物馆，有服装史，中国还没有。于是沈从文一直默默致力的研究得到大力支持，进展格外迅速。到1964年夏，样稿已基本完成。这本中国服饰文化的开山之作，对三四千年间各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正待出版付印，一股批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新风潮又让一切停摆了。
很快“文革”袭来，还惦记着修订书稿的沈从文，大概没想到《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真正问世要等到17年后了。
“好急人”是工作常态
“文革”期间，沈从文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首当其冲写大字报“揭发”他的竟是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让他“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尔后他被定性为“反共老手”，先后8次被抄家，住房被占，分配的工作是打扫历博的女厕所，他苦笑道：“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沈从文的弟弟沈荃，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少将，1951年被执行枪决。他的命运是沈从文不声不吭握住的“三个烧红的故事”中的一个。沈从文将弟弟的女儿沈朝慧接到北京收养，“文革”时被注销了户口，辗转在亲戚间流徙。他痛心不已，毫无办法，病急乱投医，给江青写了封信，希望能准许沈朝慧回到身边。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教书时，江青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向他请教过写作，也旁听过他的课。但没得到任何回复。
1969年，沈从文被下放到咸宁的“五七干校”。张兆和已去了几月了。临走前，二姐张允和来看他，抄家退回的资料乱堆到无处下脚。告别时沈从文叫住了她，“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即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允和说我能看看吗，“他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
研究停滞，部分“服饰研究”的大样被贴在大字报上展览，两麻袋的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日后成为丝织物专家的陈娟娟，回忆老师沈从文，“‘文革’中他下乡看鸭子，无书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国》，在空白处写满字寄给我们，内容大多是文物方面的考证，‘什么材料没有，我就这样做学问’。”“文革”中她和同学吃了苦头，不想干这行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们去，他躺在床上，精神不好，似乎要哭的样子。他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
1972年沈从文致信周恩来，得以回京工作。他旋即开展研究工作，家中住房被占，唯余一个小房间，夫妻俩只得分开住。沈从文一个人工作起来不管不顾，常忘了吃饭、洗漱、睡觉，还不断接待天南地北的来访者，为工艺生产提些“古为今用”的建议……两位老人起了摩擦，他写万言长信向妻子解释，劝她不要为“小处”生气，抓紧时间工作，“比三月不理发重要得多！”
张新颖说，沈从文总有时不我待的感觉。“好急人！”在各时期的书信中，他只要谈及文物往往会如此表达内心焦虑。巴金后来回忆，沈从文几次写信都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巴金忘不了妻子萧珊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得到的温暖慰藉。“文革”中他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关进牛棚，妻子萧珊病倒，一片萧瑟冷漠中，他们收到了沈从文的来信。萧珊拿着五页信纸反复地看，含着泪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不到两月后，她便去世了。
1975年，沈从文结识了学绘画出身的王亚蓉，愿意跟她学习，就想把她调到身边工作，于是向历博推荐。馆方录用后，不料领导却不同意她与沈一起工作，王亚蓉不愿让老人寒心，拒绝了。但原单位已停薪留职，有半年时间沈从文每月个人拿钱资助她20元，解决生活问题。后沈托请王 帮她调入社科院考古所。“二王”每天下班后准点到达沈从文的小屋，绘制整理服饰研究资料，仿佛从事第二职业。
20世纪90年代，王亚蓉复制的荆州战国出土的丝织品开展，哈佛著名的人类学家张光直来参观，赞叹了不起，说她用的是源自美国的“实验考古学”方法。王亚蓉回答，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方法，我只知道沈先生让我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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