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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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收集的，其叙述往往带有修史者的强烈褒贬。武松为高权心腹以及他行刺蔡京之子这两件基本事实应该是真的，然而其行刺的原因是否因为蔡洌歉鎏肮倏崂簦晃飞乐幌胛癯Γ虼笪梢伞８呷ㄈブ笆遣皇且蛭米锶ǔ级慌偶罚尤嗡牟啼＇是不是贪官，现在没有更多的史料证实。但是接任高权的知府是有名的奸相蔡京的儿子，那么他贪腐是合乎中国人的思维定式的。而武松刺杀了这样一位官员，被演绎为大义而除公害，也符合儒家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
　　其实，撇开这些有争议的细节，还原为武松刺杀蔡洌ё罨镜脑颍翰啼＇顶替了他的恩主，使他的恩主高权罢官，自己没了靠山下岗再就业。刺杀了蔡洌潜ǔ穑彩潜ǘ鳌飧先诵裕哺咏泄缁岬恼媸怠�
　　包括《史记》在内的典籍，对豫让刺杀赵襄子的原因，记载得很单纯：就是报知伯的知遇之恩。并没有将其拔高为“大义”而行刺赵襄子——如此豫让的行为显得更可信。在中国秦汉时期，民间的价值观还是很朴素的，认为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天经地义，不必要追求“政治上正确”。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分析，知伯颟顸而骄横，被灭族是咎由自取。但秦汉时代的老百姓不管这些政治上的是非，一个人报答主公之恩，不必顾及主公本人的公共形象和舆论的评价——这种风气在日本幕府时代依然存在。

　　古老而野蛮的血亲复仇
　　历史上关于武松的故事，想必生于元末明初的施耐庵读过或听说过，通过渲染和演绎，武松便成为《水浒传》中的重要人物，一位武艺高强、恩怨分明的大英雄。甚至可以说，武松是《水浒传》中最为老百姓熟知的形象，因为除了《水浒传》，他还是另一部古典小说《金瓶梅》的重要人物。
　　《水浒传》中的武松倒是更接近于豫让的形象，施耐庵没有顾及“政治上的正确”，而是把武松塑造成一位单纯报答私恩、报复私仇的大丈夫。
　　他醉后打死了害人无数的老虎后，成为万众仰慕的大英雄，被阳谷县知县延揽为都头，这和历史上的武松很相似。当了都头后，他兢兢业业，勤于公事，没有一点“反体制”的苗头。然而，兄长武大郎的悲惨结局让这位对体制还算忠诚的“模范青年”不得不走上了“反体制”的道路。
　　施耐庵笔下的武松不但比李逵这样一个莽汉有头脑，而且比鲁达精细得多，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当他嫂嫂挑逗他时，他严词拒绝。为了维护哥哥嫂嫂的关系，他向哥哥瞒下潘金莲的所作所为，任由潘金莲挑拨。在奉县令之命去东京城出差之前，他当面用言语暗示嫂子要安分守己，叮嘱哥哥晚出早归，防止潘金莲红杏出墙。可以说，武松的精细程度超过林冲，他把可能想到的危险都做了预案，即便如此，在他出差的时候，潘金莲和西门庆仍合谋害死了他哥哥。到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失去理智，找到收殓他哥哥尸首的何九，找到目睹奸情的郓哥，找到撮合西门庆潘金莲的王婆，软硬兼施，取得了确凿的证据。然而即便有证据，即便他是一个都头，即便他刚给县令押送金银上京，但在被西门庆用钱买通的县令面前，他无法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为死去的哥哥讨个公道，只有自我执法，杀了潘金莲、西门庆。自我执法，就是私刑，这种血亲复仇是古老而野蛮的。但在官家无法维护正义甚至走向正义反面时，血亲复仇不但被普通百姓理解，而且会报以喝彩。
　　武松第一次杀人是为了替从小照顾自己的兄长报仇。
　　因为武松有自首情节，更重要的是先前拿了西门庆钱财的县令，看到西门庆死了，再偏袒西门庆没甚好处，反过来想起武松为他做过的事，加上民意同情武松兄弟，于是就做了个顺水人情，最后的判决：武松刺配。

　　报自己被陷害的私仇
　　武松被刺配孟州后，落入管监狱的施恩父子手中，不立刻送常例钱给管教，按常规将吃皮肉之苦甚至丧命。武松被押到管营相公的堂前，准备打一百杀威棒时，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在管营相公面前悄悄说了几句，就绕过了这顿杀威棒。接下来，更让武松和他同号子的狱友百思不解的是，连续几天给他好酒好肉招待，让他洗澡更衣。
　　为什么武松能在监狱里获得如此特权呢？原来对管营父子来说，武松有着比勒索钱财更大的价值——他的武艺。管营的儿子施恩原来在孟州东门快活林开了一家店，用施恩自己的话来说：“但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八九十个拼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　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那时候新来囚犯给管营的看守送十两银子，就是重礼，可想这每月两三百两银子的收入是多么可观。这管监狱的官员子弟，不但办涉足黄赌毒的公司，而且还将国家送来让其看管、改造的囚犯当成自己的家丁，出监狱到经营场所为自己做事。不过在快活林做那样的买卖，没有一点官府背景，是经营不下去的。后来，一个张团练，带领一个叫蒋门神的汉子，赶走施恩，独霸了快活林。这监狱警察在老百姓面前，可以耀武扬威一阵，但哪斗得过军队里的？
　　武松为了报施恩父子的恩惠，出手打跑了蒋门神，使施恩父子重霸快活林，因此也得罪了张团练的后台张都监。
　　张团练伙同张都监，设局陷害了武松。最后武松大闹飞云浦，杀了两个公人和蒋门神两个徒弟，潜回到张都监家，杀死男女老少十五名，这位前都头已经完完全全是个嗜血杀手了。
　　武松的这次杀人，是为了报自己被陷害的私仇。

　　百姓的“真”　士大夫的“假”
　　可见，《水浒传》中的武松数次暴力行动，都不是什么“为民除害”之类的公义，都是为了报私恩与私仇。他唯一的一次“为民除害”，乃是酒后逞能独自过景阳冈，与猛虎相遇，趁着酒劲将吃人多多的猛虎打死，却并没有为了“公义”的主观意愿。
　　但就是这么一个被塑造出来的武松形象，数百年来让无数普通老百姓倾慕、称赞，甚至大才子金圣叹也称其为“天人也”。这样的武松形象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老百姓而言，显得真实，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何等痛快。如果加一个为民除害杀贪官的桥段，倒是显出“假”。
　　尽管元末明初距离战国时期已有1800余年，但豫让式的死士依然获得普通人的喜爱与敬仰，不必去寻找其身上的“政治正确性”。而士大夫的评价却有不同，被朱棣诛十族的方孝孺写过一篇《豫让论》，对豫让拼死报答主恩的行为不以为然，文中说道：“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也就是说，他认为在知伯被灭族前，没有尽到臣下的本分，“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等知伯身亡家灭，再“捐躯殒命”于事无补，近似于作秀。
　　方孝孺此段议论是以后人的标准苛责前人——宋儒和明儒经常犯这个毛病。豫让只是知伯所养的一个武士，主公犯晕了，他哪能劝谏得住？主公死后，他能一死报答知遇之恩，已经尽到了一位侠士的道德责任了。这样的行为，民间社会的老百姓能理解，并予以尊重。而讲“大节”“公义”的士大夫便要苛责了。
　　因此，我以为《水浒传》中经过艺术化处理的武松更真实，更能让人信服。而地方志中的武松刺杀贪官是出于为民除害的“大义”，很有可能是读书人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附会的。

在等待战争来临的岁月中
三线建设的今生前世

作者：徐有威　陈东林　字数：1010

　　也许您不知道三线建设，但是您也许知道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胡锦涛和北京地质学院的温家宝，在三线建设口号的召唤下，奔赴祖国西部的甘肃。在刘家峡和酒泉工地共同度过了14年的风雨春秋，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省一级建设领导者，他们又在1982年共同来到北京，开始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在共和国领导人中，同样有着领导三线建设经历的，还有宋平、李岚清、王兆国……
　　也许您不知道三线建设，但是您也许知道成昆铁路，攀枝花钢铁集团，酒泉航天中心，西昌航天中心，葛洲坝水电站和中国第二汽车厂这些中国响当当的企事业单位名字。这些，都是三线建设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
　　也许您不知道三线建设，但是您也许看过《青红》，看过《我11》，看过《山楂树之恋》。这三部电影的背景，就是三线建设。其中《青红》和《我11》的编导王小帅，出生5个月后随父母从上海搬迁到位于贵阳的三线建设企业的贵阳光学仪器厂。他在那里长大，俗称三线二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线建设，是一个激动人心而又一度神秘的话题。从1964年到20世纪80年代，成千上万的建设者，包括工人、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从中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内地大西北、大西南的丛山峡谷之中，苦战十余年，进行了一场鲜为人知但规模极其浩大的建设。
　　在备战的要求和“文革”的冲击下，三线建设的历程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影响深远，犹如一场激烈的战争。最后，在三线地区拔地而起了1100多个星罗棋布的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它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
　　三线建设，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西部建设战略，凝聚了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及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和罗瑞卿等中央领导人在当时复杂形势下的战略思考和筹划。
　　三线建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随着邓小平等几代中央领导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与时俱进的开拓与探索，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线建设转入以“军转民”为中心的调整改造、发挥效益的再创业阶段。
　　通过对三线建设今生前世的回顾和反思，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与世界霸权主义的较量中，直接或间接地打赢了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大斗争，同时取得了开发西部的重大经济成就。

宋平谈三线建设及工业布局

作者：武力　陈东林　郑有贵、段娟　字数：3393

　　宋平简介
　　宋平，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1917年生于山东省莒县。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2月至1970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局计划委员会主任、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武力：我们研究三线建设主要开展两方面工作，第一抓紧抢救历史资料，第二在有关的档案、实地考察、口述史资料的基础之上搞一些研究项目。我们寻访了参与三线建设的同志，请他们回忆当年亲历三线建设作口述史。您是三线建设的亲历者，采访您了解更多的珍贵历史资料。
　　宋平：我今年95岁了，有些事情记不住，讲得不一定准确，我的回忆供你们参考。
　　郑有贵：三线建设是我们国家的一笔财富。现在需要对三线建设有个历史的评价，想听听您的意见。
　　宋平：1952年学苏联搞建设，搞全国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当时国民党留下的是个烂摊子，起码的统计资料都没有。全国成立六个大区，各大区都布置自己的经济建设。东北全境解放最早，现代工业比较集中。东北局成立最早，经济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形成了一个局面。所以，全国统一货币的时候，内地都用人民币，唯有东北的货币暂时保留。为什么会保留东北的货币？毛主席讲，全国打仗，内战还没有结束，发行的货币，通货膨胀很厉害。东北全境解放，搞经济建设，有自己的货币，不受内战干扰，经济发展比较快。毛主席访问苏联回国，在东北局讲，东北出机器，出干部，对全国做贡献。那时，解放战争还没结束，加上后来又有朝鲜战争，台湾还在挑衅，所以沿海准备打仗，不搞大的建设。上海那一带很冷落，失业下岗的人很多。中央也赞成把一些企业移到内地去。我和谷牧两人到上海去搞搬迁，能搬的就搬到内地，工人也要随厂迁移，主要到陕西、宁夏、甘肃、青海。那时上海经济萧条，能搬得动的企业都搬过去。其实上海能搬的就是轻纺工业，再有是服务业，如理发馆、餐馆，主要把一些人搬过去。各种工人到内地都成了宝贝。从上海搬去的理发师在宾馆、饭店都成了骨干，成了高级的手艺人，厨师、裁缝也去了不少。上海那时很冷落的，我记得上街做件衣服，因为店里没有活，裁缝师傅说当天就能做好，这在北京是办不到的。
　　我看三线建设实际上是解决了工业的布局问题，大搬迁是发展内地最快的办法。后来全国都要搞建设，要发展，情况有变化，大家开始搞规划，全国一盘棋。中国地方大，各个大区要发展，也要搞自己的建设，但经济基础差别很大，华东可能比华北好一点，像西部地区更困难了。后来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要修成昆铁路。这样就把一线，东北、沿海最好的工厂，特别是“独生子”（只此一家的），搬到内地去。那时，中央一个号召，要什么给什么，要哪个厂就给哪个厂，要什么人给什么人，大家都觉得参加三线建设很光荣，没什么计较。所以三线的搬迁加快了西部的发展。因为搞三线不单是军工，原来想的是搞军工，但军工也要配套的，像钢厂、机械厂，配套的企业也要搬去，最好的设备移到那里。所以好多重点企业都搬到西部，搬到四川、贵州这一带，形成了新的工业布局。小平同志也到西北去看过，他一看，西北就靠着蒙古，很多地方算不上三线。当时抚顺、本溪的钢厂都搬去了西部，设计院也搬过去了。把最好的搬过去，西部就有了基础。修铁路、公路，搞建设，配套的东西多，一批批干部都到那里去，有些企业把最好的工人都调去了。像酒钢，冶金工业部马万水采矿先进集体也调到酒钢去，各部门把自己的主力调到那里。没有三线建设，要搬过去很难，尤其到西北、西南，那些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
　　武力：1964、1965年，北京、天津搬了一大批，后来“文革”期间又搬了一批，改革开放后国家还进行了很多项目改造。
　　宋平：三线建设的号召作用很大。搬了多少厂我记不清楚了，相当多。一开始叫大三线，后来陶铸同志说，我们广东也很大，我们也有山区，我们是不是搞个小三线。毛主席讲，小三线也很好呀，将来各自为战嘛，打游击没有枪支弹药怎么行，所以各省在山区靠后的地方布置小三线。小三线也搞得不少，广东、上海、河北都有自己的小三线。
　　陈东林、武力：现在，有不少人研究甘肃的三线建设，基本看法认为，从现在的发展来看，甘肃三线建设布局是比较科学的，不是乱上的。前几天去酒泉、玉门，城市建设非常快。酒钢发展就是靠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
　　宋平：这个基础很重要，有基础发展就快。开始创业，平地起家，没有现成的设备、机器、人才，很难。当年的布局也有一些经验教训。不是搬到三线靠后了就觉得安全了，还不行。提出“山、散、洞”，靠山、分散、进洞。我当时一看就说，工厂进山反而不隐蔽了，在城镇里是看不清楚的。但到山上去，没有人烟，一切都摆在上面，就暴露了。真正的隐蔽是分散在中小城市里。我到陕西南部的洞里去看过，洞里很潮湿，通风都有很大的困难，所以要汲取“山、散、洞”的经验教训。关于分散，我到了湖北的第二汽车厂，从汉中沿着汉江分布，企业布局拉那么长。现在的汽车厂，厂子都很集中，生产线都连着。
　　陈东林：当时这些问题向上面反映了吧？
　　宋平：适当分散是对的，但是太分散了不行。交通不方便，那发展就很困难。大分散，小集中，分散还是需要的，但是没有集中不行。工厂需要供水、供气、装备，生产线都很集中。进山进洞带来很多问题，后遗症很多，以后都做了很大调整。
　　武力：形成不了规模经济，不配套不行。职工生活怎么样？
　　宋平：那时企业条件也差，生活设施跟不上，职工吃苦还都不叫苦。
　　武力：甘肃有一个核工厂说每半个月从兰州那边用汽车拉菜过来。
　　宋平：那是保障单位。我当时下去的时候就到他们那里吃过饭，特别保障的就是这些重要的国防厂子。三年困难的时候，酒钢自己到新疆去拉粮，汽车能拉多少呢？三线建设时期修成昆铁路，6公里长的隧洞，火车到站后车头在车站，车身还在洞里，没有平地呀，只好修铁路桥。但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下马。
　　三线建设的历史是在当时的条件、当时的认识下形成的，所以要不断地调整，这都是付出过代价的。那时，投资很困难，搞建设没有钱。外汇很困难，咱们出口产品换外汇的就是轻工业和农副业产品，还有点侨汇。50年代末我到美国去，看百货公司有没有中国的产品，写有“MADE　IN　CHINA”的衬衣是台湾产的，不是大陆的，大陆的就是装面包的草篮子。没有东西出口，所以外汇奇缺。八十年代我在计委工作时，国家积累了100多亿美元。有人说你攒这么多钱干什么？咱们不会花，分到各省去吧。我说宝钢要进口设备，又是冷轧，又是热轧，都签了合同的，那都是花外汇的。那时外汇就是进口大轧机、大化肥设备要用的。
　　武力：一些历史事实和评价问题请您帮着把握一下。
　　宋平：现在大城市交通拥堵很不方便，我觉得要用三线建设搬迁的经验。大城市要瘦身。搬些工厂出去之后才能瘦身。现在首钢搬出去发展了，北京也发展了。搬迁是调整结构最好的办法。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太大了，2000多万人，交通拥堵，地价又高，没必要什么都挤在大城市。国外就没有很多特大城市，美国很多大企业都在小城市。现代化的办公不需要集中在一起，先进企业摆在哪里都行。搬到中小城市不影响你的业务，有了电脑、网络、电话、手机，通讯交往都很方便。办公大楼盖在哪里都可以。大城市要瘦身，我觉得要借鉴三线搬迁的经验。一个厂在大城市好像觉得不起眼，占了地方，技术含量也不高，搬到其他地方就成了宝贝。搬去后，当地不仅有了工业，还带动了服务业，也解决了就业，配套了。三线建设搬迁后，上海起来了，东北也起来了。进入信息化时代，很多东西都变了。不过现在还是工业化时代，搞信息化，没有工业化的基础不行，要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搞信息化。
　　郑有贵：研究三线建设，您看要把握什么原则？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应该注意什么？
　　宋平：最重要一个是三线建设开创了工业新的布局。三线地区靠自己发展会很慢，三线建设搬去一些工厂后，人才有了，设备也有了。改变工业布局，以前光讲，没有应对措施。像西部地区生产能力很有限，迁去一些企业后，很快就有了变化。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所副所长；郑有贵、段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所研究员）

50年后的回眸　三线建设的决策与价值

作者：陈东林　字数：2738

　　三线建设，是1964年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决策下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战略。国家共投入2052亿元的资金和几百万人力，历时15年之久，在三线地区和一二线地区腹地，建设起了以国防工业、基础工业为主的近2000个大中型工厂、铁路、水电站、科研院所等基础设施。三线建设规模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战略的空前壮举。
　　所谓三线地区，是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区的中西部地区。一线地区是指东部沿海和边疆省区。处于二者之间的缓冲地带则被称作二线地区。
　　虽然过去了50年，但由于三线建设主要是国防工业，处于深山僻野的保密状态，仍然不被大多数人所知晓。甚至参加过三线建设的人们，也常常疑惑地自问：我们去建设是为了什么？值得不值得？50年过去，是揭开这一系列谜底的时候了。

　　为什么要搞三线建设？
　　50年前的1964年，初夏的5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了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严肃地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钢铁基地）就解决问题了。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工业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毛泽东所说的“屁股”，是指基础工业。他的担心，是针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简称“三五”计划）的部署。“三五”计划本来中心任务是放在搞好农业和轻工业，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因此被称为“吃穿用”计划。而对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投资有所减少。毛泽东起初也是同意的。但是，国际形势的严峻，使他越来越感到不安。
　　4月25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写出一份报告，报送毛泽东。报告提出：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我们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例如工业过于集中，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及附近，一旦发生战争，交通可能陷入瘫痪。
　　毛泽东看完报告后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要有根据地，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中央常委们一致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修改“三五”计划，把“抓吃穿用”和三线建设结合起来。
　　8月2日夜里，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美国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中越边境地区也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6日清晨6点，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指他原准备骑马沿黄河考察综合利用问题的计划）得重新考虑。”8月12日，毛泽东将总参谋部作战部的报告退回给总参谋长罗瑞卿，并急切地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30日，邓小平批示将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研究后提出的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印发。报告建议：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2、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迁移一部分到三线。4、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5、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阵阵袭来的战争阴云，使祖国广袤的西部地区，通过三线建设的特殊方式，第一次在国家计划中占有空前的重要位置。“吃穿用”结合三线建设的“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再度发生变化，“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终于确立。

　　国际形势真的很险恶吗？
　　经过了十几年，三线建设完成的主要项目有：四川、云南交界的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湘黔、襄渝、南疆、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阳安、京原、焦枝、枝柳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贵州六盘水煤炭钢铁基地和航空工业基地；重庆至万县长江沿岸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酒泉的导弹基地和钢铁基地；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湖北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秦岭火力发电厂、乌江渡水电站；渭北煤炭基地；湖北江汉油田、陕甘宁地区长庆油田、河南油田；四川西昌航天发射基地；江西直升机基地；豫西鄂西湘西兵器工业基地；云南的船舶工业基地等等。
　　长期以来，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的争论一直存在，一个焦点就是，当时是否真的有战争爆发的可能？
　　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已满30年，由于美国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其中一部分终于被曝光解密，证实1964年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且不仅仅是设想而是变成了具体实施方案。
　　1963年4月，通过卫星和U…2高空侦察机侦察，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十分惊恐。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1963年9月，蒋经国到美国，商谈使用空降兵部队打击中国核设施问题。
　　1964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又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的绝密报告。报告认为：必须采取“相对沉重”（即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空投一支100人的破坏小组能够制服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