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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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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进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攻读博士学位，艾尔曼正在历史系任教。一开学，我就选了他讲授的“中国思想文化史”课。艾尔曼教授个子不高却很精神，一头黑发，有点不苟言笑。起初由于英语水平太低，同学们热烈讨论时，我只能袖手旁观，插不上嘴。艾尔曼对我这个“哑巴”学生很冷淡。不过，他在这门课上指定阅读的经典著作内容，都是我在国内时就很熟悉的。因此，在写读书报告时，我每每能连蒙带猜地把书中的重点抓得很准。尤其是对艾尔曼本人的两本专著《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和《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我的理解要比一般同学深刻。他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同于美国传统汉学家，不是仅仅从内在理路出发看思想的变迁，也不是把思想史局限在政治史框架内，而是倡导“语境化”研究，强调思想史的社会根源和本土背景，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研究。
本杰明·艾尔曼
此外，艾尔曼反对以往那种以今度古的“现代化叙事模式”，主张从发端开始，在历史本身的脉络里探寻思想发展的轨迹。他的这些观点正是我以前经常在思考、但还不能用学术语言系统表达出来的，所以对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后来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深受艾尔曼的影响，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放在一定社会环境下进行论述。
第二学年，我又选修了艾尔曼教授的“中国科举文化史”课程。他把科举制度看成是统治者用来规训士人的权力工具，是生产主流学术的源泉。那个时代，可以说每个士大夫头脑里的思想框架都是由科举考试的内容所搭的。所以研究科举制度是研究思想史的深入。他的这些观点令我耳目一新。我在国内读硕士研究生时是专攻隋唐社会文化史的，自以为对科举制度的研究用力颇深。其实，以前国内学界对科举制度的所谓研究，或是说科举的进步意义，或是说科举束缚士人的思想，来来去去都是空泛的议论。当艾尔曼具体描述清代科举考试的考场建筑结构和场规、试卷以及命题、阅卷、录取等细节时，对我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以前有美国教授说中国的历史学谈不上是科学，充其量只能算“前科学”，我还有点不服气。面对艾尔曼这样的西方史学家，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历史细节的研究，我就不得不服气了。
看过我的多份读书报告之后，艾尔曼教授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不仅给我的作业打高分，课堂上也经常点名让我发言。第二学年的某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是研究文化史的，为什么要跟着黄宗智？”言下之意是希望我转为他指导的研究生。我听了他的话有点突兀，不知说什么好。原先以为办公室政治只存在于中国的大学，在美国两年已经知道那是普世性的社会现象。在我们系里教中国史的3位教授分成两派：黄宗智及夫人是一派，艾尔曼又是一派，几乎势不两立。当时除了美国学生之外，黄宗智门下几乎都是大陆留学生，艾尔曼门下则是清一色的台湾留学生，包括现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的祝平一和吕妙芬。双方几乎很少往来。艾尔曼教授对我算是另眼相看了。然而，在当时环境下，我很难改换门庭，毕竟黄宗智曾帮我渡过了难关。我思想斗争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没有给艾尔曼教授任何答复。有时候也会这样想：如果当年跟随艾尔曼读完博士学位，也许人生道路又很不一样了。
这几年，看到艾尔曼教授经常来中国讲学的消息，而且他在中国学界越来越活跃。去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老同学陈兼在我家聊天时说：艾尔曼教授还常提起你。其实，我何尝不想再见见我的这位美国老师呢。
被消费的边疆
作者：曾琳 字数：3491
4月26日，著名作家阿来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发表了“文学的边疆地带”的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摘录。
萨义德是巴勒斯坦人，他是土著民族家庭出身，而且是基督徒。他发明了一个概念，叫“东方主义”，用来形容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一种负面意思。大意是说，西方知识、制度和政治、经济政策中，长期积累的那种将东方假设并建构成异质的、分裂的他者，所以东方被认为是西方的对立面，是他们的反面。他们一定要跟我们不一样，对东方总是一个他者的建构。
萨义德说，“东方主义”有两个特色，他们在描述东方的时候，第一是敌视，就是专注于他者的威胁性和可恨性。比如说他们可能是暴君、野蛮人、恐怖主义，尤其东方男性成为堕落、无耻而且无能的象征。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妖魔化。第二是出于一种善意，把东方看成异域，异域就一定有吸引力的一面。东方有什么东西吸引西方人呢？闺房。因为常说东方人，包括中国人，漂亮的女子都养在家里，不让出门。所以他们对东方，对中国的后院、后宫有一个巨大的想象，但他们希望是男性来扮演一个征服的角色。
今天，我们对我们的边疆，无论是文学、新闻、社会传言，对一个国家领土之内的边疆地带，边疆地带滋养的人，边疆地带所存在的社会，又是怎么看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昨天在机场，我看到跟我们的边疆地带有关的消息，特别对应这种“东方主义”。
一条消息，深圳有个小区，贴出了一个告示说大家要小心，附近要来两百多个新疆人，大概是要去工厂打工，大家要提高警惕……有物管盖的章。宪法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平等的国家，但在我们的小区里仍然出现由某个单位盖章的违反宪法的公然进行煽动种族歧视的行为。这就是“东方主义”讲的敌视，敌视背后还有一层歧视。
今天不但西方人对东方有“东方主义”，中国社会的内部，也分出等级。有一些是多数，有一些是少数，有一些是文明的发达的，有一些野蛮的落后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了内部的差异，内部的差异就有内部的“东方主义”。多数来看少数，中心来看边疆，所以产生中国的“东方主义”。我们不能按照边疆一带的社会现实跟社会人生本来的面貌去看待他们，不能从现实的、科学的、客观的角度去观察这个社会，而是听从那些未经考证的、未经详细体验的、未经仔细调查分析的偏见。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边疆地带的认知，被某种想象所遮蔽。尤其在今天，我们城里有文化、有消费水平的人，要去新疆去西藏，去看稀奇。我们今天的人没有能力像过去的人那样，通过自己去发现世界，而是通过媒体给我们转述这个世界，现在的媒体可以把社会的部分景观变成影像，呈现在世人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一种“奇观社会”里了。“奇观社会”就是我们看新闻，平心而论，大家看马航事件，是不是真为那些死去的人心疼？你看马航失踪的消息跟看文章出轨的消息，给你自己带来的影响，有差别么？我想，如果说有差别，那也是很少的。新闻成了社会景观，成了消费物品。所以今天我们不再喊马航失联，因为有一个更暴力的韩国沉船，我们马上就把那些事情忘记了。
边疆地带这些年在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成为一个被消费的对象。怎么被消费呢？因为它是旅游目的地，大家到那儿去看什么东西呢？当然就要看别处没有的、它那儿相对完整的自然风光。另外，我们还要看人。但我们不是看任意的人，这些人在旅游的概念中，也是属于景观的一部分。我们把它当成一种奇风异俗来看，想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今天的西藏，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已经不是一个名词。本来西藏是一个名词，任何一个名词都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背后有实实在在的内容，但我们进入西藏的人并不想特别了解它，我们把它形容词化了。什么叫形容词化？其实跟“东方主义”有关系。我们去西藏就为了看我们生活当中没有的东西。
萨义德说过一句话，说西方把东方建构为它的反面。西藏在中国都市人的生活当中，也形成了一种反义词。假如我们认为我们是文明的，那它就是蛮荒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太物质化的，那它就是精神的。所以去西藏的人回来，看到西藏老百姓在那样的特殊自然环境中，艰难求生、生产生活的场景，看见喇嘛，看见磕墙头的人，（觉得）哎哟西藏人真棒，虔诚向佛。我们把它想象成一种我们生活的反义词，我把它叫作形容词化。我们不了解它，早期我们觉得西藏人有那么多优美的歌、雪山、青草，还有美丽的姑娘。姑娘都很傻，等着你来，没完没了地笑，那个歌就是这样唱的。这是一种浪漫化。但突然间发生“3·14”了，烧房子了、打人了、跟警察作对了。
去年我去旅游，很多时尚青年从丽江骑车到拉萨，路上自行车塞车，人多到这种程度。我相信他们的行为都是很好的，但这些人到了那样一个环境中，又会变成另外一种（状态）。骑行本身没什么错，我觉得中国人少了一点探险精神，强健身体挺好。但他们突然开始不守规矩了，好像一旦到了民族地区，就不再需要平常那些行为约束。
路上有雪山，要从海拔两千米的地方骑行到大概海拔五千米的地方，所以那些骑自行车的人，一般都得在半山住一晚，基本就是住在当地藏民的家里。有一次我到当地人的家里，我也是游客。哎哟他说你这个人真好，我说怎么？他说第一，你进来，天气很热，你没有把膀子给脱光。第二，大家知道，今天年轻人的字不好，我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算字不好的，但在今天的大部分年轻人面前我觉得我字写得真好。中国古代有传统啊，到处要有个诗情画意，要题字，要吟诗。我拍了几张照片，心里很难过，全部是“到此一游”，那个字歪瓜裂枣不说，到此一游也罢，他们甚至到天花板上去写，因为那个房子周围已经写满了。就这么在意一定要在那儿留下点什么。而且有些话说得没有边际，又征服了什么呀，这个那个的。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如果在城里，跟贴小广告是一样的。而且在网上有反例，我们很多人说你看，有个中国人在埃及神庙上题了个字，丧失了我们的国格。那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写了这么多乌七八糟的话没人在网上说，难道在我们国家内部，在一个我们认为比我们原始落后的地方就可以这么干？
还有就是年轻人有一种叫穷游，大家比赛，说我们从丽江出发到拉萨，谁用最少的钱。然后到人家家里就哭穷——其实他只收10块钱，说10块钱你就不收我的了，因为他要比赛。那老头就说行吧，那就不收吧。早上出发前又问人家，说你是不是能给我弄点吃的啊，弄一般的也不行，你得给我弄酥油茶吧，那当然给他弄酥油茶。最气人的是，还发微博，“又遇到一个傻x。”当地人现在也玩（微博），看到了，他孙子就要追上山把这个人揍一顿。
西藏拉萨，哲蚌寺举行展佛仪式，游客围观巨幅释迦牟尼佛像
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在建构自己的形象。我相信这些人都是有修养的，因为他们留下来的都是某某大学几几级。为什么我们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就觉得可以不遵守我们在原来那个社会中愿意遵守的道德。我们做一个游客，进入当地的时候，能不能少一点关于“东方主义”的想象？
有时候政府在鼓励把当地的民俗景观化，甚至为了满足外地的游客，不惜创造一些没有的文化景观。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云南过去那个藏区叫中甸。后来政府为了旅游，把它改名叫香格里拉，今天藏民很多地方为了证明自己有旅游价值，也说我这儿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还在争。这太荒唐了。这也是特别没有文化主张，只有功利驱动、GDP驱动的结果。大家知道香格里拉这个词从哪来么？一个外国人的书，叫《消失的地平线》，一本外国三流、四流的小说。上个世纪末，云南曾就这本书成立一个课题研究小组，怎样证明这里就是香格里拉。后来成功了，然后把这个地方改名叫香格里拉，《消失的地平线》里那个世外桃源就在这里，你们来消费。
你给游客构建了这样一个虚幻的想象，你说我们这儿如此美好，但我们在电视机中，我们在网上看到，导游又宰客了。你不是香格里拉么？当我们基于西方病态的“东方主义”想象构建一个虚幻的东西，最后真能呈现出来倒也好，但你制造不出来。所以我们这样虚假的一种文化建构，浪漫化的、“东方主义”描述的边疆，最后的结果，是造成了我们跟当地老百姓那种亲密无间、互相了解呢？还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落差和失望而造成对立呢？
失去父亲的孩子叫男人
作者：罗纪军 字数：1849
父亲查出患上肺癌，是在母亲因肺癌手术康复后的第二年。因为母亲术后效果明显，所以父亲也毫不犹豫地在同一家医院选择同一位医生在同一个日子做了肺切除手术，熟识的护士们也常拿这件事善意地和他们开开玩笑，说老两口太恩爱了，连病都生在同一个部位。
父亲术后效果并不乐观，3个月后发现癌细胞有转移迹象，腿脚开始行走不便，于是我们把父亲接回厂医院进行康复治疗，一方面是怕刚病愈的母亲两头跑起来过于辛劳，另一方面也很现实，父亲数天天的日子一天天地来了。
父亲开始变了，平日里豁达开朗的他开始变得任性起来，整天不下床、赌气不吃饭这些本属于小孩子的毛病在他身上滋长。有天晚上妈妈悄悄告诉我，爸爸在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变得很爱哭，就像一块拧不干的抹布。妈妈说每次问他原因，他都无语。父亲的眼泪让我很难受，因为当过兵的他小时候打我都不准我哭，说好哭的男人就是一块拧不干的抹布。
3月的一天爸爸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每天都想见我和妹妹，而且还说，给他请一位男性护工陪床，他觉得妈妈太啰嗦，烦人……
这真是个好的开始，不陪床的母亲有了充足睡眠气色明显好了，而每天从城市另一头赶回家的我和妹妹天天和爸妈在病房小聚，就像小时候兄妹俩天天放学回家等着吃饭一样，只不过现在是父母在等我们。妈妈送我回城时说，爸爸现在不哭了，还是不说话，整天不下床，赌气不吃饭。
妈妈又开始和爸爸生气，渐渐地，天天回家从美好的约定变成负累，特别是进入5月天气渐热，每天下班后两个小时车程，回家的路变得有些漫长。而父亲又开始哭了，每次哭的理由却令人哭笑不得，比如我们迟到，妈妈喂他喝的水没放糖，或者外甥女今天没叫外公，或者老战友来看他……只是陪床的老胡有天跟妈妈说，老罗这个人好奇怪，每天晚上疼醒，整夜睡不着，汗如雨下，他为何不哭呢？
久病床前无孝子，在那年6月底，连续3个月风雨无阻每天回家的我开始想起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结果是写好的，早一天来对爸爸、对我们大家是不是都是解脱呢？我为我这一时的邪念羞愧，毕竟我是儿子。
父亲好像心领神会，那年7月的第一天，他毫无征兆，一睡就再也没醒过来，看着在床前哭得死去活来的母亲，看着忙着烧断气纸钱的叔叔阿姨们，我如一介木偶，被他们牵着下跪、磕头、披麻、戴孝……为父亲守灵，我和妹妹陪着两百多位亲友和同事打了两天两夜的麻将，父亲就躺在咫尺之遥的冰棺里，每一个时辰，我为他上一炷香。
最后的别离终于来临，按风俗，只允许作为长子的我送父亲进火炉，而且要在进去的最后时刻，解开妈妈系在他手上的一根红绳，这样就了无牵挂了。
两个小时后，从火炉中推出一具白骨，为了能放入方寸大的骨灰盒，我得拿小木槌将父亲敲碎，这时的父亲很脆弱，我敲得很心疼。父亲生前我从未抱过他，所以他死后我一直抱着他下葬，下葬前妈妈拿了一根针将我和妹妹的手指刺破，让鲜红的血滴在白色的父亲的身上，妈妈说，这样他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从为父亲张罗手术到为他下葬，整整一年，我没哭过一次，父亲下葬妈妈和妹妹都哭晕过去，我也没哭，那时父亲在我手中。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怀疑，我是个孝顺儿子吗？
父亲离开后，生活一如既往地继续着，好像他的缺失也没有带给我们太大的影响，中年丧父，大家已习以为常。
转眼又是一年的3月，那天清晨我从公交车上下来，正准备进电视台上班时，突然在前面的人群中发现了父亲的背影，1米6的个子、白色衬衣、花白头发、疾如风的脚步，一如当年他当侦察兵的骁勇，我一路追过去，他却越行越远，直到一个闪红灯的路口我赶上了，相隔3米我却不敢上前相认。我心里一直在默念，如果他回头，一定就是父亲了，因为我考上电视台做实习生的那一年，每次父亲来看我后都是在这个路口道别，每次都是在绿灯亮起的最后一刻他回头，掏出钱包，把他的零用钱200或者500全部给我，只留下回家的车票钱和买一盒红塔山的钱……
绿灯亮了，他没回头，转眼就消失在人海中，我终于意识到，我彻底没了父亲，我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像一块拧不干的抹布。
有父亲在，儿子永远是儿子，可以愤怒，可以报怨、可以真实，失去父亲的男孩就叫男人了，只能忍受，为了活所以装。
【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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