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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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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校党委开会，“书成同志（党委书记）强调中文系堡垒刘文典，历史系方国瑜必须突破。刘文典在中文系组负隅顽抗，大言不惭地说：‘我是权威是你们捧出来的，在我面前上一炷香嘛！我不死谁敢教杜诗，即算能教也拿不了我这样多的薪水’。”（一级教授月薪350元，相当于国家部长级别待遇） 4月10日，在系主任会议研究学校教改如何转入争论阶段时，“中文系反映刘文典对大字报相应不理，他说：‘古今中外了解老子最深的是老子自己，之外，就算我刘文典了’。”在先生逝世后的8月11日，杨黎原副校长在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时还提到在交心运动中，“刘文典说‘刘文典之所以成为刘文典就是因为我这一套，把它破了，我还能成为刘文典’”。
为攻下刘文典这一“顽固堡垒”，按校党委安排分别多次在中文系和历史系教师及学生代表以及校内各民主党派联合等批判会上，对先生的“反动权威思想”展开猛烈批判。4月4日，在校内各民主党派联合整风会上，首先由张德光转达了校党委的意图，安排刘文典先生在会上作检查。刘文典先生的检查要点无外乎以下三点：1。给自己戴上一顶空无内容的个人主义帽子。“我是极端个人主义。初烧时我认为自己是个大财主，仓库里东西很多，再烧就感到烧空了，空虚得很”；2。批评自己有迷信思想。“我与张为骐（中文系教授，刘文典的学生，对刘文典先生十分崇敬）有共同语言，我也看佛经，我说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抬出宪法来就不对了”；3。我不自杀，你们批不死我。“我悲观厌世，但我不自杀。我就一种自杀法，吹烟慢慢自杀。”（先生在解放前有吸鸦片烟的嗜好，并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特许）先生的检查显然“避重就轻”，表露出对其批判漫不经心。
4月20日，在校内各民主党派整风会上，再次由文史两系教师联合揭批刘文典先生。众所周知高校民主党派成员由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其中老教师比例占大多数，历次运动中多数人或轻或重均受到冲击。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揭批刘文典先生时，他们用词之激烈前所未有。九三学社成员方国瑜老教授揭发说：“刘老师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丑恶的，解放前姜亮夫当文学院院长，请刘先生校补《慈恩法师传》，预支稿费五万元，相当教授一年工资。刘先生贪得务多，又向熊庆来（校长）敲诈稿费。熊找我四次，叫把西南文化研究室印书用纸四十令卖了给刘文典。我不同意，熊说：‘刘文典逼账如逼命，你救救我的命吧。’不得已，我同意借一部份纸给学校救熊的命。刘先生收到钱后交稿了，我吃了一惊，原来是个骗局，刘先生只在书上加了几条眉批，就算著作了。简直是贪污，太恶劣了。思想改造时，刘先生还污蔑我贪污了四十令纸，真无耻。”5月2日，“上午党支部研究教改工作，本周与中文系配合两次批评刘文典。下午文史两系教师及中文系学生代表听刘文典自我检查。”刘文典先生在经历无数次会议批判后，似乎已是身心疲惫，一反常态，首次在当天会上违心低头“认错”，甚至人云亦云被迫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其“检查”说：“一个多月来大家帮助我，最初我很抵触，后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大家都是为我好，昨天到观礼台（五一节游行观礼）我没有勇气看工农代表，他们对社会主义有贡献，只有我刘文典除了思想上一包臭脓血外，没有一点贡献……我怀念的是旧社会制度，蒋介石时代那个政治、经济社会。蒋介石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安庆（安徽大学旧址）时他把我关起来，照人情我痛恨他，他是流氓出身我看不起他，他60岁时卢汉（云南省主席）叫我替他做寿序，其实是贺寿……可见我无耻到什么程度。……孙××教授说共产党杀人有四种法子，我相信。1950年抗美援朝我作过国变诗。我认为帮兄弟国家的忙，应有个限制，打起来建设不成了。我抵触的事还多。如开会太多了，填表太多了。……我主观唯心论总是太多，学生提意见的方向总是对的，我只有彻底革自己又臭又脏的旧命。……我的问题最严重，我需要改造，我在茅厕里蹲久了，闻不到臭味……中文系宗派我应负全责，别人依仗我他才敢搞的。在九三我也起了很坏的作用，秦瓒争九三主委我和他一唱一和，我是赞成他。反右中，对秦瓒我做了逃兵（未揭批秦瓒）。……我在上海租界一带长大，都喜欢古今中外一切黄色的东西，生活作风坏至极点，我很下流的想法是对待女艺人（先生酷爱京剧）……台上小生画画我不要，花旦画个画我就要……我对教学是庸俗观点，我说你们（共产党）既要古典文学，就要借重我，这与右派份子三顾茅庐礼贤下士有何区别。其实我掌握的材料也只一点点，向党讨价还价这种想法卑劣不堪。我以不备课自豪，我备了40年的课嘛？后来备了，目的是讲别人讲不出来的东西。……我是为自己教书，我没有管着学生。讲浅了怕人笑我，我只面对自己完全是政治立场观点不对。我对社会主义教育不热爱。我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丝毫不知道，看一点也是断章取义，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现在我感到自己非常空，我全错了。破是破了，立什么呢！”
6月11日晚，在党委研究运动的会上，李书成书记作了十点讲话，其中第七点指出：“要掌握分寸，思想行动上必须一致，挑出重点必须有代表性……刘文典必须反复批判。”6月15日党委会上，李书成书记在安排各系各部门作运动小结中谈道：“重点批判，国宝专权孤立了，承认了反动立场思想，威风打垮了，刘文典、方国瑜两个堡垒垮了。”到此，对刘文典先生的批判总算告一段落。
“堡垒”攻克下来了，刘文典的生命随之也走到了尽头。1958年7月14日深夜先生在家突感头痛，不一会儿昏迷不省人事，云大校医及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专家及时赶到，诊断先生系脑溢血抢救无效，于7月15日下午5时过世。张德光在当天日记中记道：“杨副校长通知与刘尧民研究刘文典后事。刘太太坚持不火化，要装棺运回安徽去，狐死首丘恐办不到。”“狐死首丘”一语，意为远出的狐狸，临死时还面朝故土首丘。一代国学大师忽然逝去，在当时“左”的政治环境中，头几天云大党委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为恰当。既没有发讣告，也没作追悼会安排。直到全国政协接先生夫人张秋华女士电报后，给云南大学发来唁电对先生逝世表示慰问（先生为全国政协委员）。云大党委才急忙和省政协、省九三学社云南分社筹委会（先生为筹委会委员）共同协商，于7月23日由三家联合在云大大礼堂为先生举办追悼会。追悼会自始至终简单冷清，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到会者仅100多人。云大党委书记和校长未参加，仅派杨黎原副校长到追悼会场。中文系未送花圈，系主任也未参加追悼会。追悼会由省政协副主席白小松先生（曾任云南大学教授）致简短悼词后草草收场。
1960年6月22日张为骐教授谈及此事还愤愤不平地对张德光说：“交心运动中把刘文典一棍子打死，把人整死了还不罢休。叔雅先生追悼会，中文系居然不送花圈，历史系送了花圈，因为你是系主任嘛。”1962年8月24日，张德光与周新民（民盟元老，代表民盟中央到民盟云南省委视察）在昆明白鱼口疗养院散步时，周新民谈道：“你知道刘文典在云大的情况吗？交心运动对他批判过火，那么大年纪，而且又有病也不照顾一下。死了对他很冷淡，他爱人回到安徽生活有困难，这些事传出去很不好。其实刘文典这个人很有风格，在安徽时蒋介石拍桌子骂他，他也拍桌子，这就很难得……”刘文典先生之独子刘平章先生与本文作者可称世交兄弟。一次平章先生悲愤地对我说：“老弟，父亲去世我从重庆工学院（先生为该院教师）赶回来办理父亲丧事才知，在4月份一次批判会后父亲在回家路上吐了几口血，吴进仁（中文系教师，先生的得意弟子）陪父亲到医院检查，确诊患肺癌晚期。父亲再三叮嘱吴进仁不要告诉学校，也不要告诉母亲和我。我不知父亲当时是怎么想的，如他把病情告诉学校完全可住院治疗，也可暂时回避对他的无情批判。一向刚强固执的父亲，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为什么拒绝治病呢？又为什么平生第一次违心忍辱地作自我批判呢？我想，父亲已饱尝政治斗争的无情和人性的冷漠，已对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再抱任何希望。当一个老人的命运走到如此可悲的境地，面对那些是是非非的批判及人格的侮辱不免心灰意冷，否则他绝不会在检查中忍辱自污，也不会在病危之际讳疾忌医并向学校和家人隐瞒病情。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精神上受到无情打击必会引发脑溢血加速了他的死亡。”
（作者为云南民族大学退休教授）
（责任编辑洪振快）
徐铸成当卧底
作者：贺越明 字数：4434
在1957年夏季展开的反右斗争中，毛泽东亲自撰写、改定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先后以《人民日报》“本报编辑部”和“社论”的名义发表，时任上海《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徐铸成在劫难逃，再三检讨仍未过关，很快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报社职务撤掉，全国人大代表除名，随后与其他被划为“右派”的文教界人士一起，先去郊县农村劳动，后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结束后安排至出版局工作。因他这一阶段多次汇报学习和改造的心得，被视为进步明显，于1959年9月底摘掉了“右派”帽子，是那场政治运动中落难后首批获此“殊荣”的人之一。可见，比起其他同入另册而尚未解脱者，他获得了较多的肯定和信任。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又使他此后几年除了日常的图书审读之外，还承担了一项鲜为人知的特殊工作。关于这项工作的前后经过，徐铸成在上世纪80年代“右派”问题改正后所写的自传以及其他回忆文字中，从未有一语涉及。若非北京三联书店于2012年10月出版了《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在那些文革时期被迫写下的交代材料中时现时隐，他的这一独特经历很可能湮没无闻。
“运动档案汇编”中最早披露这项特殊工作的文字，是徐铸成写于1968年2月7日的《交代我的社会关系》，首先说明他在“反右”前来往较密切的友人有“大右派”沈志远、傅雷，“反动学术权威”李平心和赵超构等人，随即陈述了他受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干部江华指派去做其中几位“思想工作”的经过：“60年，我摘帽不久，江华就动员我去做一些‘高知’的所谓‘思想工作’，并且说：‘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能否打破顾虑，为党做些工作。’”“我问，‘像我这样一个犯过大罪的人，如何去做工作？’江华说：‘正因为你犯过错误，他们可能对你谈些真话。’”本来，徐铸成在“反右”以后自惭形秽，愧见故人，除了沈志远之外，与那些朋友大都不再来往，但因为江华布置了这项工作，只好带着任务登门拜访。
对于这项工作的目的和方式，江华有具体的指示：“这类工作的目的是两条，一是‘量量温度’，看他们头脑发热到什么程度；二是送送养（氧）气，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把对形势的体会以及改造的心得向他们谈谈。”针对徐铸成产生“后一点我没有把握，一定会讲错”的顾虑，江华说：“自己没有把握的就不讲，只听听他们的意见，如实反映，让我们另派人做工作。”徐铸成奉派去“量量温度”，只是整个工作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
如何开始第一步呢？江华问徐铸成“以前和哪些高级知识分子熟悉”，徐如上所述举出李平心等人，于是他就叫徐先去看李。徐铸成写道：“那时，李平心正在《光明日报》等大写文章，大发关于什么生产力自行增值论的谬论，我去找他谈过两次，以后，在周谷城的谬论遭到批判时，江华又叫我去看过李一次，每次谈话后，我都把交谈内容详细地写成书面送交统战部。”
据另一篇写于1969年1月22日的《交代我和李平心的关系》披露，或许是考虑到徐铸成初次从事这类工作，江华作了详细的指点：“你主要找李平心、傅东华二人好了”，“总的目的，是把他们的想法如实向党反映，以便党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他并指出，不要常去，可以隔几个月去一次，遇着国内外重大问题发生时去一次。”于是，“我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冬，先后到李平心家去过五六次，每次去前都告诉了江华或江所指定和我联系的同志，去见过李后，立即把谈话的经过（以对话的体裁）详细记录下来，第二天即送交江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再未去过。”徐铸成是记者出身，在上门访谈过后以对话体详细记录谈话内容，自属驾轻就熟之事，而史学家李平心极可能在茫然不觉中，被统战部通过老友掌握了思想动向尤其是对重大问题的看法。
徐铸成在文革期间的几次交代中说，按照江华的要求和布置，他以这种目的和方式接触的对象，还有翻译家傅东华、语言学家金兆梓、历史学家王造时和画家刘海粟等，而这些著名文化人不是“右派”分子，就是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他写道：“每次找他们谈话，是根据江华的指示，了解他们的哪些思想，谈后都写成详细的书面汇报交出去。除掉为完成‘任务’以外，我从未自动去找过这些人。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江华没有再派我去做任何人的‘工作’，我也没有和这些人再接触过。”之所以写下这些交代，徐铸成是为了辩白在“右派”摘帽后与这些朋友或熟人的来往纯系奉统战部干部之命，完成组织上交办的任务。否则，他们这些“文革”时进入“牛鬼蛇神”另册中人，如若被革命群众调查发现曾经相互来往的行迹，很容易就被扣上“私下串联”和“图谋不轨”的罪名。
此外，徐铸成上世纪60年代前期参加上海市政协学习时，与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的霍锡祥在一个小组。他在《交代我的社会关系》中写道：“江华有时也派我了解他对时事问题的看法，我和他谈后都写了书面汇报。”显然，解放后响应中共号召从香港回来的这位市政协委员，仍然是统战部门非常关注的对象。
徐铸成的这项特殊工作，对象不光是上海本地其所熟悉的高级知识分子，《交代我的社会关系》一文还说：“61年冬，江华还叫我和沈志远做过一批从北京出来视察的全国人大、政协委员的‘工作’，他们之中有大右派费孝通、浦熙修、宋云彬、潘光旦。江华指派沈志远找费和潘，叫我找浦和宋，并关照要请他们吃饭，和他们多谈谈，我就请浦熙修和宋云彬在文化俱乐部吃饭。以后，也把详细的谈话内容书面汇报。”浦熙修是著名女记者，原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在“反右”中被毛泽东的宏文讥刺为连接罗隆基与上海《文汇报》编辑部的“一位能干的女将”；宋云彬是文史学者，曾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与徐铸成属好友。
不过，江华向徐铸成交办的特殊工作并非都能顺利完成。比如，《交代我的社会关系》一文也写了吃闭门羹的事例：“傅雷是反右斗争初期我在北京交代时首先揭发他的反党罪行的，他对我一直怀恨。60年，统战部的江华一再要我去看他，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刚进他家的门，就被傅雷的老婆推了出来，说傅生病，不能见人。”还有一位是《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徐铸成在另一篇《交代与一些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学者”、“权威”的交往关系》中说，与他“过去气味相投，常在一起应酬喝酒。57年后从无来往，只在见面时彼此问问好而已。统战部领导60年前后曾希望我做些他的工作，我说明困难，没有做”。有些什么困难呢？徐的交代材料没有说明，但似乎不难揣测。赵超构在“反右”期间检讨一番即过了关，不但没有被划成“右派”，而且在1957年6月和9月、1958年1月三次获得毛泽东的小范围接见，晤谈甚洽。令人不解的是，对被毛泽东称为“我的老朋友”的赵超构，江华同样要设法了解其内心思想，真有点草木皆兵，多此一举！何况，赵出言一向谨慎，紧跟形势，即使去交谈一番，也未必会有多大收获。这些因素，不知是否徐铸成推托此事的“困难”所在？
据徐铸成在交代材料中称，这样的工作，一直到“文革”前夕戛然而止。这不难理解，既然政治局势丕变，像他这种摘帽“右派”很快又成为新的革命运动要打击的对象，而统战部门不久也陷入混乱之中，江华这类干部自身难保，谁还顾得上交付新的工作？
对这项特殊工作的直接委派人江华，徐铸成在有关交代材料中数度提及，通常称“统战部的江华”，有一处是“市政协领导我们右派改造的江华”，未曾写明他的具体职务，因而有必要在此略作补充。江华先后担任江苏省阜宁县委敌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保卫部部长、华中五地委社会部侦察科长、苏北区党委社会部保卫科长、华中行政办事处公安处侦察科科长、政保处处长，江苏省公安厅政保处处长、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三处处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联络处处长、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等职。从他的经历看，长期在军队或地方从事情报、政治保卫工作，应在50年代中、后期从公安系统调入统战部门，改为专与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尽管工作对象有变，而职责似无多大变化。而且，为了及时、充分地了解和掌握这些人的内心，特别是他们对于一些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用上了情报刺探和搜集手段。摘去“右派”帽子不久的徐铸成，就成为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从上述交代材料可知，被打成“右派”的经济学家沈志远也做过这类工作。可以肯定，在江华指派下充当同样角色的高级知识分子，绝非一二人。
上述今日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确确实实是徐铸成在特定历史时空的非正常生存状态的一部分。读到这些内容，很容易让人想起前些年章诒和女士笔下揭示的著名文化人在政治运动中“告密”、“卧底”的现象，而徐铸成的这段特殊经历，恰好构成进一步认识和剖析这种现象的重要参照。当整个社会处在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的双重控制下，每个单位里的人大都身不由己，基本上没有选择做什么与不做什么的权利，何况像徐铸成这样“右派”帽子虽摘而帽痕犹存，一旦掌握其命运的干部以为党而做的名义提出某种要求，“在人屋檐下”的他几乎没有拒绝的可能。故此，“告密”也好，“卧底”也罢，大抵不会是这些文化人自觉自愿的行为，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尔”。我极为赞赏《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前言”中的一段话：“只要是对作者当时身处的那种语境有所经历和了解，就不难从这些文字中觉察到共和国已经逝去的那段历史遗留下来的沉痛感，也不难从这些文字中体悟到可怖的政治高压会导致多么严重的人格和思想扭曲。作者这些违心的文字，曾对他自己亦可能给他人带来一定的伤害，但这一切无疑更应该归咎于那些畸形而荒诞的政治岁月。”
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中，随着“右派”问题改正，徐铸成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恢复了应有的社会地位。我在他指导下读研究生时，曾就其回忆文字中对人隐去姓名、对事语焉不详之处一一询问。他的自传《八十自述》（初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印出而未发行，后改名《徐铸成回忆录》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中有一处：“1963年，五十六岁，港友集我在《大公报》发表之轶事、掌故，在港出版单行本，并代取名为《金陵旧梦》。我仅得一册，后且为市政协某领导索去，迄未归还。”这位“某领导”，即指升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的江华。徐先生当时还补充一句：“前几年他出我外快（沪语‘赚我便宜’之意），写了一本小说，请我帮忙润色，费了我不少工夫，后来发表了。”这部小说名为《湖上的枪声》，在《新民晚报》连载了不少日子。我从他口中听到“江华”这个名字，仅此一次。
（作者为澳门《九鼎》月刊总编辑）
（责任编辑洪振快）
音乐家劫夫的结局
作者：杨东阁 字数：5135
1950年，笔者在沈阳的一个国有企业任团委书记，曾组织团员观看大型歌剧《星星之火》。
《革命人永远是年青》这首歌是其第二幕“穿过密密的黑松林”中的唱段。其成功之处，不仅在简短歌词中反映革命人的崇高精神境界，在音乐构思上也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情调，旋律起伏变化，亲切感人，采取二重唱形式，更增加其感染力。
歌剧之后，各文艺团体相继上演，《星星之火》先后演出400余场。后来歌剧停演，这首歌却流传下来，久唱不衰。
《革命人永远是年青》的作曲者是劫夫，当时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1957年，我就任共青团沈阳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自此有了和劫夫谋面的机会。但那都是在市委高教部召开的会议上，留下的印象是，他挺谦和，却没有交谈的机会。
1960年2月，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七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和沈阳音乐学院团委书记林良带领沈阳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出席。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到会讲话，全体代表在中南海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返回沈阳后，一天接到林良的电话，说他担心自己对耀邦同志的讲话理解得不够深刻，要向院领导汇报，能否请我去参加一下。我爽快地答应了。音乐学院党委乔书记我们很熟悉，一见面，他就向劫夫院长作了介绍。我说，和劫夫院长神交已久，而且是老乡呢！劫夫院长说：“你是吉林人？”“对！吉林舒兰人。”“我是农安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是革命同志，又是老乡，亲密无间嘛！”
在汇报的过程中，我就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作了发言。当讲到，耀邦同志在强调团组织要过细地做好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时，指出，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要随意说哪个同学思想落后，更不能轻率说哪个同学不可救药。耀邦同志说：“中药就有四百味，而且不止四百味，难道都用过了？”这时，劫夫院长赞同道：“好！讲得好！”就此他联系实际说：毕业生鉴定，尤其要注意这一点。——这是我唯一一次同劫夫院长进行交谈，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风云突变。开头几年，劫夫院长为毛主席已发表的37首诗词谱了曲，尤其是《沁园春·雪》脍炙人口；还谱写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歌。我在北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时和后来进沈阳辉山“五七干校”，差不多天天都唱。可从1972年初起，无论广播还是电视，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创作的那些歌曲了。什么缘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出来说明。
然而，我是知道的。我时任沈阳市党办主任，自然知道内部情况，虽然并不直接，但来龙去脉还是能够说明白的。
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流亡到青岛，以绘画和音乐为手段谋生，“劫夫”一名即从此起。1937年5月，24岁的他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任解放军的文艺工作团团长。到文革前，劫夫担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省文联副主席、省音乐家协会主席。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偶遇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是‘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真唱了几句。受此鼓舞，劫夫在灾区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文革爆发后，劫夫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自然逃脱不了被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就在他危难之时，出现了转机。当时本院里的红卫兵分成两派：一派是想打倒劫夫的；另一派是想保劫夫的。保他的这一派受到沈阳军区支持，但力量小。为了不让对方劫走劫夫，于1967年1月15日，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和周总理送信反映。
结果，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秘书将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劫夫和红卫兵代表，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劫夫总算脱了难，安然无恙回沈阳了。
当然，这次保劫夫，虽是戚本禹出的面，打了“中央文革”的旗号，但实际是当时的中央高层都知道的事，而并非只是“中央文革”的人同意。所以，当戚本禹不久后倒台时，劫夫并没有因这一接见而受到牵连。
不过，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安全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另一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的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在京期间，他经历的第一件事就是受到了“中央文革”的重视，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重点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他还被邀出席了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宴会。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和黄永胜一家的往来。
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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