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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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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理的角度，一方面他对这几个人的历史了解，对他们也比较信任；另一方面文革中他也只能依靠以军委办事组为代表的军队这根支柱，支持了军队就是支撑住了全国。在很多问题上，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后来的政治局会议之前，总理都和我父亲碰一下，以取得一致意见。总之，总理对办事组是倚重的。有的时候总理不好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就让办事组出面把他们顶回去。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一些斗争，也向总理汇报，总理很清楚这些情况。一般来说，总理对于办事组和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总是从中调和，但从没有偏向文革小组的意思。特别是当办事组被江青整得灰头土脸的时候，总理会主动向主席反映情况来斡旋。只要黄、吴、李、邱不和文革小组针尖对麦芒，总理的稀泥总是和得很好的。用我父亲的话讲就是：周恩来就是八级泥瓦匠。不过，有时父亲对总理和稀泥也不太满意。
说起总理的为人，那时还有这样一件事。九大前后，总理私下对父亲说：你们军队是否能把毛岸青的生活管起来。他在中央编译局，有人要做他的文章。他的身体也不好，军队管起来简单一些，也分担我的一点担子。父亲感觉总理开了口，又是主席后代，军队管起来也不是难事。于是，他同意了，找来军委办公厅、总参管理局的领导一起商量，把毛岸青一家安排在了西山原来一位副总长住过的大院子里，一直住到现在。把他的医疗关系转到了301医院，让他从此享受了军级干部的待遇。不久，总理又让父亲把毛岸青的所有关系都转到了部队，也等于是让他参了军。
又过了不久，因为毛岸青的医疗关系已经转到了301医院，总理又跟父亲说：能否让301医院想想办法，让邵华怀孕，让毛主席后继有人。父亲对主席感情很深，感觉这是个好事。于是，他亲自找来301医院的领导布置任务，让他们把这件事当作光荣的政治任务，提高到忠于毛主席的高度对待。
301医院曹根慧副院长负责牵头，由妇产科、神经科、泌尿科、内科的顶级专家和护士组成了专门小组。他们首先对毛岸青和邵华进行了全面体检，把邵华安排住进了301医院妇产科。这一切对外都严格保密。由于那时中国还不掌握现代的试管婴儿技术，采取的就是人工授精。那时期，每天两人的身体情况，诸如体温、血压之类的简报，都要送到总长的办公桌上。我回家时经常都能看到。印象中，取精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而且第一次人工授精也没有成功。不过，好歹第二次成功了。
1970年初，孩子生下来后，办事组的人当成是一个大喜讯。这件事，也反映出总理的一片用心。然而，不知为什么主席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孙子并不感兴趣，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报告，毛就没搭理。第二次又换了一个护士去报告，毛停下来手中在读的书，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噢，世界上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在他生命最后这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也一次都没见这个唯一的孙子。总理和父亲知道这一情况后，甚感无趣。
“夫子”和汪东兴
在那个时期，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开始虽有沟通，但不多。比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类比，认为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江青就胡搅蛮缠，认为林彪没立场，贬低毛泽东，贬低文革。她说，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的。同时，江青大概还觉得，文化艺术是我的领域，你凭什么涉足？于是，她还想批林彪的讲话。事先，陈伯达给林、叶通了气，所以，林彪也算早有防备。最后，总理也没把江青的文件拿到政治局讨论。
在我的印象中，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往来的增多，是在准备开九大的时候。之前我父母很少讲到陈伯达的事情，九大筹备期间，我听母亲说：昨天，老夫子（指陈伯达）又来诉苦，哭鼻子了。你想，陈伯达一个文人，又没有几个朋友，受了江青的气，他跟谁说去？跟总理说，总理那么忙，显得他太不懂事了；跟康生说，他知道康生是江青的后台。他没地儿说啊，只能跟林这边儿的人说，跟叶群说。陈伯达和叶群又是老乡，都是福建人。因此，陈和军委办事组交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受了江青一伙人的气无处诉说。
从办事组这边来看，我父亲他们对张春桥哪里看得起呀？说我们出生入死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还有历史问题，算什么东西嘛？而陈不一样了，他不仅资格老，还是党的理论权威，看了那么多的书，人称“夫子”。他马列水平高，字写得好，诗又做得好，什么青铜器、瓷器、字画等都懂，咱们跟他一比，就是小学生啊。所以，办事组的人对陈伯达很尊重，从来不会跟陈发脾气，甩脸子。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期间及以后，大家还经常在一起聊聊天，吃个夜餐什么的。陈就觉得，办事组这边比较亲切，能得到尊重。
陈伯达和办事组的关系近了之后，大家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总是给总理出难题的做法，就有共同语言了。另外，陈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他对毛和江的关系也是比较清楚的。陈给办事组这边说了一些情况，他私下议论江青，这边也愿意听。应该说，更主要的是在处理党、政、军的一些具体事情上，大家的意见是相同的。这期间，在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有分歧的时候，陈伯达是站在办事组一边的。
汪东兴与办事组的关系，和陈伯达有些类似。据我了解，汪和林彪、叶群及军委办事组开始走得比较近，是在1969年春节之后。九大之前，汪东兴住院做手术，好像是胃部切除，当时也没人去看他、关心他。毛泽东身边的人，像康生、陈伯达，都是毛泽东的大秘、二秘，是毛泽东的重臣近臣，江青对汪东兴就更不用说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叶群去看了他。去看了以后，她觉得汪挺悲惨凄凉的，就招呼我父亲和吴法宪，我不知道有没有邱会作，让他们经常去看看汪东兴。叶群在做人方面，还是远远胜过江青。按照叶群的吩咐，黄和吴时常带了水果去医院看汪，汪东兴很是感动啊！办事组还帮助安排汪东兴的孩子当了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从资历和职务上来讲，黄、吴、李、邱都比他高。他觉得，办事组的人能来看我，真把我当个人。所以，他很感激。
1969年3月份，我从蒙自回到北京时，九大代表已经集中了，但等了好长时间没开会。我就问母亲：九大代表不是早集中了吗？怎么这么久还不开会呀？母亲说：汪东兴动大手术了，不能开。如果开了，江青会封锁主席，消息就传不到主席那儿。所以要等汪东兴病好以后才开，说这是主席的意思。母亲说的情况后来得到了证实，九大的确是在汪东兴出院以后才开的。当然，这一说法表明汪东兴在上传下达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汪东兴和办事组的交往逐渐增多了。但汪和办事组关系变密切，还有一个过程。一方面，大家说到江青，有共同语言；汪受了江青的气，也想找一个倾诉者，找一个同盟者。不然，汪东兴就得和江青单打独斗。另一方面，在工作上，办事组也需要汪东兴的支持。比如说，黄要见主席，跟汪东兴一说，汪马上跟主席说。也就是说，军委办事组跟汪搞好关系，是接近毛泽东的一条捷径。随着汪和办事组交好，汪东兴主动向办事组提供了不少新鲜的东西。
到九届二中全会前，汪东兴绝对跟办事组弄在一起了。1970年3月8日，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毛主席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会开完后，汪觉得意犹未尽，当天夜里12点多，又拉上黄、吴、叶、李、邱，跑到军委三座门那里接着聊，还把这些人的老婆、孩子也叫去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都睡觉了，是被从被窝里拉起来去的。大家坐了两桌，大人们一桌，孩子们一桌。我们听到汪东兴说：这是好消息呀！主席让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主席说：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我不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要当主席了，当然是好事，大家都很高兴。那天晚上，叶群兴奋得很，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来，一看就很高兴。这次，大概谈了一个多小时。
九届二中全会的风波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从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之前的常委会可以看出一点儿问题。8月22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主席处开会，谈到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除毛之外的四个常委都表示同意设国家主席，并不是林彪一个人持这个意见。四个常委是从国家体制考虑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是从这点上考虑希望设国家主席的。毛说：“反正我不当，可以让董老当，也可以让陈永贵当，还可以选工农兵来当。”不过他再没有说过汪东兴第一次吹风说的“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的话了。毛既然这么说，那只是个人选问题，而不是设不设的问题。所以四个那么老到的政治家，还是一致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这样，才有第二天开幕式上康生讲了一大段关于设国家主席的话。如果毛真是像后来说的，先后四次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且不说林、周、陈，康生是宪法修改小组的组长，他也不会准备了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两套修改草案。而且这次常委会后，总理还让张春桥准备好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条文，张说是现成的。可见8月22日的常委会上，对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仍无定论，所以才会有周、康的安排和之后汪东兴在小组会上大谈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但是，后来却把设国家主席作为林彪、黄、吴、李、邱的反党纲领。
1970年8月下旬，九届二中全会开始的时候，父亲没有上山，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让父亲上山开会。父亲上山以后，总理和康生与他谈了很长时间，晚饭后三人一起去了主席的住处，又谈了很长时间。但一提到张春桥，父亲就说：张春桥是叛徒，跟主席汇报过多次了，他看不起我们这些大老粗。他没有说张的好话。从这儿也看出，对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父亲是从心底反对他们的。当时，主席对军委办事组、对父亲的批评也很严厉，但父亲并未察觉到毛、林有分歧，以及主席对林彪、对军队有不满的感觉。当时，如果父亲被拉过去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席给林彪加的码就要重得多，就不仅仅批陈伯达了，主席可能就要揭林彪的伤疤，算他的历史老账了。结果，父亲不为所动，没有对文革表示坚决支持，主席才最终抛弃了他。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确实把矛头指向了张春桥。其实，当时也只能对着张春桥，对康生不可以，对江青更不可以，而张春桥又有历史上的辫子。当林彪在开幕式前向毛讲了准备讲的几个问题，毛也同意了，只是说不要点名。两人交谈了半个多小时，为此开幕式就拖后了，为了防止江青干扰，叶群还在毛、林谈话的门外守着。刚开始，可能毛没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当会场群情激奋、大家都开始攻击张春桥时，毛愤怒了。
200多个中央委员，大多数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他之所以愤怒，就在于大家借着攻击张春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而且是这么大的一股势力和潮流，还是以林彪为首的。毛是不容否定文革的。所以，为了保卫文革，他保了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舍弃了部队这些跟着他打江山的人，也否定了政治局的大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客观地讲，黄、吴、李、邱的确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并不是对主席不满。在他们的眼里，主席永远是伟人，是领袖，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是不可违背的。自己再怎么委屈，也要顾全大局，委曲求全。
九届二中全会后，父亲一直想不通，认为自己没错，拒绝检讨。总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毛泽东批评了他几次，他仍然不通；最后，总理让邱会作跟他谈了一次话，他才通了。邱跟他说：我们反宗派主义，现在我们不检讨，不也成了一个宗派了吗？别人不也抓住我们的把柄吗？父亲实在没什么可检讨的，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骂总理的事情，作为自己的错误来检讨，说自己干扰了主席。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前，林彪跟毛说他要检讨。毛说：主要是陈伯达的事，你不用检讨。林彪后来对毛的翻云覆雨很不满意，一直软抗，或不在北京，或不参加会议，拒绝检讨。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支持的态度。毛很不满，所以，他要倒林了。
“9·13”之前，我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看到过几页主席在南巡时的讲话纪要。那个讲话是铅印的，大号字，一看就是中央办公厅印的。毛主要讲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最后说：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为首的，改也难。这句话一下把我给惊倒，这不是说林彪吗？我当时浑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
“9·13”那几天
9月12号是星期天，我父亲在家里理发，散步。我抱着五个月大的儿子到他那儿去，他挺高兴地逗了半天孙子。下午吃完晚饭，他就去开政治局会议了，那时候正在大会堂讨论四届人大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定稿。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
13号那天一上班，还没感觉到什么。12号晚在地下指挥所担任战备值班的是林参谋。八点半左右，他交了班上来就汇报说：哎呀，项主任，不好了，出大事儿了！昨天一架飞机飞出境外，到蒙古那边去了。这是一架按照一等专机保障的三叉戟，从秦皇岛海军机场起飞的。我第一个反应是叶群还是林立果出事儿了，可我绝没想到林彪也在飞机上。然后我就问：为什么没打？为什么不打？他说：没有接到要拦截的命令，接到的命令是坚决要把直升机拦截下来，就是击落。因为是夜间，当时不是所有飞行员都可以飞夜航的，通常机场只有两架飞机值夜班。张家口的两架值班飞机就起飞拦截，但没有发现目标。现在部队在检查原因，为什么引导了四次进入，都没发现目标。其实，我们搞作战的都清楚，夜航，又是低空，直升机和歼击机速度差过大，并不容易发现目标。
林参谋还对我说：纪登奎昨天晚上就在我们北空指挥所。今早，纪登奎还让他拿望远镜到山上去观察西郊机场有什么动静。他以为我消息灵通，接着问我：主任，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说：没听说啊。我昨天晚上九点多钟就睡觉了，一大早就上班来了。接着，参谋长就把我叫去问话：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回家去问问。我赶紧回家，问了问我爸的秘书，他知道的情况和我一样。他还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北空的，我怎么能不知道，所有的雷达都是我们管辖的。他说：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作战部报过来，秦皇岛起飞了一架三叉戟飞机，昨天飞出了境外。别的什么也没报。我没有见到父亲，秘书说我爸从昨天晚上离开家去开会，一直到现在没回来。午饭前，我告诉老婆说：跑了架飞机，不知道林家什么人出了事，情况不好。
下午，我回到单位后不久，技侦团的报告来了。技侦团是归北空管辖，它的报告是送给司令部首长、作战处、情报处和我们防突办，另外还送空军作战部、总参作战部、总参情报部、空军情报部等，文件印数并不多。
从北空技侦团的监听情报看，当时蒙古方面是炸了营，惊慌失措。他们从雷达探测到一架大型机侵入。有的说：不好了，不好了，中国大型机入侵！有的问：怎么办？怎么办？有的说：赶快去报告××顾问，说了个苏联人的名字。又有人说：××顾问休假，不在营房，找不到人。三叉戟速度多快呀，他们惊慌失措的劲儿还没缓过来，飞机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是那么几十秒。他们一时找不到头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实施高炮进入一等应该采取的任何措施。还有一个原因是，蒙古那边有好多设施，比如说地对空导弹，但都是苏联部队在那儿驻守，蒙古方面没权使用调动。
到了下午，又有一份报告送来。内容是：蒙古那边说入侵的那个目标坠落了，着火坠毁了。它给中央提供了飞机坠毁的第一个情报。提供这份报告的那个台立功了。
当时我们作战处有一个副处长，那天正在下面一个高炮部队检查战备，那架三叉戟飞机就从那个高炮阵地上空飞过去。如果要下命令击落，刚好在阵地上头，而且9月13号那天是明月晴空，夜视线很好。那个处长回来后还跟我们说：哎哟，那个飞机那个大呀，飞得很低，如果当时要打，几炮就打下来了。
14日下午，邱路光（邱会作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你快回来，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我说：不就是跑了架飞机嘛。他说：林子着火了，树叶也烧光了，你快回来吧。我就明白了，那是说林和叶都出事了。回去后他跟我说，他爸爸回来了，说林和叶都摔死了。
我爸还是没有回来，我就又回去上班去了。到16号傍晚，路光又给我打电话：你爸回来了，赶快回家吧。
我爸是12号晚饭后离家，一直到16号下午才回来。
那天，我晚上十点多回到家。回家以后，我去爸爸的房间，看到他正在从保险柜里边往外清东西。我就问：爸，听说林彪他们跑到国外摔死了？他说：你们都知道了？我说：知道了。他大声喊着：跑什么跑，害死人！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他说：我哪知道啊？
他告诉我：12号晚上政治局正开会，开到半截总理接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把他从会议室叫出来。总理问：你听说北戴河最近出什么事儿了吗？他们（指林彪）家里闹什么矛盾了吗？因为中央的领导都知道叶群和豆豆关系紧张，常常闹出些矛盾。我爸说：不知道啊，没听说他们家里出什么事儿啊。总理就没再多说，叫他回去继续研究政府工作报告，而总理自己离开了会场。我父亲就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9月18日是个周六，父亲回家说：看来没事了，主席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会作带话过来了。其实这是父亲在宽我的心。他对邱会作当时是这么说的：话是这么说，文章并不一定这么做哟！
（责任编辑洪振快）
人物志
国学大师刘文典之死
作者：张有京 字数：6484
我的父亲张德光（1913…1986年）生前曾任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教务长、历史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常委，是当年云南大学历次政治运动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从他的日记、笔记、书信等私人记录中（后文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当日日记），可以看出一向清高孤傲、独来独往的刘文典先生，在1957年、1958年仍我行我素，出言不计后果，最终因悲愤与绝望，含冤病故于1958年的交心运动。
刘文典先生（1889…1958年）为古籍校勘学一代泰斗，原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云南大学一级教授。其为人光明磊落、特立独行、不畏权贵。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的秘书，也做过《新青年》编辑部英文编辑和翻译。1928年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刚执掌政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没有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1962年3月10日冯友兰致张德光的信曾提到1929年安徽大学闹学潮，蒋介石曾到校指责刘文典先生：“蒋怒说‘你革命不革命？’刘先生亦怒说‘我跟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在哪里’，蒋把先生囚起来。刘先生在狱中说‘我若为祢正平（祢衡），可惜安庆没有鹦鹉洲。我若为谢崇乐，可惜我没有好胡子’。此为刘先生亲告我者”。出于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巨大影响，1956年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亲切过问先生的学术研究近况。那么个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为何会含冤病故于1958年呢？
早在建国初期的1952年，为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清除反动思想在学校的影响，高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学习组对刘文典先生的“封建权威思想”进行了过激批评帮助，系主任刘尧民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甚至将刘文典先生写的两首古体诗无限上纲为“反动诗”。刘文典先生为此大为不快。直到1954年1月24日先生在与历史系主任张德光交谈时，还气愤地说：“不要把我当中文系的人了，中文系的课我不高兴开了，我在25号辅导学生（历史系）是为了历史系，中文系的学生要来我当然不能拒绝，是云大的嘛！云大人来我都不拒绝。”张德光评论“此老火气大，中文系对他团结不够，至少是尊敬不够”。继思想改造运动后，云南大学开展了两次激烈的政治运动，即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交心运动，后者对刘文典先生冲击特别严重。
“1957年反右斗争时，校党委整风反右领导组曾在校内民主党派老师中，收集整理过刘文典的右派材料，我也曾写过揭发刘文典的材料交校党委。因我未参加党委审定右派的会议，校党委为何未划他为右派我不知道。”（张德光1968年8月31日的交待材料《我替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写跋的错误》）。在反右斗争中还有些定为“右派分子”的老师，在经过无数次惨烈批斗后，为争取“宽大处理”在批斗会上作交待时，也曾揭发过刘文典先生的“右派言行”。如1957年7月23日，时任云大教务长的王士魁教授（被定为校内“大右派”）在批判会上交待其“罪行”中说道：“刘文典说在云大不骂刘文典不是进步，学校离心力大，外出学习的人都不愿回来。学校再过几年不堪设想，读几年书再说。”反右斗争后期，刘文典先生被校党委内定为“中右”。
1958年我国高校又开展了向党交心和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运动。在运动中，为了表达向党交心要忠诚老实，云大校党委居然以“大跃进精神”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写大字报和个人交心竞赛。并发动学生给教师提意见，给教师特别是对那些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带来极大政治压力。该年3月16日晚，在各系汇报运动进展及工作安排会上，校党委书记李书成说：“两天来（运动）发展很快，上午（全校写大字报）3200多张（意见）800多条，下午中文系一万多条……意见多，质量高是先进。如中三（中文系三年级）每人200条，向全校挑战。”3月18日“系学生（历史系）提意见已突破二万条，教师都被烧着一下”。5月3日晚张德光在写个人交心材料时记有：“写到106条已3点多，外出一看家家都已熄灯。”6月1日下午，在历史系教师交心会上，“陈年榜谈交心思想斗争，交到70条时抵触起来，认为党是法官自己是罪人向法官写供状，想不通把笔都摔了”。在沉重的思想压力下，个别党员系主任，被迫又给自己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作自我检查和接受群众批评。时为校党委常委、校长的李广田教授，对党委过“左”的做法曾表示反感，看到不少知名老教授，特别是他平日敬重的刘文典先生，被定为全校重点批判的对象，也爱莫能助。有时也难免迸发出不平的怒气，一天他生气地问张德光：“德光你们怎么这么随风倒呀？中央都宣布过知识分子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你们几个共产党员怎么又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张德光无言以对。（张德光：《忆李广田同志》，《云南日报》1979年1月25日）
在这场运动中连党员教授均受到冲击，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视为“有问题”的老教师更是在劫难逃。如中文系著名老教授张若名因脱党的“历史污点”在交心运动中成为中文系“重点帮助”对象。（张若名1920年与周恩来、李富春等留法勤工俭学，加入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任支部执行委员。后因故申请退党，并严格履行了周恩来提出的用生命保守党的机密的要求，潜心在法国学习，获法国文学博士。见《云南大学志》第十卷）她在多次交心会上被认为“态度不老实，对党不忠诚”，未交待出她“脱党”的真实思想，在过不了批判关的沉重思想压力下，最后一次交心会上，已是心力交瘁的她痛苦地不得不违心编造出其骇人听闻的“反动思想”以示对党“忠诚老实”。6月18日在校党委汇报会上，“中文系冯明熙汇报张若名交心：（一）无产阶级专政比资产阶级专政更利害，精神压力大。资本主义国家还有思想自由，无产阶级专政连思想也要统治。天主教统治之后有宗教改革，无产阶级专政后最好来个社会改革。如果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等我死了再说。（二）党员也是被统治，不得已执行党的政策，积极分子是为了个人名利去贯彻党的政策。交待完后她哭了一天。她在法国脱党以后，修正主义思想坚持至今，故对新社会不满，想退休。”因不堪承受过火批判，张若名教授于6月18日跳校园东侧的八大河冤死。张若名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向云大中文、历史、外语教师党支部（三系合为一个支部）提出重新加入党组织的要求，因其“重大历史问题”未被党组织接纳。
张若名教授死后，6月24日，张德光“7点半与李虎俊（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去飞机场接杨堃（张若名丈夫，正在北京出席全国民族学会议）。杨先生8点半到家。告诉他张若名已自杀，他马上表示‘张若名是叛徒，死有余辜。’界限划得这样清楚，出乎意料之外。劝说杨堃去温泉住一夜，未能接受。”为免遭株连，杨堃一早便到张德光家辞行返北京继续参加会议，以表白自己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再看看刘文典先生在运动中的结局又如何呢？一生以狂傲放纵的独特文人风骨处世的刘文典先生，同往常一样绝不能容忍他人对其人格的侮辱。当交心转入大破资产阶级法权时，刘对师生贴他的大字报和会上的批评一概加以冷嘲热讽，因此成为运动的核心人物，被校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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