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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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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老虎”，在地方融资平台和数额巨大的项目中，体制内，此为不可多言的公开秘密。阳光之下或黑暗之中，隐藏着多少罪恶？
第五，财政体制，更是立宪的核心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宪法和法律在各级政府承担的公共责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事权”）上未做清晰的规定。一般来说，越接近于基层社会的政府，其所承担的公共服务的责任就越重、越直接，就应根据法律所确认的公共责任赋予这一级政府权力，随之在收入来源划分上作相应的资源配置。现在地方政府在资源支配总量上并不比中央政府少，甚至有所超出，有人就认为分税制并没有影响地方财政来源与公共服务的匹配。实际情况是，相当大一部分资源是通过财政专项转移下来的，所谓“跑部钱进”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钱有项目指定的专门用途，不能挪用，地方只有使用权而无支配权，最需要公共服务的地方该没钱还是没钱。地方不能支配充足财源，就很容易造成资源配置不到位甚至错配的问题，以及土地财政或非税收入过多这类尾大不掉的问题。另外，地方拥有实际的财权和财源，预算公开、公众参与也才有实际意义。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立宪层面的改革才可能解决。
在一定意义上，税收问题就是宪政问题。布坎南曾说，决策者也是由寻常人组成的，也就会犯寻常人的错误，如果不对征税权加以限制，政府就会走向暴政。他主张宪政规则中应包含专门针对征税权的内容，公民对统治者的控制和监督只能通过对其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其他各种约束都有，唯对国家的征税权控制不住，其他约束就很难产生实质性的作用。中国目前正处于财政尚未立宪、纳税人权利意识空前高涨的时期，所以社会矛盾表现得异常复杂而尖锐。这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捅破一层窗纸，一个伟大的宪政时代便在眼前；掉头回转，30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之路将半途而废。何去何从，选择权在我每一国民之手，大是大非面前，如吴敬琏先生所说，“来不得半点犹豫”。
保障言论自由先落实消极自由
作者：展江 字数：1588
言论自由的规定，在《宪法》里是第35条、第41条。有人半开玩笑说，中国《宪法》比美国的宪法还要好，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克减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中国《宪法》第35条是消极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第41条是积极自由（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关键在于能否落实。
言论自由为什么重要？在当下中国，言论自由的价值可能体现在：在尚未落实宪政对权力进行制衡的背景之下，一定程度的已经实现的言论自由，对权力而言确实是一种制约。
根据胡锦涛2008年6月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目前中国有三类媒体：一类是传统的官媒，影响力和公信力已经减弱，跟社会的关系相当疏远；第二类是都市类媒体，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目前被严格管控；第三类媒体是互联网，为各种意见的表达提供了一个公共平台。中国现在还没有建成公民社会，但有公共领域。公共领域靠的就是媒体，靠的是都市类媒体和新媒体，公民通过微博实现了比较普遍的公共参与。
宪法第35条的涉及面很广，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特别是言论自由，在现实中已经有了，但是缺乏保障——缺乏法律的保障，言论自由忽大忽小，忽隐忽现。国际上对中国言论自由的评价很低。有一个法国的机构叫“记者无国界”，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十来年间对世界各国新闻自由情况进行排名，叫“新闻自由指数”。从一开始130多个国家扩展到现在的将近180个国家，他们给出的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排名最好时是倒数第9名，最差是倒数第3名。
中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提高很快，但是言论自由在国际上的评价很低。国际上经常有人谈论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中国官方从来不回应不反驳，这就助长了它的影响力。我觉得中国不至于这么差。他们是怎么排的？根据各种指数，特别是根据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还是压制来排的。有一个说法：中国是国际上关押记者数目最多的国家。不过他们讲的记者跟我们所讲的记者不太一样。他们讲的记者是传统的记者加上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的人。而中国传统媒体记者、有记者证的人，基本不会被抓，除非个人有职务以外的犯罪行为，被抓的更多是互联网上的写手，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状况确实值得关注。我们现在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42条的运用几乎是遍地开花，在互联网上说一点负面的东西就有可能说你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等，就去抓人。前几年这个情况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不太多见，但最近两年尤其是今年已经有多起发生。这让中国的言论自由在国际排名上不能提高。
我研究了一下中国关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现有的法律，问题出在哪里呢？第一，宪法被虚置，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不落实（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落实宪法）。第二，没有新闻法，传统媒体记者和公民记者在法律上缺乏地位。第三，我们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非常完备，从《刑法》中的刑事诽谤、诬告、侮辱罪，到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损害商业信誉罪、损害商品声誉罪等等，都有大量的案例。世界各法治国中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虽然在《刑法》中依然保留着刑事诽谤条款，但基本上不用了，即便打刑事诽谤诉讼，最后结果一般也变成罚款和道歉，相当于民事诉讼。通过《民法通则》起诉他人破坏名誉权算是文明的行为，而最近几年“因言获罪”的案例层出不穷，在不少地方公权力动用《刑法》打压各种言论，或者制造“因言获拘”——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42条对言论者治以行政拘留。现在有一个说法：敢说话的人都在北京。
我的观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言论自由有了长足进步，但是不稳定、不确定、不固定，必须通过宪法和新闻立法，落实和巩固宪法赋予我们的自由，特别是消极自由。与宪法第41条规定的积极自由相比，消极自由更为基础。消极自由听起来不美妙，实际上这种保护性的自由比积极自由重要得多。
保障人权既是观点问题又是实践问题
作者：丁锡奎 字数：1294
我是律师，做了一些人权方面的案子，通过案例系统地研究学习了一下关于人权方面的制度、国际公约的规定。我的一个观点也是通常的一个理论：保障人权是最基本的宪政实践。
“人权”两个字虽然2004年被写入宪法，但到现在，在很多官员的思想中仍然是一个禁忌。2010年我在福州办“三网民诽谤案”，公安机关把公民拿的《世界人权宣言》作为罪证扣押。《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各国政府有义务在学校、社会进行宣传，以彰显人权宣言。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提倡人权的历史实践很早，包括《陕甘宁边区人权保障条例》，1940年代初期共产党就制订了人权保障的法律。而且《联合国宪章》起草通过时，董必武作为当时中国政府的代表签了字。《联合国宪章》里专门的人权条款，中国共产党参与制订了。现在有些人有这样的思想——“人权”完全是西方概念。这是错误的。人权不完全是西方的概念，《世界人权宣言》里有中国人参与起草，而且中国人的思想在里面也得到了贯彻。当时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作为《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副主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体现了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人权”两个字不仅仅是西方的，而是普世的，包含了中国的价值观。
我觉得，人权观念没有普及与咱们的拨乱反正没有到位有关系，30多年前的拨乱反正主要解决了一部分被打倒的人恢复权利的问题，而没有解决执政理念和人权观念问题。文革中对人权的破坏实际上是阶级隔离，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通过户籍进行了阶级隔离，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右通过划分阶级成分进行隔离。这比贱民制度和种族隔离还要落后，因为贱民制度和种族隔离是历史形成的，没有办法，而且已经得到了改正，而阶级隔离是人为破坏人权的制度。现在随着经济发展，户籍制度越来越淡化，对子女落户制度也进行了改革，有所好转，但隔离还没有完全打破。
咱们国家签订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到今年已有15年。公约签订后，在国内没有宣传，不是专业人士根本不知道。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和国际法的原则，一个国家签署了公约，虽然没有批准，但要为批准做准备，国内的执政理念、执政政策要向公约的原则精神靠拢，从而做批准的准备。我们从第一年到第15年是怎么准备的？这关系到国家的国际诚信问题。关于经济社会权利公约，已经加入了，已经批准了，现在落实得怎么样？如果不落实这些公约，国际信誉就不能提高。我希望大家推动人权公约的批准和落实，因为人权实践是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宪政实践。
关于我国已经批准加入的国际公约效力问题，比如《反酷刑公约》，有的学者主张公约不能直接在国内援引实施，必须通过制定国内法进行实施，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我国法律并没有这样作出规定；其次，我国批准国际公约后，并没有立即制定相配套的国内法，这也说明公约是能够直接援引的。否则，如果坚持上述观点，既不许可援引，又不制定配套法规，就是陷我国政府于不义，批准国际公约不是儿戏，条约必须履行，否则就是拿国家的信誉开玩笑。
实施宪法意味着什么
作者：张千帆 字数：1143
宪法到底要不要实施？实施宪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宪法能为平民百姓做什么？我们实施宪法，当然不是实施美国宪法或是哪个外国的宪法，而是中国自己的宪法，是执政党1982年主导制定的宪法，这怎么能反对呢？
八二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权利，第三章规定了国家结构，虽然不是没有瑕疵，但总体上是好的，只不过实践中没有这么做。宪法第34条规定了民主选举，第35条规定了言论自由，第36条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后面国家机构规定的人大机构、行政机构、审判独立等。这就是八二宪法。后来经过了四次修正，应该说越改越好了，依法治国、法治国家、人权保障、私有财产保护这些现代宪政基本原则都进去了。
八二宪法概括来讲有三个方面，这些现在来看应该算是常识：民主、法治、人权。一是民主，具体体现为人大选举，包括人大的议事规则、程序，对行政的监督、官员财产公开等。这些议题能不能讲？现在显然是可以讲的。二是法治。1999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法治当中包含了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的内容。三是人权保障，包括各种权利——人身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政治权利也是一种人权保障。凡是宪法明确规定的，都可以讲啊。宪法就是这些内容的总括。我们把这点明确了，绝大多数老百姓甚至官员都可以接受。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宣传，告诉他们宪政不仅对老百姓好，对官员也好，宪法也保障他们的人身权、合法的财产权、言论自由。现在“双规”的时候，经常发生刑讯逼供，甚至上吊、跳楼、被自杀……他们的基本权利也得不到保护。张维迎教授说得非常到位：“中国官员有特权，但没人权。”
宪政是什么？宪政就是落实宪法的这些规定并以此约束政府权力。有一个不合逻辑的观点，那就是把宪政与宪法截然分开：一方面，说宪政是不合中国“国情”的西方模式；另一方面，又不敢公然反对现行宪法。这种立场是十分荒诞的，因为宪政无非是宪法的实施，反宪政必然意味着反宪法。至少是否定宪法的法律效力，要把宪法沦为无需落实的政治口号、说了不算一纸空文。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宪法虚无主义。其潜台词是中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宪法，国家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这种立场显然是错误和有害的。
就和法治是依法治国一样，宪政就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事实上，宪政是法治的题中之义，因为法治中的“法”显然也包括宪法，而依宪治国、用宪法规范政治权力的运行，即为宪政的经典定义。根据美国词典定义，宪政就是“政府权力受到统治者必须服从的法律体系之分配和限制的政体”。由此看来，宪政无非就是宪法获得实施并有效约束政治权力的一种状态。在2012年12月4日举行的八二宪法颁布3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正是迄今为止呼吁宪政的最强音。
从历史视角看落实八二宪法
作者：秋风 字数：2216
最近这些年我研究历史，我想从历史角度看看八二宪法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落实宪法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主题。
我分两部分讲：第一，从历史看一下八二宪法的历史意义，即如何定位八二宪法。
中共建政60多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以三部宪法作为标志：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第二个阶段是五四宪法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八二宪法阶段。这三部宪法在很多地方有连续性，因为不管怎么变化都是共产党占据着主导的、绝对的地位。但若我们对宪法的内容以及它所涉及的政治结构做一个分析，会发现这三个宪制之间有很大区别，我想这是我们理解60多年政治的一个视野。
八二宪法的意义究竟何在？就这个问题我谈远一点。中国政治过去的两千多年，每一个王朝都会经历非常重要的转折，转折第一次就发生在西汉，陆贾和汉高祖有一段对话：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演变的一个最重要的命题，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王朝都不能够回避这样一个转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由“革命党”变“执政党”。革命党是打天下，是上马用武力、暴力夺取政权；执政党是下马治天下。这提出了人类政治周期性演变的基本规律。以此模式看八二宪法，八二宪法基本是一个“下马治天下”的基本宣言。
毛泽东时代的特点是坐天下时还以打天下的姿态治理天下，还是以革命党的心态治国。所以50、60、70年代政治最重要的口号是“继续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很罕见的，夺取政权了，就要踏踏实实地坐天下，用和平的办法、用法律治理天下。而毛不一样，毛的想法为夺取政权的时刻其实是继续革命的开始，以前的革命只是小范围的革命，现在坐天下，就在全国进行广泛深刻的革命，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文化革命，到心灵深处的革命，一轮一轮扫荡所有人，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做法。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导致全国人民都不能够忍受，所以才有了邓小平的改革，有了八二宪法。八二宪法最重要的职能是宣布了“继续革命”的结束。
所以，拿八二宪法和五四宪法、《共同纲领》做一个对比，最重要的变化是放弃了革命。以前的宪法第一句话都是革命叙事，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八二宪法第一句话不是，而是“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以前是革命，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现在是这个国家比我早，没有革命时就有这个国家，现在只不过继续统治这个国家，这是统治心态的一个巨大转变，所以把八二宪法放在共产党政治演变的过程来看意义非常巨大，其意义是共产党已有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决心，这是八二宪法的历史意义。
第二，八二宪法的政治价值。一套宪法肯定有其政治价值，依据政治价值设置结构，规范与政治有关的行为，包括用价值来塑造一个社会。美国宪法有它自己内在的一套价值，大清的“宪纲”有它自己的一套价值，中华民国宪法有它自己的价值，同样的，《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也有它独特的政治价值。那八二宪法的政治价值是什么？我给它的一个简单概括是——一个政治转型的纲领，简单说是一个过渡性的宪法，是一个转型宪法。
若要清楚八二宪法的政治价值，首先要探清当初立宪的政治意图，当时制定这个宪法目的究竟想干什么？当初立宪者是怎么想的？根据文献，谈得最多的是避免文革再发生。其实含义是避免50、60年代那种继续革命的事情、现象继续发生，这是八二宪法最重要的政治价值取向。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回潮毛泽东时代的很多做法就是违宪的，违反八二宪法立宪意图。那个意图是大家都经历了文革的混乱和灾难，所以有了共识，这是八二宪法当初为什么能顺利通过的心理基础：大家再不愿意50年代阶级斗争的那种疯狂以及文革再度出现。所以守护八二宪法就是反对阶级斗争重新出现，反对文革式的话语、做法和心态重新出现，这是我们通过立宪意图能够确定的八二宪法的一个基本政治价值。
通过过去30年宪法修订也可以确定它的政治价值。宪法经过了四次修订，我们把这四次修订的条款做仔细对照，能清楚看到它有一个明确的政治价值，这个政治价值跟刚才的立宪意图是一致的，所有修订就都围绕一个目的：避免原来的继续革命重新出现，然后引入一个现代的基本宪法设置，比如法治、民主，变化特别大的是关于私人产权的保护。原来的宪法，看《共同纲领》、五四宪法，跟世界上其他国家宪法文本结构比较，最大区别是有一大套关于经济制度的条款，要确立公有制。看30年来的历次修订，这个地方修订的幅度最大，由此逐渐确立了私人产权保护原则。其他方面也是，比如关于法治的表述也有逐渐的变化，关于人大的权力、法院的审判独立性等，所有这些条款的变化都有一致而明确的方向——保护人权，增进民主。这是它确定的方向。
通过这两点能够确定它的政治价值，守护八二宪法是守护1982年制定宪法时中国人的共识。我们讨论有没有改革共识，也许可以谈另外一个词：“八二宪法共识”。这个宪法凝聚了当时中国人的基本共识，是以一个宪法的形式确认下来的，而且这个共识在过去30年，通过宪法修订、政策调整，确实在规范并且指引着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的发展，过去30年都是在宪法的框架下走，现在也应该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在八二宪法的精神指引下往前继续推进，也就是说中国的转型完全可以沿着八二宪法划定的方向往前走。
春秋笔
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教训
作者：何方 字数：12336
朝鲜战争停战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很值得做些回顾和反思。六十年来，国内外对这场战争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成果，可说早已汗牛充栋。我今天只是想换一个角度，着重谈我国在这场战争中应该记取的教训。
一、同意并支持发动战争
1949年3月11日金日成已经在苏联向斯大林提出武力统一朝鲜的设想。斯大林没有同意，只答应增加给钱和武器。但是金日成锲而不舍，接连找苏联驻朝鲜大使和参赞谈话，再三提出南下的要求，说南朝鲜人民水深火热，都盼着他去解救，看着一大半朝鲜人受苦受难，他不忍心；而且南朝鲜人民信任他，拖着不打，他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
斯大林一直不答应。二战后头几年，斯大林非常谨慎，竭力避免同西方国家发生军事冲突。为此甚至一时收敛世界革命追求，在国际共运中推行所谓“联合政府”路线，就是要各国共产党停止暴力革命，转而求得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所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也命名为《论联合政府》。因为苏联在二战中实在打得精疲力竭，死亡人数占到全国人口的近七分之一，物质损失也很大，人民生活相当困难。在苏联，老百姓害怕战争到了什么程度呢？当时在我国驻海参崴领馆工作的一位苏联女打字员听说朝鲜战争爆发，竟当场晕了过去！
金日成为了解除斯大林对美国干涉的顾虑，多次向斯大林表示：他准备发动的是突然袭击，四天即可拿下汉城（现称首尔），很快就可占领南朝鲜，等美国反应过来，把远东驻军开到朝鲜，战事已经结束。何况劳动党在南朝鲜还有20万党员会里应外合，举行起义。
其实，斯大林早有他的战略计划。根据苏联扩张势力范围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他先是集中力量在欧洲争夺地盘。等在东欧的地位和影响基本确定并大体巩固下来后，他就要腾出手来经略东方。所以金日成的统一计划也合乎他的想法。但他主要顾虑美国干预。虽然形势的变化表明美国干预的可能性在减小，但万一要出兵参战呢，总不能把苏联直接卷进去。怎么办？他设想让中国顶住，至多发展成为中美之间的大战，这样正可把中国牢牢地和苏联拴在一起，把美国对外扩张的重点从欧洲引到东方，从而大大减轻在西线对苏联的威胁。所以，他后来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武力统一朝鲜，先决条件也是必须取得毛泽东的同意，把中国拉进来。在斯大林并未同意金日成进攻南方时，就已要求金日成同中国共产党协商，让中国把它的朝鲜族部队编进朝鲜人民军。因此，金日成1949年4月底派金一作为特使到中国来，请求毛泽东同意把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拨给朝鲜。毛泽东当即同意，表示可以把东北军区由朝鲜族组成的官兵成建制地拨给金日成。金一走后，毛泽东随即指示高岗把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族师两万多人送回朝鲜。这支在中国参加过抗日和解放战争、富有战斗经验的部队7月份就回到了朝鲜。
斯大林的谨慎态度也终于在1950年1月30日发生变化。他通过苏联驻朝鲜大使转告金日成，说是由于国际形势有了变化，他同意金日成统一朝鲜的计划，并准备帮助他。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没有具体说明，不过从当时一个月内发生的事件或许可以看出促成斯大林改变态度的因素。这就是：
第一，杜鲁门1950年1月5日声明，美国不拟卷入中国内战，意思是说不会干涉新中国解放台湾了。几天以后，艾奇逊宣布，没人保证台湾不会受到军事攻击，但美国在远东的太平洋防区不包括朝鲜和台湾。
第二，中苏已谈妥签订新的友好同盟条约。建国后，在对外关系上毛泽东要“一边倒”和“另起炉灶”，所以争取中苏签订新条约和要求苏联援助，就成为他1949年12月访苏的主要目的。由于斯大林先还坚决维护雅尔塔协定，不准备废旧约立新约，所以让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坐了好些天冷板凳。直到1950年1月中旬，他才转而同意订立新的条约。他这时改变态度的原因，一是在美国表示可放弃台湾后，斯大林担心中国同西方国家尤其是同美国接近，而他却是要让中国成为苏联坚定的盟国，即西方当时所说的卫星国或附庸国的。二是有了条约，万一金日成南下引来美军，就便于把中国推到抗美第一线。三是新条约预示苏联将失去在我国东北的特权，包括长期使用旅顺港，这也许使斯大林相应提高了朝鲜在苏联远东战略中的地位。
第三，金日成还利用毛泽东的积极性推动斯大林。在毛泽东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访苏的这两个月期间，金、毛都和斯大林谈过朝鲜问题。金日成1950年1月17日向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表示：如果没有可能去莫斯科见斯大林谈他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那他就要去中国见毛泽东，“毛泽东将会对所有问题做出指示”。斯大林显然不愿看到出现这种情况。他了解，毛泽东一直认为应该先解放台湾，再帮金日成打南朝鲜，但是解放台湾需要苏联给予海空军支援，对此，苏联已断然拒绝。如果现在中国人改变主意，先帮助朝鲜统一，苏联在朝鲜问题上就会陷于被动。斯大林早就了解，毛泽东对金日成一直采取主动积极帮助的态度。毛泽东以前就已经把一批朝鲜族中国人民解放军拨归朝鲜，还准备继续拨。1月2日毛泽东又把林彪的一份电报当面交给斯大林看。电报说人民解放军中还有一万六千多名朝鲜人，建议把他们合并成一个师或四五个团送回朝鲜。
签订中苏条约刚于1月30日基本谈妥，斯大林立即给金日成南下开了绿灯。
金日成自认为早已准备好了，从1950年4月8日到4月25日，就一直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苏联军方讨论进攻南朝鲜的具体部署。斯大林虽然批准了他的行动计划，但是仍然不放心，一定要他再次去和毛泽东商谈，告诉他：“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
金日成原先有事只找斯大林，没把毛泽东当成亚洲革命领袖看待，也没想让中国帮他打仗。因此，他当场就向斯大林表示，他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他的一切都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满足。只是因为斯大林有指示，他才不得不来找毛泽东。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来到北京，向毛泽东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现在形势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毛泽东不太相信，因为斯大林以前和他谈到朝鲜的时候，一直都说不忙打，还同意中国先解放台湾再帮朝鲜。他当即中断同金日成的会谈，让周恩来通过苏联驻华使馆核实。斯大林5月14日致电毛泽东，证实他已经“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是说明，“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5月15日，毛泽东对金日成做了这样的表示：既然斯大林已经做出决定，他没意见；中国准备在鸭绿江摆三个军，美国一旦干涉并且跨过三八线，就一定打过去。金日成说，只要中国同意就行，不用中国出兵。
当时同意金日成南下显然是个重大错误。这就涉及建国后两条外交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毛泽东执行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一条是张闻天（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周恩来、王稼祥）所主张的适应时代潮流和为本国建设服务的和平共处外交路线。这一点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革命胜利和建立新政权后，下一步该往哪儿走？是推动世界革命呢，还是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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