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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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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先生专程从上海来京与会并作了精彩的长篇发言。此次座谈会上我以为最重要的是，经过前一段时间学者们对《顾准文集》的研读，围绕着顾准思想、顾准精神、顾准开拓的研究方向，话题更广泛和深刻了。会上谈到海外学人问到大陆几十年来有没有能与国外大思想家对话的人，有大学者佝偻着站起来明确回答说有，我们有一个——顾准。顾准的思想几近达到同时代国际学术思想大师卢卡奇、葛兰西、哈耶克等的高度，堪与他们对话。顾准独立的品格、自由的思想、卓越的研究成果，挽回了大陆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荣誉。
还应说一说的是，《顾准文集》出版后的几年，除了中央电视台和特别专业的杂志外，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有关于顾准的文章，形成了所谓“热”。我作为责任编辑，虽然一直置之事外，但也收到了约一麻袋的读者来信，大多是感谢出版《顾准文集》的，有说顾准是成佛成祖的人；一位武汉商人来信说，他是一个成功商人，读了《顾准文集》后流泪了，十分感动，要买400本分送亲朋好友；根本不相识的读者写信来关心我的遭遇，问是否有压力，可以给予帮助。其实，再早吴敬琏先生就问过我遇到什么困难没有，给予了十分的关心（在此，真诚地感谢他们）。
真实地记录事实的话，《顾准文集》出版后，有那么几桩事是应该说的。第一桩事是，出版社当时的负责人被召见谈话，就《顾准文集》被提了三个问题：一是《顾准文集》出版后，为什么成了热点？二是为什么出现盗版？三是为什么成了某些人的旗帜？这三个问题向出版社提问，并不是要求出版社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十分巧妙地要由此“深入反省背后的东西”。出版社总编辑找我谈话了。我说什么呢？没得跑，于是就只有很“英雄主义”地表示，我是《顾准文集》的责任编辑，当然要负责任，负完全责任，对这个国家、对民族、对历史负责——原话这样。说完离开了总编辑的办公室。第二桩事是，有一天图书处接一电话说：“不要问是哪里打的电话，不要记录，通知有关《顾准文集》两件事：（1）不再发行；（2）不再印刷。”第三桩事是，三个穿便装腰别小枪的人找我谈了三天话，询问了《顾准文集》出版前后的所有细节，末了临走时说，你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不要对外说什么就行了，不要对媒体谈这本书的事。第四桩事是，1995年评定高级职称，社党组开完会后对我说，你的条件是参评者中最好的，但因《顾准文集》暂不给你评了。19年来，没有任何人明确说过《顾准文集》什么地方“政治不正确”，想来是因为顾准的思想境界早已超越了“政治正确不正确”蓬间雀式意识形态的界定范畴。但玄妙的是，有司上述对出版社提的三个问题，诡谲地表达了一部分人对出版《顾准文集》政治正确性的负面判断，有人就常拿它来说事。
《顾准文集》出版19年过去了。如何评价其出版价值？1994年出版《顾准文集》，其社会历史背景十分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九二“南巡讲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顾准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市场经济思想，并且认为市场经济应有其相应的法权制度等等这些观点，在中国19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深刻地得到体认。顾准思想启示了思想学术文化界，有学者说：“正因为《顾准文集》的出版使得中国思想界有了一个可以无限展开的话题，学者们惊喜地发现，在艰苦的环境下，思想先驱顾准以自身的独立思考和研究，对中国问题作出了深刻的洞见和思考，而《顾准文集》也因此在30年阅读史上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大概可算是所谓出版《顾准文集》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吧。
1995年，《顾准文集》获得非官方性质的“金钥匙奖”；1998年，《顾准文集》被学界推举为“百年来影响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百本书之一”；《顾准文集》出版后，跟进出版了《顾准日记》、《顾准全传》、《顾准寻思录》、四卷本《顾准文存》等；2008年《顾准文集》入选“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同时入选“30年30本书”。这些，大概也可佐证1994年出版《顾准文集》的价值吧。
谨以此文向顾准先生“为人类服务”的高贵心灵和卓越的思想致敬！
（责任编辑洪振快）
胡耀邦平息“突破”事件
作者：王正 字数：3892
1981年，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拍摄成电影《太阳和人》，没有公映）挨批，被称作《苦恋》事件。胡耀邦同志对此事件实事求是处理，让《文艺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唐因、唐达成的批评文章，使事件得以妥善解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1981年，也是由胡耀邦同志实事求是处理了“突破”事件，使该事件得以平息，从而保护了当时文艺界思想解放的势头。
“突破”事件是怎么回事呢？据我了解，1980年10月5日…12日，江苏省作家协会在无锡太湖饭店举行青年创作会议。10月5日，陆文夫作了《谈突破》的发言，着重谈文学创作如何突破。10月6日上午，《雨花》主编顾尔镡作了《也谈突破》的发言，也是主要谈文学创作如何突破的问题，其中讲到目前有些生活领域作家还进不去；进而谈到作家在政治思想上也要突破。顾尔镡说：“政治上突破，最主要的是‘四项原则’。四项原则，我们是要坚定不移遵守的，怎么又要突破呢？首先，‘四项原则’本身也是在发展的；其次，我们对‘四项原则’的认识也是不断加深的。突破的问题，就由此而产生。”（会后，以《也谈突破》为题，在《雨花》1980年第12期发表）。顾尔镡发言后，到会同志都把顾的发言理解为：“四项原则”也要发展；对“四项原则”的认识也要不断加深；这是“突破”一词的应有之义。因此，会上风平浪静，水波不惊。不料，事后，有人给中宣部打小报告，截头去尾，只说，“顾尔镡要突破‘四项原则’”。这还了得！“于是，老顾的文章，成了将要开展批判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文艺报》被指定要对此文写一篇批判文章”。但《文艺报》“裹足不前，迟迟落实不了作者，到5月初，南京《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篇批判文章”。“5月5日召开的作协党组和书记处会议上，张光年（记录者按：张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指定《文艺报》这一期就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下期再发表评白桦（《苦恋》）的文章。”但是，“过了几天，罗荪（记录者按：即孔罗荪，《文艺报》主编）又在编辑部干部会上说：‘昨天与光年说了，《新华日报》批《也谈突破》的文章不转载了，下期一定要组织文章。”但是，“最后，《文艺报》始终没有发表批判文章”。（记录者按：王正同志以上口述，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0页。刘锡诚当时是《文艺报》的编辑部主任。）原来把《也谈突破》和《苦恋》一样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予以批判的“突破”事件，竟到此戛然而止，这是怎么回事呢？真相是胡耀邦同志实事求是处理《也谈突破》，悄然平息了这一“突破”事件。
胡耀邦同志是怎样平息“突破”事件的呢？我从对顾尔镡作些简介以及他在“文革”中和新时期到来后的表现说起。
我和顾尔镡（1925…1999年）都是上海通州中学校友，我比他高一年级。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即参加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党员。全国解放后，我俩同在江苏省省级机关工作，他先是在江苏省总工会，后调到江苏省文联作家协会，任《雨花》编委，江苏作家协会办公室主任。他本是演员出身，这时成了剧作家。就我所知，他和别人合作的锡剧《红色的种子》，誉满江苏，后改编成电影，是地方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一炮打响。他又创作了话剧《雨花台下》，得到戏剧界好评。但因为我俩分处两个单位，大家忙于工作，交往不多。“文化大革命”一来，我作为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主任，一下子被“打倒”，定为“走资派”。顾尔镡在江苏省文联是中层干部，不是当权派，算是革命群众。但是，他在省文联批斗“李（进）、章（品镇）、亚（明）”大会上的惊人表现，为我熟知。有次，文联造反派批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李进，党组成员、《雨花》主编章品镇，党组成员、江苏省国画院院长亚明，即所谓“走资派”李、章、亚。造反派头头点名中层干部顾尔镡揭发章品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顾起初不吭声，后一字一字地说：“对章品镇，我没什么好揭发的。”造反派头头火冒三丈，狂吼：“你坚持反动到底，你就站到他们一边去！”这时，顾尔镡“登、登、登”地上台，与李、章、亚并肩站在一起，排在第四位。造反派头头一想，顾不是当权派，叫他上台，与“走资派”站在一起不合适。又高呼口号，“顾尔镡滚下去！”顾下台时，昂首挺胸，用鼻音哼出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听说了顾尔镡的这个真实故事，在心里留下深刻印象，称赞“老顾是条汉子”。（记录者按：章品镇有一篇纪念顾尔镡的文章《他冷我、烫我也给我正直的支持》，载内部刊物《南通今古》2006年第2、3期，细节略有不同，但顾尔镡“稳稳当当，不紧不慢地向我们这边走来，准确地在第四个位置上站定，毫不声张；却有一团凛然正气慑服了全场。全场寂然无声。”唱《国际歌》时，“虽然口不出声，但唱得是何等的庄严”。可见确是事实。）新时期到来后，顾尔镡被任命为《雨花》主编，率先为1957年被错打成“探求者反党集团”平反，发表社论《探求无罪，有错必纠》（记录者按：《雨花》1979年4月号发表）其后，中共江苏省委很快下达了为“探求者”平反的红头文件。有人问顾尔镡：省委还未给“探求者”平反，你怎么胆敢在《雨花》先给“探求者”平反？他说：我曾长久考虑，江苏文艺界拨乱反正，必须从为“探求者”平反开始，这一大冤案不平反，拨乱反正云何哉！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等省委作出决定后我们才动作，那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思想解放，就得敢为天下先！”
因此，当1981年5月初《新华日报》发表对《也谈突破》的大批判文章时，我是有想法的。只抓住一句话：“政治上突破，最主要的是‘四项原则’”，既不管前言，又不顾后语，更不考查顾尔镡在文革前、文革中、新时期到来后的一贯表现，就上纲上线，这怎么能服人呢？
1981年5…6月间，我作为江苏省科委负责人去北京参加由中国科委、中国科学院等四单位举办的一个会议。会议前，我给耀邦同志写过一信（记录者按：王正同志在上世纪50年代是江苏省团委书记，与胡耀邦同志很熟悉），讲了关于我对开发江苏沿海滩涂的意见。会议期间，我看望一位老同志，在那里见到50年代初胡耀邦同志的警卫员李汉平同志，此时他已担任国家保卫局副局长。我请他带口信给耀邦同志，问他有没有看到我的信，能否找时间和我谈谈。没几天，耀邦同志派车把我接到办公室。关于开发滩涂问题，谈了约一个小时，告一段落。耀邦同志有向下面来的同志进行调查研究的习惯。耀邦同志问我，最近江苏情况怎么样。我因去北京开会前，已听说过顾尔镡因一篇文章被批斗，就讲了这件事，并说，因为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就批斗顾尔镡，不好。我说：“突破”不是贬义词，不是否定，不是毁弃某一事物；从正面理解，突破是发展，是前进，是上了新台阶，是指事物在原有基础上进入新阶段。例如，一位体育健将，在赛跑、游泳竞赛中速度更快，突破了原先的冠军纪录，不是不承认、不是否决原先的纪录，而是突破。突破，对历史、对未来的进步都有鲜明的积极意义。我相信，语言、文艺、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此会有广泛、深刻的共识。耀邦同志听了我对“突破”的理解、说明后，赞同地“嗯”“嗯”了两声。接着又问我：顾尔镡这个人怎么样？我说，顾尔镡同志是个好同志。他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作风正派，为江苏文艺界做了一些好事……（略，见上）耀邦同志又问：他在文革中表现如何？我就详细讲了上面顾尔镡在批斗“李、章、亚”大会上的真实故事，他从容上台和被打倒的“走资派”站在一边，下台时哼《国际歌》……（略，见上）耀邦同志听我讲完这个真事后，为之动容，考虑了一些时间对我说：你回去立即给江苏省委打电话，不要批斗顾尔镡了。请省委传话给顾尔镡同志，要他振作精神，抬起头来，搞好今后工作。我回到住处后，回忆整理了一个记录稿，请保卫局副局长李汉平给耀邦同志阅后再给省委打电话。不料，李汉平很快回来告诉我：耀邦同志说不看记录稿了，你直接打电话给省委吧。于是我按照我回忆整理的记录稿给省委打电话，接电话的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康贻宽同志。等我回到南京，“突破”风波已平息。（记录者按：耀邦同志对《也谈突破》的意见，肯定也传达给了中宣部，所以对《也谈突破》就不再发批判文章，“突破”事件在北京也偃旗息鼓了。）
后来我听说，江苏省委副书记胡宏、宣传部长汪海粟找顾尔镡谈话，都是鼓励为主。因此，顾尔镡在“突破”事件后，在江苏文学界的声望有所增高。在其后江苏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江苏作家协会副主席（常务）兼秘书长。
要不是耀邦同志实事求是地处理了“突破”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批判《苦恋》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批判《也谈突破》，中国文艺界对这件事也许是另一个状况了。因为耀邦同志给文艺界办的这件好事，鲜为人知，所以，我要把这桩事告诉大家，也想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者提供一点史料。
在这件事的过程中，意外地接触到耀邦同志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使人了解耀邦同志在大量工作中的沉重负荷，往往难以顾及自身的休整。在谈完工作后，我问及他的健康，他一改平日笑颜愉悦的常态，略显苦恼地望着我说：“不晓得什么缘故，近来臂膀很痛，连手都举不起来，举过头就痛。”这出乎我意外，我连忙说，要请医生诊断，很可能是肩周炎，要请医生治疗，要热敷，请医生开处方，不能受凉。这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也可见耀邦同志对自己的健康很少关注，专心致志于工作，这可是他长期的、一贯的精神状态啊！
（王正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科委副主任，陈辽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洪振快）
文革中我两次见到的张伯驹
作者：张一虹 字数：2712
《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发表了章诒和女士的《张伯驹的文革“交待”》一文，虽然只是篇2000多字的短文，但我在读过之后所引起的心理波澜，并不亚于读她《往事并不如烟》那本书的感受。这不仅是透过张伯驹的“交待”材料，能想象到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和无奈，更因由此而让我想起在文革中，两次见到张老先生时的情景。
（一）
1966年8月27日，吉林省省直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批斗省文化局机关党组书记金树然大会。在押解金书记入场时，他昂首挺胸，正气凛然，颇有许云峰赴刑场时的悲壮架势。在有伟大领袖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面前，又岂能容忍这等嚣张气焰？于是便呼啦啦地扑上几个人来，立即将其打翻在地，然后就迫使他跪在偌大的体育馆中央。一浪高过一浪“打倒”的口号声，如海啸般地掠过，让在场的人都感到心惊肉跳。所以批斗会从一开始就铺垫出了十分恐怖的气氛。
这自然就促使在此后各单位代表的发言中，每提到某个当权派或某个人的“罪行”时，便有人跟着起哄：“把他揪出来！”“让他下去跪着！”于是在全场与会者的应和下，被点了名的人，就得乖乖地跪在金树然书记的一旁，随即便会有人立即上前去给他（她）剪发剃“鬼头”。随着发言者的不断增加，跪在那里的“牛鬼蛇神”也就在逐渐地增多。更出人意料的是，有个人在喊“毛主席万岁”时，因没有举左手，而是举了右手，也立即被揪出跪在了下边。由于我担心自己也可能会举错了胳膊，从而引出飞来之祸，所以就将右手紧紧地缠到挎在肩上的书包带子上，使其不能轻举妄动。
就在如此人人自危的气氛中，省博物馆造反派的代表上台发言了。当他在控诉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招降纳叛的“罪行”时，突然拉着长声喊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大右派张—伯—驹！文人小说下载
然而就在发言者对这段批判的内容尚未终止，会场里还没来得及响起“把他揪出来”的喊声时，只见在离我们不远处看台上的最后一排，立即站起位穿着白衬衣的长者，然后便匆匆挤出身子，顺着看台的过道，一路小跑着奔了下去。我注意到在整个批斗会期间，他跪在那儿始终是低着头，从未侧脸旁视过一眼。
因为我是此前一年从学校毕业，刚刚由北京来到长春，然后就下乡参加“社教”运动，所以不仅对本系统的一切情况不熟悉，对这位叫张伯驹的，就更不知他是何许人也了！
“此人很坏——袁世凯当年搞复辟要当皇帝，就是他资助的。”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同事，低声对我说。
无知的我，当时就在心里嘀咕道：“这样的人，才是应当清除的历史垃圾呢！”
当批判发言结束时，想不到会场里竟掀起了一个更大的高潮：有人勒令那几十个“牛鬼蛇神”，沿着椭圆形的跑道，爬着向全体与会者去示众——于是整个体育馆又是一阵骚动、惊呼……
伴着这支由省文化局机关党委书记领衔向前爬行的队伍，是震耳欲聋的、有节奏的口号声。渐渐地，有些年老体弱的人，向前蠕动的速度有些放慢了，落后了。当他们爬行了一圈之后，示众者中间年龄最大的张伯驹，竟完全被甩在了最后面，以至于距离越来越远，直到他的两只胳膊再也不能伸屈，终于停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全场的“观众”都将目光集中到他那里，禁不住让人担起心来：是体力不支呢，还是突发了心脑血管疾病？面对着此情此景，是否有人会趁机把他拉出去，让其停止爬行，或者可能还会引来一顿拳脚？
人们正在心里这样嘀咕着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彪形大汉快步奔了过去，弯腰就拽住了张伯驹的衣领——于是，此人就如同拖着一具尸体，或者是一件什么沉重的东西，迅速地跟在了那个爬行队伍的后面，向前奔去……
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当一个人被拖拉着与地面摩擦时，是一种什么感受，更不知道这位老者若是真的犯了病，经过这样的折腾，那后果又将如何？
示众“表演”在继续着，可不知是什么原因，原先那呼喊的口号声，却渐渐地低沉，又逐渐地稀稀落落，直到后来，似乎又都全部消失了。
在这突然的寂静里，人们似乎只能听到那艰难的爬行声和被拖拉时的“嚓嚓”声……
终于，又示众了一圈之后，这漫长的爬行总算是停止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张伯驹静静地躺在那里……
（二）
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将长春市几个造反派组织定为“反革命组织”。我被临时抽调到吉林省博物馆去参与筹备《四个反革命组织展览》。因为该展览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另一个楼里独立活动，与博物馆基本不发生什么联系，因此并没有机会能见到张伯驹。可是有一天早晨，因事我到博物馆的主楼去，刚推开门进入前厅，突然发现该单位那位造反派头头，女解说员××，正向站在她面前的一位老者在训话。仔细一打量，我不禁一怔：此人不就是那位张伯驹吗？
只见他光着头，身着一件棕色的对襟小棉袄，脚上是一双矮腰的布棉鞋，显得还算整洁；他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并将头偏向一侧；眼皮下垂着，似乎是在认真聆听，又似乎是在似睡非睡。突然，我发现有一丝鼻液从他的一只鼻孔里流了出来，是越流越长。而他却像是根本就未发觉似的，始终就没去理会它……
我每天都能从安在楼外的大喇叭里，听到这位女头头所播出的，打派性的文章，那真可谓是铿锵有力。而此时的训斥，当然也是明快、清脆。可就在她将要结束训话之时，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她将一面小铜锣和一个敲锣的锤子递了过去：“去！到人民广场转一圈再回来。边走边敲，嘴里也别闲着。要念叨：我是大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听着没有？”
“嗯嗯！”张伯驹十分痛快地答应着，眼睛也陡然睁开了。凝固的身子也立即动了起来，然后就接过那个家什，竟没看对方一眼，就脚步轻快地奔向门外。我知道，人民广场距这里足有一趟街的路程，此时竟也禁不住地跟了出去。
望着他的背影，听着那一声声的锣声，以及“我是大右派”的自语声，我的心久久地不能平静……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四十五六年了，许多人生坎坷的，或者是心酸的经历，都已慢慢淡忘了，但在文革中两次见到张伯驹的这些镜头，却刀刻斧凿般地铭记在我的脑海中，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历历在目。粉碎“四人帮”之后，有机会能够读到不少有关张老先生的回忆，心中不断升腾着的是对他的崇敬和钦佩。想他对国家的贡献，想起他的遭遇，特别是一想到他在临去世前，竟因“不够级别”而进不了病房，只好躺在走廊里的那一幕，就禁不住地在心里道：“我们实在是对不起张伯驹呀！”——可是这个“我们”又应当都是谁呢？
（责任编辑洪振快）
一家言
中苏“十年论战”是文革的舆论准备
作者：吴兴唐 字数：10843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国际共运大论战，又可称为中苏“十年论战”。对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事件，为什么现在要来评议呢？
第一，“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重要原因和思想基础。批判了苏联的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引申到我国国内，打倒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中苏“十年论战”，目标是批判“苏修”，但我们国内是把这作为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来对待的，进行全党和全民教育，反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第三，“十年论战”，苏方有错，我方也有错。我方错在“左”，“十年论战”加十年文革，我们有20年是以“左”为指导思想的。
第四，对于十年文革已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全面否定的结论，而对“十年论战”尚未有全面系统的总结。
第五，近年来有一种文革思潮回潮现象。现在疏理“十年论战”的教训，目的是在于以史为镜，以史为鉴。经常警惕各种形式“左”的思想倾向的出现，坚定“主要是防‘左’”的立场。
本文根据部分史实，对“十年论战”作些探索和评议。评议并非结论，只是表示了作者的一些看法。
一、中苏“十年论战”产生了一系列后果
（一）“十年论战”虽然主要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但涉及所有共产党。从而促使国际共运大分裂，使国际共运迅速进入低潮。（二）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注意力集中于论战，错过了科技革命带动起来的经济发展黄金机遇期，经济发展滞后。（三）论战触动了国际格局的变动。中苏关系破裂，美国介入，形成“中美苏”的大三角关系。（四）中共反对苏共老子党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维护了我国国家和民族利益，并使国际共运中的独立自主的思想活跃起来。（五）就中共来说，论战是在“左”的思想越来越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以我划线”和“以苏划线”，除批倒苏修之外，还打击“一大批”，孤立了自己。（六）我们错误估计形势，认为“帝修反”要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因而得出“要准备打仗”的结论。
二、我方在论战中的主要“左”倾观点
论战有一个发展过程。论战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算起。当时主要争论集中在斯大林问题上。1960年之后，争论在理论问题和国际共运问题上全面展开。从“二十五条”到《九评》，论战进入高潮。1963年2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常委会讨论苏方2月21日来信，决定由写作班子起草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共中央复信于3月9日发出。3月30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出复信之复信。4月初，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讨论苏共中央3月30日复信。毛泽东指出，从苏共中央这封长信来看，赫鲁晓夫集团不准备修改他们的路线，我们要系统地阐述我们的观点，提出什么是国际共运应当采取的总路线。
6月中旬复信经过两个多月的修改后定稿，于6月17日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标题，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个总路线的建议共有25条，因而也被简称为“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也为《九评》打下了基调。1963年7月6日到21日在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会谈期间，即7月14日苏共中央突然公开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8月初，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指出公开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写作班子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会的指示，发表公开文章，全面评论苏共《公开信》，因共为九篇，故称《九评》。原来准备写十篇，即十评《公开信》。但是《十评》没有写成，因为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14日下台。毛泽东于11月18日召集中央常委会讨论，并指示写作班子起草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文章，定稿后于11月21日用《红旗》杂志社论形式发表。
（一）“二十五条”对国际共运总路线、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战争与和平问题、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这“二十五条”，从现在来看，就是我党要扛起“世界革命”的大旗。“二十五条”批判了苏共的“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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