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札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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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能否将我所感受到的那种威严的感觉充分地传达给他人，我却无法证实……

譬如，我曾写过一位愤怒反抗的老人的故事。老人为了抗议重新进行核试验而剖腹，但他失败了，抗议书也被忽视，他说：“终于活着丢人现眼了。”尽管这位老人为失败感而遭受百般折磨，而我却认为他确实拥有人类的威严。他之所以能够牢牢地牵住我的心，只能说是由于这种威严的存在。换言之，对于这位老人而言，除了人类的威严之外，他一无所有。如果有人觉得，为什么这位老人剖腹失败，抗议书也被置之不理，只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余生呢？这样的一生究竟会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我想告诉他：这位老人是为了保持人类的威严而剖腹失败，并活着受辱的，他一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他在悲惨的晚年终于赢得了人类的威严。瘦瘦的肚子上留下一个大大的伤痕，只能躺在病床上的这位老人，就其威严而言，难道不足以同没有任何伤痕的其他所有人相抗衡吗？这就是我对“人类威严”一词所赋予的定义。

１９６３年夏天，在原子病医院门前，我见到了迎接和平示威游行队伍发表演讲的宫本定男先生。当时我在自己的手册上记下了这样一句话：“他手持花束，无力地垂下双肩，但确实带着满足感和威严走下讲坛。”那个夏天，我对这位身材矮小的中年男子的情况还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是代表原子病患者发表讲话的，在那骄阳似火的广场上站着，他似乎很痛苦，用蚊子般的声音说：“我相信第九届世界大会一定会圆满成功。”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受到他充满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从那时起，在广岛，我曾在几本手册上多次写出“威严”一词。我从广岛和平运动领导者的一位老哲学家和他那貌似上了年纪的少女一般的夫人身上发现了威严，我还从以充满豪放幽默的语调，批评广岛的保守派实力人物的《广岛之河》核心成员的老年妇女身上也发现了威严。而且这些威严，令我感到是最具有人情味的威严。那是我从孩童时代开始一直憧憬着的威严；是我在怀疑究竟何时自己才能到达这一境界的威严。今天看来，我曾多次去广岛访问的心理因素，也只是由于广岛人所具有的人类威严的感觉吸引了我的缘故。

我从原子病医院的重藤院长身上也发现了这种威严，然而，它绝非来自原子病医院院长的权威。因为我还从他的一位住院病人宫本定男先生那里也发现了同样的人类威严。为了慎重起见，我想指出，我曾计划根据我力所能及的调查侧面写一部纯属由个人构成的原子弹受害医疗史，并纳入这本《札记》之中。但是，广岛的原子弹受害医疗的历史，不仅未曾得到官方权威的支持和引导，恰恰相反，它是凭借着那些同权威坚持进行和平抗争的人们和决不屈服意志顽强的人们，完全从零的起点开始发展起来的。如果再考虑到原子弹灾害调查委员会及其背后的占领军，以及日本的保守政府，原子弹受害医疗史勿宁说是通过反体制的意志才得以完成的。原子病医院既不是政府创办的，也不是靠政府的资助而经营的。它是以分配给广岛红十字会医院贺年卡所获利润建立起来的。尽管重藤院长本人就是一位原子弹受害者，而他却自从广岛出现那一场人间悲剧的瞬间以来，完全是从零开始一直坚持进行医疗和研究工作（骑着自行车，奔波在废墟间，搜着瓦砾的碎片），至今仍然是一位战斗在第一线的医生。因此，我从重藤院长身上发现的威严，完全是活生生的人的威严，同任何权威都毫不相干。遍及广岛拥有威严的人们究竟从何而来呢？而且他们的威严绝非单纯的威严。

在这里，为了确切地阐明我个人对“威严”一词的理解，我想谈谈它是怎样进入并固定在我的语言世界中的。也就是我要记述自儿时至今围绕威严一词的个人回忆。首先，它始自战时，直到我进入大学主要攻读法国战后文学，它才开始成为一个更加准确的词。最初，仅仅是作为具有那种意义的感觉进入了我的语言世界，并不具有语言的外壳。战争结束时，我还是四国山村中的一个孩子，但我却曾为处于某种可怕的进退维谷的窘境而苦恼过。使我陷入这一窘境的原因，是来自我曾在农村电影院看到一部影片中的一个小插曲，一名年轻的士兵被敌军俘虏，害怕遭到拷问说出自己军队的机密而自杀了。我曾为之受到极大震撼，并万分感动，同时，又害怕得浑身发抖。我预感到，战争期间我肯定也会陷入同他一样的困境。这成为一个需要做出重大抉择的问题，一方面，我为年轻士兵的行为所感动，但另一方面，我又怀有自私的热爱生命的不安和孩子气的疑问：在这个世界上难道真的存在需要以自己的生命去捍卫的重大事情么？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久，还什么事情都未曾做过，但对于自己的死却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如果我选择不坦白某种秘密，就会被杀死，我可能会毫不争气地说出任何秘密。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宁死不屈，抗争到底的人呢？我隐藏着内心的困惑，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向同我一起看电影的父亲问道：“那个年轻的士兵为什么自杀了呢？”此后不久，我的父亲突然死去了。当时他那短短的回答，过于令人震惊的成年人的语言，是我从未听到过的。那是心情焦躁的父亲对孩子伪装出的天真给予的惩罚。他说：“你说那个士兵么？即使不自杀，坦白之后终究还是要被杀死的啊！”

父亲是否希望用他的话，使我对于士兵的死，在内心中求得平衡呢？似乎是说，反正士兵是死了，怎么死都是一样的。不过，这种反正是死，怎么都是死的说法使我开始感到新的无法形容的恐怖。我可能就是在坦白之后被杀掉的类型的士兵。我对这种类型深感厌恶，为另外一种不坦白而自杀的类型的存在而感动。然而，谁也不可能教给我，像我这种类型的人怎样才能使自己变成不坦白而去自杀的类型。包括我父亲在内。作为孩子的我，曾经白白地做了各种各样的假设。但是，结果我都碰壁了。难道能够认为同自己的死相比，别人的死更加重要吗？难道自己的死不是绝对的吗？而且依照父亲的看法，无论怎样，自己都必死无疑，同他人的死毫不相干！在我陷入这一最糟糕的境地之前（如上所述，我认为这种情况迟早必将降临到我的头上，并确信这是命运的安排），为了使自己从我所属的可憎的类型变成默默地自杀而死的类型，我曾在充满恐怖的困境中，期望着能找到足以说服我自己的解释。

不料当我还在童年的时候，战争便结束了，需要在战场上做出的决定延期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考虑自己究竟属于宁死不屈的类型，抑或是屈服而后被杀的类型，这个问题使我深深地陷入了持久的困境。在已经无须奔赴战场的时代，它占据了我青春的全部日常生活。那是一种心病。我是一个乖僻的高中生，有时希望举止粗暴，有时又确信自己是一个受虐的人。不久，我进入大学文学部学习，开始攻读法国现代文学，在教室里，经常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是法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彼此都各自拥有独特的流行的语言。我发现在法国文学中频繁出现的词汇的同义语，在日本文学中却遭到冷遇。其中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以下两个词：威严、屈辱或耻辱。它们都同我始自少年时代的困惑具有密切的关联。亡灵绝未消失。当然，并非说在日本文学中绝无使用这类词汇的先例。作为日本心境小说的传统主题，不难找出屈辱、耻辱之类的词。然而，在法国文学中，屈辱和耻辱都是足以刺伤作家和读者心灵的、人类道德观念的最为锋利的剑，而在日本文学中却从未以如此的分量出现过。此外，关于威严一词，情况更为明显。例如说：“那个少年充满着威严”，这种文章在日本文学中很难以流畅的句法加以表达，那只不过是翻译的文章而已。

于是，我为我始自儿时的困境从法国文学中学到了一种特殊的定义，赋予它如下的语言：属于蒙受屈辱和羞耻之后白白被杀死类型的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带着威严而自杀的类型呢？当然，对于正处于青春即将逝去年龄的我来说，已经不再继续以这种极限状态考虑问题了，因为它过于孩子气。但是，进入我的语言世界中的威严、屈辱和羞耻等词汇，至今依然是我自身的道德观念中的最为基本的用语。我在广岛看到了同人类最严重的屈辱相关联的东西；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可看作为最有威严的日本人的许多人。而且，在曾经发生过自从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事件的广岛，在那个人类世界中，所谓威严、屈辱或羞耻之类的词汇，都不是单纯的，而经常是以双重意义出现的。

涉及到屈辱或羞耻等词汇，我曾写过一位老人的故事。他为了抗议恢复核试验，试图剖腹而未果，他曾说：“终于活着丢人现眼了”。他的廉耻心本身就构成了威严。他也道出了原子弹受害的孤老们对于违背常理的事感到羞耻的心理。在原子病医院里，我认识的一位青年妇女，时隔一年，再次住院。当我遇到她时，她说感到自己可耻。还有为数众多的脸上带有丑陋疤痕的女孩们，至今仍由于感到自己可耻而闭门度日。这就是广岛。如果我们自己不感到羞愧，那么，又如何能够阻挡这些曾经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们自身所感受到的耻辱呢？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感觉错位啊！

一个女孩为她带有疤痕的脸而感到羞耻。在她的内心中就会有可能以这种羞耻作为分界线，将地球上的全部人类分作两个群体：一个是带有疤痕的女孩们，另一个是其余所有没有疤痕的人们。带有疤痕的女孩们，面对没有疤痕的所有其他的人们，为自己的疤痕而感到羞耻；带有疤痕的女孩们，面对没有疤痕的所有其他人的视线而感到屈辱。

有疤痕的女孩们肩负自身的羞耻和屈辱，怎样选择她们的生活道路呢？其中的一种就是躲进昏暗的房子深处，逃离他人的视线。这种逃亡型的女孩无疑居大多数。她们悄悄地躲进广岛许多家庭的角落里，而且，她们的青春正在一天天逝去。另一方面，是不逃亡的类型，她们自然地分为两类。一种是希望原子弹或氢弹再一次落到这个世界上，地上所有的人都同她一样受到疤痕的伤害，从而获得足以同自身的羞耻和屈辱感相对抗的心理支柱。那时，凝视她们疤痕的他人的目光已全部消失，他人已不复存在。在这个大地上将不会再有分裂。实际上我已听到过这种呼声，并曾引用过这类短歌，当然，这种诅咒未能超出心理支撑的范围。这些女孩们只能很快便默默地一无所获地进入逃亡型的行列。

同时，还有另外一种类型。那就是通过参加废除核武器运动，反过来利用自己代替全人类曾经经历过的原子弹爆炸的灾难，将它作为自己的武器，赋予自身感受到的羞耻或屈辱以价值的人们。我所做的这一繁琐的分类，实际上并无必要。广岛的人们为了将他们曾经体验过并正在体验着的人间悲剧、羞耻或屈辱、卑鄙以及所有这一切都加以倒转，使之具有价值；为了真正恢复这些受害者们的人的名誉，广岛必须在彻底废除核武器的运动中，作为最为本质的思想骨干而发挥威力。无论是有疤痕的人，还是其他所有没有疤痕的人，都必须共同确认这一威力。除此之外，难道人类还会有什么手段能将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们从最为悲惨的死亡恐怖中拯救出来吗？

因此，即使通过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彻底废除核武器，那对于恢复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的人权也是无效的。我以道德的名义，或以思想的名义，认为这一单纯的定理是最为重要的。尤其是面对中国的核武装，我想再一次对自己证实这一点。或许有人认为这种想法是感情用事。但是，如果你有丑陋的疤痕，为了以你自身的力量去治愈由于疤痕而导致的心理创伤，你想寻求一种手段，那么，你必须确信，只有你自己的疤痕才具有为了彻底废除核武器最为真正的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徒然因白血病而死亡的痛苦和恐惧获得升华而有意义吧。

我们这些只是出于偶然免遭广岛灾难的人们，如果我们将自己作为一个拥有广岛的日本人和拥有广岛的世界人，坚定地以这种态度为中心，去思考人类的生存与死亡的问题，真正希望为我们自己的广岛提供补偿，并赋予它以价值。那么，下述的公理就可以成立，那就是广岛的悲剧将带来全人类的觉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难道不应该针对一切核武器采取对策并建立秩序吗？在当今的政治时代，或许有人认为一个国家的新的核武装，反而会通往彻底废除核武器的道路。这个“童话”是具有现实性的，而且也是可能实现的。而且，实际上既然世界已经向着这一方向迈出了第一步，那就将是绝对可能实现的。

然而，我却不敢苟同。因为向着这一童话城堡迈出第一步的现实的脚步，确实践踏了那些至今仍躲在昏暗的屋内，为疤痕而感到羞耻，青春正在一天天逝去的广岛女孩自我康复的希望。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彻底废除核武器的迹象，这种现状，对广岛人来说，将是一种何等残酷的事实！我没有勇气去加以推测。

如果允许我毫无顾忌地坦率地说，那就是地球上人类的任何一个人都在力图彻底忘掉广岛，忘掉发生在广岛的最为严酷的人类悲剧。我们对于自己的个人不幸，都希望尽可能快地忘却，无论是大的或是小的不幸。即便是在街角上稍稍受到一个陌生人的轻视，连这样小小的不愉快，也不想将它在记忆中留到明天。由这样的个人组成庞大集体的全人类，企图忘却广岛，忘却人类最为严酷的悲惨顶点，那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且不必翻阅小学教科书，实际上成年人也并不想将有关广岛的往事，告诉给孩子们。任何幸存者和有幸未曾遭到放射能伤害的人们，都想忘掉在广岛死去的人们和面对死亡坚持痛苦博斗的人们。忘掉一切，自己要设法愉快地度过疯狂喧嚣的２０世纪后半期。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在轰动日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名在投下原子弹当日出生的广岛青年，被选为传递圣火最后一棒的运动员。当时，一名从事日本文学作品翻译的美国新闻记者，一个应该是最理解日本，和日本人拥有共同感情的美国人却提出意见，他认为，这项决定会使美国人想起原子弹而感到不快。这位当选的传递最后一棒圣火的青年，即便他被伤痕损坏了身体，暴露出放射能所造成的伤害，他是一个真正的“原子弹之子”，对这一选择，我也不会持有异议。恰恰相反，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他们有幸活了２０年）作为出生在那个日子里的广岛人应该是更为正常类型的人。然而，实际上这位被选中的中距离赛跑运动员，具有一个十分出色的健康的身体。那正是一个以人类自身的强韧令人震撼的肉体。他面带从一切不安中解脱出来的微笑，飞奔在巨大的运动场上。为了我将写进《下一代的原子病问题》一文中的广岛的重藤院长，我也曾为这位青年健美的肉体祝福。

但是，尽管如此，而那位美国记者却说，青年会使美国人想起原子弹而感到不快。他是企图将广岛的一切从美国人的记忆中抹杀。而且，这种意图还远远不仅出现在美国人的心头。目前，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所有领导人和所有国民，难道不是都想从他们的记忆中将广岛一笔勾销吗？正如《原子弹受害白皮书》所阐明的那样，与其说广岛证实了原子弹的威力，莫如说它是核武器导致的最为残酷的人类悲剧的证据。世界一般的态度是“暂且忘掉它，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领导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作为保卫和平的威力而保持核武器。至于它将为真正的和平带来何等的后果，或许可以拥有做出种种观测和理论根据的自由。实际上，现在全世界的印刷机正在十万火急地印制着他们的观测和理论。但是，这类百家争鸣的所有声音，显然都是从将现在的核武器视为一种威力的观点出发的。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流行趋势或常识。此时此刻，有谁愿意想起曾陷入人类的极端悲惨境地的广岛呢？

在广岛我曾多次见到原子弹的受害者，他们都说自己希望忘掉原子弹，再也不想提起那闪光的瞬间。关于传递奥林匹克圣火运动员的选定，将会令人想起原子弹而不快。如果说有人拥有提出正当抗议的权利，那么这只能是原子弹的受害者，只有他们才真正痛切地希望忘却那一天的悲惨，而且，为了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他们也必然应该将那一切忘却。我在大学时代曾有一位出身广岛的同学，在读大学的四年里，他一次也未曾提起原子弹。他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原子弹爆炸纪念日黎明时分的广岛，我曾在原子弹遇难者纪念碑旁，以及其他各种场所，发现几位妇女，她们以隐藏着深沉忧伤的可怕眼神凝视着，呆呆地佇立在那里。每当这时，我总是想叶夫图中科的诗中的一节。

她那凝视着的眸子，

虽然毫无表情，

但潜藏其中的悲哀与痛苦，

却是无可名状的可怕。

我即便走上前去和她们打招呼，恐怕她们也不会开口。她们同样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如果有可能，她们有权彻底忘却有关广岛的一切。广岛对于她们而言已经足够了。尽管她们知道这绝对不利于原子病的治疗，但是，在想要离开广岛到其他城市定居的人们的内心深处，希望逃离存在于自己心中和外部的广岛，这一意念是否在起作用呢？当然，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他们是有权彻底逃离广岛的。

然而，如果一旦发现了原子病的苗头，他将再也不可能忘记广岛，也不可能再逃离广岛。当然或许有人会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那就是即便住进原子病医院，也不去想广岛而打发着日子。如果有可能有意识地不再寻求广岛，以尽可能地远离广岛的心情生活，而且当病痛痊愈回归社会之后，仍可以同广岛毫无关系地生活，那么，这位患者就将是最幸福的。如果所有的患者都能如此，那将是一桩多么美好的事情啊！然而，以宫本定男为例，他是一位拼着性命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患者，他有意识地接纳了广岛，他敢于回忆发生在广岛的最为残酷的人类悲剧，他通过写文章追述他所经历过的往事；他一遍又一遍地向来访的外国人诉说，而且面带微笑。他不仅没有逃避广岛，相反地接纳了广岛。他究竟是为了谁呢？他是为了当他悲惨地死去之后将继续生存的、除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类，是为了我们。宫本定男的热情，恐怕是来自于他正面临着自身难以逃避的死亡。同样死于广岛的优秀诗人岞三吉也突然满怀热情地倾向政治，并在他发生了致命的大咯血之后还参加了实际的行动。丰田清史曾证实说：“２４年４月，大咯血不可否认地将岞君带入了死亡的恐怖之中……而对于死亡的畏惧却使他决心加入日本共产党，并于６月５日参加了那次船越町的日钢事件斗争”。

为了战胜自己面对悲惨死亡的恐怖，必须确信活下来的人们能够从他们为战胜悲惨的死亡所做的一切当中受到启迪，从而使自己的死为生者做出贡献。如是，则死者就会化为今后仍将生存的人们的生命的一部分而继续存在。这种以死后的生命为赌的行为，就是宫本定男在原子病医院中所从事的活动，就是岞三吉的入党。由此，我被唤A某种疑虑：目前紧紧束缚着我的恐怖，岂不是要使他们以自身的死亡下的赌注变得毫无意义了吗？而且，关于这一点，宫本定男在他弥留之际可能已经预感到了。这种恐怖的感觉不曾离我而去。我们这些依然生存在地球上的人们，难道不是否定他们的以死为赌，而又不想支付赌资吗？

或许我要将这些死者称之为圣徒。而他们并不信仰任何宗教，诗人甚至还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但如果按照加缪在下列对话中为圣徒所下的定义，那么这种称呼也似无不妥。他说：“‘牵动着我心的是如何才能成为圣徒的问题’‘那你不是不信神吗？’‘所以说，人不依靠神能成为圣徒吗？——这是我今天懂得的唯一的具体问题。’”

尽管如此，如果还有人对圣者一词持有反感，那么，你就应该想起塞利纳以粗野鄙俗的笔触写出的一段话，同时再想一想那两位至死都不曾保持沉默的死者。塞利纳写道：“所谓彻底的失败，主要是忘却，尤其忘却那些将自己折磨得精疲力竭直至死亡的人和事，最后也未曾发现有些人是何等的心术不良，随后死去。当你将一只脚伸进棺材里的时候，你再挣扎反抗也无济于事了，但是也决不能既往不究，要将在人群中发现的所有极端阴险毒辣的一面，逐一揭露出来，否则将会死不瞑目。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不曾虚度一生。”广岛的幸存者们对于那一场极端残酷的人类悲剧不再保持沉默，不想将它忘却。相反，他们想要发表议论，进行研究，并将它记录下来。这确实是一种需要付出非凡努力的重大行为。广岛以外的人是无法准确地衡量他们必须战胜的以厌恶感为首的全部感情的总量。唯一有权忘记广岛、对广岛的一切保持沉默的人，反而希望议论它、研究它，并将它记录下来。

《广岛之河》的妇女们、推动实现原子弹氢弹白皮书计划的人们，以重藤博士为首的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还有那些以谨慎而微弱的声音诉说自己的残酷经历，诉说自己心中的广岛的所有原子弹受害者们，在这些广岛人的身上存在着真正的人类威严，今天看来已不足为奇了。只有这样，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才会出现拥有威严的人们。

自从儿时陷入困境以来，至今我仍未能就如何才能使自己拥有威严这一课题写出一份理想的答卷。但是，仅有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似乎掌握了从屈辱和羞耻的感觉中保护自己的手段，那就是要永远牢记切不可忽视广岛人的威严。

广岛札记　　　五　不屈的人们

　　在这个人类的世界上，运用所谓善恶二元论进行思维的人，或许已为数不多了。它已不再流行。然而，在原子弹受害者的意识宇宙里，突然显现出那个夏日的景象——绝对的恶，而同时出现的应该还会有从那时起，与恶进行顽强抗争，力图在这个世界上恢复人类平衡的善。当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它便成为人类的恶的意志的象征；成为残暴的罪恶之神和最为现代化的瘟疫。企图对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而需要的武器——原子弹做出善意解释的任何尝试，恐怕连求得参加进攻的士兵们的心之所安都不能做到。因为包括联合国军和日本军在内，姑且不论攻守双方的得失，原子弹赤裸裸地暴露了战争本身恶的绝对值。然而，其间，在被彻底毁灭的荒野上，善的意志却在开始化为行动。其中有的是负伤的原子弹受害者自身的求生意志；有的是为了救助负伤者，医生们从毫无体验的情况出发所做出的努力。广岛的人们从那一个早晨开始的活动的价值，就在于他们立志要同直至原子弹出现人类科学进步的总和相对抗。如果确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人类的和谐和人类的秩序，那么，广岛的医生们的努力就一定足以同原子弹本身深重的罪恶相匹敌。

而我关于人类力量的信赖或人道主义怀有一个恶梦，一个关于人类力量信赖的某种特殊类型的恶梦。对于这一类型的人道主义（而且只能是人道主义），我既怀着深深的厌恶感，又不禁时时刻刻在思索。

我怀疑当向广岛投下原子弹时，决定这次作战的美国一伙知识分子的心中是否曾闪现出“对于人类力量的信赖或人道主义”，如果将这一散发着绝对毁灭气息的炸弹投向广岛，那里便会出现一个就科学而言可以预料到的地狱。然而，它将不会是一座甚至将人类文明历史的全部价值一举毁灭的最坏的地狱；不是使所有的人类只要想到那座地狱的情景，便产生无限厌恶，甚至不想作为人而继续生存下去，再无可能恢复的最坏的地狱。同时，也不是使前总统杜鲁门在其一生中，每当想起时便无法入眠，无可挽救没有出口的最坏的地狱。因为，在投下原子弹的土地上，在广岛，还有为了使这座地狱变成人间的地狱而斗争的人们。我怀疑这群美国知识分子基于上述考虑，也就是他们相信即将亲手投入地狱的敌人所具有的人类力量，在确信如此荒谬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而做出投下原子弹的最后决断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投下原子弹的地点不是广岛，而是刚果的利奥波德维尔。那里在刹那间造成大量死亡之后，被彻底抛弃的负伤者将接连死去，随后是瘟疫的大流行，鼠疫也会再次肆虐。在那里，所有的人将不容有任何犹豫和保留，出现一片所有生命彻底灭绝的荒野，连为死者收尸的人也荡然无存。当二次放射能消失之后，胜利者的调查团将会踏上这片土地，并将品尝到人类所能品尝到的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恶心，甚至会有些人再也无法保持理智。一个城市整个化为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那里所有的人全部死去，找不出丝毫人类希望的迹象。这一设想，对于无论怎样坚强的人都将带来强烈的震撼。只要不是偏执狂式的奴隶杀戮者的后裔，向利奥波德维尔投下原子弹的决定，就将无限延期。

然而，只要是向广岛投下原子弹，就不会出现上述最糟糕的情况。广岛的人们在遭到彻底毁灭，整个城市化为一个巨大而丑恶的毒气室之后，他们没有使制造这场悲剧的人们、投下原子弹的人们，切身感受到自己是犯下了何等恐怖的罪行。广岛人在遭到原子弹轰炸后，立即为了亲手恢复这座城市而开始战斗。这一斗争，无疑是为了广岛人自身而做出的努力，但同时，也是为了减轻投下原子弹的人的良心负担而付出的代价。

这种努力已经持续了２０年，至今也仍然在坚持着。一个患白血病的女孩，她没有自杀，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而在忍受着无尽无休的痛苦。这一事实说明，她作为受害者的一员，以其微薄的力量，在减轻投下原子弹的人们所遭受的良心谴责。

一个城市的人们决定向另一个人类居住的城市投下原子弹，这完全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它恐怕并非是由于科学家们对于爆炸后的地狱景象缺乏想象力的缘故。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做出了这项决定。之所以如此，他们事先可能确信在毁灭与恢复二者之间可能会出现谐调。认为那一绝望的破坏性的炸弹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