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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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终于使他在波旁岛送了命。在我照管他的期间，我的任务是防止他为非作歹，害己害人，如此而已。就这样，我已经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是再叫我照管一星期的话，就是杜宾夫人委身于我作为报酬，我也不干。

弗兰格耶先生跟我建立了友谊，我跟他经常一起工作。我们开始一同在鲁埃尔先生那里上化学课。为了离他近一些，我从圣康坦旅馆迁居维尔德莱路的网球场附近，这条路直通杜宾先生住的普拉特利埃尔路。我在那儿由于不很注意而得了感冒，随后转成一场肺炎，几乎病死。我在青年时代常得这一类炎症。什么肋膜炎以及我最容易感染的咽喉炎，我在这里就不—一列举了。这些病都曾使我死去活来，足够使我跟死神面熟了。在病后休养期间，我有工夫考虑了一下我当时的处境，我痛恨我的羞怯、软弱和疏懒；由于这种疏懒，尽管我感到心头燃烧着烈火，却还是沉溺于无所用心之中，经常处在山穷水尽的边缘。在我得病的前夕，我曾去听了当时正在上演的鲁瓦耶的一部歌剧，名字我忘记了。虽然我抱有一种成见，经常推崇别人的才能，而对自己的才能则缺乏自信，我还是不能不认为这部歌剧的音乐软弱，缺乏热情，毫无创意。我有时甚至心想：“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比这个好。”但是，我总是把编写歌剧的工作看得太可怕，又听到本行的艺术家们把这说得神乎其神，所以老是不敢轻易尝试，连放胆朝这方面想一想都感到脸红。而且哪里能找到一个人肯为我提供歌词，肯劳神去依我的意思改词就曲呢？这种作曲和写歌剧的念头在我卧病时期又浮上心头，而我在发烧昏迷的时候还编了些独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深信曾写了两三支diprima　　intenzione（即兴之作），如果大师们能听到演奏的话，他们也许会赞美的。啊！如果能把高烧病人的梦呓记录下来，人们将会看到，从他的热狂中产生出了多么伟大而崇高的作品啊！

这些音乐和歌剧的题材到我养病时期还在我脑际索回，不过比以前要平静一些。由于反复地甚至是不由自主地思考这个问题，我决心要弄个水落石出，试一试能不能独立写一部歌剧，连词带曲都由我一人包办。这已经不完全是我的首次尝试了。我在尚贝里就曾写过一部悲歌剧，题为《伊菲斯与阿那克撒莱特》，由于还有点自知之明，后来就投进火里烧了。在里昂，我又写过一部歌剧，题为《新世界的发现》，我把它念给博尔德先生、马布利神父、特吕布莱神父以及其他人听了之后，仍然付之一炬，虽然我已经为序幕和第一幕写了乐曲，而且达维看了这些曲子后说，有些片段可以与波农岂尼媲美。

这一次，在动手之前，我先费了一番工夫去构思我的全剧纲要。我计划在一出英雄芭蕾舞剧里以各自独立的三幕写三个不同的题材，每个题材配以性质不同的音乐；由于每一个题材都是写一个诗人的爱情故事，所以我就给这部歌剧取名《风流诗神》。我的第一幕配以刚劲的乐曲，演塔索；第二幕配以缠绵的乐曲，演奥维德；第三幕题为阿那克瑞翁，应该弥漫着酒神颂歌的欢快气氛。我先拿第一幕试手，怀着满腔热情去埋头创作，这种热情使我第一次尝到作曲的快乐。有一天晚上，我正要进歌剧院大门，心里感到情潮澎湃，完全被万千思绪控制住了，便把买票钱放进口袋，赶快跑回去关起房门，把帘幕拉得紧紧的，不让透进半点亮光，然后躺到床上。在床上，我沉醉于诗情乐兴之中，七八个小时就把我那一幕的绝大部分构思出来了。我可以说，我对斐拉拉公主之爱（因为那时我自己就是塔索）以及我在她那位不义的兄长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傲和豪迈的感情，使我度过了妙趣无穷的一夜，比我真正在公主怀中度过的还要高出百倍。到了早晨，我所写成的乐曲只有很小一部分自己还记得，但是，就是这几乎被疲倦和睡意完全冲蚀掉的一星半点，也仍然能使人看出它所代表的那些乐章的气魄。

这次，我没有把这件工作一直搞下去，因为有别的事耽搁了。我跟杜宾一家交往很密的时候，有时也还继续去看看伯藏瓦尔夫人和布洛勒伊夫人，她们并没有把我忘掉。近卫军大队长蒙太居伯爵先生刚奉派为驻威尼斯大使。这是巴尔雅克一手提拔出来的大使，因为他经常奔走于巴尔雅克之门。他的哥哥蒙太居骑士是太子侍从武官，与这两位夫人相识，并且也认识阿拉利神父，而阿拉利神父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我有时也见到他。布洛勒伊夫人知道大使要物色一个秘书，就介绍我去。我们接头了，我要求五十金路易的薪金。既担任这个职务，就不能不撑持场面，我所要的并不算多。他却只肯给我一百个皮斯托尔，旅费由我自备。这种条件是可笑的，我们没有法子谈拢。弗兰格耶先生又拼命留我，他的情谊占了上风。我待下来了，蒙太居先生就带着另一个秘书走了；这个秘书叫福罗先生，是外交部派给他的。他们俩刚到威尼斯就闹翻了，福罗发现是跟一个疯子共事，便掉头而去。蒙太居因为身边只有一个叫比尼斯的年青神父，只能在秘书下写写信，不能担任秘书工作，于是又找上了我。他的骑士哥哥是个精明人，对我再三劝说，暗示秘书这个职位还有些别的收益，因而把我说动了，我就接受了一千法郎的待遇。我又得到二十个金路易做路费，于是就动身了。

到了里昂，我原想取道色尼山，以便顺路看看我那可怜的妈妈。可是一方面由于战事的关系，并且想节约一点，另一方面又要到米尔普瓦先生那里去拿护照——他当时在普罗旺斯地区指挥军队，人家叫我去找他的，——所以我就从罗伯河顺流而下，到土伦去搭海船了。蒙太居先生因为少不了我，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地催我快去，但一个意外事件却延误了我的行程。

那正是墨西拿瘟疫流行的时期。在那里停泊的英国舰队检查了我乘的那只海船。这就使我们在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航程之后，一到热那亚又受到二十一天的检疫隔离。旅客可以自己选择检疫期的居住地方，或者留在船上，或者搬到检疫所去。不过我们事先被告知，检疫所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布置，除四壁之外空无一物。大家都选择了留船受检那条路。我呢，船上难堪的暑热，狭隘的空间，既无法走动，又多蚤虱，我宁愿冒险住到检疫所去。我被引到一座三层楼的大房子里，里面绝对空空如也，窗户、床铺、桌子、椅子，一样也没有，想坐连一张小板凳也没有，想睡连一把稻草也没有。人家把我的大衣、旅行袋和两口箱子送来，接着就把大门用大锁锁上。于是我就是在那里，任凭我自由自在地走动，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从这层楼走到那层楼，到处都是一样的寂寞，一样的空虚。

这一切并不使我懊悔没有留在船上而跑到检疫所里来。我就象个新的鲁滨逊，开始安排我的生活，准备去度过我那二十一天，就和要在那里度过终身一样。我首先以捉虱子来消遣，这些虱子都是从船上带来的。我把浑身的衣服里里外外换了一遍又一遍，身上一个虱子也没有了，我就着手布置我选定的那个房间。我拿我的上装和衬衫做成一床床垫，又拿几条大毛巾缝在一起做褥单，拿睡衣做盖被，把大衣卷起来当枕头。我把一口箱子平放当坐凳，另一口箱子立起来当桌子。我把纸张和文具盒拿出来，把带来的十几本书排成个小书架的样子。总之，我把环境安排得这么舒适，除了没有窗户窗帘以外，我在这座绝对空无一物的检疫所里，几乎和我住在维尔德莱路的网球场一样方便。我的饭食送得大有气派，两个掷弹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枪，护送着我的饭食；楼梯就是我的餐厅，梯口平台就是我的餐桌，平台下的梯级就是我的座椅；饭一摆好，送饭的人临去时把铃一摇，这就是请我入席。在两顿饭之间，当我不看书写字，或者不布置房间的时候，就到新教徒公墓去散步，这就是我的庭院；我在那里爬上一个面对海港的墓灯台，眺望港口的船舶进出。我就这样过了十四天，如果没有法国大使戎维尔先生的话，我会在那里把整整二十一天都呆完而不会感到一刻厌烦的。可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封抹了醋、涂了香料、并且熏得半焦的消了毒的信，结果我的居留期缩短了八天：我这八天是在他家度过的，在他家，我承认，又比在检疫所要舒服一些。他十分厚待我。他的秘书杜邦也是个好小伙子，带我在热那亚城里和乡下跑了好几家，玩得相当痛快，因此我跟他结识上了，并且后来还时常通信，一直继续了很久。我横贯伦巴第继续我的行程，一路上都很愉快。我经过米兰、维罗纳、布里西亚、帕多瓦，最后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可真等急了。

我的面前是一大堆公文，有朝廷发来的，也有别的大使馆发来的，凡是使用密码的他都看不懂，虽然译这些公文的密码本地都有。我从来没有在机关里办过公，平生又没见过使节的密码本，所以先以为办起来会很棘手。但是后来我发现再简单不过了，不到一星期就把密函全部译了出来，这些函件实在都是值不得使用密码的，因为，除了驻威尼斯的大使始终是个闲职外，象蒙太居这样的人，别人连最小的交涉也不愿意托他去办的。他在我到达之前简直是束手无策，因为他既不会口授文件，自己又写不通，所以我对他非常得力。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待我很好。他待我好还有一个原因，自从他的前任弗鲁莱先生因神经失常而离职后，就由法国领事勒·布隆先生代办馆务，而蒙太居先生到了之后，他还继续代办，直到新任熟悉馆务为止。蒙太居先生尽管自己不会办事，却忌妒别人代办，因而就讨厌这位领事。等我一到，他就从他手里把大使馆秘书的职务拿过来交给我了。职务与名义是分不开的，他就叫我顶着这个名义。我在他身边的时期，他一直是让我以这个名义去和参议院及该院的外交官员打交道的。说到底，他不愿要一个领事或朝廷派来的人当大使馆的秘书，宁愿要一个自己的人来当，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使得我的处境相当惬意，并且防止了他的那些意大利随员、侍从以及他的大部分职员在大使馆里跟我争雄竞长。我也很成功地利用了我的权威来维持大使的特权，也就是说，好几次有人想侵犯使馆区，都被我阻止了，而这种侵犯，他那些威尼斯籍的官员是无意阻止的。但是，另一方面虽然包庇匪徒有利可图，而大使阁下也并非不屑坐地分赃，我却从来不容许有匪徒到大使馆来避难。

大使阁下连秘书处的一般称为办公费的那笔特殊收益，都好意思要求分享一份。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免不了要签发些护照。每份护照都由秘书办理和副署，并要给秘书一西昆。所有我的前任秘书每签一份护照就要一西昆，不管领取人是法国人还是非法国人。我觉得这种惯例不公道，于是，我虽然不是法国人，却为法国人废除了这笔护照费。但是，只要不是法国人，我就非要不可，并且严格到这般地步，例如：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哥哥斯考蒂侯爵派人向我要了一份护照，没有把一西昆的护照费送来，我就派人向他索取。对于我这个大胆的做法，那个好报复的意大利人一直没有忘怀。大家知道了我在护照税方面的这一改革，要护照的人就全都前来冒充法国人了。他们讲的是极难听的南腔北调，有的说是普罗旺斯人，有的说是底卡底人，有的说是勃艮第人。我的耳朵相当灵，绝不受骗，我不相信能有一个意大利人会骗去我的西昆，能有一个法国人会误付。蒙太居先生本来是什么也不知道的，我竟然那么蠢，把我所进行的改革告诉他了。一听到西昆这个字，他的耳朵就坚了起来。他对法国人免收护照费一事并不表示任何意见，而对于非法国人缴纳的护照费却要我和他均分，同时许给我一些对等的好处。我倒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而生气，看到他这样卑鄙，我愤慨极了，干脆拒绝了他的建议。他还坚持，我就火起来了。“不能，先生，”我气呼呼地对他说，“请阁下把属于阁下的利益留下，而把属于我的留给我；我永远也不会让给你一文钱。”他看磋商毫无所得，便采取另一个办法，不识羞耻地对我说，既然我有了办公费的收入，办公室的开支就天公地道地该我负担了。我不愿在这一点上斤斤计较，从此墨水、纸张、火漆、蜡烛、丝绳，甚至我叫人另刻的印信，都是我掏腰包，他从来没有偿还过半文钱。然而我还是把护照费的收入分一小部分给了比尼斯神父，因为他是个老实的青年，从来不想到要这一类的钱。他对我既然很殷勤，我对他也就同样很客气，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我对业务工作，经过试办一阵以后，觉得不象原先所想的那么棘手。我原来怕我是个生手，侍候的又是一位同样没有经验的大使，而他既无知又执拗，凡是我的良知和我所有的一点知识驱使我为他、为国王做的一点好事，他都仿佛故意跟我唱反调。在他所做的事情当中，最明智的就是他跟西班牙大使马利侯爵相交甚好。马利侯爵为人机巧而精明，如果他愿意的话，原可以牵着蒙太居的鼻子走，可是他以两国王室的共同利益为重，通常总是给他许多忠告，而如果不是蒙太居在执行中自作聪明的话，这些忠告都是相当好的。他们两人唯一要配合做的事就是设法促使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总是口头上声明忠实地保持中立，实际上却公开把军火卖给奥地利军队，甚至给他们提供兵员，诱称是逃兵。蒙太居先生，我相信，是想讨好威尼斯共和国的，因此也就不顾我的劝阻，硬要我在每份报告里都谎报共和国不会违反中立的诺言。这个可怜虫的执拗和愚蠢不时地要我写许多荒唐话，做许多荒唐事。这些荒唐言行，既然是他要这样，我也就不得不唯命是从。可是有时我感到我的工作实在难以忍受，甚至几乎无法进行。比方说，他一定要他给国王或外交大臣的报告大部分都用密码，虽然二者都绝无保密的必要。我对他说，朝廷上的公文是星期五到，我们的复文星期六就要发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择那么多密码，同时我还有许多信要写，也要赶上同一个邮班发出。他想的办法妙极了，他叫星期四就给次日要到的文件预拟复文。他觉得他这个主意想得太妙了。所以尽管我对他说行不通，荒谬绝伦，结果还是不能不照他的话去做。在我留在大使馆的整个时期里，我先把一周内他匆忙告诉我的几句话记录下来，把我道听途说的几则毫不足道的消息记录下来，然后就凭这点材料，总是每星期四早晨就把星期六要发出的文件的稿子送给他看，只是在答复星期五来文的文件上匆匆忙忙做点增补或修改。他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怪癖，使他的函件可笑到难以想象的地步，那就是收到每一则消息他都不往外发，而是发回到原来的地方。他向阿梅洛先生报告宫廷消息，向莫尔巴先生报告巴黎消息，向哈佛兰古尔先生报告瑞典消息，给拉·施达尔迪先生报告圣彼得堡消息，他有时还把他们每人发出的消息寄回给本人。只由我在词语上稍加改动。在我送请签署的文件中，他只浏览一下给朝廷的呈文，其余给别的大使的公函连看也不看一眼就签上名，这就使我稍有自由，能把后一类公文照我的意思予以调整，至少可以交流一些消息。但是，对于最重要的文件，我要修改得合理一点就不可能了。他时常心血来潮临时别出心裁地往里面塞进几句话，使我不得不再拿回去匆匆忙忙把全文重抄一遍。把这种新加的荒唐语言点缀上去，而且还要美之以密码，否则就不签字。不知有多少次，我为他的荣誉计，真想用密码写进一点与他所说的不同的话。但是我又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能容许我做这样不忠实的事情，因而就任他去胡说八道，自找苦吃，只不过一面向他坦率进言，拼着自己触霉头的风险去尽我的职责罢了。

我始终就是这样，既正直，又热诚，又勇敢，实在值得从他那方面得到另一种报答，而不象我最后所受到的那样。上天曾赋予我以善良的天性，我又曾受教于一位最好的女人，自己又曾努力进行修养，这种天性、教育和修养使我成了什么样的人，现在正是我表现出来的时候了：我也正是这样做的。我那时只凭自己一人去闯，没有朋友，无人指导，缺乏经验，远在异乡，服务于异国，侧身于无赖之群，这些无赖为了自身的利害，为了不要有清流来显出他们的浑浊，都极力怂恿我去和他们同流合污，而我却绝对不这样做。我好好地为法兰西服务——其实我对法兰西毫无义务可言，——我还不遗余力地更好地为大使效劳。我站在一个相当显眼的岗位上，做得无可指摘，所以我理应受到、并且实际上也是受到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敬佩，受到了所有和我们通讯的大使们的敬佩，受到了所有住在威尼斯的法国人的爱戴，就连被我顶掉的那个领事也不例外；我办的业务，我知道是原该属于他的，我顶了他的缺，心里很觉歉然，而且这些业务给我的麻烦实在也多于愉快。

蒙太居先生无保留地信赖马利侯爵，但马利侯爵是不会过问他的职务上的细节的，因此蒙太居就把自己的职务完全怠忽了，若不是有我，居留威尼斯的法国人就不会感觉到那里还有一位他们本国的大使。他们需要他保护的时候，他总是连他们说话都不愿听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了，因此他们也就灰心了。从此，人们就再也看不见一个法国人跟在他后面走或者跟他同桌吃饭了——他是从来不请法国人吃饭的。我时常主动做他所应做的事：不论是求他或求我的法国人，我总是尽我权力之所及，处处为他们帮忙。在任何别的国度里，我还会多做一些事。但是在这里，由于自己的地位，我不能去见任何有地位的人，就常常不能不假手于领事；而领事呢，他有家在这里，自称是在这里定居了，有些地方就不能不敷衍，因而也就不能为其所愿为。然而，有时当我看到他畏缩不前，不敢说话，我就冒险去办些大胆的交涉，其中有好几次办成功了。有一次交涉，现在想起来还要发笑。谁也不会想到巴黎戏迷之所以能看到科拉丽娜和她的姐姐卡米耶全是亏了我。然而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她们的父亲维罗奈斯已经为他和两个女儿同一个意大利戏班订了合同；在他收到两千法郎的旅费之后，不但未动身，反而悠闲地跑到威尼斯来，在圣·吕克戏院演出；科拉丽娜当时尽管还是个小孩子；却已经很能叫座了。热弗尔公爵以侍从副官长的身份写信给大使，叫他找他们父女两人。蒙太居先生把信交给我，唯一的指示就是说了句：“你看看”。我随即去找勒·布隆先生。请他跟开圣·吕克戏院的那个贵族交涉。我记得这贵族叫什么徐斯提涅尼，我请他叫徐斯提涅尼辞退维罗奈斯，因为维罗奈斯已经被法国国王聘定了。勒·布隆把我拜托他的事情不怎么放在心上，办得很不好。徐斯提涅尼支吾其词，维罗奈斯也没有被解雇。我生气了。那时正是狂欢节。我披上斗篷，戴上面具，叫人教我到徐斯提涅尼的公馆。凡是看到我的挂着大使徽号的贡多拉进来的人，都吃了一惊；威尼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我走进门，叫人通报说　una　　siora　　maschera（一位戴面具的女士）请见。我一被引进去，就摘下面具，说出了真实姓名。那位参议员登时脸色惨白，手足无措。“先生，”我用威尼斯的习惯对他说，“我来打搅阁下，很抱歉。但是在你的圣·吕克戏院里有个叫维罗奈斯的人，他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服务了，我们曾派人一再向你要他，可都没有效果，我来此是以法国国王陛下的名义向你要这个人的。”我的简短的致辞产生了效果。我刚一转身，那家伙就跑去把他的遭遇报告了承审官员，结果挨了一顿臭骂。维罗奈斯当天就被辞退了。我叫人通知他说，如果他一星期内不动身，我就要派人将他抓起来；结果他乖乖地动身了。

另一次，我解决了一位商船船长的困难，单枪匹马，几乎没有靠任何别人帮助。他叫奥利维船长，马赛人；船名我忘记了。他的船员曾跟共和国雇佣的斯洛文尼亚人吵架，由于动武违法，船被扣留了，并且处分极其严厉，除船长以外，任何人不得许可不准上下船。船长请求大使帮忙，大使置之不理；他跑去找领事，领事说这跟商务无关，他不能过问。船长不知如何是好，就来找我。我向蒙太居先生进言，说他应该准许我为这件事给参议院去一份备忘录。他曾否同意这样做，我曾否提交备忘录，我都记不清了，但是我清楚记得，我的交涉毫无效果，船还是继续被扣。我就另想了一个办法，结果成功了：我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写了一份报告插在给莫尔巴先生的呈文里。就是这样做，我也费了不少气力才获得蒙太居先生的同意。我知道我们的公文虽无拆检的必要，却经常在威尼斯被人拆检。我有确凿的证据，因为我发现日报上的消息都是照抄我们的公文，一字不改。这种非法行动，我曾敦促大使提出抗议，但他始终不肯照办。我这次把挟嫌陷害的案件插到公文里，目的就是要利用他们拆检公文的那种好奇心来吓唬他们一下，使他们不得不释放被扣的船只，因为，如果真要等候朝廷复示来后才办交涉，船长早就破产了。我这样做还不算，还亲自到商船上去讯问船员。我邀请领事馆主任秘书帕蒂才尔神父同我一起去。他只是勉强来的，那班可怜虫太怕得罪参议院了。我既因为有禁令不能上船，就呆在我的贡多拉上做我的笔录，一面高声一个一个地讯问船员，发问的措辞故意引出于他们有利的回答。我本来是请帕蒂才尔神父发问并亲手做笔录，这本是他的职责所在，比我做要适宜些；他却怎么也不肯同意，不仅一言不发，连在笔录上副署都几乎不肯。我这种做法固然稍嫌大胆，然而却产生了奇效，商船在外交大臣复示之前很久就启封了。船长要给我送礼，我心平气和地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奥利维船长，你想想，我连现成的护照费都不向法国人收，难道能出卖国王的保护来牟私利么？”他至少要请我在船上吃顿饭，我接受了，并且邀了西班牙大使馆秘书卡利约一同前去。这位卡利约是个聪明人，很可爱，后来任驻巴黎大使馆的秘书，又任代办，我在当时已经学我们许多大使的榜样，跟他相处得很亲密了。

当我以绝对无私的精神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好事的时候，如果我在所有这一类的细节上都能做到有条不紊、细致周密，以免受骗上当，帮了别人的忙反而自己吃苦头，那就该有多好啊！但是在我所处的这种岗位上，稍有差错就不能不产生后果。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出岔子，妨害公务。凡是有关我基本职责的事，我自始至终都是办得极端有条理，极端准确的。我只是在被迫匆忙翻译密码时犯过几个错误，阿梅洛先生的手下人曾抱怨过一次，除此之外，不管是大使还是任何别人，对我的任何职守，都从来没有指出过一点疏忽之处。象我这样马虎粗心的人能做到这样也就不简单了。但是，在我负责办的私人事务中，我却有时健忘，不够细心，由于我爱公平，所以有亏总是自己吃，而且是自觉自愿的，绝不等到别人先抱怨我。我只举出一件事情为例，这同我离开威尼斯一事有关，它的后果一直延续到我后来回到巴黎的时候。

我们的厨师，他叫鲁斯洛，从法国带来了一张二百法郎的借据，这是一个叫查内托·那尼的威尼斯贵族开给鲁斯洛的一个做假发的朋友的，是查内托欠他的假发钱。鲁斯洛把这张借据交给我，托我用协商方式收回一点。我和他都知道，威尼斯贵族有个老习惯，在外国欠了债，回国后就赖账；你要是逼他们还，他们就拖，叫那倒霉的债权人耗费时间、金钱，疲于奔命，结果或者是完全放弃，或者是捡回几个子儿了事。我请勒·布隆先生跟查内托交涉，查内托承认借据，但不答应付款。闹来闹去，他最后答应付三西昆。当勒·布隆把借据送到他那里时，三西昆还没有筹出，只好等待。在此期间，我跟大使闹翻了，要离开大使馆。我把大使馆的文件都整理得有条不紊地搁在那里，但是鲁斯洛的那张借据却找不到了。勒·布隆先生一口咬定他把借据还给了我。我深知他为人正派，绝不容置疑，但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这张借据搁到哪里去了。既然查内托已经承认了债务，我就请勒·布隆先生设法收回这三西昆，出一张收据，或者叫查内托再照写一张借据，予以注销。查内托知道借据丢了，两种办法都不愿接受。我就从腰包里拿出三西昆来付给鲁斯洛，以偿借据的损失。他不肯接受，叫我到巴黎去踉债权人协商了事，并且把债权人的住址交给了我。那个假发商知道了事件经过，便要他的借据或者是借据上的全部金额。我当时非常气愤。真想不惜一切代价去把那张单据找出来！我只好照付二百法郎了，而且又是在我手头最感拮据的时候。以上是说明借据遗失反叫债权人获得了全部欠款，而如果该他倒霉，这张借据找到了，他连查内托·那尼阁下所答应的那十个埃居也难以收回呢！

我自觉对这种职务有一定才能，所以对办公事颇有兴趣。除了跟我的朋友卡利约和我不久就要谈到的那位品德高尚的阿尔蒂纳交往，除了有时到圣·马克广场去寻点高尚的娱乐，看看戏，以及差不多总是和那两位一起去串串门以外，办公就是我唯一的乐趣。虽然我的工作不是那么繁难，特别是还有比尼斯神父做助手，但是因为联系的范围很广，加之又是战时，我还是免不了相当忙碌。我每天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碰到邮班的日子有时要忙到半夜。其余的时间，我就埋头研究我开始干的这个行业，我希望凭着初期的成绩，将来可以获得较好的任用。的确，任何人谈到我都只有说好，首先是大使，他公开称赞我工作好。从来没有抱怨我一句话，后来他发的那种种狂怒，完全是因为我历次诉苦都没有效果，自己硬要辞职的缘故。法国的大使们和大臣们，凡是跟我们有通信关系的，都在他面前夸奖他的秘书好。这些夸奖本来应该使他得意的，但由于他品质恶劣，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特别是在一个重要场合，他听到人家夸奖我，便一辈子也不能原谅我了。这件事值得费点笔墨说明一下。

他这个人太不能约束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