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小说集-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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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巫师们把国王从洞里弄出来，向全部落展示，激励他们的斗志，然后扛在肩上，当做旗帜或者护身符，直奔战斗最激烈的地点。在这种情况下，猿人扔来的石块国王首当其冲，一般立即驾崩。

“王后住在另一个洞穴宫殿，不准她去见国王。她屈尊接见了我；王后很年轻，面带笑容，以她的种族而论，算是好看的。她赤身裸体，但戴着金属和象牙制的手镯，动物牙齿串成的项链。她看看我，用鼻子嗅，用手触摸，最后当着所有的宫女的面要委身于我。这种恩典常常赐给巫师和拦截过往商队、掳掠奴隶的猎人；我身为教士，并且有自己的凤俗习惯，谢绝了王后的恩典。她便用一枚金针在我身上扎了两三下，这是皇家恩赐的标志，不少雅虎人自己扎，冒充是王后给他们刺的。我刚才提到的装饰品来自别的地区；雅虎人认为是天然产品，因为他们连最简单的物品都不会制作。在那个部落看来，我的茅屋是一株天生的树，尽管不少人见到我建造，还帮我忙。我带来的物品中有一块表、一顶铜盆帽、一个罗盘和一本《圣经》；雅虎人观看抚弄这些东西，想知道我是在哪里采集的。他们拿我的猎刀时总是抓住刀刃，毫无疑问，他们另有看法。我不知道他们到哪里才能见到椅子。有几间房间的屋子对他们说来就是迷宫，不过他们像猫一样也许不至于迷路，尽管捉摸不出其中道理。我当时的胡子是橙黄色，他们都惊异不已，要抚摩好长时间。

“他们没有痛苦和欢乐的感觉，只有陈年的生肉和腐臭的东西才能让他们高兴。他们没有想像力，生性残忍。

“我已经介绍过王后和国王；现在谈谈巫师。上面说过，巫师一共四个；这是他们计数的最大限度。他们扳指头数一、二、三、四，大拇指代表无限大。据说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游牧部族也有同样情况。虽然他们掌握的最大数字是四，同他们做交易的阿拉伯人骗不了他们，因为交易时每人都把货物分成小堆摆在自己身前，每堆分别放一、二、三、四件东西。交易过程缓慢，但绝不会出差错或诈骗。雅虎部族唯一使我真正感兴趣的人是巫师。平民百姓认为巫师有法力，可以随心所欲把别人变成蚂蚁或者乌龟；有个雅虎人发觉我不信，便带我去看一个蚁冢，仿佛这就是证据。雅虎人记性极差，或者几乎没有；他们谈到豹群袭击，使他们死伤惨重，但说不清是他们自己亲眼目睹的，是他们祖先看到的，还是梦中所见。巫师们有记忆力，不过所记有限；他们下午时能记起上午的事，最多能记起昨天下午的事。他们还有预见的本领；能蛮有把握地宣布十分或十五分钟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他们会宣布：‘有个苍蝇要叮我的后颈了。’或者：‘我们马上就会听到鸟叫。’这种奇特的天赋我目睹了不下几百次，颇费我思量。我们知道，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储存在永恒的上帝的预见的记忆里；奇怪的是人能够无限期地记起过去的事情，却不能预见将来。既然我能清晰地记起四岁时看到的从挪威来的那艘大帆船的模样，那么有人能预见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又有什么奇怪呢？从哲学观点来说，记忆和预知未来一样神奇。希伯来人通过红海①是离我们很远的事，但我们记忆犹新，明天离我们要近得多，为什么不能预知呢？部落成员不准抬眼观望星辰，这是巫师特有的权利。每个巫师都带一名徒弟，从小教导秘密本领，巫师死后就由徒弟接替。巫师数目始终保持为四个，这个数字带有魔力性质，因为它是人们思想所能达到的极限。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信奉地狱和天堂之说。两者都在地底。地狱明亮干燥，居住的是老弱病残、猿人、阿拉伯人和豹；天堂泥泞阴暗，居住的是国王、王后、巫师，以及生前幸福、残忍、嗜杀的人。他们崇拜一个名叫粪土的神，也许按照国王的形象塑造了神的模样：断手缺脚、佝偻瞎眼、但权力无边。有时神也有蚂蚁或者蛇的模样。

①希伯来人不堪法老虐待，在摩西率领下逃出埃及，后有追兵前有红海，危急之际摩西奉上帝指示举杖伸向大海，海水一分为二，他们得以通过。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十四章。

“根据以上所述，我在当时传教期间未能使一个雅虎人皈依基督，也不足为奇了。‘圣父’这个词叫他们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们没有为父的概念。他们不明白九个月以前干的一件事能和小孩的出生有什么因果关系；他们不能接受如此遥远而难以置信的原因。此外，所有的女人都有交媾的经历，但不都生孩子。

“他们的语言相当复杂，同我知道的任何语言都没有相似之处。我们无法用词类来分析，因为根本没有词句。每个单音节的字代表一个一般的概念，具体意思要根据上下文或面部表情才能确定。举例说，‘纳尔兹’一字表示弥散或者斑点；可以指星空、豹子、鸟群、天花、溅洒、泼撒的动作，或者打败之后的溃逃。相反的是，‘赫尔勒’一字表示紧密或浓厚；可以指部落、树干、一块石头、一堆石头、堆石头的动作、四个巫师的会议、男女交媾或树林。用另一种方式发音，或者配上另一种面部表情，每一个字可以有相反的意思。这一点并不使我们特别惊奇；我们的文字中，动词‘to　cleave’①就有‘劈开’和‘贴住’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当然，雅虎人的语言里没有完整的句子，甚至没有干句。

①英文。leave一词既作“劈开”又作“贴住“解。《圣经·旧约·约伯记》二十九章十节“舌头贴住上腭”和《创世记》二十二章三节“亚伯拉罕劈好了燔祭的柴”中“贴住”和“劈开”原文都是cleave，但意思截然相反。作“劈开”解的cleave在中世纪英语中是cleven，在古代英语中是cleofan；作“贴住”解的cleave则分别为clevien和cleofian。翻译钦定本《圣经》的学者们一时疏忽，看漏了区别两词的i字母，一概译为cleave，造成混乱，延续至今。

“相似的文字要求抽象思维，这一点使我认为雅虎民族虽然野蛮，但并非不开化，而是退化。我在高原山顶上发现的铭文证实了这一猜度，铭文中的字母和我们祖先的卢纳字母①相似，如今这个部落已不能辨认了。他们好像忘掉了书面文字，只记得口头语言。

①卢纳字母，古代日耳曼民族，尤其是盎格鲁一撒克逊和斯堪的那维亚人使用的字母。为便于在木版上刻出，字母没有横向笔画。

“雅虎人的娱乐是斗经过训练的猫和处决犯人。凡是对王后施行非礼或者当着别人的面吃东西的人都有罪；不需证人陈述或者本人供认，由国王作出有罪判决。被判刑的人先要受种种折磨，我不想在这里描述惨状，然后由众人扔石块把他砸死。王后有权扔出第一块和最后一块石头，扔最后一块时犯人早已气绝。公众称颂王后的熟练和她生殖器官的美丽，狂热地向她欢呼，朝她抛玫瑰花和恶臭的东西。王后一言不发，只是微笑。

“部落的另一个风俗是对待诗人的做法。成员之中有人偶尔会缀成六七个莫名其妙的字。他喜不自胜，大叫大嚷地把这几个字说出来，巫师和平民百姓匍匐在地，形成一个圆圈，他站在中央。如果那首诗引不起激动，那就无事；如果诗人的字使人们惊恐，大家怀着神圣的畏惧，默默远离。他们认为鬼魂已附在诗人身上；任何人，甚至他母亲，都不同他说话，不敢看他。他已不是人，而是神，谁都可以杀掉他。那个诗人如有可能就逃到北方的流沙地去藏身。

“我已经说过当初是怎么来到雅虎人的国度的。读者或许记得，他们把我团团围住，我朝天开了一枪，他们认为枪声是神雷。我将错就错，以后尽可能身边不带武器。春天的一个早晨，天刚亮时，猿人突然向我们进攻；我拿了枪从山顶跑下去，杀了两个猿人。其余的仓皇脱逃。子弹速度极快，是看不见的。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人们向我欢呼。我想王后就在那时接见了我。雅虎人的记忆力太差；当天下午我出走了。在丛林中的经历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终于找到一个黑人居住的村落，他们会耕种、祷告，还能用葡萄牙语和我交谈。一位讲罗马语系语言的传教士，费尔南德斯神甫，让我住在他的茅屋里，照料我，直到我恢复体力，重新踏上艰辛的路程。起初我见他毫不掩饰地张开嘴巴，把食物放进去，觉得有点恶心。我用手蒙住眼睛，或者望着别处；几天后，我才习惯。我记得我们在神学方面作了一些愉快的探讨。我没能使他回到真正的基督教义上来。

“目前我在格拉斯哥①写这份报告。我只叙述了我在雅虎人中间生活的情况，并未谈到他们可怕的处境，他们的悲惨情景一直在我脑海中索绕，做梦也见到。我走在街上时觉得他们仍在周围。我明白，雅虎人是个野蛮的民族，说他们是世上最野蛮的也不过分，然而无视某些足以拯救他们的特点是不公正的。他们有制度，有国王，使用一种以共同概念为基础的语言，像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一样相信诗歌的神圣根源，认为灵魂在躯体死亡后依然存在。他们确信因果报应。总之，他们代表一种文化，正像我们一样，尽管我们罪孽深重，我们也代表一种文化。我和他们一起战斗，反抗猿人，并不感到后悔。我们有责任挽救他们。我希望这份报告冒昧提出的建议能得到帝国政府的考虑。”

①格拉斯哥，苏格兰港口城市，工商业发达。

　以上译自《布罗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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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人

事情发生在1969年2月，地点是波士顿北面的剑桥。当时我没有立即写出来，因为我第一个想法是要把它忘却，免得说蠢话。如今到了1972年，我想如果写出来，别人会把它看做故事，时间一久，我自己或许也会当成是故事。

事情进行时，我觉得不合情理，在此后的失眠的夜晚，越想越不对头。但这并不是说别人听了也会震惊。

那是上午十点钟光景。我坐在查尔斯河边的一条长椅上。右面五百公尺左右有一座不知什么名称的高层建筑。灰色的河水夹带着长长的冰凌。河流不可避免地使我想到时间的流逝。两千多年前的赫拉克利特的形象。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我认为学生们对我下午的讲课很感兴趣。附近一个人都没有。

我突然觉得当时的情景以前早已有过（心理学家们认为这种印象是疲劳状态）。我的长椅的另一头坐着另一个人。我宁愿独自待着，但不想马上站起来走开，以免使人难堪。另一个人自得其乐地吹起了口哨。那天上午的许多揪心事就从那一刻开始了。他吹的，或者试图吹的口哨（我一向不喜欢充内行），是埃利亚斯·雷古莱斯①的《废墟》的当地配乐。乐曲的调子把我带到一个已经消失的院落，想起了多年前去世的阿尔瓦罗·拉菲努尔。接着他念起词句来。那是开头一节十行诗的词句。声音不是拉菲努尔的，但是学拉菲努尔。我惊骇地辨出了相似之处。

①雷古莱斯（1860—1929），乌拉圭医师、诗人和剧作家。

我凑近对他说：

“先生，您是乌拉圭人还是阿根廷人？”

“阿根廷人，不过从1914年起我一直住在日内瓦，”他回答道。

静默了好久。我又问他：

“住在马拉纽街十七号，俄国教堂对面？”

他回说不错。

“那么说，”我蛮有把握地说，“您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也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们目前是1969年，在剑桥市。”

“不对，”他用我的声音回答，声音显得有些遥远。

过了片刻，他坚持说：

“我现在在日内瓦，坐在罗丹诺河边的一条长椅上。奇怪的是我们两个相像，不过您年纪比我大得多，头发也灰白了。”

我回说：

“我可以向你证明我不是瞎说。我可以告诉你陌生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那幢房子里有一个银制的马黛茶罐，底部是盘蛇装饰，是我们的曾祖父从秘鲁带回来的。鞍架上还挂着一个银脸盆。你房间里的柜子摆了两排书。兰恩版三卷本的《一千零一夜》，钢版插图，章与章之间有小号字的注释，基切拉特的拉丁文字典，塔西伦的《日耳曼地方志》的拉丁文原版和戈登的英文版，加尼埃尔出版社出的《堂吉诃德》，里韦拉·英达尔特的《血栏板》，扉页上有作者题词，卡莱尔的《成衣匠的改制》，一本艾米尔传，还有一册藏在别的书后面的平装本的有关巴尔干民族性风俗的书。我还记得杜博格广场房屋一层楼的傍晚的情景。”

“不是杜博格，是杜福尔，”他纠正说。

“好吧，杜福尔。这些证明还不够吗？”

“不够，”他回道，“这些证明不说明任何问题。如果我在做梦的话，你当然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你长长的清单根本没有用。”

他反驳得有道理。我说：

“如果今天早晨和我们的邂逅都是梦境，我们两人中间的每一个都得认为做梦的是他自己。也许我们已经清醒，也许我们还在做梦。与此同时，我们的责任显然是接受梦境，正如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宇宙，承认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能用眼睛看东西，能呼吸一样。”

“假如我们继续做梦呢？”他急切地问道。

为了让他和让我自己安心，我装出绝不存在的镇静。我对他说：

“我的梦已经持续了七十年。说到头，苏醒时每人都会发现自我。我们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只不过我们是两个人罢了。你想不想稍稍了解一下我的过去，也就是等待着你的未来？”

他不做声，但是点头同意了。我有点颠三倒四地接着说：

“母亲身体硬朗，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查尔加斯一马伊普街的老家，不过父亲三十多年前就去世了。死于心脏病。先前中风后半身不遂；左手搁在右手上面，像是孩子的软弱无力的手放在巨人的手上。他最后活得不耐烦了，但是从不抱怨。祖母也死在那幢房子里。临终前几天，她把我们都叫到床前，对我们说：‘我是个很老的老太婆，大半截已经入土了。这种事太平常了，你们谁都不必大惊小怪。’诺拉，你的妹妹，结了婚，有两个孩子。顺便问一句，家里人怎么样？”

“挺好。父亲还老是取笑宗教信仰。昨晚还说耶稣和高乔人一样，不愿意受牵连，因此总是用寓言传教。”

他迟疑了片刻，问我说：

“您呢？”

“我不知道你写了多少本书，只知道数目太多。你写的诗只讨你自己喜欢，写的短篇小说又太离奇。你还像父亲和我们家族许多别的成员那样讲课。”

使我高兴的是他只字不问我出版的书的成败。我换了口气，接着说：

“至于历史……又有一次大战，交战各方几乎还是那几个国家。法国很快就投降了；英国和美国对一个名叫希特勒的德国独裁者发起一场战役，是滑铁卢战役的重演。194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又出了一个罗萨斯，和我们那位亲戚很相像。1955年，科尔多瓦省挽救了我们，正如恩特雷里奥斯以前挽救过我们一样。现在情况不妙。俄国正在霸占全球；美国迷信民主，下不了当帝国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士气。既士里土气，又自以为了不起，仿佛不睁开眼睛看看外面。如果学校里不开拉丁文课程，改教瓜拉尼土语，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我发现他根本不注意听我讲话。对于不可能而又千真万确的事情的恐惧把他吓住了。我没有子女，对这可怜的小伙子感到一种眷恋之情，觉得他比我亲生的儿子还亲切。我见他手里捏着一本书。我问他是什么书。

“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邪恶的人》，或者我想是《群魔》吧，”他不无卖弄地回答。

“我印象模糊了。那本书怎么样？”

我话一出口马上觉得问得有些唐突。

“这位俄罗斯大师，”他提出自己的见解说，“比谁都更了解斯拉夫民族灵魂的迷宫。”

这一修辞学的企图使我觉得他情绪已经平静。

我问他还浏览过那位大师的什么作品。

他说了两三个书名，包括《双重人格》。

我问他阅读时是否像看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那样能清晰地区别书中人物，还问他有没有通读全集的打算。

“说实话，没有，”他略感诧异地回答。

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他正在写一本诗，书名打算用《红色的颂歌》。他还想到《红色的旋律》。

“为什么不可以？”我对他说。“你可以援引著名的先例。鲁文·达里奥的蓝色诗集和魏尔兰的灰色《感伤集》。”

他不予理睬，自顾自解释说他的诗集要歌颂全人类的博爱。当代的诗人不能不面对现实。

我陷入沉思，接着问他是不是真的对所有的人有兄弟之情。比如说，对所有的殡仪馆老板，所有的邮递员，所有的潜水员，所有无家可归的人，所有的失音的人，等等。他对我说他的集子谈的是被压迫、被遗弃的广大群众。

“你所说的被压迫、被遗弃的广大群众，”我说，“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如果说有人存在，存在的只是个别的人。昨天的人已不是今天的人，某个古希腊人早已断言。我们两个，坐在日内瓦或者剑桥的一张长椅上，也许就是证明。”

除了历史的严格的篇章之外，值得回忆的事实并不需要值得回忆的词句。一个垂死的人会回忆起幼时见过的一张版画；即将投入战斗的士兵谈论的是泥泞的道路或军士长。我们的处境是绝无仅有的，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我们不可避免地谈起了文学；不过我谈的无非是常向新闻记者们谈的话题。我的另一个我喜欢发明或发现新的隐喻；我喜欢的却是符合隐秘或明显的类缘以及我们的想像力已经接受的隐喻。人的衰老和太阳的夕照，梦和生命，时间和水的流逝。我向他提出这个看法，几年后我还要在一本书中加以阐明。

他似乎没有听我说。突然问道：

“如果您做了我，您怎么解释说，您居然忘了1918年和一位自称也是博尔赫斯的老先生的邂逅相遇呢？”

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难题。我毫无把握地回答：

“我也许会说事情太奇怪了，我试图把它忘掉。”

他怯生生地提了一个问题：

“您的记忆力怎么样？”

我明白，在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眼里，七十多岁的老头和死人相差无几。我回说：

“看来容易忘事，不过该记住的还能记住。我在学盎格罗一撒克逊文，成绩不是全班级最后一名。”

我们的谈话时间太长，不像是梦境。

我突然想出一个主意。

“我马上可以向你证明你不是和我一起做梦，”我对他说。“仔细听这句诗，你从未见过，可是我背得出。”

我慢条斯理地念出那句著名的诗：

星球鳞片闪闪的躯体形成蜿蜒的宇宙之蛇。

我觉察到他惊讶得几乎在颤抖。我低声重复了一遍，玩味着每个闪闪发亮的字。

“确实如此，”他嗫嚅说。“我怎么也写不出那种诗句。”

诗的作者雨果把我们联结起来。

我回想起先前他曾热切地重复沃尔特·惠特曼的一首短诗，惠特曼在其中回忆了他与人同享的、感到真正幸福的海滩上的一个夜晚。

“如果惠特曼歌唱了那个夜晚，”我评论说，“是因为他有此向往，事实上却没有实现。假如我们看出一首诗表达了某种渴望，而不是叙述一件事实，那首诗就是成功之作。”

他朝我干瞪眼。

“您不了解，”他失声喊道。“惠特曼不能说假话。”

半个世纪的年龄差异并不是平白无故的。我们两人兴趣各异，读过的书又不相同，通过我们的谈话，我明白我们不可能相互理解。我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因此对话相当困难。每一个人都是对方漫画式的仿制品。情况很不正常，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说服和争论都是白费力气，因为它不可避免的结局是我要成为我自己。

我突然又记起柯尔律治的一个奇想。有人做梦去天国走了一遭，天国给了他一枝花作为证据。他醒来时，那枝花居然还在。

我想出一个类似的办法。

“喂，你身边有没有钱？”我问他。

“有，”他回答说。“我有二十法郎左右。今晚我要请西蒙·吉奇林斯基在鳄鱼咖啡馆聚聚。”

“你对西蒙说，让他在卡卢其行医，救死扶伤……现在把你的钱币给我一枚。”

他掏出三枚银币和几个小钱币。他不明白我的用意，给了我一枚银币。

我递给他一张美国纸币，那些纸币大小一律，面值却有很大差别。他仔细察看。

“不可能，”他嚷道。“钞票上的年份是1974年。”

（几个月后，有人告诉我美元上不印年份。）

“这简直是个奇迹，”他终于说。“奇迹使人恐惧。亲眼看到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的人也会吓呆的。”

我们一点没有变，我想道。总是引用书上的典故。

他撕碎钞票，收起了那枚银币。

我决定把银币扔到河里。银币扔进银白色的河里，画出一道弧线，然后消失不见，本可以给我的故事增添一个鲜明的形象，但是命运不希望如此。

我回说超自然的事情如果出现两次就不吓人了。我提出第二天再见面，在两个时代、两个地点的同一条长椅上碰头。

他立即答应了，他没有看表，却说他已经耽误了时间。我们两人都没有说真话，每人都知道对方在撒谎。我对他说有人要找我。

“找你？”他问道。

“不错。等你到了我的年纪，你也会几乎完全失明。你只能看见黄颜色和明暗。你不必担心。逐渐失明并不是悲惨的事情。那像是夏季天黑得很慢。”

我们没有握手便告了别。第二天，我没有去。另一个人也不会去。

我对这次邂逅相遇思考了许多，谁也没有告诉。我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邂逅是确有其事，但是另一个人是在梦中和我谈话，因此可能忘掉我；我是清醒时同他谈话，因此回忆起这件事就使我烦恼。

另一个人梦见了我，但是梦见得不真切。现在我明白他梦见了美元上不可能出现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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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里卡

他把出鞘的格拉姆

剑放在床上两人中问。

　《沃尔松萨伽》，27

我的故事一定忠于事实，或者至少忠于我个人记忆所及的事实，两者相去无几。事情是前不久发生的，但是我知道舞文弄墨的人喜欢添枝加叶、烘托渲染。我想谈的是我在约克市和乌尔里卡（我不知道她姓什么，也许再也不会知道了）邂逅相遇的经过。时间只包括一个夜晚和一个上午。

我原可以无伤大雅地说，我是在约克市的五修女院初次见到她的（那里的彩色玻璃拼镶的长窗气象万千，连克伦威尔时代反对圣像崇拜的人都妥为保护），但事实是我们是在城外的北方旅店的小厅里相识的。当时人不多，她背朝着我。有人端一杯酒给她，她谢绝了。

“我拥护女权运动，”她说。“我不想模仿男人。男人的烟酒叫我讨厌。”

她想用这句话表现自己的机敏，我猜决不是第一次这么说。后来我明白她并不是那样的人，不过我们并不是永远言如其人的。

她说她去参观博物馆时已过了开馆时间，但馆里的人听说她是挪威人，还是放她进去了。

在座有一个人说：

“约克市并不是第一次有挪威人。”

“一点不错，”她说。“英格兰本来是我们的，后来丧失了，如果说人们能有什么而又能丧失的话。”

那时候，我才注意打量她。威廉·布莱克①有一句诗谈到婉顺如银、火炽如金的少女，但是乌尔里卡身上却有婉顺的金。她身材高挑轻盈，冰肌玉骨，眼睛浅灰色。除了容貌之外，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她那种恬静而神秘的气质。她动辄嫣然一笑，但笑容却使她更显得冷漠。她一身着黑，这在北部地区比较罕见，因为那里的人总喜欢用鲜艳的颜色给灰暗的环境增添一些欢快。她说的英语清晰准确，稍稍加重了卷舌音。我不善于观察；这些细节是逐渐发现的。

①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版画家。诗作有《诗的素描》、《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布莱克擅长铜版画，常根据自己所写的诗歌内容制成版画，并曾为但丁等人的作品绘制插图。

有人给我们作了介绍。我告诉她，我是波哥大安第斯大学的教授。还说我是哥伦比亚人。

她沉思地问我：

“作为哥伦比亚人是什么含义？”

“我不知道，”我说。“那是证明文件的问题。”

“正如我是挪威人一样，”她同意说。

那晚还说什么，我记不清了。第二天，我很早就下楼去餐厅。夜里下过雪，窗外白茫茫的一片，荒山野岭全给盖没。餐厅里没有别人。乌尔里卡招呼我和她同桌坐。她说她喜欢一个人出去散步。

我记起叔本华一句开玩笑的话，搭腔说：

“我也是这样。我们不妨一起出去走走。”

我们踩着新雪，离开了旅店。外面阒无一人。我提出到河下游的雷神门去，有几英里路。我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乌尔里卡；除了她，我不希望同任何人在一起。

我突然听到远处有狼嗥叫。我生平没有听过狼嚎，但是我知道那是狼。乌尔里卡却若无其事。

过一会儿，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我昨天在约克礼拜堂看到的几把破剑，比奥斯陆博物馆里的大船更使我激动。”

我们的路线是错开的。乌尔里卡当天下午去伦敦；我去爱丁堡。

“德·昆西①在伦敦的茫茫人海寻找他的安娜，”乌尔里卡对我说。“我将在牛津街重循他的脚步。”

①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作家，作品有《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白》、《英国邮车》等，以文字华丽著称。

“德·昆西停止了寻找，”我回说。“我却无休无止，寻找到如今。”

“也许你已经找到她了，”她低声说。

我福至心灵，知道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对我来说并不受到禁止，我便吻了她的嘴和眼睛。她温柔而坚定地推开我，然后痛快地说：

“到了雷神门的客栈我就随你摆布。现在我请求你别碰我。还是这样好。”

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独身男人，应许的情爱是已经不存奢望的礼物。这一奇迹当然有权利提出条件。我想起自己在波帕扬的青年时期和得克萨斯一个姑娘，她像乌尔里卡一样白皙苗条，不过拒绝了我的爱情。

我没有自讨没趣问她是不是爱我。我知道自己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次艳遇对我也许是最后一次，对那个光彩照人的、易卜生①的坚定信徒却是许多次中间的一次罢了。

①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写了《培尔·金特》、《社会支柱》、《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