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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巢-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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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案发生有利转变的时候，政府又获得了另一个胜利。1987年4月，杰弗里斯集团公司董事长博伊德·杰弗里斯承认两项重罪，并同意与政府合作。杰弗里斯集团公司是洛杉矶一家大型经纪公司，是场外市场交易的开创者。杰弗里斯为布斯基“寄存”过股票，布斯基给了他300万美元的“好处费”，政府掌握这方面的证据。这笔钱的发票上写的是“投资咨询服务和公司金融服务费”，从这里可以确认布斯基曾以类似的在发票上虚列开支的方法支付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530万美元黑钱。
更让人吃惊的是，杰弗里斯还供出了一桩与布斯基无关的活动。他供称，他曾应一位同伙的要求，在美国运通银行二次销售费尔曼基金会的股票时操纵股价。这项活动也涉及在发票上虚列开支问题。杰弗里斯在通过大量购买股票而推高股价时自己遭受了损失，那位同伙就是以虚列开支的形式支付补偿杰弗里斯损失的钱。与其他涉案者不同，杰弗里斯对那些在华尔街上极其正常的行为也承认有罪。正如他的律师告诉政府的：“博伊德是在帮客户的忙。他是在客户间互帮互助的环境中长大的。而现在规则正在变化。”
让杰弗里斯操纵费尔曼基金会股价的那个同伙不是别人，正是桑迪·刘易斯，即在艺人餐馆介绍穆赫伦与布斯基认识的那个套利人。后来，刘易斯与布斯基闹翻了。为报复布斯基，刘易斯那个夏天几乎天天缠着加里·林奇，敦促他继续调查布斯基。现在他的愿望达到了，布斯基完蛋了，但是，刘易斯的下场比布斯基还惨。刘易斯一直以来总是摆出一副道德高尚者的样子，他在接受调查时愤然否认自己有罪。但没几个人相信他的话。他越来越因虚伪受到人们的嘲笑。不久，他在华尔街的事业就完结了。
检察官办事处在这些胜利上的欢欣很快被其他案子的不顺取代了。在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的案子上，政府好像在艰难地挣扎。西格尔结束法庭答辩回到佛罗里达后，有一次，他看到了根据他的供述拟写的逮捕弗里曼等人的逮捕证，于是立即变得心烦意乱。政府在签发逮捕证时，专门把西格尔供述的最复杂的尤纳考和斯托勒两起收购案提了出来。关于这两起交易，杜南只审问过西格尔一次，当时是帕斯查尔作记录。当西格尔看到杜南签署的宣誓书时，感到很震惊。这份宣誓书的大意是准确的，但是，正如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已经发现的，宣誓书上的细节有错误。
按照宣誓书所称，关于尤纳考公司股票回购计划的所有联系都是西格尔在塔尔萨机场与弗里曼的通话。事实上，在塔尔萨机场的通话只是一部分，宣誓书上错误地把多日和多星期的通话给缩短了。政府还出了一个错误，它宣称弗里曼每做完一笔交易都把有关材料保存起来。西格尔对此同样感到很震惊，他告诉政府律师说，保存这种材料的是布斯基，不是弗里曼。拉考夫知道，优秀的辩护律师会利用政府的这种失误，质疑政府指控的真实性，从而使政府窘迫。西格尔担心，政府会不公平地指责并起诉他撒谎。拉考夫本来希望政府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之前，让他和西格尔先检查一下对这几个人的指控材料，但检察官们为了保密没有这样做。现在一切都晚了。
拉考夫给卡伯里打电话，让斯特劳斯在一旁监听。他要明确地向卡伯里说明，西格尔对这些错误没有责任。卡伯里承认政府出现了这些错误，并说政府会找机会予以更正。令拉考夫释然的是，卡伯里并没有责备西格尔的想法。而且，卡伯里似乎对这些问题没有过分担忧。
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被逮捕约七个星期后，于4月9日被起诉。政府对自己的错误简要做了更正，表示尤纳考交易发生的时间是1985年5月15日和17日，而不是以前所称的4月，斯托勒交易发生的时间是4月，而不是12月。但是，政府保持针对这两起交易的起诉，指控每个被告四项重罪。
颇有意义的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受到指控，说明通用电气官员与吉尤利安尼达成的谅解起了作用。为表示对政府的支持，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立即停了威格顿的职，并停止为他支付律师费，同时也停止替塔伯尔支付律师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通用电气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通用电气的律师会见了威格顿的律师斯坦利·阿金，直言告诉他，威格顿只有真地无罪时才可以与政府的指控相对抗，如果有罪，就应该认罪并合作。不仅如此，通用电气的律师还说，如果威格顿与政府对抗到最后却被判明有罪，通用电气将要求他交回该公司购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股票时付给他的300万美元，并将拒付仍欠他的另外300万美元。
与通用电气形成对比的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仍然顽固支持弗里曼，不过它又发表了一份声明，措词比以前那份温和了许多。这份声明说：“我们了解他、信任他。就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我们继续认为他没有违法行为。”
通用电气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一个公司中，被起诉员工应该被停职。而且，通用电气的官员对威格顿或塔伯尔确实都不了解，停威格顿的职也反映了他们的一种看法，即政府关于这两人知道西格尔有内幕消息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停止支持威格顿的做法在公司激怒了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对公司自治权被通用电气这样的工业巨人夺走仍然感到愤愤不平者。同时，这些变故对一向镇定自若的塔伯尔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失去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支持使他感到伤心，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坚持认为自己无罪。
与一个月后发生的一场喧闹相比，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出现的这种抱怨算得上是温和的。5月12日，负责这起案子的两个检察官——卡图西耶罗和约翰·麦坎尼出庭，对法官路易斯·斯坦顿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为此案的审判做准备。麦坎尼承认道，“事后想来”，政府本来可以推迟进行这些闹得满城风雨的逮捕行动。他同时承认：“如果动作过快，我们可能出错。”
这种做法是令人震惊的，这等于在关键时刻承认政府判断有误，不仅是在本案上，而且在其他正在进行的调查上，包括米尔肯案。通常情况下，要求推迟审判的是被告方，但在本案中，被告辩护律师意识到加快速度对他们有利，所以反对推迟审判。政府提出推迟建议的第二天，斯坦顿法官支持被告方，否决了政府的提议，引用《第六修正案》加快此案的审判。吉尤利安尼的发言人对《华尔街日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失败。”但是，显而易见，被告方及其支持者有理由欣喜若狂。
现在，政府遇到了麻烦。这些案子是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寻求撤诉？许多人认为撤诉是不可思议的。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争论。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没有参与逮捕决策的制定，但他们坚定地认为政府有义务继续将案子进行下去。特别是卡图西耶罗，多年来他一直在该办事处工作，深受吉尤利安尼前任们办事传统的熏陶。按照那种传统，检察官办事处一般不批准匆忙逮人。但是，一旦对被告实施了逮捕，卡图西耶罗就严肃坚持应有的权利，快速驱散笼罩在他们声誉上的乌云。
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都认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办理这个案子，而且有很好的成功机会。他们相信西格尔将是一个极好的、非常可信的证人。他们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搜集了许多交易记录，可以为西格尔的供词提供充分支持。但是，他们缺少合适的印证证人。对任何检察官来说，只根据一个主要证人对被告提出指控都是不安全的，更不用说这个证人是一个刚刚服罪的人。
刑事处主任霍华德·威尔逊反对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的观点。他说，政府现在不应该再贸然继续此案，以免错上加错。他坚持这种立场可能还有其他考虑。威尔逊工作的一部分是保护他的上司吉尤利安尼及其政治前途。吉尤利安尼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功，包括对前布朗克斯民主党领袖斯坦利·弗莱德曼的定罪，这起案子是他亲自办理的，赢得了很多赞扬。他还因确定布斯基认罪协议和整治华尔街而获得了进一步的赞誉。吉尤利安尼风头正劲，凭这种架势可能很容易地入主纽约市长官邸或州长官邸。他在媒体上的形象几乎一律都是积极和正面的。但是，现在怎么做会更好呢？是暂停此案以后再重新起诉（那时吉尤利安尼可能已离开该办事处），还是不惜可能遭遇尴尬而继续进行此案，从而使吉尤利安尼受到责备？
该卡伯里表态了。当初他同意了杜南提出的逮捕建议。他对这起案子有信心。他不会玩政治游戏，也没有政治野心。作为一位资深检察官，他不愿否决对此案尽职尽责的同事们的意见。他同意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的观点，建议此案继续进行。
吉尤利安尼进退两难。如果否决卡伯里的建议，对卡伯里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但是，吉尤利安尼在逮捕提议上支持过卡伯里，而结果是如此之糟。最后，吉尤利安尼同意了威尔逊的意见，命令助理检察官们准备一份寻求撤消此案的动议。
到第二天中午，谣传就起来了，说政府要采取非常措施撤案。拉考夫给西格尔打电话讲了此事，西格尔疑惑地问：“会那样吗？”
“那是不可能的。”拉考夫回答。他是根据自己曾在检察官办事处工作多年的经验做出这种判断的。他仍然认为，政府实施逮捕行动是有备而为，肯定是有了印证证人才动手的。他推测政府完全会将案子继续下去，即使这样会使检察官们感到有些紧张。他在检察官办事处工作时，遇到这种情况至少就会这样处理。
然而，拉考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当天就发生了。5月13日，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再次出庭。由于此案很快变成了内幕交易丑闻中第一大有争议的案子，法庭上挤满了记者、其他潜在被告的律师和好奇的旁听者。卡图西耶罗明显很痛苦，但他的精神比前一天要好一些。他对斯坦顿法官说，政府在是继续此案还是要求撤诉的选择中，“经过论证决定撤诉”。为淡化这种尴尬之举的影响，他补充说现在的起诉“只是冰山的一角”，并发誓政府将寻求新的起诉，把内幕交易陈词从两种交易扩大到九种不同的交易。
三名被告本人都没有出庭，而代表他们出庭的律师难掩内心之喜，他们不失时机地抨击政府。威格顿的律师阿金称，政府耍这种花招“明显是要逃避此案的快速审判”，“是可笑的”。塔伯尔的律师劳勒说，政府此举“说明政府证据不足，逮捕行动错误”。同时，媒体大肆进行各种报道，称被告被捕后受到虐待，并被剥夺宪法赋予的权利。在大多数未决案件中，辩护方律师都是想方设法避免冒犯检察官，因为检察官在决定检控程序上有很大的决断权。但是，在这起案子上，辩护律师却公开而明显地与检察官斗法，而且战无不胜。
此案的这种奇变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内没有对人员士气产生什么影响。威格顿的支持者受到案情变化的激励，开始强烈要求为威格顿复职。政府撤诉第二天，通用电气履行对检察官办事处的承诺，免去了德农齐奥、罗切和克兰茨的职务，任命通用电气董事、伊利诺伊机床厂前董事长赛拉斯·卡思卡特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新董事长。此举在该公司引起了更大的愤怒。
“前几天我还在想，我们这里需要的是一个乖乖听话的人。”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个管理人员说，语中透着挖苦。博西迪在为通用电气的决定辩护时说，通用电气的调查发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在财务、行政、管理和信息系统等方面的控制上存在“许多薄弱环节”。
作为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忠诚者的抚慰，马克斯·查普曼（过去曾和西格尔一起是德农齐奥的继承者人选）被任命为首席运营官，向卡思卡特负责。“他们要我给公司挣钱，而来的卡思卡特61岁了。”查普曼对《华尔街日报》说，讽刺卡思卡特年老。
通用电气公司刚兼并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时，对该公司的管理是放手的，毫无疑问，现在它要行使对该公司的控制。它安排亲通用电气人员负责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高级财务和管理工作，并调派一批通用电气的信贷人员进入该公司的垃圾债券和融资买断领域。通用电气公司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有6亿美元的投资，它要努力保护这笔资金。几个星期后，当证交会宣布它正在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商讨课罚该公司2530万美元事宜时，通用电气的策略就变得明显了。与此同时，吉尤利安尼公开宣布，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将不被检控。
通用电气公司对于结果没有感情用事。博西迪达到了他确定的首要目标，即让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免于起诉。于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幸存下来了。对于通用电气来说，虽然有损失感，但更多的是有一种困惑感：像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这样历史长而声誉好的投资金融公司，怎么到了如此失控的地步？该公司得以幸存下来的东西就是，摆脱了2月份逮捕事件以来所面临的被检控危险，现在可以自由恢复业务。
但是，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许多人看来，该公司变得面目全非了，成了通用电气信贷公司的一个附属小店，而通用电气信贷公司也只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个附属物。威格顿职务的剥夺和待遇的取消打碎了人们对公司的忠诚，没有人再把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视为一个“家庭”了。不少人很快就离开了这里，投奔他处，其中有哈尔·里奇。最后，连约翰·戈登也走了。这个组织他们已不再认识了，在这里他们感到失落和孤立。在冥思静想时，他们意识到，他们曾经熟悉和热爱的那个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很久以前就消失了。80年代是制造圈钱“明星”的年代，迈克尔·米尔肯、伊凡·布斯基和马丁·西格尔这些闻名全国的风云人物应运而生，但他们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1987年5月13日，许多助理检察官和纽约南区校友来到公园大道一座大楼，参加本年度的校友聚餐会。他们一律穿着正装，看上去有点僵硬。举办这种年度聚餐会是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长久以来的一项传统，目的是把现在该办事处工作的和曾在这里工作的律师们召集到一起，并维持一种非正式的校友关系网。这种聚餐会由各位成员轮流做东，今年的做东者是保罗·柯兰。
今年聚餐会的日子正好是检察官办事处要求对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等人撤诉的日子，其中的弗里曼是柯兰的当事人。在聚会的大餐厅里，大家议论纷纷，几乎一致对检察官办事处的做法提出批评。有的人责怪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说如果这个被告不这么财大气粗，就不会有这么大喧嚣，当然也就不会引起媒体的注意。但这种观点明显只是少数人的。撤诉至少令检察官办事处非常尴尬，更不利的是，它反映该办事处无能，损害该办事处的声誉。
聚餐会上，杰德·拉考夫来到霍华德·威尔逊身边，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这是一件重要案子，你们把它弄糟了。”
威尔逊马上替吉尤利安尼辩护。他说：“你在说什么呢？是你那小子不济事，害得我们还要做大量印证工作。”他所说的“那小子”是指西格尔。
拉考夫本来希望友好地讨论问题，但威尔逊的话把他激怒了。“你那样说不公平。”他反驳道，“我一直说，他能供述的就是这些。他完全是诚实的。撤诉的馊主意是你出的。”
在检察官办事处，遭受挫折最大的似乎是卡伯里。他像往常一样神秘莫测，但好像失去了某种热情。不利宣传是令人痛苦的。卡伯里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害羞的人，对表扬性宣传会感到不自在。
柯宁聚餐会不久，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在低潮中努力重新积聚动力和士气，而卡伯里则宣布辞职，让同事们大为震惊。他在公开解释辞职原因时只是说，关于米尔肯和弗里曼的这两起主要案件可能要拖上几年。他还说，弗里曼的案子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挑战，这起案子不像米尔肯案那么复杂，它所涉及的只是相对简单的内幕信息交换，只需进行例行印证。还有其他原因。卡伯里觉得，当他在1986年接受反欺诈处主任一职时，他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工作的时间已经超过了通常的三到四年聘任期。他在这里已工作了八年，那些亲密的朋友都已经走了，现在该他动一动了。
这些理由都是真实的。但是，卡伯里的许多同事并不认为这些就是圆满的解释。有一点他们很清楚，就是吉尤利安尼对卡伯里失去了信任，尽管吉尤利安尼不承认。信任的丧失会使任何具有卡伯里那样的自尊和专业水平的人都难以再工作下去。
但卡伯里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他不愿到陌生人那里推销自己。然而，最重要的是，他的朋友们不太相信他会扔下米尔肯案而抽身退出。他正在进行一场执法行动，这场行动可能重塑华尔街，重整全国金融市场。米尔肯是这场调查案的核心人物，当卡伯里一开始获得利文合作的时候，可能就开始下定决心将米尔肯这样的“塔顶”人物缉拿归案。现在他怎会扔下此案不管？
做出辞职决定后，卡伯里抓紧时间找工作。8月份，克利夫兰一家大型全国性律师事务所——琼斯、戴、里维斯和波格律师事务所与卡伯里联系，要他在该事务所驻纽约办事处开办白领辩护业务。卡伯里甚至不知道琼斯、戴、里维斯和波格律师事务所有一个纽约办事处。他飞往克里夫兰，与他未来的合伙人见面。他不想再找来找去了，所以没有考虑其他机会就接受了该事务所的邀请。10月，卡伯里离开了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他本来应该功成身退，这下却似乎更像是退却。
吉尤利安尼快速行动，任命布鲁斯·贝尔德为反证券欺诈处主任，试图以此积聚动力，重获主动。贝尔德是吉尤利安尼的高级助手之一，多年前与吉尤利安尼在司法部共事过。他1980年加入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后，成功办理过一些有组织犯罪案件，包括科伦波案。他先是担任反毒品处主任，后转任刑事处主任。他在戴维斯－波尔克和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工作过，对证券法有所了解。戴维斯－波尔克和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是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现正与凯、斯科勒律师事务所一起做弗里曼的代理。
贝尔德与卡伯里从外形到性格都没有共同点。卡伯里身材肥胖，有幽默感，而贝尔德又高又瘦，为人严肃，而且说话乖巧。贝尔德是美国中西部人，毕业于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他的办案方针比卡伯里的更强硬。由于他在最棘手的执法领域工作过，所以他对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被逮捕和被当众上铐并不感到不妥。他的是非观非常鲜明，这一点与吉尤利安尼很相似。
当吉尤利安尼提出要贝尔德担任反证券欺诈处主任时，贝尔德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知道，他将要在外界的注目之下主持本办事处的两起最重要的案子，即弗里曼案和米尔肯案。他明白，这两起案子的结果可能影响本办事处的信誉和吉尤利安尼的政治前途。他必须赢。
然而，当他接手工作的时候，胜利的可能性似乎很遥远。由卡洛尔和法德拉负责的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调查好像停滞了，对弗里曼的调查也没有新的进展。华尔街的人抱团对付政府的调查。
贝尔德立即注意到，这些内幕调查案与他办理过的黑手党案具有相似性。像有组织犯罪者一样，华尔街上的嫌疑犯视沉默和忠诚高于一切，把讲真相和根除金融腐败的义务弃之一旁。比如，如果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某位合伙人参与了违法活动，那么他宁愿自己坐牢也不把公司的其他参与者牵涉出来。还有，在有组织犯罪案的调查中，有许多连锁案，但没有足够的侦查人员来追踪所有的线索。贝尔德画了一个图表，写下嫌疑者的名字，并把名字用方框框起来，然后按照连锁关系把这些方框连在一起。整个图表完成后，贝尔德画出了近二十个方框，大致连成一个圆圈。并非所有的线索好像都能查到结果。米尔肯位于顶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接近中间位置。
12月，贝尔德和同事们偶然发现了米尔肯案的一些有价值的证据。调查人员在检查有关布斯基交易的所有文件时，在布斯基的个人文件中发现了一个标记为“ＤＢＬ计划”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显然是由布斯基的秘书保存的，里面的内容看上去正是由穆拉迪安整理、后来又按布斯基的吩咐销毁的账表。卡洛尔立即让穆拉迪安前来辨认。
“就是它！”穆拉迪安看到这个文件时大叫道，“这就是我在佛罗里达休假时整理的东西。”布斯基显然忘记了，他在把这份德莱克赛尔的购股记录原件交给穆拉迪安备案以前，让秘书把这个记录复印了一份。
现在，穆拉迪安可以不用重补这份文件了。政府不仅有了实际的原件副本（这份证据更有价值），而且上面的数字确证了穆拉迪安凭记忆告诉他们的证言。
此后不久，检察官办事处又在米尔肯案和弗里曼案上取得了另一个突破。贝尔德就任反欺诈处主任后，马上与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开会研究弗里曼案。由于此案给检察官办事处造成了负面影响，吉尤利安尼明确要求工作人员把它作为当务之急来办理。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说过中止的起诉只是冰山的一角，发誓要找到更多的证据。他们必须兑现誓言，因而压力很大。去哪儿找更多的证据呢？
卡图西耶罗记得，西格尔在供述过程中说到他在斯托勒收购案期间与弗里曼的一次对话。弗里曼向西格尔透露说，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正在积聚斯托勒股票，准备“认真”促成一笔大交易。西格尔问弗里曼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弗里曼回答：“我与替科尼斯顿投资公司买股票的人关系很近。”
卡图西耶罗认为西格尔提供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弗里曼除西格尔之外还有其他的内幕消息来源。但是，西格尔记不起弗里曼所说的与他关系很近的那个人的名字，而且怀疑弗里曼是否向他提到过那个人的名字。卡图西耶罗通过快速调查，弄清楚了这个疑问。科尼斯顿投资公司是通过一个名叫奥克利－萨顿的公司购买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奥克利－萨顿公司的人员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人员是同一班人马，负责人是詹姆斯·里根。里根是弗里曼在达特茅斯学院上学时的同窗好友。当然，他就是向弗里曼提供科尼斯顿公司积聚斯托勒股票一情的消息者。弗里曼被捕和西格尔认罪后大约两个星期，里根和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被传讯。交易记录揭示了斯托勒股票的预期交易情况，而电话记录表明，里根和弗里曼在这起交易期间经常通电话。
贝尔德认为，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深入调查的目标。或许该公司的那些负责人与弗里曼是同谋，他们本身就可以证明检控的正当性，或者他们可以与政府达成认罪求情协议或求得豁免，以此为条件向政府提供弗里曼犯罪的证物和证言。但是，贝尔德需要更多的信息，他不想让该公司知道它已成为政府调查的目标。因此，贝尔德计划采用一种传统的调查方法——找一个与该公司有矛盾的雇员盘问，这种人往往是前雇员。不久，他找到了这样一个人。
在弗里曼案的压力下，卡图西耶罗把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雇员们的交易记录都收集过来，挨个儿进行检查。这项工作虽然单调乏味，但终有所报。检查中发现，该公司一个名叫威廉·黑尔的雇员在本调查案涉及的一项交易中有内幕交易嫌疑。当检察官们锁定黑尔（也是达特茅斯校友）时，得知他已不在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工作了。他被该公司解雇了。
检察官办事处向黑尔发了一个传票，但这种方法没有奏效。黑尔说他不会与政府合作。他雇了一位律师，检察官们打算通过他的律师达成某种协议，暗示检察官办事处希望黑尔提出一个价值预估，特别是提供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其他人员的违法情况。黑尔的律师回话说，黑尔拒绝向政府提供任何种类的价值预估。无奈之下，检察官们决定采用最后一招，即在大陪审团面前讯问黑尔，迫使他在获取豁免的条件下作证。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他们知道他们可能想晚点检控黑尔，但觉得别无选择。
1987年11月，黑尔前来作证。他是个身材颀长的年轻人，头发深黄，面部棱角分明。他看上去不感到紧张。贝尔德亲自提问他。不出他所料，由于黑尔避重就轻，闪烁其词，讯问没什么结果。然后，贝尔德转向一个好像无关紧要的问题，问黑尔为什么离开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黑尔只稍稍犹豫了一下就如实回答道：“不是我离开，是我被解雇了。”
“为什么？”贝尔德接着问，本能地抓住黑尔突然现出的坦率。黑尔接下来的回答令人震惊，大大出乎贝尔德的预料，在他作为检察官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出乎预料的事。
黑尔的回答是：“我不能忍受他们正在犯的种种罪行。”
黑尔谈起了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违法活动，贝尔德简直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出现这种情况让检察官们喜出望外。看来政府不仅可以获取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违法活动的证据，而且，根据黑尔所述，该公司的主要同谋者不是别个，正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突然间，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活动看来使反欺诈部两个最大的案子之间有了联系。
根据黑尔的供述，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经常在美林公司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寄存”股票，制造假损失，欺骗国内税收署。该公司在德莱克赛尔的联系人通常是布鲁斯·纽伯格，他是贝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员，就是有一次把电话听筒软线嚼断的那个人。为制造假损失、少缴税，普林斯顿－纽波特常常以亏本价把证券“卖”给德莱克赛尔的高收益证券部，不久再以相同或稍高的价格将它们“买”回来。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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