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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巢-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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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奇直言不讳地拒绝了。利曼似乎很吃惊。鉴于自己的全国一流辩护律师之尊，他显然期望林奇会给他面子。
“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行。”利曼尖刻地反驳，“你这样做是缺乏考虑。”
林奇感到自己的怒火在上升。他从没有与利曼见过面，但利曼这种方式表现出屈尊俯就的姿态，对人是一种侮辱。
“我要以合适的方式行事。”林奇冷冷地说。
出乎林奇意料，不久他又接到证交会纽约地区执法主任艾拉·索金的电话，索金与利曼是老相识。“利曼很不痛快。”索金说，“他不了解你。”听口气仿佛是林奇的错。显然，这是利曼企图通过索金向林奇施压。林奇更恼怒了。
“呆一边去！”林奇命令道。他不会给利文宽限时日，他要继续保持压力。
5月22日，星期四，较量在纽约联邦法院开始了。林奇在华盛顿遥控，他的副手约翰·斯特克在庭上辩论。这次听讯非常关键，如果法官解除对利文资产的冻结令，他就可以很容易地拿钱打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战，而且还可能逃跑。
这场庭辩是斯特克事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辩论。他对这起案子做了认真总结，分九个实例详细说明了利文进行内幕交易的模式。利曼没有提出什么证据，只拿出了一些关于利文交易的那些公司的陈旧资料，而这些资料很多还是来自利文在莱屋银行策划蒙骗证交会时捏造的文件。
“关于这些公司的信息确实是非常之多。”利曼坚持道。利文仍然保持沉默。
联邦法官理查德·欧文很快对利曼的辩论做出了反应。“显然，”他说，“坐在做决定者的肩膀上与只能看13－Ｄ报告或《华尔街日报》是完全不同的。”他判决继续冻结利文的资产。证交会赢得了第一场交锋的胜利。
第二天，利曼给卡伯里打电话，说想在星期六与卡伯里见个面。这个时间到卡伯里的办公室来不会很显眼。卡伯里不觉得意外，他估计利曼要来与他谈判，为利文达成一项认罪求情协议。卡伯里认为，利文仅凭偷漏税和作伪证这两项指控就“死定”了，更不用说内幕交易。
星期六，利曼和弗鲁曼鲍姆来了，卡伯里在六楼接待室会见他们。利曼说，如果能达成一项协议，利文准备招供。他接着说，利文拥有可讨价还价的资本：可以提供四个其他直接参与内幕交易活动的投资业务员的身份，另外还可供出“一条大鱼”。
卡伯里对此也不感到意外。从利文的交易模式可以看出，他一定在其他公司有消息来源。《华尔街日报》上一篇关于利文内幕交易的分析文章指出，利文的这些交易大多数与拉萨德·弗雷雷公司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有关。卡伯里甚至认为他已经知道其中一个同案者的名字。沃克泰尔律师事务所的劳伦斯·佩多威兹前几天给卡伯里打过一个电话。佩多威兹以前曾担任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刑事处主任，现为沃克泰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是拉萨德·弗雷雷公司的法律顾问。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罗伯特·威尔基斯的人，”佩多威兹在电话里说，“与丹尼斯·利文关系很近，丹尼斯总是给他打电话。如果发生泄密事件，他的嫌疑很大。”
利曼表示，利文准备供出的这四个同案者都直接参与了信息提供和利益分享，不过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利文不知道。他还表示，虽然那条“大鱼”对政府来说价值非凡，但他不能承诺利文的口供会使他定罪。
卡伯里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对那条“大鱼”没有表现出兴趣盎然。他不爱讨价还价，而是宁愿把意图直接说出来。他向利曼和弗鲁曼鲍姆提出指控利文四项重罪——一项内幕交易证券欺诈罪、一项伪证罪和两项偷税漏税罪，并期望利文全面合作。卡伯里感到他几乎没有放弃什么。凭这四项罪名，案犯最高刑期可达二十年。即使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内幕交易案，也没有人被判这么长时间，无论其中涉及的罪名有多少。合作对利文有好处，因为合作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不到一个小时，卡伯里和利曼就原则上达成了协议。接着，他们一起来到吉尤利安尼的办公室，这时利曼含糊地提出了关于利文与政府合作的价值预估，表示利文可以提供同案者和“一个颇为富有的套利人”的名字。然后，他们正式通过了达成的协议。但是，利曼现在还不会把那些人的名字明确说出来，也不会实际提供利文的合作，除非与证交会也达成一项协议。
卡伯里一听说那条“大鱼”是一个著名套利人，马上意识到他是伊凡·布斯基，因为利文的袖珍日历上很多页都醒目地写着“伊凡·布斯基”这几个字。
与证交会的协议不久就达成了。利文的律师与证交会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电话商议和会谈，主要是弗鲁曼鲍姆与斯特克在具体联系，他们两人在法学院时是同班同学。最后的协议是：利文的大部分财产将充公，但他可以保留公园大道上的一套公寓和宝马车，还可以支配他在花旗银行账户上的一笔钱（这一条是后来经过艰苦交涉获得的）。利文与证交会协议的有效性要视他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合作情况而定。林奇期望获得利文交易圈中那四个成员的身份，其他则所抱希望不大。至于所说的那个更重要的人物，情况仍然模糊不清。
现在，该利文按照他在协议中的承诺坦白了。当他在弗鲁曼鲍姆的陪伴下来到圣安德鲁斯广场时，有关政府方面的人员都在等他，其中有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卡伯里和杜南，证交会的索南瑟尔和王，还有一个名叫罗伯特·帕斯查尔的邮政巡查员。
卡伯里不但没有胁迫利文，还尽力让他放松，使他拉近与周围人的心理距离。卡伯里还保持某种礼节，一直称利文为“利文先生”，并强调说他现在是要努力帮助利文。卡伯里说，如果他彻底坦白，法官在量刑时会充分考虑这个因素。
卡伯里先讯问威尔基斯的情况，利文从在花旗银行的迎新晚会上与威尔基斯认识开始讲起，毫无隐瞒地把他与威尔基斯的前后关系坦诚相告。卡伯里感到高兴的是，利文没有企图只讲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他主动承认是他引诱威尔基斯进行这种交易的，并说他还拉拢了索科洛和里克。利文说，他在一种“直觉”，知道谁可能合作。他还主动表示，里克拒绝收取他支付的报酬，并在成为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后中止了这种关系。卡伯里不喜欢受审者为急于减轻自己的责任，竭力夸大他人的罪责。他觉得利文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利文还供述了西科拉的情况，并表示当他得知西科拉也在莱屋银行开了一个账户时，简直“惊呆了”。他坦白了那天晚上潜入拉萨德·弗雷雷公司办公室偷窃资料的事，并交待了他和威尔基斯利用《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搅市一情。利文还说，他知道索科洛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发展了一个线人，这个人不在该公司兼并收购部工作，而是在抵押业务部。利文称他从来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只知道他的代号是“戈蒂”。
接着，卡伯里讯问那个著名套利人的情况，利文很快确认了大家的怀疑——那个人是伊凡·布斯基。利文说，他与布斯基的联系是以给他邮寄关于博伊西·卡斯卡达公司和埃尔夫·阿基坦公司的机密材料开始的，他寄这些材料一方面是想通过布斯基推高这些公司的股价，一方面是想使布斯基对他产生印象。后来，他给布斯基打电话，公开提出向他提供信息，并邀请布斯基出来见面，之后两人具体商定了提供信息与支付报酬的协议。利文表示，他一直渴望与布斯基认识，既为攀附布斯基的名气，也为向他提供信息。
利文的律师们一直注意不在利文提供布斯基的情况方面承诺过多。他们从未表示布斯基的问题是一件容易的案子，也从未宣称单凭利文的证言就可以使布斯基定罪。然而，利文显然非常坦率，卡伯里对此印象很深。利文供述的与布斯基之间的信息报酬协议非常详细，涉及提成比例根据利文所提供信息的时机和效果不同而变动，这个情况不会是利文捏造出来的。它有一种内在的可信性，尤其是如果利文泄露的信息能够与布斯基的交易纪录相吻合时。
卡伯里通常不过问案犯的作案动机，但他对利文的行为动机却颇感兴趣，禁不住问他这个问题。利文回答说，他想开一家自己的公司，当套利人或商业银行家，雇用“专业人士”为他服务。这个回答与他经常给威尔基斯所讲的相同。他对卡伯里等人说，他的目标是2000万美元，准备一挣到这个数就洗手不干。
利文还说，他与威尔基斯、里克和索科洛一样，对投资业务员的工作很厌烦。这个说法令卡伯里等人感到意外，因为他们一直认为，投资业务员是一种时尚、体面的工作，投资业务员们都过着一种富裕、奢华、纸醉金迷的生活。不仅卡伯里他们有这种看法，当时的大多数人都这么看。利文说，事实远非如此。相比之下，内幕交易非常刺激。卡伯里认为，利文无论挣到多少千万都不会罢手。一旦达到了2000万美元，他又会想3000万，然后又想4000万，欲壑难填，永远不会有够的时候。
卡伯里认识到，利文喜欢刺激和冒险，很适合做秘密工作。卡伯里决定通过利文秘密诱捕同案者，利文好像对这项安排很热心。然而，在这项工作开始之前，卡伯里收到了一封声称要杀死利文的威胁书，从而引起了一阵担心。这种刺激超出了利文的预料，他不得不在政府的保护下转移到乡下去。有关部门很快追查到，这封威胁书是一个有名的怪人发的。利文回到城里，按照安排向威尔基斯、里克、索科洛和布斯基打电话，并对通话暗中进行了录音。
6月2日晚（即利文对威尔基斯说“我爱你如兄弟”那次通话后没两天），利文把电话先打给了威尔基斯。
“鲍勃，你应该合作。”利文说，“我知道我们都很顽强，但他们什么都知道。找你的律师吧。”威尔基斯从利文说话的语气马上就意识到情况有所变化。
威尔基斯肯定他们的通话正在被录音，知道他应该挂断电话，马上叫律师。但他不能。他认识到他在某种程度上仍认为利文会保护他，会帮他安全摆脱这场灾难。他没有挂电话，说了对自己不利的话。
利文给其他几个人打电话都不顺利。他给布斯基打过两次。第一次，布斯基好像很担忧，但什么也没有承认。“我很同情你的家人，”布斯基说，“也很担心你的心理健康。记住，一切都会过去。”第二次打时，布斯基把电话挂了，说他们没有理由交谈。索科洛和里克也是一听到是利文就马上把电话挂了。但是这些电话达到了一个目的，即警告这些嫌疑者政府可能已知道他们的身份。
就在第二天，索科洛的律师给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打电话，商谈索科洛认罪的事。大卫·布朗的律师也这样做了。索科洛很快确认布朗就是他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拉拢的线人“戈蒂”。索科洛和布朗都同意认罪，接受两项罪名，并向证交会缴纳了罚金。后来，索科洛被判入狱一年零一天，布朗被判三十天。
几天后，威尔基斯正忧心忡忡地在家里呆着，突然门铃响了。门卫说：“兰蒂来看你。”威尔基斯知道是西科拉来了。尽管律师警告他不要与西科拉接触，他还是出去见了他。两人走进滨河公园。西科拉看上去极度紧张。
“兰蒂，你应该找一个律师。”威尔基斯说。说这话时，他有几分伤心地记起利文曾给他相反的建议。
“有件事我从没有告诉过你。”西科拉长吁短叹地说，“就是关于我女朋友的事。”
“别告诉我。”威尔基斯坚持道，“我不想听。”西科拉停住了。
“你说话必须注意。”威尔基斯说，“他们在对通话进行录音。下次我要给你打电话，他们就可能录音。”
“我准备去找拉萨德·弗雷雷公司的阿伦·麦克法兰。”（麦克法兰是该公司的资深合伙人。）西科拉继续道，“我要告诉他我只是清白无辜地找你请教工作的。”说着停顿一下观察威尔基斯的反应，然后接着说：“我可不准备说你是正人君子。”
威尔基斯感到这小子要翻脸不认人了，于是有一种要垮下的感觉。“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威尔基斯说，“反正我要完了。”
检察官和证交会人员对利文的整体合作很满意。6月5日，利文来到联邦法院，承认有罪，接受了那四项罪名。法庭里人山人海，扛着照相机和摄影机的记者们一直排到法庭外的楼梯上。利文显得很平静。他身穿深色西服，看上去有点瘦了。
最后，利文面无表情地宣读律师给他准备的一份声明：“与对我的指控相对抗只会延长我家人的痛苦，也会传送错误的信息。我违犯了法律。我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我无可辩解。”利文与证交会的协议也公开了。他被罚款1160万美元，个人只剩下一套公寓和一辆汽车，并且永远不得再从事证券业。
威尔基斯在赫顿银行的办公室里上班时看到了利文认罪的消息。这时，他仿佛听到他的丧钟敲响了。他最担心的就是利文做出对他不利的事，现在这个担心不幸被确认了。威尔基斯赶忙去找纳夫塔利斯，请他与政府商谈认罪协议。但是，威尔基斯的拖延使他的原有优势丧失殆尽。由于利文已与向政府提供了很多东西，他已没有什么再提供的了。尽管他认为自己的罪行比利文的轻得多，但政府方面仍然不容商量地给他提出了与利文一样的四项控罪。纳夫塔利斯告诉威尔基斯，他别无选择，只有接受，然后争取通过努力与政府合作为自己换取一些好处。威尔基斯同意了。接着，纳夫塔利斯陪他来到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在卡伯里的办公室，威尔基斯哭诉自己卷入内幕交易的经过。
威尔基斯对政府的主要价值是他可能佐证利文提供的布斯基和里克的情况，而且可以把西科拉牵出来。在纳夫塔利斯的指导下，威尔基斯搜肠刮肚地把利文告诉过他的关于“俄国佬”和“威利”的情况努力回忆出来。虽然威尔基斯从不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但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这一点曾让利文感到害怕），他的供词使利文讲述的主要情况都得到了证实，卡伯里等人似乎很满意。
威尔基斯还顺从地在卡伯里的办公室给西科拉打了一个录音电话。毫不奇怪的是，由于威尔基斯此前向西科拉警告过录音电话的事，这次通话没有获得对政府有用的东西。威尔基斯给西科拉泄过密，这一点非常明显。卡伯里给纳夫塔利斯打电话说起这事时大为光火。
“你真是个傻瓜！”纳夫塔利斯呵斥威尔基斯，“你还想保护那小子。就凭这一点他们会给你加刑四五年的，难道你不知道？这个认罪协议你可能会全输掉。卡伯里现在对你很恼火。这很不妙。”
协助威尔基斯一案的政府调查员巴里·戈德史密斯第二天告诉威尔基斯：“卡伯里恨不得要宰了你。”卡伯里对威尔基斯说，威尔基斯本来是一件有还几分价值的“商品”，但他自己把自己贬值了。“我知道鸡丁沙拉与鸡粪的区别。”卡伯里说，“你现在给我的就是鸡粪。”
威尔基斯慌了神，赶紧寻找补救措施。他突然想起西科拉以前说过以他女友名字进行内幕交易的事。他记得西科拉女朋友的名字，并了解到她在奥兰多人民快递（Ｐｅｏｐｌ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公司工作。威尔基斯把这个信息提供给卡伯里，希望以此弥补过失。
“我对录音电话的事很抱歉。”威尔基斯后悔地说。两天后，政府调阅了西科拉女友的交易记录，看到西科拉的确用她的账户进行了内幕交易。在证据面前，西科拉无话可说。他同意认罪，接受一项逃税罪名（因没有申报内幕交易收益而逃税），同时接受证交会的指控，被罚款2．18万美元。最后，西科拉被判六年缓刑。哈佛大学商学院暂停了他的学籍，保留他再申请的权利。
7月，威尔基斯承认有罪，接受了四项罪名。同时，他也接受了证交会的处罚，被罚没330万美元和公园大道上的一套公寓（他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只允许保留西78街上的一套房子、一辆别克轿车和6万美元。最后，法庭判他入狱一年零一天和五年缓刑。听着法官的宣判，威尔基斯泪流满面。
威尔基斯再没有跟西科拉说过话。当他最后把西科拉牵扯出来时，戈德史密斯对他说：“这小子会恨你，但他从来不会知道你为他所做的牺牲。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让这个小伙子给你干这个。他比丹尼斯·利文还要惨，他才22岁。”
现在，利文交易圈里的直系成员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里克。里克的情况对办案人员来说难度比较大。不像其他成员，他没有收取过非法利益，也没有自己做过交易，因而没有书面纪录可查。惟一的证据可能就是利文揭发里克的证词，但利文有在作证中撒谎的记录。相比之下，里克是一名正直而诚实的律师，而且是纽约很有名望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于是，卡伯里决定再利用一下利文。
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也就是在利文认罪后大约一个月，里克在紧张地帮助本事务所的客户ＮＬ工业公司对付一起恶意兼并企图。上次在洛杉矶发生试图自杀事件后，里克认识到自己与利文的内幕交易关系并无具体证据，于是以此感到宽慰。如有必要，他决定否认一切。为了思想不受此事的折磨，他把妻子和孩子打发去汉普顿斯（Ｈａｍｐｔｏｎｓ）避暑，自己则更加疯狂地投入到工作中。
一天，当里克与ＮＬ工业公司的人开完会回到办公室时，秘书告诉他，有一个“挺烦”的人给他打过三次电话，但没有留下姓名。下午4点半左右，秘书报告里克，那个人又打进来了，并坚持说里克认识他。里克接起电话，听出是利文的声音。“你好，伊兰。”利文有气无力说。
“你怎么样？”里克问。
“我在一个电话亭。”利文说，“你找个电话亭给我打吧。”
里克心生怀疑。他坚定地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利文解释说：“政府在向我施压，要我供出我们之间的事，但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里克重复道，说完把电话挂了。接着，他直接去找一位合伙人，给他讲了利文打电话的事。
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给林奇和卡伯里打电话，问利文要搞什么鬼。他是不是企图乱拉垫背的？卡伯里和林奇等人语焉不明。然后，该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之一赫伯特·沃克泰尔亲自给卡伯里等人打电话了解情况。打完后他对里克说，卡伯里对利文打这个电话“似乎不感到惊奇”，而林奇则保持沉默。沃克泰尔若有所思地说：“看来，他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接着，他鼓励里克说：“你做的对。”有一点沃克泰尔没有告诉里克，即林奇建议里克在本事务所外面雇一位律师。
同一周的星期五下午3点45分左右，证交会律师彼得·索南瑟尔来到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要求见里克或沃克泰尔。当接待员不情愿时，他就自己闯到楼道里，按照办公室门上的名字挨着个儿找，被该事务所的人员爱德华·赫利希制止了。赫利希是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也是林奇的朋友。他把索南瑟尔带到他的办公室，然后给林奇打电话。
“这小子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赫利希不满地问道。林奇解释说索南瑟尔是去传唤里克。“现在我们要调查这个人。”林奇说。
里克来到赫利希的办公室，索南瑟尔把传票递给他。里克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索南瑟尔冷冷地看着他。
传票上林林总总列了一百零二项内容，要求里克提供电话纪录、信用卡费用和佣金账户等方面的情况，并要求了解关于许多人的信息，下面列出了那些人的名字，里克只认识其中的威尔基斯。
从晚上9点到午夜，里克按照传票上的项目一一作答。其中95％的问题他都可以如实回答，这使他获得了一些信心。他说他与利文是一般的社交关系，两人认识很多年了，在一些业务上共过事。但他否认向利文提供过任何内幕信息。
星期一上午11点，里克刚刚看完了ＮＬ工业公司发布的一篇新闻稿，把脚架在旁边的一张空闲桌子上，若有所思地坐着。这时，他的朋友佩多威兹打电话叫他过去，然后提出带他去会议室开一个会。他们到会议室时，伯纳德·纳斯鲍姆、沃克泰尔和阿伦·马丁三位合伙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三个以前都当过检察官。里克一看到这个阵势，不由自言自语道：“真相调查组来了。”
虽然里克认识到这些当过检察官的合伙人们不会以“检察官－客户”的特权保护他，但他仍不愿听从他们的建议雇一位律师。缺乏支持使他很伤心。他说他想听听他们了解的情况。这些合伙人们便向他讲起利文的供词，里克边听边狂躁地在一个纸板上胡乱地画着。他否认向利文提供过任何内幕消息，并称即使无意为之也没有。这些合伙人们接着告诉里克，利文的另一个同案者向政府供称，他知道利文在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有一个线人。
里克非常震惊。利文曾发誓决不向任何人泄露他的身份的，怎么会背叛了他？里克第一次开始感到周围的世界要坍塌了。他紧张、慌乱，接着开始哭泣起来。这些合伙人再次敦促他找一位律师。
他仍然拒绝找律师。该吃午饭了，大家给里克带来了三明治，但他一口也没吃。然后，这些合伙人改变了方法。他们提醒里克说，过去一个星期来他们一直在坚定地支持他，如果他说谎，他们的声誉会受到影响。难道他要辜负他们——甚至他的恩师利普顿吗？里克又开始哭起来。当他平静下来时，给大家讲起自己年轻时的不顺和在交友上的困难。这些合伙人都是他的朋友。最后，他振作起来，说要考虑五分钟。他试图在纸板上列出讲实情的好处和坏处，但坏处一条也写不出来。他猛然意识到，不能再向这些合伙人们隐瞒实情了。
下午2点半左右，在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询问和讨论之后，里克终于把实情都掏了出来。他说完后，这些合伙人遗憾地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些。里克在回答中提到友谊，提到孤独，也提到钱，但他的语气飘忽不定。实际上，对这个问题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里克最后聘请了一位刑事律师，名叫罗伯特·莫维洛。1981年，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前合伙人卡洛·弗洛伦蒂诺因内幕交易被起诉时，莫维洛就担任弗洛伦蒂诺的辩护律师。里克辞去了他钟爱的事务所合伙人身份。如果说威尔基斯与政府商谈认罪协议时讨价还价的余地很有限的话，里克的余地就更少了。他没有其他人可以牵涉。
里克在大陪审团面前受审，被控两项罪行。一个星期后，即10月9日，里克表示认罪。同时，他接受了证交会的处罚，被罚款48．5万美元，个人只留下曼哈顿西区的房子、一辆汽车和1万美元。和威尔基斯一样，里克被判入狱一年零一天和五年缓刑。他和威尔基斯一起被送进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的联邦监狱。
1987年2月20日，对利文的宣判在位于纽约郊区怀特普林斯的联邦法院举行，杰拉德·戈特尔担任宣判法官。数百名记者和旁观者挤满了法院外面的街道，警察骑着马在人群前面维持秩序。一辆深蓝色的轿车开过来了，警察从人群中给它开出一条通道，车里坐着利文和他的律师，还有他的家人。法庭地方显得太小，装不下这么多人，很多记者不得不在室外凛冽的寒风里站着。
利曼请求法庭宽恕利文，他说：“法官阁下，他已是一个被抛弃的人，一个人见人躲的人，处境如此堪怜者在下前所未见。丹尼斯·利文的名字将总是与内幕交易联系在一起，成为这种犯罪的代名词。”
利文身穿一件老式灰色条纹西服，以平淡的声调宣读一份声明。声明中说，“我再也不会干违法的事”；“我已汲取了教训”；“我深感内疚，羞愧难当”。声明中还提到他的家人：“是他们的爱和支持使我捱过了这段困难的日子。”
然而，受法庭指派审查利文财产的律师谢尔登·戈德法布对利文的财产情况提出了质疑。他对利文过去六年多来所获收入和资产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审核，发现有几十万美元去向不明。利文声称这些钱是他在巴哈马赌场输掉了，但戈德法布表示怀疑。利文的哥哥罗伯特据信多次陪利文去巴哈马，但他没有回忆起利文输钱的事，而且说话模棱两可，而利文本人则拒绝回答关于赌博输钱的问题。戈德法布在呈给法庭的最后报告中表示，他怀疑利文设法隐藏了一大笔钱。
但公诉人对利文的表现表示满意，他们正在根据利文提供的情况谋求更大的目标。戈特尔法官对利文的合作印象更深，他在判决说明中表示：“他承认有罪，并与政府进行了合作……他的合作的确卓有成效。通过他提供的信息，华尔街上的一个贼窝整个暴露了出来。”最后，法官宣布判处利文两年监禁，并在原有罚款1160万美元之外，加罚36．2万美元。
“游戏”结束了。
“大鱼”还在后面
1986年7月下旬，即在利文被逮捕后两个月多一点，布斯基飞往贝弗利山去找米尔肯。两人坐在米尔肯家的水池边窃窃私语。利文的被捕对他们两人震动很大，政府在证券市场上的执法力度之强出乎他们的意料。米尔肯警告布斯基，鉴于目前的形势，他们最好限制交易。布斯基欣然同意。
他们还谈论起那笔530万美元的所谓“咨询费”，这笔钱弄不好会给他们招来麻烦。两人决定想办法使他们的虚假解释自圆其说。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可以多做些文件，以在表面上表现出该公司在布斯基收购圣芭芭拉金融公司和斯科特和费泽尔公司等没有结果的交易上替他做过研究，提供过咨询。但他们的会计记录（即瑟内尔和穆拉迪安一起做的平账材料）怎么办？这些东西必须销毁。
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布斯基返回纽约。他一回到办公室就给在公司原址上班的穆拉迪安打电话。
“我是伊凡。”布斯基神秘兮兮地说，“咱们找个地方谈谈。”
穆拉迪安不知道布斯基要搞什么名堂。他和布斯基一天打两三次电话，有什么事电话里就说了，很少有需要面对面谈的。更奇怪的是，布斯基还要穆拉迪安到西52街的帕斯特拉米恩－瑟英斯咖啡店见他。这里是布斯基和西格尔经常密谈的地方。
虽然店里几乎没什么人，布斯基还要带穆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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