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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巢-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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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有些律师畏缩不前时，不少大公司都与利普顿和弗洛姆签了约。这些律师严格按小时计费，甚至连应急费也不收。由于利普顿和弗洛姆不必再去拉业务，他们的聘用定金就像是一笔保险费。律师公会不喜欢预先放弃冲突的做法。但是，利普顿和弗洛姆的客户们自己倒显得无所谓，可见利普顿和弗洛姆影响之大。
西格尔想，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应该参考类似的做法。在1976年那次讨论会之前，他就认识到兼并浪潮会继续下去，甚至要变本加厉。一些大的竞争对手，如摩根·斯坦利、萨罗门和第一波士顿，已经在收购业务上建立起声誉。西格尔认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可以在应对收购业务上开辟出一席之地。
他开始寻访潜在的客户，推销他所谓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应对收购产品”。他宣传说，当遭到恶意兼并时，按照《威廉姆斯法案》，被收购方需要在短短七天内认真考虑应对收购的策略，预先做好应对准备。为确保一旦遭到恶意兼并时准备充分，客户可以雇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同时，为确保得到该公司的服务，客户要预付一笔定金，就像付给利普顿和弗洛姆的那样。利普顿把西格尔引荐给兼并收购领域的大腕们，并利用自己的威望为西格尔提供方便。
西格尔真正变得出名是在1977年5月，当时的《商业周刊》上有篇文章称赞他为举足轻重的应对收购专家。文章在介绍了他在几笔大宗生意上取得的成功之后，顺便提到他很英俊，被认为是“葛丽泰·嘉宝的情人”，并附了西格尔的一张照片。突然之间，西格尔接二连三地收到女性们的来信来电，都是要求与他约会的。这篇文章在该杂志上是很普通的一篇文章，却竟有这么大影响，西格尔对此很吃惊。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复印机高速运转，把文章的复印件向未来的客户们广为散发。
从1977年开始，西格尔每年要亲自寻访二百到三百名客户。他寻访的目标是中等规模的公司（典型的是那些年销售额为1亿到3亿美元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得不到大型投资银行提供的足够服务，而且最容易成为大公司的恶意兼并目标。西格尔的产品推销出去了。他最后开发出了二百五十家公司，这些公司每年向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交纳六位数的定金。
西格尔的主要竞争来自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这家公司规模比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大，实力也比基德尔强，它也把应对收购业务作为它的专长来开发，虽然原因有所不同。那时，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制定了一项政策，就是不做恶意兼并方的代理。该公司在华尔街上拥有令人称羡的众多大客户，它不想冒着使这些客户疏远的危险去为任何可能被认为是劫掠者的人做代理，为这些既定客户提供传统的投资银行服务就是可以为它带来丰厚利润的生计。
西格尔喜欢与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争夺客户。1977年，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兼并收购主管彼得·塞克斯飞往西海岸去会见艾瓦克公司的董事长史蒂夫·萨托。艾瓦克公司是一家医疗设备生产商，刚刚被科尔盖特·帕尔莫利夫公司的恶意兼并瞄上。据董事长萨托称，塞克斯一直在向他夸耀“戈德曼的神勇”。当西格尔去见萨托时，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倾听萨托讲公司的想法和目的。萨托是日本后裔，虽然西格尔从来没有吃过生鱼片，这次却在萨托家里吃寿司。在把应对收购业务交给西格尔时，萨托对他说：“我不相信你真是在听我说，但戈德曼告诉我的全是他如何如何了不起。”
西格尔发现，他最有效的策略就是让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先去收购目标公司那里兜售自己，在兜售过程中它一般会强调说，如果收购目标公司被卖掉，它会帮助以最好的价格出手。然后，西格尔找到该收购目标公司，极力要求：“尽管找我，我会尽力帮你们击退对方的恶意兼并，让你们保持独立。我想要你们成为我的一位未来的客户。”实际上，由于大多数收购目标公司处于弱势地位，它们最终还是被卖掉，西格尔的推销高调常常难以竞争过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规模、实力和声誉。但是，西格尔的话经常会打动收购目标公司，他们认为西格尔是从心底里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不像戈德曼那样只想着如果收购目标被卖掉收他们多少钱。
1977年，西格尔创立了一种不同凡响且颇有争议的应对恶意兼并的方法，这种方法还使诸多公司经理们对西格尔钟爱有加。这种方法称为“金色降落伞”，它实质上是一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高价雇佣合同，规定公司被收购时收购方要向管理人员支付数目不菲的解雇费。这种方法的出发点是通过提高恶意兼并的代价来阻遏恶意兼并，而实际上，它给公司管理人员们带来了实惠。
德农齐奥对西格尔的成功感到兴奋，虽然西格尔经常出差，很少看见他。德农齐奥按照从戈登那儿学来的家长制方式管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通常单设薪水和奖金。1976年，西格尔挣了10多万美元，当时这算得上是一大笔钱，特别是对一个年仅28岁的人来说，这个数目实在不菲。1977年，西格尔成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一名董事，成为公司历史上除老板阿尔·戈登之外最年轻的董事。
不久后的一天，德农齐奥把西格尔叫到他的办公室。“马蒂，你是个单身汉。”德农齐奥刚说这么一句停住了，西格尔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他继续说：“你有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牌敞篷跑车，还在费尔岛上有一幢别墅。这太多了。”他究竟要说什么？西格尔揣测，他的意思可能是说西格尔的生活方式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客户来说太张扬了，或者可能对公司的其他董事来说也显得过于张扬。但德农齐奥没有表达得很清楚，西格尔不能肯定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在格林威治我家街对过，有一幢不错的房子要卖。”德农齐奥继续说道。格林威治在康涅狄格州是最高档的一个地方，这里ＷＡＳＰ派系人员和白人也最多，是保守势力的堡垒。这里还尽住着一些西格尔认识的最愚钝、最古板的人。此外，他不能想像在德农齐奥的眼皮底下住。
但西格尔想去看看这个房子。他跳上那辆招惹人的跑车，沿95号州际公路往前开。半小时后，到了韦斯波特。他用付费电话叫了一个房地产经纪人。他在考虑卖掉费尔岛上的房子。经纪人带他去看城北小河边的一所旧房子，西格尔对它很中意。他买下了这所房子，并用周末时间对它进行收拾整理。
西格尔告诉德农齐奥，他听从他的建议在康涅狄格买了一所房子，具体地点在有点豪放不羁的韦斯波特，而不是格林威治。西格尔打趣说：“我们之间离半小时车程，这已经很近了。”
后来，当西格尔搬往东海岸边一处更豪华的房子时，把韦斯波特的房子卖给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持人丹·拉瑟。
就在西格尔刚在康涅狄格买完房子不久，有一天，他的秘书告诉他说，一个叫伊凡·布斯基的人打电话找他。那时，由于西格尔在兼并收购领域声名鹊起，很多套利人给他打电话。西格尔知道布斯基是其中的一个，此外还知道他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一个交易客户。于是，他接了电话。
布斯基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在公司收购技巧和股票囤积策略方面也很有见地，这给西格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他们实际上不怎么见面，但两人成了朋友。在华尔街这个奇特的世界里，亲密的朋友关系完全是靠电话建立和维系的。逐渐地，西格尔开始把布斯基看作是可以与之商讨战略、激发灵感和交流信息的人。他需要从布斯基这个套利人这里获取有关信息，因为在公司里他没有套利人可以求教。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传统上不做套利业务，也不设这种部门。德农齐奥和戈登认为套利人名声不佳，只会刺探内幕信息，在公司内引发利益冲突。
然而，像布斯基这样的套利人对任何从事兼并收购业务的投资业务员来说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历史上，套利人是利用不同市场上（如伦敦市场和纽约市场）的差价获利，套利是一种稳定的、几乎没有什么风险的生意，只是利润不大。但后来，套利人变得大胆起来。一开始，他们是大量买进已公布的被收购对象的股票，把宝押在交易能够成功上；最后，他们开始只购买他们猜测会成为收购目标的公司的股票。如果猜测正确，利润就滚滚而来。
对大量购进收购目标公司（谣传的或真实的）股票的现象进行影响评估，成为西格尔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套利人是信息来源之一，他们可以提供线索，可以发掘另一方面的技巧，还可以提供有关可能发生的收购的消息，这些消息能用来吸引应对收购的客户。
套利人比较愚钝、易冲动、爱耍小聪明、进取心强。另外，他们几乎只追求快速获利。在股市开市与收市之间他们是最忙碌的。对着电话高声报价，往电脑里输入股票代码，浏览一屏屏不断变动的数据，向每一个可能的消息人士打电话询问信息。下班后，他们爱去酒吧放松一下，或者，如果哪天运气不错，就去曼哈顿的高档餐馆大撮一顿。
1979年的一天，西格尔向布斯基吐露他恋爱了。他的恋爱有可能会成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一个小丑闻。
70年代末，第一拨商学院女子毕业生到华尔街就业。简·戴·斯图尔特第一天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金融部出现就引得大家频频回首。她是哥伦比亚大学商业院的毕业生，金发碧眼，身材纤细，穿着时髦，是个聪明漂亮的已婚女人。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长久以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允许办公室恋爱。办公室里的风流韵事曾毁了另一个投资业务员的事业。但是，1978年年底，简和她丈夫离婚了。不久西格尔和她一起打网球。1979年8月以前，两人就同居了。当同事们试图告诫他时，他不予理会，说他对公司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在乎此事对自己在公司前途的影响。
公司金融部主管亨利·凯勒知道这件事后，去向德农齐奥反映，希望他干预此事。但德农齐奥没有去干预。公司很多人有所不知，德农齐奥的儿子大卫也在公司里谈恋爱。德农齐奥对此事的容忍说明时代在变，也说明西格尔影响之大。同时，德农齐奥似乎还对西格尔行将告别单身汉生活感到宽慰。
简在巴尔的摩的一些亲戚朋友告诫她不要与犹太人结婚，即使像西格尔这样不信教的犹太人也不行。但她不为所动，坚持与西格尔相爱。1981年5月，她与西格尔悄悄结了婚，并开始计划在韦斯波特购买一所更大的新房子。
西格尔和简·戴结婚后不久，布斯基打电话邀请他们到他位于韦切斯特县的家里做客。这是布斯基第一次邀请西格尔夫妇到家里来，同时受到邀请的还有金融家西奥多·福斯特曼和他的女朋友。西格尔决定带一份置房计划给布斯基看。
按照布斯基指的开车路线，西格尔夫妇驾车从曼哈顿往北开，经过贝德福德几个都是高档社区的城镇和基斯科山，大约四十五分钟就可以到。这个地区是连绵起伏的丘陵，林木繁茂，到处都是大庄园，还有一些独立战争前的房子。很多大房子从公路上都看不见。布斯基的宅院占地二百英亩，房子非常靠后，有时，客人进大门后沿着迷宫似的公路和便道走会走丢。
西格尔夫妇把车开到几根大柱子与一个门楼之间，一个门卫示意他们停车。西格尔走上前去做自我介绍，办理进院手续，这时他惊奇地看到门卫腰里别着一把深黑色的手枪。
当西格尔走近布斯基的房子时，他们惊呆了。在大鹅卵石铺成的庭院后面耸立着一座巨大的乔治王朝风格的公馆。院里的花园修理整齐，里面点缀着希腊雕塑。穿过花园是运动房，里面一边有一个大型游泳池，另一边有一个凹形室内壁球场和一个网球场，网球场还带有收缩帐篷，冬天时可以打开来遮盖场地，使网球场成为一个室内球场。
布斯基的妻子西玛·布斯基在门口迎接西格尔夫妇。西玛肤色浅黑，快人快语，招人喜欢，而且热情友好，当时就给西格尔夫妇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领着西格尔夫妇穿过装饰得古香古色的房间，里面摆放着昂贵的古典家具，墙上贴着华丽的壁纸，画着考究的线脚，地上铺着稀有的欧布桑地毯。墙上的装饰在西格尔看来就是琳琅满目的艺术品。确实如此，西玛爱好收藏美国绘画和古董。接着，他们穿过花园和运动房，这里的地毯上装饰着浮凸的ＩＦＢ字样的字母组合图案。
布斯基是一个落落大方的男主人。他总是很得体地穿着一身黑色的三件套西服和白色衬衫，衬托着他的棕褐色皮肤。有一次，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每天都穿同样的衣服时，布斯基回答说：“我在生活中要做的决定已经够多了。”布斯基银黄相间的头发修剪得很整齐，向一边分着。他的颧骨凸出，目光具有穿透力，这使他看着很刚毅，甚至还有几分憔悴。吃饭时，他很随和，也很和蔼，不停地招呼客人，自己却吃得很少。
简·戴提到她和西格尔的置房计划，西玛大声说：“厨房一定要大，我让你们看看我们的。”布斯基家的厨房比西格尔夫妇在曼哈顿的整个公寓还要大。西格尔对布斯基家财富的标志印象很深，他想，布斯基在套利生意上所获得的成功一定比他想像的还要大得多。西格尔决定不再把带来的置房计划给布斯基看，他的这些计划现在看来有些寒酸。
饭后，西格尔把布斯基拉到一边给他说，他看到大门口的门卫身上有枪。“那是真枪实弹，”布斯基回答说，“干我这行，需要安全。”
伊凡·Ｆ·布斯基公司位于曼哈顿金融区。公司研究部主管兰斯·莱斯曼越过办公桌向外张望，看到老板布斯基在自己那四周镶着玻璃的拐角办公室里，眼睛不停地扫视，先是看交易室里的情况，那里正在进行买卖交割，然后看莱斯曼的研究情况。突然，布斯基的目光停在这里不动了。
莱斯曼办公桌上的内部通话机响了。“谁在买进？”布斯基大声问道。
莱斯曼赶紧在电脑屏幕上浏览，查询各只股票的价格和交易量的变化，看老板在叫什么。
“谁在买进？”布斯基实际上在尖叫，“你小子为什么不知道？”
现在各个办公室的内部通话机都响了。每个办公桌上都有一个通话机与中央控制系统相联，控制系统由布斯基本人亲自操控，他可以选择向单个人讲话，也可以同时向所有人讲话。这会儿他让每个人都在线听他讲话。
“快报告，快报告。”他重复道，声音更大更急促，“谁在买进？我现在要知道。谁在买进？”
近来，布斯基格外暴躁、易怒。那年（1981年）年初的几个星期前，布斯基突然宣布了一个令公司人员都很震惊的决定：他要把伊凡·Ｆ·布斯基公司的资产变现，抽走他的全部利润。
亨特白银恐慌及其引起的市场猛跌使布斯基受到重创，他决定把他的剩余利润变现。他想趁机利用合伙人可享有的有利的长期资本收益税率，把利息变现。但是，要得到这种利率，需要有人把公司继续撑下去。最近，他逼着他的两个助手接管公司，并承担公司的所有债务。他们不愿意，他就把他们炒了。在那年中，很短时间里他就失去了两个得力干将——交易主管和研究主管。
几乎没有人真地认为布斯基会长久离开套利行业。尽管在亨特白银恐慌事件中遭受挫折，他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者。伊凡·Ｆ·布斯基公司1975年建立，注册资金70万美元，这笔资金是布斯基从他岳父母那里借来的。如今，公司的资产增长到将近9000万美元。套利就是布斯基的生活。通过做这行，他在韦切斯特购买了豪宅，并在曼哈顿还置了一套房产。他有一辆豪华轿车，并雇了专用司机，每天早上送他上班。他的努力还终于赢得了岳父对他的尊重，虽然这个尊重来得不情愿。他的岳父曾认为自己的女儿是下嫁给他的。
布斯基似乎对他岳父鄙视他的家庭背景感到不服气。他经常在与纽约的同事们谈话时吹嘘自己的经历与背景，暗指自己中学毕业于老家底特律郊外的一所有名的预备学校：克兰布鲁克，大学是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上的。其他人认为布斯基毕业于哈佛大学，因为他是好几个哈佛俱乐部的成员。他说他父亲在底特律开办熟食连锁店。
布斯基小时候，他家住在一所宽敞的都铎式房子里，所处的位置当时属于中高档居民区。布斯基的父亲威廉·布斯基1912年从俄罗斯移民而来，经营几处酒吧，而不是熟食店（这是他叔父的生意）。为了吸引客人，他父亲的酒吧里进行脱衣舞表演。在很多人看来，酒吧加快了他们社区的衰落。
布斯基上学时，在卡车上卖过冰淇淋，当时他的执照只允许在晚上7点以前卖，但他常常在晚上7点以后还在卖，为此不断被当地的警察抓住。他确实在克兰布鲁克预备学校上过两年学，只是没有毕业。他在那里的学习成绩非常一般，但是摔跤非常棒。那时候，为了降低重量级别他经常不吃饭；为一次能连续做五百个俯卧撑，他刻苦练习。他经常与一个名叫哈桑·韦基利的好朋友在训练馆里呆着，这个人是来自伊朗的交换留学生。二年级时，布斯基赢得学校的克雷格摔跤奖。
布斯基在谈论套利工作时，经常拿摔跤作比喻。1984年，他在接受《大西洋月刊》记者康妮·布拉克采访时说：“摔跤与套利都属于个体运动，成功与否要靠你自己的行动，而且做得好坏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在摔跤中甚至还发现了生活的道理：“有好多次我真地想要倒下来，但我不能。我想，在困难时振作精神是我（从摔跤中）学来的。在生活中，人会遇到许多挫折和失败，这时有人感到失望、沮丧和痛苦，从而举手投降。我不这样。”
布斯基在为他的套利公司设计徽标时，让雕刻商把他在克兰布鲁克学校得的摔跤奖牌刻在上面，奖牌上是两个古希腊人在摔跤的裸体塑像。它成为伊凡·Ｆ·布斯基公司的标志，布斯基对此非常自豪。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个徽标。他的一个雇员这样说：“它看着像恺撒宫里的东西。”
后来，他从克兰布鲁克学校转到底特律城内的玛姆福德中学。他没有正式大学毕业，只是在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和东密歇根学院上过学，但就在毕业前他去了伊朗，部分原因是去和他的朋友韦基利在一起。布斯基在伊朗究竟做了些什么一直是个谜。后来他说，他在那里为美国新闻局工作，给伊朗人教英语，但美国新闻局那段时间的人事档案上没有他的记录。布斯基认识西格尔不久曾告诉他说，他在伊朗是当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从伊朗回来后，布斯基进入底特律法律学院学习，这所学校没什么名气，没有学历也可以入学。中途他又两次辍学，五年后，即1964年，他从该校毕业。布斯基23岁那年，他父亲让他加入家里的酒吧生意。他曾向多家律师事务所求职，但都遭到拒绝。
生活漫无目的的布斯基竟然让一个名叫西玛·西伯斯坦的富家小姐看上了，西玛的父亲是底特律的一个地产开发商，家境殷实。据说，是西玛爱上布斯基的，她在1960年6月两人相识后一直追他。此后，西玛的一个在某联邦地区法院当法官的亲戚雇用布斯基当过一年的书记员。不久，布斯基和西玛就结婚了，并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比利。有一次，一个布斯基在克兰布鲁克摔跤队时的队友向他谈起套利的事，这位队友当时在纽约工作。这时，布斯基决定去华尔街闯一闯。布斯基的同事们回忆说，布斯基那时认为底特律地方狭小，不足以让他施展抱负。
布斯基的岳父帮他和西玛在公园大道租了一套高级公寓。布斯基先在罗斯蔡尔德（Ｌ．Ｆ．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公司当了一年学徒，然后到第一曼哈顿银行工作，第一次实际尝试套利业务，之后又转去卡尔布·乌尔希斯公司。他一次就套没了两万美元，被炒了鱿鱼。公司把区区两万美元都看在眼里，他对这种公司嗤之以鼻。接下去他有一段短暂的失业，还涉足了一次风险资本，之后加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小型部门公司——爱德华兹和汉利公司。出人意料的是，就凭他的工作经历、有限经验和履历，该公司竟让他负责筹办和经营套利部。
几乎是突然之间，布斯基在套利这个小天地里做出了令人瞩目的动作，被认为具有大胆和冒险精神。他充分利用杠杆作用，不断差额买进，把爱德华兹和汉利公司不多的资金增长到100万，甚至200万，使得可以不时地对某只股票的价格产生实际影响。有一次，由于空抛一只卖前并未实际借入的股票（这样会进一步加强他的杠杆作用），他受到证交会制裁，被罚款一万美元。布斯基的有些套利方法对爱德华兹和汉利公司产生了不利作用。到1975年，该公司破产了。
由于疲倦于奔波求职，布斯基决定自己开一个公司，主要从事套利业务。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做广告，寻找投资客户，鼓吹套利潜在的收益大。这种做法让套利同行们很吃惊，因为同行们一般不愿让其他人介入，怕引起更多的竞争。布斯基把利润的55％分给投资客户，自己留45％，但分配给客户的损失负担则为95％。他没有吸引来足够的运营资金，是他岳父家的钱使得公司运作起来。
从1975年伊凡·Ｆ·布斯基公司开业第一天起，布斯基就乘坐豪华轿车来公司上班。如果需要快速传递什么东西，他就毫不犹豫地叫私人信使。他按照他心目中成功的华尔街金融家的形象打扮自己——黑色三件套西服，浆硬的白衬衫，从马甲口袋里垂下来的金色表链。这身穿戴使他看上去像ＰＢＫ联谊会的重要成员。
布斯基不在公司硬件上浪费钱。公司办公室设在白厅大街一座旧办公楼里，只有一个房间，而且非常小，一位股票交易审计员要求他换一个大一些的房子。他要求雇员们午饭在办公室吃，所以他出钱替大家定购份饭，每份5美元，由人送到办公室。
他的第一批雇员中有一个叫西特拉格·穆拉迪安，是公司的主管会计。穆拉迪安出身于一个亚美尼亚移民家庭，他曾在欧彭海姆、阿佩尔和迪克森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过，这家事务所有一定名气，被简称为OAD，尤其专于套利会计业务。穆拉迪安曾因违犯资本运作规程受过证交会重罚，这使他找工作很困难，但他没把这事告诉布斯基。布斯基雇用了他，为此他一直很感激。
布斯基要求雇员们每天早上7点就开始上班，这个时间他自己的豪华轿车也已停到办公楼门口。如果哪天布斯基不去办公室，他会在7点01分时往办公室打电话，要是没人接他就勃然大怒。几年后有一次，布斯基往办公室打电话时办公楼正在进行消防演习，没有人马上去接。第二天，每个人的办公桌上都出现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昨天下午3点15分我往办公室打电话，打了二十三次才有人接。我明白当时在进行消防演习。当然我不是要你们冒生命危险，但是，我要向那些留下来的人表示感谢。”
布斯基不喜欢给雇员们放假。感恩节后的星期五那天，大多数曼哈顿的公司办公室里只留骨干人员，其他人都不上班。布斯基在这一天也从不来办公室，但公司的其他人不许不来。他会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大家的出勤情况，有时对一个雇员检查多达十次，别人还认为布斯基也来上班了。布斯基还拒绝星期五下午3点银行关门之前给雇员们发周薪。大家对此抱怨时，他解释说他是不想让大家在上班中间出去存取钱，但大家怀疑他是想吃周末增加的利息。
布斯基几乎从当上老板开始就习惯性地呵斥员工。几次之后，穆拉迪安提醒他不要这样。“我是老板，”他回答，“我有权这样做。”
布斯基常常让穆拉迪安每天工作到晚上九十点钟。有一次，穆拉迪安的妻子发现他凌晨5点半还没有睡，一直在努力完成布斯基布置的工作。穆拉迪安对妻子说：“他不会老这样的。”但是几年过去了，布斯基睡眠似乎越来越少，要求也更加苛刻。他最爱打电话要穆拉迪安解决难题。这时穆拉迪安只好说：“我这就办。”“我等着。”布斯基会这样回答。
布斯基有时在他的庄园里上班。他在院子一个路灯杆上立了个写着“华尔街”字样的牌子，牌子旁边是他的一个办公室，里面有几张办公桌和各种用以随时了解市场信息的通信工具。“你信吗？”西玛问穆拉迪安，“我丈夫总是穿着上班服在家里的办公室上班。”
一天上午，布斯基的雇员们上班时发现办公室里有一只小狗在跑来跑去。这只宠物本来是布斯基要送给西玛的一个意外礼物，但她不喜欢，不让在家里养，所以布斯基就把它带到办公室里，由他的司机约翰尼·雷晚上和周末照顾它。很快布斯基与这只小狗就分不开了，甚至去与投资商开会时也带着它。
就在一个星期后的一天，莱斯曼等人听到从布斯基办公室传来一声惊叫。他们立刻跑过去，发现布斯基脸色铁青，那只宠物看上去迷惑不解。在布斯基办公桌前面一尘不染的米黄色地毯上有一堆脏兮兮的发出异味的东西，那是小狗的“杰作”。布斯基把地毯上收拾干净。从那以后，没有人再看到那只小狗。
布斯基在饮食习惯上也有特点。有时候，他似乎什么都不吃，就像中学时为摔跤比赛控制体重那样。早餐他喜欢吃一种月牙形面包，一片面包拿来后他先是挑着一点一点地吃，然后再把整片吃下去。他的一个同事回忆说，有一次他在布斯基吃的时候说：“伊凡，瞧你的馋样儿。”布斯基看上去惊了一下，就把面包放下了。
布斯基经常邀请那些可能成为他合伙投资商的人到他办公室里的私人餐厅吃便餐。一天下午，快速美国（Rapid…American）公司主席梅舒拉姆·里克里斯应邀来进便餐，布斯基事先了解他喜欢吃什么，然后从二十一俱乐部订了满满一桌。在餐桌上，布斯基却发现里克里斯对桌上的东西好像不大喜欢。
“过几个小时我得去健身房，”里克里斯解释说，“我请了一个私人教练指导我锻炼身体。”
“干吗要锻炼？”布斯基说，“别急，多吃点。”
里克里斯顿了顿说：“伊凡，你不知道跟一个比你小得多的女人结婚是什么样子。”（里克里斯的妻子年龄比他小很多，在里克里斯的资助下在影坛发展。）但接下来里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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