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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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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皇帝束之高阁不去搭理，也就没什么谈话题目可忌讳了。
到了教会统治世界的时候，快乐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耶稣死后没几年，善与恶、正统与异教之间便有了明确的分界线。一世纪后期，圣徒保罗在小亚细亚的依弗索斯附近周游了很长时间。那个地方的护身符和符咒是闻名已久的。保罗四处传教，驱逐魔鬼，获得极大成功，使许多人承认了自己的异教错误。作为忏悔的象征，人们在一个晴空万里的一天，带着魔法书聚在一起，把价值一万多美元的秘密符咒付之一炬，你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可以读到这些记载。
不过这完全是出于忏悔罪人的自愿，《使徒行传》上并没有说保罗曾经禁止过其他依弗索斯人阅读或藏有这些东西。
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迈出了这一步。
依弗索斯城的一些主教发出命令，凡载有圣徒保罗的书都是禁书，忠诚的信徒不应当阅读。
在以后两百年中，被禁封的书籍很少，因为问世的图书也寥寥无儿。
但是尼卡会议（三二五年）以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对文字的审查随之成为教士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某些书是绝对禁止的。还有些书则被称为“危险品”，并有警告说，阅读这类书的人都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作者在出版作品之前，最好还是先获得当局的批准，以保平安，这形成了一种制度，作者的手稿必须送当地主教审批。
即使如此，作者也不总能担保著作可以久存于世。这个教皇宣布这本书无害，而他的继承人却会宣布它亵渎不正派。
不过总的来说，这个办法倒也较为有效地保护了撰写人免于与自己在羊皮纸上的作品一起被烧为灰烬。那时的图书还靠手抄相传，出版一套三卷本需要五年时间，所以这项制度甚为奏效。
然而这一切都被谷登堡的发明改变了。他的别名叫古斯弗雷什。
从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有魄力的出版商在不足两星期内便可以出版四百至五百本之多的图书，在一四五三年至一五○○年的暂短时间内，西欧和南欧的读者竟获得不下四万册不同版本的图书，这相当了当时较大的图书馆历代积累的全部藏书。
图书数量出乎意料地迅猛增加，使教会忧心忡仲。明知一个异教徒在阅读自抄的《马太福音》，却不能轻易逮捕他，不然的话对拥有两千万册编辑整洁的图书的两千万异教徒又该如何处置呢？他们对当权者的思想构成了直接威胁，看来必须指派一个特别法庭审查以后所有的出版物，决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远不能见天日。
这个委员会经常公布一些书目，认为这些书含有“犯禁知识”，由此产生了臭名昭著的《禁书目录》。它与宗教法庭的名声差不多一样狼藉。
有人认为对印刷出版的监督是天主教会独有的。其实这并不公正。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害怕出版物也象雪崩一样突然压下来，威胁国家的安宁。他们早已强迫出版商把书稿送到公共检查机关，凡是没有盖上官方批准大印的书都不得出版。
不过除罗马外，没有一个国家把这种做法延续至今，即使罗马的情形也与十六世纪中叶迥然不同。这也是势在必行。出版工作的进展迅猛澎湃，红衣主教为审查各类印刷品而成立的“《禁书目录》委员会”，也就是红衣主教会议，很快就应接不暇、力不从心了＇。。＇。除图书以外，还有小册子和油印文稿，以报纸、杂志和传单的形式，如汹涌洪水冲击过来，再勤勉的人也休想在两三千年内通读一遍，更不用说审查分类了。
统治者对不幸的臣民施以了恐怖专横的手段，但自己也因为专横而大吃苦头。
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陀就曾宣布自己“反对迫害作者”，认为“此乃愚蠢之事，绝无公众注意之图书亦会因此而大获瞩目。”
《禁书目录》证实了这个论断。宗教改革一俟成功。大执禁读书目便地位骤增，成为想完整了解当代文学的读者的向导书。还不止这些。十六世纪的德国和低地国家的雄心勃勃的出版商在罗马长期驻有耳目，专门搜集被禁止或被删节的最新书目，到手后便由特别信使跋山涉水越过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谷，以最快速度送到赞助人手里。继而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着手工作，夜以继日抢印特别版，以高利卖出，由大批职业书贩偷偷运往禁令森严的国度。
不过偷运过境的书毕竟有限，而且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禁书目录》直到前不久还十分猖厥，压抑政策的后果实在触目惊心。
如果这些国家在进步的竞赛中落伍了，原因并不难寻，因为大学生不但不能使用外国的教科书，就连不得不使用的国内产品也是下等货色，质量低劣。
最可悲的是，《禁书目录》使人们心灰意冷，没有心思再搞文学和科学了，因为头脑健全的人不愿意辛辛苦苦写下一本书，却被无能无知的检查官“修正”得七零八落，或者被无学无识的宗教法庭调查委员会校订得面目全非。
他情愿钓钓鱼，或者去化装舞会和酒馆消磨时间。
也许他会坐下来，在对自己和自己的人民的完全失望中写下唐·吉诃德的故事。
正文 十 关于一般历史书籍，尤其是这本书
我谨向已经厌烦于现代小说的人热烈推荐伊拉斯谟信札，这位博学的求知者当年收到了许多比他更为温顺的朋友的来信，其中不乏老生常谈的警告。
×行政长官写道：“听说您整个考虑写一本关于路德之争的小册子。请注意掌握火候，因为您容易触怒教皇，教皇希望您能万事平安。”
或曰：“某君刚从剑桥回来，他告诉我您正在筹备出版一本散文集。看在上帝份上，不要惹皇帝不高兴；他有权有势，会使您受害匪浅，”
一会儿是卢樊主教，一会儿是英格兰国王，一会儿是索邦大学，一会儿又是剑桥大学可怕的神学教授，四面八方都得考虑周全，不然作者就会失去收入，丧失官方保护，还会落入宗教法庭的魔掌，在刑车轮下被辗成碎块。
如今，轮子（除做为运载工具外〕已经降格放在老古董博物馆里了，宗教法庭在近百年里已经关门闭户，对致力于文学的人来说，官方保护没有一丝实用之处，历史学家聚在一起时更缄口不谈“收入”二字。
不过，一提到我要写一部《宽容史》时，另一种形式的警告和忠言便拥入我那与世隔绝的小住所。
“哈佛大学已经拒绝黑人进宿舍”，一个书记官写道；“请务必在书中提一下这件最令人遗憾的事情。”
或曰：“弗拉明格的一家食品店老板公开宣称加入了罗马天主教，当地三K党已经开始联合抵制他，您在撰写宽容故事的时候一定会就此谈几句吧。”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毋庸置疑，这些情况都很愚蠢，理应严受指责。不过它们似乎不在论述宽容的著作范围之内。它们只是恶劣做派和缺乏正派的公共精神的表露，他们与官方形式的不宽容有很大不同，官方的不宽容是与教会和国家的法律紧密相联的，它使对安份守己的百姓的迫害成为神圣的职责。
按巴奇豪特所说，历史应该象伦勃朗的蚀刻画一样，它把生动的光辉洒在最好最重要的事情上，至于其它的，则留在黑暗中别去看吧。
现代的下宽容精神也曾经发疯般地爆发过，报纸忠实地记载下了一切，但即使从这里面我们也能看到有希望的前途。
许多事情在前辈人眼里或许合情合理，附上“一直就是这样”的批语，本应理所当然地被接受下来，可在今天却要引起激烈的争论。一些人常常会拍案而起，保卫某些思想，而父辈和祖父辈却认为这些思想是无稽的幻想，毫无实际用处，他们常常向甚为讨厌的下层民众的精神世界开战，成功的次数倒也不少。
这本书必须保持短小。
生意兴隆的当铺老板竭尽阿谀奉承之事，独霸一方的北欧人的荣誉已有所折损，边远地区的福音传教士无知无识，农民教士和巴尔干的犹太法学博士偏执顽固，所有这些我都不暇谈及了。他们总是纠缠着我们，人品倒是不错，只是思想糟糕得很。
不过只要没有官方支持，他们相对来说倒也无害，在开朗的国家里，有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除了。
个人的不宽容是个讨厌的东西，它导致社团内部的极大不快，比麻疹、天花和饶舌妇人加在一起的弊处还要大。不过个人的不宽容没有刽子手。如果允许了刽子手的角色，就象有时某些国家的情形那样，那就超出了法律限度，真的成为警方注意的对象。
个人的不宽容不存在监狱，也不能为整个国家规定出人们必须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和喝什么。如果真要这么做，就必然会招致所有正派百姓的强烈不满，新法令就成为一纸空文，就连在哥伦比亚地区也无法执行。
一句话，个人的不宽容只能以自由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介意为极限，不得超越。然而官方的不宽容却不然，它可以权力浩大。
它除自己的力量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
官方的不宽容一旦胡乱发起脾气，便可以置无辜的人于死地，也从不做任何反悔补救之事。它不要听任何辩解，还求助于“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花言巧语辩解一番“天国”的旨意，似乎打开生存之谜的思想是刚刚在大选中获胜的人的独有之物。
如果这本书屡次三番地把“不宽容”一词当做“官方的不宽容”的意思解，如果我很少谈到个人的不宽容，那还请读者多多包涵。
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正文 十一 文艺复兴
我们的土地上有一个博学的漫画家，他喜欢问自己，地滚球、填字游戏卡、小提琴、煮洗的衣服和门前的擦鞋垫会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呢？
不过，我想知道的倒是受命操纵大型现代化攻城炮的人的心理反应。战争中许多人从事形形色色奇怪的工作，但哪一个比发射贝尔塔型巨炮更荒诞呢？
其它士兵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飞行员可以从飞腾而起的红光中判断是否击中了煤气工厂。
潜艇指挥员可以两三小时后返回，通过遗弃的残骸判断成功的程度。
壕沟里的可怜虫知道要坚持在某个堑壕里便是守住了阵地，心里也沾沾自喜。
甚至野外的炮兵向看不见的目标射击后，也可以拿起耳机，向藏在七英里以外一颗枯树上的同伴询问，所要摧毁的教堂塔尖是否有坍倒的迹象，是否需要变换角度再打一次。
但是，使用贝尔塔型巨炮的弟兄们却生活在奇怪虚假的孤独世界中。他们冒冒失失地把炮弹射往天空，却无法预见炮弹的命运是什么，就连知识渊博的弹道学教授也无济于事。炮弹也许真的击中了目标，也许落在了兵工厂或要塞中心。然而它也会打中教堂或孤儿院，或安静地潜入河底或扎入墓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在我看来，作家在许多地方与攻城炮兵有相同之处。他们也在操纵一门重型火炮，他们的文学炮弹也许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起革命或动乱。不过一般发射的只是可怜的哑弹，无声无息地静卧在附近的田野里，最后被当做废铁，或制成雨伞架和花盆。
的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消耗了这么多纸浆，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个时代就是通常说的“文艺复兴”。
意大利半岛上的每一个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格，条顿大平原上的每一个托马西医生、里卡都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都急匆匆地印刷出自己的作品，所用的纸张最小也是十二开的，更甭说模仿希腊人写的动人的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和学照罗马祖先的佳篇文体写颂歌的里卡蒂诺了。还有不计其数的人热衷于收藏古币、雕塑、塑像、图画、手稿和古代盔甲，几乎整整三十世纪兢兢业业地把刚刚从前辈的废墟里挖掘出来的东西分类、整理、制表、登记、存档和编纂，用无数对开纸印出集子，再配上美丽的铜版和精制的木刻。
印刷术的发明毁了谷登堡，却使弗劳本、阿尔杜斯、爱琴尼以及其它新印刷公司发了财，他们从强烈的求知欲望中大捞油水。不过，文艺复兴的文学产品并没有在当时的世界——作家们生活的十五、十六世纪——产生巨大的效果。贡献出新思想的人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鹅毛笔英雄，他们象那样开大炮的朋友一样，并没能亲眼看到自己取得多大成功，作品造成了多大的毁坏。但是，他们总的说来是铲除了进步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干净彻底地清扫了堆积如山的垃圾，没有他们，这些垃圾还会在我们的思想里碍手碍脚。
不过严格他讲，文艺复兴起先并不是“向前看”的运动。它鄙视刚刚消失的过去，称上一代人的著作为“野蛮”之作（或“哥特式的野蛮”之作，因为哥特人曾一度和匈奴人一样名声狼藉）。文艺复兴的主要志趣在艺术品上，因为艺术品里蕴藏着一种叫“古典精神”的物质。
文艺复兴的确大大振兴了良知的自由、宽容和更为美好的世界，不过运动的领袖们并没想这样做。
早在这之前很长时间，便有人提出质问，罗马主教有什么权力强行规定波希米亚农民和英格兰自由民必须用哪国语言析祷，必须以何等精神学习耶稣的教诲，必须为自己的放纵付出多少代价，必须读些什么书和怎样教育子女。他们公然蔑视这个超级王国的力量，却被它打得粉身碎骨。他们甚至还领导或代表过一场民族运动，但终不免失败。
伟大的简·胡斯余火未息的骨灰被不光彩地掷入莱茵河，这是对全世界的警告：教皇体制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统治。
威克利夫的尸体被官方执刑人焚烧了，它告诉列斯特夏的下层农民，枢密院和教皇还能把手伸到坟墓里。
显然，正面攻击是不可能的。
“传统”这座坚固堡垒是在十五个世纪里靠巨大的权威逐渐地精心建成的，靠外力攻打休想占领它。在高墙壁垒之中也有不少丑闻。三个教皇动起干戈，谁都说自己合法，是圣彼得的唯一继承人；罗马和阿维尼翁教廷腐败透顶，制定法律只是为了使人通过花钱疏通来破坏的；君主的生活完全道德败坏；贪财谋利之人以日益加剧的炼狱恐怖做幌子，要挟可怜的父母为死去的孩子缴纳大笔钱，所有这些都人所共知，却又丝毫无碍于教会的安全。
然而，一些人对基督教事务毫无兴趣，对教皇和主教也无切身之恨，他们胡乱开了几炮，却使这座陈旧的大厦倒坍了。
布拉格的“瘦小苍白的人”向往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可他未尽之事却被一群杂混的平民百姓实现了，这伙人别无他求，只想做为世界诸般善事的赞助人活着和死去（最好等老了以后再死），做圣母教会的虔诚弟子。
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代表各行各业，如果当时的历史学家点破他们所作所为的真实本意，他们还会怒发冲冠。
以马可·波罗为例。
我们知道他是个非凡的旅行家，看到过奇光异景，无怪乎拘谨于西方城市巴掌大地方的人们称他是“百万美元的马可”。他向人们描述说，他看到的金色御座有宝培那么高，大理石墙的长度犹如从巴尔干到黑海的距离，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这个小家伙束手无策了，然而他在进步的历史中起了绝顶重要的作用。他的文笔并不好。他对文学也怀有同时代同阶层的人的偏见。一个绅士应该挥舞宝剑而不是耍鹅毛笔，因此马可先生不愿意当作家。但是，战争使他进了热那亚监狱。为了打发枯燥的铁窗时光，他向同牢的一个可怜作家讲述了自己一生的奇怪故事，靠这种间接的途径，欧洲人终于了解了许多过去一无所知的事情。马可·波罗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他固执地相信他在小亚细亚见过一座山被一个虔诚的圣人挪动了两英里，因为圣人想告诉异教徒“真正的信仰能做到什么”；他也轻信了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讲没有脑袋的人和三只脚的鸡，但他讲述的事情却胜过前一千三百年中的一切，从而推翻了教会的地理学理论。
马可·波罗从生到死当然一直是教会的虔诚弟子，谁要是把他比做几乎是同时代的著名的罗吉尔·培根，他还会怒不可遏。培根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他为了追求知识，忍痛整整十年没写作，还在监狱里关了整整十四年。
不过这两个人中还是波罗更为危险。
十万人中最多只有一个人会跟随培根追逐天上的虹，琢磨娓娓动听的进化理论以颠扑当时的神圣观点，而只学过ABC的平民百姓却可以从马可·波罗那儿得知世界上还存在着《旧约》作者从未想到过的东西。
我并不是说在世界尚未获得一丝一毫的自由之前，仅靠出版一本书就能引起对《圣经》权威性的反叛。普遍的启蒙开化是数世纪艰苦准备的结果。不过，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的朴实宣言却得到了大家的理解，这对怀疑论精神的兴起起了重大作用。怀疑论是文艺复兴后期的特点，它允许人们去说去写那些仅在几年前还会使人落入宗教法庭的魔爪的言论。
以薄迦丘的奇特故事为例，他的朋友们从佛罗伦萨出发，进行趣昧宜人的长足旅行，头一天便听到了这些故事。故事里面讲所有宗教体制都可能有对有错。可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所有宗教体制都对错相等，那么许多观点就无法证实或否定，既然如此，持各种观点的人为什么还要被判处上绞架呢？
象洛伦佐·瓦拉这样著名学者的探险更奇特。他死时是罗马教会政权中深受崇拜的政府官员。可是他在钻研拉丁文时却无可辩驳地证明说，传说中关于康斯坦丁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和西方所有省份”赠给西尔敏斯特教皇的说法（从这以后的历代教皇都以此为依据，在整个欧洲作威作福）只不过是个拙劣的骗局，是皇帝死去几百年后教皇法庭里的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官编造的。
也可以回到更实际的问题，看看一直受圣奥古斯丁思想熏陶的那些虔诚基督徒。圣奥古斯丁曾教导他们说，地球另一侧的人所持的信仰是亵渎和异端的，那些可怜的生灵不可能见到第二次基督降临，因而根本没有理由活在世上。不过，当一四九九年达·伽马首航印度归来，描绘了他在地球另一端发现的人口稠密的王国的时候，这些善男信女又该如何看待圣奥古斯丁的教义呢？
这群头脑简单的人一直被告知说，我们的世界是平面圆盘子，耶鲁撒冷是宇宙的中心。然而“维托利亚”号环球航行后平安返回，这表明了《旧约》中的地理有不少严重错误，那么这些人应该相信谁呢？
我重复一下刚才所说的。文艺复兴不是自觉钻研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中也很遗憾缺乏真正的志趣。这三百年里在一切事物中作主导的是美和享乐。教皇虽然暴跳如雷反对一些臣民的异端教旨，可是只要这些反叛者健谈、懂一点印刷和建筑学，他倒也十分乐于邀请他们共进晚餐。美德的热情鼓吹者，如撒沃那罗拉，和不可知论者冒有同样大的危险，年轻的不可知论者很聪明，在诗歌和散文中抨击了基督信仰的基本观点，而且言词激烈，绝不是和风细雨。
人们表露的是对生活的新的向往，但是里面却无疑蕴藏着一种潜在的不满，反对现存的社会和拥有无上权力的教会对人类理解发展的束缚。
薄迦丘和伊拉斯谟之间隔有近两个世纪的间隔。在这两百年里，抄写匠和印刷商从未清闲过。除教会自己出版的图书外，所有重要的著作几乎无一不间接地暗示，由于野蛮入侵者造成的混乱局面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西方社会落入了无知的僧人掌管之下，世界便陷入了极为悲惨的灾难。
马基雅维里和罗伦佐·美第奇的同代人对伦理学并不很感兴趣。他们讲究实际，最会利用现实世界。他们表示要与教会和平共处，因为它的组织强大，魔爪甚长，会带来很大害处，所以从不有意识地参加改革的尝试，或对管辖他们的制度提出质询。
但是他们对过去事情的求索之心总也得不到满足，他们不断追求新的刺激，活跃的思想极不安稳。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从小就坚信“我们知道”，但是从这时起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知道吗？”
这要比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集和拉斐尔的画集更值得后世纪念。
正文 十二 基督教改革运动
现代心理学教会了我们几件有用的东两，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极少出于一种单一的动机而做一件事情。我们不论是向一所新大学解囊捐赠一百万美金，还是连一个铜子也不愿意给饥饿的流浪汉，不论是宣称说真正的智力自由生活只有在国外才能得到，还是发誓永不再离开美国海岸，不论是坚持把黑称做自，还是把白称做黑，总是有不一而足的种种动机促使我们做出决定，我们心里也明白。但是，我们要是真敢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老实承认这一点，那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形象可就寒碜可怜了。出于天性，我们总要从各种动机中挑选出最值得钦佩最有价值的一项，修饰一番以迎合公众口味，然后公诸于世，称它是“我们做某件事的真正理由”。
不过这虽然可以在大多数场合下蒙骗住大家，却从来没有一个方法能蒙骗自己，哪怕是蒙骗一分钟。
大家都清楚这条使人尴尬的真理，因为自从有了文明以来，人们便狡黠地达成默契，在任何公共场合里都不得戳穿它。
我们内心怎样想，这是自己的事。只要外表保持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心里便会感到满足，因此就很乐于遵守这样的原则：“你相信我的谎话，我也相信你的。”
大自然却没有礼仪之限，它在我们的一般行为准则中是个绝大的例外，因此它极少能被允许跨入文明社会的神圣大门。由于历史迄今只是少数人的消遣之物，所以名叫克莱奥的可怜女神至今一直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尤其与不如她体面的姐妹们相比更是如此。她的姐妹们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可以自由地唱歌跳舞，还被邀请参加每一个晚会，这当然引起了可怜的克莱奥的无比愤恨，她不断施展微妙的于腕，以图报复。
报复纯属人的天性，却又很危险，在人类的生命和财产中常常索价高昂。
每当这个老妇人向我们揭露数世纪流传下来的成套的谎言时，整个安宁幸福的世界就陷入动荡之中，狼烟四起，上千个战场包围了世界。骑兵团开始横冲直撞，漫山遍野的一队队步兵慢慢地爬过大地。以后，所有的人都回到各自的家舍或墓地，整个国家一片荒凉，不计其数的金银枯竭到最后一文钱。
如前所述，我们的同行现在已经开始认清，历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它受无法言明的自然法则的支配，而这种法则迄今却只在化学实验室和天文台受到尊敬。于是，我们就搞起非常有用的科学大扫除，这对子孙后代造福匪浅。
这终于把我带到了本章开始时的题目，那就是：基督教改革运动。
直到前不久，对这场社会和思想的大变革只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全盘肯定，一种是全盘否定。
前种看法的支持者认为，它是一次宗教热情的突然爆发，一些品行高尚的神学家对教皇龌龊的统治和受贿大为震惊，自己就建立起独立的教堂，向真心诚意要当真正基督徒的人传授真正的信仰。
仍旧忠于罗马的人绝没有这么高的热情。
按照阿尔卑斯山另一端的学者的说法，宗教改革是一场既可憎又可恶的反叛，几个卑鄙的王宫贵族不想结婚，还希望得到本该属于教会圣母的财产，便阴谋闹事。
一如既往，双方都对，可又都错了。
宗教改革是形形色色的人出于形形色色的动机造成的。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明白，宗教上的不满只是这场大动乱的次要原因，际上它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和经济革命，神学的背景微乎其微。
如果教导我们的子孙，使他们相信菲利浦王子是个开明统治者、他对改革后的教旨很感兴趣，这当然要比向孩子们说明一个无耻政客如何通过狡猾诡计，在向其它基督徒开战时接受了异教的土耳其人的帮助要容易得多。于是几百年来，新教徒便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伯爵打扮成宽宏慷慨的英雄，他希望得到的是黑森家族取代自古以来掌权的世敌哈斯堡家族。
另一方面，克莱门特主教可以被比做是可爱的牧羊人，他把日益衰竭的最后精力都徒然地用在保护羊群不跟随错误头领误入歧途上，这要比把他描写成典型的美第奇家族的王子更易于理解，因为美第奇家族把宗教改革看成是一群酗酒滋事的德国僧人的不光彩吵闹，并运用教会的力量扩展意大利祖国的利益。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传说中的人物在天主教的课本里对我们微笑，我们丝毫不必惊讶。
这种历史在欧洲可能是必要的，不过我们既然在新世界上幸运地落了脚，就不必坚持欧洲大陆祖先的错误，而应该自由自在地得出自己的结论。
黑森的菲利浦是路德的挚友和支持者，他虽然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却不能说在宗教信仰上不虔诚。
他丝毫不是这样。
一五二九年他在著名的《抗议》上签字时，他和其它签名者都知道，他们会“遭到猛烈暴风雨的严酷打击”，还会在断头台上了却一生。他如果不是具有非凡的勇气，就不能扮演他实际上扮演了的角色。
不过我要讲明的是，历史人物受到启发做了一些事情，也被迫放弃一些事情，但如果不深入了解他的各种动机，要对他（或者对我们所熟悉的人）下断语是很困难的，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法国有句谚语：“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这个解决方法似乎过于简单。我想做一点补充，修改成：“了解一切即理解一切。”善良的主在数世纪前已经把宽恕的权力留给了自己，我们还是让他去尽宽恕之职吧。
我们可以低就一点，尽量去”理解”，这对于人类有限的能力来说已经够多了。
现在我还是回到宗教改革上来，这个题目使我把话题扯开了一些。
据我的“理解”，这个运动起初是一种新精神的体现，它是前三个世纪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后来被人称为“民族主义”，因此它与那个外来的国上之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前五个世纪的欧洲各国都被迫要看那个国上之国的眼色行事。
要是没有同仇敌忾，就不能使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瑞典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挪威人紧密团结为一体，形成强大的力量，足以摧毁长期监禁他们的监狱围墙。
如果各自怀有的险恶嫉妒之心没有由于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暂时收敛，超脱私人的仇视和野心，宗教改革也绝不会成功。
反之，宗教改革就会变为一连串小规模的地方起义，只需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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