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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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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法兰西死亡了。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福还是祸。
但是它死了，和它一起死去的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最残暴的统治，自从黎塞留时代以来，教会一直把这种统治强加在涂了圣油的圣·路易斯的子孙们身上。
毫无疑问，人类又获得了一次机会，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冲天的热情激励着所有诚实的男男女女，这不言白明。
太平盛世已经很近，甚至可以说已经到来了。
独裁政府的专横及其种种邪恶都要干净彻底地从美好的地球上永远清除掉。
前进吧，祖国的后代，暴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它的后果可以多说几句。
帷幕落下来了，社会上许多不公正的事被荡涤得一干二净，一切都重新开始。但是这一切过去以后，我们又看到了面熟的“下宽容”，它穿上了无产阶级的裤子，梳着罗伯斯比尔式的发型，与检查官并肩坐在一起，度过它罪恶的晚年。
一年前，有人要是说当权者只是靠上帝的垂青度日，有时也会出差错，“不宽容”便会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现在，谁要是坚持认为人民的意愿不一定总是上帝的志愿，“不宽容”也会把他们推向死亡的道路。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玩笑！
然而这个玩笑（大家还都喜欢它）却换来了一百万无辜旁观者的鲜血。
不幸的是，我要讲的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人们可以从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表达同一个意思的比较文雅的词句。
在人类的精神生活方面，一直明显他存在、而且很可能会永远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少数人没完没了地学习和思考，认真寻求自己的不朽灵魂，他们将会悟出某些恰如其份的哲学结论，终能摆脱常人的苦恼。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满足精神上的“淡酒”，他们想找些能刺激精神、烫坏舌头、割断食管、使他们突然坐起来振奋一下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倒无关紧要，只要能起到上述的作用，能采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而且没有数量上的限制就行。
历史学家似乎不懂得这个事实，这使许多人大失所望。愤怒的民众刚刚摧毁了过去的城堡（当地的黑罗多弟和塔西提及时而又热情地报导了这件事），就马上让泥瓦匠把旧城堡的废墟运往城市的另一端，重新建起一个地牢，它和旧堡垒一样卑鄙、暴虐，也是为了镇压和恐怖的目的。
恰好在这个时候，一些自尊心很强的民族终于摆脱了“一贯正确的人”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枷锁，但他们却接受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的指挥。
就在旧掌权人装扮成仆从骑着马向边境狂奔出逃的同一天，自由党进入了这座被遗弃的宫殿，他们穿上被丢下的皇袍，又陷入到迫使他们的前任背井离乡的错误和残酷之中。
这一切都令人沮丧，但这是我们故事里一个真实的部分，必须告诉大家。
毫无疑问，那些对法国大动乱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是出于好意。《人权声明》规定的原则是，不得干预任何公民依照自己的观点，”包括宗教观点”，安静地寻求自己的道路的自由，只要他的观点不扰乱由各项法令和法律制定的社会秩序就行。
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宗教派别都享有同等的权力。新教从此以后得到容许，新教徒不会因为不和天主教徒在同一个教堂里做礼拜而遭到任何麻烦，但天主教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国教。
米拉博在认识政治生活本质的方面有准确无误的本能，他知道这个扬名远近的让步是不彻底的办法。他试图把一场社会大变革变成一个人的革命，但壮志未酬就谢世了。许多贵族和主教很后悔他们在八月四日晚上作出的宽宏大量的表示，便开始采用设置障碍的方法，这给他们的国王主子造成了致命的后果。直到两年以后的一七九一年（整整两年，这对于任何实际目的来说都太迟了），所有宗教派别，包括新教徒和犹太人在内，才取得了完全平等的基础，被宣布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自由。
从那时开始，各种角色就反转过来。法国人民的代表给这个前途无量的国家制订了宪法，要求教士们无论具有什么信仰，都必须宣誓忠于这个新政体，就象同胞学校的教师、邮局雇员、灯塔看守人和海关官员一样，要把自己严格视为国家的公仆。
教皇庇护六世反对这样做。新宪法对神职人员的规定直接践踏了一五一六年法国和罗马教庭签定的各项正式协定。但是议会没有时间考虑先例或条约这类不足挂齿的小事。教士要么宣誓效忠宪法，要么退职饿死。一些主教和教士接受了这个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把手指交叉在一起，履行了宣誓手续。但是绝大多数教士是老实人，他们拒绝发假誓。他们已经迫害了胡格诺教派许多年，现在他们又效仿胡格诺派，开始在荒废了的马厩里作弥撒，在猪圈里交流思想，在乡下的树篱后面布道，并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以前教民的家里进行秘密拜访。
一般来说，他们比新教徒在类似的情况下过的生活好得多，因为法国的秩序已散乱不堪，连采取对付宪法的敌人的敷衍了事的措施都顾不上。由于他们似乎都不想冒上断头台的危险，所以那些杰出的神职人员——人们一般称他们是拒绝宣誓的倔强分子——很快就壮着胆子要求官方承认自己是“可以被容忍的宗派”，并要求得到特权，而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也正是他们坚决拒绝把这些特权交给自己的同胞加尔文教徒。
我们如今处在没有这方面风险的一九二五年来回顾那个年代，难免感到它又冷酷又滑稽。但是官方当时并没有就他们的要求采取明确的措施，因为议会已经很快被极端的激进分子完全控制了。由于法庭的背信弃义，加上国王陛下愚蠢地与外国结盟，结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引起了从比利时海岸到地中海海滨的惊恐慌乱，它导致了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至七日的一系列屠杀。
从那时起，这场革命注定要堕落为恐怖统治。饥饿的民众开始怀疑自己的领袖正在搞一个大阴谋，要把国家出卖给敌人，这时哲学家们想徐图渐进取得成果的打算便成了泡影。下面发生的剧变在历史中并不足为奇。在这样大的危机之中，处理事务的权力很容易落在无情无义的人手里，认真学习历史的学生都很熟悉这种情况。但是这出戏的主要演员竟是个一本正经的人，一个楷模，一个美德的不折不扣的化身，这的确出人意料。
等法国开始明白了新主人的真正本质，已经为时太晚了，这就象在协和广场的绞架上枉费口舌说一阵过时的警告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这几个角度研究了这场革命，但是只有等历史学家变成了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我们才能真正解释或理解那些黑暗的力量，它们在极度痛苦中决定了民族的命运。
有些人认为是愉快和光明支配着世界。有些人认为人类只尊重一个东西：蛮横力量。从现在起几百年后，我们可能会在这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然而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在社会学的试验室里，法国革命是所有试验中最伟大的，它是暴力的神圣化。
一些人想通过理智建立一个更具有人性的世界，但他们不是寿终正寝，就是被他们原想给予荣誉的人们处死。随着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这些人的销声匿迹，新至善论的无知倡寻者变成了国家命运的名正言顺的主人，他们把这项崇高的使命弄得一团糟。
在他们统治的第一阶段，胜利掌握在宗教的敌人手里，这些人出于某些原因，痛恨基督教的象征。他们在过去教士专权的日子里默默地忍受了很大痛苦，一看到教士穿的黑色长袍就气忿不己，香人的气味使他们的脸色发白，引起他们早已忘却的狂怒。还有些人认为可以借助数学和化学来反对上帝本人的存在。他们联合起来，开始摧毁教会和它的作品。这是件毫无希望的事，充其量是一场徒劳无功的任务，但它是革命心理的一个特点，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变成了每天发生的事。于是一纸法律公文就废除了基督的旧历，废除了万圣节，废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废除了星期和月份，重新划分一年为十天一段，每十天有一个异教徒的休息日。接着，又出现了一张废除崇拜上帝的声明，使世界没有主心骨了。
但这时间并不长。
在四壁空空的雅各宾俱乐部里，不论怎样滔滔不绝地做着各种解释和辩解，这种虚无缥渺的主张还是很不得人心，大部分人连两个星期就忍耐不了。旧上帝满足不了人们的要求，那为什么不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制造出一个合于时代要求的新上帝呢？
于是出现了理智女神！
她的确实身份还是后来才弄明白的。在当时，一个标致的女演员，穿上合适的古希腊服装，就完全符合了人们的要求。这个女士是从前任国王的芭蕾舞团舞蹈演员中找到的，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她被人们很隆重地送到了旧信仰追随者早已抛弃了的巴黎圣母院的高大祭坛上。
至于圣母，许多世纪以来她一直站在祭坛上，用完全理解的容忍目光温和地注视着灵魂受到了创伤的人们。现在她也消失了，在被送进石灰窑变成灰浆之前，被一双怜爱的下勿忙地藏了起来。她的位置被自由女神的塑像取而代之。这是一个业余雕塑家的得意之作，用白色的石膏随便雕塑而成。但这并没有完，巴黎圣母院还见识过其他发明。在唱诗班中间有四个柱子和一个屋顶，它们象征着“哲学圣堂”，在国家的重大日子里就成为新舞神的宝座。当这个可怜的女孩子不主持仪式、不接受追随者的崇拜时，哲学圣堂就高高燃起“真理的火炬”，意在用这火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最后的时刻。
但“最后的时刻”不到六个月就来临了。
一七九四年五月七日早晨，法国人民被正式告知说上帝又重新确立了，灵魂的不朽又一次被公认为是一条信仰。六月八日，新上帝（那是用已故的让·雅克·卢梭遗留下的旧材料匆忙塑造出来的）正式向盼望已久的信徒们亮相了。
罗伯斯比尔身着一件崭新的蓝色马甲，发表了欢迎词。他得到了一生中最高的地位，从一个三流城市里的默默无闻的法律执事变成了法国革命的高级教士。更有甚者，一个可怜的精神错乱的修女凯瑟琳·泰奥特竟被千百万的人拥戴为上帝的真正母亲，因为她刚刚宣布了救世主即将到来，还透露了救世主的名字，这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这个马克西米利安穿着自己设计的奇异制服，高傲地大讲了一番，向上帝保证说从今以后他所掌管的小世界一定会完善起来。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两天后他又通过了一项法律，法律规定，凡被怀疑犯有叛国罪和异教罪的人（二者又一次被视为一体，就象宗教法庭时代一样）都被剥夺一切自卫手段。这个措施非常奏效，在后来的六个星期中，就有一千四百多人在断头台倾斜的刀下掉了脑袋。
剩下的事情是大家熟知的。
罗伯斯比尔认为自己是他所认为美好的东西的完美化身，在品质上是有头脑的狂热者，因此不可能承认其他不够完美的人有和他在同一星球上生活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罪恶的仇恨扩展到如此的地步，致法国于濒临人口灭绝的边缘。
最后，由于担心自已的性命，美德的敌人开始回击。经过一场短暂的殊死搏斗，这个正直得可怕的信徒遭到了毁灭。
从这以后，法国革命的力量很快消弱了。法国人民当时采用的宪法承认了不同宗派的存在，给它们以平等的权利和特权，至少共和国官方不再管宗教方面的事情了。那些希望成立教堂、公理会和联盟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但是必须在支持自己的教士和牧师的同时，承认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个人选择的完全自由。
从那时起，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开始和平共处。
天主教会从未承认过自己的失败，这倒是真的。它继续诋毁政教分家的原则（见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八日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教令），并且支持那些妄图颠覆共和国体制恢复君王制或帝国的政党，以图东山再起重掌大权。但是这些战斗一般都是在大臣太太的起居室里或者是在退伍将军加上一个野心勃勃的岳母在打兔子的山林小屋里进行的。
他们为趣味读物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但这只能证明他们是枉费心机。
正文 二十八 莱辛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晚上，一场战斗在法国的革命军和前来剿灭这场可怕暴动的君主联盟军之间打响了。
这是一次战果辉煌的胜利，但胜者不是联盟军。联盟军的步兵在瓦尔密村滑溜溜的山坡上施展不开。战斗变成了接连不断的炮战，可是叛军比皇家军队射击得更猛烈迅速，这样后者就率先撤离战场，晚上向北方撤退了。参加这场战斗的有一个名叫歌德的人，他是世袭魏玛王子的助手。
几年后，这个年轻人出版了对这一天的回忆录。他那时站在洛林的又稠又粘的没踝泥浆里，却变成了一个先知。他预言经过这场炮战，世界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他说得对。在永远值得记忆的那天，受上帝垂青的君主权力被扔进了垃圾堆。人权运动的参加者们并没有象人们预想的那样象鸡一样逃之夭夭。他们挺着枪，穿过山谷，翻越高山，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到欧洲最边远的角落。把他们的马拴在整个大陆的每座城堡和教堂里。
我们写一写这样的言词倒是毫不费力。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已经死去大约一百五十年了，我们尽可以取笑他们。我们甚至还可以感谢他们为这个世界做了好事。
但是从那些日子里熬过来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曾在某一天的早晨聚在自由之村的下面高兴地跳舞，但在以后的三个月中又象城市下水道里的耗子一样被到处追赶——不可能对这场动乱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他们一从地窖和阁楼里爬出来，梳理一下乱得象鸡窝似的假发，就开始想方设法避免重演这种可怕的灾难。
但是为了对抗敌手的成功，他们必须首先掩盖过去。这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那个含混的过去，而是他们自己偷偷摸摸地阅读伏尔泰先生的书并公开表示对百科全书派的钦佩的“过去”。现在他们把伏尔泰先生的书堆放在阁楼里。把狄罗德先生的书卖给了废品贩子，把曾经虔诚拜读过的揭示真理的小册子扔进了煤箱。为了掩盖可能暴露他们曾在自由主义领域里逗留过的蛛丝马迹，他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方法，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哎呀，就象屡见不鲜的摧毁一应文字材料的情况一样，这些忏悔人忽视了一件事，这比那些众说纷纭的谣传更糟糕，这就是戏剧舞台。他们曾经为《费加罗的婚礼》说了整车整车的恭维话，现在再宣布他们从没有相信过人人平等的理想有可能实现，也未免有些幼稚。他们曾为“聪明的南森”流过泪，所以现在也无法再证明自己一直坚持认为宗教宽容是政府软弱的表现。
这出戏和它的成功所证明的与他们所说的恰恰相反。
这出戏是十八世纪后期迎合民众感情的著名戏剧。它的作者是德国人，名叫戈思霍尔德·伊弗雷姆·莱辛。他是一名路德派牧师的儿子，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但是他不愿意以宗教为职业，经常逃学。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把他叫回家，让他选择是马上退学还是写一份到医学系学习的申请书。戈思霍尔德当医生的兴趣并不比当牧师大，他保证做到父亲的每项要求。他虽然又回到莱比锡，却继续为一些他喜爱的演员朋友们做保借贷。后来这些人从城里跑得无影无踪了，莱辛为了避免因负债而被捕，就不得不落荒逃到维腾贝格。
他的逃跑意味着长时间的步行和忍饥挨饿的开始。他先来到柏林，有好几年为几个神学刊物写稿，稿费很低。后来他又给一个准备做环球旅行的有钱朋友当私人秘书。他们刚一起程，七年战争就爆发了。这个朋友被迫从军，坐上第一辆马车回家乡。莱辛又失了业，流落在莱比锡城里。
但莱辛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不久又找到了一个新朋友，名叫艾德华·克里斯蒂娜·克莱斯特。这位朋友白天做官，晚上写诗，是个敏感的人，他给予这个饥饿的神学家以洞察力，使他看到了慢慢步入这个世界的新精神，但是克莱斯特在库内道夫战役中被打死了，莱辛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当一名报刊专栏作者。
接着，莱辛又为布雷斯勒（现弗罗茨瓦夫）城堡的指挥官作了一段时间的私人秘书，由于驻防生活很无聊，他就认真钻研起斯宾诺莎的著作来消遣，这位哲学家去世一百年之后，他的著作才开始流传到国外。〖TXT小说下载：。。〗
然而所有这一切还是解决不了日常生活的问题。莱辛这时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他想成家。他的朋友们建议任命他当皇家图书馆的馆员。但是许多年前发生的事已经使莱辛成为了受普鲁士宫庭欢迎的人。他第一次访问柏林时就结识了伏尔泰。这个法国哲学家是个极为慷慨的人，一点没有架子。他允许这个年青人借阅当时已经准备出版的《路易十四的世纪》的手稿。不幸的是，莱辛匆匆忙忙地离开柏林时，把手稿打在自己的行李里（完全是出于偶然）。伏尔泰本来就对吝啬的普鲁士宫庭的劣质咖啡和硬板床很恼火，便马上大喊大叫说自己被盗了，那个年青的德国人偷走了他最重要的手稿，警方必须监视边界等等，样子完全象一个客居外国的激动万分的法国人。几天之内，邮递员带来了他丢失的稿件，但里面还附有莱辛的一封信，这个直率的年青条顿人在信中对敢于怀疑他诚实的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场发生在巧克力罐里的风波应该很容易被人们遗忘，但是十八世纪是巧克力罐在男人女人的生活中起巨大作用的时期。直到二十年以后，弗雷德里克国王仍然不喜欢他那位爱找麻烦的法国朋友伏尔泰，所以也就不同意莱辛到宫庭来。
莱辛告别了柏林，来到汉堡。这里有个谣传，说要新建一个国家剧院。但是这项规划未能实现，莱辛在绝望中接受了在世袭大公爵布伦斯威克的图书馆当馆员的工作。那时他居住的沃尔芬布泰尔城不算是大城市，但是大公爵的图书馆在德国却是首屈一指的。它存有一万多部手稿，其中好几部是历史上基督教改革运动的最重要的文献。
无聊当然是恶意中伤和流言蜚语的主要源泉。在沃尔芬布泰尔城，当过艺术批评家、报刊专栏作者和戏剧小品文作者的人很令人怀疑，莱辛不久就再次陷入困境。这倒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但是有人传闻他干了些事情，即出版一系列攻击老一派路德神学正统言论的文章。
这些布道（因为它们是布道的形式出现的）实际上是汉堡一位前任教长撰写的，但是布伦斯威克大公爵对于在他的领地里开展一场宗教战的前景惶恐不安，便命令他的图书馆馆员谨慎行事，避开一切争论。莱辛按照主人的要求做了，然而当时谁也没有旗帜鲜明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于是莱辛开始工作，通过戏剧形式重新闸述他的看法。
在小镇子娱乐室里诞生的这出戏叫做《聪明的南森》。这个主题非常古老，我在前面提到过它。喜欢古典文学的人能在薄伽丘《十日谈》中找到它，在那里它被称为《三个戒指的悲惨故事》。情节如下：
很早很早以前，伊斯兰教的一位王子想从他的一个犹太臣民那儿榨取一大笔钱。但是他苦于无正当的理由剥夺这个可怜人的财产，就想出一条诡计。他派人把这个受害者找来，对他的学识和智慧大加赞赏一番，然后问他，在三种流传最广的宗教——土耳其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他认为哪一个最真实？这个令人尊敬的老人没有正面回答王子，而是说：“噢，伟大的苏丹，让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吧！从前，一个有钱人，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戒指。他在遗嘱里写道，他死的时候，哪个儿子手上带着这个戒指，哪个儿子就能继承他的全部财产。他的儿子后来也立了同样的遗嘱，孙子也一样，如此好几百年来，戒指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完美无缺。但是最后有一个主人，他有三个儿子，他都很喜爱，简直无法决定哪一个应该享有这无价之宝。于是他到一个金匠那里，让他做了两个和自己手上的一模一样的戒指。他临终时躺在床上，把三个孩子都叫来，为每个人祝福，他们也都认为自己是那个戒指的继承人。父亲的葬礼完毕后，三个孩子都宣布自己是继承人，因为他们都有那个戒指。这导致了许多争吵，最后这件事被提交给法官处理。由于这三个戒指一模一样，连法官也无法确定哪个是真的，所以这个案件就拖了下来，一拖再拖，很可能要拖到世界的末日。阿门。”
莱辛用这个古老的民间故事来证明他的信念：没有一种宗教可以垄断真理。人的内心世界比他表面上遵奉某种规定的仪式和教条更有价值，因此人们的任务就是友好地相处，任何人也无权把自己视为完美无缺的偶像让别人崇拜，无权宣布“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为只有我掌握真理。”
但是这个在一七七八年曾倍受欢迎的思想，这时在小诸侯国里却不得人心。小诸侯们大风暴中都极力设法保住残存的财产和牲畜，为了恢复他们丧失了的声望，他们把土地拱手交给警察管辖，并期望那些依赖他们谋生的牧师先生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帮助警方重建法律和秩序。
这场不折不扣的反动完全成功了，那些试图按照五十年前的宗教宽容的模式重新塑造人们思想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结果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各国大多数人们对革命和骚乱、对议会和那些毫无意义的讲演、对于完全破坏了工商业的各种关税已经感到厌倦，这的确是事实。他们想要和平，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他们想做生意，想坐在自己的客厅里喝咖啡，不再受到住在家里的士兵的骚扰，下再被迫喝令人作呕的从橡树上挤出的汁。如果能享受到这种幸福愉快的生活，他们就宁愿容忍一些小小不言的不方便，譬如向每个戴有铜钮扣的人行礼，在每个皇家信箱前面鞠躬，并用“先生”来欢呼官方的打扫烟囱的助手。
但是这种谦卑的态度完全是出于需要，出于经过漫长动荡不安的年代后要有一个短促的喘息之机的结果。那时每天早晨都会出现新制服、新的政治讲台、新政策和既属于上帝又属于平民的新统治者。然而，单从这种一般的奴性状态、从对上帝任命的主人的高声欢呼中，就断定人们在心灵深处已经把曾经激励过他们的头脑和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动忘得一干二净，那可就错了。
他们的政府具有所有反动独裁者都固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主要要求表面的循规蹈矩和秩序，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倒毫不介意，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平民百姓挟着一大本《圣经》去教堂，一周剩余的时间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但他们必须保持喊默，不公开个人的见解，发表言论之前要仔细看一看，先要保证沙发底下或是炉子后边没藏有暗探。不过他们尽管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当日发生的事情，却又从经过正式检查、反复推敲、消过毒的报纸上得知新主人又采取了某种新的愚蠢方法来保证王国的和平，把人们带回到公元一六○○年的岁月，于是他们就又会凄惨地摇摇头。
他们的主人所做的，正是自从公元一年以来所有对人类历史一窍不通同类主人们在类似情况下一直做的事情。这些主人命令搬走装饼干的大桶，因为有人站在上面发表了攻击政府的激烈言词，以为这样就能摧毁言论自由。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把出言不逊的讲演家送进监狱，从严宣判（四十、五十或一百年的监禁），使这些可怜的人得到烈士的声誉。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主人不过是轻率浮躁的白痴，只读过几本书和一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小册子罢了。
受到这种例子的警告，其它的人都避开公共游憩场，躲到偏僻的酒馆里或拥挤不堪的城市中的公共旅店里发牢骚，因为他们确信在这里有谨慎的听众，他们的影响比在公共讲台上更大。
上帝以其智慧赋予某人一丁点权力，又时刻害怕因此而丧失自己的官方声望，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可怜了。一个国王可以失去他的王位，并且对这场打断他枯燥无味的生活的小插曲报之一笑。不论他是戴上男仆的褐色圆顶礼帽，还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总还是一个国王。但是对于一个三流城市的市长来说，只要他被剥夺了小木槌和办公室的徽章，就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张三李四，一个可笑的自以为是的人，一个被人们嘲笑跌入困境的人。因此，谁要是胆敢接近当时的掌权人而没有明显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和崇拜，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但是对于那些在市长面前不低头的人们，那些用学术巨著、地质手册、人类学、经济学来公开质问现存秩序的人们，他们的处境却糟不可言。
他们立即被不光彩地剥夺了谋生之路，然后被从他们散布有毒教条的镇子里赶出去，妻子和儿女全要由邻居们照看。
这种反动精神的爆发给大批真挚的原想根除许多社会弊病的人带来很大不便。然而时间是伟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够在这些和善学者们的制服上发现的污迹去除了。今天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能够被人记住。主要是因为他干涉了危险的激进分子伊曼纽尔·康德的学说。根据康德的教诲，我们行动的准则要具有变成字宙规律的价值，按照警方的记录，他的教导只能取悦于“嘴上无毛的年青人和一无所知的傻子”。昆布兰公爵之所以总是臭名远扬，就是因为他作为汉诺威的国王，流放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这个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签过字。梅特涅的名声也不好，因为他把怀疑之举伸进了音乐领域，审查了舒伯特的音乐。
可怜的奥地利！
既然奥地利已经死亡而且消失了，整个世界就对“快乐帝国”产生好感，忘记了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积极的学术生活，有一些东西更胜于体面有趣的乡村集市上的物美价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由约翰·施特劳斯本人作曲和指挥的迷人的华尔兹。
进一步看，我们可以说，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奥地利在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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