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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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选中威斯特法伦的蒙斯特做为最后的尝试点，这倒不使人惊讶。该城的公爵主教弗朗兹·范·沃尔德克是个鲁莽的醉汉，长年和六个女人公开姘居，从十六岁起就因为生活的堕落无道而得罪了所有正派人士。城市兴起新教时他让步了。但他是个远近闻名的骗子，他的和平条约并没有使新教徒得到安全感，而没有安全的生活太难受了。于是蒙斯特的居民都憋足了劲，等着下一次选举。这带来了一桩吃惊之事，城市政权落入了再洗礼教徒手中，主席是个叫伯纳德·尼普多林克的人，他白天是布商，晚上是预言家。

那个主教看了一眼新长官，便溜走了。

这时莱顿的约翰出场了。他来到蒙斯特的身份是简·马希兹的圣徒。马希兹自己创建了一个教派，被拥为圣人。约翰听说正义事业进行了一次有力的出击，便留下来庆祝胜利，并清除原主教在教区里的影响。再洗礼教徒为了斩草除根，把教堂变成采石场，没收了为无家可归的人建造的女修道会，焚烧除去《圣经》外的所有图书。更有甚者，他们把所有拒绝按照再洗礼教徒的仪式进行再洗礼的人赶到主教营地，不是砍头就是溺毙，原因是，他们都是异教徙，他们死了对社会不会造成什么损失。

这便是序幕。

戏剧本身的可怕程度有增无已。

信仰几十种新教旨的上层教士涌向这个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儿遇到一些人，他们以为自己对虔诚、正直、向上的人们有号召力，但一遇到政治和手腕就象孩子一样无知了。

蒙斯特被占领了五个月，在这期间，所有社会和精神复活的计划、制度和议程都尝试了一遍，每一个羽毛初成的预言家都在议会上炫露了一番。

不过一个充满逃犯、瘟疫和饥饿的小城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社会学实验室。不同宗派之间的分歧和争吵削弱了军队首领的努力。在这危机关头，裁缝约翰挺身而出。

他荣耀地昙花一现之时刻到来了。

在饥饿的人们和受难的孩子中，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约翰照搬他在《旧约》里读到的旧神学政府的形式，开始建立他的王国。蒙斯特的自由民被分为以色列的十二个部落，他自己当国王。他本来已经和预言家尼普多林克的女儿结了婚，现在他又娶了一个寡妇、他从前的老师约翰·马希兹的妻子。后来他想起索罗门，便又加了两三个妃子。从此一出令人作呕的滑稽剧开场了。

约翰整天坐在商业区的大卫宝座上，人们站在周围，听宫廷牧师宣读最新命令。这来得又快又猛，因为城市的命运日趋恶化，人民迫切需要它。

然而约翰是乐观派，他完全相信一纸条令的无上权威性。

人们抱怨太饿了，约翰便许诺解决他们的问题。接着国王陛下签署了一道圣旨，城中财产在富人和穷人中均分。铲除街道做菜园，所有餐馆共同享用。

到此还算顺利。但有人说，富人藏起了一部分财产。约翰让臣民不要着急。第二次法令宣布，谁违反任何一条法律就立即砍头。注意，这个警告可不是随随便便的恐吓，因为这个皇室裁缝手里总握着剑和剪刀，经常亲自动手行刑。

接着到了幻觉时期，人们都陷入各种宗教狂热，成千上万的人不分白天黑夜地挤在商业区，等待报喜天使吹起的号角。

然后是恐怖时期，这个预言家靠嗜血成性积攒起来的勇气，割断了他的一个王后的喉咙。

下面便是报应的可怕日子，两个绝望的市民为主教的军队打开了城门，预言家们被锁在铁笼里，在威斯特法伦的各个乡间市场上示众，最后被折磨至死。

这是个怪诞的尾声，但对众多惧怕上帝的朴素灵魂却具有可怕的后果。

从此，所有再洗礼教徒都被通缉。逃过蒙斯特大屠杀的首领也象野兔一样被猎捕，就地处决。在每一个讲坛上。大臣和牧师都谴责再洗礼教徒，恶毒咒诅他们的叛逆，他们要妄图推翻现有的秩序，还不如狼狗值得同情。

对异端的围剿很少能如此成功。再洗礼教徒作为一个教派不复存在了。但是有一件怪事，他们的思想活了下来。被其它教派汲取，溶于形形色色的宗教和哲学体系，变得令人起敬，如今成为每个人精神和智力遗产的一部分。

这件事叙述起来倒不是难事，但解释原因却很困难。

再洗礼教徒几乎无一例外是把墨水瓶甚至都看做无用的奢侈品的阶层。

过去，撰写再洗礼教徒历史的人都把这个教派看成恶毒的宗教激进派。只有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才开始理解，在把基督教发展得更理智更宽容的事业中，这些平贱农民和艺术家的思想起到了多么伟大的作用。

但是，思想犹如闪电，谁也不知道第二个霹雳会落在哪里。狂风暴雨在锡耶纳上空迸裂而下的时候，蒙斯特的避雷针还有什么用处呢？

正文　十七　索兹尼一家

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从没有成功过。其实它也成功不了。首先，南部的人并不把宗教看得很重，不需要为它而刀枪相见；其次，罗马近在咫尺，它是宗教法庭的中心，五脏俱全，随便发表见解很危险，还得付出代价。

不过半岛住着成千上万个人文主义者，他们中间当然会有几个害群之马，重亚里士多德而轻圣克里索斯顿。但这些人也有许多机会来发泄精力，有俱乐部、咖啡馆和注重礼节的沙龙，男男女女可以发挥知识热情又不得罪帝国。这一切都是那样悠闲宜人。其实生活不就是调和吗？它过去不是一直这样吗，在世界的未日到来之前难道就不调和了吗？

为什么要为信仰中的枝节琐事而大动肝火呢？

经过几句介绍之后，读者在我们的两名主角登场的时候，也就不会再希望有大吹大擂或隆隆炮声了。他们是讲话斯文的君子，做事情都讲究体面。

然而在推翻使人受难许久的暴政上，他们的贡献却比所有咋咋唬唬的改革者还要大。但这是无法预见的怪事。事情发生了，我们谢天谢地，可是要问原因，哎呀，连我们也不太明白。

在理智的葡萄圆里安安静静干活的这两个人叫索兹尼。

他们是叔侄。

不知是为什么缘故，年纪大的雷利欧·弗朗西斯科拼写名字时用一个“z”，而年轻的福斯图·保罗用两个“Z”。不过，人们更熟悉他们名字的拉丁文形式索西尼厄斯，不熟悉意大利文的形式索兹尼，我们可以把这细节留给语法学家和词源学家去解决。

在影响上，叔叔远不及侄子重要，因此我们先谈叔叔，然后再讲侄子。

雷利欧·索兹尼是锡耶纳人，出身于银行家和法官世家，命中注定在博洛尼亚大学毕业后要从事法律行当。但他却和许多同代的人一样自行其事地搞起神学来，不再读法律了，摆弄起希腊文、希伯莱文和阿拉伯文，最后（也象大多数同类人的结局一样）成为理智神秘主义者——既很通晓世故，又不够老练。这听来相当复杂，不过能理解我意思的人用不着多加解释，不能理解的人我再费唇舌也没用。

然而他的父亲还认为儿子能成为世界文坛上的人物。他给了儿子一张支票，让他出去开开眼界。于是雷利欧离开了锡耶纳，在以后的十年里从威尼斯到日内瓦，从日内瓦到苏黎世，从苏黎世到维藤贝格，然后又到伦敦、布拉格、维也纳和克拉科夫，不时在城镇或小村里住上几个月或一年半载，希望能找到有趣的伙伴和学到有趣的新东西。在那个年代，人们一谈起宗教就没完没了，就象现在我们谈生意一样。雷利欧积累了许多五花八门的怪思想，他竖起耳朵到处打听，很快熟悉了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的所有异端论调。

不过当他带着知识的行李来到日内瓦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不甚友好的表示客气。加尔文那暗淡的双眼疑心重重地看着这个意大利来访者。他是个出身高贵的杰出年轻人，不象塞维图斯那样贫困无亲无靠。可是据说他倾向塞维图斯。按加尔文所想的，随着对那个西班牙异端派的火刑，三位一体已经是非论定了。其实，恰恰相反！从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塞维图斯的命运已经成为人们谈论的主题，世界各地思想严肃的人开始站在反对三位一体的一边。这还没有完。他们还利用古登堡的该死发明，四处宣扬自己的观点，由于离日内瓦很远，他们的言辞也多有不敬。

在这之前不久，出现一本才学横溢的小册子，收有历代教会神父对迫害和惩罚异端者的事情所说所写的一字一句。在加尔文所说的“憎恨上帝”的人们、或按他们自己反驳的“憎恨加尔文”的人们中，这本书立刻大力畅销。加尔文放出风声，要和这个珍贵小册子的作者单独谈谈。不过作者预见到了这个邀请，明智地在封面上删去了姓名。

据说他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曾经是日内瓦一所中学的老师。他对形形色色神学罪孽很有看法，这促成他憎恶加尔文而赞赏蒙田。不过这并没有人证实，只是道听途说。但是，一有人领头，其他人便会起步紧随。

因此加尔文对索兹尼敬而远之，却建议说巴塞尔的柔和空气比萨沃伊的潮湿气候更适于这位锡耶纳的朋友；索兹尼一动身去著名的古伊拉斯米安要塞，他就衷心祝他一路平安。

使加尔文庆幸的是，索兹尼叔侄不久便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怀疑，雷利欧被没收了基金，还发高烧，年仅三十六岁便在苏黎世死去了。

他的过早去世在日内瓦引起了欢腾，不过高兴的时候不长。

雷利欧除去遗孀和几箱子笔记本外，还有个侄子。他不仅继承了叔叔未尽的手稿，还很快成为更胜于叔叔的塞维图斯热衷者。

福斯图斯·索兹尼从小就象老雷利欧一样广泛旅行。他的祖父给他留下了一小块不动产。他直到近五十岁才结婚，因此可以把全部时间用在他喜欢的神学上。

他似乎在里昂做过一段时间的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买卖人，但他做买卖经营具体商品而不是精神财富，这一经验使他相信，如果对方在买卖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靠屠杀或发脾气是无济于事的。他在一生中一直保持这个清醒的头脑，这种头脑在公司办公室里固然可以找到，但是在神学院里却象海里捞针。

一五六三年福斯图斯回到意大利。在返程中他来到日内瓦。他好象没有去向当地主教表示敬意。况且加尔文那时已经生病，索兹尼家族的人拜访他只能增加他的烦恼。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索兹尼在伊莎贝拉·德·梅迪希那儿工作。但一五七六年在这位大太结婚狂喜的几天之后，就被丈夫保罗·奥希尼杀死了。于是索兹尼辞了职，永远离开了意大利，来到巴塞尔，把《赞美诗》译成意大利白话文，还写了一本关于耶稣的书。

福斯图斯正象他在作品中表露的那样，是个审慎小心的人。首先他的耳朵不好使，耳聋的人都天性谨慎。

第二，他能从阿尔卑斯山另一面的几块地产中获取收益，托斯卡那的当政者暗示他说，被怀疑是“路德学说”的人在评论使宗教法庭恼火的题目时，只要不太过分就行。于是他采用了许多笔名，出版一本书之前，必须请朋友们看一遍，认为比较安全才送去印刷。

这样一来，他的书没有列入禁书目录，那本关于耶稣生平的书一直流传到南喀尔巴阡山，落到另一个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里。他是米兰和佛罗伦萨的一些贵妇的私人医生，与波兰和南喀尔巴阡山的贵族结了亲。

南喀尔巴阡山在那时是欧洲的“远东”，直到十二世纪初期还是一片荒野，一直被用来安顿德国的多余人口。勤劳的撒克逊农民把这片沃上变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秩序井然的小国家，有城市、学校，还有几所大学。但这小国家还是远离旅行通商的要道。一些人由于某种原因，希望远离宗教法庭的亲信，最好与他们相隔几英里的沼泽地和高山，于是这个小国家便成了理想的栖身之地。

至于波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一提到这个不幸的国家便联想到保守和沙文主义。但是我要告诉读者，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它却是名副其实的庇护所，保护了所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在欧洲其它地方饱受折磨的人，这是个令人高兴的惊讶吧。

这个出乎意料的情况是由典型的波兰风格形成的。

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共和国是全欧洲管理得最为拙劣的国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波兰的上层教士玩忽职守，但西方各国主教的放荡和乡村牧师的酗酒也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恼事，因此没能充分重视波兰的情况。

但在十五世纪下半叶，日耳曼大学里的波兰学生迅速增多，这引起了维藤贝格和莱比锡当权者的注意。学生们开始提出质问。接着，事态发展到由波兰教会管理的克拉科夫波兰学院一垮到底，可怜的波兰人要受教育就必须背井离乡。不久之后，条顿大学受到新教旨的影响，华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学生也随之入流。

他们功满还乡的时候，已经是羽毛丰满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前期，国王、贵族和教士要消除错误思想的传播还很容易。不过这样的措施要求共和国的统治者必须团结在一项明确普通的政策之下，这当然很矛盾，因为这个奇怪国家的最神圣的传统是，一张反对票便能推翻一项法律，即使有国会其他所有议员的支持也不行。

不久之后，那位著名的维藤贝格教授在宣扬他的宗教时又搞了一个经济副产品，那就是没收所有教会的财产，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肥沃平原上的博尔劳斯家族、乌拉蒂斯家族和其他骑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显倾向另一种信念，即口袋里要有钱的信念。

随着这个发现，出现了为修道院的真正领地而进行的非神圣的抢夺，造成了出名的“间歇”，自从有人类记载之时起，波兰人就是靠这种“间歇”拖延思索时间的。在这期间，所有权力都按兵不动，新教徒便利用机会，不到一年就建起了自己的教堂，而且遍布全国。

当然，新教长之间的争吵最后又使农民回到教会的怀抱，波兰又成为天主教的一个坚固堡垒。可是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波兰获得了允许各种宗教派别并存的许可证。西欧的天主教和新教开始了杀绝再洗礼教徒的战争，残存者便向东逃窜，最后定居在维斯杜拉河畔。正是这时，布兰德拉塔大夫拿到了索兹尼关于耶稣的书，表示想认识作者。

乔古奥·布兰德拉塔是意大利人，医生，而且多才多艺。他毕业于蒙彼利埃大学，是出色的妇科专家。他从始至终都桀骛不驯，却很聪明。他象当时的许多医生一样（想一想拉伯雷和塞维图斯），既是神学家又是神经病专家，扮演的角色时常更换。他成功地治愈了波兰皇太后的病，她原总是有幻觉，认为凡是怀疑三位一体的人都错了，病愈后开始悔恨自己的错误，以后就只判决赞同三位一体教义的人。

这个好母后已经死了（是被情人杀死的），她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当地的贵族，布兰德拉塔作为医疗顾问，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大影响力。他知道内战已是一触即发，除非采取行动终止宗教上的争吵，于是他尽力想在对立教派之间竖起免战牌。但是达到目的需要一个比他更精于错综复杂的宗教论战的人。他灵机一动，想起了写耶稣生平的那个作者。

他给索兹尼写了一封信，请他东行。

不幸的是，索兹尼到达南喀尔巴阡山的时候，刚刚公布了布兰德拉塔私生活中的一大丑闻，那个意大利人也已被迫辞职，到无人知晓的地方去了。索兹尼留在了这个遥远的土地上，娶了个波兰姑娘，一六○四年死在那里。

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是最为有趣的阶段，因为这时他具体表达了他的宽容思想。

十六世纪后半叶是大量出版宗教问答手册，进行信仰、信条和教旨告解的时代，在德国、瑞士、法国、荷兰和丹麦，人们都在写这些东西。可是各地印刷草率的小册子都表明一个糟糕的信条：他们（也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真理，所有宣过誓的当政者的职责，就是支持这个特殊形式的真理，用剑、十字架和火刑柱惩处那些肆意信仰其它劣等真理的人。

索兹尼的信仰具有截然不同的精神。它一开始便开门见山地说，它的真正意图绝不是和别人吵架。

他继续说道，“许多虔诚的人有理由地埋怨说，现在已经出版以及各个教会正在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教义和宗教手册是基督徒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源，因为它们都试图把某些原则强加在人们的良知上，把持异议者视为异端。”

据此，他以最正式的方法宣布，索兹尼派绝不主张剥夺或压抑任何人的宗教信仰。讲到广义的人性，他又做了如下的呼吁：

“让每个人自由判断他的宗教吧，因为这是《新约》定下的法则，最初的教会已经做出了先例。我们这些悲惨的人有什么资格要压抑我熄灭上帝已经在人们心中点燃的圣灵之火？我们谁能独占《圣经》的含义？我们为什么不记住，我们唯一的主是耶稣基督，大家都是兄弟，有谁被赋予了压服别人的力量呢？可能其中一个兄弟比别人博学一点，但是在自由和基督的联系上，我们是平等的。”

所有这些都绝美无伦，只是早了三百年。索兹尼派和其它新教派都不能指望在那个动荡的世界里长期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宗教改革的潮流已经气势汹汹地开始了。成群的耶稣会神父在失去的省份里大肆放纵。新教徒们一边工作一边争吵，致使东部人很快又回到罗马一边。今天来到这些远隔文明欧洲的地方的旅游者，很难会想到曾几何时这里曾经是最先进最自由的堡垒，也不会猜到在可怕的路德山丛里曾经有一个小村子，世界在那儿第一次获得了实现宽客的明确的途径。

我出于闲散好奇的缘故，最近一天上午来到图书馆，浏览了供我国青年了解过去的最流行的教科书。没有一个字提到索兹尼派或索兹尼叔侄，所有的书都从社会民主派跳越到汉诺威的索菲亚，从撒拉森斯跳越到索比斯基。其实在这个被跳越的时期里，伟大宗教革命的领袖是大有人在的，包括厄可兰帕鸠斯和一些次要人物。

只有一卷提及了这两个锡耶纳人文主义者，不过是出现在罗列路德或加尔文所说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附录里。

预见的确有危险，但是我却怀疑，在以后三百年的通俗历史里，这一切会被改变的，索兹尼叔侄会独自享有一小章节，而宗教改革的传统主角则下降到次要的地位。

他们的名字即使放在脚注里也会显得咄咄逼人。

正文　十八　蒙田

有人说中世纪的城市空气有益于自由。

的确如此。

躲在高高石墙后面的人尽可以安全地对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

不久以后，欧洲大陆的条件大为好转，国际商业又成为可能，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历史现象。

以三个双字词组表示便是：生意益于宽容。

你在一周内的任何一天，特别是在星期天，都可以改变这个论点。

温斯堡和俄亥俄可以支持三K党，纽约却不行。纽约人如果掀起一场运动，驱逐所有犹太人、所有天主教徒和外籍人，华尔街就会乱做一团，劳工运动冲天而起，一切都化为废墟，不可收拾。

中世纪后半期正是如此，莫斯科是一个貌似公爵的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激恼新教徒，但是在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需要小心从事，不然便会惹恼前来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兰芒商人，把他们赶到维斯比去。

一个纯农业国可以用一整套丰盛的份饭来泰然款待农民。似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布吕赫人在他的围墙里开始屠杀异教徒，那么代表外国公司的人便会马上外流，随之资金也会被抽回，使城市陷于破产。

不少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汲取教训（如西班牙、教皇统治区和哈普斯堡的领地），却依然被所谓的“对信仰的忠诚”所左右，无情地把信仰的敌人驱逐出去。结果，它们不是化为乌有，就是缩小到第七等国家。

然而商业国家和城市的掌管人通常都很尊崇既定事实，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在精神世界上严守中立，天主教、新教、犹太人和中国主顾都能照常经商，同时继续忠诚于各自的宗教。

为了外表的体面，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案，但是十人内阁却小心地告诉宪兵，这条法令不必执行得太认真，让那些教徒自行其事吧，愿意信仰什么都可以，除非他们真的动手把圣马尔可抓到他们自己的会场去。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好友也如此行事。每个星期天，新教牧师们都高声叱责“淫荡女人”的罪孽。但是在旁边的街道里，可怕的天主教徒也在一个不显眼的房子里默默地做弥撒，外面还有新教警长警戒，提防日内瓦宗教千册的狂热崇拜者闯入这个犯禁的会议，他有用的法国和意大利客人吓跑。

这丝毫不是说，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可敬教会的忠诚弟子。他们一如既住，仍然是好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不过他们记得，汉堡、吕贝克或里斯本的十个经商的异教徒的善良愿望，要比日内瓦或罗马的十个寒酸教士的允许更有价值，于是他们便宜行事了。

蒙田有开明自由的见解（并不总是一种），而他的父亲和祖父却经营鲱鱼生意，母亲又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据我看，商人长辈对蒙田的观点有很大影响。他作为战士和政治家，整个一生的特点就是深恶盲信和偏执，这要起源于离波尔多主要码头不远的一家小鱼铺。

我如果当着蒙田的面这样说，他是不会感谢我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所有“生意”的痕迹都从华丽的家族纹章中小心地抹去了。

他的父亲获得了蒙田地方的产业，便无度地花钱，想让儿子成为绅士。蒙田刚刚会走路，私人教师便在他的可怜小脑瓜里塞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六岁的时候他被送往高级学校，不到二十岁便成为波尔多市议会的羽毛丰满的一员了。

接着他从了军，还在法院工作过。三十八岁时父亲死了，他退出了所有的外界活动，把余下的二十一年（除去几次违心地短期介人政治）都消磨在他的马匹、狗和书的上面，而且都有所研究。

蒙田可以称做是划时代的人物，却有几个弱点。他从没有彻底摆脱某些感情和礼仪，这个鱼贩的孙子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他直到死去的时候，还一直说他不是真正的作家，只是个乡村绅土，到了冬天没有事情做，才草草记下一点略有哲学内容的杂乱思想。这全是废话。如果说有谁把他整个的心、灵魂、美德和罪恶以及一切都献给自己的书，那就是这位能和不朽的达尔塔昂匹敌的开朗的绅士。

由于心、灵魂、美德和罪孽都属于这个豁达大方、深有教养和性格宜人的人，他的全部作品要比文学作品更胜一筹，它们已经发展成为明确的生活哲理，它们以常识和实际的日常体面为基础。

蒙田生为天主教徒，死时依然故我，年轻的时候还加入过法国贵族为把加尔文主义逐出法国而成立的天主教贵族联盟。

一五七二年八月，教皇格列高里八世欢庆杀死三千名法国新教徒，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从这以后蒙田永远离开了天主教会。他从来没有加入另外一派，而且继续参加某些重大礼仪，免得旁人饶舌，然而自从圣巴塞洛梅惨案之夜以后，他的作品便全都与马尔库斯、奥里利厄斯、爱比克泰德或其他十来个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同归一辙了。有一篇题为《论良知的自由》，很值得缅怀，他在文章里使用的语气就好象是古时帕里克利的同代人，而不是法国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仆臣，他还以背教者朱利安为例，阐明真正宽容的政治家应该取得的业绩。

文章很短，充具量才五页，你可以在第二册的第十九章中找到。

蒙田已经看腻了众多顽固不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倡导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在当时环境中）只会导致新的内战。但是一经条件允许，那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睡觉时不再把两把匕首和手枪放在枕头下面了，明智的政府就应该尽量避免干预别人的思想，应该允许所有臣民依照最能使自己心灵能获得幸福的方式热爱上帝。

蒙田既不是唯一也不是第一个产生这种想法并且大胆公诸于世的法园人。早在一五六○年，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前大臣麦克尔·德·豪皮塔尔和好儿个意大利大学的毕业生（由此被怀疑是受了再洗礼教的熏染）就曾经说过，对异端者只宜用文字论战。他的使人惊讶的观点是，良知有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是靠武力可以改变的。两年以后，他促成了《皇家宽容法》的产生，该法使胡格诺教派有权召开自己的集会，举行宗教会议讨论本宗教的事务，俨然象一个自由独立的教派，而不是寄人篱下的小派别。

巴黎律师让·保丹是个令人尊敬的公民（他保卫了私人财产，反对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表达的共产倾向〕，他的观点也是这样，否认国王有权运用武力强迫臣民进这个或那个教堂。

大臣们的演讲和政治哲学家的论文极少受人欢迎，但蒙田的书却在以智慧之士座谈会的名义下聚在一起的文明人中阅读、翻译和讨论，并且持续达三百多年之久。

他的业余身份和他只为乐趣而写作的说法，使他深得大众之心；不然人们绝不会买（或借阅）一本被官方列为“哲学”的图书的。

正文　十九　阿米尼斯

“有机社会”把“整体”的安全放在所有考虑的前面，而智力或精力非凡的个人却认为世界迄今的发展全赖个人的努力，不是靠集体（说穿了就是不相信所有变革），因此个人的权力要比集体的权力重要得多，他们之间代复一代的冲突正是争取宽容的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如果认为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便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程度成正比。

过去，有时会出现非常开明的统治者，他对孩子说：“我坚信‘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原则。我希望所有可爱的臣民们都对别人施以宽容，不然就会白食其果，”

于是，性急的臣民们就赶忙贮存官方徽章，上面刻有壮丽的几个字：“宽容第一”。

但是这个突然的转变是出于对国王绞刑吏的畏惧，并不会长久。国王只有在恫吓的同时再建立起一整套逐级教育的明智体系，把它当做每天的政治活动，才能取得成果。

十六世纪后半叶，这种幸运的环境在荷兰共和国出现了。

首先，这个国家有数千个半自给自足的城镇和乡村。居民大都是渔夫、水手和商人。这三种人习惯于一定程度的独立行动，职业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