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十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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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张嘿嘿一笑：“60、61年，为生活所迫呀。”
　　难道是饿的？城里人还不至于吧？我们都不禁纳闷儿。老龚却偷偷一乐，不再追问了。
　　大老张显然很喜欢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少年。那时节我们活蹦乱跳，天真未凿，也许让他想起了往日城里的文明生活。正巧老龚的爸爸也是搞医的，过去单位就在兰州，两人就侃开了皋兰山、黄河鲤，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出了大老张家，我们心里已经很踏实了。这一趟进山，有他罩着，错不了。
　　老龚冷不丁问大家：“你们说，他两口子为什么跑到这儿来？”
　　“为什么？”
　　“在学校，准把他老婆肚子搞大了！咱们赌，要不是这事儿，我改姓！”
　　哦？也没准儿啊。我们几个若有所悟。
　　8
　　出发那天，我们半夜里迷迷糊糊被叫醒，来到了队部。大老张和一块儿去的小苏已经把马车套好了。马在寒冷里打着响鼻，喷出一团团的白雾。
　　老张看我们穿得还算整齐，就说：“上车吧。”
　　等我们上了车，他忽然又想起，说：“都脱了鞋我看看。”
　　一看我们脚上穿的都是毛线袜子，他火了：“这哪成？冻掉了脚指头，我怎么担待得起？都给我下来，把兀剌草絮上。”
　　小苏到值夜的老更倌（更夫兼饲养员）那里，要了一大捆兀剌草。这些兀剌草，是头年打来的，已经晾干，像麻一样一条条的，呈褐色。小苏手脚麻利地用特制的木捶把草砸扁，分成小缕，塞在我们的棉胶鞋里。我那时，其实和目前在座的大多数一样，是不大看得起农民的，觉得农民就是愚昧的代名词。但是看小苏一缕一缕地给我们絮草，还耐心地解释，鞋尖儿需要几缕，鞋跟需要几缕，怎样才能既防冻又不硌脚，我才感到，农民，其实是很有学问的。
　　那天晚上，死冷，足有零下35度。我们坐在大车上，把鼻子、嘴巴捂得严严实实，就露两只不怕冻的眼睛。不一会儿，眉毛和眼睫毛就结了白霜，一个个跟寿星佬似的。年轻人贪睡，两点钟被叫起来，一直就在半睡状态中，上了车，又睡。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小苏挨个把我们推醒：“下去跑跑，活活血。再这么睡一个钟头，脚就冻残废了。”
　　睁眼再看，举目是一片雪野，在冬夜下闪着奇异的光。我们跟着马车跑，觉得脚已经冻得没知觉了，像拖着两个大铅块儿。


　　小迷糊边跑边问：“小苏，尿尿行不行啊？”
　　“怎么不行，你们想尿就尿吧！”
　　“不会冻成冰棍儿吧？”
　　“哪能啊，听谁胡扯蛋？”
　　大家就笑。
　　忽然，老龚止住脚步，极其紧张地朝远处一指：“你们看，那是什么？”
　　信号弹！
　　无人的旷野深处，悄然地升起一颗明亮的信号弹，一会儿，又是一个，又一个。红的、绿的、白的，曳光弹急速地升起，从容地划个弧线，然后落下，熄灭。
　　我们紧张动注视着那诡异而又美丽的光点。
　　前面小苏勒住了马，大老张回头问：“你们看什么？”
　　老龚说：“有信号弹！”
　　大老张一笑：“经常有啊，没什么事儿。”
　　“是解放军？”
　　“什么解放军，是苏联特务！”
　　啊？苏联特工？我们估计了一下距离，也就离大路不到两公里远。但是黑夜里，那个方向什么也看不到。
　　老龚很惊奇：“怎么没人去抓？”
　　“抓？吹气儿啊？县里民兵和武装警察都来过，什么也找不着。走吧，就当看了烟花吧。”
　　苏联特工，近在咫尺！我们都呆了。
　　他们放这些信号弹，有何意义？冰天雪地里，特工们是怎么潜入、怎么生存的？这些人，不大可能是老毛子俄罗斯人，肯定招募的是中国人，那么，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充当了苏联特工？难道，在我们天天打交道的农民当中，就有特务在？
　　想到这儿，我们都不禁打了个寒噤，睡意没有了，尿也没有了。
　　一路这样走走、睡睡，到早上8点多钟，天渐渐亮了。我们这才看到所谓原始森林。据我后来所获得的知识，这地方也不能算原始森林，因为从日伪时期起，这里就开始了有计划的采伐。“原始”只是相对而言。
　　山林的空气，凛冽得像块冰，刺骨而透明。我那时发现，凡是没有人的地方，世界就很美好。除了积雪下一条隐隐约约的路，看不到其他人为的痕迹。林子里，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到处是狐狸和野兔，但是在雪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交错的小兽脚印。正如苏联科普作家维…比安基写的那样，有的像一串惊叹号，有的像句号，有的像逗号。雪地上的足迹，记录了林中的生存与搏杀。
　　在备受当今少壮派鄙视的60年代前期，我在小学里把维…比安基有趣的森林故事读得昏天黑地，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那时候就想，什么时候能到森林里去看看，也不枉此生。
　　今日终于见到了大森林，我们这一群小孩儿，并没有欢呼雀跃，而是从心底里升起了敬畏之感。马车轱辘压着深雪“轧轧”地作响，森林的图景在晨雾中缓缓展开。到处可见四五人才能合抱的巨树，像帝王般傲然挺立，看上去，华丽而又尊贵。
　　临近中午时分，到了地方。大老张说，离家已有40里了。
　　就在这蛮荒世界的深处，我们惊奇地看到了有一座小房子！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人！
　　这人，是当代的梭罗，在远离人烟几十里的密林里，离群索居，自食其力。
　　这个中国特色的梭罗，大老张和小苏叫他“老关头”。当老关头从他那个小马架（林中小屋）里钻出来时，我们真正怀疑自己是来到了童话世界。老关头虽然远离现代生活，但并不像类人猿。跟一般的老农打扮一样，黑棉袄、勉档裤，腰上扎着麻绳。看岁数，也就60不到。
　　他那小屋其实不小，一铺大炕，能睡七、八个人。地上有个大凹坑，就是灶坑了。屋子没烟囱，生火做饭，就敞开门放烟。
　　老关头是一个脱离了社会管束的独立人，没户口，也没有片警来查。自己在马架子周围种两亩地玉米，秋后收了，足够他吃。还能多出一些，就托进山的人捎出去换盐。有了盐，有了玉米棒子，他就能活。在那个年代，他可能是唯一一个不用喊“万寿无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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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机关也知道山里有这么个“老跑腿子”（单身汉），但他们不管，征粮也征不到这地方来。天网恢恢，谁说不漏呢？
　　老关头当了二十来年的隐士，性格还满开朗，跟我们一见如故，叫我们“小崽子”。我们一开始还尊称他“关大爷”，后来绷不住，去他妈的，也就“老关头”、“老关头”的叫开了。
　　抵达林中营地的当天，已经来不及干活儿，大老张他们两人，忙着为第二天做准备。卸下粮食和土豆，交给老关头，请他为我们临时做几天饭。
　　山里日短，没等喘口气的工夫，天就暗了，寒气逼上来，比山外的温度低得多。我们吃了老关头做的小米饭，就钻到被窝里听他讲古。
　　他是个有些阅历的人，谈起抗联当年的秘密营地，说就在这一带，但还要往深山里去。
　　我们都惊讶，再往里去，路都难找，还怎么打游击？
　　老关头说：“抗联苦啊，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讨伐队还老来，连火都不敢生。”
　　看来抗日不光是要不怕死，还得不怕冷。我们都吐舌头，这死冷的天儿，不生火，那不是要冻成冰棍儿？
　　老关头讲完了革命，又讲起了黄段子。我们委婉地问他，没有老伴儿，熬不熬得住？老关头说：“我一个老棒捶了，有啥想的？不像你们，一进被窝，小棒捶先就登登硬了！”
　　棒捶，东北话指人参，用来比喻男人某物，取其形似。别看老关头一个人活在深山里，可一点儿都没呆傻。
　　9
　　在老林里干活儿，风景好，也好玩儿，但就是冷。一点都不敢歇着，歇一会儿，汗湿的贴身衣服就冰一样凉，凉得让人直想蹦高。现在的老板，都恨员工们不够卖力，我看只要在办公室里装上巨型空调，打到零下40度，职员们保证能撒欢儿地干，根本用不着给他们念《致加西亚的信》。
　　我们的工作场地，离老关头的住处还有10里地，大概就是当年抗联呆的地方了。没有马车道，只能走爬犁。一路上，雪深没膝，一点儿都不夸张。走一个半小时到地方，就开干。两人一组，伐木。
　　生活中有很多知识，不学，是不知道的，即便拿了双硕士学位也没用。比如，怎么能把一棵树锯倒，在座的读者和那时的我，一定以为没啥，抄家伙就锯呗，把树干锯透了，那树不就倒了吗？错！你这么锯下去，锯过了一半，树就会把锯夹住，根本锯不动了。正确的方法，要先在一侧锯到一半，再换个相对的方向，提高一点儿锯位，锯另一半，锯上一会儿，树就开始咔咔响，朝第一个锯位的方向倒了。人要马上闪开，喊一声“顺山倒喽——”。喊，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儿，也给旁边的人提个醒。
　　一棵参天大树，就这么慢镜头似地砸下来了，砸到地上，腾起漫天雪雾。断裂的细树枝在半空轻舞飞扬，煞是壮观。
　　树放倒，就用马把它拖到一块空地上，截成小段，用斧子劈成柴火柈子。再用爬犁拉回老关头的营地，码好，等生产队来车往回运。
　　我这里说得简单，真干起来，那是要把人累死。冬天日短，路上又要耽误三小时，纯粹的干活儿时间并不长，到了地方，就得玩命干。伐木，是挺有趣儿的，但不能老伐。最费时间、也最枯燥的是截木头，也是两人一组，坐在冰凉的地上拉大锯。屁股受了凉，尿就多。小苏每撒一泡尿，就要抱怨一次：“妈的，赶上老娘们儿尿多了。”
　　老龚就逗他：“你也是肾虚吧，把老婆干得太狠啦。”
　　小苏大不了我们几岁，却已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他不好意思地一笑：“农村，没啥娱乐，不干那个干啥呢？”
　　大老张为了鼓舞士气，就讲1960年开舞会的事情。我们小学四年级时，舞会就禁止了。1960那时候，物质不足，拿精神来补，单位里面舞会开得盛，我们只有一点儿模糊的印象。
　　经大老张一说，才知道那一段时间，其乐无穷。
　　“学院里头，三天两头有舞会。舞会不稀奇，关键在黑灯。黑五分钟，啥也看不见，搂着蹭……”
　　“蹭啥？”我们听不明白。
　　“嘿嘿，蹭肚皮呀！”
　　“蹭肚皮？”我们反应过来，爆笑一通。
　　大老张啊，这狗东西！
　　艰辛而又欢快的劳动，不知不觉进行了五天，按约定，生产队应该来车，拉劈柴回去，同时给我们带来给养。但是雪大，进山困难，这一天，车没来。
　　粮食还有，菜却没了，晚饭连咸菜疙瘩都没了。怎么办？大老张有办法，拿热水化开了粗盐粒子，一个人碗里倒一点儿：“就和着吃吧，比吃糠还强点儿。”
　　盐水的滋味，咸，苦。我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屋子里像冰窖，老关头的“棒捶”笑话也听腻了，长夜如何度过？
　　老龚说：“烤火吧。”


　　上好的木柴扔在灶坑里，火焰熊熊。老龚曾多次说过，杨靖宇将军为抗联写的军歌，有一句就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今天，我们全都体验到了。
　　大家伸出手来，看见一个月前还细皮嫩肉的手，此刻冻得紫红，伤痕累累，不禁都黯然神伤。
　　王亚奎哀叹：“明天车再不来，小米也没了。”
　　老龚说：“不想那个，车到山前必有路。唱歌！”
　　唱什么？看见篝火把我们的身影投在小马架的泥墙上，几个瘦小的影子，更显得孤苦伶丁。悲愤之情涌了出来，就唱《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人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
　　这悲歌与我们所处的情景，非常吻合。
　　老关头眨着眼睛在听。他的这个土鳖小马架里，几十年中，恐怕还是第一次响起带欧洲味儿的歌曲。
　　大老张看我们情绪不对，就说：“来来，我请你们吃饼干。”
　　不知道他要变什么戏法，我们都看他动作。马料里，还有半块豆饼，老张去拿了来，用砍刀削下一些薄片。
　　“用火烤烤，就是饼干。”
　　这豆饼是何物？大百科全书里一般是不载的，它是农村用黄豆榨油后所余的渣滓，富含蛋白质。前段时间，阜阳的大头娃娃要是不喝奶粉，而吃这玩意儿，头可能不会大。豆饼有腥味儿，不是人的吃食，但用火一烤，蛋白质熟了，竟喷香扑鼻。吃着，有蛋黄的香味儿。
　　咯吱咯吱嚼了一阵儿，果然解馋。口腹之欲一满足，精神就有需求。我们钻进被窝，就央求老关头讲那过去的事情。
　　老关头是民俗学家，从他那儿，我们知道山里有很多禁忌，不能打破。比如严禁妇女进山，更不能让妇女伐木。不然，树倒的时候就容易砸着人。当时虽是革命时期，山里的这些规矩也没破，百里老林，见不到一个母系。这固然是对女性的侮辱，但多年以后我想，这其中也可能暗含着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还有，砍伐过后的树根不能坐，因为那是“山神爷”的宝座。山神爷又是什么呢？是金钱豹。老关头说，最后一次见着豹子，也在六年前了。“山神爷”出现之前，山林里就有异常气氛。那东西身影一现，百兽都要避开。有一次，老关碰见它远远地下山来，不巧枪没带在身上，只好倒头便拜，口中喃喃有词：“山神爷保佑！”接着，就是叩头如捣蒜。
　　豹子爷见到这不抵抗主义，不大理解，困惑了一会儿，就返身走了。
　　山神爷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但熊瞎子是年年光顾的。一立秋，半夜里就来偷老关头种的玉米吃。连吃带糟蹋，损失一大片。遇到这情况，就得吓唬，放一枪，怪叫几声。熊瞎子觉得情况不明，就会自己走开。熊一般不会吃人，但发情期的母熊不好说。山民有偶然与熊遭遇的，被熊妈妈一巴掌抓过去，往屁股底下一塞，当做了沙发用。坐完以后，也不吃，起身就走。其实，她是早把屁股底下的人给忘了。即便这样，人也活不了，因为五、六百斤的重量压下去，“沙发”一般都被压漏气儿了。
　　老关头讲这些，我们感到很刺激。劳动越来越不像是劳动了，倒像一场探险。
　　一夜无话，只是蛋白质不好消化，被窝里炮声连连，似当年激战大沽口。
　　第二天，炮声平息，我们的救星也到了。刘队长毕竟没忘了我们这支探险队，派“打头的”（生产组长）带粮草上了山。一共来了两辆马车、四个人。见到山下来人，我们如同见到了八路军，都喜极而泣。
　　小米有了，土豆有了，咸菜疙瘩也有了。生产组长庞德海还给我们带来了家信。那时候平信走得慢，一来一回正好一个月。拆开老爸写来的信，又是老一套谆谆教导，陈腐不堪，他怎能理解我们革命年代的新人类？倒是有两句话比较有份量，到现在我还记得。
　　他说：“看到你抽烟，我当晚回去很不安。跟你妈一说，你妈哭了。抽烟不是罪恶，但却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你下乡，环境不同了，生活恐怕要很严峻，意志薄弱者，难免被淘汰。人一生要走几十年，拼到最后，就是拼意志。你把《论持久战》好好看一看，不要以为自己还是学生，人家是要把你当作一个兵的。人生战场上，求死容易，求生，难啊！”
　　老人家苦口婆心，我没大在乎，继续抽烟。到今日，意志也随年龄增长越来越薄弱了。不要说建功立业，连活都活得没啥意思。我想，有的人，从小喝的是大头奶粉，先天不足，人生这一仗注定了就打不赢。折腾半辈子，也是给人家垫背。早知今日，我当初什么也不干，到今天也是一样。
　　庞德海四人用秫秸打地铺将就了一宿，第二天拉走了三分之一的柈子。我们又继续熬了五天。
　　粮草足，心情就好，没事儿就逗大老张讲“蓬嚓嚓”的故事。60年代初的生活令我们神往，那些年我们还小，没成人，好多乐趣没赶上。只记得小学老师人人都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们当我们面儿，要我们做“合格接班人”，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没准儿也要“蹭肚皮”。现在的少壮派学者，把文革前和文革两个时期给一勺烩了，说反正都是不自由。自由不自由的，我不会太在乎，关键是安稳。那些年代初，就安稳，我们上学哪有家长接送的？没匪、没娼、没人贩子，连汽车都没多少，我们怕什么？
　　因此我们下乡后就不满，不能学习了，还要服苦役，安稳的日子，从此没了。听大老张讲过去，就像现在的小女人愿意听人家讲上海滩，都是自慰而已。
　　10
　　我一般不崇拜学者，尤其不尿那些少壮派。但对有一位是例外，他不是我们同胞，他是美国人，叫亨廷顿。他说，美国和第三世界老掐架，那是由于“文明的冲突”。这个理论，我服。我们当年从长春到东甸子，就相当于从华盛顿到了巴格达，必然也要有“文明的冲突”。
　　那时候我们去，说是接受“再教育”，心里可不大服。老师、校长都没能教育我们，山沟里的农民有什么资格？我们，就是时尚的代表。单说这拉锁大翻领，天蓝运动裤，农民见都没见过。
　　那些农民，不大自觉，还真以为会种地就有了天下第一的学问，要充充老师。尤其那些30来岁的少壮，满口土掉渣的地方口音，把“敦化”说成“敦滑”，把“贫下中农”说成“贫下中能”，把“春耕”说成“春惊”，把“大寨”说成“大再”。我们说标准音，他们还要嘲笑。这普通话是国家推行的，难道还想颠覆？这暂且不说了，文明的冲突，大不了各说各的。最让我们几个男生不能容忍的，是少壮们三十郎当岁，拉家带口，儿女好几个，还个个色迷迷的。专跟我们户女生套近乎。一开会，就往女生跟前凑，没话找话，说说“敦滑”，聊聊“春惊”，恬不知耻。
　　女生呢，比我们男生能适应环境，莺莺燕燕，能迷住那些大老爷们儿，没准儿心里都挺得意。来而不往非礼也，她们也乐意跟少壮们聊聊“贫下中能”，扯扯学“大再”，连长春口音都改了。气死个人！集体户内部开会，我们就提出，女生要坚决抵制变相的“性骚扰”，女生们不吃这一套，说，思想不要太肮脏，她们接近贫下中能，没有错儿。你看，我们倒闹个思想肮脏。


　　那少壮农民，都有点文化水儿，以高小毕业的居多，上衣口袋习惯性地别着一管钢笔，大分头甑亮，上面抹了豆油也说不定。领口上还缝一圈衬领，用白线勾的，花乎哨，以为凭这个就能勾引城里的美眉。他们勾引，也就罢了，又对我们男生一百个不理不睬。平时干活儿，老帮着女生，有时实在看不过眼儿了，才象征性地帮帮我们。
　　女生意志薄弱，或者说性意识早熟，见了少壮们有说有笑，对我们一个屋檐下住的同学，反而不咸不淡。
　　这不是公然挑衅么？我们被激怒了。
　　那时，李家轩跟街道上的小流氓混，学会了一种黑帮“切口”，也就是黑话。说起来谁也听不懂，学起来挺简单。原理就是，在说话时，把一个汉字的声母和韵母分开，在声母后面加一个“ai”，在韵母前面加一个“g”。比如说“妈”字，就要说成“买嘎”；说“爸”字，就要说成“百嘎”。据李家轩讲，这语言叫“哑语”，他一提倡，我们都感到有趣儿，几天就学会了。说起话来滴里嘟噜，完全是外国语，可一点不影响意思的表达。
　　会了“哑语”，我们就神了，可以当面骂人，被骂的一点儿也不知道。也可在外人面前商量机密，不怕泄露。
　　再开会，少壮们往女生那儿一凑，我们就用哑语大骂，内容很不文明，这里就不好翻译了。大意是说，发情不能不看场合，或者回家跟自己妹子去干，等等。
　　少壮们起初很意外，跟女生打听我们说的是什么话。女生们也不知，就开玩笑说是西班牙语。少壮们知道没好话，尴尬了几天，又厚着脸皮继续“君子好逑”。
　　这天，少壮派的首领人物庞德海开会时候读报，为了显示有文化，拿着“敦滑”的腔调，抑扬顿错，念得白字连篇，遇到不会的字就蒙。其实这活儿，可以让我们来干。龚本辉是标准男中音，我是过去本派战斗队的广播员，念报纸，都跟中央台的效果差不多。但庞德海非要自己念，这也是一种权力显示吧？——你能，但你没权，所以我就不让你干。
　　我们都习惯了，就当他放臭屁，我们在底下用哑语说我们的。
　　那天，夜长，读报时间也长，一张报四个版都读到了。其中有一条当时很罕见的科技新闻，大概意思是说，工人与知识分子相结合，发明了什么新药，能治愈什么疑难杂症。那时候医学上也是扯蛋，开刀不用麻药，硬切。所以这样的新闻也没人信。这庞大学士念着念着，突然蹦出一个词儿来——“吼房”。小迷糊听了，一机灵，高声问：“什么吼房？”龚本辉领悟最快，喊起来：“老庞啊，那是‘乳房’，还‘吼房’！”老庞脸一红，说：“对对，乳房，乳房。”他其实知道这词儿的涵义，但就是念不准，所以又解释了一句，“就是那个，咂咂，老娘们儿的咂咂。”一边说，还一边揪了揪自己的胸脯。
　　这下，全场笑倒一片。老娘们儿就开骂，大姑娘脸飞红，我们户的女生全低了头，笑得挺兴奋。
　　我们这样羞辱老庞，他脸皮厚，安之若素。安排活儿时仍旧照顾女生，为掩人耳目，也顺带给我们安排轻活儿。我们以为他和其他少壮都是软蛋，我们这“城市文明”完全可以和乡村文明抗衡抗衡。其实我们错了。睚龇必报，秋后算帐，是中国人的根性，哪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只是老庞比我们有城府，看我们目前还受刘队长的庇护，他隐忍不发而已。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从山里回来，到春节前，是真正农闲。活不多，带干不干。我们的文化生活就很丰富。现在的少壮学者们恐怕又要说，那年头，有什么文化？
　　当然有，我说的是，苏联文化。
　　认真地说，我们这一代，跟苏联是没多大关系的。我们懂事时，中苏已经开始掐架，高音喇叭里动不动就要评一评“苏共中央”。苏联文化原本是50年代青年的精神大餐，不是我们的。我们接触它，是因为1969年出现了文化真空。我这里说的文化，是说最基本的流行歌曲。本来，文革中有大量颂歌出现，好听，有激情，取代了文革前的一批老歌。可是，主管意识形态的那一帮，不知发了什么昏，从1969年起，直到1971年，在广播里几乎禁播所有的歌曲。天天只有样板戏，猴子拉稀，没完没了。
　　你不唱，我们不能不唱。唱什么？《敖包相会》，《芦笙恋歌》，《送我一束玫瑰花》。中国的老歌不够唱，苏联歌就乘虚而入。老龚在1968年闲了一年，谈了一年不成功的恋爱，追一个师长的女儿没追上，最后人家当兵去了。苦恋的副产品是，老龚学会了《外国名歌200首》里的150多首。我很替老龚抱不平。那女生心肠太硬，150多首歌儿都没感化得了，走了也好。
　　所谓《外国名歌200首》，是一本歌曲集，文革前的小资读物，相当于今日《上海的风花雪月》。说是外国名歌，其实以苏联歌为主，另有几首东欧和拉美的。60年代初出版，在当时就有一点儿异端的味道，文革后当然遭禁。1968年，除了工人农民，全社会都很清闲，在地下状态中，这本小册子就很流行。到了集体户，山高皇帝远，放声唱苏联歌没有工宣队的狗鼻子来嗅了，苏联歌就成了知青的日常歌曲。
　　老龚嗓子好，是美声的那路，用脑腔共鸣，发的是丹田之气。小迷糊是京剧爱好者，下乡还带了把京胡，这时就用京胡伴奏清唱。每晚只要不开会，我们这里就开唱，一首首的跟老龚学。《卡秋莎》、《山楂树》、《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经典，一学就会。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人家苏联，是个很小资的国家，什么东西一弄，就很有味儿。你瞧，山楂树下，两男追一女，多美。我们集体户隔壁也有果树，一问老乡，叫“臭李子树”，就这，还能有什么情调？
　　我们住的房子，是典型的土坯房，泥巴墙，草屋顶，棚顶和四壁用报纸糊了，就算有点儿现代气息。我看过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知道在30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住这样的房子。住在新石器时代的房子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感觉很奇异。
　　我们那时候年轻，相信进化论，相信明天会更好。总幻想有朝一日，能去莫斯科郊外晃悠一晚上，身边还会有个冬妮亚式的姑娘陪着。30多年过去，这梦想才破灭了。知青一代，也老了，在KTV包房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搂在怀里的，是三陪姑娘——差了十万八千里。
　　男愁唱，女愁哭。我们是愁啊。四个女生，连其中的恐龙都不理我们。青春期，我们的冬妮亚在哪儿呢？环境这么恶劣，少壮农民个个有要包二奶的架势。我们自己的女生，我们既征服不了，也保护不了，这叫什么事儿？要不是文革，女生怎么会变成这样，真是——他妈了个腿儿的！
　　乡下的生活，渐渐无趣起来。刚来东甸子住在李裁缝家时，我们还有顽心，感觉上像是来这儿野游，三五天就能回去。时间一长，知道这只是幻觉，回城还不知猴年马月。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又没有窈窕淑女好逑，简直连动物都不如了。
　　我那时比同伴们多一点儿幸运。1968夏季的时候，百无聊赖，老龚曾怂踊我们几个“战友”，撬开校图书馆的窗户，做过两回窃书贼。战果很不错，共窃得艾芜《南行记》、叶紫《丰收集》、瞿秋白《饿乡纪程》等若干好书，开了一回眼界，知道了用汉语写东西也是可以不枯燥的。文学的种子一发芽，心里就多了一份依靠。那一年，上街乱逛时，在桂林路的马路边上，看见一老头（可能没我现在老）在摆书摊。我那时两眼一抹黑，不知好赖，居然让我淘到了繁体字本《艾青诗选》、瞿秋白译《高尔基散文选》和一本卷了边儿的老《译文》。少壮派学者看到这儿，恐怕又该笑了——这算什么东西？告诉你，60年代初的《译文》杂志，可不一般，曾经登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插页上是肯特的铜版画。明白吗？覆巢之下，还真就有个把完卵。我把这些宝贝金蛋都带到乡下来了，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