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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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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局外人》内容提要
莫尔索是阿尔及尔一家法国公司的职员，他接到离阿尔及尔80公里的一个养老院发来的电报说他母亲死了。他请假到了养老院，糊里糊涂地看着别人安葬了他的母亲，他只觉得很累，不想在封棺前再看一眼母亲的遗容，也不知道他母亲到底多大岁数。
下葬的第二天是星期六，不上班。莫尔索到海滨浴场去游泳，碰到了从前的女同事玛丽，两人一起游泳后，晚上又看了一场滑稽电影，然后留玛丽过了夜。
莫尔索的生活十分单调无聊，于是他和同事去追赶一辆卡车取乐。他有个邻居叫雷蒙，被情妇的弟弟痛揍，想让莫尔索代笔写封信把她臭骂一顿。莫尔索答应了，其实他对于做不做雷蒙的朋友是无所谓的。
玛丽到星期六又来和他一起游泳，还问他到底爱不爱她，他觉得这种话毫无意义。雷蒙和情归打架，惊动了警察，雷蒙要莫尔索到警察局去为他作证，莫尔索也觉得无所谓，反正照雷蒙要求的意思去说好了。
老板要莫尔索到巴黎的分号去工作，莫尔索觉得在哪里生活都一样。晚上玛丽来问他愿不愿意和她结婚，他说这个问题毫无意思，她要结婚就结婚好了，这毕竟不是什么严肃的大事。
莫尔索为雷蒙作证之后，雷蒙情妇的弟弟带了一群阿拉伯人来报复，在海滨和他们打了一架。雷蒙被刺伤了胳膊，把手枪交给莫尔索，莫尔索不知道应不应该开枪。后来他被太阳光晒得头昏眼花，感到天旋地转，｜Qī｜shu｜ωang｜恍惚之中向刺伤雷蒙的的阿拉伯人开了5枪。
莫尔索因为杀人被捕，又不愿按照法官的意思向上帝忏悔，于是案子拖了11个月。他逐渐习惯了监狱的生活，时间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最后，检察官指控他在母亲死后不但不哭，还和女朋友去看滑稽电影，乱搞男女关系；为了逃避责任，还作为靠女人生活的雷蒙的同谋从犯去蓄意杀人，因而没有一点人性，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动物，是一个妖魔。法庭据此判处莫尔索死刑。他自己并不感到后悔，只是对检察宫这样缠住他不放感到惊讶。
莫尔索拒绝向神父忏悔，他觉得20岁死和70岁死没有什么区别，像神父这样活着也等于一个死人。但是别人的死活也好，母亲的慈爱也好，对他都没有什么意思了，有一股气息会把生活的岁月吹得一干二净。临刑前莫尔索闪过愿意重新生活的念头，但他仍然觉得现在也是幸福的，想到受刑时会有很多人来看，来咒骂他，他感到自己并不孤单。
《局外人》作品赏析
《局外人》是加缪的成名作，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它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
《局外人》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开始，以“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看，对我发出仇恨的喊叫声”结束。小说以这种不动声色而又蕴含内在力量的平静语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荒谬的人”：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的莫尔索。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莫尔索的母亲去世开始，到他在海难上杀死阿拉伯人为止，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故事。这种叙述毫无抒情的意味，而只是莫尔索内心自发意识的流露，因而他叙述的接二连三的事件、对话、姿势和感觉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给人以一种不连贯的荒谬之感，因为别人的姿势和语言在他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可理解的。唯一确实的存在便是大海、阳光，而大自然却压倒了他，使他莫名其妙地杀了人：“我只觉得饶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我感到天旋地转。海上泛起一阵闷热的狂风，我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大火。我全身都绷紧了，手紧紧握住枪。枪机扳动了……”
在第二部分里，牢房代替了大海，社会的意识代替了莫尔索自发的意识。司法机构以其固有的逻辑，利用被告过去偶然发生的一些事件把被告虚构成一种他自己都认不出来的形象：即把始终认为自己无罪、对一切都毫不在乎的莫尔索硬说成一个冷酷无情、蓄意杀人的魔鬼。因为审讯几乎从不调查杀人案件，而是千方百计把杀人和他母亲之死及他和玛丽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读者看来，有罪的倒不是莫尔索，而是法庭和检察官。
难怪别人把加缪当成莫尔索，以为他也同样对世界采取如此冷漠的态度，加缪感到十分恼火，因为他和莫尔索是截然不同的。当然，他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法西斯，同样也反对共产党，他的政治态度的变化在从《鼠疫》到《反抗的人》等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但是无论如何，加缪不像莫尔索那样对一切都无动于衷，而是对社会有自己鲜明的态度。他以同情的笔调赞扬莫尔索蔑视宗教、蔑视死亡的傲然态度，正是对30～4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揭露和反抗。这种反抗虽然是消极的，然而深刻地反映了二次大战爆发后西方社会中蔓延的对世界感到不安和绝望的心理，因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是主人公又从不分析他内心的思想感情，所以是内心描写和外部描写巧妙的结合，表明加缪掌握了美国作家福克纳、海明威等人的写作技巧。关于审讯和判决的段落则显然受到了卡夫卡作品的影响。主人公在自己不自觉的情况下犯罪，会使人联想到西默农的侦探小说。总之《局外人》的奇特而又新颖的笔调包含了不能以世俗之见和从字面上来理解的意义：塑造了一个显然与众个同的反面人物，却是一个不指望有别的社会，不想和别人有任何联系、只想保持自己个性不受干扰的人物。
加缪的小说风格介于传统小说和新小说之间。一方面，存在主义文学是反传统的，作者从不介入小说，从不干预主人公的命运，从来不发表自己的议论；另一方面，小说的语言又极其简单明晰，可以说具有古典主义的散文风格，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局外人》这部前所未有的小说的成功表明了加缪深厚的艺术造诣。当然，与新小说和荒诞派戏剧相比，包括《局外人》在内的存在主义文学，都由于其流畅可读而应归入传统文学的范围。
（执笔 吴岳添）
多余人？抑或理性的人？
——谈谈加缪的《局外人》
郭宏安
翻开加缪的《局外人》，劈头就看见这么一句：“今天，妈妈死了。”紧接着就是一转：“也许是昨天……”一折一转，看似不经意，却已像石子投入水中，生出第一圈涟漪……
《局外人》的第一句话实在是很不平常的。“妈妈……”，这样亲昵的口吻分明只会出自孩子的口中，成年人多半要说“母亲……”的。然而说话人恰恰不是孩子，而是一个叫默而索的年轻人。他在临刑前，以一种极冷静极枯涩、却又不乏幽默、有时还带点激情的口吻讲述他那极单调极平淡、却又不乏欢乐、有时还带点偶然的生活，直讲到被不明不白地判了死刑。默而索不说“母亲”而说“妈妈”，这首先就让我们感动，凄凄然有动于中。我们会想：他在内心深处该是对母亲蕴藏着多么温柔多么纯真的感情啊！
然而他竟没有哭！不惟接到通知母亲去世的电报时没有哭，就是在母亲下葬时也没有哭，而且他还在母亲的棺材（他居然没有要求打开棺材再看看母亲！）面前抽烟、喝咖啡……我们不禁要愤然了：一个人在母亲下葬时不哭，他还算得是人吗？更有甚者，他竟在此后的第二天，就去海滨游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并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处。这时，我们几乎不能不怀疑他对母亲的感情了。也许我们先前的感动会悄悄地溜走，然而竟没有。默而索不单是令我们凄然、愤然，他尤其让我们感到愕然：名声不好的邻居要惩罚自己的情妇，求他帮助写一封信，他竟答应了，觉得“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老板建议他去巴黎开设一个办事处，他竟没有表示什么热情，虽然他“并不愿意使他不快”。对按理说人人向往的巴黎，他竟有这样的评价：“很脏。有鸽子，有黑乎乎的院子……”玛丽要跟他结婚，他说“怎么样都行”，要一定让他说是否爱她，他竟说“大概是不爱她”。最后，他迷迷糊糊地杀了人，对法庭上的辩论漠然置之，却有兴趣断定自己的辩护律师的“才华大大不如检察官的”。就在临刑的前夜，他觉醒了：“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他“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他居然感到他“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他似乎还嫌人们惊讶得不够，接着又说：“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这是《局外人》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一句很不平常的话。
以很不平常的话开头，以很不平常的话结尾，使《局外人》成为一本于平淡中见深度、从枯涩中出哲理的很不平常的书。我们的凄然，我们的愤然，我们的愕然，使我们不能不想一想：这位默而索究竟是何等样人。奇人？怪人？抑或是常人？多余人？畸形人？抑或是明白人？
有人说他是白痴。从他生活态度的萎靡消极，从他对人对事的反应的机械迟钝，从他对周围人们遵奉的价值观念的无动于衷，从他对本能的、即刻的肉体满足的强烈要求，从这些方面看，他确乎有些是。然而，他知道别人都为他失去母亲难过。他惟恐养老院院长因他将母亲送进养老院而责怪他，对于能否在母亲的棺材前抽烟也曾有过犹豫。他有敏锐的观察力，并且不乏判断力，例如他从那些看过电影回来的“年轻人的举动比平时更坚决”，推断出“他们刚才看的是一部冒险片子”。他尤其对太阳、大海、鲜花的香味等十分敏感。当神甫劝导他皈依上帝的时候，他可以揪住神甫的领子，把他内心深处的话、喜怒交进的强烈冲动，“劈头盖脸地朝他发泄出来”。这样一个敏感、清醒、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的人怎么可能是白痴呢？
有人说他是个野蛮人。怕也不尽然，或竟可以说似是而非。在法国作家的笔下曾经多次出现过野蛮人或远离人类文明的化外之人的形象。他们纯朴善良，弃圣绝智，无知无识，不知有欺诈，亦不知有善恶，若一旦有机会进入文明社会，其结果不是逃离便是堕落。他们无例外地成为作家们歌颂的对象，如蒙田、卢梭、夏多布里昂等。默而索只有一点和他们相像，即对文明社会格格不入，而对阳光、大海、清凉的夏夜却如鱼得水，或者说“肉体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乱”。然而默而索并非生活在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里，他是法国人，是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首府阿尔及尔的一家船运公司的职员。他还读过大学！只此一端就使他不但成不了野蛮人，怕连个平头百姓也做不得，他有文化，可以给同伴解释电影的内容，可以帮助邻居写相当微妙的信。他还读报！而读报，按加缪（或他的人物克拉芒斯）的说法，是现代人的两大特点之一，另一个特点是通奸（见《堕落》）。因此，默而索之自绝于乃至见弃于人类社会，显然不是由于野蛮人的原因所致。他曾经有过符合人类社会的价值标准的“雄心大志”，他对违反传统行为模式的举措经常有一种过失感，但他终于认识到这一切都“无所谓”，并不能改变生活。这样一个有意识地拒绝文明社会的人怎么可能是野蛮人呢？
有人说他是“一个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那么，一般人的理性是什么呢？无非是认可并接受传统的价值观念，如感情，爱情，事业上的抱负，对地位和金钱的追求，对于过失的悔恨，以及信仰上帝等等；无非是遵循习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如母亲下葬时要痛哭流涕，娶一个女人时要说“爱她”，在法庭上要寻求有利于自己的辩护，在神甫面前要虔诚谦卑等等。然而默而索恰恰是拒绝传统的价值观念，对由习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不以为然。他不想说谎，而不说谎不单是不说假话，也包括了不夸大其辞。他“不说废话”，而加缪认为：“男人的丈夫气概并不体现于言辞，而是体现于沉默。”他被判死刑后，曾经进行过那么复杂微妙的思索，甚至在想象中“改革了刑罚制度”。他对神甫的信仰作出过最严厉的判断：‘他的任何确信无疑，都抵不上一根女人的头发。”他对人类的处境作出了“进退两难，出路是没有的”悲观概括，这样的人，难道可以说是“一个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鸣？
默而索既非白痴，又非野蛮人，更不是一个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他是一个有着正常的理智的清醒的人。然而他却不见容于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他杀了人。检察官指控：“我控告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
诚然，默而索埋葬母亲时没有哭，难道说他这就犯下了死罪吗？从习俗的角度看，表示悲痛只有哭泣，别无他途。死了人总是要哭的，连器具也有叫哭丧棒的，不独死者亲属哭，甚至可以雇人来哭，中国有，甚至科西嘉也有，如高龙巴。这种由习俗规定的行为模式，是生活在社会中、并与社会合拍的人所必须遵守的。从这个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的要求来看，默而索之不哭便被看成了禽兽的行为，为人类社会所不容。
当然，法律不会这样愚蠢，径直将“不哭”判为弑母，它总要寻出“正当”的理由来要一个人的脑袋。这理由在默而索身上恰好有一个：他杀了人。我们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默而索杀人实在是出于正当防卫的动机，只不过是他“因为太阳”（而他是那样地喜欢太阳）而判断失误，使正当防卫的可辩护性大大地打了折扣。尤其是辩护律师的“才华大大不如检察官”，从“以习俗的观点探索灵魂”这一共同立场出发，他的所谓“正经人，一个正派的职员，不知疲倦，忠于雇主，受到大家的爱戴，同情他人的痛苦”之类的辩护，自然抵挡不住检察官的“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的指控。从法律的观点看，检察官的指控无懈可击，律师的辩护软弱无力，默而索必死无疑。但从解除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和传统行为模式的制约的人性的观点看，默而索实在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地方。他没有哭死去的母亲，但心里是爱她的，并曾努力去理解她。他“大概不爱”而愿娶玛丽，是因为他觉得人人挂在嘴上的“爱”并不说明什么。他对职务的升迁不感兴趣，是因为他觉得那并不能改变生活，而且他是曾经有过但后来抛弃了所谓“雄』心大志”。他拒绝接见神甫，是因为他觉得“未来的生活”并不比他以往的生活“更真实”。然而社会为了自身的安定恰恰要求它的成员信守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否则，一个人的灵魂就会变成一片荒漠，令检察官先生们“仔细探索”而“一无所获”；就会“变成连整个社会也可能陷进去的深渊”，令检察官先生们“意识到某种神圣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因此，站在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的立场，量刑的标准其实并不在罪行的轻重，而在它对社会秩序的威胁程度，而所谓威胁程度，则全在于检察官一类人的眼力。法律的这种荒唐实在并非没有来由的。
加缪曾经把《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这种近乎可笑的说法隐藏着一个十分严酷的逻辑：任何违反社会的基本法则的人必将受到社会的惩罚。这个社会需要和它一致的人，背弃它或反抗它的人都在惩处之列，都有可能让检察官先生说：“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默而索的脑袋诚然是被他要了去：社会抛弃了他，然而，默而索宣布：“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这时，不是可以说是他抛弃了社会吗？谁也不会想到默而索会有这样的宣告，然而这正是他的觉醒，他认识到了人与世界的分裂，他完成了荒诞的旅程的第一阶段。
我们终于说到了“荒诞”。谈《局外人》而不谈荒诞，就如同谈萨特的《恶心》而不谈存在主义。加缪写过以论荒诞为主旨的长篇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事实上，人们的确是常常用《西绪福斯神话》来解释《局外人》，而开此先例的正是萨特。他最早把这两本书联系在一起，认定《局外人》是“荒诞的证明”，是一本“关于荒诞和反对荒诞的书”。我们读一读《西绪福斯神话》，就会知道，萨特的评论的确是切中肯失的。加缪在这本书中列举了荒诞的种种表现，例如：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怀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分裂；肉体的需要对于使之趋于死亡的时间的反抗；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使人的理解成为不可能的那种厚度和陌生性；人对人本身所散发出的非人性感到的不适及其堕落，等等。由于发现了“荒诞”，默而索的消极、冷漠、无动于衷、执着于瞬间的人生等等顿时具有了一种象征的意义，小说于是从哲学上得到了阐明。当加缪指出，“荒诞的人”就是“那个不否认永恒、但也不为永恒做任何事情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不难想到默而索的。尤其是当加缪指出“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的时候，我们更会一下子想到默而索的。“荒诞的人”就是“局外人”，“局外人”就是具有“清醒的理性的人”，因为“荒诞，就是确认自己的界限的清醒的理性。”于是，人们把默而索视为西绪福斯的兄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当然，萨特评论的权威性，也由于得到了加缪的主观意图的印证，而更加深入人心。加缪在1941年2月ZI日的一则手记中写道：“完成《神话》。三个‘荒诞’到此结束。”我们知道这三个“荒诞”指的是：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小说《局外人》和剧本《卡利古拉》。三者之间的关系于此可见。这种三扇屏式的组合似乎是加缪偏爱的一种形式，例如哲学随笔《反抗者》、小说《鼠疫》和剧本《正义者》。这是后话，不及细论。
阅读《西绪福斯神话》，固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局外人》，但是，如果《西绪福斯神话》对于《局外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理解的帮助，而且还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想这并不是作为小说的《局外人》的一种荣幸，而只能是它的一大缺欠，因为这说明，《局外人》作为小说来说不是一个生气灌注的自足的整体，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哲学观念的图解罢了。幸好事实并非如此。《局外人》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说，它以自身的独立的存在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所以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们，是因为它迫使我们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世界是晦涩的，还是清晰的？是合乎理性的，还是不可理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和谐一致的，还是分裂矛盾的？默而索不仅是一个有着健全的理智的人，而且还是个明白人，他用自己的遭遇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他最后拒绝进入神甫的世界更是标志着一种觉醒：他认识到，“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实”。默而索是固执的，不妥协的。他追求一种真理，虽死而不悔。这真理就是真实地生活。加缪在为美国版《局外人》写的序言中说：“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我想这话是不错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默而索是一位智者，因为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写道：“如果智者一词可以用于那种靠己之所有而不把希望寄托在己之所无来生活的人的话，那么这些人就是智者。”默而索显然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要“义无反顾地生活”，“尽其可能地生活”，相信“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因此，他声称自己过去和现在都是幸福的，这虽然让人感到惊讶，却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加缪认为：“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两个儿子”，幸福可以“产生于荒诞的发现”。当然，默而索是在监狱里获得荒诞感的，在此之前，他是生活在荒诞之中而浑然不觉，是一声枪响惊醒了他，是临近的死亡使他感觉到对于生的依恋。于是，默而索成了荒诞的人。局外人就是荒诞的人，像那无休止地滚动巨石的西绪福斯一样，敢于用轻蔑战胜悲惨的命运。而加缪说：“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局外人》的读者可以不知道默而索什么模样，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但他们不可能不记住他，不可能不在许多场合想到他。默而索将像幽灵一样，在许多国家里游荡，在许多读者的脑海里游荡。如果说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人际关系变了，那他们可以记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法国或类似的国家里，有那么一个默而索……
一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乘两点钟的公共汽车，下午到，还赶得上守灵，明天晚上就能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样的理由，他不能拒绝。不过，他似乎不大高兴。我甚至跟他说：“这可不是我的错儿。”他没有理我。我想我不该跟他说这句话。反正，我没有什么可请求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后天他看见我戴孝的时候，一定会安慰我的。现在有点像是妈妈还没有死似的，不过一下葬，那可就是一桩已经了结的事了，一切又该公事公办了。
我乘的是两点钟的汽车。天气很热。跟平时一样，我还是在赛莱斯特的饭馆里吃的饭。他们都为我难受，赛莱斯特还说：“人只有一个母亲啊。”我走的时候，他们一直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烦，因为我还得到艾玛努埃尔那里去借黑领带和黑纱。他几个月前刚死了叔叔。
为了及时上路，我是跑着去的。这番急，这番跑，加上汽车颠簸，汽油味儿，还有道路和天空亮得晃眼，把我弄得昏昏沉沉的。我几乎睡了一路。我醒来的时候，正歪在一个军人身上，他朝我笑笑，问我是不是从远地方来。我不想说话，只应了声“是”。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我走去了。我真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先见见院长。他正忙着，我等了一会儿。这当儿，门房说个不停，后来，我见了院长。他是在办公室里接待我的。那是个小老头，佩带着荣誉团勋章。他那双浅色的眼睛盯着我。随后，他握着我的手，老也不松开，我真不知道如何抽出来。他看了看档案，对我说：“默而索太太是三年前来此的，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是在责备我什么，就赶紧向他解释。但是他打断了我：“您无须解释，亲爱的孩子。我看过您母亲的档案。您无力负担她。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又很菲薄。总之，她在这里更快活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说：“您知道，她有年纪相仿的人作朋友。他们对过去的一些事有共同的兴趣。您年轻，跟您在一起，她还会问得慌呢。”
这是真的。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看着我，不说话。她刚进养老院时，常常哭。那是因为不习惯。几个月之后，如果再让她出来，她还会哭的。这又是因为不习惯。差不多为此，近一年来我就几乎没来看过她。当然，也是因为来看她就得占用星期天，还不算赶汽车、买车票、坐两小时的车所费的力气。
院长还在跟我说，可是我几乎不听了。最后，他说：“我想您愿意再看看您的母亲吧。”我站了起来，没说话，他领着我出去了。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说：“我们把她抬到小停尸间里了。因为怕别的老人害怕。这里每逢有人死了，其他人总要有两三天工夫才能安定下来。这给服务带来很多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不少老人，正三五成群地闲谈。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都不作声了；我们一过去，他们就又说开了。真像一群鹦鹉在嘁嘁喳喳低声乱叫。走到一座小房子门前，院长与我告别：“请自便吧，默而索先生。有事到办公室找我。原则上，下葬定于明晨十点钟。我们是想让您能够守灵。还有，您的母亲似乎常向同伴们表示，希望按宗教的仪式安葬。这事我已经安排好了。只不过想告诉您一声。”我谢了他。妈妈并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也从未想到过宗教。
我进去了。屋子里很亮，玻璃天棚，四壁刷着白灰。有几把椅子，几个X形的架子。正中两个架子上，停着一口棺材，盖着盖。一些发亮的螺丝钉，刚拧进去个头儿，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看得清清楚楚。棺材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穿着白大褂，头上一方颜色鲜亮的围巾。
这时，门房来到我的身后。他大概是跑来着，说话有点儿结巴：“他们给盖上了，我得再打开，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材，我叫住了他。他问我：“您不想？”我回答说：“不想。”他站住了，我很难为情，因为我觉得我不该那样说。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我，问道：“为什么？”他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好像只是想问问。我说：“不知道。”于是，他拈着发白的小胡子，也不看我，说道：“我明白。”他的眼睛很漂亮，淡蓝色，脸上有些发红。他给我搬来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后面。女护士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长的是恶疮。”因为我不明白，就看了看那女护土，只见她眼睛下面绕头缠了一条绷带。在鼻子的那个地方，绷带是平的。在她的脸上，人们所能见到的，就是一条雪白的绷带。
她出去以后，门房说：“我不陪你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个什么表示，他没有走，站在我后面。背后有一个人，使我很不自在。傍晚时分，屋子里仍然很亮。两只大胡蜂在玻璃天棚上嗡嗡地飞。我感到困劲儿上来了。我头也没口，对门房说：“您在这里很久了吗？”他立即回答道：“五年了，”好像就等着我问他似的。
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如果有人对他说他会在马朗戈养老院当一辈子门房，他一定会惊讶不止。他六十四岁，是巴黎人。说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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